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1日星期六

李承鹏新文完败韩寒三博 一夜轰动网络

 

——李承鹏:民主就是有权不高兴 

编者按:此文已经从李承鹏的新浪博客人间蒸发。但不到24小时,网络转载已经超过60万。

/comment/data/uploadfile/201101/20110103173855456.jpg李承鹏


当今中国,不存在走着前进还是跑着前进的问题,只存在要不要前进的问题。否则你明白不了不准搞、不准搞、不准搞……那样的议题。

当今中国,不存在开快了或开慢了的问题,只存在要不要正确行驶的问题。否则你解释不了很快的动车追尾了、很慢的校车倾覆了、不快不慢的公交车也自焚了,这些社会问题。

当今中国,不是用补药还是下猛药的问题,只存在一个病人讳疾忌医,甚至病急乱投医。比如,毒奶横行是因为草他妈,假药滥市因为销售代表道德低下,最漂亮的馒头就是染色馒头,政府不反思官德崩坍却号召全民提高私德,这么一系列跑题的案例。

不存在革命还是改良的方式问题,只存在想不想与世界一起前行的方向问题。

问题就在那里,贱民和执政者都看见了的,可尚存理想和试图改变倒成了暴力问题。你见过有谁暴力革命,乌坎的老头、海门的阿婆、狼奔豕突的小贩,还是在宪法范围内参选的独立候选人……民主,只是一种常态机制,是一个人身体出问题可以随时帮他治病。没有所谓时机,你见过哪家医院门口悬挂“时机不对,请勿入内”。没有所谓素质,我们从未听到过哪名医生说“凡文盲者,乱棍打出”。

我要告诉即得利益者,民主不是打倒你,民主是让你成本更小更有底气更能发挥你的才华,正大光明地获得本该有的利益,而不是被迫天天做假账,月月备上红包,到了年底低三下四给工商税务送上大礼,见个科长就满脸堆笑,见个省级官员恨不得让他爆菊。

我要告诉非即得利益者,民主就是保护你,不是街市大乱、网络尽断、喝不到奶吃不上饭。何况,现在的街市不乱、网管不掐断你的线、吃的饭里没有苏丹红喝的奶没有三聚氰胺?民主如此简单,是不只让一个早抓起来的部长为举国兴建的动车负责,不只让一个临时工油漆工为上海着火的大楼负责,不只让一个编外司机为一车又一车的孩子们负责……就是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如果嫌这仍装13,民主是拎包上班、买菜回家、疯狂造爱、娶妻生子;不是坐公交挤成照片、找工作遭受白眼、有身份证却没有身份,生了人却没有人生。即使一切不能改变,也要改变每到开会,他们负责决定,我们负责鼓掌和观看。

当今社会之积患,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从封疆大吏,到扫地的阿姨,大家内心里都盼着那条船。前天70多名深圳城管在政府门口抗议,“剥削劳务工,还我血汗钱”,被百名特警队分割包围押上了警车。勇猛如城管大哥也不能幸免。一个幻想,过去是城管押走老百姓,这次是特警押走城管,下次会不会是野战军押走特警?

可见中国之民主,不是多与少、快与慢、轻与重、急与缓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的问题。不存在时机问题,而只有一而再、再而三错失良机的问题。可是每当需要变革的时刻,总有青青黄黄跳出来,还没见到选票,就说要贿选,没开始民主,就说会血流成河,我认为是一种吓唬式的教育。你都没试,怎么能说不能呢。等于是站在桥上说,人民还不会游泳啊,河里还没有石头呢,等一等吧。然后,你却从桥上过河了。多有喜感的一个画面。

我要告诉左中右派,民主是我们所有人的权利。是公共使用权,动车不追尾、飞机不晚点、马路不为领导车队封路;是知情权,股市永远低迷的答案,官员的账户里有多少钱,多少名字深埋于地下;是价值评估权,不要伪劣驱逐良币,不要蠢才当道、人才垫脚,要让勤勉和才华重见天日;是被保护权,人人交了税,就是交了保护费,军队对外不对内。是参与权、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上述四权不是我发明的,是涛哥今年刚说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民主在这个国家被教育成一件很高端的事情,其实民主从来不是装高端,只是保证吃喝拉撒的种种庸俗。这样一些权利,如果你说也没操作性,我只想要一个最低端的权利,可以表达不高兴的权利:

我得说,住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小区里,过得并不是很开心。这里的下水道堵了很久没人修,这里的电梯在摔死人前,也无人管。这里的物业不是业主选出来的,但谁是业主却归物业决定。还不准提意见,谁提,就不热爱这个小区,就是反对这个小区。奇妙的是,那么热爱这个小区的物业们,全家老小却住在别的小区。

我爱这个小区,可是过得不开心。有一种说法是,这需要等待物业配合,盼望好的人品和运气,要讨价还价。我不认为这是对的,本来就是我们的,干吗要讨价还价?这就像,你跟小区经理探讨这房子产权到底是谁的,跟门卫探讨是否可以在这里借住一夜,跟保安壮烈地探讨这女人其实你的,电工打你家小孩时,你不收拾丫的却跟他大谈文化建设。而且,这一切的过程还是跪着的,你见过跪着跟别人讨价还价的吗。

我觉得跪着的成熟,并不合逻辑。

最后的问题,我感到是萦绕在很多朋友心头的问题:难道你不觉得素质低是客观事实吗,难道说了实话也有该批评吗,即使观点有错也引发了一个大思考啊。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宁坐在宝马后面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说的也是客观事实,也引发了全社会对无奈现实的大思考,请问当初朋友们批评她了吗;素质低就不适合马上享受民主,可是,那么多官员家属都在米国生活着,他们道德水准这么低,听说在那里生活得如鱼得水,也不敢套牌车七十码撞飞了人还说我爸是李刚。

如果我没猜错,这时有些朋友脑海里已闪现出“这是两码事”来回击。真是两码事吗,也许是。只要你愿意,宇宙跟一眨眼前已是两个宇宙,今年的你和去年的你也是两码事,明年的你再看今年的话题,正是两码事。

你抱怨过让员工只捐十元钱的王石吗;你崇拜过“中国人是要管一管”的成龙吗;你鄙视过不为自由而战的李敖吗。

这正是我苦恼的地方,有时只想谈谈每个人应拥有的权利,却被搞成争论哪个人更正确。权利就是权利,没有正确的权利,和错误的权利。像我这样一个庸俗不堪的人,并不正确,可活在这样一个由外国人他爸管理的小区里,该拥有一个可以不高兴的权利。不是中国人不高兴,而是中国人,有权对中国不高兴。

明白此,你已拾起一块叫不高兴的砖,敲响那道自由的门。

本文网址: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2011/1231/-21641.html

【李承鹏,韩寒】

访民听审被控“颠覆国家”

访民听审被控“颠覆国家”

来源: 自由亚洲电台
四川维权人士刘贤斌早前接受审讯期间,三名女支持者到法院旁听,竟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罪无限期取保候审,公安更恐吓她们会加添企图劫犯罪。受害人指当局罗织罪名对她们报复。
刘贤斌被当局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今年3月25日在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讯。成都市三名女访民彭天惠、李仁玉及阚思芸,当日结伴前往旁听,但三人还未进入法院,就遭到遂宁警方抓捕。当时遂宁警方向她们保证,只是进行身份登记和简单查问。但估不到,三人不单至被拘留一个月,更被当局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李仁玉批评局方胡乱安插罪名,到法院听审继而变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不可理解。她说:“我都不知为何,我们当日去遂宁他们把我们玩弄,最后更监禁一个月,接著就取保候审,我们多番追问,他们也没有给我一个真确的时间。现在我们要每个月去公安局签到。”
另一访民彭天惠指出,她们三人上周到居住地所属的成都市锦江区公安分局谘询最新情况,但国保突然宣布三人就此案需要无限期延续取保候审。她说:“起诉时间是甚么时候至甚么时候都没有写,他们只是说要延长调查时间,我们多次追问要书面答覆,但没有。我们也没有办法了。”
彭天惠指,还记得刘贤斌案开庭当日被遂宁警方抓捕后,三人被转交回成都市春熙路派出所。当时春熙路派出所警方向她们进行审讯,要求三人在刑事拘留证上签字,但遭到拒绝。警方就再一步恐吓彭天惠等人,指当局会组织罪名,指控三人意图要劫法院,把刘贤斌救出来。
今年4月底三人释放时,警方表示要进行取保候审,当时对方曾承诺取保侯审仅需半年时间,但现在明显是出尔反尔。彭天惠估计,由于她们三人过去十年就当局非法收地及家人被判入狱的问题,经常上访维权。因此一早被当地政府视为搞事的眼中钉。过去半年的取保候审期间,她们并没有停止维权,曾计划组织当地访民到北京上访。她们相信,警方未必有足够证据指控她们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但以拖延取保候审控制她们的出入自由,并藉机找更有力的原因将她们入罪。
她说:“当时我们在法院连口号都没有叫,就给他们安插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们因为房屋被拆迁一事经常上访,又控告政府,估计我们的案件就变得复杂了。”
而本台致电成都市锦江区公安分局查询彭天惠、李仁玉等三人要无限期延续取保候审的理由,接听警员表示不清楚相关情况。
记者:“请问为何彭天惠、李仁玉他们要一直候保?
警方:这个事情我不清楚。”
刘贤斌八九年就读人民大学期间,因参与学运被判刑两年半,出狱后不断受公安骚扰,98年因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三年,至2008年提早获释。去年六月,再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今年三月,被四川遂宁市中级法院判刑10年。
访民听审被控“颠覆国家”

李钟琴:三篇文章看完才看清韩寒


2011年岁末,韩寒以《谈革命》、《说民主》两篇博文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韩寒被收买了,变成犬儒了,彻底堕落了,网上一片口诛笔伐之声。对于韩寒的两篇博文,我也有不同观点,但一直没形成文字。因为,我感觉韩寒这个系列文章起码是个“三部曲”,应该还要写篇《论自由》。
果然,今天在韩寒的博客上看到了他的新作,只是题目不是《论自由》,而是《要自由》。
三篇文章联系起来看,其思想脉络就很清晰了:反对革命,担忧民主,讨要自由。

韩寒反对革命理由,是因为他认定和平演变式的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中国发生革命,必然是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的破坏性以及后果的不确定性,令人担忧。那么,韩寒凭什么说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呢?韩寒的论据是:“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原来如此!韩寒反对革命的理由,源于对中国人素质的极端绝望。他的各种推论也就顺理成章了:劣等民族如果革命必然是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革命的果实必然被心狠手辣者窃取;低素质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如果实行民主,也必然是多数人的暴政。
这些论点其实并不新鲜。关于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争论,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发生过,最后还是革命取代了改良。在内忧外患频仍的清末,一开始谁都不愿流血革命,谁都希望渐进式的改良,谁都知道这样代价最小。最坚定的革命派孙中山最初也是个改良派,他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在吃了闭门羹后才立志推翻清朝的。
然而俗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专制体制之所以具有刚性和隋性,是因为这种体制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官为本。掌权者充分体会到了权力的好处,又怎么会有革掉自己权力的动力?再说了,独裁者必然作恶多端,作恶越多,越需要紧握权杖来保护自己。历史和现实中虽然也有独裁者主动还权于民的特例,但更多的例子是紧握大权到最后一刻,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就不用列举了吧?

革命也好,民主也罢,其实都是手段,而非目的。革命或民主的目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正义的阳光普照,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所以,韩寒的第三篇博文主旨是“要自由”。韩寒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要自由)了。”
革命,是逼迫独裁者交出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民主,是通过人民的选举权、舆论监督权等等来限制政府权力滥用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实现目的的有效手段,又如何能得到你渴望的自由呢?须知,讨价还价,是要以双方实力相差不多为基础的。一方独大,你凭什么与人家讨价还价?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下令镇压,武汉革命军苦守弹丸之地,除了誓死抵抗,并没有与清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直到十八省陆续宣布反清或独立,清政府在袁世凯的要胁下,才不得不与南方谈判,才不得不宣布退位。我们都知道,在戊戌变法之前,大家就寄望于清政府改良,改了二十多年,只不过是在这也绝不那也绝不的前提下弄出个皇族内阁来愚弄国人。事实证明,统治者往往只听得懂枪声,而听不见乞求。
与虎谋皮可以,前提是你有了把老虎打死的能力。

说到民主,韩寒又唱起了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老调。
这里,韩寒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悖论。试问韩寒:您是中国人吗?如果您是中国人中的一员,那么您的素质是高还是低?如果您认为自己素质高而别的中国人素质低,那么您应该特别说明:中国人并不包括我韩寒;或者应该特别说明:除韩寒之外的中国人素质低。如果您与普通中国人一样素质低,那么您也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那么,您凭什么“要自由”呢?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所谓国民素质低,不是不能实行民主的理由,而恰恰是不民主的结果。如果说人民的素质低就不能有民主,那么不民主将导致人民的素质更低。难道指望专制制度和愚民政策来提高人民的素质吗?

韩寒想要的自由并不过分,甚至有些卑微——“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看完他的第三篇文章,我不禁哑然失笑。韩寒其实并没有“堕落”,但也没有成熟。他的乞求有些幼稚,有些搞笑。
韩寒写道:“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我忽然想起了被西门庆差点踹死的武大郎。武大伤重卧床,对潘金莲道:“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归来,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怜我,早早服侍我好了,他归来时,我都不提!”
瞧瞧,武大郎在向潘金莲承诺“不清算,向前看”时,尚且知道抬出武松。如果没有武松的武力作后盾,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武大郎有资格向潘金莲、西门庆承诺“不清算,向前看”吗?
而韩寒先否定武松,即而开始乞求,居然又以胜利者的姿态作出了宽容大度的承诺,却不知这乞求是何等的卑微无力,这承诺又是何等的滑稽可笑!

最可笑的,是韩寒捣起了“党即人民”、“人民就是体制”的浆糊。
他说:“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
乍看貌似有理,其实大谬不然。这就如同将政府、国家、祖国混为一谈一样,很容易混淆视听。
且不说八千万党员和三亿党员亲属是否能代表十几亿中国人,即使是全民皆党,人民与党也不能混为一谈。
其实,从来就没有哪个党员认为自己代表党、自己就是党。中国人都有自谦的传统,只有在吹捧别人时才谀词如潮。如果哪个人时时处处吹捧自己“伟大光荣正确”,高呼自己“万岁”,不被人视为精神病才怪。文革之时,全国人民都胸戴毛像章、手挥毛语录、高呼毛万岁,唯独毛自己不戴自己的像章、不举自己的语录、不喊自己万岁。大概毛也知道,肉麻地自吹自擂是可耻的。而党员可以毫不脸红地赞颂党,说明大家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就是党,所以也歌颂起来就不以为耻。韩寒却说党“就是人民本身”,恐怕认可的人不多吧?
不用说人民不能代表党,就连党的总书记,也代表不了党。那么,党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党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躯壳。谁能掌握这个工具,谁能操控这个躯壳,谁就能代表党。而普通党员,什么都不是!
如果把体制比作一条大船,那么入党就相当于拿到了一张挤进体制的船票。有了船票的乘客,不见得就能代表这条大船,不见得能够左右大船的航向。掌握航向的是船长以及掌控关键部位的少数人。如果大船偏离了航向,或撞到了冰山,那么,乘客也是受害者,对事故或沉船是没有责任的。而韩寒的逻辑是,既然人人有船票、人人在船上,那么人人都是船本身,船的缺点就是乘客的缺点,船出了事故,乘客都有责任。这不是捣浆糊是什么?当你认为“船的缺点就是乘客的缺点”的时候,胡作非为的船长们正在偷着乐呢!

当然,韩寒的文章绝非一无是处。我也不愿意看到暴力革命,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改良实现人的自由。我更认同韩寒所说的“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但是,我并不一味地反对革命,也并不痴心寄希望于改良。如果改良能够进行,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出现革命。革命从来都是逼出来的。所以,当人们开始谈论革命的时候,往往是改良无望之时。时机不到,早来也会夭折;时机成熟,该来的总会到来!
那么,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韩寒大概把知识分子定位为“文人”了,他说:“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这番高论,更是莫名其妙!“文人”既然有自己的正义,当然要有自己的立场。既不能做依附强权的墙头草,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做“反向墙头草”,“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难道眼看卡扎菲不行了,就必须转头倒向卡扎菲么?
韩寒的三篇系列文章,其实反映了韩寒思想的困惑和迷失。我认为这是由于韩寒思想的不成熟,而不相信这代表着一代青年才俊向犬儒的堕落。毕竟,韩寒的名言曾让我视作知识分子的良知底线:“可以不为自由而战,但不能为高墙添砖!”愿韩寒能够遵守自己的这句名言。





































2011年12月30日星期五

2012倒计时 大陆民众谈一年的遗憾

 

记者骆亚报导 2012进入倒计时,历史长河中即将翻过新的一页之际,回顾2011,从天灾人祸来看有人说这是悲情的一年;从阿拉伯之春到中国的茉莉花,有人说是这是充满变数与自由意志选择的一年;从全球退党大潮三退人数突破一亿,有人认为这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大陆有数亿网民,让我们听一听看一看,这一年他们还有那些遗憾。

北京德先生社会研究所义工、公民记者肖勇告诉记者,2011年的遗憾太多,最大的遗憾是中国人又浪费了一年,在民主自由甚至是人权上,一点进步都没有,主要是没有去争取。广东陆丰的乌坎村的系列抗争,地方当局不得不向全体村民暂时妥协,并口头和允诺不秋后算账,他觉得算是这一年的一大亮点了,但还是有局限性!

北京的一位法学研究者李先生告诉记者,自己的遗憾是感觉中国的民主就如房市一样,步入了寒冬,不知何时捱过这漫漫的冬日,盼到春天的步伐。生活在这个国度,或许一开始就意味着苦难。他感叹说:“有时候发现每天能够平安活着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能够平安活过一年就是一件极大幸事。”

内蒙古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他的遗憾是内蒙西乌、以及类似乌坎这样的事件末能纵深发展壮大下去……

大陆网络活跃人士陈杰克表示自己2011年遗憾是这一年中共没有倒台,陈西,陈卫从重从快判重刑及乌坎的暴动被骗下去了。

不少翻墙的大陆民众表示,遗憾是大陆人还有很多人不觉醒,还被蒙蔽着、欺骗着。因此网上一批大陆民众默默自发的在大陆传递着真相,其中有一个70岁左右的乡村老人,每天坚持自己翻墙下载一些内容,发给自己所有的认识的朋友,另一位湖州的范老先生也长期默默的在做大陆民众民主自由的启蒙工作。

一些大陆访民则告诉记者,遗憾的是平民百姓没有权力,只有漫漫的黑夜。所以他们比以前更团结和互助,在“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的理念支持下,不断声援同伴。

六四天网的创始人黄琦告诉记者,2011年中国维权运动出现了一些新的征兆,也展示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向,这是乐意看到的,但同时他们也非常遗憾地看到,很多地区的人权状况在持续恶化,“比如昨晚发生的北京饿死一访民,2000访民下跪阻车救人的事件,访民发病后,围观者拨打120、通知警察,居然而无一名警察站出来把病重的访民送往医院,致使其未获及时救治而亡”。

他表示2011年遗憾的还有不少异议人士、失地农民、访民、维权人士遭当局遭抓捕判刑,还有不少法轮功朋友们依旧生存在严酷的环境中。他就在接受采访之际,成都4名维稳人员正在绑架独立参选人辛国惠,而此前的双流县已经绑架走了独立参选人胡金琼。

大陆一家杂志的编辑朱伟表示,在2011年的最后一天,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事过境迁,时不再来。想过去的日子,别人占去总是太多,自己留剩总是太少。人生无非是与他人争自己而已,而究竟有多少时光,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呢?

