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0日星期二

最大威胁来自年轻知识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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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0日讯】中国进入2012年,在学术界对中国未来的讨论越来越多。最近,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未来对中共当局产生最大的威胁,来自年轻知识份子。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广东人文学会副秘书长,信孚研究院研究员余以为在去年12月发表博文,标题为《最大威胁来自年轻知识份子》。
文章开篇以数据说话。他写道:2012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80万人,比上年增加20万。加上前两年200万未就业人数,今年累计有近千万大学生要找工作。
文章还指出中国目前的现状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使中国产业升级困难,文化、金融等知识产业在政治高压下缓慢难行。而中国看似繁荣的经济,但就业机会也只是增加了建筑工地和生产线的就业机会。
余以为提出,农民工短缺以及大学生失业,缩小了大学毕业生起薪与农民工工资差距,并且,可能成为未来社会动荡的主因。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也观察到,随着目前中国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每年有几百万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大学生花了大量的钱,去投资教育,而教育的质量也不高,甚至毕业的时候也拿不到一个正常的好的文凭,而且拿到文凭也找不到工作,这些使得大学生成为中国目前社会中,恐怕是一个最为骚动不安,也容易造反的人群。〞
大陆活跃时评人童大焕1月8号也发表博文,表示赞成余以为的观点,并且认为年轻知识份子的〝威胁〞不仅是〝将来时(式)〞,而且已经成为〝现在进行时(式)〞。
童大焕认为,中国高企的房价和〝大学生民工化〞的生存环境形成刺激和反差,使当代年轻的大学生成为〝个体能量很小,群体声音很大〞的怒吼的一群。
夏明发现,中共思想体系控制的那套宣传手段,在新一代知识份子当中,越来越失去效用。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中国有一个传统,青年知识份子敢为天下先的一个冲动,所以中国从20世纪到现在都看到了,青年学生往往会走在社会的前列,往往成为中国的…无论是民主化还是自由化先锋队伍。〞
不仅是中国大陆的学者讨论这个话题,日本作家加藤嘉一也注意到了中国80后、90后这个群体。
加藤嘉一认为,大学生的问题是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是展望中国未来的一面镜子。
新唐人记者常春、李静、萧宇采访报导。
Young Intellectuals Deemed CCP’s Greatest Threat
Academic discussions on China’s future are mounting, as a
Chinese scholar recently put forward their view.
The greatest threat t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regime is deemed to come from young intellectuals.
Yu Yiwei, deputy secretary of Guangdong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Xinfu Institute researcher, published a blog.
Its title: "The biggest threat comes from young intellectuals".
The article cited data that China’s college graduate figures
will reach 6.8 million in 2012.
This figure increased by 200,000 compared to last year.
There are also 2 million unemployed graduates from the
previous two years.
This means 2012 will have nearly 10 million
university-graduate job seekers.
Yu’s article comments on China’s current situation, with
slow political reform causing difficulty in industrial upgrading.
Cultural, financial and other knowledge industries develop
slowly under heavy-handed political policy.
China's apparent prosperity merely increases jobs
at construction sites and production lines.
Yu Yiwei said the gap in college graduates’ starting salaries
and migrant workers’ salaries had reduced.
This is due to a migrant worker shortage and jobless college
graduates.
This may become the main cause of future social unrest.
Xia Ming,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at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reviewed the situation.
Along with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millions of
college graduates have been jobless each year in China.
Xia Ming: "Students spent a lot of money on their education.
With poor quality of education, they even couldn’t obtain
a normal good diploma after graduating.
What’s more, even holding diplomas, they couldn’t find jobs.
These university graduates may become the most restless
and rebellious group in today’s China. "
Commentator in China, Tong Dahuan, supported Yu’s views
in a blog article dated January 8.
Tong thinks that the "threat" of young intellectuals is not only
“the future tense”.
It is also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Tense”.
Tong observed alarming contrast between soaring housing
prices and "migrating university students" living standard.
Contemporary young university graduates have turned into
a roaring group.
Their “individual energy is very small, but have a very loud
voice en masse”.
Xia Ming said,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s, CCP’s
propaganda techniques have increasingly lost its influence.
Xia Ming: "In Chinese tradition, young intellectuals have
impulse to take the lead, as we’ve seen over the last century.
Young students often take the forefront in the community, so
they become China's pioneers for democracy and liberty. "
On top of Chinese scholars, Japanese writer Kato Yoshikazu
also joined the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Kato has noticed Chinese people who were born in 1980s
and 1990s.
In Kato’s view, the university graduate issue becomes
China's biggest political problem.
It’s also a mirror for predicting China's future.
NTD reporters Chuang Chun, Li Jing and Xiao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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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9日星期一

