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谈判官媒首次发声 秋后算帐引关注

中国陆丰乌坎村争取民主维权事件，暂时与当局达成和解，不过外界在关注的是中共什么时候或者是用什么方面秋后算帐。图为，21日乌坎村村民在召开村民大会。(MARK RALSTON/AFP/Getty Images)

【2011年12月22日讯】（记者李净报导）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昨天（21日）和广东陆丰乌坎村民代表进行了接触，当局答应了村民的部份要求。今天，沉寂多日的中共官方媒体均对乌坎村民维权事件进行了报导，声称村民们如同吃了定心丸，并且说，切不可为某些“会闹的人”随意开突破法规的口子。

自乌坎村民维权事件爆发后，在广东有蔓延趋势，海门镇、白塔镇、凤城镇等地都有大规模的民众维权抗暴事件出现。网络评论认为，当局与乌坎人谈判是否为缓兵之计，或是为急于平息乌坎带来的舆论压力？对此，当局对“闹事人”不予秋后算帐受到普遍质疑。

官民达成“共识” 官媒首次发声

就在今天（22日），一些外媒记者准备暂时离开乌坎时，中共官方主要媒体高调评价了这次乌坎村民维权事件官民会谈的“成果”。中新网在报导中说，村民告诉记者：“20日他们听了朱明国副书记的讲话后，就吃了定心丸，自行拆了路障。”

《环球时报》就乌坎事件在社评中说：目前中国城乡对各种补偿款的期待一直在上升，涉及政府主导的项目时，往往与政府能够支付的补偿之间差距较大，而通过抵制、上访等能获得更高补偿已被很多人相信。社评中还说：“过时的法规要及时调整，但切不可为某些‘会闹的人’随意开突破法规的口子。”

官方不予“秋后算账” 引外界关注

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20日宣布，成立省工作组进驻陆丰，并说“乌坎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不过，据凤凰网报导，汕尾党政信息网刊登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讲话。文章称，组织者和挑头者“如果仍顽固不化，继续煽动村民与政府对抗，死心塌地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必当追究”；但在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刊登的朱明国讲话要点中，并无上诉表述。对于官方此次表态出现的阴阳文本，其诚意受外界质疑。

著名经济学家韩志国就乌坎村民与广东政府达成协议后认为，事件解决曙光初现。乌坎事件警示整个中国必须用政治改革强化制度约束，不要官逼民反；必须正视民间苦难，不要迷恋强制和武力。他在其新浪微博中强调说，必须有化解矛盾的机制和手段，不能反覆搞秋后算帐。

另一位经济学者何清涟说，乌坎事件当中的许多元素在其他类似事件中都有。不同的是村民的韧劲，时逢高层换届前夕及外交失利。政府的处理也是软硬两手都有。重点是看事情落幕后能否形成制度性反馈。汪洋宣称要走出一条新政之路，太子党许诺上台后要杀一批贪官立威。乌坎的处理是个节点。

她在推特上发表观点时说，乌坎事件，秋后算帐是必然的，如果不算，也就不是中国共产党了，这个党执政以来，从来不肯输脸面。问题是算的方式与时间，找什么茬子，算到什么程度……

曾亲历过1989年6.4学生运动的人权活动家、原六四学生领袖唐柏桥认为，从中共历史角度看，它在历次事件中兑现过其承诺吗？没有。当然我们希望乌坎民众维权事件能够顺利解决，并希望更多地关注乌坎村民代表的安危，更多的关注对当局才是一种震慑、“秋后算帐”的波及面就会缩小。只观其行，勿信其言，因为当局出尔反尔的案例不胜枚举。

唐柏桥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在乌坎事件中，中共官方媒体噤声甚至失实报导，欺骗了许多民众并给镇压找到理由。相反西方媒体大量进驻乌坎向海内外作出及时报导，反而被中共扣上‘反动’、‘蛊惑’的帽子，正说明当局惧怕真相的传播。”

汕尾高官讲话引众怒

据网络消息称，官民谈判后，大批乌坎村民兴奋地向驻扎多日的中外记者表示感谢：“感谢你们，没有你们报导，我们没有胜利！”有当地鱼排老板甚至送出20条石斑、鲈鱼慰劳多家媒体。有境外记者主动发起支付膳食住宿费给村民，并立下收据作证，以免连累他们被官方扣上“勾结境外势力”的罪名。

不过，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近日就乌坎事件的讲话引发众怒。他在讲话中说：“你不再闹，不再违法，让政府觉得靠谱，估计不会再乱来，那我连武警都不用请。你以为请武警不用钱啊？”“像我们这样负责任的政府你们不指望，还指望境外几个烂报纸、烂媒体？”

唐柏桥说，从郑雁雄的讲话中首先我们看到，本属于中国纳税人的钱当局“请”军队维稳，用以镇压乌坎民众，反而这位官员为“心疼”维稳款而叫屈，这种思维看起来是多么荒唐，其实这也映衬了当局权贵们的心态。

他说，另外在精神层面，中国民众与中共的力量对比是此消彼长，天平已渐失衡。贪官们的贪欲不断膨胀，相反，民众的维权抗争能力越来越强，因为他们都深受其害，从而致使中国民众忍无可忍，纷纷“揭竿而起”进行抗争。

（责任编辑：徐亦扬）

中港台时间: 2011-12-22 15:24:41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1/12/22/n3464745.htm乌坎谈判官媒首次发声-秋后算帐引关注

预言都指向2012 地球现状是人类心灵镜子

 

2012年人类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这是世界性的热门话题。（fotolia.com）

预言都指向2012 地球现状是人类心灵镜子

2012是世界性的热门话题 预言都在谈末世救度 窥探2012新曙光

记者任百鸣综合报导 地球的现状是人类心灵的一面镜子,2012年人类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这是世界性的热门话题。因历史上对2012年有很多著名预言，是大灾难的到来？甚至是本次文明的“终结”？还是获得上天的拯救，亦或如玛雅人所言：在 2012年之后人类走入一个新纪元？所有预言或多或少都谈到了末世救度，玛雅预言也讲到更新期内人类宇宙意识的觉醒。或许从精神升华、灵魂的净化、道德的提升、传统的回归的窗口来洞察，人类方能窥见2012希望所在。
2012年12月21日的特殊时刻

2012年12月21日格林威治时间(GMT)11点11分是玛雅长历法(Long Count Calendar)的结束日，该历法每5126太阳年为一周期(1太阳年=365.2422日)。这是玛雅历法中的第五个太阳纪(周期)的终结，在其前4 个太阳纪结束时，地球都曾发生毁灭性的灾难，每次都有许多种族灭绝。

届时的这个冬至日，太阳会非常接近银道(Galactic Equato和黄道(Ecliptic)的交汇点(银河中心)，也即所谓的银河对齐。

银河系是一个中间厚，边缘薄的扁平盘状体。主要部份称为银盘，俯视像一个巨大的漩涡。（维基百科）

就在这一天，银行系中心超级大黑洞、太阳、地球成为一条直线，从地球 中心望去，太阳的背景正处于银行系中心的黑色缝隙之中，裂缝轴与对齐线所形成的大十字形，玛雅人称为十字路口(Crossroads)或圣树 (Sacred Tree)。如果借用我们太阳系中太阳、地球、月球三者成一直线而引发的日食、月食现象，银河对齐对地球人来说，就犹如发生了银河中心的黑洞之食，或者说 银河系“座落”在地球上，如同为地球开启了一扇“天门”。

2008年现代天文学证实了银河对齐现象的存在，但由于银河中心的核心膨胀区非常大，科学家尚无法确定银河对齐发生的准确日期，计算表明，银河对 齐“区”是1998年前后约18年，即1980至2016年，正是古玛雅认为的2012年所在的时期，银河对齐每2.6万年只发生一次。按玛雅历法，本次周期的5126年乘以5，正好约2.6万年，可见第五太阳纪的结束以银河对齐为标志，有重大意义。

所有预言都到此嘎然而止…

不管发生什么，2012年12月21日都将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该日子，在多个古文明、部落中都能找到记录或被间接计算。