安徽的一位上班族白领女士表示,2011过的比较忙碌,但又没有成就感,遗憾的是一家人没有出去开心的玩一次,希望来年能补上。

郑州的一位女孩说,2011自己的遗憾是一段似是而非的恋爱告终;没有好好珍惜眼前人;暴雨泥石流红色预警的下午,没有毅然决然的踏上去天津的列车。

广东的一名工程师叶信良说,2011我遗憾的是那一次,我没有像个大男人一样站出来。

大陆的“罕有妹”说,2011年遗憾的事情特别多,一路以来都推说是今年运气不好,直到今天才明白,关于霉运那不过是自我逃避的托词,是不负责任的宿命论。当每次暗示自己走了霉运,其实就是在向下一场苦痛发出邀请。所以,首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吸引力法则和心想事成的秘密行事,那么2012将会是重要的一年。

杭州的“Concept_冷伯”表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11年最大收获是懂得了时间的宝贵,最大遗憾是失去了一年时间,快乐与痛苦并行。

而公民记者黄晓敏告诉记者说,传说中的2012年真的来了,我担心的不是世界灾难会不会降临,我恐惧的不是大陆会不会崩溃,我忧虑的是中国的人权是否能够得到改善和再进一步,我惊恐的是国内的社会矛盾能不能消除与化解一点,我期待的是我的良心犯朋友们能够自由和活的有尊严! 2012倒计时 大陆民众谈一年的遗憾

每一个人都是这架极权机器的部件和共同建造者

回顾逝去的年代,世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年喧嚣一时的苏东共产主义阵营早已土崩瓦解。面对共产主义全面解体的历史大潮,俄罗斯以退为进,以民族主义加威权主义抵御民主大潮一度获得了成功。中国则以实用主义加开放市场换来一时的经济繁荣。而在另外一边,随共产主义阵营的失败接踵而来的全球化加速与欧美社会内部危机的爆发,传统的民主模式颇受质疑,“中国模式”一时呈现后来居上之势。

不向短期利益低头

面对这一局面,当有人为了短期经济利益鼓吹放弃价值坚持之时,哈维尔却从来没有动摇过对民主基本价值的坚持。他认为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的本性。对于从政者来说,坚持信念,不懈追求就是给社会指明希望,就是不向短期利益低头。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哈维尔都一直关注着世界的民主进程,提醒世界只要还有一个极权国家存在,极权主义制度就会威胁世界民主的进程。

2009年10月,哈维尔在法国世界报撰文重提东欧剧变,指出当年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时隔仅仅一年,突尼斯引爆茉莉花革命,阿拉伯文明世界进入自由、民主的视界。今天,阿拉伯之春更似呈现突破伊斯兰区域,向威权主义的残存堡垒进逼之势。不仅远在南亚内陆的缅甸传来变革之音,曾经看似固若金汤的普京统治也摇摇撼动。哈维尔也许没有注意到中国乌坎村民的气壮山河的民主维权创举,但哈维尔肯定密切注视着俄罗斯的变局。世界历史的进程再次证实哈维尔所论证的无权者的权力,无权者对专制的和平抗争,对真实与自由的追求的巨大力量。

不为暴力、谎言所动

哈维尔留给世界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应该是其“无权者的权力”的理论,俄罗斯民众的觉醒和中国各地如火如荼的维权运动均属于无权者以“无权者的权力”捍卫自己权利的运动。什么是无权者的权力?哈维尔的回答是:在真实中生活!哈维尔认为,所谓后期极权社会,即是政权强迫人们生活于恐惧和谎言之中。而一旦每一个个体,用其可能的每一个机会,表达其生活于真实之中的诉求,坚守其不为暴力、不为谎言、不为眼前利益所动的意志,那么这种以恐惧与谎言为支柱的极权制度就会趋于崩溃。在哈维尔看来,普通人之所以能够对极权机器构成威胁,原因即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架极权机器的部件和共同建造者。

哈维尔的遗产不仅对今天仍然坚持同极权制度抗争的人士具有指导意义,他对人性基本价值的信念对于今天处于经济危机与意义失落的欧洲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1989年捷克走出极权主义之后的十几年间,作为捷克总统,哈维尔对内致力于民主制度的建造,对外则坚定不移地推动捷克加入欧洲联盟大家庭。哈维尔是最早呼吁推动欧洲政治联合的欧洲领导人之一。早在九十年代初,哈维尔即积极倡导建设一个欧洲联邦,提出制定一部明确的走向政治联合的欧洲宪法。从今天欧洲所遇到的政治与经济困境来看,意味深长的是,同今天欧洲领导人以解决欧洲债务危机为目的而倡导欧洲联邦的呼吁相比,哈维尔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建造政治欧洲的主张显示出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14df7b52EKCgBk8MZdE.gif 法广 | 思潮与政见: 哈维尔: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机器的共同建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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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9日星期四

秦暉:世界改變中國,還是中國改變世界?

中國這個「世界最大的專制國家」本身就吸引了最多的西方資本。西方並沒有抵制中東歐民主轉軌國家,但是這些國家對外資的吸引力仍遠遠不如低人權的中國。

近年來,隨著「經濟奇跡」下的「中國崛起」,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明顯擴大。對此各國(也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反應首先是從國際政治格局、大國力量博弈的角度出發的。叫好的認為中國的崛起衝擊了西方的尤其是美國的「霸權」,擴大了「第三世界」的份量,使得過去不合理的遊戲規則被改變。叫壞的則認為中國正在「展示肌肉」企圖稱霸,致使西方滋長「中國威脅論」,而中國影響下的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中國搞「新殖民主義」的擔憂。下面我將要講到我認為這些擔憂是過甚其辭的。

但是,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影響還有比國際政治更為深刻的層次,這就是今天中國藉以實現「崛起」的那套體制對外部世界的影響。我這裏並不是說中國政府在有意識地擴展這種影響,然而在現今全球化的背景下,這種影響如同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影響一樣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妨看看以下幾個故事。

西方的「社會主義」要顛覆中國的「資本主義」?

去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事件」引起中國官方強烈反彈。當時官方的《環球時報》召集了「七位中國知名學者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見《和平獎是中西方新碰撞的縮影:七位中國知名學者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環球時報》2010年10月20日)。官方召集的這七個人當然不可能是「右派」。但這篇宏文確實很有意思:七個「左派」以諾獎話題開場,講著講著就跑了題,異口同聲地罵起「福利國家」來了。

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說:「前段時間去歐洲考察,到了英國、希臘、匈牙利。這才意識到,金融危機其實是一次福利主義的危機,……西方自羅斯福新政以後,……對老百姓實行甜頭主義。但福利主義政治積累了大量的問題,……終於釀成了這次危機」。按他的說法,陷入危機的福利國家妒忌咱中國的低福利和血汗工廠的繁榮,於是就弄個和平獎來「噁心」中國。

而一位著名的「民族主義」倡導者接著說:「西方現在的問題說白了就是(福利國家使)人變懶了,」西方「說來說去無非也就是中國人搶了美國人的工作」。什麼美國人?當然是美國的勞動者。中國的農民工又不會搶美國大老闆的飯碗。

相反正如政治學所所長說:我們情願「為西方人打工」,什麼西方人?當然是西方的大老闆。所以西方的老闆「親華」,勞動者「反華」。於是「反華」的勞動者就把諾貝爾和平獎給了中國人,而我們的左派滿腔憤怒就是沖著他們的勞動者來的:「中國人比你勤勞肯幹,且肯忍受較低生活水平」,這有什麼不對?!

是啊,據說過去「舊社會」的窮人就是「出的牛馬力,吃的豬狗食」,比今天的中國人更「勤勞肯幹,且肯忍受更低生活水平」,這又有什麼不對呢?為何當年要鼓搗什麼「革命」,把這麼好的「優秀傳統」毀掉呢?過去他們給中國老闆打工,當年的左派滿腔憤怒以為不能忍受,一場革命搞下來,據說是付出了兩千萬烈士的生命,難道就是為的今天的左派讓他們轉而「為西方人打工」?

而社科院美國所副所長則注意到:「這兩年,美國的人權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以此針對中國現在存在的社會矛盾。」他認為,「意識形態層次的東西對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影響不大。不過,他們要是把那些意識形態的東西與中國現在的社會矛盾攪合在一起,那就非常可怕了。」

這些話真叫人拍案驚奇!

「福利國家養懶漢,西方今天的危機不是『資本主義危機』,而是社會主義(福利國家)危機」,這類話本不是什麼新觀點,在某種意義上也不能說全無道理。只是,這種話在別處通常都出自右派之口,在學界則屬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之說。然而在我國,咱們都聽到了:剛才這些話不是什麼「右派」說的,也不是什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說的,而是中國「官方左派」學者說的!

當然,說了這些話,並不表明他們因此成了「右派」。因為在西方,乃至在其他一般國家,「右派」和「新自由主義者」反對高福利通常是要追求高自由,傾向於用「自由放任」取代「福利國家」。可是我們的「官方左派」對老百姓的自由和福利同樣排斥,他們既反對自由主義,也反對「福利主義」。不過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篇宏文主要是反對後者。

福利國家是萬惡之源,血汗工廠是制勝之寶。用這幾位先生的話說:「我們願意(讓人民)付出更大的代價,為西方人打工,掙一點辛苦錢」,為此老百姓要「忍受較低生活水平」。但西方的社會主義者卻不讓!他們「人權政策重心往草根上靠,以此針對中國現在存在的社會矛盾,」這不是存心想搞垮咱們的血汗工廠嗎!

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層次的東西」對我們「影響不大」(咱們早就比他們更資本主義了),不過他們要是把那些民主思想「與中國現在的社會矛盾攪合在一起,那就非常可怕了。」

——整個故事聽起來就像是西方的「社會主義者」處心積慮要顛覆咱們中國的「資本主義」!

過去左派稱讚福利國家,說福利國家是跟共產國家學的。現在他們卻大罵人家要向我們輸入福利國家!當然,過去我們的左派也罵過福利國家,理由是福利國家只均富不共產,太保守,不過癮。但現在我們的左派(用其中一人的話說)「早已掛起『免戰牌』了」,他們不搞共產而只罵均富,要對老百姓實行「苦頭主義」來抵制西方「對老百姓實行甜頭主義」!

過去左派對自由、民主、人權這類說法最拿手的擋箭牌就是「階級論」,動輒就反問「誰的自由?」「誰的民主?」「誰的人權?」據說「西方的」人權是只給富人、資本家的,而窮人沒份。可是現在「左派」們明確說了:富人、權貴玩玩人權沒關係,對咱「影響不大」,但如果「人權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那就非常可怕了」!聽見了嗎?他們怕的就是工人、農民有人權!

過去他們也搞「專政」,說這專政是對付資本家的,是保證百姓福利的,而現在這專政恰恰是要防禦「福利主義」的影響,它要對付的是——

「誰與招商引資企業過不去,就是與蛟河人民過不去」!(吉林蛟河市標語)

「誰刁難投資者,誰就是宣化的罪人」!(河北宣化標語)

英國《金融時報》特約撰稿人吳迪去黑龍江亞布力滑雪,「車子一進入尚志地界,路邊就不斷出現一個個醒目的標語牌——『誰刁難投資者,誰就是人民的罪人』,『誰損害投資者的利益,誰就是與人民為敵』,『老闆不分大小,能來投資就好』,……我趕緊用手機拍下了這些驚悚的語句。」(見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1108)

當然,公開張揚這種「驚悚」標語的地方不會多,但這樣的想法可謂普遍流行。吳迪談到世界著名度假村巨頭CLUBMED高層考察廣西北海湄州島,對投資提出了十條意見,其中涉及到島上一個村子。當地官員們不假思索地說:「沒問題,我們讓這個村子搬家,統統搬走。」老外驚得張大了嘴:「你說什麼?你要是搬走村子,我們就不來了!」

就這樣「西方」還是不滿,甚至把「人權政策重心往草根上靠」,你說我們的官方「左派」怎能不氣大?

中資海外遭遇「工會陷阱」

當然,上面講的是中國的「官方左派」,他們主要跟中國「官方」而不是跟國外左派有聯繫。而現在中國還有所謂「新左派」,他們與國外左派的關係似乎比與中國官方的關係更密切(近期有明顯的變化,許多「新左派」已經官方化了)。

他們也是既排斥「福利國家」也排斥「自由主義」,所不同的是他們認為外來危險主要不在於「福利主義」,而在於「新自由主義」。前些年他們尤其喜歡以拉美為「新自由主義」的邪惡典型,大講「防止中國出現拉美化」。似乎這拉美是資本最神氣、勞動者最受欺負的地方了。

可就是這被我們的輿論說成是「新自由主義」典型的拉美,我們的「中資」(尤其是號稱「社會主義」的「大型國企」)一進去,立即發現恰恰相反:那裏的工人把資本「欺負」得夠嗆!

拉美最大中資企業「首鋼秘鐵」違法(當地的勞工法)鎮壓工潮、開除罷工工會成員,造就了「秘魯工人英雄」胡安·坎查理,這個首鋼眼中的「搗亂者」在工人支持下先當選議員,後成為秘魯勞工部長,他的女兒則民主當選「首鋼秘鐵」所在的馬爾科納市市長(朱曉雪、王嘉徵:《首鋼:秘魯的血色黃昏》,《環球企業家》2004年9月 總第102期)。

「首鋼秘鐵」則被勞工運動「折騰」得七葷八素,不但經濟上損失慘重,而且政治上聲名狼藉。國內傳媒因此一片驚呼:「海外投資須防工會陷阱」(盛立中:《學會同工會打交道 中企海外擴張遭遇工人運動》,《南風窗》2004年10月18日),我們的國企老爺可算知道了什麼叫「咱們工人有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拉美左派力量增長,這樣的事或許不奇怪。可是「首鋼秘鐵」事件發生在1990年代藤森政府時期,那可是公認的「右派政府」、公認的「新自由主義」時期啊。

拉美之外還有更生動的例子:過去我們的國企在鄉村地區建廠開礦,「圈地拆遷」從來不由分說,成千上萬的農民說趕走就趕走,哪裏有談判一說!但這些年「中資」在加蓬等國圈地,甚至到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去採採挖挖,卻遭到「西方傳入的」環保和原住民權益NGO的抗議,中資習慣於通過「搞定」政府來解決問題,而在那裏,被搞定了的官員也就袖手旁觀而已,靠他們來彈壓「刁民」,像在國內的定州、汕尾那樣,則嘎嘎乎難哉。

當然,在那些法治完備的國家,中資也學會了「循規蹈矩」。如中鋁公司在澳大利亞開發奧盧昆鋁土礦,雖然早已與澳大利亞政府達成協議並得到了後者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費一年半時間與當地一個小部落的土著人談判土地租用問題,因為澳洲政府已經把土地所有權歸還了土著(見大松、余芳倩:《中鋁轉型:國際化和多金屬》,《國企》2007年11月號)。

中鋁的「平等待人」在當地獲得好評,可是在國內這個「好榜樣」卻不能宣傳:國外的「工會陷阱」已經夠讓「中資」頭疼了,如果「奧盧昆經驗」傳入國內,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農民也學會了像澳洲那個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樣大模大樣地與政府支持的「大鱷」漫天要價,那還了得?!

「中國在非頻遇勞資糾紛」

「中資」在國外是如此,「外資」在國內亦然。中國不少人指出:就重視勞工權益而言,國內如今是歐美資企業最好,東亞(日韓)資就較差,港台企業更差,而國內企業,包括私企與非壟斷部門的國企在內最差(另一方面,一些壟斷性國企的高待遇驚人,如幾年前披露的電業「抄錶工月薪上萬元」,「官辦血站普通職工年薪25萬」,易寶、陳維:《珠三角某市血站員工年薪25萬引發爭議》,等等。這種壟斷尋租、內部分肥恰恰是一種突出的不公平)。

以地區論,儘管珠三角等開放地區的「血汗工廠」已經令人觸目驚心,由於當地相對開放,人們也議論最多,但事實上勞工權益最差的恐怕還是內地企業。許多歐美外資本來就是規避本國勞工權利而跑到「低人權」的中國,但民主福利國家的長期「社會主義傳統」仍然使其初入時諸多「不習慣」,不習慣於如此對待勞工,不習慣於如此巴結官府,甚至有勞工維權、外資企方已答應條件、而官府卻以破壞「招商引資」大計而出面彈壓的。

久而久之,這些歐美外資有的也入鄉隨俗,學會了鎮壓勞工,學會了「搞定」官府。以至於回到本國已經無法適應,只能「紮根」中國,而我們的傳媒則宣傳為「不但留住了『資』,而且留住了心」!

另一方面,我國的企業一旦赴外投資,首先感到的第一個障礙便是那裏強大的工會農會。前面說過拉美的工人不好惹,於是咱們「中資」又看上了非洲,那裏不但窮,工資低,而且政治比拉美落後,很多地方還是獨裁統治,也不像拉美那樣中了「西方社會主義」即社會民主主義的「毒」,不會成天鼓搗勞工權利。並且我們不管「人權」,跟當地的獨裁者特別處得來,不但不干涉他們的「內政」,而且對這種「內政」如魚得水——我們的「中資」在國內「搞定」官員的那套本事在這種「內政」中最能大行其道,令「西資」望塵莫及,於是「中資」大舉挺進非洲,而且在競爭中屢屢擊敗西方公司。

但是很快「中資」就發現非洲畢竟不是中土,雖然那裏的勞工不像歐美乃至拉美那麼厲害,畢竟那些前殖民地也沾染了些西方「劣習」:首先是傳媒「自由度」仍比國內為大,民主雖然受槍桿子左右而不成氣候,畢竟還有反對派和一定程度的競爭,雙方要拉勞工的票,工會雖很難持政治異議,在勞工權益上也還有所作為。

後來不少中資發現竅門:非洲人現代民族國家觀念淡漠,相對較富的沿海國家有不少跨境勞工來自更窮的內陸國家,他們是非法移民,不受勞工法保護也沒有工會,於是大量僱傭他們便成為非洲中資經營的訣竅之一。然而不久又發現:非洲人國家意識雖淡,部族意識卻強,跨境勞工多是在本部族區打工,在當地雖無國家與現代工會保護,還是有部族、親緣關係可依,一旦發生勞資糾紛,他們往往有當地本部族人的聲援。

最後,中資發現普天之下還是中國勞工最順從。國內的農民工本來就習慣於「低人權」,到非洲更舉目無親,語言不通,沒有任何社會聯繫可依,往工棚裏一關,還怕你不就範?於是非洲的許多中資企業最終都轉向在當地獲取資源、銷售產品,卻千方百計從國內大量輸入勞工,為此不惜採取非法手段。

如南非某中資企業從國內輸入「保安」150多人,佔全部雇員的80%以上,實際都是一線工人,以規避當地一般工人必須僱當地人的法律(見陶短房、蕭方:《中國在非頻遇勞資糾紛》,鳳凰週刊 2006年31期(總236期),46-48頁)。這種做法已引起當地輿論的強烈惡評。中資既傾銷廉價商品擠垮了當地產業,本身又只掠取資源而無助於當地人就業,就算是獨裁者青睞、官員行「方便」,其奈民心不齒何?

「招商引資」與資本輸出的雙重「優勢」

不過批評歸批評,中國無論是向外「招商引資」,還是對外輸出自己的資本,都的確有強大的「優勢」。在「引資」方面,那種「誰妨礙投資者誰就是敵人」、可以動用「專政」鐵拳的政策除了中國你還能到哪裏找?