清华大学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中国须警惕“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报告最后呼吁,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

“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因此,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与法治建设应当是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内容。”

清华大学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须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

“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

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今天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后,国内的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而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这就如同在一幢烂尾的大楼中,人们简单装修一下就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

报告认为:“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

“其实,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盘点五大症状: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

报告分析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第一个症状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

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最现实的问题“不是停滞,而是亢奋、畸形的发展”。一方面,落后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体制决定了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转型陷阱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

报告把这称为“增量依赖症”。“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没有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

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

症状之二是,过渡的体制因素被定型下来。

出人意料的是,报告指出“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报告分析,“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比如,在一些地区的医疗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但过一段时间,压下去的药价又高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价高、医疗价格低变成两者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

症状之三是,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

报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比如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症状之四,就是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

“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应当说,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大维稳”模式形成了。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报告指出,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症状之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转型陷阱”下的体制,是怎么逐步定型下来的?

报告指出,它以权力与市场的奇异结盟为特征。“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

报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

由此,报告也解析了目前中国思想界“左派”和“右派”争论的混乱。“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两者关系是此消彼长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左”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市场”或“资本”因素的警惕,将“右”理解为对“权力”因素的警惕。反过来说,“左”是在为“权力”因素呼唤,而“右”是在为“市场或资本”因素呼唤。

“在打破转型陷阱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变成完善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而当人们还在为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还是过头”争论的时候,一些权力的非市场化和商品的市场化相衔接,已经成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比如从行政上获得廉价的土地和资源,然后再以高价格卖到市场,还有比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聚敛财富的吗?”

靠什么打破“转型陷阱”?

报告承认,目前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坐大、社会控制愈益严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

“目前对改革停滞的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

报告认为,可能走出“转型陷阱”的道路只有三种: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

不管哪一条路,报告呼吁,有四大措施是“不可回避”的:

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报告认为,这个“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理性、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

第二,“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

“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报告认为,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已在推进政务信息公开。

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

“实际上,近些年来,改革之所以会走样变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民众对改革的参与。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是由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支撑的,缺少民众参与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在理想主义消退之后,利益成为主导改革的重要因素,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就有很多明显的例子。”

第四,报告最后呼吁,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

“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因此,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与法治建设应当是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内容。”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报告最后写道。

本报北京1月8日电

来源:共识论坛

2012年1月3日星期二

建议毛量力而行 中联部长王稼祥遭整肃而死

 

曾经是中共资深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网络图片)

建议量力而行 中联部长王稼祥遭整肃而死

【2012年01月03日讯】(记者李明综合报道)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结果造成三年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中国人。1962年, 中共资深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由于建议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被批判为“三和一少”,被迫搬出了中南海。文革中,王稼祥全家遭受迫害,儿子自杀惨死,妻子朱仲丽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关押,王稼祥受惊吓,后心脏病发作猝亡。

建议对外援助“量力而行” 王稼祥被整肃

据人民网2011年12月31日报道,三年大饥荒时期,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同时又是中共资深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了解到中国国内的严重情况,深为忧虑。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王稼祥受到鼓励,以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同时建议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批判为“三和一少”,王被迫搬出了中南海。

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据前中联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将毛的“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虽然王稼祥早在1943年7月就写文章首次总结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但是因为建议中共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不久便被实际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不再是党的重要领导人,被迫搬离了中南海。

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杀身亡。王稼祥本人被软禁,妻子朱仲丽被“专案组”定为“现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在中联部一间朝北的小屋里,一关就是六七个月。

康生提出要彻底砸烂中联部这个“三降一灭”制造厂。王稼祥难以承受和应对,由于极度紧张,他产生了精神紊乱和幻觉、幻视症。他不断地喊:“我没有罪!”朱仲丽记述说:“入夜,他仍不时地惊叫。”1974年1月24日晚上,王稼祥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终年68岁。

大跃进饿死4千万人 中共援外23亿

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中国老百姓。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主编杨继绳, 2008年在其专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中确认饿死3,600万人,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两倍,连历史上从未饿死过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一千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则透露大跃进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千万人。