包括霍比人(Hopi) 的神话、阿兹特克人(Aztec)的著作、埃及象形文字(Egyptian hieroglyphs)、罗马神使(Roman Oracles)、塞内卡族族长(Seneca Elders)、切罗基族部落的大萨满(the chief Shaman of the Cherokee Tribe in NC)等等。更令人惊奇的是，除《玛雅预言》外，西方的《圣经启示录》、《圣经后典》和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中国的《马前课》、《推背图》、《梅花诗》、《烧饼歌》、《黄檗禅师诗》、《金陵塔碑文》和《步虚大师预言诗》等等对未来的预言，大都指向2012年前后，而且，所有预言 都到此嘎然而止……。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在科马卡科废墟发现一个提及2012年世界末日预言的文字记录。（AFP PHOTO / CRIS BOURONCLE）

我们处在预言中地球更新期

美国宇航局通报，2013年前后预测太阳活动会达第24个太阳周期的高峰，爆发的太阳耀斑将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袭击地球。

此前，1989年爆发的太阳耀斑，引起的磁暴使得加拿大魁北克水电站的电力传输中断，并使该省600万人民被迫在黑暗中度过了9个小时；极光诱导的电流脉冲甚至融化了美国 新泽西州的变压器。历史上最大的磁暴发生在1859年，使全球电报系统失控。专家们担心脆弱的人类电力供应网将遭到重创，不少国家已修建了大型的地下避难所。

毋用讳言，当今的科学家不仅被银河系与太阳系内的天体变迁所震惊，也被越来越频繁发生在地球上的自然灾难而束手无策。

全球变暖加剧，短短几十年，许多地区升温接近2度。现在的北极冰川已严重变薄，预计至2020年北极夏季的冰川将完全消失。8级以上的强烈地震2000-2009年总计13 次，是90年代的2倍，是80年代的3倍。

因为超过80%的海啸是由地震引起，强震引发的海啸破坏力惊人，2004年印尼9.1级超强地震引发的 海啸造成超过23万人死亡；2011年日本9.0级大地震引发海啸，更导致意想不到的核泄漏危机，造成人类的恐慌。最近几年活跃的火山明显增多， 人们特别关注意大利维苏威维苏威火山(Vesuvius)和加勒比海皮贝利火山(Pelee)，因为著名的预言家凯西曾在预言里把这2座火山视为 一个标志，预言说“维苏威或者皮贝利火山开始爆发三个月后，南加州海岸将会有猛烈的地震发生，地震会导致从犹他州的盐湖城至内华达的南部地区均为 洪水吞没。”

全球变暖加剧，北极冰川已严重变薄。图为2011年6月5日，挪威新奥尔松一处即将融化的冰山。（AFP PHOTO / MARTIN BUREAU）

美国的龙卷风居世界首位，平均每年超过1,000起，特别是近几年，龙卷风次数明显增多，连创记录。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的飓风次 数也在明显在增加。

地震、海啸、火山、风暴、干旱、洪水、滑坡、瘟疫及流行病等自然灾害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相互之间彼此影响，引起连锁反应。犹如气象学中的蝴蝶效应，如果每一种灾害都在增加，所有的灾害叠加在一起形成共振，这就是人类目前所面临的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灾害次数呈指数级增长。与此同时，人口增长及人类活动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更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使得地球环境不断恶化。

令人不解的是，从1992-2012年，就是这地球上各种天灾人祸日益加剧的20年，却被玛雅预言称之为，“地球更新期 ”，是“与银河系同步”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地球要完全达到净化。地球如何发生“净化”，又如何“更新”呢？

十六世纪入侵的西班牙传教士几乎完全焚毁玛雅史料，使得残存的玛雅预言让后人毫无其他蛛丝马迹可寻。很多人试图拼出未来图景，或许就在这20年中，与灾难并进而逐盛的另一奇观，能给人带来有益的启示。

特别是近几年，美国龙卷风次数明显增多，许多地区受到重创。图为2011年5月26日，美国密苏里州乔普林市受到龙卷风袭击后，灾区满目疮痍。（Mario Tama/Getty Images)

优昙花出现是祥瑞之兆

从90年代起，就有人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晶莹小白花在世间开放。1997 年，韩国媒体首次报导了清溪寺出现的这一现象，证实为优昙婆罗花，引起佛教界的惊喜。此后，越来越多的发现与报导，奇花显现几乎遍及世界各地，尤其在中国大陆各地，人们稍有留意，就可能在自己周边环境中发现此花。

根据佛经记载，优昙花为梵语，意为灵瑞花、空起花、起空花，此花三千年一开。优昙花花茎细如发丝，花色雪白，周围散着淡淡的光晕，有的还散发出淡 淡清香。最奇特的是这种花在任何载体上都能生长，无论是铜像、钢铁、玻璃，还是塑胶、水果、植物等等，无论寒暑、也无论场所。

从90年代起，就有人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晶莹小白花在世间开放。图为韩国佛像上出现的优昙婆罗花。 (大纪元)

佛家认为三千年一开的优昙花象征着转轮圣王出现世间。

关于优昙花，《法华文句》四上中说：“优昙花者，此言灵瑞。三千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 《慧琳音义》卷八载明：“优昙花，梵语古译讹略也，梵语正云乌昙跋罗花。此云祥瑞灵异，天花也。世间无此花。若如来下世，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 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又《转轮圣王修行经》云：“时转轮王踊跃而言：‘此金轮宝真为我瑞，我今真为转轮圣王。’”佛经《长阿含经》记载：优 昙，传说中的仙界极品之花，因其花“青白无俗艳”被尊为佛家花，三千年一开，观者受福。《涅盘经》卷三十二：“人身难得，如优昙花。”《大知度 论》云，佛世难值，如优昙波罗树华，时时一有，其人不见。佛经无量寿经中记载：人们发现优昙花是祥瑞之兆。

韩国须弥山禅院法长和尚说：我确信用宗教、信仰的眼光看优昙花，才能看到它的内涵。佛经的的确确记载道，此优昙花盛开意义非凡：1） 优昙花贵重无比，三千年才得一开；2） 此花不开则已，一朝盛开便关联着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因缘：转轮圣王正在人间正法；3） 转轮圣王用正义转动人间正法之轮，他是以转轮支配世界的理想王。

转轮圣王正在人间正法

现在，须弥山禅院高僧终于作出鉴定，并郑重告诉世人：人世间真的存在这种佛花；并且就在当世，她千真万确的开了。据此，须弥山的高僧欣然肯定：转轮圣王正在人间正法。

据佛经记载：金轮王即转轮圣王拥有与佛一样的三十二相、七宝，是不用武力用正义转动正法的轮，以此来支配世界的理想王。

不论佛教，基督教，儒教，只是名称的不同，只要根据自身的理念，不断向人们给予慈悲的人才有缘相见转轮圣王。释迦牟尼佛之后的如来佛就是未来佛转 轮圣王弥勒。现在这个时代正好是佛历三千年左右，优昙花开，三千年到，如来下世，金轮王现。

可以想见，当优昙婆罗花满世间绽放，人们目光所及，就有圣花闪耀，那时的人们对未来又会是怎样的构想。

事实上，地球的现状是人类心灵的一面镜子，所有预言或多或少的，都谈到了末世的救度，玛雅预言也讲到更新期内人类宇宙意识的觉醒。或许从精神升华、灵魂的净化、道德的提升、传统的回归的窗口来洞察，人类方能窥见2012希望所在。

2011，愤怒的地火欲冲决而出

 

星期天, 18 十二月 2011.