無怪乎全球為工會、福利國家與環保運動所逼的資本紛紛躲入中國,在中國建立血汗工廠,再以廉價商品覆蓋全球市場,替代各國原有「高成本」產業,反過來又促使更多的資本投奔中國這類「低人權」國家。無怪乎像張五常那樣敵視「福利國家」的「右派經濟學家」稱讚中國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制度。

「新自由主義者」張五常如此誇獎中國是因為中國沒搞福利國家,但沒搞福利國家的中國就會有「自由主義」嗎?當然不是。無論是「老自由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還是「經濟自由主義」,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不能說沒有影響,但在制度與國家政策層面,中國的「自由化」程度不會比歐洲最「左」的福利國家,比如瑞典更高。

在中國投資者也並非真的沒有妨礙(只是妨礙者並非工會農會、公共福利和環保運動等等,而是專制者的壟斷、特權與統制;老百姓「刁難投資者就是罪人」,但權貴刁難投資者當然是可以的——解決的辦法就是後者必須投其所好。),中國更遠非財產保護的典範——這就是為什麼敵視「新自由主義」的國外左派也往往稱讚中國。

不過,用「專政」的辦法侵犯、剝奪財產和用「專政」的辦法扶植、積累財產,在中國絕不是對立的,相反,沒有那種可以任意沒收財產、「徵地拆遷」、「騰籠換鳥」、動輒把人掃地出門的「專政」,中國的「招商引資」成就也不可能獨步天下。所以對那些與專制權力互有需要的資本(尤其是大資本)而言,中國的吸引力比「福利國家」和「自由放任」國家都大,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而另一方面,中國的資本輸出近年來也飛速增長。在拉美、東南亞與非洲的資源開發與建築工程市場,在發達國家的資產併購領域,「中資」都大顯身手。西方輿論尤其對「中資」在一些受西方抵制的獨裁國家迅速擴張感到不滿,認為這是中國人在支持獨裁。

平心而論,這種抱怨沒什麼道理:中國這個「世界最大的專制國家」本身就吸引了最多的西方資本。西方並沒有抵制中東歐民主轉軌國家,但是這些國家對外資的吸引力仍遠遠不如低人權的中國(如下所述:甚至西德資本對如今已是一國之內的前東德地區的投資興趣,都不如它們對中國的興趣大!)。

既然西方民主國家的資本對「專制的中國」趨之若鶩,中國資本投向別的專制國家又有什麼不同呢?你西方自己的資本既然更願意投奔中國,非洲要「招商引資」,捨中資還能引誰?何況是你還抵制的那些國家?即便西方不抵制,「中資」在這些國家本來也有獨特的「優勢」。

且不說按中國國內的遊戲規則,「中資」的確更有辦法搞定那種體制下的政府官員,僅就中國使用「農民工」的那種血汗工廠的競爭力,就不是西方那種「文明公司」比得過的。只要沒有技術障礙,中資公司在「公平的」招標中也完全可以憑驚人的低成本擊敗西方公司。
而即便對於技術障礙,如今中資公司也有個殺手鐧,那就是與擁有該技術的西方公司合作競標,打敗其他的西方對手。由於中資公司的合作條件(如同其投資條件一樣)可以驚人地優惠,找到這種合作者並非難事。所以「中資」未來在海外所向披靡,乃是可以預料的事。    (未完待續)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教授)

編後注:秦暉教授此文共計兩萬餘字,本刊將分三期連續刊發,敬請期待。

转自:《阳光时务》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盘点2011年——简言第四波民主化浪潮

马驭方

    2011年,对落后的非洲来说,可谓不太平静,1月14日晚,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在民众的抗议中潜逃,15日,突尼斯宪法委员会宣布在60天内举行大选;4月9日,尼日利亚举行国民议会选举,4月11日,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在与民选总统瓦塔拉的内战中被擒;4月16日,尼日利亚举行总统选举,19日乔纳森赢得大选,26日举行州长选举,自此,标志着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地向民主化过渡;7月9日,经全民公决的南苏丹正式宣布独立,14日联合国接纳为193个成员国,标志着苏丹民族民主主义对宗教民族专制主义的胜利;8月4日,被民众赶下台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受审;10月21日,狂人卡乍菲在民众的解放战争中被击毙身亡。这时,发端于非洲的民主浪潮已波及到中东的也门、巴林、叙利亚等国。

    突尼斯,地中海南岸一个小小的国家,地中海北岸欧洲百年的民主浪潮拍打没有动摇它千年的宗派专制根基,可本国失业大学生尊严被城管队粗暴队员的戏虐,却点燃了人们心中沉默以久的怒火——对专制政权的良知烤问!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于是突尼斯这艘停泊在地中海南岸的小小帆船,在民众尊严的推动下,开始驶向中东穆斯林国家。也就是说,沉睡了千年的伊斯兰民主,终于在它的核心地带——价值发源区,再一次向世人吹响了号角。于是在突尼斯专制者本·阿里出逃后,随之而来的是铁腕人物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受审,再到不可一世的利比亚独裁者卡乍菲的不体面结局——身死国灭,以及也门总统萨利赫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专制政权的风雨飘摇。

    回顾伊斯兰先知和四大哈里发时代,穆罕默德是靠严格聆听“他们的事务是由公议而决定的”和 “凡事你都要和他们商议”这些造物主的教诲而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临终前他的政治遗产是让民众民主选举国家元首(哈里发),他的物质遗产是只有“厨柜里的几捧大枣”;同时平熄了阿拉伯半岛劫掠部落叛乱和以仁政之师征讨暴政之敌(波斯和罗马)的首任哈里发——艾布伯克的政治遗产是民主决策,物质遗产是安葬时没有新布绸缎,只用随身穿带的旧衣服包裹;而征服波斯和罗马帝国的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的政治遗产是,议会民主是决策国家的一切政治事务的首要方法,他作为一个大国的元首没有卫士,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民众的监督和制约之下,物质遗产是以平民装束伴随余生,个人和家人没有债权,只有施济而留下的债务,并嘱咐家人、家族为其偿还。可本·阿里、穆巴拉克和卡乍菲这些专制独裁者,临终的政治遗产是专制暴政和卫士保镖成群,物质遗产是国外银行数十亿、数百亿美元的存款,卡乍菲还有金手枪。这就是前人与后人的区别,这就是伊斯兰先知、艾布伯克和欧麦尔赢得千年荣誉,而本·阿里、穆巴拉克和卡乍菲等在他们的生前就逃脱不了惩罚和羞辱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发端于中东的第四波民主浪潮在穆斯林国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预计五年左右可以终止穆斯林国家的专制统治的话,那么远离中东的非穆斯林专制者好像也没有好的兆头。因为,在2011年末,我们听到的是拉丁美洲意欲挑战民主秩序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癌病的消息和东北亚朝鲜独裁者金正日暴亡的消息,以及俄罗斯民众抗议有威权倾向的普金的声音和梅德韦杰夫“政改六条”的出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亚、东南亚向民主化过渡的行动或迹象。

    看来,未来的年月,专制独裁者还想继续用专制的手段来奴役人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2011年12月28日星期三

时寒冰 | 风云变幻的2011(年度总结)

时寒冰 | 风云变幻的2011(年度总结)

时寒冰


(一)名人

这一年,芙蓉姐姐从大S变成小S,成功转型,成为青年励志的榜样。她那经典的S动作,和镰刀、斧头一起,永远耸立在共和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芙蓉姐姐告诉我们,人是可以改变的。
    “金子在哪里都会闪闪发光”。这一年,国内风云人物凤姐到了美国,国内人才的流失已经到了何等惨烈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我一直认为,凤姐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她的超级自信,在我们这个见惯低劣作秀、表演的国度显得是那么的卓尔不群。如果有选举权,我会把票投给凤姐而不是那些恶心的政客。如果让凤姐带队和日本人谈钓鱼岛问题,我相信,在凤姐发言没有结束之前,日本代表就已承诺远离钓鱼岛并集体剖腹自杀。

凤姐的自信将在国际上彻底清除中国外交的阳痿形象,多个国家的元首将被凤姐的超级自信倾倒并因极度的自惭形秽而咬舌自尽。同样,中国的南海问题将迎刃而解。凤姐绝不会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样的卖国原则,而会质问越南这样的国家:“暂且不谈你们侵占我岛屿的问题,给我一个你们继续活在世上的理由先?再不滚开我组织全国城管和地产商把你们首都拆了!”相关岛屿一夜之间没有了人烟,有的人甚至来不及穿裤子就逃之夭夭。

中国太需要这种伟大的自信。
当然,需要对凤姐进行一些基础的包装。比如:当谈及自己博览群书,阅尽世界名著之后,就别再说“例如《故事会》”之类的。
这一年,诞生了一个伟大的人物——郭美美。我对她的评价是:她是中国十年来最有资格载入史册的人。她潜伏到丐帮总部红花会,忍辱负重,挖出大量不为人知的信息,揭开掩盖最深的遮羞布。丐帮之富,红花会之奢华,纤毫毕现。如果没有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焉能做到这一点?

国人对郭美美的辱骂是不妥的。扪心自问,我们难道只能用这种冷漠的方式对待民族英雄吗?
别让英雄流血再流泪!
这一年,红楼的总设计师、石油垄断巨头的克星、享誉海内外、深受贪官污吏爱戴、深受人民牵挂、具有崇高威望、在加拿大进行考察学习12年的赖昌星同志终于凯旋,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99年,赖昌星老师自费到加拿大考察,闻听12年,股市几乎没动,而油价已经上涨了近四倍,难过地对迎接他的领导干部说:“中国的股民受苦了……油价涨成这个样子,我在异国他乡睡不着啊!”

个人认为,赖老师对中国有四大贡献:一是平抑了油价,为抑制通货膨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是确保了中国的石油安全。赖昌星老师历尽千辛万苦,从全球各地买便宜的原油供应国内,据说其原油供应量占到了中国的四分之一多。三是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四是从红楼开始,把文化当成一种产业来做,这种超前的创新意识,直到今天才被高度重视。

这一年,是贪官污吏争相斗妍的一年。有“中国高铁总设计师”之称的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被停职审查后,其在美国占地面积近2793平方的豪宅,近日被媒体曝光,而这个房子是张曙光在2002年时任铁道部客车处处长时买的。

如果不是东窗事发,张曙光的豪宅问题还不为人知。其实,有无数个这样的裸官,遍布中国的各个角落,裸官主体成为蚕食这个国家根基的最大力量。

为什么那么多的官员争先恐后地把子女、配偶送到国外去?因为,在国内贪的太多,早晚会暴露;因为,这样更便于向国外转移财富;因为,即使全裸也可以在中国平安当官且步步高升;因为,中国要求这实名那实名,唯独从不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因为,民众争相通过行贿获得某种便利……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当官员争先向外移民和转移财富,这个民族的未来在哪里?
这一年,有很多人值得我们送上敬意。崔永元先生策划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我的抗战》和《我的抗战2》,采用老兵口述采访来讲述历史,以资料片与动画相结合来还原最真实的历史细节。崔永元先生帮助我们复原了中华民族曾有的血性和激情,当然,还有抗战真相!


(二)名言

2011年7月23日,北京南至福州D301次列车与杭州至福州南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
一位出租车司机说:我花500块钱买的导航,什么路况都会很详细地告诉我,国家花那么多亿搞的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前面有D车居然都不说一声,活生生给撞上了。我日啊!
事发后,铁路部门在没有进行全力搜救的情况下,就开始清理现场、掩埋事故车头,因而引起民众质疑。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说:“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所以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很多人用这句话组句,中国的文字魅力被演绎得出神入化。

但是,更具有戏曲性的还是结局。2011年8月16日,新华网发布消息:中国铁道部称,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停职。王勇平成为这起重大事故中唯一被“处理”的官员。这个时代把恶搞演绎到了极致。

这一年,逐年提速的高铁开始降速——高铁不再出大事(我相信如果速度降到三轮车的水平,将不再有任何事故发生)而转移到了地下,多个城市的地铁开始出现事故。

这一年,重庆綦江县一对夫妇已婚8年不孕,因唱红歌喜得贵子。丈夫激动地说:“我的心情很激动,我一定要让妻子再坚持两天,让自己的孩子和党一天出生,他一生下来
我也教他唱红歌,这个宝宝首先献给党。”
这一年,贵州毕节阿市中学26岁的初中英语老师—周琴称,酒醉后的她,被当地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王忠贵强奸。周琴向当地派出所报案,阿市乡派出所教导员钟显聪竟然说:“戴避孕套不算强奸”,劝其私了。检察院亦以证据不足为由,让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戴避孕套不算强奸”——避孕套的功能在这个名言之下,最大限度地得到拓展。如果这个说法得到支持,避孕套很可能迅速脱销,甚至被不法商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另一起醉后强奸事件发生在四川。
10月19日,四川省蓬安县安监局一女股长在工作日中午喝醉酒后,被该局副局长张森和县残联理事长刘习全送入一家宾馆,并涉嫌遭到了刘习全的强奸,出现精神异常。而法庭上,刘习全辩解称只是通奸,而不是强奸。检方提交的证据则表明,事发前几个月双方并没有任何来往和联系,二人不存在暧昧关系。

诸如此类的事件警示女同胞:不要跟当官的(不管这种官职是多么的狗屁不值一提,但具体到性器官上差别绝不像级别那么分明,即使是残联的,心残身不残的人也大有人在)一起喝酒,即使喝酒,也不要喝醉。当然,如果是男同胞,对方又是女干部的情况除外。

2011年6月,一则“山西永和县副县长冯双贵4名亲属夜闯民宅,大打出手,将人捅成重伤”的帖子在网上流传。发帖人称,参与施暴的冯双贵次子冯源在殴打受害人过程中,针对受害人的质问不断宣称:“我爸是县长,在永和我爸就是国法……”

我爸就是国法”,何等铿锵有力!
官二代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比官一代、官阴(已到冥界)一代更阴更狠。当然,也有不被买账的时候。一位官二代闯红灯,被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女警拦下开罚单,官二代恼羞成怒:“你知道我爸是谁吗!”女警很困惑地说:“你好奇怪,你爸到底是谁你得回家问你妈啊?”这句话如果仔细品味一下,会觉得很有尿感。

本年度的名言实在太多。3月份,在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说“房价上涨因为老百姓手中的钱太多了”。
这句话说对了一半。是国家的钱印得太多了,是富人手中的钱太多了——在我们这个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国家,穷人的财富其实是在缩水。

要想听各种奇谈怪论,各式名言,在富人+官员的Party(两会)上足够了。我奇怪的是,那么多智商、知识结构、喜好……出奇一致的人,是怎么走到一起来的?

(三)楼市

2011年,连年上涨的房价终于掉头向下,这毫不奇怪。除了货币超发这一因素还算得上一个支撑,还有什么能够支撑如此昂贵的房价?但是,房价下跌,民众已没有任何欣喜——以目前的房价,即使下跌几成对普通人又有什么意义?

当中国的房价超出发达国家的房价,已经没有任何动力可言。富人们在拥有多套住房后,惊奇地发现,如果把国内的房子卖掉能够在国外买到面积更大、质地更好、环境更好更宜居的房子,并且,尽享健全的社会保障等福利。于是,富人不再一味地买房,而是拥挤向另一个潮流——移民潮。

移民潮是国内房价的终结者。其实,官员们早就这样干了,许许多多的官员年复一日地喊着反美的口号,而把子女、配偶送到美国等国家买豪宅。反美口号成为他们欺骗善良民众,遮掩真相的伎俩。

在调控数年之后,在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欺骗性论调下,连涨数年的房价终于因为自身的原因出现拐点,作秀者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为自己的表演画上一个颇具尿感的句号。但中国房地产的掠夺性定位给民众带来的痛苦以及房地产支柱地位的确立对这个国家经济基础造成的巨大破坏,将在未来数年来深深地折磨着这个国家。

房价掉头,土地跟着流拍,并且,越来越频繁地流拍。截至11月份,36个城市流标地块环比10月份上涨了432%。2011年前11月,全国130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总额同比减少了5200亿,减少达到了30%。

政府当然早有准备——开启了另一个挣钱的门路。1月28日,作为试点城市的重庆和上海正式开征房产税。其中重庆版房产税税率为0.5%-1.2%,上海版税率暂定为0.6%。

中国过去所谓的房产税,是要把开发环节和流通环节的税向持有环节转移,是一个税收转移的问题,但到后来,都提物业税而不再提转移的问题。于是,物业税借房产税的马甲问世,等于变相加税。作为世界上税收痛苦指数近年始终位居前两名的国家,中国的征税智慧永远是一流的。

这一年的8月12日,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释昭告天下: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方所有,但应对参与还贷的配偶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司法解释实施后,许多配偶在结婚时开始要求在房产证上共署双方的名字。有关部门以生意人的敏感,开始抬高加名字的费用。

人们对婚姻的不信任感,终于被一个房产证展露出来,在唯物至上的时代,大家都自觉地“唯物”了。人们因房子和金钱结婚,同一座房子,却并非同一个梦想。人们相拥,却感受不到温暖,房子依然冰冷……

这一年,限购令从北京开始,陆续蔓延到其他城市。房产商突然发现房子不好卖了,欠的钱不容易还了。是年9月,106家上市房企半年报显示,截至上半年末,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71.28%。其中,总负债为1.24万亿元,较2010年年底增加1514亿元。资产负债率达近10年最高值。

房产商被负债压垮只是时间问题。
我在《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中强调:债务是条带血的主线,这条线并不仅仅串联着房企,还有整个中国。
这一年的1月21日,国务院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即所谓的“新拆迁法”。10月31日,著名作家阎连科因遭强拆而不得不在网络上求助……如果把这作为对新拆迁法的注解,可能显得有点悲凉。

在中国,法律无论如何规定,执行者都是权力部门,对自己有利的加倍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变相抵制。很多法律对于弱者而言,永远是那么遥远和陌生,又是那么的痛苦和无助……

因为房子,这个国家让很多人没有归宿感;因为法律形同虚设,这个国家又让很多人没有安全感……

(四)股市  

十年前的2001年6月14日,沪指上涨到2245点,创出当时的历史新高,当2011年12月13日,沪指再度跌穿2245点,等于10年归零。

十年归零是股票的十年血泪。一个自诩步入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国家,股票市场竟然灰暗如地狱一般。
如果前者是对的,那么,股市何以如此扭曲?
如果后者是实体经济的真实反应,那么,所谓的复兴其实就是一种意淫出来的假象而已。
尽管股市暴跌,但新股发行不断。从2007年开始,中国股市的IPO和再融资规模,连续排名世界首位,而股市的表现从2008年到2011年,基本上都是世界垫底。另一个数据是:从2007年6月至今,沪深股市没有一只股票退市,而这期间,上市公司从1570多家增至2300家左右,净增700多家。而在海外市场,如美国的纳斯达克、日本东京交易所、日本伦敦交易所等,退市家数都大于上市家数,本东京交易所、日本伦敦交易所的退市家数甚至是上市家书的两倍以上。
新股一旦上市,一些人的原始财富瞬间放大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普通投资者在高风险的环境中,损失惨痛。
这是一种可耻的对比——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可耻的对比。
更可耻的是,没有人对股市的这种残忍的赤裸裸的掠夺性表现出哪怕丝毫的愧疚。
2011年,最大的传闻是国际板上市。我强力反对国际板上市。有人批评这种反对过于狭隘,“既然中国企业可以在美国上市,美国公司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上市?”我的回答是:“中石油在美国上市的时候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4年给美国投资者的分红却累计高达119亿美元!其一,会有这么好或者这么傻B的美国公司来中国上市吗?其二,中国股市有确保外国公司给中国投资者带来这样丰厚回报的机制吗?”没有!说白了,国际板上市,不过是引进一个新的掠夺者而已。

中国股民就是一些人眼中的鱼肉,可以肆意掠杀而不必有任何顾虑。
诚如我在《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中所说,中国的股市一直被当作一个工具:吸纳超发货币,并蒸发购买力的工具。在通货膨胀如火如荼的时候,政府必然打压股市,蒸发民众的财富,问题在于,通胀的根源是货币的天量超发——截至2011年11月,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竟然已经比美国多出34.3%!

仅靠货币的蒸发根本是不够的。
财富蒸发必然扼杀内需的启动,而且,股市持续下跌带给人们的恐惧预期一旦蔓延,就会加剧资金的外逃。海外做空中国的势力,最乐见的恰是这一点,当中国强势集团在股市拼命巧取豪夺的时候,海外势力利用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工具,也顺势大肆做空中国股市,一旦形成雪崩效应,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股指期货一直是做空中国的先头部队:海外股市涨,他们做空;中国出台利好,他们做空;上证综指上涨,依然是做空……坚决的旁若无人的做空。而肉食者竟然对其中蕴含的风险熟视无睹。

有关股指期货推出后必然导致的这种局面,我在与郎咸平合作的《财经郎眼:揭秘股指期货》中有过详细的分析(详见: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4NjQ4OTA4.html
源源不断的新股发行,成为做空者的最大帮凶。里应外合,内外勾结,共同对国内的普通投资者展开猎杀。当西方国家接受惨痛教训,走去杠杆化路线时,中国却反其道而行,推出股指期货、融资融券都工具,为做空中国股市者提供便利。股指期货等发出的信号旗的作用,正在成为做空中国的利器!

如今的美国股市已经非常接近历史最高点,这推升了美国的消费。当奥巴马在2009年3月3日,公开称买股票是民众长期投资的“优良选择,目前已经到了股票的买点”时,美国已经启动了一场复兴革命。

而当2007年底,中国宣布增加民众财产性收入的时候,股市从6000多点一口气跌到了1600多点。
美国股民跟着政府走,走到了金山上;中国股民跟着走,走到了沟里。那么,中国股民还能相信谁?
2011年,是中国股民的悲伤之年。当然,这不仅仅是股民自身的悲伤。作为中国最脆弱的一环,股市已经成为海外全面做空中国的首要目标。

当国内的掠夺者尽情捕杀普通投资者的盛宴时,我不禁想起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典故。只不过,黄雀的胃口更大、目标更大。
是年10月,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平静地离去,他离去时的股市点位与上任时相差无几——我不明白政府为何不重用他,去负责抑制持续高涨的物价。是年,郭树清走马上任,一句“低收入者不宜参与股市”道尽股市沧桑和悲凉。

这一年,中东乱局让决策层认识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成就了文化传媒板块,这个板块逆势上涨,成为2011年股市中的亮点。
这一年,多家上市公司因环保问题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康菲、晶科、哈药、江森、华英、三力士、北矿磁材、江铜等等,上市公司越来越脏了。

12月9日,中国证监会召开新闻通气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披露六起案件查处情况。包括一起典型的抢帽子操纵案件,操纵股票数量史无前例。其中广东中恒信传媒投资咨询公司薛书荣、郑宏中、杨晓鸿、黎睿咨等涉嫌操纵市场行为案件,涉及的资金账户高达112个、证券账户高达148个,动用资金超过20亿元。

中国股市不如赌场,是何等恰如其分的评价!

(五)教育

这一年,校车事故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小博士”民办幼儿园的校车(辆核载人数为9人的面包车上,搭载幼儿及教师64人),与一辆自卸货车迎面相撞,造成21人死亡(其中幼儿19人)、43人受伤,这就是“11·16”特大交通事故。

从此,许多校车事故接连涌现。12月12日,江苏徐州丰县首羡镇发生一起运送小学生车辆侧翻事故,共造成15名学生死亡,11人受伤。

校车悲剧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它让人们看到,在这个官员坐骑不断更新换代的国度,孩子们在被以一种何等冷酷的方式遗忘、漠视。
2011年11月25日,在“11·16”特大交通事故几天后,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项目交接仪式在马总理府举行。中国政府代表驻马其顿大使崔志伟正式将援助校车交付马副总理阿里菲。崔大使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虽然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模式创新等诸多挑战,但一直对外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中方已先后向马方提供了人员培训、学校改建、电脑物资等多个援助项目,为马其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此次援马校车将进一步改善马学生的学习环境,体现了中方对中马关系的高度重视。

这件事情为中国校车悲剧增添了新的血色——人的无耻和冷血真的是没有止境的。
与此同时,“希望工程”在非洲迅速扩张,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计划在10年内为非洲募建1000所希望小学,每所小学初步拟定的标准是150万人民币。

而我和朋友们在国内贫困山区资助的孩子,过去每天只吃一顿饭,在饥饿中艰难地维持学习……这些孩子热爱的祖国,为了树立国际形象在国外乐善好施,而舍不得给自己饥饿的孩子一片面包……

生活在中国,不要睁开眼睛,也别做任何比较,比较会让人莫名地流泪……
这一年的11月,上海市闸北区检察院对警方破获的一起未成年女性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的特大案件提起公诉。该案涉案人员多达20人,其中多数为在校中学生,2人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涉及上海市某职业学校分校、普通高中等9所学校。“不少涉案女生为零花钱主动卖淫、介绍卖淫,嫖客形成了固定‘圈子’,形似日本社会的所谓‘援助交际’”。

在唯物至上,没有善恶报应观念的中国,金钱的诱惑成为天真无邪的少女出卖肉体的唯一理由。是的,我们生活在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堕落的时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发生?!孩子们的堕落让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遭天谴的时代,也是一个遭诅咒的时代!

