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应女诗人“猪江之约” 外滩如期散步

 

3月23日下午，应女诗人潘婷发出的倡议，“猪江之约” 散步活动如期在上海外滩进行，静静散步的人群，没有横幅，没有标语，默默无声。当局惊恐，警力倍增。（网络图片）

应女诗人“猪江之约” 上海外滩如期散步

【纪元2013年03月23日讯】（记者陈静慧综合报导）3月23日下午，应女诗人潘婷发出的倡议，“猪江之约” 散步活动如期在上海外滩进行，静静散步的人群，没有横幅，没有标语，默默无声。

日前，居住在上海的女诗人潘婷抗议黄浦江万余死猪事件，发起“猪江之约”散步活动。23日下午，上海外滩“猪江之约”集体散步如期进行。今日，来到外滩的人数明显比往日多，没有横幅，没有标语，场面壮观。当局非常恐慌，如临大敌。知情民众推特透露，上海千名警察和便衣已抵达外滩附近。外滩派出所门口多辆警车停靠。外滩附近，警车随处可见，警力大增，戒备加强。

3月23日下午，应女诗人潘婷发出的倡议，“猪江之约” 散步活动如期在上海外滩进行，静静散步的人群，没有横幅，没有标语，默默无声。当局惊恐，警力倍增。（网络图片）

3月23日下午，应女诗人潘婷发出的倡议，“猪江之约” 散步活动如期在上海外滩进行，静静散步的人群，没有横幅，没有标语，默默无声。当局惊恐，警力倍增。（网络图片）

为了阻止更多的访民参与23日的“猪江之约”，有访民遭到当局的控制。民众“李长太十九世”推特透露：“为了阻止访民参加上海外滩的猪江之约，上海访民沈艳秋被软禁在酒店里。”另一位民众“49laihong”23日表示，他的一朋友，带一小猪面具去赴猪江之约，结果，昨天在派出所待了九个小时，今天国保全天陪候。

当日，多位民众上传了现场图片，显示大量民众来到上海外滩散步，没有口号，没有标语，默默无声。“沧海一粟”表示:“中国式的抗议，很压抑！”

3月23日下午，应女诗人潘婷发出的倡议，“猪江之约” 散步活动如期在上海外滩进行，静静散步的人群，没有横幅，没有标语，默默无声。当局惊恐，警力倍增。（网络图片）

以沉默式散步来抗议黄浦江死猪事件，广州默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叶隐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从实际政治风险考量，对水污染和处置措施失当的抗议，只是最低层次的民生诉求，却具有最高级别的自然正当性。周末外滩本来人流如潮，不喊口号，没有标语，若不解释，谁知什么诉求？一人往地上一蹲注目凝视，都能引来不少好奇者呢。刻意的去政治化，只能算上海人再一次感动了自己......。”

民众“刘小龙”呼吁:“上海人、中国人，该站出来啦！”民众“蛙在井底”：“不能再当沉默的‘东方之猪’了，活着的呐喊比死前的哀嚎更有价值。”

【事件回顾】

3月以来，上海市人民的饮水源头——黄浦江打捞出万余死猪，上海官方却称：水质正常。中共两会期间，这起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震惊世界，引起世界关注。居住在上海的女诗人潘婷微博连发两封公开信，向上海市长提出质问，却不断遭到删帖，删贴删到诗人想落泪，恨不“自己准备上街走两步”。

3月23日下午，应女诗人潘婷发出的倡议，“猪江之约” 散步活动如期在上海外滩进行，静静散步的人群，没有横幅，没有标语，默默无声。当局惊恐，警力倍增。（网络图片）

3月14日晚，潘婷微博抗议：“数日来，我连续激进的声讨，只是在为自己和家人争取一口干净的水，一条原样的河。因为深爱这片养我的土地。谁破坏，我就拦谁。哪怕市长站在面前，我毅然如是说，这是公民的权力。”

随后，潘婷微博发出倡议，约定于3月23日下午两点举行“猪江之约”散步活动，共同怀念曾经美丽的母亲河。“不带任何道具、标语、口号等，自动集合、自由参加，纯散步。”当局对此极为恐惧，立即封锁了潘婷的微博。22日，潘婷再发出消息：“明天被请旅游。免费的早中晚餐。多好的国家。”

据法新社转述中共官方消息，截至19日，从上海黄浦江流域打捞上来的死猪数量已经上升到13,000只。

由于黄浦江上游为上海自来水的水源，因而万余漂浮死猪严重威胁上海市2千多万人的饮水安全。然而，上海官方却一再声称，水质符合卫生标准。死猪产地嘉兴更无耻，竟然宣称死猪没对河水造成影响，甚至好于去年同期。有中国专家将黄浦江里的死猪危害比作游泳池里的苍蝇。官方及专家的无耻言论，引来中国民众千夫指责，万民愤怒。民众“婉wan1002”回敬官方：“死猪净化了河水？既然水质那么稳定，甚至好过去年，那就把捞起的死猪再扔回去嘛！”

新浪名博“作业本”评论：上海都从黄浦江里捞出10,395头死猪来了，至今竟然没人为此负责，更没有相关部门被问责，而且上海宣称水质稳定，嘉兴宣称死猪没对河水造成影响，甚至好于去年同期……一万多头死猪在水里泡了这么久，水质竟然稳定，竟然好于去年……既然稳定既然比去年还好，那建议领导们集体去舀碗江水，一饮而尽。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1938)