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反抗证明，他们不能再忍受自己的处境，不愿做奴隶，不愿在暴力专横之下忍气吞声了。——列宁
陈墨 中国劳工论坛
2011年，新世纪的资本主义危机已进入第三个年头，这一年也成为了全球愤怒年。从西班牙马德里到英国伦敦，从埃及开罗到也门萨那，从智利圣地亚哥到美国纽约，全球上千座大城市处处烽火，怒不可遏的基层民众一呼百应群起抗议。「99%」们反资本、反精英、反体制、反霸权锋芒毕露；旧世界在亿万怒吼中瑟瑟发抖。
中国从来不是愤怒的「免疫区」，贫富分化悬殊、社会冲突遍地与阶级矛盾尖锐更成为了「中国经济奇迹」中的「奇迹」。当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从2000年的89404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0年的397983亿元人民币时，群体性事件数量则从2000年4万起增长到2010年18万起。
不服从的罢工

继2010年夏季罢工潮后，2011年年末的中国正进入新一轮的工人罢工与抗议浪潮。东莞一地10月底到11月初不到三周的时间内至少发生五次工人罢工与抗议，上万人卷入，其中三次遭到警方暴力镇压。本文写作之时，上海金桥发生的赫比电器厂近千工人罢工抗议已经持续8天，同样遭到了警方的镇压。
不过，这次罢工潮的直接成因却与2010年罢工潮不同。
2010年夏季发生的罢工多因为工人长期收入过低，工时长而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加之通胀引发的物价高涨，工人们通过罢工抗议以争取更好的待遇。
但今年年末的罢工和示威浪潮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特征。经济危机影响下，生产型企业或进一步向劳动力成本低廉地区转移，或因缺少订单利润微薄而不得不缩减生产规模；这都导致工人丧失就业岗位、无薪放假或者被取消加班而使收入下降。更有甚者老板因经营困难资不抵债，直接欠薪潜逃。
作为中国出口经济的大本营，广东地区提供中国出口产品的近三分之一，因此珠江三角洲在今次危机中受冲击更为明显。据东莞市外经贸局长黄冠球透露，今年1至10月份，仅东莞一地已有450多家注册的外资企业关门停业。大量的大中型企业虽然尚未关门停业，不过纷纷削减产能和工时，不少微型企业则是老板索性弃厂潜逃。不仅广东如此，在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一带，也频频出现资金链断裂、老板潜逃企业关停和大量工人失业的现象。工人收入明显下降甚至难以维生，而不得不进行抗争。
譬如，在11月17日，东莞裕成制鞋厂8000工人上街罢工事件就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因海外订单减少，生产线逐步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中国内陆省份和越南等地，所以台湾资方大量取消工人加班。工人都是靠每日长达12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和周末加班才能维持2000元左右的收入，取消加班导致工人收入陡然下降三分之一到一半，工人陷入「欲被剥削而不得」的局面。同时，也反映工人在过去所遭受剥削之重，法定工作时间获取的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工人生活之需求。
此次罢工潮中工人的抗争方式也有所不同。经过以往数年坚定抗争和此起彼伏的罢工，地方政府虽然仍不承认罢工合法性，但默认了罢工的现实存在。只要工人仅在厂区内的停工抗议，不建立实体组织，不上街堵路抗议，一般政府不再直接暴力干预；至多派警方和保安人员到场「维持秩序」。这是工人斗争得来的结果。当然在所谓的协商和仲裁中，政府官僚仍然不脱其亲资本家和打压工人自发组织的倾向。
由于当前是资方主动削减工作和加班，甚至是老板欠薪弃厂潜逃，工人们如果将罢工（停工）只局限在厂区内，并不能真正威慑到资方；老板潜逃，更是无人解决欠薪和其他问题。所以，在最近发生的几起罢工中，工人们不甘于困守厂内，坚决走上街头游行和以向政府请愿的方式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出面解决问题。
工人认识到作为「服从的顺民」在工厂内接受政府的「圈禁」，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只能被当局漠视与被迫妥协，利益诉求将很难实现。假如能将信息公布于众，并通过挑战当局的管治秩序进行斗争，反而能迫使官方和资方妥协，至少实现部分利益诉求。在私下的交流中，工人表示，「事情不闹大，没人会理我们；不出去，就只能白白等着」。
工人上街抗争与政府官僚「维稳」的目标发生直接冲突，这造成了工人在抗议中多遭到警方的镇压，但也迫使当局直接出面解决问题。如前面提到的裕成制鞋厂的工人罢工，因为工人走上街头抗议遭到警方镇压，数十名工人被打伤，但同时当局被迫介入作为仲裁者，要求资方与工人谈判进行妥协。
这一情况不仅出现在东部沿海的外资企业中，也同样出现在前两年当局为刺激经济而大规模推动的铁路工程项目中。据媒体消息，由于铁道部负债总额达20907亿元人民币，负债率58.53%。仅欠中铁集团与中国铁路建设总公司的工程款就达8000亿元，进一步融资遭遇困难。七月温州动车相撞事故后，民众对铁路发展规划提出严重质疑。这导致目前全国约9成铁路建设项目停工，涉及参建工人达600万。许多工人从今年6、7月起被欠薪已达半年之久，引发工人大规模不满和讨薪抗议。
据中铁集团人员反映，今年7月以来，发生上访讨薪事件2000余起。10月末，西部地区的兰渝铁路停工后，曾引发数万工人的讨薪；成千上万的工人连续数天日夜围困十几处铁路建设公司和工程指挥部，甚至四川和甘肃两地的省级和县市级地方政府。最后，四川和甘肃两省政府不得不临时调拨3亿元现金先行垫付工人欠薪，避免引发进一步的社会不稳定。
随着经济萧条日益深化，国际上各主要经济机构对中国明年经济增长都呈悲观预测。这就意味着可能出现更多的企业倒闭和工人抗争。今天工人的抗争虽然仍然停留在无实体组织和被动争取经济利益上，但是已经越来越不服从当局的「圈禁」和「劝诱」，而表现的更为坚定和积极。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直接与官僚当局发生冲突的可能会加剧，工人会进一步认识到政府作为资方与工人间「中立仲裁者」角色的虚伪性，也会在斗争中觉悟到为捍卫就业权和基本收入保障，工人自我团结和建立组织的必要性。
愤怒而盲目的骚乱
2011年10月26日到10月29日，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因一名安徽籍童装作坊业主拒缴税，遭征税人员殴打骨折引发抗议。官僚当局处置不当，数千安徽籍务工人员参与持续3天的骚乱，并与当地湖州籍居民发生冲突，镇政府与派出所遭冲击，数百辆汽车被砸毁焚毁，数十人受伤住院，约八十人被拘捕，浙江省政府出动数千防暴警察和武警镇压，戒严5天。
2011年6月10日到6月15日，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因一名四川籍怀孕女贩遭本地治安人员殴打，引发上万四川籍外来工人抗议，此后转为持续6天的骚乱，并与当地居民互相报复攻击，镇治安所遭冲击，上千辆汽车被砸毁焚毁，数十人受伤住院，数十人被拘捕，广东省政府出动数千防暴警察和武警镇压，动用装甲车和催泪弹等，戒严近2周。

