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 18 十二月 2011.
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反抗证明，他们不能再忍受自己的处境，不愿做奴隶，不愿在暴力专横之下忍气吞声了。——列宁
陈墨 中国劳工论坛
2011年，新世纪的资本主义危机已进入第三个年头，这一年也成为了全球愤怒年。从西班牙马德里到英国伦敦，从埃及开罗到也门萨那，从智利圣地亚哥到美国纽约，全球上千座大城市处处烽火，怒不可遏的基层民众一呼百应群起抗议。「99%」们反资本、反精英、反体制、反霸权锋芒毕露；旧世界在亿万怒吼中瑟瑟发抖。
中国从来不是愤怒的「免疫区」，贫富分化悬殊、社会冲突遍地与阶级矛盾尖锐更成为了「中国经济奇迹」中的「奇迹」。当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从2000年的89404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0年的397983亿元人民币时，群体性事件数量则从2000年4万起增长到2010年18万起。
不服从的罢工
继2010年夏季罢工潮后，2011年年末的中国正进入新一轮的工人罢工与抗议浪潮。东莞一地10月底到11月初不到三周的时间内至少发生五次工人罢工与抗议，上万人卷入，其中三次遭到警方暴力镇压。本文写作之时，上海金桥发生的赫比电器厂近千工人罢工抗议已经持续8天，同样遭到了警方的镇压。
不过，这次罢工潮的直接成因却与2010年罢工潮不同。
2010年夏季发生的罢工多因为工人长期收入过低，工时长而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加之通胀引发的物价高涨，工人们通过罢工抗议以争取更好的待遇。
但今年年末的罢工和示威浪潮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特征。经济危机影响下，生产型企业或进一步向劳动力成本低廉地区转移，或因缺少订单利润微薄而不得不缩减生产规模；这都导致工人丧失就业岗位、无薪放假或者被取消加班而使收入下降。更有甚者老板因经营困难资不抵债，直接欠薪潜逃。
作为中国出口经济的大本营，广东地区提供中国出口产品的近三分之一，因此珠江三角洲在今次危机中受冲击更为明显。据东莞市外经贸局长黄冠球透露，今年1至10月份，仅东莞一地已有450多家注册的外资企业关门停业。大量的大中型企业虽然尚未关门停业，不过纷纷削减产能和工时，不少微型企业则是老板索性弃厂潜逃。不仅广东如此，在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一带，也频频出现资金链断裂、老板潜逃企业关停和大量工人失业的现象。工人收入明显下降甚至难以维生，而不得不进行抗争。
譬如，在11月17日，东莞裕成制鞋厂8000工人上街罢工事件就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因海外订单减少，生产线逐步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中国内陆省份和越南等地，所以台湾资方大量取消工人加班。工人都是靠每日长达12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和周末加班才能维持2000元左右的收入，取消加班导致工人收入陡然下降三分之一到一半，工人陷入「欲被剥削而不得」的局面。同时，也反映工人在过去所遭受剥削之重，法定工作时间获取的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工人生活之需求。
此次罢工潮中工人的抗争方式也有所不同。经过以往数年坚定抗争和此起彼伏的罢工，地方政府虽然仍不承认罢工合法性，但默认了罢工的现实存在。只要工人仅在厂区内的停工抗议，不建立实体组织，不上街堵路抗议，一般政府不再直接暴力干预；至多派警方和保安人员到场「维持秩序」。这是工人斗争得来的结果。当然在所谓的协商和仲裁中，政府官僚仍然不脱其亲资本家和打压工人自发组织的倾向。
由于当前是资方主动削减工作和加班，甚至是老板欠薪弃厂潜逃，工人们如果将罢工（停工）只局限在厂区内，并不能真正威慑到资方；老板潜逃，更是无人解决欠薪和其他问题。所以，在最近发生的几起罢工中，工人们不甘于困守厂内，坚决走上街头游行和以向政府请愿的方式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出面解决问题。
工人认识到作为「服从的顺民」在工厂内接受政府的「圈禁」，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只能被当局漠视与被迫妥协，利益诉求将很难实现。假如能将信息公布于众，并通过挑战当局的管治秩序进行斗争，反而能迫使官方和资方妥协，至少实现部分利益诉求。在私下的交流中，工人表示，「事情不闹大，没人会理我们；不出去，就只能白白等着」。
工人上街抗争与政府官僚「维稳」的目标发生直接冲突，这造成了工人在抗议中多遭到警方的镇压，但也迫使当局直接出面解决问题。如前面提到的裕成制鞋厂的工人罢工，因为工人走上街头抗议遭到警方镇压，数十名工人被打伤，但同时当局被迫介入作为仲裁者，要求资方与工人谈判进行妥协。
这一情况不仅出现在东部沿海的外资企业中，也同样出现在前两年当局为刺激经济而大规模推动的铁路工程项目中。据媒体消息，由于铁道部负债总额达20907亿元人民币，负债率58.53%。仅欠中铁集团与中国铁路建设总公司的工程款就达8000亿元，进一步融资遭遇困难。七月温州动车相撞事故后，民众对铁路发展规划提出严重质疑。这导致目前全国约9成铁路建设项目停工，涉及参建工人达600万。许多工人从今年6、7月起被欠薪已达半年之久，引发工人大规模不满和讨薪抗议。
据中铁集团人员反映，今年7月以来，发生上访讨薪事件2000余起。10月末，西部地区的兰渝铁路停工后，曾引发数万工人的讨薪；成千上万的工人连续数天日夜围困十几处铁路建设公司和工程指挥部，甚至四川和甘肃两地的省级和县市级地方政府。最后，四川和甘肃两省政府不得不临时调拨3亿元现金先行垫付工人欠薪，避免引发进一步的社会不稳定。