提到中国的读书人,是很凄惨的一件事。
《中国青年报》12月14日刊发了一篇文章“读书改变了什么”
:一位民工,他家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收入反不如他。有人问他:“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他叹了口气说:“我看读书是没用的。”
读书没有用,三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是中国权力和金钱主导一切,要么有权要么有钱,否则,读书再多也到不了合适的位置,此所谓读书无用武之地。二是中国的教育毁人不倦。从小学开始废,高中时已经废掉50%的正常思维能力,到大学,再把剩余的全部废除。大学读完后,到用人单位后大部分人还要经过培训,才能真正可以用。三是衡量有用没有用的标准竟然是能否挣钱,或挣钱的多寡。当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悲剧!

中国教育最大问题是根本认识不到自己有问题。
12月24日上午,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反复告诉同学们,北大是中国最好的一所大学,“如果错过北大,真的很亏”。对于现在很多人否定中国的教育,周其凤持不同态度,“我认为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如此看来,他们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的。”周其凤认为中国的教育很成功,理由是中国这些年都在飞速发展,“我们的国家在进步,靠的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的人才。”

这位校长的逻辑看得让人蛋疼,并产生强烈的尿意——在中国每天可以听到相当利尿的话。
既然中国的教育很成功,北大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去美国学习,接受他们一塌糊涂的教育,又怎么解释呢?美国培养出那么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国为什么不能呢?随后,又有辟谣,证明周校长的话被断章取义。果如此,将为周校长平反昭雪。

这一年,无数家长继续为孩子沉重的作业操劳。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从幼儿时代就开始摧残孩子,让孩子在痛苦中一点点渡过并不存在的童年。

这一年,作家韩寒快速地完成从意见领袖向思想家的转换。
易中天先生评论说: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相反,正因为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他才用不着硬要找件时装披在身上。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地裸露出自己的真实。当然,也就他能这样。我要跟着学,那会影响市容的。原以为2011乏善可陈,但有了“韩寒的新衣”,我们好过年了。

正因为没有被正统教育摧残,成就了智慧的韩寒,如果用这反证中国教育失败的例子,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吗?
(六)经济

截至这一年的11月,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已经比美国多出34.3%。但是,这一年,很多地方极度缺钱。
引用媒体的一段报道: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统计数据表明,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从年初的23.01%猛增至9月份的25.44%,折合月息超过2分。另据企业界人士介绍,一些民间借贷月利息折合已超过5分。换言之,“5分利”等于资金的年回报率是60%,相当于一般制造业年利润率的6倍。

利率上升是资金短缺的结果,而制造业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承受得了如此之高的利息的。9月底,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全面爆发。
类似的资金链断裂引发的危机爆发在鄂尔多斯。再引用媒体的一段报道:下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发生多起高利贷崩盘事件,多名涉足高利贷者因资金链断裂而逃跑甚至自杀。目前鄂尔多斯的民间拆解利率已经达到月息3分5(年利率42%),甚至5分(年利率60%),而且很难借到钱。按照月息3分计算,2.63亿借款每个月要支付的利息为789万元。
为什么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美国34.3%,还那么缺钱?
原因是,大量宝贵的资金被政府用到了大工程、大项目上,白白挥霍、糟蹋了。政府主导经济的结果,一是国进民退的步伐加快;二是资源配置日益扭曲,导致大量的浪费和损耗——工程上的资金相当一部分落入了个人口袋,这是中国不断上大工程的源动力之一。而政府透支进行的投资因负债累累而不得不供应更多的货币……

2009年12月,我撰文指出:在通货膨胀之后,中国将步入“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共存的经济形态”。
这种经济形态日益明显。温州、鄂尔多斯资金链危机是这种畸形经济形态的反映,居民购买力的下降和物价的上涨的结果,同样是这种畸形经济形态的反映。

官员的强项不是做经济,他们大多数不懂经济却又非常自负。因此,这些年来,中国不断违背经济规律逆流而上,在背离民生、民富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快。当官员为了一己之私拼命上大项目,耗尽各种资源的时候,这个国家的资源配置已经畸形到了无法修正的地步。

更要命的是中国式债务危机的爆发。我在《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一书中,专门写了一个章节《大结局:债务危机死拼!》,债务作为一条带血的主线,将影响世界的趋势,中国同样如此。欧洲不惜举债维持其高福利,而中国却是举债维持高投资,两者区别的意义在于:前者应对危机的韧性更强,为自己争取更多时间,一旦违约,可将债务一笔勾销。而中国对民生的负债,则意味着中国会因抗风险能力的极度脆弱而将金融层面的危机,迅速演变成社会危机。

2011年,中国过度鼓励私人购车引发的弊端更充分的暴露:交通拥堵,石油对外依存度进一步上升。2006年至2010年,全国汽车保有量每年平均增加951万辆,而在2011年前8个月,汽车保有量就已增加983万辆,月均增加123万辆,高于2010年同期月均113万辆的增量;其中,私人小型载客汽车增加781万辆,月均增加98万辆,占汽车增量的79.45%,是汽车实现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前总理朱镕基在离任8年后的2011年4月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那是我的(任内公开的)最后一次讲话。我拜托大家别拿公款去买小汽车,去补贴小汽车;拜托大家多发展公共汽车,发展公共交通吧。如果这么做了,现在北京就不会那么堵车了。”

好大喜功、大跃进式的发展经济,导致整个经济体和经济结构满目疮痍。而这种靠货币春药维持的繁荣,仍在作为政绩被某些人津津乐道。中国经济,未来将走向何方?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并非中国经济的冬天,冬天还没有到来……真正的冬天,比现在要可怖得多。任何一个热爱这片土地的炎黄子孙,都会为这种悲观的未来悄然泪下……

问苍茫大地,裸官主沉浮,未来的路在何方?

(七)物价(含药价)

2011年,是物价继续飞涨的一年,是货币购买力继续下降的一年。
2011年3月5日上午9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
2011年6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伦敦表示,今年维持通胀在4%以下有一定困难,但应可以控制在5%以下。
2011年12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2年《经济蓝皮书》认为,2011年中国CPI持续高位运行,全年上涨5.5%
这一年,以猪肉价格的上涨为起点,开启了涨价之门。常年被人忽视的猪,突然成了香饽饽,有关部门组织召开猪肉的专题会议,以抑制肉价。在货币汹涌而出的时代,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专项工作。事实证明,仅仅盯着猪的肉体是错误的!货币超发是万恶之源,除此之外的任何努力,在短暂的发挥作用后都将被废掉。

对于菜价高昂的原因,记者曾经做过详细调查。结论是,蔬菜从菜农手里出发长途跋涉到城市,还便宜得令人吃惊,真正贵就贵在“最后一公里”。北京市物流协会专门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蔬菜从批发市场到零售市场的这“最后一公里”,流通成本比从山东寿光拉到北京的费用至少高出150%。除此之外,各有关部门收取的苛捐杂税,推升了菜价。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在中国,管理的目的变成有关部门鱼肉民生,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始冲动。

这一年,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场哄抢食用盐的大演练。在日本地震发生后,中国的食用盐被哄抢一空,平常卖一元的袋装食盐,价格在很短的时间里翻了20多倍。强烈的不安全感,总是萦绕在这个国家民众的心头,一遇风吹草动,抢购之风马上风卷残云,一扫而光。

这种可怕的现象,不断放大着人们的恐惧感。
当然,最离谱的还是药价。2011年11月,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再度对高药价进行曝光:某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0.32元,中标价为18.49元,医院零售价为21.26元,中间利润竟然高达6500%以上。

中国的物价畸形与发改痿这一祸国殃民的机构是密不可分的。
据央视报道:从2001年开始我国全面推行药品集中招标。为了遏制药品虚高定价,发改痿为每一种药品制定了最高零售价,问题是,即使不少药品的中标价比出厂价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根据这样的中标价计算出来的医院零售价,依然低于发改委公布的最高零售价。以山东方明药业生产的2毫升20毫克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为例,出厂价为每支0.32元,最高零售价被定为35.9元——发改痿能解释一下这么变态的最高零售价,是用身体的哪个部位想出来的吗?!

发改痿在事实上成为涨价的最大帮凶。其实,发改痿在物价方面只做两件事:一是涨价;二是解释为什么涨价。
有一个逻辑是非常明确的:货币超发,物价必涨。尤其是在当下自宫的政策之下,随着企业倒闭潮的出现,供应短缺的现象将在不久之后成为物价的另一只推手。

(八)命案

2011,注定是一个变幻无常之年——始于命案,而又结束于命案。
2010年12月25日,曾有多年上访经历的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前村主任钱云会,被发现死于村口路边的工程车轮下。
当人们对这件事情进行激烈争议的时候,2011年,悄悄到来了。
2011年的伊始,首先给我们的教训是,好好走路不见得就是安全的。尤其是那些有上访经历的人,很容易无缘无故、莫名其妙的猝死——唯一的区别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

如果把这当作2011年出行必备的常识,就大错特错了。
2011年6月7日上午,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药家鑫被执行死刑——药家鑫驾车撞人后又残忍地将伤者张妙刺了八刀致其死亡,理由是怕张妙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

这件事情给我的教训是:一旦被车撞了,要么装死,等撞人的车主走开后再报警;要么捂住自己的眼睛,不往挂车牌的地方看,为自己留条命。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心理学室教授的解释是:他(药家鑫)拿刀扎向这个女孩的动作,和在他心里有委屈,在他有痛苦,在他有不甘的时候,却被摁在钢琴跟前弹琴是一个同样的动作……弹琴本身是来发泄内心的一种愤怒或者情绪。因此,当他再遇到这么一个不愉快的刺激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人被撞伤了,而且在记他的车号,这个刺的行为实际上就类似于砸琴……

我终于明白,杀人其实是有区别的。比如,像药家鑫这样的,其实不是杀人,而是做一种艺术,在激情中捎带着把人弄死了……
2011年10月13日下午,佛山两岁小女孩悦悦在路上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和碾轧,18个路人先后经过视若无睹,其间悦悦又被一辆货车碾轧过去。最终悦悦被第19名路人——拾荒的阿姨陈贤妹抱到路边,随后被送往医院急救。陈贤妹捡起了国人仅有的良知,却被有些人指责是为出名。在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人们贫穷得除了几个铜臭已经一无所有……

人世间放佛在一种轮回中。
2011年12月10日,广东省乌坎村的村民代表、43岁的薛锦波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这起因土地腐败交易引发的悲剧,同样掀起轩然大波。乌坎人在相信政府会给他们公道的期待中,发出了自己的诉求。在自治状态下,民众井然有序的利益诉求得到了政府的肯定,通过对话,村民们的立场受到尊重——权利从来都是抗争而来。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

如果钱村长之死不是一个开始,那么,乌坎也不是一个结束。

(九)国际

2011年是全球继续放水的一年。是年的8月、10月、11月,巴西央行三度降息各50基点。欧洲央行在11月3日和12月8日,将基准利率降至1.00%。澳洲、印尼、巴基斯坦也都两度降息。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12月的份货币政策会议上以9:0的投票结果,一致同意维持利率于0.5%水平和量化宽松政策(QE)规模2750亿英镑不变。12月24日,一位欧洲央行高级政策制定者强烈呼吁,如果欧元区通缩风险出现,应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来提振欧元区经济,欧洲央行可能扩大其政策工具。全球放水,在2012年,将快速向新兴国家蔓延。印度卢比在最近四个月内贬值幅度超过15%。

2011年,是灾难频发之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岸发生了灾难性的海啸和地震。9.0级地震及其引发的福岛核电站危机,一度让全世界陷于不安的状态。

2011年7月22日,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心遭炸弹袭击,造成包括首相办公室在内的多座政府大楼严重受损。此后不久,挪威现年32岁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伪装成警察向奥斯陆一青年营地内的集会者肆意开枪射击。截至7月23日,两次袭击事件中的死亡人数达到91人。于特岛惨案成为挪威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暴力袭击事件。

中国自己也灾难不断。而且,2011年的大雨几乎都是百年不遇,连续多年场场百年不遇,苍天啊,你为何总是拿百年一遇的洪水来折腾中国?难道仅仅是因为官员们不识数惹您老人家生气了吗?

2011年,我在《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中所画的中东路线图,一一被现实验证。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伊朗……还有人认为这离中国还很远吗?

2011年,是昔日风云人物相继逝去的一年,这些人的兴趣、爱好、作风、破坏性之一致,世所罕见,而他们如此集中地相约而去,也为活着的人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2011年5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全国电视演讲,宣布“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已被打死。他说:“今天我们再次印证只要美国下定决心,这个国家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实现。”
2011年10月20日,利比亚卡扎菲在其家乡苏尔特被捕,遭到长时间的诸如鸡奸这样的羞辱后被杀,一如他生前对民众的羞辱和屠杀时的冷酷无情。这种一种轮回。只是,我非常惊诧的是,卡扎菲竟然没有勇气用金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免遭屈辱。独裁者永远都是怯弱的。

2011年12月17日,朝鲜金正日因日理万姬、过度操劳去世。
有人总结:萨达姆生于1937,死于2006,终年69岁;卡扎菲生于1942年,死于2011年,终年69岁;金正日生于1942年,死于2011年,终年69岁。事实证明,中国规定住房产权70年是领导干部经过深思熟虑多方论证的。
据叛逃到韩国的朝鲜前劳动党书记黄长烨透露,“金正日讨厌中国的程度似乎胜过讨厌美国。”事实也是如此。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屠杀中国公民最多的国家就是朝鲜!尤其近年,几乎每年都有数十人被朝鲜人民军枪杀。朝鲜军人甚至越境,直接在我国境内枪杀我军人(如:http://bbs.cnhan.com/thread-322118-1-1.html)。朝鲜之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这能够成为朝鲜一直把中国视为它的棋子和玩物的理由吗?作为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作为世界上最依赖中国的国家,却以如此冷血的方式对待中国同胞,中国近年来在外交方面的弱势到了令人不堪忍受的地步——除了一再被人当作棋子,有像样的作为吗?2011年,爱国者伤心之年。

2011年,中国继续天南海北的出访,天南海北的施舍,以彰显我中华泱泱大国恩泽四方的心胸。其实,即使不对外援助一分钱,只要能厚爱国民,让国民有归宿感和尊严感,中国也能赢得世界的尊重,而且,更能!在很多时候,外交问题其实就是内政问题。做好民生,中国才能在世界上挺起胸膛!

2011年,欧债危机不断恶化,而美国平安渡过债务危机,逐渐步入良性复苏轨道。
2011年,全球有序的动荡,在动荡中洗牌,而这所有的动荡,都将继续延伸,当接力棒延续到2012,新的篇章又将展开……
于2011年12月25—26日

我想看到联合国在2012年再下一次半旗~~

注意黑体部分!用各大网站上交的Gmail明文邮箱和密码去扫Gmail!
RT @cdjboy 2010年初,某部门要求各大网站上交用户明文密码库,以方便监控国内用户在墙外网站的帐号,谷歌拒绝。 之后某部门开始使用明文密码库扫描gmail ,被谷歌发现,随即决定退出中国。随后谷歌迅速部署并面向普通用户推出了Authenticator两步验证。
我想看到联合国在2012年再下一次半旗~~

2011年12月27日星期二

2012中共恐慌 高层部署重判民主党人

记者骆亚报导

中共当局近日接连重判了贵州的民主党人陈西10年、四川的民主党人士陈卫9年徒刑后,圣诞节之际再度对浙江的民主党人士进行打压和骚扰。

浙江民主党人吴义龙遭到警方抄家,并被从杭州赶回安徽老家,“国保”威胁说,如果敢回到杭州就进去(监狱),同时,吕耿松、陈树庆遭到当局威胁,王荣清也被当局严控,甚至已经被关押一段时日的朱虞夫也遭当局重新起诉。

有民主党人士认为,当局是担心自己政局能否维持下去,而恐惧民主党这样全国性的组织,所以采取全国范围的打压行动。

据浙江的民主党人邹巍向大纪元记者介绍,12月26日晚,杭州市“国保”和江干分局及当地东新派出所三方人马组成的小队前往吴义龙家抄家两小时,并以“从事民主党活动”为由对其传唤,关押一整夜后,第二天被押回安徽老家。警方告诉吴义龙只有两条路,一条待在自己安徽兄弟这儿,二是回杭州准备蹲大牢。

同时,浙江的民主党人吕耿松、陈树遭到当局比较严重的骚扰,王荣清是一名身患重病需要血透的病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当局也对他进行了严管。

邹巍认为,这次对民主党人的重判和严打是有目的和步骤的,他举例说,贵州的人权捍卫者、民主党人陈西逮捕不到三十天就被重判十年,应该不是一个地方政府所能做的决定,同时已经被关押一段时日的朱虞夫被当局重新起诉,及四川的民主党人陈卫被重判九年,可以看出应该是北京高层的统一部署,是全方位的镇压,是高层中的思想僵化的保守派人士对民主的疯狂反扑。他们出于对中国未来会走向民主的担忧,从而对政治异议人士进行疯狂的镇压,而不是因为最近是敏感时期或者是有什么突发事件。

他还说,可以预料在一段时间之内,中国的民主人士、政治异议人士、包括维权人士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相关的人士应该做好经受这个考验的准备。

吴义龙也估计,这是当局对民主党人的一个全国性的行动,也不排除中共高层内斗的因素,这种全国性的行动,需要各地配合,肯定是中央高层各个派别之间达成统一才下令的。

他认为,中共当局在乌坎事件上向民众妥协和对话都是特例,而打压是中共的惯例。乌坎是为利益而起的,并以利益来收尾的。而民主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有政治上的诉求,所以下一步当局可能会对民主党采取更进一步的打压。他还说:“他们直接跟我说,要么进去、要么回去。态度非常明确。”

他进一步向记者分析道,当局的做法和态度跟以往有所不同,这次表现很强硬,前几天朋友王卫东(音)去看他,结果遭到抄家,电脑也被没收了,人也被带到派出所。以往当局是先采用“喝茶”的方式,一般都是在宾馆或者是哪里,但王卫东就直接被关到留置室里,那里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吴义龙表示自己也同样因无法睡觉坐了一夜。从国保对他讲话的口吻中,他听出来命令来自高层。

他认为这是当局对政局能否维持下去没有信心的表现,“他们害怕有组织的行为,在问讯的时候,一再说我在继续中国民主党组织的活动,以这个为打压的理由。”

据浙江的民主党人陈树庆撰文介绍,吴义龙是中国民主党浙江部份的创党人之一,也是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最早的筹办人之一,对中国民主党的创立功不可没,为此从1999年6月被中共当局以“监视居住”名义羁押,后被判11年徒刑,2010年9月14日刑满获释。

四川的陈卫和贵州的陈西,都是因撰文批评、揭露中共政权而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迫害,陈卫被重判9年;陈西被重判10年。陈西曾因89.64被当局关押三年,他和贵州的民主党人贵阳建立了一个人权论坛。陈卫因为89.64被当局关在秦城监狱,1990年底获释。1994年,他又因组织成立“中国自民党”并策划六四纪念活动,被北京中级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五年。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为中共的人权记录辩解,并声称目前的人权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等等。外界认为这是中共惯用的无耻论调。

(责任编辑:姜斌)

中港台时间: 2011-12-28 03:03:45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1/12/28/n3469576.htm2012中共恐慌--高层部署重判民主党人

2011年12月26日星期一

韩寒: 谈革命 / 说民主/ 要自由 (三部曲合编)