  

奥托·鲍威尔

简介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1938),1881年9月，鲍威尔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捷克籍犹太人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富裕的商人和工厂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

早年经历

当时的奥匈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君主立宪制国家,一部分地区已有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现代工人运动,但整个说来封建残余还较多,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奥国社会民主党于1888年成立,到十九世纪末年已是第二国际较大和较有影响的党之一。鲍威尔生长在奥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维也纳,在中学时代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1902年,他进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这时开始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的其他代表人物鲁道夫·希法亨、卡尔·伦纳、麦克斯·阿德勒等人结识,参加了他们的理论活动和在工人中的教学工作。也是在大学学习时期,他加入了奥国社会民主党,不久就得到党的领袖维克多·阿德勒的赏识。从1904年起,鲍威尔开始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投稿,与担任该刊主编的考茨基经常通信(他在《新时代》上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05年)。

 1906年,鲍威尔从大学毕业,为了取得律师资格在法院见习。这时,他实际上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职业活动家。1907年起,他担任奥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秘书,同年和伦纳·阿道夫·布劳恩一同创办党的理论刊物《斗争》月刊。1912年起,他担任党的机关报维也纳《工人报》负责同工会联系的编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鲍威尔已成为奥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知名领袖之一。他曾参加第二国际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和社会党国际局1913年伦敦会议,并被指定为原拟在1914年8月召开的第二国际维也纳代表大会的一个报告人(因大战爆发这次大会没有开成)。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鲍威尔的名字是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分不开的。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奥国社会民主党内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声称要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学术领域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却是根据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特别是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从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修正。鲍威尔本人主要从事研究民族问题、政治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他的主要著作《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早在1907年就已出版。这本书是他受维克多·阿德勒的委托而写作的,目的是要为党的民族纲领提供理论基础。它曾被奥国社会民主党人奉为“经典”,但实际上是从唯心主义观点研究民族问题。鲍威尔把民族性格说成是民族的唯一本质的特征,认为民族是“从命运共同性产生的性格共同体”。他和伦纳共同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纲领,企图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服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这一纲领曾受到列宁和斯大林的尖锐批判。

战俘生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国社会民主党领导采取了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沙文主义立场。鲍威尔应征入伍,被任命为少尉,但1914年11月即在俄国前线被俘,囚禁在西伯利亚的战俘营中。他在这时写了《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一文(1924年发表),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宣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同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结合起来,完成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俄国二月革命以后,鲍威尔被释放,到了莫斯科住在孟什维克分子唐恩家中,同所谓孟什维克“国际派”交往。1917年9月,他回到维也纳。

非暴力革命

1918年10月,奥匈帝国崩溃,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11月12日奥地利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鲍威尔就出任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联合内阁的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又重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 3月当选立宪国民议会议员。从1920年10月起,他在历届国民议会都当选议员,直到1934年逃亡国外为止。

新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面临着革命形势。同俄国二月革命以后一样,奥国也出现了政权归资产阶级还是归无产阶级的问题。奥国的邻国匈牙利(1918年3月)和德国的巴伐利亚邦(4月)都已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和新成立的奥国共产党也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问题,要求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已在准备武装起义。匈牙利共产党和苏维埃的领袖贝拉·库恩也要求奥国社会民主党给予支援。鲍威尔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却坚决反对奥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为此,鲍威尔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他写了《布尔什维主义和我们》(1918年)、《到社会主义之路》(1919年)、《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1920年)等著作,阐述自己的观点。

鲍威尔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当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使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时,无产阶级就可以通过民主手段即凭借选举权而取得政权,不必举行暴力革命。反之,如果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多数,它即使通过暴力取得政权也不能维持下来。因此,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鲍威尔的这一理论同第二国际其他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同考茨基的理论是一致的,但是他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述了这一观点,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力量因素”论。

鲍威尔认为,各个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有五个:1.阶级成员的人数; 2.组织性;3.在生产和分配中所占的地位;4.阶级的积极性;5.阶级所受的教育。在民主制国家里,政治权力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是由这些社会力量因素的大小来决定的;在不民主的、专制的国家里,权力的分配不是按照社会力量因素,而是依靠物质暴力手段、主要是靠武装部队决定的。因此,在不民主的国家里,统治阶级享有的权力比它按照社会力量因素应当享有的权力要大得多,其他阶级享有的权力则比应当享有的权力要小得多。

鲍威尔根据这一观点,认为俄国二月革命向十月革命过渡是错误的,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是俄国落后的经济和政治的产物。鲍威尔认为,在西欧和中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无产阶级不需要象俄国那样举行暴力革命,而应该等到自己的社会力量因素增长到超过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时,才采用民主手段夺取政权。显然,这一整套理论是同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针锋相对的,因此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列宁曾把《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斥为“道道地地的孟什维克式的诽谤作品。”

鲍威尔和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导人按照这一理论做到了孟什维克在俄国未能做到的事。当时,由于党内左派和共产党的力量薄弱,在策略上也有错误,鲍威尔等人就能够凭借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和在苏维埃领导机构中的优势,协助资产阶级扑灭了奥国工人革命斗争的火焰,重新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军队即“国民军”,制定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宪法,并且把工人苏维埃降低为贯彻社会民主党领导意图的附属机构。