杨继绳在书中还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大饥荒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403亿斤,但是中共竟然没有开仓放粮。

而在大饥荒的1958—1962年,中共政府对外援助总计23亿6千万元人民币,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为18亿6千万元,援助非洲国家为5亿元。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对外赠送现款、食品等,以此换来亚非拉一些国家对毛泽东的肉麻吹捧和在联合国对中共政权的支持。

王稼祥简介

中共称王稼祥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他1928年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同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因拥护毛泽东,而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多年跟随毛,被称为中共少有的“红色教授”,“二十八个半布尔甚维克”之一,是中共党内最早写文章总结所谓“毛泽东思想”的人。但最后因为讲了一句有良心的话,而被中共整肃,最终被折磨致死。

建议量力而行 中联部长王稼祥遭整肃而死

2012年1月1日星期日

【十大禁闻之一】乌坎怒吼 两万村民逼退党官

2012-1-1 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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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2012年1月1日讯】2011年年末,广东省一个小村庄发出震天怒吼,声响横跨了太平洋,响遍了全世界。陆丰市的乌坎村,2万村民同心齐力把共产党官员赶出,他们用赤手空拳,捍卫自己的权利,保卫自己的家园。连续十多天的抗争,乌坎村民舍家、弃业、罢课,他们拚了命的力抗强权与不公。一列列白底黑字的布条、一句句撕心裂肺的呐喊,乌坎村的影像,震惊了国际社会。难道,〝阿拉伯之春〞,已经蔓延到中国大陆了吗?2011年新唐人〝十大禁闻〞之首,我们献给您,乌坎村的抗暴记。

〝打倒腐败,打倒贪官,还我乡亲命来,血债血偿!〞
这个上万人示威的大型场面,12月中旬,天天在陆丰市乌坎村上演。
二个多月的维权护地运动,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对峙,到达了从未有过的紧张沸腾。12月11号,当局出动至少500位军警闯入乌坎村,追捕13名维权村民代表,其中一位薛锦波遭到抓捕后,拘押期间突然〝心源性猝死〞,爆发了乌坎村的怒吼。
〝冤枉啊 冤枉啊 还我乡亲...〞
乌坎村民:〝你是说不是打死的,如果身上真的是没有伤,那你干嘛不把尸体还给我们呢?不给媒体进来拍照,不给我们自己村民拍照。〞
乌坎村民的愤怒,是长年累月积淀下的结果。村民说,将近十年来,当地官员强行征用了1,000亩的土地,并转卖开发商,从中获取数亿元人民币的暴利。
今年9月,村官再次把土地卖给豪宅建商,1.56亿元进入政府的口袋,村民已经忍无可忍。村民开始了集会、游行,他们要讨回自己的土地。
乌坎村民:〝因为我们大家都要村官归还我们的土地,归还我们的农田,我们没有田耕,我们就没饭吃,就这样。〞
乌坎村民:〝昨天全村里面几千个人,我们从以前就憋到现在啊。〞
〝既然选择征战,就不怕身后会袭来寒风冷雨,为了故乡的每一寸热土,为了我们的生活点滴,我们放手一搏。〞
这是乌坎村民自己制作的录像片,他们也真的做到了〝放手一搏〞。为了家园,他们连命,都不要了。
乌坎村民:〝哪个人都怕死,但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没得选择。但是死就死了,无所谓嘛,大家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我相信。〞
在12月大规模的镇压中,警方不但发射催泪弹和水炮,还采用封锁村庄,断水、断电、断粮的方式,逼迫村民就范。
村民代表薛锦波甚至不明不白的死了,但是这些,都没能击退村民,反而引发更多的人群聚集。这一回,他们不仅是要地,还要讨回公道。
〝乌坎原来的党支部,已经不是党支部了!乌坎原来的村委会,已经不是村委会了!〞
〝乌坎的村民,已经觉醒了,绝不容许不法行为,不管他后台多大!〞
乌坎村的抗争行动愈来愈大,他们的诉求,更扩展到〝还我人权、还我民主〞这样的理念。
12月12号,村民赶走了村里所有党政官员,包括控制村庄近30年的村党委书记,成为了中共统治下,第一个不受共产党控制的村庄。
乌坎村〝不怕死〞的行动,吸引了多家西方媒体前往报导。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指出,乌坎村的抗暴〝极不寻常〞,这是头一次两万人公开反抗,而中共当局却完全失控。报导还说,尽管中国每年估计发生18万起〝群体性事件〞,共产党做出撤退的举动,是前所未闻。
抵挡不住国际舆论的强大声势,21号,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相当罕见地作出让步,答应释放3位被捕的村民,并同意归还部分土地,同时解除对乌坎的封锁。
乌坎村民也因此暂时取消抗议活动,但他们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乌坎村民:〝他们(政府)不同意的话,我们还会继续上诉,我们真的太生气了。也很冤枉,把一个人抓去活活就打死〞
村民代表:〝现在有一个平台和政府工作组交流,也是一种胜利。〞
乌坎村的未来将会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但有一点很明确,这个暂时的胜利,是乌坎村民〝放手一搏〞的结果。乌坎村民〝不怕死〞的精神,在广东似乎起到了连锁反应,汕头市、汕尾市的多个村庄,接连走上街头反贪抗腐。
在岁末年初,寒冬将尽的日子,中国,是否也闻得到春天的气息了?
文字:唐宇/剪辑:李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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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村委重选名单 多为前贪腐书记人马