谈革命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幺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幺。
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
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幺,他们普遍觉得自由。
问他们需要公正幺,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
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幺,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幺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问:那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幺?
回答:这是一个误区,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幺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 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
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 没有感染力。
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
回答:我们假设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
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 又是很好的例子。
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 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
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 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 幺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
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 被革命对象。
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 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幺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 秩序,收拾一下局面。
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这个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 观,就别提操作了。
问:那你看埃及,利比亚⋯⋯
回答: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
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
当然,以上更是废话,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问: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是被政府买通了幺?为什幺不能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
回答: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 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
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
唯一能和共产党抗衡的就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QQ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500Q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但问题是,到时候马化腾一定会入党的。
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幺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 过,你关心普选有什幺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幺区别呢。
问: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时机的问题。你认为什幺时机最合适。
回答: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 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
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幺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冬至回读者问之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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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民主
问: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
回答: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
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
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
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
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问: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不是人民自己的争取?
回答: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
而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过去。当然,更有可能是他们都没有感受到舆论压力。好比你账户里有十亿,你丢了一千块,你自然不紧张。文化界兜里加起来的总和就五百,而他们认为统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
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而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
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执政者驯化的结果,所以要改变执政者。
但现实就已经这样了,那一两代人已经这样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
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回答: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 其他方而独大。
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补加一个问答,关于素质和民主:问:我去了一些发达国家,我发现在表面的素质之下,其实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
回答:我完全的赞同。但我们说的就是表面素质,不要因为觉得人私底下都是怎么怎么样的而小看表面素质。民主的质量就是由国民的表面素质决定的。一个人开车可能关远光灯,看见人彬彬有礼,遵守社会功德,但一交往,发现其实也是自私懦弱狭隘贪婪……这又如何呢。素质和人性放在一起谈没有意思,美国人的人性和中国人的人性说到底当然是大同小异的,全世界人类的人性都差不多。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先有好的素质,再有好的制度,还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质。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的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的好坏,都应该保障好的制度,因为好的制度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制度有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
问题是,当好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咱不能天天期盼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好的制度,然后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否则反正好的素质也没必要,又缓慢又不见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两个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
我觉得还是要实际一些,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好,美国的宪法再好,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再好,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和人民都做到了。
我们宪法其实也好,我们的执政党说过不少只比独立宣言好不比独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数没做到。他们是不会看着各种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价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国民素质又不高,的确看着像死结。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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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由
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上篇文章里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
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
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
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
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
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
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以上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该是什幺样,不如想想应该怎幺办。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望,我的愿望用完了,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
虽然我觉得自由未必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但没有人愿意常常感觉恐惧不安。愿各位没钱的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变有钱,有钱的不再为了光有钱而依然觉得低外国人一等。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
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药,火药,丝绸,熊猫不能为我们赢得荣誉,县长太太买一百个路易威登不能为民族赢得尊敬。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相关: 《狼与狮的比喻》(插图) 明白民主制度的好处











































































2011年12月25日星期日

安裕:哈維爾——傷逝二○一一

明報專訊

一年總有幾次眼眶微紅的一刻,上星期日晚上回到家,打開電視機,夜間新聞說哈維爾去世。我怔了怔,在暗黑的寒夜呆了幾分鐘,腦海裏是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一連串早丟在歷史的名字忽然都在腦海裏冒出來——杜布切克,布里茲尼夫,柯西金,波德戈爾內。這些名字或許人們已經不大記得,或者說根本不知道人類歷史曾經有過這些人。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是一九六八年捷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布里茲尼夫是當時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柯西金是蘇聯總理,波德戈爾內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相當於國家主席。


這些人在一九六八年那個炎熱八月成為舉世焦點。杜布切克提倡的「有人性的社會主義」,被蘇聯及其他四個東歐集團國家的強大軍事機器壓扁。杜布切克下台,流放到鄉間當伐木廠工人,哈維爾開始從劇作家轉向關切政治,一九七七年,哈維爾成為著名的《七七憲章》的核心人物,一年後他寫出《無權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是為不同政見運動的最卓越文章,驅動了心靈,激發了良知。


二○一一年的傷逝要是只可聚焦在一個人身上,我會毫不猶豫選擇哈維爾。
「異見人士」這一說法我是不能同意的。異者,不同於正路也,這是所謂正統視角下的折射,我寧願鍵入多兩個字,不同政見者或不同政見人士,這會令我心內安然一些。可是這種安然是沒有法子長久,就在哈維爾去世消息公布之後十幾個鐘頭,北韓宣布金正日的死訊。二十四小時內兩宗死訊帶來兩重不同衝擊,哈維爾留下的是作為生存於極權政治下挺身而出的勇氣,通過言傳身教,令人看到人類的希望。

劉曉波的《零八憲章》很大程度是《七七憲章》的中國版,這所以劉曉波身陷囹圄的時候,哈維爾寫了一封信給胡錦濤。金正日則是一個所謂信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的家天下第二代,他留給北韓人民什麼這一刻暫未可知,但客觀所得的是,北韓是極度封閉的國家,人民沒有展示一己意志的自由。可是令人感到詫異的是,聯合國為金正日猝逝默哀一分鐘,胡錦濤在金正日死訊公布翌日到北韓大使館弔唁,確認金正日兒子金正恩的接班人地位。哈維爾的葬禮上周五舉行,我看不到有中國領導人參加這項儀式,也找不到官方新華社周五當天曾經發出過有關報道。


中共眼中的哈維爾
哈維爾以及捷克也許沒有北韓那樣的戰略地位,這是因為捷克沒有核彈抑或捷克沒有潛在饑荒,不可能有難民流徙到中國而不獲重視?抑或僅僅是哈維爾寫了一封為劉曉波求情的信簡,或者更加簡單的只是哈維爾在推翻捷共統治過程中曾經發出熱和光,從而遭到中國官方如斯冷待?沒有人會知其中原因。以一個曾經讀過哈維爾的文章、並對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有少許認識的香港巿民來說,我覺得中國人民如果深切了解布拉格之春的背景歷史,相信會同意我前面所說的,為什麼中國政府沒有像弔唁金正日那樣正面評價哈維爾。


一九六八年一月,捷克共產黨選出新任第一書記杜布切克,他上台後首個目標是放寬新聞管制,提出捷克政治生活民主化。這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總理納吉上台後曇花一現的匈牙利革命似曾相識,然而納吉的下場是這齣政治春天圓舞曲的悲劇結局——蘇聯派出大軍入侵匈牙利,打死逾萬人,納吉被蘇聯特務綁走,兩年後秘密處決,埋屍亂葬崗。十二年後,杜布切克主事,捷克上演布拉格之春,人民開始臉上看到笑容,杜布切克說要實行名為「具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令到社會主義不再是沒有人性的教條,他相信馬克思主義可以把人性和個人自由融合起來。這場革命令捷克在一九六八年成為最有生氣的東歐國家,捷克人民從報章上讀到一九六八年一月以前讀不到新聞,秘密警察和黨官的顢頇無能統統刊登出來。


杜布切克的做法,在蘇聯眼中明顯是重複匈牙利納吉的自由化政策。一九六八年五月,蘇軍開始在捷克邊境集結,東德、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四個共產國家的首腦到莫斯科商討對付杜布切克。八月初,蘇聯猛烈批評杜布切克的政治自由化政策,八月二十日,五十萬蘇德保匈波五國聯軍開過邊境直闖捷克,兩天後,蘇軍先頭部隊坦克開進布拉格。在這一時刻,杜布切克顯出政治家應有的素質,蘇軍包圍捷共中央委員會辦公樓,杜布切克毫不畏懼,要求蘇軍馬上撤出國土。對峙局面延續了一個月,當死亡的捷克人愈來愈多,增援的五國聯軍愈來愈眾時,杜布切克在蘇聯的鐵蹄下被帶走流放鄉間,布拉格之春歷時九個月,在坦克隆隆中化成虀粉。
杜布切克雖然從捷共第一書記的位置退下台,但撒下的種子遍地開花,哈維爾目睹事件的全部,其後他在回憶錄裏寫過一句到今天仍然擲地有聲的觀察——「對手無寸鐵的平民動干戈是徒勞無功的」。捷克人民以血肉之軀抵擋蘇聯侵略的勇氣,令哈維爾決心留在國土,不願接受當局要他流亡海外的安排,並開始極為艱辛的不同政見旅程。今天回看,哈維爾沒有受到毒打迫害,這段重塑心靈的旅程也似乎沒有想像中或有如索贊尼辛古拉格群島那樣駭人,然而對一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而言,幾乎等於零的寫作空間,其實已足以構成一道不可踰越的電網高牆。哈維爾的作品不獲出版許可,著名的《七七憲章》是以地下形式發刊。


布拉格之春帶出哈維爾
哈維爾在東歐變天之中不如俄羅斯葉利欽或波蘭華里沙那般轟烈,他以細水長流的耐性道出人性的弱點。必須指出的是,哈維爾的矛頭不具黨派而是跨黨派,他指向社會主義的非人性,也指向資本主義的死穴。在西瓜開大邊的國際政治,哈維爾的風骨是「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經得起考驗。我在這裏說的經得起考驗,是哈維爾沒有撿政治便宜,像華里沙或葉利欽那樣無條件倒向西方,把自己和祖國的命運交到外國手上。哈維爾的捷克本質,成為他與美國化的華里沙和葉利欽的最大迥異:華里沙和葉利欽的影響力遠不及哈維爾,因為哈維爾是人道主義者而不是政客,這也可從客觀上解釋了為什麼哈維爾始終與諾貝爾獎絕緣。


當政治成為談判技術的體現,當國際政治變成買與賣的交易,我們看到原則的廉價出售。金日成傳子金正日再傳金正恩,這種事發生在一個號稱馬克思主義追隨者的國家,令人質疑平壤讀到的《資本論》是不是中間缺了好些頁數;毗鄰的中國今天自詡走向世界,卻又率先承認金正恩這個父傳子的政治世襲。中國要的是北韓局勢穩定,以原則換來未知會否長治久安的穩定。如果時光倒流,毛澤東去世前把權力交給兒子,十億中國人民會否就此答應?當原則變成揮之則去的政治權宜,當風骨變成可資買賣的政治失格,哈維爾的逝去,令人們對他帶給世界的一切更加不能忘懷。


John Barry留下音樂
二○一一年也是傷感的一年,三月的日本大地震,奪去了大量生命。我們不會忘記拉登、卡扎菲曾經對世界的衝擊;當然會記得喬布斯的創意;也不會就此把重量級拳王傅利沙忘懷,他的內線勾拳至今無人能及;還有著名記者Andy Ronney留下的睿智,Tom Wicker的視角,這些人的離世,都令人們久久不能自己。伊利沙白泰萊的美艷得不可方物在二○一一年成為此情只有成追憶的歷史;人迹杳然,唯有音樂可以傳世,在這一刻,我們應該為手上還有John Barry的CD, 或者在youTube找到《Born Free》的意在言外主題音樂而慶幸。

AT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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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y Spencer Illustration.: PIRATES IN PROGRESS

Matty Spencer Illustration.: PIRATES IN PROGRESS: Ahoy mateys, yesterday I started working on something a bit different... PIRATES! Apart from being really fun to draw, I just wanted a br...

从乐清到乌坎 农民的觉醒(组图)

2011-12-25 00:02:47

作者: 金晓刚

乌坎村失地村民集体抗议
乌坎村失地村民拉横幅集体抗议

【看中国记者金晓刚综合报道】中国各地民众正为政府徵地腐败问题群起抗争,这个圣诞节没有欢乐。去年同一天(12月25日)晚上,乐清市发生震惊国人的钱云会村长惨死“事故”。这个曾震惊海内外媒体的消息在中国至今仍是禁文。海内外媒体纷纷批评,淅江乐清村长被货柜车碾死事件是血淋淋的暴力。而今,乌坎维权代表薜锦波“猝死”背景似乎如此熟悉。

事件回顾:钱云会之死疑点重重

中国一名村长的惨剧
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原村长钱云会被车碾死,村民跪求真相

钱云会案,新出的网友拍摄的最早的现场

在过去六年里一直带领村民反抗电厂非法征地的五十三岁村长钱云会因上访被关四年多。而就在2010年圣诞节当天被货柜车活生生的碾死。从网上流出的照片,钱云会死亡当时是跪在地上,车轮在其颈背和膊子碾过。因为跪着而弓起的身体留在车底,头脑被搁在车轮另一边。

案发当晚,目击证人钱成宇被警方带走,并在派出所被毒打一顿。再根据围绕“事故”而发生的种种疑点,以及相关维权背景,村民指钱被谋杀的可能性极大。温州警方12月27日称未查出村长遭谋杀证据,肇事货柜车司机被控意外撞死人。28日傍晚目击村民现身反驳“钱云会是被三个戴口罩的男子按到了滚滚车轮下”,叙述时,她浑身颤抖。之后,该大婶被官方说成是精神病患者。

在媒体记者深入追查、网友们不断的质疑围观和仔细分析下,温洲市委在28 号零晨紧急“回收”了乐清警察发出的通稿,并按刑事命案和交通事故两套程序展开调查。

各大陆网站至今“守口如瓶”

从12月25日发案,12月29日温州乐清警方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定性为普通交通事故,到2月1日正式以交通肇事结案。期间各大媒体、民间组织、群众发现案件疑点重重。凤凰卫视,中国经济时报等公开质疑,但结果除了评论被关闭,官方置若罔闻至此再没了下文。

至今,天涯社区「百姓声音」近日出现沉重悼念钱云会的帖子,也立即被屏蔽。

由阳光卫视香港制作中心发行的中文电子杂志《阳光时务》11月第六期播出视频《我的儿子叫钱云会》,歌词由钱云会八十多岁的父亲钱顺南编写,左小祖咒重新编曲,并给钱顺南的哭诉配上了最简单的木吉他和口琴,在自己的最新独立专辑里低调推出。

歌词中写道:乐清市发动镇压村民,我的儿子冤仇无边,我死了去阎王殿递京状……我的儿子让市政府谋杀啦叫镇里的人谋杀啦,凶手谋杀了我想得很清楚,我这样第一夜难得的和你们坐下,难得的很……

左小祖咒说,这是给钱案一个交代——只能是一个交代,甚至传播时,这个交代连完整的名字都不被允许。

从钱云会到薜锦波的“维稳”杀人

乌坎村民集会
薜锦波(右)生前参与乌坎维权活动的留影

与钱云会相似的另一版本在今年年底再次上演。2011年12月9日,广东陆丰乌坎村烈宏、薜锦波、曾昭亮等五名村民维权代表被陆丰地方当局逮捕,三天后,便传出了薜锦波的死讯,官方的说辞是薜锦波系“心源性猝死”,但是根据看过尸体的死者家属对《东方日报》的控诉——死者尸身遍布伤痕,颈有勒痕,拇指被屈断,两颊瘀肿,腰身被践踏,再联系导致死者被捕的“9.21”维权背景,村民一致认为薜锦波死于一场谋杀。

近日网上转载的一篇文章《“维稳”杀人:从钱云会到薜锦波!》指,从钱云会到薜锦波,两个年尾的两条命案,死亡背景惊人的一致。皆希望人民的权益能得到真正的维护。据报道乌坎村中共党支部书记薜昌团伙数十年来背着村民先后出卖了6000多亩村民土地,但村民们却见不到丝毫卖地收入。

文章指,无论是钱云会的维权,还是薜锦波的维权都极大的触犯了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乐清电厂征用寨桥村的146公顷农地,按当时的市场价折合人民币至少有数亿元,但地方官僚们却只准备给村民们补偿一个小小的零头。而乌坎村薜锦波们的维权也同样牵扯到巨额经济利益,6000亩村民土地的市场价同样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钱村民们没有拿到一分。

“但这还只是从经济利益角度所作出的分析。更重要的是维权上访——尤其是群体性上访直接触犯了中共维稳体制,不仅触犯了中共核心政治利益,也触犯了地方官僚们的核心政治利益。‘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最高指示’下,维权领袖不是被逮捕关押,便是送到精神病院,要不干脆想办法弄死——正如钱云会、薜锦波所遭遇的那样……”碾死了把真相埋了,网上五毛唱和着指责群众不愿意接受真相。

维权之路艰难 新一代再发声

从乐清到乌坎可以看到农民维权路之艰难。不过,有评论指出,乌坎村民展现了不同以往的维权模式。

媒体时事评论员横河表示,乌坎村民将共产党的最底层干部赶出了村子,形成一个完全自治的局面,这在共产党统治后,是不曾出现过的;其二,当地进行了民主式的选举,选出了他们的代表与官方进行沟通;第三,宗族力量在当地展现了极大的影响力。

一名海外关心乌坎事件的网民评论,“整个过程说明公民意识在年轻一代人身上逐渐觉醒了,而且今天的年轻人(90后和00后)和89年64运动不同,那时只是学生在呼喊,而且明显比今天的年轻人稚嫩。这让我们看到新一代的希望。“中国在愚民教育22年后,年轻人找到了其他途径争取公民的权利,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从乐清到乌坎 农民的觉醒(组图)

【译者快评】苏联解体廿年

【译者快评】苏联解体廿年

核心提示:1991年的12月25日,苏联解体。本文是“译者”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二十周年时所写的评论。【译者快评】是由译者成员根据平时了解的信息,在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给出我们的观点,版权采用cc3.0协议,欢迎注明来源转发。
20年前的12月25日,中国的“老大哥”——苏联解体了。作为共产国际的发源地和大本营,苏维埃曾被中国人举国效仿、拜为老师,而它最终落得个四分五裂的结局,结束了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同时也是残酷的实验。
在1991年,苏联的尘埃落定曾让中国人唏嘘不已,可以说,那是一次“梦醒”。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至此失去了所有的光环,“冷战”输赢见了分晓,而在一百多年前,曾让少数中国人心潮澎湃的那个发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到头来不过是专制的变种重生。
20年前,也有一部分中国人钦佩“老大哥”有“休克疗法”的勇气,敢于拿起手术刀,解剖政治制度,不惜将一个存在了70多年的帝国肢解,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因此而烟消云散。
不管愿不愿意,从20年多前开始,中国和苏联就在被比较、被衡量、被相互参照。到今天来看,这两条道路——或者我们可以简化为“政治自由”的道路和“经济自由”的道路对比——似乎已经分出了高下。中国虽然用坦克压制了政治自由的诉求,但是“经济开放、政治稳定”的战略维持了大国的安定和统一,在嵌入到全球化产业链之后,规模成就了乘数效应。中国连续多年的高增长让日本或亚洲四小龙 曾经的经济奇迹都相形见绌。反观前苏联分裂后的诸国,经济增长率低迷,主要依靠能源出口,产业结构不均衡,“新俄罗斯人”又多少要背负起“发国难财”的“原罪”。20年交出的两份答卷,让《人民日报》有底气写出《苏联解体20年:主动把握历史》这样的社评。
不过,仅仅是结果的对比并不完整。我们曾经全文翻译过胡佛研究院《政策评论》上的论述《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了而俄罗斯失败了?》(下载)通俗点说,中国的“经济松绑”能激发出如此强大的底层动力,并非中国共产党激励有方,它只是明智地没有反对这种由下至上的“草根创业冲动”而已;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原有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全民制的,有大量的农村居民完全没有享受到来自国家的任何福利或保障,“经济松绑”对他们来说,“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无疑,他们当中不是人人都变成了市场经济竞争中的成功者,但正是因为有为数众多的愿意一搏的“草根创业者”,中国经济才焕发出如此的活力。而前苏联的国有化要彻底得多,全民福利也好得多,当分配资源的中枢一朝停摆,民众不想要放弃已有的利益,也缺乏不惜一切,到商场中一赌输赢的冲动。当然,那些有路子可以将过去的国有资本转为私有的“精英”们在这场“盛宴”中是不会客气的。(类似的情况在90年代,中国私有化过程中也同样发生了。)
2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好于俄罗斯,带来民生方面的满意度也高于俄罗斯,不过,这不应该被包装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生命力”,恰恰相反,这证明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前文所述的那种“草根创业冲动”,在《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中被称为“竹笋资本主义”——那些没有什么占到什么政策、资金、人员优势,基本靠个人能力在市场经济中自生自灭的中小型企业,却有着竹笋一般顽强的可以在劣境中生存发展的适应力,它们才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秘密所在。不过,中国的国有力量也并非完全无功,它的主要功绩在于:一、保障了一个统一完整的市场规模;二、改善了基础设施。只是2000年之后,在“做大做强”和“走出去”的思路下,“国进民退”的操作手法和不断上涨的交易成本(制度性的和通货膨胀)很可能已经伤害到了这些底层的“竹笋”,其后果究竟如何,还需要时间来体现。而在中国官方媒体上,一定要把这种没有社会福利、没有环境保护、没有工人权益的“原始资本主义”包装为“社会主义制度”,目的倒不是为当年的“老大哥”苏联叫魂,而是要维护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动手术的政治制度。
加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找到政治共识的达成路径,这些倒是俄罗斯比中国更容易解决的问题。虽然梅普的“二人转”激发起俄罗斯自1991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不过“俄罗斯之春” 真的出现了,也不会比20年前的苏联解体更残酷,民众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改变已经发生。今日俄罗斯不会再走回头路,而会在政治透明化、决策民主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如梅德韦杰夫在他最后一次的国情咨文中列举的各项政治改革措施,虽然出台得有些晚,但从中不难发现,俄罗斯的民众面对的不是一个完全不懂得倾听、不会做出反馈的高压强权,也应该不必付出巨大的血的代价或经受政治格局的重大动荡。
相反,如果读一读《金融时报》前驻华记者马利德的著作《党》,在他看来,统治中国的中枢依然是苏联所发明的一整套秘密组织,它依然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军队武装、舆论工具、依然可以不受阻碍地制定规则。而且,它现在还手握重金,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仿佛可以睥睨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它很难学会倾听和妥协,要让它变得更加透明和民主,谁也不知道中国要付出多高代价。借用那篇著名的宣言的开头的话——“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它仍在这儿徘徊,在苏联已经解体20年后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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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3日星期五