在对外政策方面,鲍威尔强调当时奥国在经济上对协约国的依赖性,把奥国的前途寄托在与德国合并上。在社会民主党的竭力支持下,奥国立宪议会于1918年11月通过了奥国加入德意志共和国的决议,但后来未被协约国批准。鲍威尔为此于1919年7月忿然辞去外交部长职务。1919年6月,在他还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他曾同伦纳一道同意协约国把在奥国的武器储备通过意大利政府交给正在对匈牙利革命进行干涉的捷克军队,从而参与了扼杀匈牙利共和国的罪恶活动。

鲍威尔在担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期间,写了《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来阐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他主张通过征收累进财产税和累进所得税“有步骤地剥夺剥夺者”,并鼓吹由国家、企业职工、消费者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的机构来管理企业。他还曾代表这个委员会争取议会通过了一些贯彻“社会化”的法律草案,但这些法律并未能真正生效。他自己也于1919年10月辞去委员会主席职务。1920年10月,共和国宪法通过,资产阶级统治稳固地确定下来,奥国革命高潮被打下去了。这时,社会民主党退出政府,鲍威尔等人竭力鼓吹的“社会化”也化为泡影。

防御性暴力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鲍威尔作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国会议员,是奥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活动家。随着法西斯势力1922年在意大利掌握政权以及在德国猖狂活动,奥国也纷纷出现法西斯组织,它们不断向工人阶级、人民群众挑衅和进攻。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民主党感到资产阶级民主制遭受威胁,也感到有必要控制和引导工人群众对法西斯势力的义愤,避免暴力冲突。适应这一需要,鲍威尔提出了“防御性暴力”的论点。鲍威尔认为,无产阶级固然应当通过民主手段和平地夺取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采取暴力破坏民主制,无产阶级就只好使用暴力来捍卫民主制;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果资产阶级用暴力进行反抗,无产阶级也就只好用暴力镇压,以保卫自己的政权。

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使用暴力都是迫不得已的,因此是防御性的。在鲍威尔和麦克斯·阿德勒等人的影响和坚持下,奥国社会民主党1926年在林茨举行的代表大会同意在党的纲领(即所谓“林茨纲领”)中使用“国内战争”、“专政手段”等字眼,体现了“防御性暴力”的思想。鲍威尔夸耀这一纲领,说它是“明智的现实政策和革命热情的结合”,认为它表述和总结了党在战后时期的重大理论观点,它代表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还在工人中成立了称为“共和国保卫同盟”的武装组织。表面上看来,工人群众通过这一组织用大战结束时落入人民手中的武器装备了自己,但是它处于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严密控制之下,并不能名副其实地发挥作用。

鲍威尔等人的这些言论和行动给自己披上了“左”的外衣,在一定程度上赢得和保持了工人群众对他们的信任。实际上,鲍威尔是非常害怕国内战争的。他只是在理论上承认工人阶级在一定情况下有使用暴力的必要,但在行动时总是劝告工人群众忍让和等待。例如,1927年7月,维也纳陪审法庭公然判决一起法西斯凶杀案的凶手无罪释放,因而引起人民群众的公愤。维也纳各大工厂工人自发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以示抗议,政府悍然出动武装警察镇压,枪杀了几十名工人。在这场斗争中,鲍威尔等人唯恐工人的斗争一发不可收拾,匆匆调动“共和国保卫同盟”的部分成员协助政府控制群众,事后又徒劳地请求政府给死难者家属抚恤,对被捕者实行大赦等等。

由于鲍威尔等人的妥协退让政策,这次斗争终于失败。甚至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斗争的失败就是鲍威尔的“防御性暴力”幻想的失败。在这以后,鲍威尔对待法西斯反动派的态度基本不变。1934年2月,法西斯政府加紧对工人阶级进行镇压,在社会民主党领导继续妥协退让的情况下,维也纳的保卫同盟成员自发举行起义。由于力量薄弱以及缺乏正确的领导和组织,起义很快失败。起义工人遭到残酷镇压,白色恐怖席卷全国,社会民主党也被查禁。鲍威尔本人被迫流亡到捷克,在布尔诺继续出版《斗争》杂志,并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秘密组织保持联系,给予支援。1938年5月,希特勒吞并奥国并威胁捷克,鲍威尔匆匆移居巴黎,不久就在那里病故。

第二半国际

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鲍威尔一贯鼓吹中间道路。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后,各国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于1920年重建第二国际。这时鲍威尔表示,“要尝试把象我们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国际工人运动中派的那些党集合起来,这些党在右面同所谓第二国际所体现的改良主义,在左面同所谓第三国际所体现的布尔什维主义都保持同样的距离。”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奥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一同发起成立“社会党国际协作委员会”即所谓第二半国际。但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偏向第二国际的,并终于在1923年和第二国际合并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鲍威尔一直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局的成员,曾多次在它的代表大会上担任国际工人运动政策的主要报告人。鲍威尔认为,布尔什维克和第三国际实行了分裂工人运动的政策,削弱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他又对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这是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他坚持自己关于民主和专政的理论,设想苏联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会逐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扩大民主。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决议,并宣布愿意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就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问题进行谈判。当时已流亡国外的鲍威尔对此是表示欢迎的。由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部右派各党反对,谈判未能取得积极成果。

