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個「世界最大的專制國家」本身就吸引了最多的西方資本。西方並沒有抵制中東歐民主轉軌國家，但是這些國家對外資的吸引力仍遠遠不如低人權的中國。
近年來，隨著「經濟奇跡」下的「中國崛起」，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明顯擴大。對此各國（也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反應首先是從國際政治格局、大國力量博弈的角度出發的。叫好的認為中國的崛起衝擊了西方的尤其是美國的「霸權」，擴大了「第三世界」的份量，使得過去不合理的遊戲規則被改變。叫壞的則認為中國正在「展示肌肉」企圖稱霸，致使西方滋長「中國威脅論」，而中國影響下的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中國搞「新殖民主義」的擔憂。下面我將要講到我認為這些擔憂是過甚其辭的。
但是，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影響還有比國際政治更為深刻的層次，這就是今天中國藉以實現「崛起」的那套體制對外部世界的影響。我這裏並不是說中國政府在有意識地擴展這種影響，然而在現今全球化的背景下，這種影響如同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影響一樣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妨看看以下幾個故事。
西方的「社會主義」要顛覆中國的「資本主義」？
去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事件」引起中國官方強烈反彈。當時官方的《環球時報》召集了「七位中國知名學者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見《和平獎是中西方新碰撞的縮影：七位中國知名學者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環球時報》2010年10月20日）。官方召集的這七個人當然不可能是「右派」。但這篇宏文確實很有意思：七個「左派」以諾獎話題開場，講著講著就跑了題，異口同聲地罵起「福利國家」來了。
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說：「前段時間去歐洲考察，到了英國、希臘、匈牙利。這才意識到，金融危機其實是一次福利主義的危機，……西方自羅斯福新政以後，……對老百姓實行甜頭主義。但福利主義政治積累了大量的問題，……終於釀成了這次危機」。按他的說法，陷入危機的福利國家妒忌咱中國的低福利和血汗工廠的繁榮，於是就弄個和平獎來「噁心」中國。
而一位著名的「民族主義」倡導者接著說：「西方現在的問題說白了就是（福利國家使）人變懶了，」西方「說來說去無非也就是中國人搶了美國人的工作」。什麼美國人？當然是美國的勞動者。中國的農民工又不會搶美國大老闆的飯碗。
相反正如政治學所所長說：我們情願「為西方人打工」，什麼西方人？當然是西方的大老闆。所以西方的老闆「親華」，勞動者「反華」。於是「反華」的勞動者就把諾貝爾和平獎給了中國人，而我們的左派滿腔憤怒就是沖著他們的勞動者來的：「中國人比你勤勞肯幹，且肯忍受較低生活水平」，這有什麼不對？！
是啊，據說過去「舊社會」的窮人就是「出的牛馬力，吃的豬狗食」，比今天的中國人更「勤勞肯幹，且肯忍受更低生活水平」，這又有什麼不對呢？為何當年要鼓搗什麼「革命」，把這麼好的「優秀傳統」毀掉呢？過去他們給中國老闆打工，當年的左派滿腔憤怒以為不能忍受，一場革命搞下來，據說是付出了兩千萬烈士的生命，難道就是為的今天的左派讓他們轉而「為西方人打工」？
而社科院美國所副所長則注意到：「這兩年，美國的人權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以此針對中國現在存在的社會矛盾。」他認為，「意識形態層次的東西對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影響不大。不過，他們要是把那些意識形態的東西與中國現在的社會矛盾攪合在一起，那就非常可怕了。」
這些話真叫人拍案驚奇！