12月30日,广东省乌坎事件工作小组宣布将于明年重新选举村委,并已拟定了候选人名单。村民认为,候选人大多是贪腐老书记培养的党员,担心逐步瓦解民主选举的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图为,12月21日,乌坎村接受与当局“和解”后,召开村民大会。(MARK RALSTON/AFP/Getty Images)

乌坎村委重选名单 多为前贪腐书记人马

【2011年12月31日讯】(记者唐明报导)12月30日,广东省乌坎事件工作小组向乌坎村民通报了第一阶段的工作情况,同时宣布将于明年重新选举村委,并已拟定了候选人名单。村民认为,候选人大多是贪腐老书记培养的党员,担心逐步瓦解民主选举的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

近日,也传出许多村民都接到当地政府的威吓电话,已经有一村民被吓死,村民认为,政府给乌坎村收回部份土地的表相,正掩饰着已经开始的黑恶手段的“秋后算帐”。

而在关押期间死亡的村代表薛锦波,遗体问题依然处于僵持状态,死者家属和村民们近日决定,通过法律程序向政府打官司要遗体,目前,正在寻找聘请资深律师。

将重新选举村委

30日,广东省工作小组向乌坎村民通报了第一阶段的工作情况,公布了合泰工业园和丰田畜牧场的处理情况,将要全部收回还给村民。并通报,原乌坎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原村委会主任陈舜意等人侵占村集体资产的违纪行为。

但紧接着是需要村民进行政治配合,由于村委整体逃离乌坎村,以前的村委人员已全部推翻,将重新选举村委,省工作组拟定了130位候选人名单。村民谢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表示,村民并不认可名单上的候选人。

他说,村里有一百多名党员大多是贪腐的老书记培养的,有几个称得上清正廉洁的党员,这个党的班子形成后又将对民主选举的理事会产生怎样的互动呢,或者逐步瓦解掉理事会吗?还能充分的村民自治吗!总之,谈到党组织,村民的心里始终有种前车可鉴的隐痛。

聘请律师通过法律要遗体

死者薛锦波亲属陈先生表示,薛锦波遗体还没运回,根据他们的风俗,一定要完好土葬。但政府一再要求家属签字,只要认可薛锦波死于疾病,政府可以重金抚恤,甚至几千万元的赔偿都可以商量。陈先生说,死者家属不要钱,要死亡真相,要解释尸身的遍体鳞伤。政府用重金来掩盖真相,死者家属不答应,村民也不答应。

他说:“现在政府不尊重死者家属和广大民意,遗体问题依然处于僵持状态,死者家属和村民们决定,通过法律程序向政府打官司要遗体,目前,正在寻找和聘请资深律师。”

“秋后算帐”吓死人

陈先生说:“这件事还没了,又出现村民因受惊吓而自杀事件,前天(29日),60多岁的村民林镇,因此前特警进村抓人时就因受惊吓而精神反常,近日,因他捐给村民自治理事会的维权款项较多,受到一些党政人员电话骚扰,他很害怕!偷偷服用毒药自杀身亡。”

村民吴女士说,政府“秋后算帐”已吓死一乌坎村村民。在最近村民土地维权期间,政府不断采用各个击破方式,其手段主要是通过电话进行流氓威吓,从学生到老人都多次接到过政府的威吓电话;此外,凡是在网上关注乌坎事件的网民,都被警方谈话进行威胁和恐吓,乌坎表面的平息,正掩饰着已经开始的、黑恶手段的“秋后算帐”。