2011年6月5日到6月7日，广东省潮州市古巷镇，因一名四川籍工人讨薪被老板雇人砍伤，引发上万四川籍外来工人抗议，并转为持续3天的骚乱。四川籍工人与当地居民发生暴力冲突，数百辆汽车被砸毁焚毁，数十人受伤，数十人被拘捕，广东省政府出动数千警察戒严3天。
浙江湖州织里、广东增城新塘和广东潮州古巷三起骚乱案例与其他众多民众骚乱既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首先，这三起事件与众多其他骚乱都是因为群众对于某一特定事件感到愤怒与不满而发生，其次，卷入参与者往往与事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事件一旦发生就迅速失控，转向暴力化和非理性化。
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其参与者是特定群体，以集聚在某一地的某一省籍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为主。同时，骚乱一旦失控会转向以政府或（和）当地户籍的原居民为冲突对象，而不像其他本地居民参与的群体事件一般都只以政府当局为主要攻击目标。由于这种转变导致原本直接对立的官民冲突与阶级矛盾，被消极地扭曲成「地域矛盾」，外来务工人员的骚乱引发本地居民的报复和进一步的冲突。
中国作为地缘辽阔、民族各异、方言众多、经济差异明显、生活习惯各异，而又有着长期的封建宗族和农业社会传统的大国，不仅民族矛盾日益突出，而且地域矛盾也非常明显。各省之间，乃至各县之间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冲突。日益扩大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专制化的二元户籍制度更使这种地域差异和对立进一步发展。
当局一方面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和野蛮的工业化进程，沿海发达地区从内陆地区大量吸收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人口；另一方面为便于资本家压榨、控制人口流动、分化群众、避免承担社会保障成本，则坚持专制化的户籍管理，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制造出两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二到三亿外来工人成为最低阶层，饱受歧视与压制，每日长时工作，收入远低于本地居民；且集中住在工厂宿舍与老乡为伍。本地人与外来工人在生活中几乎没有交集。无论是外来的务工人员还是绝大多数本地居民都是最普通的基层劳动民众，本来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和阶级立场。由于互不了解，更容易导致互相提防与敌视，矛盾在日积月累的长期误解与敌视中发展起来。
频繁爆发的骚乱事件说明工人阶级与基层劳动人民已不堪忍受，不愿甘做顺民继续接受奴役。今年达到6624亿元的天价维稳开支与各地为镇压而疲于奔命的军警暴力机器就是最好的证明。坚硬的专制机器已超负荷运作，无法扑灭四处烽烟、奔突不息的地火。
当国家当局用暴力禁止人民使用非暴力的民主权利，进行自我表达和自我组织时，那么长期遭受压迫而愤怒的民众，则往往会只能以非组织化的乃至非理性的暴力行动予以回应。但是由于缺乏自身的组织和明确的纲领，所以民众愤怒与不满又容易被引向错误的方向。
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暴力骚乱和由此引发的地域冲突，因为这极端有害于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的团结。既不能推动反对专制制度的抗争，也无助改善被压迫民众的处境和解决根本矛盾。而且，这种地域矛盾和冲突的恶化更容易授人以柄，给官方进行进一步暴力镇压提供借口。但首要需要反对的是专制当局蛮横统治、残暴镇压和敲骨吸髓的压榨，而这更需要所有劳动人民的团结。
所以，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尽快组建独立民主的工会和各种基层民众的小区组织，以团结所有工人与劳动人民捍卫自身权益，确保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民主平等和为社会中（不分地域与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服务。

China Worker

何不幸生今日之中国：重读林觉民《与妻书》

 

冉按：关于林觉民先生的《与妻书》，百年来人们只知感动，但感动了过后得到什么呢？感动后是给自己懦弱找点安慰而已。找点安慰也就罢了，百年来很少有人在感动后，思考这篇文章里的矛盾、艰难，很少人去体味当事人的悲苦，很少人认真地去纪念他们，更不会去思考这文章为何被国共两党频繁选入语文教材的内在原因，故小可以笔试解之。今天是我敬佩的胡适先生诞生120周年纪记日，谨以此文代作对他的纪念，并请大家有时间看看我写他的旧文《我终身都都感激他》。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a62a865ad5278d3b#showcomment。