「福利國家養懶漢，西方今天的危機不是『資本主義危機』，而是社會主義（福利國家）危機」，這類話本不是什麼新觀點，在某種意義上也不能說全無道理。只是，這種話在別處通常都出自右派之口，在學界則屬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之說。然而在我國，咱們都聽到了：剛才這些話不是什麼「右派」說的，也不是什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說的，而是中國「官方左派」學者說的！
當然，說了這些話，並不表明他們因此成了「右派」。因為在西方，乃至在其他一般國家，「右派」和「新自由主義者」反對高福利通常是要追求高自由，傾向於用「自由放任」取代「福利國家」。可是我們的「官方左派」對老百姓的自由和福利同樣排斥，他們既反對自由主義，也反對「福利主義」。不過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篇宏文主要是反對後者。
福利國家是萬惡之源，血汗工廠是制勝之寶。用這幾位先生的話說：「我們願意（讓人民）付出更大的代價，為西方人打工，掙一點辛苦錢」，為此老百姓要「忍受較低生活水平」。但西方的社會主義者卻不讓！他們「人權政策重心往草根上靠，以此針對中國現在存在的社會矛盾，」這不是存心想搞垮咱們的血汗工廠嗎！
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層次的東西」對我們「影響不大」（咱們早就比他們更資本主義了），不過他們要是把那些民主思想「與中國現在的社會矛盾攪合在一起，那就非常可怕了。」
——整個故事聽起來就像是西方的「社會主義者」處心積慮要顛覆咱們中國的「資本主義」！
過去左派稱讚福利國家，說福利國家是跟共產國家學的。現在他們卻大罵人家要向我們輸入福利國家！當然，過去我們的左派也罵過福利國家，理由是福利國家只均富不共產，太保守，不過癮。但現在我們的左派（用其中一人的話說）「早已掛起『免戰牌』了」，他們不搞共產而只罵均富，要對老百姓實行「苦頭主義」來抵制西方「對老百姓實行甜頭主義」！
過去左派對自由、民主、人權這類說法最拿手的擋箭牌就是「階級論」，動輒就反問「誰的自由？」「誰的民主？」「誰的人權？」據說「西方的」人權是只給富人、資本家的，而窮人沒份。可是現在「左派」們明確說了：富人、權貴玩玩人權沒關係，對咱「影響不大」，但如果「人權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那就非常可怕了」！聽見了嗎？他們怕的就是工人、農民有人權！
過去他們也搞「專政」，說這專政是對付資本家的，是保證百姓福利的，而現在這專政恰恰是要防禦「福利主義」的影響，它要對付的是——
「誰與招商引資企業過不去，就是與蛟河人民過不去」！（吉林蛟河市標語）
「誰刁難投資者，誰就是宣化的罪人」！（河北宣化標語）
英國《金融時報》特約撰稿人吳迪去黑龍江亞布力滑雪，「車子一進入尚志地界，路邊就不斷出現一個個醒目的標語牌——『誰刁難投資者，誰就是人民的罪人』，『誰損害投資者的利益，誰就是與人民為敵』，『老闆不分大小，能來投資就好』，……我趕緊用手機拍下了這些驚悚的語句。」（見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1108）
當然，公開張揚這種「驚悚」標語的地方不會多，但這樣的想法可謂普遍流行。吳迪談到世界著名度假村巨頭CLUBMED高層考察廣西北海湄州島，對投資提出了十條意見，其中涉及到島上一個村子。當地官員們不假思索地說：「沒問題，我們讓這個村子搬家，統統搬走。」老外驚得張大了嘴：「你說什麼？你要是搬走村子，我們就不來了！」
就這樣「西方」還是不滿，甚至把「人權政策重心往草根上靠」，你說我們的官方「左派」怎能不氣大？
中資海外遭遇「工會陷阱」
當然，上面講的是中國的「官方左派」，他們主要跟中國「官方」而不是跟國外左派有聯繫。而現在中國還有所謂「新左派」，他們與國外左派的關係似乎比與中國官方的關係更密切（近期有明顯的變化，許多「新左派」已經官方化了）。
他們也是既排斥「福利國家」也排斥「自由主義」，所不同的是他們認為外來危險主要不在於「福利主義」，而在於「新自由主義」。前些年他們尤其喜歡以拉美為「新自由主義」的邪惡典型，大講「防止中國出現拉美化」。似乎這拉美是資本最神氣、勞動者最受欺負的地方了。
可就是這被我們的輿論說成是「新自由主義」典型的拉美，我們的「中資」（尤其是號稱「社會主義」的「大型國企」）一進去，立即發現恰恰相反：那裏的工人把資本「欺負」得夠嗆！
拉美最大中資企業「首鋼秘鐵」違法（當地的勞工法）鎮壓工潮、開除罷工工會成員，造就了「秘魯工人英雄」胡安·坎查理，這個首鋼眼中的「搗亂者」在工人支持下先當選議員，後成為秘魯勞工部長，他的女兒則民主當選「首鋼秘鐵」所在的馬爾科納市市長（朱曉雪、王嘉徵：《首鋼：秘魯的血色黃昏》，《環球企業家》2004年9月 總第102期）。