事件发展背景

据悉,今年9月21日,乌坎村民不满土地被村官私卖及人大选举不公而围攻村委会。22日,警方进村镇压,警民双方发生大规模冲突。随后乌坎村民自发成立“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领导村民维权,与当局对话。

12月9日政府将理事会定性非法组织,而将13名村代表列入黑名单,为抓捕村代表,11日凌晨上千警力欲进村偷袭,数千村民持械对峙,当局则对乌坎村实行全面封锁。21日,政府迫于世界媒体舆论压力,放下暴力进攻的态势与村代表谈判成功。之前,警方已抓捕5名村民代表,除薛锦波死亡外,其余4人已释放3人。

博讯推出2011年中国维权运动“25”

 

今年博讯首次评选中国维权运动最引人瞩目的人和事件。本次评选由本领域专家提名,博讯编辑部甄选,和更多维权人士商讨,最后确定名单。
(博讯 boxun.com)
    甄选基本采纳2个标准:1、维权人士、事件的贡献和影响力;2、是在国内不计个人得失的前提下,为他人维权的人士。海外很多协助国内维权的著名活动人士赵岩、华泽等因此未能入选,但他们对中国维权运动的贡献不可忽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只是维权运动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维权的成就与成功是像他们一样成千上万的各界维权人士、民众的努力。希望这个名单会激励维权运动的前进。
    甄选中,还考虑了“博讯2011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百人”人选,避免重复。
    本次甄选出4个群体,21名个人。群体排名在先,个人以姓氏拼音排序:
公民记者:给所有以拍摄、撰文揭露真相的公民记者。以博讯在国内的义工为例,近年,国内重大维权案件(例如邓玉娇、钱运会、声援陈光诚等)的第一线,都有博讯义工的身影,他们冒着极大风险,将真相展现给世人,而且,他们默默无闻,多数被抓、被打压都无法见诸媒体。公民记者对整个维权运动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著名维权人士老虎庙等则是公开拍摄、记录的公民记者。
陈光诚和声援陈光诚的各界人士,例如刘沙沙、何培蓉、王雪臻等: 山东临沂的盲人律师陈光诚因为维权被判刑四年,出狱后被软禁在家,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因为在软禁中传出震撼的讲话视频而再次遭暴力报复,自此处于“失踪”状态。陈光诚的处境引起维权人士和知识分子等社会各界的关注,网友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探访陈光诚行动,他们的行动遭到围困陈光诚打手肆无忌惮的暴力攻击。有人说陈光诚的境况是地方问题,其实不然。北京的国保在2月份期间威胁维权人士时,曾说:可以让你像陈光诚、高智晟一样失踪。这足以表明各地类似案件的处理,都是北京高层某位或者数位领导的授意。
孙文广、刘萍、韩颖、野静春、曹天等独立参选人: 2011年是基层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年,各地涌现出一批非官方指定的候选人,他们的命运几乎一样:被打压。郑州的曹天以“拿出一亿”参选,确保自己不腐败而闻名天下,但他的企业被查税,他本人也已经失踪数月至今。
广东陆丰乌坎村的维权代表薛锦波、林祖恋、杨色茂等: 自今年9月,乌坎村的村民因为保护自己的土地而和平选举出代表,通过游行、请愿等手段向政府提出合理诉求。在9月村民请愿期间遭到防暴警察的暴力殴打,引发反弹,防暴警察被村民赶出了村庄。当地政府官员承诺和村民代表协商,但村民代表薛锦波被“心脏病”死亡,引发新的一轮抗议,政府也出动大批警察包围村庄,在海外媒体关注下,政府暂时让步,但将薛锦波的尸体还给家属的承诺至今仍为兑现。乌坎村的和平抗争是近年少相对成功的案例,虽然政府秋后算帐在意料之中。(乌坎事件视频)
王荔蕻: 北京的著名良心人士王荔蕻无私的为他人维权,最著名的行动是参与围观三网民开庭。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三网民”——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因为通过网络为福建被轮奸致死的严晓铃喊冤而被判刑。王荔蕻则为“三网民”的冤案维权引起当局的关注,后被逮捕,据悉,她在被捕后坚持自己的立场而被判刑。王荔蕻本月已经刑满获释。
陈卫: 四川省著名人权捍卫者,《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维权网”信息员。1969年2月21日出生于四川遂宁,1988年考入北京理工大学。1989年民主运动中是学校自治会负责人。“六四”屠杀后不久被捕,收押在秦城监狱,1990年12月获释,被开除学籍。1994年12月因在北京与胡石根等人组织成立“中国自民党”、筹划“六四”事件纪念活动,被北京中级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5年。1997年5月出狱后致力于协调川渝、西南人权活动,组织、参与对入狱维权人士和家属的救援,报道揭露各种侵权事件,营救被关“黑监狱”的维权人士,参与组织为刘贤斌声援的全国绝食活动。多年来,陈卫全身心地投入公民维权理论研究和实践,为促进中国人权改善、推进中国民主转型奋不顾身,因此也招致当局的忌恨。2011年2月21日,陈卫被遂宁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刑事拘留,并被遂宁警方抄家,3月28日,被遂宁市检察院批准逮捕。2011年12月23日,被判9年。