评价

  

鲍威尔在晚年提出了所谓“整体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在流亡捷克期间写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一书中论述了世界经济的危机、民主制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危机,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办法,这就是“整体社会主义”。他说,整体社会主义是“既把社会民主主义又把共产主义结合在自身中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它可以克服改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超越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僵化观点”,进而统一世界工人运动。他认为,奥国社会民主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维也纳市政府执政时所取得的社会改良成就,以及奥国工人在1934年2月举行的反法西斯武装起义说明,奥国社会民主党是体现了整体社会主义思想的。

由此可见,整体社会主义就是鲍威尔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一贯倡导的中派路线的理论概括,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表现形式。鲍威尔夸大了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成就,却回避了党和他本人所犯的错误,这说明他并没有从他的党和他自己的实践中充分吸取教训,找出新的道路。所谓“整体社会主义”虽然给自己提出很高的目标,实际上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也没有发生多大影响。

一日段子荟萃 3-21 我觉得你们才是真牛

一日段子荟萃  3-21  #一日段子荟萃

@hardaifreedom：当年听了镕镕的一百口棺材论后，大家都在企盼，觉得他很牛；后来，听了宝宝说要让大家活得有尊严，让公平正义比太阳还光辉，大家很兴奋，觉得他也很牛；现在，大家听完强强说要忠实宪法，忠实人民，大家都觉得他更牛；可现在，我觉得你们才是真的最牛，都听二十年了，还能象吸了鸦片一样保持高度亢奋！

@mozhixu：每当理中客的微博被销号，就有人出来哀嚎了："如此温和理性，也被封杀，夫复何言！"言下之意，一是非温和理性，封也活该，二是责怪当局，竟然没有明鉴一片冰心。

@daofeichang：沙逼北平，豈可千夫困女傑；豬投滬上，竟無一人是男兒。橫批：丟那媽。

@罗昌平：这首歌有点意思：党一孤单就会想起税，伱也可能抓个官来赔。

@亦忱：破庙还是那座破庙，方丈还是那个方丈，烂账却一风吹了。——史上最成功的改革（评改革铁道部）

@kaifulee：转：沉痛悼念铁道部同志。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亏损）工作作风强硬（人称铁老大）生活简朴（票价降几分钱）对同事热情（干部待遇很高）善于表达（发言人一语惊天下），出手大方（宣传片就几千万），终于积劳成疾（大投资大腐败），医治无效于北京病逝！生于1949年，卒于2013，享年64岁。

@连鹏：原铁道部有着2.6万亿巨额债务，如果由铁路总公司来背负肯定会破产，最后一定落在老百姓头上，不承担也没办法了。只是想问，谁为高铁大跃进负责？谁为铁道系统贪腐负责？是否有反思、如何再避免类似的决策模式？另外，政企是分离了，但能打破垄断充分竞争吗？中国铁路总公司会不会走上两桶油的老路呢？

@袁裕来律师：问：铁路总公司和铁道部有什么不同？答：铁路总公司能上市，铁道部无法上巿。

@网易网友：还军于国，以绝强权；还政于民，以治腐败；还商于市，以破垄断；还史以实，以鉴未来！

@old_wine：家天下时期既有"庙堂之高"亦存"江湖之远"，尚可各安一方；党天下时期虽有"庙堂之高"却无"江湖之远"，唯余"猪圈之大"或"牢狱之深"！

@Benfilm63：看到一句：假如体制不变的话，20年后我们的领导人将是一群女婿。

@MyDF：央视新闻频道说伊拉克人民水深火热，财经频道说伊拉克十年GDP增长了八倍，精神分裂很严重，该吃药了。

@qhgy：【吴仁宝临终嘱全家：坚信共产党】直系二代：子吴协恩华西村书记，吴协东、吴协德副书记，吴协平党委常委，女儿吴凤英、女婿缪洪达党委常委。直系三代：孙女吴芳：江阴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其他孙子、孙媳、外孙、外孙女、外孙女婿5人分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常委、委员、村委会常务主任等职。

@财经网：【昆明扫黄现场：一男子高喊"我是党员"】近日，昆明警方扫黄，出现了雷人一幕。当警察冲进一家娱乐场所的时候，一男子高喊："我是党员，招商引资不容易，你们这样做影响了昆明发展。"

@na_sheishei："再骂人，我找新浪微博后台查你，或网上人肉你，通过司法治你的罪！ 不信试试！" —— 河南商报社长李蓬大赞已离任的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结果惨遭网友 辱骂，对此李社长微博厉言警告网友。

@酒叔李权：某国大会，台上声音铿锵有力："十月一日前，所有官员强制公示财产，违者一律下课待查，裸官一律清除"…台下顿时吓得屁滚尿流，议论纷纷，睡觉的猛醒，还有尖叫声…台上讲话人的眼光很犀利，看出了下边在座战友们的疑惑，语调一变说："我又没说是哪年的十月一日"。场下立刻掌声雷动。

@说书者一枚：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杜鲁门他妈，是个大傻瓜，床上吃床上拉；大苹果红又红，我是中国好儿童；坐飞机扔炸弹，炸死美国王八蛋---这是文革时的两首童谣。当一个民族用恶毒血腥词语编撰攻击性歌谣，对幼童都进行仇恨式洗脑教育，这是中国最黑暗恐怖无耻的时代。更可悲的是文革遗毒依旧在祸害当下中国。