乌坎谈判官媒首次发声 秋后算帐引关注

中国陆丰乌坎村争取民主维权事件,暂时与当局达成和解,不过外界在关注的是中共什么时候或者是用什么方面秋后算帐。图为,21日乌坎村村民在召开村民大会。(MARK RALSTON/AFP/Getty Images)

【2011年12月22日讯】(记者李净报导)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昨天(21日)和广东陆丰乌坎村民代表进行了接触,当局答应了村民的部份要求。今天,沉寂多日的中共官方媒体均对乌坎村民维权事件进行了报导,声称村民们如同吃了定心丸,并且说,切不可为某些“会闹的人”随意开突破法规的口子。

自乌坎村民维权事件爆发后,在广东有蔓延趋势,海门镇、白塔镇、凤城镇等地都有大规模的民众维权抗暴事件出现。网络评论认为,当局与乌坎人谈判是否为缓兵之计,或是为急于平息乌坎带来的舆论压力?对此,当局对“闹事人”不予秋后算帐受到普遍质疑。

官民达成“共识” 官媒首次发声

就在今天(22日),一些外媒记者准备暂时离开乌坎时,中共官方主要媒体高调评价了这次乌坎村民维权事件官民会谈的“成果”。中新网在报导中说,村民告诉记者:“20日他们听了朱明国副书记的讲话后,就吃了定心丸,自行拆了路障。”

《环球时报》就乌坎事件在社评中说:目前中国城乡对各种补偿款的期待一直在上升,涉及政府主导的项目时,往往与政府能够支付的补偿之间差距较大,而通过抵制、上访等能获得更高补偿已被很多人相信。社评中还说:“过时的法规要及时调整,但切不可为某些‘会闹的人’随意开突破法规的口子。”

官方不予“秋后算账” 引外界关注

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20日宣布,成立省工作组进驻陆丰,并说“乌坎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不过,据凤凰网报导,汕尾党政信息网刊登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讲话。文章称,组织者和挑头者“如果仍顽固不化,继续煽动村民与政府对抗,死心塌地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必当追究”;但在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刊登的朱明国讲话要点中,并无上诉表述。对于官方此次表态出现的阴阳文本,其诚意受外界质疑。

著名经济学家韩志国就乌坎村民与广东政府达成协议后认为,事件解决曙光初现。乌坎事件警示整个中国必须用政治改革强化制度约束,不要官逼民反;必须正视民间苦难,不要迷恋强制和武力。他在其新浪微博中强调说,必须有化解矛盾的机制和手段,不能反覆搞秋后算帐。

另一位经济学者何清涟说,乌坎事件当中的许多元素在其他类似事件中都有。不同的是村民的韧劲,时逢高层换届前夕及外交失利。政府的处理也是软硬两手都有。重点是看事情落幕后能否形成制度性反馈。汪洋宣称要走出一条新政之路,太子党许诺上台后要杀一批贪官立威。乌坎的处理是个节点。

她在推特上发表观点时说,乌坎事件,秋后算帐是必然的,如果不算,也就不是中国共产党了,这个党执政以来,从来不肯输脸面。问题是算的方式与时间,找什么茬子,算到什么程度……

曾亲历过1989年6.4学生运动的人权活动家、原六四学生领袖唐柏桥认为,从中共历史角度看,它在历次事件中兑现过其承诺吗?没有。当然我们希望乌坎民众维权事件能够顺利解决,并希望更多地关注乌坎村民代表的安危,更多的关注对当局才是一种震慑、“秋后算帐”的波及面就会缩小。只观其行,勿信其言,因为当局出尔反尔的案例不胜枚举。

唐柏桥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在乌坎事件中,中共官方媒体噤声甚至失实报导,欺骗了许多民众并给镇压找到理由。相反西方媒体大量进驻乌坎向海内外作出及时报导,反而被中共扣上‘反动’、‘蛊惑’的帽子,正说明当局惧怕真相的传播。”

汕尾高官讲话引众怒

据网络消息称,官民谈判后,大批乌坎村民兴奋地向驻扎多日的中外记者表示感谢:“感谢你们,没有你们报导,我们没有胜利!”有当地鱼排老板甚至送出20条石斑、鲈鱼慰劳多家媒体。有境外记者主动发起支付膳食住宿费给村民,并立下收据作证,以免连累他们被官方扣上“勾结境外势力”的罪名。

不过,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近日就乌坎事件的讲话引发众怒。他在讲话中说:“你不再闹,不再违法,让政府觉得靠谱,估计不会再乱来,那我连武警都不用请。你以为请武警不用钱啊?”“像我们这样负责任的政府你们不指望,还指望境外几个烂报纸、烂媒体?”

唐柏桥说,从郑雁雄的讲话中首先我们看到,本属于中国纳税人的钱当局“请”军队维稳,用以镇压乌坎民众,反而这位官员为“心疼”维稳款而叫屈,这种思维看起来是多么荒唐,其实这也映衬了当局权贵们的心态。

他说,另外在精神层面,中国民众与中共的力量对比是此消彼长,天平已渐失衡。贪官们的贪欲不断膨胀,相反,民众的维权抗争能力越来越强,因为他们都深受其害,从而致使中国民众忍无可忍,纷纷“揭竿而起”进行抗争。

(责任编辑:徐亦扬)

中港台时间: 2011-12-22 15:24:41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1/12/22/n3464745.htm乌坎谈判官媒首次发声-秋后算帐引关注

2011年12月21日星期三

预言都指向2012 地球现状是人类心灵镜子

 

2012年人类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这是世界性的热门话题。(fotolia.com)

预言都指向2012 地球现状是人类心灵镜子

2012是世界性的热门话题 预言都在谈末世救度 窥探2012新曙光

记者任百鸣综合报导 地球的现状是人类心灵的一面镜子,2012年人类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这是世界性的热门话题。因历史上对2012年有很多著名预言,是大灾难的到来?甚至是本次文明的“终结”?还是获得上天的拯救,亦或如玛雅人所言:在 2012年之后人类走入一个新纪元?所有预言或多或少都谈到了末世救度,玛雅预言也讲到更新期内人类宇宙意识的觉醒。或许从精神升华、灵魂的净化、道德的提升、传统的回归的窗口来洞察,人类方能窥见2012希望所在。
2012年12月21日的特殊时刻

2012年12月21日格林威治时间(GMT)11点11分是玛雅长历法(Long Count Calendar)的结束日,该历法每5126太阳年为一周期(1太阳年=365.2422日)。这是玛雅历法中的第五个太阳纪(周期)的终结,在其前4 个太阳纪结束时,地球都曾发生毁灭性的灾难,每次都有许多种族灭绝。

届时的这个冬至日,太阳会非常接近银道(Galactic Equato和黄道(Ecliptic)的交汇点(银河中心),也即所谓的银河对齐。


银河系是一个中间厚,边缘薄的扁平盘状体。主要部份称为银盘,俯视像一个巨大的漩涡。(维基百科)

就在这一天,银行系中心超级大黑洞、太阳、地球成为一条直线,从地球 中心望去,太阳的背景正处于银行系中心的黑色缝隙之中,裂缝轴与对齐线所形成的大十字形,玛雅人称为十字路口(Crossroads)或圣树 (Sacred Tree)。如果借用我们太阳系中太阳、地球、月球三者成一直线而引发的日食、月食现象,银河对齐对地球人来说,就犹如发生了银河中心的黑洞之食,或者说 银河系“座落”在地球上,如同为地球开启了一扇“天门”。

2008年现代天文学证实了银河对齐现象的存在,但由于银河中心的核心膨胀区非常大,科学家尚无法确定银河对齐发生的准确日期,计算表明,银河对 齐“区”是1998年前后约18年,即1980至2016年,正是古玛雅认为的2012年所在的时期,银河对齐每2.6万年只发生一次。按玛雅历法,本次周期的5126年乘以5,正好约2.6万年,可见第五太阳纪的结束以银河对齐为标志,有重大意义。

所有预言都到此嘎然而止…

不管发生什么,2012年12月21日都将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该日子,在多个古文明、部落中都能找到记录或被间接计算。

包括霍比人(Hopi) 的神话、阿兹特克人(Aztec)的著作、埃及象形文字(Egyptian hieroglyphs)、罗马神使(Roman Oracles)、塞内卡族族长(Seneca Elders)、切罗基族部落的大萨满(the chief Shaman of the Cherokee Tribe in NC)等等。更令人惊奇的是,除《玛雅预言》外,西方的《圣经启示录》、《圣经后典》和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中国的《马前课》、《推背图》、《梅花诗》、《烧饼歌》、《黄檗禅师诗》、《金陵塔碑文》和《步虚大师预言诗》等等对未来的预言,大都指向2012年前后,而且,所有预言 都到此嘎然而止……。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在科马卡科废墟发现一个提及2012年世界末日预言的文字记录。(AFP PHOTO / CRIS BOURONCLE)

我们处在预言中地球更新期

美国宇航局通报,2013年前后预测太阳活动会达第24个太阳周期的高峰,爆发的太阳耀斑将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袭击地球。

此前,1989年爆发的太阳耀斑,引起的磁暴使得加拿大魁北克水电站的电力传输中断,并使该省600万人民被迫在黑暗中度过了9个小时;极光诱导的电流脉冲甚至融化了美国 新泽西州的变压器。历史上最大的磁暴发生在1859年,使全球电报系统失控。专家们担心脆弱的人类电力供应网将遭到重创,不少国家已修建了大型的地下避难所。

毋用讳言,当今的科学家不仅被银河系与太阳系内的天体变迁所震惊,也被越来越频繁发生在地球上的自然灾难而束手无策。

全球变暖加剧,短短几十年,许多地区升温接近2度。现在的北极冰川已严重变薄,预计至2020年北极夏季的冰川将完全消失。8级以上的强烈地震2000-2009年总计13 次,是90年代的2倍,是80年代的3倍。

因为超过80%的海啸是由地震引起,强震引发的海啸破坏力惊人,2004年印尼9.1级超强地震引发的 海啸造成超过23万人死亡;2011年日本9.0级大地震引发海啸,更导致意想不到的核泄漏危机,造成人类的恐慌。最近几年活跃的火山明显增多, 人们特别关注意大利维苏威维苏威火山(Vesuvius)和加勒比海皮贝利火山(Pelee),因为著名的预言家凯西曾在预言里把这2座火山视为 一个标志,预言说“维苏威或者皮贝利火山开始爆发三个月后,南加州海岸将会有猛烈的地震发生,地震会导致从犹他州的盐湖城至内华达的南部地区均为 洪水吞没。”


全球变暖加剧,北极冰川已严重变薄。图为2011年6月5日,挪威新奥尔松一处即将融化的冰山。(AFP PHOTO / MARTIN BUREAU)

美国的龙卷风居世界首位,平均每年超过1,000起,特别是近几年,龙卷风次数明显增多,连创记录。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的飓风次 数也在明显在增加。

地震、海啸、火山、风暴、干旱、洪水、滑坡、瘟疫及流行病等自然灾害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相互之间彼此影响,引起连锁反应。犹如气象学中的蝴蝶效应,如果每一种灾害都在增加,所有的灾害叠加在一起形成共振,这就是人类目前所面临的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灾害次数呈指数级增长。与此同时,人口增长及人类活动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更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使得地球环境不断恶化。

令人不解的是,从1992-2012年,就是这地球上各种天灾人祸日益加剧的20年,却被玛雅预言称之为,“地球更新期 ”,是“与银河系同步”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地球要完全达到净化。地球如何发生“净化”,又如何“更新”呢?

十六世纪入侵的西班牙传教士几乎完全焚毁玛雅史料,使得残存的玛雅预言让后人毫无其他蛛丝马迹可寻。很多人试图拼出未来图景,或许就在这20年中,与灾难并进而逐盛的另一奇观,能给人带来有益的启示。


特别是近几年,美国龙卷风次数明显增多,许多地区受到重创。图为2011年5月26日,美国密苏里州乔普林市受到龙卷风袭击后,灾区满目疮痍。(Mario Tama/Getty Images)

优昙花出现是祥瑞之兆

从90年代起,就有人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晶莹小白花在世间开放。1997 年,韩国媒体首次报导了清溪寺出现的这一现象,证实为优昙婆罗花,引起佛教界的惊喜。此后,越来越多的发现与报导,奇花显现几乎遍及世界各地,尤其在中国大陆各地,人们稍有留意,就可能在自己周边环境中发现此花。

根据佛经记载,优昙花为梵语,意为灵瑞花、空起花、起空花,此花三千年一开。优昙花花茎细如发丝,花色雪白,周围散着淡淡的光晕,有的还散发出淡 淡清香。最奇特的是这种花在任何载体上都能生长,无论是铜像、钢铁、玻璃,还是塑胶、水果、植物等等,无论寒暑、也无论场所。


从90年代起,就有人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晶莹小白花在世间开放。图为韩国佛像上出现的优昙婆罗花。 (大纪元)

佛家认为三千年一开的优昙花象征着转轮圣王出现世间。

关于优昙花,《法华文句》四上中说:“优昙花者,此言灵瑞。三千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 《慧琳音义》卷八载明:“优昙花,梵语古译讹略也,梵语正云乌昙跋罗花。此云祥瑞灵异,天花也。世间无此花。若如来下世,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 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又《转轮圣王修行经》云:“时转轮王踊跃而言:‘此金轮宝真为我瑞,我今真为转轮圣王。’”佛经《长阿含经》记载:优 昙,传说中的仙界极品之花,因其花“青白无俗艳”被尊为佛家花,三千年一开,观者受福。《涅盘经》卷三十二:“人身难得,如优昙花。”《大知度 论》云,佛世难值,如优昙波罗树华,时时一有,其人不见。佛经无量寿经中记载:人们发现优昙花是祥瑞之兆。

韩国须弥山禅院法长和尚说:我确信用宗教、信仰的眼光看优昙花,才能看到它的内涵。佛经的的确确记载道,此优昙花盛开意义非凡:1) 优昙花贵重无比,三千年才得一开;2) 此花不开则已,一朝盛开便关联着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因缘:转轮圣王正在人间正法;3) 转轮圣王用正义转动人间正法之轮,他是以转轮支配世界的理想王。

转轮圣王正在人间正法

现在,须弥山禅院高僧终于作出鉴定,并郑重告诉世人:人世间真的存在这种佛花;并且就在当世,她千真万确的开了。据此,须弥山的高僧欣然肯定:转轮圣王正在人间正法。

据佛经记载:金轮王即转轮圣王拥有与佛一样的三十二相、七宝,是不用武力用正义转动正法的轮,以此来支配世界的理想王。

不论佛教,基督教,儒教,只是名称的不同,只要根据自身的理念,不断向人们给予慈悲的人才有缘相见转轮圣王。释迦牟尼佛之后的如来佛就是未来佛转 轮圣王弥勒。现在这个时代正好是佛历三千年左右,优昙花开,三千年到,如来下世,金轮王现。

可以想见,当优昙婆罗花满世间绽放,人们目光所及,就有圣花闪耀,那时的人们对未来又会是怎样的构想。

事实上,地球的现状是人类心灵的一面镜子,所有预言或多或少的,都谈到了末世的救度,玛雅预言也讲到更新期内人类宇宙意识的觉醒。或许从精神升华、灵魂的净化、道德的提升、传统的回归的窗口来洞察,人类方能窥见2012希望所在。

2011年12月18日星期日

2011,愤怒的地火欲冲决而出

 

星期天, 18 十二月 2011.

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反抗证明,他们不能再忍受自己的处境,不愿做奴隶,不愿在暴力专横之下忍气吞声了。——列宁
陈墨 中国劳工论坛
2011年,新世纪的资本主义危机已进入第三个年头,这一年也成为了全球愤怒年。从西班牙马德里到英国伦敦,从埃及开罗到也门萨那,从智利圣地亚哥到美国纽约,全球上千座大城市处处烽火,怒不可遏的基层民众一呼百应群起抗议。「99%」们反资本、反精英、反体制、反霸权锋芒毕露;旧世界在亿万怒吼中瑟瑟发抖。
中国从来不是愤怒的「免疫区」,贫富分化悬殊、社会冲突遍地与阶级矛盾尖锐更成为了「中国经济奇迹」中的「奇迹」。当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从2000年的89404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0年的397983亿元人民币时,群体性事件数量则从2000年4万起增长到2010年18万起。
不服从的罢工

继2010年夏季罢工潮后,2011年年末的中国正进入新一轮的工人罢工与抗议浪潮。东莞一地10月底到11月初不到三周的时间内至少发生五次工人罢工与抗议,上万人卷入,其中三次遭到警方暴力镇压。本文写作之时,上海金桥发生的赫比电器厂近千工人罢工抗议已经持续8天,同样遭到了警方的镇压。
不过,这次罢工潮的直接成因却与2010年罢工潮不同。
2010年夏季发生的罢工多因为工人长期收入过低,工时长而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加之通胀引发的物价高涨,工人们通过罢工抗议以争取更好的待遇。
但今年年末的罢工和示威浪潮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特征。经济危机影响下,生产型企业或进一步向劳动力成本低廉地区转移,或因缺少订单利润微薄而不得不缩减生产规模;这都导致工人丧失就业岗位、无薪放假或者被取消加班而使收入下降。更有甚者老板因经营困难资不抵债,直接欠薪潜逃。
作为中国出口经济的大本营,广东地区提供中国出口产品的近三分之一,因此珠江三角洲在今次危机中受冲击更为明显。据东莞市外经贸局长黄冠球透露,今年1至10月份,仅东莞一地已有450多家注册的外资企业关门停业。大量的大中型企业虽然尚未关门停业,不过纷纷削减产能和工时,不少微型企业则是老板索性弃厂潜逃。不仅广东如此,在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一带,也频频出现资金链断裂、老板潜逃企业关停和大量工人失业的现象。工人收入明显下降甚至难以维生,而不得不进行抗争。
譬如,在11月17日,东莞裕成制鞋厂8000工人上街罢工事件就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因海外订单减少,生产线逐步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中国内陆省份和越南等地,所以台湾资方大量取消工人加班。工人都是靠每日长达12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和周末加班才能维持2000元左右的收入,取消加班导致工人收入陡然下降三分之一到一半,工人陷入「欲被剥削而不得」的局面。同时,也反映工人在过去所遭受剥削之重,法定工作时间获取的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工人生活之需求。
此次罢工潮中工人的抗争方式也有所不同。经过以往数年坚定抗争和此起彼伏的罢工,地方政府虽然仍不承认罢工合法性,但默认了罢工的现实存在。只要工人仅在厂区内的停工抗议,不建立实体组织,不上街堵路抗议,一般政府不再直接暴力干预;至多派警方和保安人员到场「维持秩序」。这是工人斗争得来的结果。当然在所谓的协商和仲裁中,政府官僚仍然不脱其亲资本家和打压工人自发组织的倾向。
由于当前是资方主动削减工作和加班,甚至是老板欠薪弃厂潜逃,工人们如果将罢工(停工)只局限在厂区内,并不能真正威慑到资方;老板潜逃,更是无人解决欠薪和其他问题。所以,在最近发生的几起罢工中,工人们不甘于困守厂内,坚决走上街头游行和以向政府请愿的方式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出面解决问题。
工人认识到作为「服从的顺民」在工厂内接受政府的「圈禁」,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只能被当局漠视与被迫妥协,利益诉求将很难实现。假如能将信息公布于众,并通过挑战当局的管治秩序进行斗争,反而能迫使官方和资方妥协,至少实现部分利益诉求。在私下的交流中,工人表示,「事情不闹大,没人会理我们;不出去,就只能白白等着」。
工人上街抗争与政府官僚「维稳」的目标发生直接冲突,这造成了工人在抗议中多遭到警方的镇压,但也迫使当局直接出面解决问题。如前面提到的裕成制鞋厂的工人罢工,因为工人走上街头抗议遭到警方镇压,数十名工人被打伤,但同时当局被迫介入作为仲裁者,要求资方与工人谈判进行妥协。
这一情况不仅出现在东部沿海的外资企业中,也同样出现在前两年当局为刺激经济而大规模推动的铁路工程项目中。据媒体消息,由于铁道部负债总额达20907亿元人民币,负债率58.53%。仅欠中铁集团与中国铁路建设总公司的工程款就达8000亿元,进一步融资遭遇困难。七月温州动车相撞事故后,民众对铁路发展规划提出严重质疑。这导致目前全国约9成铁路建设项目停工,涉及参建工人达600万。许多工人从今年6、7月起被欠薪已达半年之久,引发工人大规模不满和讨薪抗议。
据中铁集团人员反映,今年7月以来,发生上访讨薪事件2000余起。10月末,西部地区的兰渝铁路停工后,曾引发数万工人的讨薪;成千上万的工人连续数天日夜围困十几处铁路建设公司和工程指挥部,甚至四川和甘肃两地的省级和县市级地方政府。最后,四川和甘肃两省政府不得不临时调拨3亿元现金先行垫付工人欠薪,避免引发进一步的社会不稳定。
随着经济萧条日益深化,国际上各主要经济机构对中国明年经济增长都呈悲观预测。这就意味着可能出现更多的企业倒闭和工人抗争。今天工人的抗争虽然仍然停留在无实体组织和被动争取经济利益上,但是已经越来越不服从当局的「圈禁」和「劝诱」,而表现的更为坚定和积极。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直接与官僚当局发生冲突的可能会加剧,工人会进一步认识到政府作为资方与工人间「中立仲裁者」角色的虚伪性,也会在斗争中觉悟到为捍卫就业权和基本收入保障,工人自我团结和建立组织的必要性。
愤怒而盲目的骚乱
2011年10月26日到10月29日,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因一名安徽籍童装作坊业主拒缴税,遭征税人员殴打骨折引发抗议。官僚当局处置不当,数千安徽籍务工人员参与持续3天的骚乱,并与当地湖州籍居民发生冲突,镇政府与派出所遭冲击,数百辆汽车被砸毁焚毁,数十人受伤住院,约八十人被拘捕,浙江省政府出动数千防暴警察和武警镇压,戒严5天。
2011年6月10日到6月15日,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因一名四川籍怀孕女贩遭本地治安人员殴打,引发上万四川籍外来工人抗议,此后转为持续6天的骚乱,并与当地居民互相报复攻击,镇治安所遭冲击,上千辆汽车被砸毁焚毁,数十人受伤住院,数十人被拘捕,广东省政府出动数千防暴警察和武警镇压,动用装甲车和催泪弹等,戒严近2周。