陈西: 本名陈友才,1983年进入贵阳金筑大学政保处工作,后参与组织贵阳各大学沙龙联谊会,并被选为第一任会长。1989年春夏民主运动期间,他因积极参与并成立“爱国民主联合会”而被判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出狱后,1995年5月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致力推进中国民主建设,要求平反“6.4”,于1996年3月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2005年刑满出狱后筹备组织了贵州人权研讨会。6年来不断开展人权知识宣传普及,关注支持贵州各地弱势群体维权,为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鼓与呼。2011年正值中国五年一届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陈西公开宣布独立参选当地人大代表,结果于10月被软禁、抄家,11月29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12月26日上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陈西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陈云飞: 四川成都著名维权人士,因为参与维权多次被非法关押、软禁。
冯正虎: 来自上海的著名维权人士冯正虎参与维权事业多年,最著名的是2009年-2010年他拒绝被暴力送回日本,在日本国际机场通关区睡椅子多日,向国际游客展示自己被强行驱逐出中国的经历,引起国际关注,最后中国允许他入境返回上海。冯正虎在上海继续活跃在维权领域。
高智晟: 来自陕北的高智晟,通过自学成为律师,由于他出色的表现,曾被评选为中国十大优秀律师。多年来,高律师一直为草根维权提供法律援助、为文字狱受害者和法轮功学员辩护,先后介入过“陕北油田案”及“朱久虎案”,“番禺太石村案”及“郭飞熊案”,曾介入过“陕西铜川煤矿案”和异见作家 “郑贻春案”。高智晟曾披露自己被捕期间遭受的极端酷刑,近几年一直处于“被失踪”状态,去年短暂露面后又失踪,2011年12月突然当局宣判入狱,但没人见到他。
黄晓敏: 1962年10月18日生于中国新疆喀什疏勒。 1986年元月:喀什农学院农学系毕业。 1990年7月:北京农垦学院企业管理系学习。 1992年10月:喀什农垦党校教师。 1996年元月:弃教从商,到四川成都。 1998年10月: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 后为自由撰稿人,关注中国维权。黄晓敏是2009年2月因所谓成都“链子门”事件被抓捕,后黄晓敏被当局以向境外媒体发布消息处以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2011年8月27日获释,获释后继续关注和参与维权运动。
胡佳: 原名胡嘉,多年来从事多项社会运动,包括环保事业、抗击艾滋病和争取民主人权等。2008年4月3日,胡佳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同年,他获得欧洲议会颁发的萨哈罗夫奖以表彰他在人权领域的贡献。2011年6月胡佳获释,继续通过网络等形式参与维权。
黄琦: 1998年与其妻曾丽1998年成立了“天网寻人事务所”,1999年设立“天网”网站,2000年六四前夕被抓,是中国互联网早期因网络言论入狱的公民。2003年5月9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黄琦有期徒刑5年。2005年6月4日,黃琦刑满获释。因为参与汶川地震腐败调查,2009年11月23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罪”,判处黄琦有期徒刑三年。2011年6月获释,目前身染肾病,持续治疗中。
秦永敏:秦永敏等人在1998年公开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 并到湖北省民政厅申请注册,后又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 他随后被警方逮捕,并在同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2010年11月29日刑满出狱,出狱后,利用网络参与维权。
孙林:自2006年开始以博讯记者的身份公开采访、报道维权事件,在多次警告、威胁后,仍不退却,坚持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表达权,为百姓发声。孙林2007年5月30日被捕,以构陷的罪名判4年。2011年5月29日从江苏浦口监狱获释,监狱为了防止他带信息出来,禁止他穿内裤,身上的膏药也被揭除。但孙林出狱的头一天,近60岁的他将六个小塑料瓶吞到肚子里,里面是监狱里有重大冤情的人通过种种途径交给他的纸条。幸运的是,这些瓶子未引起悲剧性的后果。