随着经济萧条日益深化，国际上各主要经济机构对中国明年经济增长都呈悲观预测。这就意味着可能出现更多的企业倒闭和工人抗争。今天工人的抗争虽然仍然停留在无实体组织和被动争取经济利益上，但是已经越来越不服从当局的「圈禁」和「劝诱」，而表现的更为坚定和积极。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直接与官僚当局发生冲突的可能会加剧，工人会进一步认识到政府作为资方与工人间「中立仲裁者」角色的虚伪性，也会在斗争中觉悟到为捍卫就业权和基本收入保障，工人自我团结和建立组织的必要性。
愤怒而盲目的骚乱
2011年10月26日到10月29日，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因一名安徽籍童装作坊业主拒缴税，遭征税人员殴打骨折引发抗议。官僚当局处置不当，数千安徽籍务工人员参与持续3天的骚乱，并与当地湖州籍居民发生冲突，镇政府与派出所遭冲击，数百辆汽车被砸毁焚毁，数十人受伤住院，约八十人被拘捕，浙江省政府出动数千防暴警察和武警镇压，戒严5天。
2011年6月10日到6月15日，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因一名四川籍怀孕女贩遭本地治安人员殴打，引发上万四川籍外来工人抗议，此后转为持续6天的骚乱，并与当地居民互相报复攻击，镇治安所遭冲击，上千辆汽车被砸毁焚毁，数十人受伤住院，数十人被拘捕，广东省政府出动数千防暴警察和武警镇压，动用装甲车和催泪弹等，戒严近2周。2011年6月5日到6月7日，广东省潮州市古巷镇，因一名四川籍工人讨薪被老板雇人砍伤，引发上万四川籍外来工人抗议，并转为持续3天的骚乱。四川籍工人与当地居民发生暴力冲突，数百辆汽车被砸毁焚毁，数十人受伤，数十人被拘捕，广东省政府出动数千警察戒严3天。
浙江湖州织里、广东增城新塘和广东潮州古巷三起骚乱案例与其他众多民众骚乱既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首先，这三起事件与众多其他骚乱都是因为群众对于某一特定事件感到愤怒与不满而发生，其次，卷入参与者往往与事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事件一旦发生就迅速失控，转向暴力化和非理性化。
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其参与者是特定群体，以集聚在某一地的某一省籍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为主。同时，骚乱一旦失控会转向以政府或（和）当地户籍的原居民为冲突对象，而不像其他本地居民参与的群体事件一般都只以政府当局为主要攻击目标。由于这种转变导致原本直接对立的官民冲突与阶级矛盾，被消极地扭曲成「地域矛盾」，外来务工人员的骚乱引发本地居民的报复和进一步的冲突。
中国作为地缘辽阔、民族各异、方言众多、经济差异明显、生活习惯各异，而又有着长期的封建宗族和农业社会传统的大国，不仅民族矛盾日益突出，而且地域矛盾也非常明显。各省之间，乃至各县之间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冲突。日益扩大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专制化的二元户籍制度更使这种地域差异和对立进一步发展。
当局一方面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和野蛮的工业化进程，沿海发达地区从内陆地区大量吸收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人口；另一方面为便于资本家压榨、控制人口流动、分化群众、避免承担社会保障成本，则坚持专制化的户籍管理，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制造出两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二到三亿外来工人成为最低阶层，饱受歧视与压制，每日长时工作，收入远低于本地居民；且集中住在工厂宿舍与老乡为伍。本地人与外来工人在生活中几乎没有交集。无论是外来的务工人员还是绝大多数本地居民都是最普通的基层劳动民众，本来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阶级立场。由于互不了解，更容易导致互相提防与敌视，矛盾在日积月累的长期误解与敌视中发展起来。
频繁爆发的骚乱事件说明工人阶级与基层劳动人民已不堪忍受，不愿甘做顺民继续接受奴役。今年达到6624亿元的天价维稳开支与各地为镇压而疲于奔命的军警暴力机器就是最好的证明。坚硬的专制机器已超负荷运作，无法扑灭四处烽烟、奔突不息的地火。
当国家当局用暴力禁止人民使用非暴力的民主权利，进行自我表达和自我组织时，那么长期遭受压迫而愤怒的民众，则往往会只能以非组织化的乃至非理性的暴力行动予以回应。但是由于缺乏自身的组织和明确的纲领，所以民众愤怒与不满又容易被引向错误的方向。
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暴力骚乱和由此引发的地域冲突，因为这极端有害于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的团结。既不能推动反对专制制度的抗争，也无助改善被压迫民众的处境和解决根本矛盾。而且，这种地域矛盾和冲突的恶化更容易授人以柄，给官方进行进一步暴力镇压提供借口。但首要需要反对的是专制当局蛮横统治、残暴镇压和敲骨吸髓的压榨，而这更需要所有劳动人民的团结。
所以，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尽快组建独立民主的工会和各种基层民众的小区组织，以团结所有工人与劳动人民捍卫自身权益，确保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民主平等和为社会中（不分地域与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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