「首鋼秘鐵」則被勞工運動「折騰」得七葷八素，不但經濟上損失慘重，而且政治上聲名狼藉。國內傳媒因此一片驚呼：「海外投資須防工會陷阱」（盛立中：《學會同工會打交道 中企海外擴張遭遇工人運動》，《南風窗》2004年10月18日），我們的國企老爺可算知道了什麼叫「咱們工人有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拉美左派力量增長，這樣的事或許不奇怪。可是「首鋼秘鐵」事件發生在1990年代藤森政府時期，那可是公認的「右派政府」、公認的「新自由主義」時期啊。
拉美之外還有更生動的例子：過去我們的國企在鄉村地區建廠開礦，「圈地拆遷」從來不由分說，成千上萬的農民說趕走就趕走，哪裏有談判一說！但這些年「中資」在加蓬等國圈地，甚至到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去採採挖挖，卻遭到「西方傳入的」環保和原住民權益NGO的抗議，中資習慣於通過「搞定」政府來解決問題，而在那裏，被搞定了的官員也就袖手旁觀而已，靠他們來彈壓「刁民」，像在國內的定州、汕尾那樣，則嘎嘎乎難哉。
當然，在那些法治完備的國家，中資也學會了「循規蹈矩」。如中鋁公司在澳大利亞開發奧盧昆鋁土礦，雖然早已與澳大利亞政府達成協議並得到了後者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費一年半時間與當地一個小部落的土著人談判土地租用問題，因為澳洲政府已經把土地所有權歸還了土著（見大松、余芳倩：《中鋁轉型：國際化和多金屬》，《國企》2007年11月號）。
中鋁的「平等待人」在當地獲得好評，可是在國內這個「好榜樣」卻不能宣傳：國外的「工會陷阱」已經夠讓「中資」頭疼了，如果「奧盧昆經驗」傳入國內，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農民也學會了像澳洲那個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樣大模大樣地與政府支持的「大鱷」漫天要價，那還了得？！
「中國在非頻遇勞資糾紛」
「中資」在國外是如此，「外資」在國內亦然。中國不少人指出：就重視勞工權益而言，國內如今是歐美資企業最好，東亞（日韓）資就較差，港台企業更差，而國內企業，包括私企與非壟斷部門的國企在內最差（另一方面，一些壟斷性國企的高待遇驚人，如幾年前披露的電業「抄錶工月薪上萬元」，「官辦血站普通職工年薪25萬」，易寶、陳維：《珠三角某市血站員工年薪25萬引發爭議》，等等。這種壟斷尋租、內部分肥恰恰是一種突出的不公平）。
以地區論，儘管珠三角等開放地區的「血汗工廠」已經令人觸目驚心，由於當地相對開放，人們也議論最多，但事實上勞工權益最差的恐怕還是內地企業。許多歐美外資本來就是規避本國勞工權利而跑到「低人權」的中國，但民主福利國家的長期「社會主義傳統」仍然使其初入時諸多「不習慣」，不習慣於如此對待勞工，不習慣於如此巴結官府，甚至有勞工維權、外資企方已答應條件、而官府卻以破壞「招商引資」大計而出面彈壓的。
久而久之，這些歐美外資有的也入鄉隨俗，學會了鎮壓勞工，學會了「搞定」官府。以至於回到本國已經無法適應，只能「紮根」中國，而我們的傳媒則宣傳為「不但留住了『資』，而且留住了心」！
另一方面，我國的企業一旦赴外投資，首先感到的第一個障礙便是那裏強大的工會農會。前面說過拉美的工人不好惹，於是咱們「中資」又看上了非洲，那裏不但窮，工資低，而且政治比拉美落後，很多地方還是獨裁統治，也不像拉美那樣中了「西方社會主義」即社會民主主義的「毒」，不會成天鼓搗勞工權利。並且我們不管「人權」，跟當地的獨裁者特別處得來，不但不干涉他們的「內政」，而且對這種「內政」如魚得水——我們的「中資」在國內「搞定」官員的那套本事在這種「內政」中最能大行其道，令「西資」望塵莫及，於是「中資」大舉挺進非洲，而且在競爭中屢屢擊敗西方公司。
但是很快「中資」就發現非洲畢竟不是中土，雖然那裏的勞工不像歐美乃至拉美那麼厲害，畢竟那些前殖民地也沾染了些西方「劣習」：首先是傳媒「自由度」仍比國內為大，民主雖然受槍桿子左右而不成氣候，畢竟還有反對派和一定程度的競爭，雙方要拉勞工的票，工會雖很難持政治異議，在勞工權益上也還有所作為。
後來不少中資發現竅門：非洲人現代民族國家觀念淡漠，相對較富的沿海國家有不少跨境勞工來自更窮的內陸國家，他們是非法移民，不受勞工法保護也沒有工會,於是大量僱傭他們便成為非洲中資經營的訣竅之一。然而不久又發現：非洲人國家意識雖淡，部族意識卻強，跨境勞工多是在本部族區打工，在當地雖無國家與現代工會保護，還是有部族、親緣關係可依，一旦發生勞資糾紛，他們往往有當地本部族人的聲援。