唐荆陵:唐荆陵是国内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他曾为东莞兴昂劳工骚乱案件、番禺石壁三村罢免案件以及太石村罢免事件等案件从事维权活动。中国茉莉花运动期间被失踪几个月,在今年 8 月份获释并被遣返回老家,一个月后他重新回到广州。最近因为关注乌坎维权而被带走。
唐吉田:吉林延吉人,曾为检察官,后当律师,为四川某刑案的不公审理愤而退庭,被报复吊销执照。已被吊销律师执照一年,后一直从事人权工作。尤其关注酷刑、非法羁押等,2月16日被抓后受尽酷刑。后在极度虚弱情况下,被推入一空房内,开空调长时间猛吹,致使患上肺结核。现在老家休养。
谭作人:四川省成都市人,曾任《文化人》主编、绿色江河副秘书长,著名环保人士、人权捍卫者、作家。他长期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2001年,被成都媒体评为“成都市文明市民”。2009年2月,起草《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呼吁民间进行汶川大地震遇难学生校舍工程质量的调查。2009年3月28日,成都当局竟然以“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将其拘留。2010年2月9日,被成都市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唯色:中国藏族女诗人、作家。生于拉萨,籍贯四川甘孜德格。近年在网上撰文为藏人的权益呐喊。2010年5月10日,唯色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IWMF)2010年度新闻勇气奖。2011年,获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颁发的克劳斯亲王奖。
游精佑:网名赫索格,是桥梁高级工程师,现任向莆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近年来,介入了一些维权活动。他每月从工资省出一点钱,专门捐助需要帮助的人。2009年7月,因为关注严晓铃被轮奸致死案被抓,是著名“三网名”之一。2010年4月,开庭审理“三网民”案,全国网友上千人围观。游精佑2010年7月获释,出狱后继续通过网络参与维权。
殷德义:殷德义是维权领域出名较晚的人,通过推特、网络传播理念,王荔蕻庭审时,多数维权人士被控制,殷德义敢于到现场声援,引起关注。殷德义的博客:http://yindeyi.blogspot.com/
赵连海-结石宝宝之父:曾在电视台,国家工商总局的广告公司,国家质检总局的《中国质量报》等多家媒体工作过多年。他因为孩子食用三聚氰胺毒奶粉中毒而维权,成为涉及百万受害儿童的毒奶粉维权的领军人物。2010年11月10赵连海被以寻衅滋事罪获刑两年零六个月,后保外就医,在高压下继续坚持维权。
左晓环:曾是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的教师,研究生学历。2006年,左晓环被指在乐山师范学院工作期间散布攻击党和政府言论,于当年的9月5日被乐山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同年10月被乐山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劳教两年。2010年4月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2011年11月,撤案获释。
朱虞夫:1978年底,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为发起人之一。1979年,组建当时杭州主要民刊《四五月刊》社并当选为负责人。此后被当局多次传唤和抄家。1989年﹕声援学运再次被传唤。1998年6月,积极投入民主党的筹备工作。6月25日浙江筹委会成立后,于6月30日上街散发《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立公开宣言》被警方关押48小时。“7.10”事件中遭抄家。1999年6月19日被拘留,9月15日正式逮捕。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6年9月15日出狱。2007年5月18日再次被捕。7月10日,杭州市上城区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11年12月最新消息显示,朱虞夫可能被劳教。
朱承志:是云南省富宁县的一名矿主,因为财产被非法侵占而常年上访。两年来,朱承志逐渐从访民成长为一名坚定的维权人士。去年他全程参与了“福建三网友案”的维权活动。此外,王荔蕻“寻衅滋事案”的两次庭审,朱承志均到场围观。12月18日中午1点左右,云南维权人士朱承志在去往北京的T6次列车上,被国保警察带走,之后外界就一直无法与之取得联系。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Modified on 2011/12/30) (博讯 boxun.com)  博讯推出2011年中国维权运动“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