@陈家碧：刚刚去买煎饼果子，居然遇上城管，城管非常凶地冲着小贩吼一句：快收拾东西走人！罚款200够你做几天煎饼果子！小贩说：我还有一个没做完。城管继续非常凶地吼道：那快做！

@网易轻松一刻：刘翔等人享受终身免费医疗？？官方否认了！这是谣言……医院只是为他们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如免排队、专家诊治、专人陪同……

@rzosea：18日晚，荆州的王先生出门散步，听见古城墙边传来婴儿啼哭，循声寻找，哭声从一小土包传出，将土刨开，得一男婴，尚在襁褓。民警介入，送医，孩子查出患严重先天心脏病，未脱险。找到家人，孩子爷爷奶奶称"误埋"，埋前孩子已无气息。未立案。

@孙愿平：从海外归来的朋友带来的消息：知道那么多高官送孩子到海外是怎么就业的吗？他们那水平在国外根本找不到工作！于是我们那些大型国企尤其是所谓五百强企业就出场了！它们就在那个国家设个分公司名正言顺地让那些公子哥们担任了高管，企业赚不赚钱无所谓，工资一定要与跨同公司看齐！这就是国企真相。

@作家崔成浩：夜深了，最高司令官的房间还亮着灯。雪主夫人倒了一杯热水，轻轻走进去放在书桌上说，＂恩，早点休息吧！＂司令官深吸了一口烟，望着窗外的月亮，忧郁地说，＂一想到美帝和南朝鲜人民还在等着我们去援助，我就睡不着。＂说完，烟从他的嘴角和鼻孔一起冒了出来。

@ozzygogh：我现在听歌基本只用Spotify，今天住我隔壁的英国哥们儿说丫电脑上不知怎么没法上Spotify，听了别的中国人推荐现在用QQ音乐。听说我没用过QQ音乐后直夸QQ音乐简单易用，并向我强烈推荐，吃错药感强烈。

@Fenng：技术男甲：你买了Retina屏MBP？技术男乙：不是买的，昨天晚上一个好漂亮好漂亮的妹子拿着这台MBP，我跟她在ChinaJoy聊了好久，送她回家，她把MBP丢在一旁，脱光衣服对我说「来吧，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我就把MBP拿回来了。技术男甲：你做的对，她的衣服你穿肯定不合身。

@爱范儿：一件好产品，在不恰当的时候推出也是一场灾难，比如在 Google Reader 被宣布死亡日期后，Google Keep 的推出。而鉴于 Google Reader 的用户中不乏媒体人，这灾难就来得更深刻。用我们编辑私底下调侃的话说："真是急翔如溢"。

@wuyagege：云服务的根基是信任。做云服务的公司要给人一种它是可靠的，数据放在那里安全且不会流失。信任消失之后再找回就难了。

@huoouh：地铁上一个大妈，上车后从容地找到一片空地，支开手里提的小椅子（带靠背），拿出ipad mini，装上smart cover，悠然自得，开始看还珠格格。我恶狠狠地和身边的人说：人生赢家！

@hungtseechau：听说央视又在黑苹果了，说记者给库克发邮件他不回，我想以央视的水平发给kuke@pingguo.com也不是不可能的。

@Dtiberium：一个很久不联系的高中女同学在qq上找我，才生了小孩，我心里一紧，果然是找我买奶粉……

@onionsama："千万别觉得别人过得比你好，他们只是相机比你好。"#深以为然

@gamewind：英文里的"don't say it"最信雅达的翻译果然是"求别说"。

@马碧徳：标点符号的节操等于零，比如把"我怀孕了，孩子是你的。"变成"我怀孕了，孩子，是你的。"就可以完美演绎一段。

@五行属二：日过三竿了，我慵懒地睁开眼睛，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唉，要是每天都这么爽就好了，想到这里不禁转过头向外看去，镜子前边，三竿正在刮胡子。

@Scswga：我养过一条狗，给它起名叫"别动！"我经常对它喊："过来，别动！"后来，它疯了......

+中国数字时代   +阳光时务周刊  

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 (上)

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 (上)

   胡 平

   一·从《狱中书简》到《自由书简》

    今年八月，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波兰的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新着《自由书简》(Letters from Freedom)；这家出版社曾经在一九八六年出版过米奇尼克的《狱中书简》(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其间整整相隔了十二年。

   这十二年是极其不平凡的十二年。就在这十二年间，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一大批共产专政的国家义无反顾地走上自由民主之路。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它的意义足以和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相媲美。

   在这一伟大的历史巨变中，波兰是光荣的火车头。在共产党国家的民主运动中，波兰至少有三个“第一”：第一个赢得合法存在的、真正独立的、有上百万民众参加的民间组织——团结工会(1980年10月)，第一次成功地由共产党当局和民间反对派共同举行的圆桌会议(1989年2月)，第一个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由非共力量组成的中央政府(1989年8月)。

   提到波兰的民主运动，除了瓦文萨之外，还有一个名字不能不提到，那就是亚当·米奇尼克。米奇尼克是波兰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工人自卫委员会(KOR)的创建人，团结工会顾问，民主运动战略家；波兰民主化后曾当选为国会议员，担任波兰最大日报《Gazeta Wyborcza》的主编至今。