2011年12月17日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出了很多种书，有很多会议和纪念。很多种书只不过是赶趟的赚钱货，没有看到什么真知灼见，并没有使人获得知识的增益和对苦难中国的更深理解。很多会议，只不过是花纳税人的钱，为一些“研究者”找个游山玩水的机会。诸种纪念中，有两种纪念引人注目，一是大陆自我贴标签的“伟光正”纪念，不用说这样的纪念是对辛亥革命的歪曲；二是台湾接续民主自由理念的纪念，这才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旨意相符。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重读黄花岗烈士之一林觉民先生的《与妻书》，应该有特别的意义。
　　得老实承认，我重新解读林觉民的《与妻书》，不是为了赶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之趟，任何圣化神化辛亥革命的做法都应引起我们必要的警惕。引起我重新解读林觉民《与妻书》兴趣的诱因，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带着嘉年华心态的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毋宁说是我对《与妻书》一百年来断续选入大陆和台湾语文教材的这个事实感兴趣所致。从1906年废除科举制以来，中国现代教育走过了百年之路，但教育领域和其它领域一样，不管走过多少荆棘之路，从来都缺乏深细的探究，使得我们的血泪苦难和走过的弯路价值不大，这也就是我们“多难”却永远无法“兴邦”，更无法利民的原因之一。
　　 一
　　由于对中国官方教育的价值取向和教材所选内容的不满，我在让自己的女儿到学校学习的同时，星期日于家中召集另外几位朋友的小孩，一起给他们选教一些古文，名之为“课众子文”。我所先古文注重情趣、情感、生活、真善美，而比较少选那些宏大叙事的东西。如张君嗣的《与所亲书》、陶渊明之“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南史•隐逸•陶潜传》）、颜真卿的《寒食帖》、王维《山中与裴秀才书》、柳宗元《送薛存义序》、苏轼《与米元章札》、《与毛泽民》、、郑板桥《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林觉民《与妻书》等。教读方法，是我先讲字、词、句，理顺大意，然后讲与作者相关的背景，多从日常生活着手，并联系当下之人事，再告知“众子”，为何要选这样的文章。课短者要求背，课长者要求熟读，同时让他们提任何稀奇古怪的问题。如此一来，“众子”还比较有兴趣，并不觉得学古文有多难。
　　当我选讲林觉民《与妻书》的时候，讲了课文和相应的背景，并讲了童安格、齐豫等所写的与此有关的歌曲，再提及今年拍摄的《百年情书》。然后我首先提问，这课文表达了什么样的内容？孩子们大抵说的都是：林觉民很爱国、爱妻子。我就问他们这两种爱有无矛盾？孩子们如梦初醒，立马说的确有：爱一个人爱到去赴死，而这个死是不是他妻子要的呢？为国家死就是爱她的表现么？是不是国家好了，她的爱就得到了寄托？国家好了，她永远失去了丈夫，那她心情能真的好起来么？我说，你们这些问题都很好，读书就是要如此认真思考，才符合读书求真的目的，而不是接受他人给你的答案，更不用说所谓惟一正确的答案。
　　我接着给他们说，《与妻书》情感是真挚的，也算得上感人肺腑，但我们却不可在感动中不去思考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个好的国家，由于有民主自由的制度做保障，在很多时刻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大或者说很少有冲突。当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紧张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外敌入侵的非常时刻，迫不得已，不得不舍弃些家庭利益，为共同保卫国家做贡献，因为保卫国家的目的还是为了保障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不受侵害。但在正常的时代，在多数时刻，我们却应该把家庭利益放在首要位置，意谓着先个人和家庭，再及社会和国家。这样的秩序很重要，不可颠倒，一个人自称或者号召他人“大公无私”，这都是谎言，没有大公无私的人。一个人要自爱、爱家人，才有可能真正爱别人，而不是爱别人后才最终爱自己，否则不符合人性中的天然自利秩序。
　　正是由于面临即将到来的死亡，情感的冲击力太大，林觉民在《与妻书》和《禀父书》里都强烈地表现了一种家国之间的内在逻辑紧张，其自相矛盾处在在多有，但百年来却几乎没有认真就此解读过。他为了说服自己的妻子和父亲理解他赴死的用心，有意用国家利益覆盖家庭利益，可谓把家国不能两顾和“忠孝不能两全”的理念冲突展现到了极致。“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这种以国家为重、以天下为念，为救国而敢牺牲自己，自然是令人敬佩的。但我们却不能不注意这种家国紧张之下，林觉民内心的痛苦纠结。
　　再者，我们也应当注意，林觉民固是先觉者、是先烈，但他依然是新旧转型时代的人物，他之爱妻子和孝父亲，固出至诚，但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他这封信也并非没有可议之处。我们不能强求林觉民像现在的人一样有男女平等的视角，但我们要注意到，他除了让妻子在他死后清贫自守外，他特别说“吾生平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以吾所志”是为国家牺牲，但“以吾所志”是否就是其妻陈意映的所志呢？显然这样的悖论（包括家国紧张）——这种悖论就像《圣经》中亚伯拉罕献出以撒一样令信仰不决者抓狂和无解——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是很难自解的。因此林觉民死后两年，陈意映郁郁而终，在某种程度上看，不能不说是林“以吾所志”而强陈接受的必然悲剧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注意到林觉民让陈意映像他一样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我们固然要学习他“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同时多为他人着想的高尚情操，但问题在于天下人的永福在哪里？一个人可能永远幸福么？不可能。那么为一人谋永久的幸福亦不可能，更何况为天下人谋永福？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每个人的体验是很不相同的，要替别人谋永福（别人需不需要、接不接受你谋的永福尚在其次）难度不小，甚至是不可能的。即便我们对“福”字的理解停留在福利层面，虽然比较着实，但依然不可能谋到永福。一个人若是只有“为他人谋永福”这种情感和思想，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这样的想法若是被政治机会主义者拿来欺骗民众，并将其制度化，就是通往如假包换的奴役之路。林觉民当然不能为他这种思想被政治投机人士利用后的专制后果负责，但说他这想法除了情感上高尚外，其思想品质并不高明，应该算是持平之论。
　　 二
　　就我目前所掌握的不完备的语文教材资料来看，林觉民《与妻书》（台湾教材大多叫《与妻诀别书》）一百年断续入选大陆和台湾的语文教材，而据姚素珍的《香港中学文学教学研究》一书所列香港语文教材来看，似乎香港不曾选入此篇。台湾大多选在初中，大陆则多选在高中。大陆似除文革时的语文教材中没有选入外，其他时段断续都有入选。而台湾在1987年解严之前，其语文教材中很多时候都选有此篇。蔡美惠在其所著《台湾中学国文教学研究》一书里将1985年部编、1998年部编的语文教材和民营教材作了篇目方面的对比，我发觉除了1985年部编选入了林觉民《与妻诀别书》外，连1998年部编（台湾教育部编）教材也未选入此篇，更不用说那些民营出版公司所编的教材了。这里面蕴含着一个什么信息呢？
　　按我的揣度，台湾在1987年进入民主社会后，后来实现了民进党和国民党的两党轮替，国民党的统治合法性不需要过度阐释辛亥革命，用选民的选票即获得了轮替执政的治理合法性，因此不再像从前那样从党国意识形态角度重视林觉民的《与妻书》，于是从中学语文教材里暂时告别了。再者台湾追求独立的呼声在近二十几年从来没有断绝过，去掉林觉民《与妻书》是否也是台湾本土政治正确的需要呢？当然这样处理，也完全可能是教材编写者自己的选择，因为民主政治下的教育应该是中立的，而不能夹入政党私货，所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台湾教材编写进入私营编写竞争时代，就是其社会制度发展的必然逻辑。
　　林觉民为了安慰父亲和妻子而着意体现的国家至上观念（当然也可能是他内心本身就认可国家至上观念），以及他为天下人谋永福的想法，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正是这两面，使得他这篇文章百年来断续入选大陆和台湾的语文教材。台湾选入此文的教学目的何在，虽然没有看到鲜明的说辞，但我想主张为国家牺牲、圣化辛亥革命、维持国民党彼时的统治合法性，应算是入选目的。大陆选入此文的教学目的则是，“领会作者所阐述的个人幸福要服从革命需要的观点”、“学习革命先辈牺牲一己，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光辉思想和高尚情操”。我正在撰写《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一书，其中一章就是写百年来中国语文教材选文重复率研究。通过对语文教材选文重复率的研究，观察政府需要和主张的语文教育核心理念何在，整个社会被灌输的价值观重心何在，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与妻书》的断续重复共同入选大陆和台湾语文教材，其核心理由，其实不在倡扬民主自由理念。说点更准确点，大陆入选的核心理由至今不在争取民主自由，而台湾在1987年以前入选语文教材，其核心理由也不在争取民主自由。那么大陆和台湾断续选入《与妻书》的理由何在？那就是国家至上教育观在起着重要作用。
　　林觉民的《禀父书》着重谈到排满救国、《与妻书》着重谈到牺牲一己救国，自然是由他所处时代民生艰困、列强环嗣的局面所致。国家至上的观念，或许在民族生存危亡的时刻有很大的宣传作用，对国家在危亡时也有一定的凝聚力，但其副作用以及对人的毒害是相当明显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选入此文作为教材，都离不了国家主义教育目的观在作祟。国家主义教育观，对个人主义和自由的伤害，是不言自明的。这样的教育目的观，主张把国家利益凌驾在个人利益和自由之上。国共两党灌输这样的教育目的观，其目的是为了强调他们的统治合法性，以国家这样的大词来限制和剥夺个人利益与自由。如果说台湾解严前的国民党统治，实行的是轻度国家主义教育观的话，那么共产党实行的就是重度国家主义教育观，因此前者是威权政府，后者是极权政府。百年来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固多，但国家主义教育目的观之深入骨髓，洗脑愚弄，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深的原因。爱国主义泛滥，六十年来在大陆已经变成一个不能质疑的巫术了，这便是国家至上主义教育观一个明显的恶果。
　　 三
　　据史料记载，黄花岗之役战死八十六人，有名有姓者七十二人，故名之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个“七十二烈士”的通用称呼，置那十四位无名者于不顾，就非常讽刺地展示了中国人纪念先烈的庸俗的实用主义态度。即所谓的纪念，言不由衷、敷衍塞责不说，还充溢着空洞的被党派操纵的意识形态词汇，除了国家、民族等被置换的概念外，根本不见对死者个体及其后代椎心泣血的体恤和慈悲，仿佛那受害者及其后代，可以通过这些空洞的意识形态强加，能获得真正的安慰。这种只见宏大叙事，不见个人叙述；只有国家民族标签，不见亲情奠忌；只有赶节式的嘉年华会，而没有真正对其亲人有心灵关爱和物质助力的所谓纪念，只不过是满足一些政治机会主义者的道德正义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生在一个时刻强调“忠孝不能两全”、“舍小家顾大家”的意识形态语境里，而这样的语境是没有统治合法性的统治者加意维护的。换言之，即便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之前，我们也不缺乏国家、民族一类大词的替代品。语言学家萨丕尔、沃尔夫在《语言的艺术》一书中说：“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建立在群体的语言习惯这一基础之上……我们之所以会像我们所做的那样去看和听（主要是体验），是因为我们所处群体的语言习惯很容易受到某些阐释选择的影响。”也就是说，官式的所谓纪念，在我们这个没有尊重个体生命传统的社会，都着眼于国家民族这样的宏大叙事，其实是对个体生命的蔑视。如此一来，其实奋斗者的死难跟自己所奋斗的事业和得到的后果，充满了不可言喻的吊诡，自由云乎哉？林觉民一句“何不幸生今日之中国”拿来形容当下中国的现实，非常吊诡却天衣无缝，六十年来大陆官式先烈的命运无不如此。
　　意味深长的是，今年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可林觉民的后人都拒绝采访。他们的说辞是“不靠先人的英名过日子”，“请允许我们有不说的权利，只作为普通人平凡地生活”，“要了解林觉民，直接来故居参观好了”。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也不辱没先烈之英名。媒体对此的解读是，林觉民后代做人低调谦谨，但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近百年来国共两党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夹杂着各种暗渡陈仓的两党政权合法性的算计，以及国家民族至上的宏大叙事的抽象纪念，哪是把自己的先人看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之后代所乐意参与的呢？作为先烈的亲人，他们暗自饮泣、独自受痛的时候，那些抽象的宏大叙事之所谓纪念，哪能化身他们分毫的苦痛？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在承受失去亲人的悲苦，有些悲苦甚至几代人都无法愈合。
　　前不久我与二十位台湾清华大学学社会学的研究生座谈，讲到此一问题，我说台湾争取民主时林义雄的三个女儿的惨死和郑南榕的自焚，你们台湾有多少人还记得？有多少人真心纪念他们？可是，对于林、郑二家的亲人来说，那是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这些伤痛也许在很多代后都还会成为这两个家族伤痛的一部分，这种心理创伤哪是那些充满着空洞大词的所谓纪念所能平复的？就连一些民间的纪念歌曲，都太过浪漫而讲大道理，显得纪念缺乏真诚和人道的质素，齐豫的《觉》的歌词算比较好，但除了“我留守着数不忘的夜和载沉载浮的凌迟/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化成纸上的/一个名字”，其它还是不太能从陈意映的角度去体会她生活的悲伤与苍凉。何时我们的纪念不流于形式，不停留在宏大叙事的层面，而真正着眼于对个体的关怀，并以此形成尊重个体生命、个人自由、生命无价的传统，那么对过往先烈的纪念才会真正变得有价值。
　　2011年11月于成都

