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知识份子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并摆脱苏联控制的抗议游行，之后，苏联在中共的支持下出兵对其进行了血腥镇压，造成了2万多人死亡。此时，与匈牙利远隔万里的中国也正在酝酿着一场针对知识份子的运动。时任中共最高党魁的毛泽东因为此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引起了国人特别是知识份子的不满，为了匈牙利事件不再中国上演，毛决心消灭不满情绪，特别要将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份子彻底消声。
在经过了一番筹划后，毛和中共以“引蛇出洞”的方式诱使众多知识份子“大鸣大放”。在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后，毛对知识份子下手了。1957年6月，“反右”运动正式开始，被定为右派集团的有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份子的3,178,470人，列为中右的1,437,562人。他们的命运极其悲惨，不少人更是与亲人阴阳永隔。
比如在北大800多名右派份子中，至少有8名学生右派遇害，当年北大化学系三年级、来自四川的学生张锡锟就是其中之一。据同在北大读书的校友陈奉孝回忆，他和张锡锟是在“反右”运动中认识的。当时陈奉孝和北大一些为追求真理、不畏权势的学生组织成立了社团“百花学社”，并创办了壁报以及其后的刊物《广场》。张锡锟后来也加入其中。
早在“百花学社”成立前，张锡锟就曾写过几张很有影响的大字报，一个题目是“制度问题”。在文章中，张锡锟明确指出：“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在于制度……制度是人订的。而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性、两面性……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制度并非神圣不可侵犯。除此而外，他还提到了等额选举的不合理性、在民主集中制下集中过多的弊端以及人人在宪法面前应该一律平等，等等。这样的内容显然无法为中共容纳。
另外两张大字报的题目分别是“卫道者逻辑大纲”和“人性的呼唤”。前者把当年的教条主义者刻画得入木三分，比如“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他的批评是反对全党；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便是煽动闹事；歌颂奉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盲目服从就是否定一切；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后者则鞭挞了阶级性对人性的摧残，鞭挞了官僚主义对人身的无形的迫害，点出了中共泯灭人性的根源所在，并呼吁人们“不要再出卖良心，不要再屠杀自己的兄弟。回到人性中来”。据说，当年看过张锡锟写的大字报的人，都十分钦佩他。
在张锡锟加入“百花学社”后，陈奉孝对其印象颇佳，认为他“敦厚踏实，朴实诚恳，忠厚热情，沉默寡言，从不爱出风头，是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反右后期，“百花学社”被迫宣布解散，印《广场》的纸张和稿件也被当时的《工人日报》出版社扣押。为了抗争，“百花学社”的成员不少人将自己的衣物卖掉，买了部手推式油印机和少量的大白纸，在陈的宿舍里刻蜡版油印，连续干了四个昼夜。这其中就包括张锡锟。
随着“反右”的日趋激烈，“百花学社”和成员的命运也可预见。对此，张锡锟如此说道：“形势的发展看来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对我们来说，最后的结局可能是悲剧性的。不过任何政治运动总会有人做出牺牲，只要我们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他喜欢背诵英国诗人拜伦的一首诗：“爱我的，我致以叹息；恨我的，我致以微笑；无论头上有怎样的天空，我准备承受任何风暴！”
1958年，作为组织者的陈奉孝被捕，而张锡锟等人则被打成右派，送去北京团和农场劳教。1969年林彪下达命令，走资派、四类分子、右派都被送出北京，疏散到外地。劳教分子遣送回老家，交给群众专政。张锡锟因此被遣送到四川北部的一个劳改农场，继续劳教。
失去自由十多年的张锡锟，不堪忍受无休止的劳教生活，试图组织反抗，逃离劳改农场，但都没有成功。在一次越狱失败后，他曾向狱方直言：“从我当学生被划成右派起，就知道你们共产党一贯是骗人的，以后也一定会因此而倒台。”
1977年，在中共“粉碎‘四人帮’“后，张锡锟被当局以“企图组织逃脱”的罪名枪毙，其遗体由其妹妹领走，掩埋在四川盆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据说，在临刑前，被五花大绑的他立而不跪，还踢伤了刽子手的下身。
根据陈奉孝的记述，早已结婚的张锡锟死后，其妻子不得不改嫁，两人唯一的女儿随了母亲的姓，今天大概有60多岁了吧。因作为直系亲属的女儿没有提出洗刷冤案的要求，张锡锟的冤案至今没有昭雪。然而，他当年对中共一针见血地透视，对中共倒台的预言，时至今日依然掷地有声，而有多少人同张锡锟一样，盼望着中共的早日倒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