   米奇尼克被视为杰弗逊(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起草人，第三任总统)式的人物，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既是思想家，又是行动家。由于他在非暴力斗争的理论和实凵系慕艹鲐暙I，波兰流亡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洛兹(Czeslaw Milosz)把他比作甘地。三十多年来，米奇尼克一直是波兰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灵魂人物。

   自波兰的团结工会诞生之日起，我就对波兰的事态保持密切的关注。八三年，北京的世界知识出版社翻译了一本记叙团结工会运动的书《波兰在十字路口》。我从这本书里第一次知道了米奇尼克的名字。八七年来美后，我有机会阅读到更多的关于波兰民运的书籍文章，其中就有米奇尼克的那本《狱中书简》，还有阿希(Timothy Garton Ash)写的《波兰革命：团结工会》(Polish Revolution：Solidarity)。八八年的一期《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刊出长文专题介绍米奇尼克，我请人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之春》。

   不过据我的观察，在中国人中间，甚至在中国的异议人士和民运人士中间，了解米奇尼克其人其事的仍然不多。这不能不是个缺憾。在此，我不妨借评述《自由书简》之机，对米奇尼克的思想略加介绍。我深信，正在为自由民主而进行艰苦奋斗的中国人民，一定能从中吸取许多宝贵的教益。

   《自由书简》一书的副标题是《冷战后的现实与展望》(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tiyes)，全书共348页，收有米奇尼克的二十五篇文章(包括对话录)，按内容分为三部份：一、无望与希望，二、对1989-1990年革命的评论，三、讲演录与对话录。

   这些文章有的是政治性的，有的是哲理性的，有的是对当下发生之事的评论和指点，有的是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回顾与反思。几篇对话录尤其精彩。一篇是和诗人米洛兹的对话，这是两个知识分子的对话，谈的是历史和文化；一篇是和捷克总统哈维尔的对话，这是两个持不同政见者、两个民主政治家的对话，谈的是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和共产主义之后的新时代；还有一篇是和雅鲁泽尔斯基的对话，这是两个旧日的政治对手的对话，一个是先前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反对运动的领导人，一个是前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第一书记，戒严令的颁布者，谈的是团结工会运动和波共当局镇压的那段历史。

   二·米奇尼克的心路历程

   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米奇尼克的心路历程，用他自己的话，可谓“既典型又不典型”。典型之处是，和许多人一样，米奇尼克也是先从正统意识形态的虔诚信仰者变成体制内的批评者，然后又变成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最后再成为政治反对派。至于他的不典型之处，看来则与他的背景有关，和他的个性有关。

   1·“因为我无知，所以我无畏”

    米奇尼克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从少年时代起，米奇尼克就以共产主义接班人自居。有趣的是，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很早就开始成为叛逆者。

   米奇尼克说，他和别的许多波兰人不一样，别人对党不满，但因为害怕而不敢公开批评；米奇尼克不害怕，因为他天真地认为，党是我的党，国家是我的国家，我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党不是一直号召我们要为真理斗争，为正义斗争吗?因此，米奇尼克见到了不符合真理不符合正义的事就毫无顾忌地大声讲出。米奇尼克说：“因为我无知，所以我无畏。”

   在一堂历史课上，米奇尼克站起来发问，就二战期间苏军秘密杀害大批波兰军官一事提出质疑：“既然共产党提倡讲真话，那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件事的真相呢?”结果他被老师赶出课堂。那时他才十三岁。

   接下来，有两件事给予米奇尼克极大的震撼。米奇尼克父亲的一个朋友，也是个老党员，在西伯利亚的集中营关了整整二十年后才重返波兰。另外，米奇尼克的一个亲戚也曾在西伯利亚关了十年，只因为他过去参加过波兰的国军(注：波兰的国军是二战时的一支地下武装力量)。象小说《牛虻》里的阿瑟猛然醒悟到自己受了神甫的欺骗，米奇尼克顿时失去了对共产党的信仰。他对自己说：“信上帝，但不信教会。”这意思是信共产主义但不信共产党。

   2·“我不知道要是没了共产党我该作什么”

    那以后，米奇尼克拼命地研究理论，努力地思考各种敏感的政治问题。他结识了一批华沙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包括库隆(Jacek Kuron)和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库隆后来也是团结工会的顾问，米奇尼克称他是“团结工会的教父”。克拉科夫斯基后来流亡西方，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牛津大学，有《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等书问世，在中国哲学界应不是陌生人物。

   在此期间，米奇尼克还结识了地位显赫的哲学家沙夫(Adam Schaff)。沙夫当年是波共的头号理论权威，是波兰的胡乔木。但沙夫的思想比较解放，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写过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著作。这些观点直到八十年代还被中共的胡乔木视为异端。另外，沙夫也更博学，对当代西方哲学相当熟悉，从他写的那本语义学引论(也有中译本)便可见其功力。由于沙夫的自由化倾向，后来被撤销党内职务。

   米奇尼克对沙夫说，我想成立一个研究小组，行吗?这时的沙夫已经颇有些犬儒味了，不过沙夫毕竟也年轻过，他大概在十五岁的米奇尼克身上看到了少年时代的自己，所以欣然认可了米奇尼克的意愿。沙夫说：“哦，你们是想成立你们自己的俱乐部吧，行啊。你们可以在这里见到华沙的知识精英。要是有人找你们麻烦，找我。”于是，这个由一帮十几岁的少年组成的、后来被称为“修正主义苗子”的小组织就成立了。