何不幸生今日之中国：重读林觉民《与妻书》 - FeedzShare

阿拉伯地緣政治的突破—— 茉莉花革命改變了什麼？

沈旭暉：阿拉伯地緣政治的突破—— 茉莉花革命改變了什麼？

在過去一年，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也門等紛紛爆發茉莉花革命，多名長期在位的領袖被推翻，有學者將之命名為「中東波」，亦和冷戰結束前的「蘇東波」相提並論。但究竟這真是一場「革命」嗎？它又究竟改變了什麼？
首先，目前這些案例的成功關鍵，實在難以完全歸因於「人民力量」，也實在不很像一場革命。以埃及為例，穆巴拉克的下台，沒有軍方內部的倒戈，無論有多少群眾活動，也是不可能的，而目前的政權基本上也是握在軍方手中，我們可視之為「政變」多於革命；至於利比亞則完全是一場被國際干涉的內戰，卡達菲原來要處理東部群眾抗爭並不困難，只是聯合國禁飛區一設立，他才沒有獲勝的機會。也門局勢則尚未明朗，但總統薩拉耶出走，無疑也是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令也門目前陷於全面內戰邊緣。無論結局如何，我們都難以對民主制度的落實感到樂觀。換句話說，對這些獨裁者不滿的人固然有不少，但支持他們的人同樣也有不少，以卡達菲為例，他長年累月派發福利，其實有大量鐵桿支持者，支持穆巴拉克的埃及群眾至今也在示威。
這狀況不同於東歐共產政權崩潰時，幾乎是全國立刻有共識推翻原有政權、採用議會民主制度，反而更像戰後的阿富汗、伊拉克那樣，只能靠軍隊或外力維繫一個弱勢民主政府的門面，負責與外間周旋，並任由其他地方勢力進行實質管治。
歐美對中東政策新公式
不過，這波「革命」卻確實帶來其他連鎖影響，而且有些還相當深遠，例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的中東政策。昔日美國的中東政策有基本公式﹕扶植親西方的獨裁政權，讓他們鎮壓境內的激進伊斯蘭主義者，確保他們在能源問題上不會和美國完全對立，因而不會認真看待這些獨裁者的本土人權、民主等問題。這道公式以往也曾面對挑戰，例如親美伊朗王朝被推翻、又如從前親美的薩達姆最終尾大不掉挑戰美國，但都不如這次尷尬，因為美國既要承認茉莉花革命代表的「人民力量」，又不能一筆抹煞昔日這些獨裁者對穩定地區局勢的貢獻。又如法國在利比亞戰爭異軍突起，成了比美國走得更前的干涉主義者，一大原因就是她在突尼西亞革命的態度太後知後覺，到最後關頭還支持本阿里，因此希望戲劇性調節政策去爭取北非人民諒解，並延續法國在北非的獨特地位。
所以，這道公式已必須被調節﹕現在美、英、法等國既要安撫區內的親西方獨裁政權，例如公然聲援穆巴拉克的保守主義大本營沙特阿拉伯，又要認真定義人權、民主的最低區域標準，並承諾為達標的國家提供保護，好讓他們繼續抗衡激進勢力。這道新公式要落實，必須新的樣板領導人作為各國效法對象，而這不可能在短期內出現，因此相信政權更迭還會陸續發生，但整個地區全面變天的可能性不大。
在以上新公式之下，阿拉伯各國需要同時符合國際社會「照顧民生」和「抗衡激進」的要求，這極不容易，因此，西方在可見將來，大概只能倚賴所謂「開明軍方」扮演穩定局勢的角色，例如從穆巴拉克政權變節的高級軍官，或利比亞內戰後的部落軍隊。但這樣一來，阿拉伯各國可能陸續出現「土耳其模式」管治：也就是表面上進行民主選舉，但軍方會不定期在國家憲法被民選政府違背時，基於「愛國心」發動政變，又會在政變後主動還政於民，這是土耳其軍方以捍衛「凱末爾主義」之名，和政客、人民心照不宣的默契。但上述模式若要推廣，前提一是阿拉伯各國要有比目前民主的《憲法》來供捍衛，前提二是軍方可以毋須依靠貪污生存，得到人民的真正尊重。
在操作層面，後者比前者更難。
以埃及軍方為例，它是國內的龐大利益集團，本身經營不少經濟體系，這角色能否得到民眾接受，頗成疑問；利比亞不少軍方高層從卡達菲陣營走到反對派，似乎也有維持既得利益之意。西方自然會加緊從阿拉伯各國軍方人物中尋找形象健康的合作夥伴，鼓勵他們飾演新角色，但這也可能加劇各國的內部矛盾。以利比亞為例，曾任反對派聯軍總司令原來是卡達菲政府的內政部長，他雖然立下不少戰功，卻在勝利在望時神秘被殺，這類矛盾處理得不好，內亂、內戰只會在此出現。
至於這些國家舉行形式上的民主選舉後，最可能出現的當權派，似乎都是不同形式的伊斯蘭團體。在茉莉花革命的源頭突尼西亞，革命後的民主選舉已正式舉行，獲勝政黨是長期被禁的溫和伊斯蘭政黨復興運動黨，而事實上，就是本阿里下台前也不斷拉攏伊斯蘭勢力，例如恢復拉馬丹節( 回教開齋節) 就是他的意思。至於在埃及，無論穆斯林兄弟會能否正式掌權，它的代表和副總統蘇萊曼對話後，已正式成為地上組織，令它的全國網絡變成半官方組織，西方也不得不開始接受這類「溫和激進派」。
實際上，兄弟會是遠比拉登的阿蓋達更具規模的跨國組織，在中東各國都有支部，包括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它在埃及得到肯定，會鼓舞類似組織在阿拉伯世界進一步發展，它們承辦醫療、教育等社福事業時，應會受到比從前小的阻力。就是利比亞的東部革命根據地班加西從前也是王室大本營，從前王室則是一個伊斯蘭派系領袖、自稱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後人，而在革命後，過渡政府已建議改行一些伊斯蘭法，包括一夫多妻，相信就算經過民主選舉，也會是伊斯蘭政黨上台。
無論這些組織目前對西方的取態如何，它們昔日都有不同層面的反西方、反帝前科，西方是不會對這類組織完全放心的，為了抗衡它們的影響，也許只能扶植功能類似的親西方友好伊斯蘭組織，伊拉克戰爭後獲重用的穆斯林長老會即為典型。因此在可見將來，這類組織在阿拉伯世界可望逐步承擔部分政府功能，成為在國際舞台愈來愈重要的非國家個體，而阿拉伯、特別是北非各國在同一時間出現新掌權的伊斯蘭政治組織，也可能讓它們出現了互相整合的空間，這也是過去數十年各國民族主義強大時，從未曾出現過的事。
中東新政府難以超越
說到底，茉莉花革命後的局勢能否穩定下來，內政還是最主要的因素，當中尤以經濟議題尤甚，但新政府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卻是殊不樂觀的。例如突尼西亞革命爆發的兩大社會原因，是貪污和失業，特別是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失業率卻比沒有受教育的人口更高；利比亞人民推翻卡達菲也以為會迎來一個沒有那麼貪污的政權，好讓青年解決就業問題。但只要我們認真思考，就會發現這些期望是不切實際的：突尼西亞、利比亞這些國家的經濟條件，在整個非洲已是數一數二，世界上比利比亞好的福利幾乎不存在，新政府其實很難滿足人民期望，突尼西亞的福利在鄰國當中也並不差。一旦這些新政府滿足不了民眾的經濟期望，就很可能訴諸民粹主義或激進外交政策，屆時整個阿拉伯世界就可能出現整體性的對西方的挑戰。
最後，這樣的局面，自然也會影響到美國在中東的最重要盟友以色列。以色列以往依靠溫和的阿拉伯獨裁政權鞏固其生存，特別是埃及，但目前與以色列相對友好的阿拉伯國家都面臨革命危機，新上台的伊斯蘭團體均與以色列互無好感，以色列的眼中釘哈馬斯的母體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又得勢，受革命威脅的敘利亞則反威脅要進攻戈蘭高地來懲罰以色列，這些都令以色列有意重新檢討國防政策。
茉莉花革命後，相信以色列會更強調震懾性軍力的重要性，以確保無論阿拉伯各國誰上台，只要領袖還有理性，都不敢挑釁以色列；也要確保阿拉伯、特別是埃及新政府不會大舉支援控制加沙地帶的哈馬斯。假如愈來愈多阿拉伯國家出現反以色列領袖，相信屆時主張強硬的以色列右翼勢力也會反擊，屆時只要出現零星恐怖襲擊，就足以令區域局勢急速惡化，針對以色列的區域大國伊朗也可能以此為藉口，加緊研發其核武器。
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台時，曾希望永久解決以巴衝突，例如主張以色列退回1967年戰爭前的疆土，但有了上述背景，在未來一段長時間，這已變成不可能的任務。
由此可見，茉莉花革命不一定帶來比從前好的生活，卻可能對國際關係層面的地緣政治帶來劃時代影響，雖然西方要顯得非常支持茉莉花革命，但以上的長遠影響，卻可能是違背西方利益的。茉莉花革命一年後最弔詭之處，全在於此。