2011年6月5日到6月7日,广东省潮州市古巷镇,因一名四川籍工人讨薪被老板雇人砍伤,引发上万四川籍外来工人抗议,并转为持续3天的骚乱。四川籍工人与当地居民发生暴力冲突,数百辆汽车被砸毁焚毁,数十人受伤,数十人被拘捕,广东省政府出动数千警察戒严3天。
浙江湖州织里、广东增城新塘和广东潮州古巷三起骚乱案例与其他众多民众骚乱既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首先,这三起事件与众多其他骚乱都是因为群众对于某一特定事件感到愤怒与不满而发生,其次,卷入参与者往往与事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事件一旦发生就迅速失控,转向暴力化和非理性化。
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其参与者是特定群体,以集聚在某一地的某一省籍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为主。同时,骚乱一旦失控会转向以政府或(和)当地户籍的原居民为冲突对象,而不像其他本地居民参与的群体事件一般都只以政府当局为主要攻击目标。由于这种转变导致原本直接对立的官民冲突与阶级矛盾,被消极地扭曲成「地域矛盾」,外来务工人员的骚乱引发本地居民的报复和进一步的冲突。
中国作为地缘辽阔、民族各异、方言众多、经济差异明显、生活习惯各异,而又有着长期的封建宗族和农业社会传统的大国,不仅民族矛盾日益突出,而且地域矛盾也非常明显。各省之间,乃至各县之间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冲突。日益扩大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专制化的二元户籍制度更使这种地域差异和对立进一步发展。
当局一方面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和野蛮的工业化进程,沿海发达地区从内陆地区大量吸收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人口;另一方面为便于资本家压榨、控制人口流动、分化群众、避免承担社会保障成本,则坚持专制化的户籍管理,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制造出两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二到三亿外来工人成为最低阶层,饱受歧视与压制,每日长时工作,收入远低于本地居民;且集中住在工厂宿舍与老乡为伍。本地人与外来工人在生活中几乎没有交集。无论是外来的务工人员还是绝大多数本地居民都是最普通的基层劳动民众,本来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阶级立场。由于互不了解,更容易导致互相提防与敌视,矛盾在日积月累的长期误解与敌视中发展起来。
频繁爆发的骚乱事件说明工人阶级与基层劳动人民已不堪忍受,不愿甘做顺民继续接受奴役。今年达到6624亿元的天价维稳开支与各地为镇压而疲于奔命的军警暴力机器就是最好的证明。坚硬的专制机器已超负荷运作,无法扑灭四处烽烟、奔突不息的地火。
当国家当局用暴力禁止人民使用非暴力的民主权利,进行自我表达和自我组织时,那么长期遭受压迫而愤怒的民众,则往往会只能以非组织化的乃至非理性的暴力行动予以回应。但是由于缺乏自身的组织和明确的纲领,所以民众愤怒与不满又容易被引向错误的方向。
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暴力骚乱和由此引发的地域冲突,因为这极端有害于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的团结。既不能推动反对专制制度的抗争,也无助改善被压迫民众的处境和解决根本矛盾。而且,这种地域矛盾和冲突的恶化更容易授人以柄,给官方进行进一步暴力镇压提供借口。但首要需要反对的是专制当局蛮横统治、残暴镇压和敲骨吸髓的压榨,而这更需要所有劳动人民的团结。
所以,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尽快组建独立民主的工会和各种基层民众的小区组织,以团结所有工人与劳动人民捍卫自身权益,确保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民主平等和为社会中(不分地域与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服务。

China Worker

2011年12月17日星期六

何不幸生今日之中国:重读林觉民《与妻书》

 

冉按:关于林觉民先生的《与妻书》,百年来人们只知感动,但感动了过后得到什么呢?感动后是给自己懦弱找点安慰而已。找点安慰也就罢了,百年来很少有人在感动后,思考这篇文章里的矛盾、艰难,很少人去体味当事人的悲苦,很少人认真地去纪念他们,更不会去思考这文章为何被国共两党频繁选入语文教材的内在原因,故小可以笔试解之。今天是我敬佩的胡适先生诞生120周年纪记日,谨以此文代作对他的纪念,并请大家有时间看看我写他的旧文《我终身都都感激他》。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a62a865ad5278d3b#showcomment

2011年12月17日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出了很多种书,有很多会议和纪念。很多种书只不过是赶趟的赚钱货,没有看到什么真知灼见,并没有使人获得知识的增益和对苦难中国的更深理解。很多会议,只不过是花纳税人的钱,为一些“研究者”找个游山玩水的机会。诸种纪念中,有两种纪念引人注目,一是大陆自我贴标签的“伟光正”纪念,不用说这样的纪念是对辛亥革命的歪曲;二是台湾接续民主自由理念的纪念,这才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旨意相符。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重读黄花岗烈士之一林觉民先生的《与妻书》,应该有特别的意义。
  得老实承认,我重新解读林觉民的《与妻书》,不是为了赶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之趟,任何圣化神化辛亥革命的做法都应引起我们必要的警惕。引起我重新解读林觉民《与妻书》兴趣的诱因,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带着嘉年华心态的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毋宁说是我对《与妻书》一百年来断续选入大陆和台湾语文教材的这个事实感兴趣所致。从1906年废除科举制以来,中国现代教育走过了百年之路,但教育领域和其它领域一样,不管走过多少荆棘之路,从来都缺乏深细的探究,使得我们的血泪苦难和走过的弯路价值不大,这也就是我们“多难”却永远无法“兴邦”,更无法利民的原因之一。
   一
  由于对中国官方教育的价值取向和教材所选内容的不满,我在让自己的女儿到学校学习的同时,星期日于家中召集另外几位朋友的小孩,一起给他们选教一些古文,名之为“课众子文”。我所先古文注重情趣、情感、生活、真善美,而比较少选那些宏大叙事的东西。如张君嗣的《与所亲书》、陶渊明之“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南史•隐逸•陶潜传》)、颜真卿的《寒食帖》、王维《山中与裴秀才书》、柳宗元《送薛存义序》、苏轼《与米元章札》、《与毛泽民》、、郑板桥《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林觉民《与妻书》等。教读方法,是我先讲字、词、句,理顺大意,然后讲与作者相关的背景,多从日常生活着手,并联系当下之人事,再告知“众子”,为何要选这样的文章。课短者要求背,课长者要求熟读,同时让他们提任何稀奇古怪的问题。如此一来,“众子”还比较有兴趣,并不觉得学古文有多难。
  当我选讲林觉民《与妻书》的时候,讲了课文和相应的背景,并讲了童安格、齐豫等所写的与此有关的歌曲,再提及今年拍摄的《百年情书》。然后我首先提问,这课文表达了什么样的内容?孩子们大抵说的都是:林觉民很爱国、爱妻子。我就问他们这两种爱有无矛盾?孩子们如梦初醒,立马说的确有:爱一个人爱到去赴死,而这个死是不是他妻子要的呢?为国家死就是爱她的表现么?是不是国家好了,她的爱就得到了寄托?国家好了,她永远失去了丈夫,那她心情能真的好起来么?我说,你们这些问题都很好,读书就是要如此认真思考,才符合读书求真的目的,而不是接受他人给你的答案,更不用说所谓惟一正确的答案。
  我接着给他们说,《与妻书》情感是真挚的,也算得上感人肺腑,但我们却不可在感动中不去思考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个好的国家,由于有民主自由的制度做保障,在很多时刻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大或者说很少有冲突。当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紧张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外敌入侵的非常时刻,迫不得已,不得不舍弃些家庭利益,为共同保卫国家做贡献,因为保卫国家的目的还是为了保障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不受侵害。但在正常的时代,在多数时刻,我们却应该把家庭利益放在首要位置,意谓着先个人和家庭,再及社会和国家。这样的秩序很重要,不可颠倒,一个人自称或者号召他人“大公无私”,这都是谎言,没有大公无私的人。一个人要自爱、爱家人,才有可能真正爱别人,而不是爱别人后才最终爱自己,否则不符合人性中的天然自利秩序。
  正是由于面临即将到来的死亡,情感的冲击力太大,林觉民在《与妻书》和《禀父书》里都强烈地表现了一种家国之间的内在逻辑紧张,其自相矛盾处在在多有,但百年来却几乎没有认真就此解读过。他为了说服自己的妻子和父亲理解他赴死的用心,有意用国家利益覆盖家庭利益,可谓把家国不能两顾和“忠孝不能两全”的理念冲突展现到了极致。“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这种以国家为重、以天下为念,为救国而敢牺牲自己,自然是令人敬佩的。但我们却不能不注意这种家国紧张之下,林觉民内心的痛苦纠结。
  再者,我们也应当注意,林觉民固是先觉者、是先烈,但他依然是新旧转型时代的人物,他之爱妻子和孝父亲,固出至诚,但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他这封信也并非没有可议之处。我们不能强求林觉民像现在的人一样有男女平等的视角,但我们要注意到,他除了让妻子在他死后清贫自守外,他特别说“吾生平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以吾所志”是为国家牺牲,但“以吾所志”是否就是其妻陈意映的所志呢?显然这样的悖论(包括家国紧张)——这种悖论就像《圣经》中亚伯拉罕献出以撒一样令信仰不决者抓狂和无解——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是很难自解的。因此林觉民死后两年,陈意映郁郁而终,在某种程度上看,不能不说是林“以吾所志”而强陈接受的必然悲剧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注意到林觉民让陈意映像他一样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我们固然要学习他“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同时多为他人着想的高尚情操,但问题在于天下人的永福在哪里?一个人可能永远幸福么?不可能。那么为一人谋永久的幸福亦不可能,更何况为天下人谋永福?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每个人的体验是很不相同的,要替别人谋永福(别人需不需要、接不接受你谋的永福尚在其次)难度不小,甚至是不可能的。即便我们对“福”字的理解停留在福利层面,虽然比较着实,但依然不可能谋到永福。一个人若是只有“为他人谋永福”这种情感和思想,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这样的想法若是被政治机会主义者拿来欺骗民众,并将其制度化,就是通往如假包换的奴役之路。林觉民当然不能为他这种思想被政治投机人士利用后的专制后果负责,但说他这想法除了情感上高尚外,其思想品质并不高明,应该算是持平之论。
   二
  就我目前所掌握的不完备的语文教材资料来看,林觉民《与妻书》(台湾教材大多叫《与妻诀别书》)一百年断续入选大陆和台湾的语文教材,而据姚素珍的《香港中学文学教学研究》一书所列香港语文教材来看,似乎香港不曾选入此篇。台湾大多选在初中,大陆则多选在高中。大陆似除文革时的语文教材中没有选入外,其他时段断续都有入选。而台湾在1987年解严之前,其语文教材中很多时候都选有此篇。蔡美惠在其所著《台湾中学国文教学研究》一书里将1985年部编、1998年部编的语文教材和民营教材作了篇目方面的对比,我发觉除了1985年部编选入了林觉民《与妻诀别书》外,连1998年部编(台湾教育部编)教材也未选入此篇,更不用说那些民营出版公司所编的教材了。这里面蕴含着一个什么信息呢?
  按我的揣度,台湾在1987年进入民主社会后,后来实现了民进党和国民党的两党轮替,国民党的统治合法性不需要过度阐释辛亥革命,用选民的选票即获得了轮替执政的治理合法性,因此不再像从前那样从党国意识形态角度重视林觉民的《与妻书》,于是从中学语文教材里暂时告别了。再者台湾追求独立的呼声在近二十几年从来没有断绝过,去掉林觉民《与妻书》是否也是台湾本土政治正确的需要呢?当然这样处理,也完全可能是教材编写者自己的选择,因为民主政治下的教育应该是中立的,而不能夹入政党私货,所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台湾教材编写进入私营编写竞争时代,就是其社会制度发展的必然逻辑。
  林觉民为了安慰父亲和妻子而着意体现的国家至上观念(当然也可能是他内心本身就认可国家至上观念),以及他为天下人谋永福的想法,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正是这两面,使得他这篇文章百年来断续入选大陆和台湾的语文教材。台湾选入此文的教学目的何在,虽然没有看到鲜明的说辞,但我想主张为国家牺牲、圣化辛亥革命、维持国民党彼时的统治合法性,应算是入选目的。大陆选入此文的教学目的则是,“领会作者所阐述的个人幸福要服从革命需要的观点”、“学习革命先辈牺牲一己,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光辉思想和高尚情操”。我正在撰写《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一书,其中一章就是写百年来中国语文教材选文重复率研究。通过对语文教材选文重复率的研究,观察政府需要和主张的语文教育核心理念何在,整个社会被灌输的价值观重心何在,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与妻书》的断续重复共同入选大陆和台湾语文教材,其核心理由,其实不在倡扬民主自由理念。说点更准确点,大陆入选的核心理由至今不在争取民主自由,而台湾在1987年以前入选语文教材,其核心理由也不在争取民主自由。那么大陆和台湾断续选入《与妻书》的理由何在?那就是国家至上教育观在起着重要作用。
  林觉民的《禀父书》着重谈到排满救国、《与妻书》着重谈到牺牲一己救国,自然是由他所处时代民生艰困、列强环嗣的局面所致。国家至上的观念,或许在民族生存危亡的时刻有很大的宣传作用,对国家在危亡时也有一定的凝聚力,但其副作用以及对人的毒害是相当明显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选入此文作为教材,都离不了国家主义教育目的观在作祟。国家主义教育观,对个人主义和自由的伤害,是不言自明的。这样的教育目的观,主张把国家利益凌驾在个人利益和自由之上。国共两党灌输这样的教育目的观,其目的是为了强调他们的统治合法性,以国家这样的大词来限制和剥夺个人利益与自由。如果说台湾解严前的国民党统治,实行的是轻度国家主义教育观的话,那么共产党实行的就是重度国家主义教育观,因此前者是威权政府,后者是极权政府。百年来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固多,但国家主义教育目的观之深入骨髓,洗脑愚弄,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深的原因。爱国主义泛滥,六十年来在大陆已经变成一个不能质疑的巫术了,这便是国家至上主义教育观一个明显的恶果。
   三
  据史料记载,黄花岗之役战死八十六人,有名有姓者七十二人,故名之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个“七十二烈士”的通用称呼,置那十四位无名者于不顾,就非常讽刺地展示了中国人纪念先烈的庸俗的实用主义态度。即所谓的纪念,言不由衷、敷衍塞责不说,还充溢着空洞的被党派操纵的意识形态词汇,除了国家、民族等被置换的概念外,根本不见对死者个体及其后代椎心泣血的体恤和慈悲,仿佛那受害者及其后代,可以通过这些空洞的意识形态强加,能获得真正的安慰。这种只见宏大叙事,不见个人叙述;只有国家民族标签,不见亲情奠忌;只有赶节式的嘉年华会,而没有真正对其亲人有心灵关爱和物质助力的所谓纪念,只不过是满足一些政治机会主义者的道德正义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生在一个时刻强调“忠孝不能两全”、“舍小家顾大家”的意识形态语境里,而这样的语境是没有统治合法性的统治者加意维护的。换言之,即便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之前,我们也不缺乏国家、民族一类大词的替代品。语言学家萨丕尔、沃尔夫在《语言的艺术》一书中说:“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建立在群体的语言习惯这一基础之上……我们之所以会像我们所做的那样去看和听(主要是体验),是因为我们所处群体的语言习惯很容易受到某些阐释选择的影响。”也就是说,官式的所谓纪念,在我们这个没有尊重个体生命传统的社会,都着眼于国家民族这样的宏大叙事,其实是对个体生命的蔑视。如此一来,其实奋斗者的死难跟自己所奋斗的事业和得到的后果,充满了不可言喻的吊诡,自由云乎哉?林觉民一句“何不幸生今日之中国”拿来形容当下中国的现实,非常吊诡却天衣无缝,六十年来大陆官式先烈的命运无不如此。
  意味深长的是,今年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可林觉民的后人都拒绝采访。他们的说辞是“不靠先人的英名过日子”,“请允许我们有不说的权利,只作为普通人平凡地生活”,“要了解林觉民,直接来故居参观好了”。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也不辱没先烈之英名。媒体对此的解读是,林觉民后代做人低调谦谨,但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近百年来国共两党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夹杂着各种暗渡陈仓的两党政权合法性的算计,以及国家民族至上的宏大叙事的抽象纪念,哪是把自己的先人看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之后代所乐意参与的呢?作为先烈的亲人,他们暗自饮泣、独自受痛的时候,那些抽象的宏大叙事之所谓纪念,哪能化身他们分毫的苦痛?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在承受失去亲人的悲苦,有些悲苦甚至几代人都无法愈合。
  前不久我与二十位台湾清华大学学社会学的研究生座谈,讲到此一问题,我说台湾争取民主时林义雄的三个女儿的惨死和郑南榕的自焚,你们台湾有多少人还记得?有多少人真心纪念他们?可是,对于林、郑二家的亲人来说,那是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这些伤痛也许在很多代后都还会成为这两个家族伤痛的一部分,这种心理创伤哪是那些充满着空洞大词的所谓纪念所能平复的?就连一些民间的纪念歌曲,都太过浪漫而讲大道理,显得纪念缺乏真诚和人道的质素,齐豫的《觉》的歌词算比较好,但除了“我留守着数不忘的夜和载沉载浮的凌迟/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化成纸上的/一个名字”,其它还是不太能从陈意映的角度去体会她生活的悲伤与苍凉。何时我们的纪念不流于形式,不停留在宏大叙事的层面,而真正着眼于对个体的关怀,并以此形成尊重个体生命、个人自由、生命无价的传统,那么对过往先烈的纪念才会真正变得有价值。
  2011年11月于成都

何不幸生今日之中国:重读林觉民《与妻书》 - FeedzShare

阿拉伯地緣政治的突破—— 茉莉花革命改變了什麼?

沈旭暉:阿拉伯地緣政治的突破—— 茉莉花革命改變了什麼?