   在当时的波兰，任何自发性组织都是被禁止的，米奇尼克的俱乐部却侥幸地存在了一年多才被解散。这或许与沙夫这顶保护伞有关，大概更与这帮孩子们都太年轻，当局起先根本没当回事有关。再说，俱乐部的成员基本上都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当局没有从一开始就把他们当外人。

   米奇尼克说，他们这伙少年的共同之处，一是都很聪明，二是都特天真。天真给了他们力量，天真给了他们勇气。他们自称为“寻找矛盾的人”，专门讨论各种犯禁的问题，例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自由问题，苏联干涉匈牙利的问题，波兰是不是需要第二次革命的问题。

   俱乐部终于被解散了。米奇尼克的言行甚至传到最高当局。波共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在中央全会上对米奇尼克点名批判——那时他刚十六岁。下来，库隆把这件事告诉了米奇尼克。米奇尼克不信：“我没功夫听你瞎掰，我还得补习物理呢。”库隆说：“哥穆尔卡同志不用补习物理，所以他有功夫干这些瞎掰的事。”

   一九六五年，十八岁的米奇尼克第一次被抓进监狱，因为他参加了反对当局打击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抗议活动，还深深地介入了由库隆等人发起的致波共中央公开信的活动。起先他没料到警察会找上门。抓进监狱之初，他以为只会关两天——因为连库隆也只关了四十八小时，但结果被关了两个月。

   自那以后，米奇尼克就和比他年长的一批异议人士(库隆等人)站到了一起，不过他的观点比那些人还要激进些。他主张波兰摆脱苏联控制真正独立，主张重建议会民主制。年轻的米奇尼克现在已是扬名全国的异议人士了。他决心把反对共产党专制作为毕生的使命。他说：“我的一切都归于共产党。我不知道要是没了共产党我该做什么。”

   此后，米奇尼克度过了三年(1965-1968)有声有色的大学生活。拜校园小气候之赐，他和几个朋友甚至扮演了某种合法反对派的角色——在一个不允许反对派合法存在的国家。一次，拉科夫斯基参加了他们的一场讨论会(拉科夫斯基属党内自由派，后来作过波共的末代总理)。米奇尼克们与拉科夫斯基展开了如下一番问答：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理论吗?” “是，当然是。” “马克思主义者信上帝吗?” “不，不信。” “哥穆尔卡是人还是神?” “自然是人。” “既然是人，那么，他能象神一样不犯错误吗?” “不能，不可能。” “好了，拉科夫斯基，那他为什么从没犯过错误给人批评呢?”

   3·“我要和这个制度一刀两断”

   

   一九六八年是一个转折点。

   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上下结合的自由化运动，史称“布拉格之春”。米奇尼克和他的朋友们十分激动。他们希望波共当局也能推动同样的改革，他们呼喊：“波兰在等待她的杜布切克!”

   在华沙，米奇尼克带领着一群学生前往波兰诗人密凯维兹的纪念碑前献上花圈，象征性地表达了对当局的抗议。那时，华沙正在上演密凯维兹的名作《先人祭》。剧中有些台词表达了诗人反对沙俄控制，追求民族独立，反对专制，追求自由的信念与激情。波共当局心中有鬼，责令删除掉那些可能会引起人们联想对比的词句，后来又干脆禁止演出。据说在《先人祭》的最后一场演出，当演到被当局动了手脚的那些段落时，台下的观众几乎全部站立起来，齐声朗诵着被删除的那些诗句，这时已分不清台上台下，分不清演戏与现实，整个剧场充满悲壮的气氛。

这种场景只有在共产国家才能见到，也只有在共产国家的这一阶段才能见到。在这之前，民众缺乏反抗的觉悟，因此不能对一个信号心领神会，引发强烈共鸣；在这以后，窗户纸已经捅破，民众要表达反抗情绪不必再借助于隐喻和象征。唯有在这一阶段，民众已经萌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并且多少感觉到这种情绪的广泛性，但由于专制所织造的舆论一律弥天大网在表面上还未出现裂痕，每个人心里都还对普遍的社会情绪把握不定，这时如果出现了偶然的或有意人为的某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借古讽今的、指桑骂槐的信号，这就使得人们能够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因而也是较小危险的方式，直接地渲泄压抑多时的情感和公开地挑战禁忌。

   局外人很容易低估这种反抗活动的现实意义，因为它看上去太间接、太含蓄、简直是隔靴搔痒。他们也不大明白，为什么这种仅仅是象征性的反抗活动竟会激发民众如此的热情和当局如此的惊恐。问题在于，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它所谎称的民意之上的，所以它最怕这种谎言被公开揭穿。

    然而，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下去了。苏军的坦克开进了布拉格的街头。波共当局和波共的军队也参加了镇压行动。一种希望、一种幻想破灭了。

   在波兰，当局也发动了一轮反自由化运动。米奇尼克又一次被投入监狱，这次他被关了十八个月——他本来以为至少要关八年。就在这时，米奇尼克完成了思想的一次重大飞跃。象索尔仁尼琴一样，米奇尼克忍不住要说：“监狱，你塑造了我。我感谢你!”体制内批评者的阶段从此结束，米奇尼克对自己说：“我要和这个制度一刀两断。”