AT 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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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乌坎村有可能导致反人类罪的人权灾难

 

陈树庆    

据报道，9月21日上午，广东汕尾的陆丰市乌坎村400多名村民因土地、财务、选举等问题对村干部不满，到陆丰市政府上访。9月22日，公安武警入村镇压遭数千村民包围还击，警车被毁，警、民均有受伤。9月24日，乌坎村民自发成立"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村妇女代表联合会"。11月21日，数千村民打出"反对独裁"、"还我人权"等标语，出来游行到陆丰市政府静坐示威，从网上能够检索到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当地村民采取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在请愿游行的过程当中，有组织、有纪律和有秩序，展现了老百姓的文明素质。随后，当地政府尝试安抚受伤村民，要求他们派出13名代表，调和双方。但就在村民诉求尚未着落的情况下，形势骤变，12月9日当日早上，四辆没有挂车牌的面包车开进乌坎，一些穿便衣的男子抓走薛锦波，曾昭亮、张建城、洪锐潮、庄烈宏五名村代表。同日汕尾市政府高调宣称事件已平息，斥"境外势力介入"，并宣布"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村妇女代表联合会"非法。据陆丰市警方在上周对媒体透露，截止12月9日已先后刑拘了五名涉嫌毁坏财物和妨害公务的嫌疑人，薛锦波是其中之一。薛锦波被指在9月21日"煽动、纠集部分村民围堵乌坎村委会，并组织、带领打砸合泰工业园、丰田畜牧场"和在9月22日"带头围攻乌坎边防派出所，用石头、棍棒等攻击民警，砸坏警车"。

据大陆官方媒体报道"12月11日上午11时许，羁押在汕尾市看守所的薛锦波因身体不适被即刻送往汕尾市逸挥基金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死亡，医院出具的死因诊断为心源性猝死"。但其家属向香港媒体表示，薛锦波的尸体上遍布伤痕，脖子上有绳子的勒痕，拇指被扭断，薛锦波的女儿要求领尸但被拒绝。鉴于长期以来凡涉及政治事件当局及其控制下的各医院、鉴定中心在事实调查和定性中屡屡作假的经验教训，薛锦波"心源性猝死"的结论受到质疑，估计曾遭恐怖酷刑，村民为薛锦波写下了《讣闻》"我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临时代表副会长薛锦波先生，忠义壮烈，不畏强暴，取大义而不顾私惠，为家乡集体利益呕心沥血、舍生忘死而奋斗，日前被警方劫持，折磨不幸致死，英年四十有三。我乌坎惨失忠良，无限沉痛。乌坎全体村民泣告。（2011年12月11日）"

民薛锦波的离奇死亡，引发村民的新一轮抗议，12月11日军警凌晨行动进村拉人，被村民以砖头石块击退，军警射催泪弹。12月14日，广东陆丰乌坎村外围仍然驻扎了大批特警，还有装甲特种车辆等，乌坎村主要收入来源的渔船队也被禁止出海，不许村民进出。村民为了防止警察进村抓捕，数百村民砍树在村口设置路障，并继续集会高喊口号，哀悼死去的村民薛锦波。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目前唯一侥幸突破警方封锁潜入乌坎村的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马克姆*摩尔介绍说"乌坎村的村民担心，警方现在打算用围困村子的方式等村民的粮食吃光"。村民说，食品大概能坚持一周到十天。"。

笔者在网上看到，乌坎村民集会上的几面白底黑字横幅上写着"土地是贪官的吗？"、"民主诉求竟成非法集会"、"民主公开有罪吗？"、"要法治，不要人治；要民主，不要专制"、"乌坎人民冤枉啊！"和"请中央救救乌坎人民吧！"。一般认为，断粮、断电、断水和断通讯（断电、断水、断网问题网络上有不同报道，目前看来断的可能是桶装饮用水而非自来水，网络也可能是受到严重干扰不通畅而非全断），只是战争时期不得已对敌军围困时才采取的手段，即使南非种族歧视与隔离期的前南非白人政权对于被隔离的黑人部落，都未采取过如此毫无人性的卑鄙手段。面对乌坎村正在发生的"人民子弟兵"围困人民的荒唐事件，中国民主党人认为，当地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对人民的"敌对"思维与行为，解除对乌坎村的武力围困，严禁武装人员进村滋事导致事态恶化，同时拿出诚意来开启与村民真正对话，先解决"猝死"代表问题，杜绝任何消尸灭迹的行为，归还家属薛锦波先生的遗体，开放社会各界包括国际媒体对案件的深入调查，在真相大白的前提下或消除民众疑虑或追究凶手法律责任，释放其他村民代表，全面清查贪官污吏的不法土地交易行为。

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代封建社会尚有训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用现代汉语来理解就是"官（府）视民众为草芥，则民众视官（府）为寇仇"或"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国几十年来因为镇压迫害，错过了一次又一次中共当局和民间互动走向民主法治的政改机遇，乌坎村事件，再一次兆示留给执政的中共当局机会不多了。中共中央当局应责令广东地方当局必须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和平理性地妥善处理这次事件，防止类似89年军队围城及镇压民众这样的反人类罪性质的人权灾难再现，并以此为戒，也以此为契机，尊重人权，停止一切政治迫害，主动开启真实的民主化政治改革之路，释放刘晓波、刘贤斌、许万平、朱虞夫、薛明凯等众多政治犯，立即停止和查处各地违法征地侵犯民权的行为，尽快完善落公平实惠及每个公民的民生保障体系，化解日积月累的严重社会危机，真诚接受民众对民主权利的夙愿和参与如各地独立候选人的人大代表参选活动，停止一切打压限制独立候选人的行为，让国家和人民以最小的代价为我中华民族重新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社会开拓崭新的发展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但在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还在第四十二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劳动权利。现在处于广东当局武力围困下的乌坎村民，外出谋生包括捕鱼、打工、农活等不能正常进行，而且食品包括素菜、粮食等供应也日趋匮乏，已经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作为一个中国民主党人之一，我在强烈谴责和抗议广东地方当局这种残害人民、与人民为敌的行径，指出必须立即解除对乌坎村民众的武力围困之同时，请求国内外所有以捍卫人权、推动国家民主法治为己任的中国民主党人或组织，关注此事，至少在道义上给予陷入困境的乌坎人民必要的呼吁和支持；请求广东民主党人动员当地群众秉着我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想方设法往乌坎村运送食品、饮用水、药品等生活必须品，救救自己的同胞。