在過去一年,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也門等紛紛爆發茉莉花革命,多名長期在位的領袖被推翻,有學者將之命名為「中東波」,亦和冷戰結束前的「蘇東波」相提並論。但究竟這真是一場「革命」嗎?它又究竟改變了什麼?
首先,目前這些案例的成功關鍵,實在難以完全歸因於「人民力量」,也實在不很像一場革命。以埃及為例,穆巴拉克的下台,沒有軍方內部的倒戈,無論有多少群眾活動,也是不可能的,而目前的政權基本上也是握在軍方手中,我們可視之為「政變」多於革命;至於利比亞則完全是一場被國際干涉的內戰,卡達菲原來要處理東部群眾抗爭並不困難,只是聯合國禁飛區一設立,他才沒有獲勝的機會。也門局勢則尚未明朗,但總統薩拉耶出走,無疑也是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令也門目前陷於全面內戰邊緣。無論結局如何,我們都難以對民主制度的落實感到樂觀。換句話說,對這些獨裁者不滿的人固然有不少,但支持他們的人同樣也有不少,以卡達菲為例,他長年累月派發福利,其實有大量鐵桿支持者,支持穆巴拉克的埃及群眾至今也在示威。
這狀況不同於東歐共產政權崩潰時,幾乎是全國立刻有共識推翻原有政權、採用議會民主制度,反而更像戰後的阿富汗、伊拉克那樣,只能靠軍隊或外力維繫一個弱勢民主政府的門面,負責與外間周旋,並任由其他地方勢力進行實質管治。
歐美對中東政策新公式
不過,這波「革命」卻確實帶來其他連鎖影響,而且有些還相當深遠,例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的中東政策。昔日美國的中東政策有基本公式﹕扶植親西方的獨裁政權,讓他們鎮壓境內的激進伊斯蘭主義者,確保他們在能源問題上不會和美國完全對立,因而不會認真看待這些獨裁者的本土人權、民主等問題。這道公式以往也曾面對挑戰,例如親美伊朗王朝被推翻、又如從前親美的薩達姆最終尾大不掉挑戰美國,但都不如這次尷尬,因為美國既要承認茉莉花革命代表的「人民力量」,又不能一筆抹煞昔日這些獨裁者對穩定地區局勢的貢獻。又如法國在利比亞戰爭異軍突起,成了比美國走得更前的干涉主義者,一大原因就是她在突尼西亞革命的態度太後知後覺,到最後關頭還支持本阿里,因此希望戲劇性調節政策去爭取北非人民諒解,並延續法國在北非的獨特地位。
所以,這道公式已必須被調節﹕現在美、英、法等國既要安撫區內的親西方獨裁政權,例如公然聲援穆巴拉克的保守主義大本營沙特阿拉伯,又要認真定義人權、民主的最低區域標準,並承諾為達標的國家提供保護,好讓他們繼續抗衡激進勢力。這道新公式要落實,必須新的樣板領導人作為各國效法對象,而這不可能在短期內出現,因此相信政權更迭還會陸續發生,但整個地區全面變天的可能性不大。
在以上新公式之下,阿拉伯各國需要同時符合國際社會「照顧民生」和「抗衡激進」的要求,這極不容易,因此,西方在可見將來,大概只能倚賴所謂「開明軍方」扮演穩定局勢的角色,例如從穆巴拉克政權變節的高級軍官,或利比亞內戰後的部落軍隊。但這樣一來,阿拉伯各國可能陸續出現「土耳其模式」管治:也就是表面上進行民主選舉,但軍方會不定期在國家憲法被民選政府違背時,基於「愛國心」發動政變,又會在政變後主動還政於民,這是土耳其軍方以捍衛「凱末爾主義」之名,和政客、人民心照不宣的默契。但上述模式若要推廣,前提一是阿拉伯各國要有比目前民主的《憲法》來供捍衛,前提二是軍方可以毋須依靠貪污生存,得到人民的真正尊重。
在操作層面,後者比前者更難。
以埃及軍方為例,它是國內的龐大利益集團,本身經營不少經濟體系,這角色能否得到民眾接受,頗成疑問;利比亞不少軍方高層從卡達菲陣營走到反對派,似乎也有維持既得利益之意。西方自然會加緊從阿拉伯各國軍方人物中尋找形象健康的合作夥伴,鼓勵他們飾演新角色,但這也可能加劇各國的內部矛盾。以利比亞為例,曾任反對派聯軍總司令原來是卡達菲政府的內政部長,他雖然立下不少戰功,卻在勝利在望時神秘被殺,這類矛盾處理得不好,內亂、內戰只會在此出現。
至於這些國家舉行形式上的民主選舉後,最可能出現的當權派,似乎都是不同形式的伊斯蘭團體。在茉莉花革命的源頭突尼西亞,革命後的民主選舉已正式舉行,獲勝政黨是長期被禁的溫和伊斯蘭政黨復興運動黨,而事實上,就是本阿里下台前也不斷拉攏伊斯蘭勢力,例如恢復拉馬丹節( 回教開齋節) 就是他的意思。至於在埃及,無論穆斯林兄弟會能否正式掌權,它的代表和副總統蘇萊曼對話後,已正式成為地上組織,令它的全國網絡變成半官方組織,西方也不得不開始接受這類「溫和激進派」。
實際上,兄弟會是遠比拉登的阿蓋達更具規模的跨國組織,在中東各國都有支部,包括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它在埃及得到肯定,會鼓舞類似組織在阿拉伯世界進一步發展,它們承辦醫療、教育等社福事業時,應會受到比從前小的阻力。就是利比亞的東部革命根據地班加西從前也是王室大本營,從前王室則是一個伊斯蘭派系領袖、自稱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後人,而在革命後,過渡政府已建議改行一些伊斯蘭法,包括一夫多妻,相信就算經過民主選舉,也會是伊斯蘭政黨上台。
無論這些組織目前對西方的取態如何,它們昔日都有不同層面的反西方、反帝前科,西方是不會對這類組織完全放心的,為了抗衡它們的影響,也許只能扶植功能類似的親西方友好伊斯蘭組織,伊拉克戰爭後獲重用的穆斯林長老會即為典型。因此在可見將來,這類組織在阿拉伯世界可望逐步承擔部分政府功能,成為在國際舞台愈來愈重要的非國家個體,而阿拉伯、特別是北非各國在同一時間出現新掌權的伊斯蘭政治組織,也可能讓它們出現了互相整合的空間,這也是過去數十年各國民族主義強大時,從未曾出現過的事。
中東新政府難以超越
說到底,茉莉花革命後的局勢能否穩定下來,內政還是最主要的因素,當中尤以經濟議題尤甚,但新政府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卻是殊不樂觀的。例如突尼西亞革命爆發的兩大社會原因,是貪污和失業,特別是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失業率卻比沒有受教育的人口更高;利比亞人民推翻卡達菲也以為會迎來一個沒有那麼貪污的政權,好讓青年解決就業問題。但只要我們認真思考,就會發現這些期望是不切實際的:突尼西亞、利比亞這些國家的經濟條件,在整個非洲已是數一數二,世界上比利比亞好的福利幾乎不存在,新政府其實很難滿足人民期望,突尼西亞的福利在鄰國當中也並不差。一旦這些新政府滿足不了民眾的經濟期望,就很可能訴諸民粹主義或激進外交政策,屆時整個阿拉伯世界就可能出現整體性的對西方的挑戰。
最後,這樣的局面,自然也會影響到美國在中東的最重要盟友以色列。以色列以往依靠溫和的阿拉伯獨裁政權鞏固其生存,特別是埃及,但目前與以色列相對友好的阿拉伯國家都面臨革命危機,新上台的伊斯蘭團體均與以色列互無好感,以色列的眼中釘哈馬斯的母體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又得勢,受革命威脅的敘利亞則反威脅要進攻戈蘭高地來懲罰以色列,這些都令以色列有意重新檢討國防政策。
茉莉花革命後,相信以色列會更強調震懾性軍力的重要性,以確保無論阿拉伯各國誰上台,只要領袖還有理性,都不敢挑釁以色列;也要確保阿拉伯、特別是埃及新政府不會大舉支援控制加沙地帶的哈馬斯。假如愈來愈多阿拉伯國家出現反以色列領袖,相信屆時主張強硬的以色列右翼勢力也會反擊,屆時只要出現零星恐怖襲擊,就足以令區域局勢急速惡化,針對以色列的區域大國伊朗也可能以此為藉口,加緊研發其核武器。
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台時,曾希望永久解決以巴衝突,例如主張以色列退回1967年戰爭前的疆土,但有了上述背景,在未來一段長時間,這已變成不可能的任務。
由此可見,茉莉花革命不一定帶來比從前好的生活,卻可能對國際關係層面的地緣政治帶來劃時代影響,雖然西方要顯得非常支持茉莉花革命,但以上的長遠影響,卻可能是違背西方利益的。茉莉花革命一年後最弔詭之處,全在於此。

AT 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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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6日星期五

围困乌坎村有可能导致反人类罪的人权灾难

 

陈树庆    

据报道,9月21日上午,广东汕尾的陆丰市乌坎村400多名村民因土地、财务、选举等问题对村干部不满,到陆丰市政府上访。9月22日,公安武警入村镇压遭数千村民包围还击,警车被毁,警、民均有受伤。9月24日,乌坎村民自发成立"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村妇女代表联合会"。11月21日,数千村民打出"反对独裁"、"还我人权"等标语,出来游行到陆丰市政府静坐示威,从网上能够检索到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当地村民采取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在请愿游行的过程当中,有组织、有纪律和有秩序,展现了老百姓的文明素质。随后,当地政府尝试安抚受伤村民,要求他们派出13名代表,调和双方。但就在村民诉求尚未着落的情况下,形势骤变,12月9日当日早上,四辆没有挂车牌的面包车开进乌坎,一些穿便衣的男子抓走薛锦波,曾昭亮、张建城、洪锐潮、庄烈宏五名村代表。同日汕尾市政府高调宣称事件已平息,斥"境外势力介入",并宣布"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村妇女代表联合会"非法。据陆丰市警方在上周对媒体透露,截止12月9日已先后刑拘了五名涉嫌毁坏财物和妨害公务的嫌疑人,薛锦波是其中之一。薛锦波被指在9月21日"煽动、纠集部分村民围堵乌坎村委会,并组织、带领打砸合泰工业园、丰田畜牧场"和在9月22日"带头围攻乌坎边防派出所,用石头、棍棒等攻击民警,砸坏警车"。

据大陆官方媒体报道"12月11日上午11时许,羁押在汕尾市看守所的薛锦波因身体不适被即刻送往汕尾市逸挥基金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死亡,医院出具的死因诊断为心源性猝死"。但其家属向香港媒体表示,薛锦波的尸体上遍布伤痕,脖子上有绳子的勒痕,拇指被扭断,薛锦波的女儿要求领尸但被拒绝。鉴于长期以来凡涉及政治事件当局及其控制下的各医院、鉴定中心在事实调查和定性中屡屡作假的经验教训,薛锦波"心源性猝死"的结论受到质疑,估计曾遭恐怖酷刑,村民为薛锦波写下了《讣闻》"我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临时代表副会长薛锦波先生,忠义壮烈,不畏强暴,取大义而不顾私惠,为家乡集体利益呕心沥血、舍生忘死而奋斗,日前被警方劫持,折磨不幸致死,英年四十有三。我乌坎惨失忠良,无限沉痛。乌坎全体村民泣告。(2011年12月11日)"

民薛锦波的离奇死亡,引发村民的新一轮抗议,12月11日军警凌晨行动进村拉人,被村民以砖头石块击退,军警射催泪弹。12月14日,广东陆丰乌坎村外围仍然驻扎了大批特警,还有装甲特种车辆等,乌坎村主要收入来源的渔船队也被禁止出海,不许村民进出。村民为了防止警察进村抓捕,数百村民砍树在村口设置路障,并继续集会高喊口号,哀悼死去的村民薛锦波。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目前唯一侥幸突破警方封锁潜入乌坎村的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马克姆*摩尔介绍说"乌坎村的村民担心,警方现在打算用围困村子的方式等村民的粮食吃光"。村民说,食品大概能坚持一周到十天。"。

笔者在网上看到,乌坎村民集会上的几面白底黑字横幅上写着"土地是贪官的吗?"、"民主诉求竟成非法集会"、"民主公开有罪吗?"、"要法治,不要人治;要民主,不要专制"、"乌坎人民冤枉啊!"和"请中央救救乌坎人民吧!"。一般认为,断粮、断电、断水和断通讯(断电、断水、断网问题网络上有不同报道,目前看来断的可能是桶装饮用水而非自来水,网络也可能是受到严重干扰不通畅而非全断),只是战争时期不得已对敌军围困时才采取的手段,即使南非种族歧视与隔离期的前南非白人政权对于被隔离的黑人部落,都未采取过如此毫无人性的卑鄙手段。面对乌坎村正在发生的"人民子弟兵"围困人民的荒唐事件,中国民主党人认为,当地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对人民的"敌对"思维与行为,解除对乌坎村的武力围困,严禁武装人员进村滋事导致事态恶化,同时拿出诚意来开启与村民真正对话,先解决"猝死"代表问题,杜绝任何消尸灭迹的行为,归还家属薛锦波先生的遗体,开放社会各界包括国际媒体对案件的深入调查,在真相大白的前提下或消除民众疑虑或追究凶手法律责任,释放其他村民代表,全面清查贪官污吏的不法土地交易行为。

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代封建社会尚有训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用现代汉语来理解就是"官(府)视民众为草芥,则民众视官(府)为寇仇"或"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国几十年来因为镇压迫害,错过了一次又一次中共当局和民间互动走向民主法治的政改机遇,乌坎村事件,再一次兆示留给执政的中共当局机会不多了。中共中央当局应责令广东地方当局必须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和平理性地妥善处理这次事件,防止类似89年军队围城及镇压民众这样的反人类罪性质的人权灾难再现,并以此为戒,也以此为契机,尊重人权,停止一切政治迫害,主动开启真实的民主化政治改革之路,释放刘晓波、刘贤斌、许万平、朱虞夫、薛明凯等众多政治犯,立即停止和查处各地违法征地侵犯民权的行为,尽快完善落公平实惠及每个公民的民生保障体系,化解日积月累的严重社会危机,真诚接受民众对民主权利的夙愿和参与如各地独立候选人的人大代表参选活动,停止一切打压限制独立候选人的行为,让国家和人民以最小的代价为我中华民族重新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社会开拓崭新的发展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但在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还在第四十二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劳动权利。现在处于广东当局武力围困下的乌坎村民,外出谋生包括捕鱼、打工、农活等不能正常进行,而且食品包括素菜、粮食等供应也日趋匮乏,已经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作为一个中国民主党人之一,我在强烈谴责和抗议广东地方当局这种残害人民、与人民为敌的行径,指出必须立即解除对乌坎村民众的武力围困之同时,请求国内外所有以捍卫人权、推动国家民主法治为己任的中国民主党人或组织,关注此事,至少在道义上给予陷入困境的乌坎人民必要的呼吁和支持;请求广东民主党人动员当地群众秉着我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想方设法往乌坎村运送食品、饮用水、药品等生活必须品,救救自己的同胞。

陈树庆:围困乌坎村有可能导致反人类罪的人权灾难

2011年世界处在第四波民主化的入口

 

——写给2012年还处在专制下的人们

作者﹕何清涟

内容简介:2011年是世界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年份,阿拉伯世界在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成为主角,而中国至今还处于黑暗专制时代,国人得明白:Freedomisnotfree。

2011年将与“1989-1990年”一样,成为世界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年份。世界现代史上的三次民主化浪潮都未曾触动的阿拉伯世界,却在2011年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出人意外地成为主角。这一年的春天,突尼斯一个小贩的自焚事件引发了一场“茉莉花革命”,以这场革命为导火线,引发了一场席卷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时间渐至年尾,东南亚的缅甸政治突现转机,曾经热赞“普京大帝”的俄罗斯又爆发了近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针对议会选举舞弊的抗议示威,当年共产主义世界的“老大哥”正面临“二次民主化”的抉择。

民主化背后的“路径依赖”

在阿拉伯政治中,20世纪下半叶是政治强人时代,21世纪前10年是极端分子的“辉煌岁月”。这种历史与政治背景,注定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道路崎岖多艰,不像第三波民主化的东欧国家,它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外铄型的,是苏联用枪炮将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它们的,由于并非内生需要,挣脱这些枷锁并无特别困难。——多年前,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第四章向读者特别介绍了以制度创新和明确财产关系为主要观点的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C North)的路径依赖学说。这一学说对于观察今天北非中东俄罗斯及缅甸等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诺斯在观察了东欧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后,认为在转型社会中,通过已有的经验研究,这样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一,建立有效的经济市场;第二,建立有效的政治市场,即政治体制;第三,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有效协调;第四,宏观经济政策与政治市场、经济市场的互相协调。这里所谈的四点其实就是一点:制度建设。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这一观点非常强调一个国家在制度改革过程中历史习惯因素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自己过去从何而来,不知道自己面临的现实制约、传统影响以及文化惯性,就不可能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

以此观察正在经历“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世界,就知2011年连续倒下的三个政治强权,今后的民主化道路将因自己的“路径依赖”而各不相同。

一些国家“二次革命”难以避免

迎接民主化最干脆俐落的是突尼斯。10月下旬,温和的穆斯林政党复兴党在突尼斯首次民主选举中获胜,许诺将创立世俗化的多党派民主政治。埃及在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军政府当权,引起埃及人民激烈反抗,达百万之众的示威者在军政府血腥镇压下毫不退缩,经过连续6天的抗争之后,军方终于同意考虑通过公决交出权力。下一步如何走,尚在未定之天。埃及许多媒体报导说,目前埃及革命还没有完全成功,必须进行“二次革命”。

利比亚进入后卡扎菲时代,这个充满了部族矛盾、地区矛盾、教俗矛盾的国家在经历过卡扎菲多年强权统治后,在推翻卡氏政权过程中一度形成的团结局面正被利益角逐冰释。在纵横交错的矛盾面前,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面临的局势非常复杂。新政府为了减少社会摩擦,宣布赦免卡扎菲的支持者,引发了被称为“革命起点”的班加西民众的不满。班加西民众在12月12日爆发了大规模游行,表达对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不满,并要求过渡委主席贾利勒下台。这是利比亚新政府首次遭遇民众的抗议。

叙利亚在阿拉伯联盟11月发出最后通谍之后仍然顽抗。国际社会要求叙利亚政府停止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11月22日以高票通过谴责叙利亚决议案,中国和俄罗斯投弃权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皮莱12月1日在记者会上指出,叙利亚的现况已经可以定性为内战。目前在抗议活动中被打死的人数,保守估计超过4,000人。人权高专办公室认为有必要以危害人类罪,对叙利亚高层提出起诉。

只有叶门的独裁者萨利赫,在犹豫徘徊历经三次反复之后,于11月23日晚在调解协议上签名,交出其执掌了33年之久的权力。作为交换,萨利赫家族及其利益集团的核心成员获得了豁免权,免遭清算。

由此可见,阿拉伯之春与第三波民主化相比,前路确实不如东欧国家平坦,因为二者的路径依赖完全不一样。每个国家的前途如何,既需要依靠政治人物智慧,更需要社会监督与压力。前景如何,绝对不是一战定乾坤,要经历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

国际社会于“阿拉伯之春”半途后开始的强干预

在第三波民主化与2011年阿拉伯之春过程中,国际社会介入方式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大差别体现在对民主的促进作用上。第三波民主化当中,外部势力的干预在起始阶段起了重要作用,往往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在1970年代走向民主化的29个国家中,有15个民主政权要么是在外国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要么是在从外国统治下独立后建立起来的(亨廷顿《第三波》)。而2011年发生的中东北非革命,在开始阶段却完全是本国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并无外部势力的介入与“操纵”。

第二大差别是国际介入的方式与力度完全不同。第三波民主化时,美国、梵蒂冈、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前身)和苏联(指戈巴契夫时期的苏共)都在积极地促进自由化和民主化,但基本上局限于道义软性干预。而2011年发生的中东北非革命,在开始阶段虽然没有“外部势力”的介入与“操纵”。但到了双方僵持阶段时,国际社会的介入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突尼斯、埃及获得的外部帮助主要是道义上的,但在利比亚的内战中,却诞生了一种空前强势的新的国际干预形式:一旦有政治力量公开反对强权当局,国际社会就会明确地站在反对派一边。如果独裁者坚持武力镇压,联合国就会以保护平民为理由采取军事行动。尽管这些国际军事行动只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例如设立禁飞区),但这就使得反对派不仅能够生存还能日渐壮大,甚至取得源源不断的补给。利比亚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版本:北约通过建立空中禁飞区而形成“拉偏架”格局:只许反对派打卡扎菲,不许卡扎菲打反对派,卡扎菲的军队一露头就被北约飞机轰炸。这种国际干预一旦付诸实施,卡扎菲的日子屈指可数。

正是在这种空前强势的国际干预之下,叶门的萨利赫终于想明白,能挽救他和他的家族的只有他自己,那就是交出权力。在他之前倒下的三个阿拉伯强权人物,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完全不流血只是幻想

上个世纪发生的几件大事,比如海湾战争创造的接近零死亡奇迹,以及几乎没有流血的东欧巨变,现在看来只是人类的偶然幸运。因为同是在海湾战争中让世界惊讶的美国后来在伊战中无法再创零死亡,阿拉伯之春席卷的各国也程度不等地流了血。流血最少的是突尼斯,在茉莉花革命中死亡民众亦达上百名。至今还没有结局的叙利亚已经死亡近4,000人。利比亚人民因为经历了内战,民众为暴力转型付出的代价最大,据说约有2.5万人在战火中死亡,还造成不少难民。

“阿拉伯之春”的鲜血再次表明,自由不是免费的。

还在民主与专制间徘徊的国家怎么办

2012年春天的看点,是正处于“普京审美疲劳”阶段的俄罗斯与缅甸。

俄罗斯在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已完成了半拉子民主化,有了民选与半自由的媒体。只是由于这是一个被东方专制文明传统浸染至深的国度,国民对强权有种不自主的爱慕,这才有了普京大帝专权的一段回头路。目前民主化的浪潮已经由阿拉伯之春到了俄罗斯之冬,俄罗斯反对派正在积蓄力量,接下来就得看人民自己的选择了。而缅甸新总理吴登盛虽然表现出了开放之态,昂山素姬也被解除软禁,投身政治活动,但旧势力盘根错节,反对力量也各有诉求,走上民主化道路还有很长一段路。在昂山素姬从政生涯当中,最艰难的路还刚开始。

至于中国,至今还处于反对派没有任何活动空间的黑暗专制时代,还必须先从黑暗专制步入开明专制阶段。最重要的是,国人还得真正明白:Freedomisnotfree。没有这一觉悟,走出黑暗专制的第一步无从开始。

《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