最後，中資發現普天之下還是中國勞工最順從。國內的農民工本來就習慣於「低人權」，到非洲更舉目無親，語言不通，沒有任何社會聯繫可依，往工棚裏一關，還怕你不就範？於是非洲的許多中資企業最終都轉向在當地獲取資源、銷售產品，卻千方百計從國內大量輸入勞工，為此不惜採取非法手段。
如南非某中資企業從國內輸入「保安」150多人，佔全部雇員的80％以上，實際都是一線工人，以規避當地一般工人必須僱當地人的法律（見陶短房、蕭方：《中國在非頻遇勞資糾紛》，鳳凰週刊 2006年31期(總236期)，46-48頁）。這種做法已引起當地輿論的強烈惡評。中資既傾銷廉價商品擠垮了當地產業，本身又只掠取資源而無助於當地人就業，就算是獨裁者青睞、官員行「方便」，其奈民心不齒何？
「招商引資」與資本輸出的雙重「優勢」
不過批評歸批評，中國無論是向外「招商引資」，還是對外輸出自己的資本，都的確有強大的「優勢」。在「引資」方面，那種「誰妨礙投資者誰就是敵人」、可以動用「專政」鐵拳的政策除了中國你還能到哪裏找？
無怪乎全球為工會、福利國家與環保運動所逼的資本紛紛躲入中國，在中國建立血汗工廠，再以廉價商品覆蓋全球市場，替代各國原有「高成本」產業，反過來又促使更多的資本投奔中國這類「低人權」國家。無怪乎像張五常那樣敵視「福利國家」的「右派經濟學家」稱讚中國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制度。
「新自由主義者」張五常如此誇獎中國是因為中國沒搞福利國家，但沒搞福利國家的中國就會有「自由主義」嗎？當然不是。無論是「老自由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還是「經濟自由主義」，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不能說沒有影響，但在制度與國家政策層面，中國的「自由化」程度不會比歐洲最「左」的福利國家，比如瑞典更高。
在中國投資者也並非真的沒有妨礙（只是妨礙者並非工會農會、公共福利和環保運動等等，而是專制者的壟斷、特權與統制；老百姓「刁難投資者就是罪人」，但權貴刁難投資者當然是可以的——解決的辦法就是後者必須投其所好。），中國更遠非財產保護的典範——這就是為什麼敵視「新自由主義」的國外左派也往往稱讚中國。
不過，用「專政」的辦法侵犯、剝奪財產和用「專政」的辦法扶植、積累財產，在中國絕不是對立的，相反，沒有那種可以任意沒收財產、「徵地拆遷」、「騰籠換鳥」、動輒把人掃地出門的「專政」，中國的「招商引資」成就也不可能獨步天下。所以對那些與專制權力互有需要的資本（尤其是大資本）而言，中國的吸引力比「福利國家」和「自由放任」國家都大，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而另一方面，中國的資本輸出近年來也飛速增長。在拉美、東南亞與非洲的資源開發與建築工程市場，在發達國家的資產併購領域，「中資」都大顯身手。西方輿論尤其對「中資」在一些受西方抵制的獨裁國家迅速擴張感到不滿，認為這是中國人在支持獨裁。
平心而論，這種抱怨沒什麼道理：中國這個「世界最大的專制國家」本身就吸引了最多的西方資本。西方並沒有抵制中東歐民主轉軌國家，但是這些國家對外資的吸引力仍遠遠不如低人權的中國（如下所述：甚至西德資本對如今已是一國之內的前東德地區的投資興趣,都不如它們對中國的興趣大！）。
既然西方民主國家的資本對「專制的中國」趨之若鶩，中國資本投向別的專制國家又有什麼不同呢？你西方自己的資本既然更願意投奔中國，非洲要「招商引資」，捨中資還能引誰？何況是你還抵制的那些國家？即便西方不抵制，「中資」在這些國家本來也有獨特的「優勢」。
且不說按中國國內的遊戲規則，「中資」的確更有辦法搞定那種體制下的政府官員，僅就中國使用「農民工」的那種血汗工廠的競爭力，就不是西方那種「文明公司」比得過的。只要沒有技術障礙，中資公司在「公平的」招標中也完全可以憑驚人的低成本擊敗西方公司。
而即便對於技術障礙，如今中資公司也有個殺手鐧，那就是與擁有該技術的西方公司合作競標，打敗其他的西方對手。由於中資公司的合作條件（如同其投資條件一樣）可以驚人地優惠，找到這種合作者並非難事。所以「中資」未來在海外所向披靡，乃是可以預料的事。 （未完待續）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教授）
編後注：秦暉教授此文共計兩萬餘字，本刊將分三期連續刊發，敬請期待。
转自：《阳光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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