陈树庆：围困乌坎村有可能导致反人类罪的人权灾难

2011年世界处在第四波民主化的入口

 

——写给2012年还处在专制下的人们

作者﹕何清涟

内容简介：2011年是世界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年份，阿拉伯世界在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成为主角，而中国至今还处于黑暗专制时代，国人得明白：Freedomisnotfree。

2011年将与“1989-1990年”一样，成为世界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年份。世界现代史上的三次民主化浪潮都未曾触动的阿拉伯世界，却在2011年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出人意外地成为主角。这一年的春天，突尼斯一个小贩的自焚事件引发了一场“茉莉花革命”，以这场革命为导火线，引发了一场席卷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时间渐至年尾，东南亚的缅甸政治突现转机，曾经热赞“普京大帝”的俄罗斯又爆发了近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针对议会选举舞弊的抗议示威，当年共产主义世界的“老大哥”正面临“二次民主化”的抉择。

民主化背后的“路径依赖”

在阿拉伯政治中，20世纪下半叶是政治强人时代，21世纪前10年是极端分子的“辉煌岁月”。这种历史与政治背景，注定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道路崎岖多艰，不像第三波民主化的东欧国家，它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外铄型的，是苏联用枪炮将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它们的，由于并非内生需要，挣脱这些枷锁并无特别困难。——多年前，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第四章向读者特别介绍了以制度创新和明确财产关系为主要观点的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C North）的路径依赖学说。这一学说对于观察今天北非中东俄罗斯及缅甸等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诺斯在观察了东欧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后，认为在转型社会中，通过已有的经验研究，这样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一，建立有效的经济市场；第二，建立有效的政治市场，即政治体制；第三，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有效协调；第四，宏观经济政策与政治市场、经济市场的互相协调。这里所谈的四点其实就是一点：制度建设。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这一观点非常强调一个国家在制度改革过程中历史习惯因素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自己过去从何而来，不知道自己面临的现实制约、传统影响以及文化惯性，就不可能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

以此观察正在经历“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世界，就知2011年连续倒下的三个政治强权，今后的民主化道路将因自己的“路径依赖”而各不相同。

一些国家“二次革命”难以避免

迎接民主化最干脆俐落的是突尼斯。10月下旬，温和的穆斯林政党复兴党在突尼斯首次民主选举中获胜，许诺将创立世俗化的多党派民主政治。埃及在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军政府当权，引起埃及人民激烈反抗，达百万之众的示威者在军政府血腥镇压下毫不退缩，经过连续6天的抗争之后，军方终于同意考虑通过公决交出权力。下一步如何走，尚在未定之天。埃及许多媒体报导说，目前埃及革命还没有完全成功，必须进行“二次革命”。

利比亚进入后卡扎菲时代，这个充满了部族矛盾、地区矛盾、教俗矛盾的国家在经历过卡扎菲多年强权统治后，在推翻卡氏政权过程中一度形成的团结局面正被利益角逐冰释。在纵横交错的矛盾面前，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面临的局势非常复杂。新政府为了减少社会摩擦，宣布赦免卡扎菲的支持者，引发了被称为“革命起点”的班加西民众的不满。班加西民众在12月12日爆发了大规模游行，表达对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不满，并要求过渡委主席贾利勒下台。这是利比亚新政府首次遭遇民众的抗议。

叙利亚在阿拉伯联盟11月发出最后通谍之后仍然顽抗。国际社会要求叙利亚政府停止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11月22日以高票通过谴责叙利亚决议案，中国和俄罗斯投弃权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皮莱12月1日在记者会上指出，叙利亚的现况已经可以定性为内战。目前在抗议活动中被打死的人数，保守估计超过4,000人。人权高专办公室认为有必要以危害人类罪，对叙利亚高层提出起诉。

只有叶门的独裁者萨利赫，在犹豫徘徊历经三次反复之后，于11月23日晚在调解协议上签名，交出其执掌了33年之久的权力。作为交换，萨利赫家族及其利益集团的核心成员获得了豁免权，免遭清算。

由此可见，阿拉伯之春与第三波民主化相比，前路确实不如东欧国家平坦，因为二者的路径依赖完全不一样。每个国家的前途如何，既需要依靠政治人物智慧，更需要社会监督与压力。前景如何，绝对不是一战定乾坤，要经历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

国际社会于“阿拉伯之春”半途后开始的强干预

在第三波民主化与2011年阿拉伯之春过程中，国际社会介入方式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大差别体现在对民主的促进作用上。第三波民主化当中，外部势力的干预在起始阶段起了重要作用，往往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在1970年代走向民主化的29个国家中，有15个民主政权要么是在外国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要么是在从外国统治下独立后建立起来的（亨廷顿《第三波》）。而2011年发生的中东北非革命，在开始阶段却完全是本国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并无外部势力的介入与“操纵”。

第二大差别是国际介入的方式与力度完全不同。第三波民主化时，美国、梵蒂冈、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前身）和苏联（指戈巴契夫时期的苏共）都在积极地促进自由化和民主化，但基本上局限于道义软性干预。而2011年发生的中东北非革命，在开始阶段虽然没有“外部势力”的介入与“操纵”。但到了双方僵持阶段时，国际社会的介入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突尼斯、埃及获得的外部帮助主要是道义上的，但在利比亚的内战中，却诞生了一种空前强势的新的国际干预形式：一旦有政治力量公开反对强权当局，国际社会就会明确地站在反对派一边。如果独裁者坚持武力镇压，联合国就会以保护平民为理由采取军事行动。尽管这些国际军事行动只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例如设立禁飞区），但这就使得反对派不仅能够生存还能日渐壮大，甚至取得源源不断的补给。利比亚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版本：北约通过建立空中禁飞区而形成“拉偏架”格局：只许反对派打卡扎菲，不许卡扎菲打反对派，卡扎菲的军队一露头就被北约飞机轰炸。这种国际干预一旦付诸实施，卡扎菲的日子屈指可数。

正是在这种空前强势的国际干预之下，叶门的萨利赫终于想明白，能挽救他和他的家族的只有他自己，那就是交出权力。在他之前倒下的三个阿拉伯强权人物，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完全不流血只是幻想

上个世纪发生的几件大事，比如海湾战争创造的接近零死亡奇迹，以及几乎没有流血的东欧巨变，现在看来只是人类的偶然幸运。因为同是在海湾战争中让世界惊讶的美国后来在伊战中无法再创零死亡，阿拉伯之春席卷的各国也程度不等地流了血。流血最少的是突尼斯，在茉莉花革命中死亡民众亦达上百名。至今还没有结局的叙利亚已经死亡近4,000人。利比亚人民因为经历了内战，民众为暴力转型付出的代价最大，据说约有2.5万人在战火中死亡，还造成不少难民。

“阿拉伯之春”的鲜血再次表明，自由不是免费的。

还在民主与专制间徘徊的国家怎么办

2012年春天的看点，是正处于“普京审美疲劳”阶段的俄罗斯与缅甸。

俄罗斯在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已完成了半拉子民主化，有了民选与半自由的媒体。只是由于这是一个被东方专制文明传统浸染至深的国度，国民对强权有种不自主的爱慕，这才有了普京大帝专权的一段回头路。目前民主化的浪潮已经由阿拉伯之春到了俄罗斯之冬，俄罗斯反对派正在积蓄力量，接下来就得看人民自己的选择了。而缅甸新总理吴登盛虽然表现出了开放之态，昂山素姬也被解除软禁，投身政治活动，但旧势力盘根错节，反对力量也各有诉求，走上民主化道路还有很长一段路。在昂山素姬从政生涯当中，最艰难的路还刚开始。

至于中国，至今还处于反对派没有任何活动空间的黑暗专制时代，还必须先从黑暗专制步入开明专制阶段。最重要的是，国人还得真正明白：Freedomisnotfree。没有这一觉悟，走出黑暗专制的第一步无从开始。

《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