   这样，米奇尼克开始进入了体制外持不同政见者的阶段。“我们不再试图在官方那里寻求一席之地。持不同政见者建立自己的体系，创造适合自己的环境。你不再把材料交给官员中的自由派，你自己去印刷、去发行。当你路见不平，你不再向官方申冤，你自己就联合受害者，帮助他们。”

   在持不同政见者阶段，米奇尼克除了直言不讳，对共产党专政发出道义谴责之外，还在一九七六年积极协助创建了保卫工人委员会。

   在第二次出狱之后，米奇尼克被当局强制下放劳动，在华沙的一家灯泡厂当了两年电焊工。这使他获得了很多任务人朋友。波兰的经济改革起步很早，这时已经有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物价也不断上涨。许多工人的生活陷于困顿，有的工人试图抗争，结果还遭到当局的殴打迫害。保卫工人委员会竭尽所能，给工人家庭提供帮助，并由此建立起知识分子与工人的联盟。

   作为身受共产党无神论教育的一代知识分子，米奇尼克自己不信神，并习惯于把天主教的传统势力视为愚昧、保守、反动。但是现在，他开始对天主教有了新的看法，他开始考虑把传统的左派力量与传统的天主教力量结合起来。他在一九七七年把自己的书稿《教会与左派》偷送到法国出版。这本书为形成反共产专制的大联合提供了思想基础。

   4·“我开始从政”

    事后米奇尼克回忆到，持不同政见者的生活是最轻松的。

   这倒不难理解，因为你既摆脱了谎言的迷惑，又走出了恐惧的阴影。你完全按照良心生活，按照信念生活。你有一种道德自我完成的美好感觉。你知道你发出的声音，尽管相对微弱，但终究在发生影响。不错，你在遭受压迫，但正因为如此，你感到自己存在的重要。另外，今非昔比，压迫已经不那么严酷，因此也不难承受。再说，整个社会的气氛大变，一个象米奇尼克这样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尊敬。

   但是，米奇尼克也清醒地认识到，“持不同政见者有自身的局限性。如果到达了某一点，我还不能找出一条政治出路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索然无味的说教者，成天在那里翻来复去的讲大实话，好象那是什么了不起的政治思想。那样的话我就完了。”

   在一九八零年炎热的夏天，波兰北部的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团结工会应运而生。米奇尼克立即投入，“从那以后，我不再公开为某一道义上的事而表态，我开始从政。” 以上是对米奇尼克心路历程的一番简述。在波兰实现民主转型后，米奇尼克又经历了两次角色的转换。先是当选为国会议员，由在野政治家变成在朝政治家，然后又退出政坛，专务写作与报纸的编辑，成为一个公众知识分子。不过，这种角色转换和思想演变没有多少关系，故此处不再多说。

   三、感慨与联想

    阅读米奇尼克的心路历程，令人颇多感慨和联想。

   1·关于勇气

    少年时代的米奇尼克一直把共产党看成自己的党，把自己看成党的人，所以他不害怕，所以他放言无忌。不过这里也有不合逻辑之处，米奇尼克自己后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既然我们早就知道了别人、包括父亲的朋友和亲戚的遭遇，我们早就该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那为什么我们当年在批评党的时候，没有估计到自己的遭遇呢?我们为什么会以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就不会同样的发生在自己身上呢?

   米奇尼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此，我不妨试图给出一些解释。

   首先，我以为这是出于以己度人的人之常情。正如米奇尼克所说，尽管他当初已经认识到共产党的许多错误，但主观上还并没有所谓反党的动机。你不对党有敌意，你就不容易充分估计到党会对你有敌意。一般人常常弄不清什么是敌人，他们常常把他们恨的人当作敌人，但其实所谓敌人，不必是你恨的人，而是恨你的人。

   另外，极权专制不同于传统专制。在传统专制下，臣民还多少有一点批评的空间，专制者有时还不得不下“罪己诏”；极权专制则连这一点空间都取消干净。如果你只知道共产党的专制性，但还不知道它的极权性，你就有可能留下和当初米奇尼克一样的盲点，误以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不会同样发生在自己身上。

   米奇尼克说，他早年的反抗纯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要是我们知道百分之九十五的波兰人所知道的，我们就不会那么勇敢了”。的确如此。早期大部分反抗者的勇气是来自天真，无畏是出于无知。例如中国五七年的右派，十之八九是中了“阳谋”，本来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并不是要“向党进攻”。是故，许多早年的反抗者，当他们不再天真不再无知，他们也就不再勇敢不再反抗了。

   可是，当米奇尼克从小牛长成大牛，几次被老虎咬伤，但依然英勇无畏，一如往昔，可见米奇尼克上面那句话也只是一面之词。

   勇气这东西，部份来自先天，部份来自后天。在后天中，早年经验又很重要。勇气象肌肉，是练出来的。但若一开始，负荷量就大大超过身体的承受力，其效果便可能适得其反。共产制度下的人，大部份都变得很怯懦，有的是压成的，有的是吓成的。米奇尼克由于出身红色家庭而比别人更幼稚，目睹恐怖却未受惊吓。另外，他又成长于非斯大林化之后的波兰，虽然小小年纪就屡遭迫害，但迫害的份量比先前已大为减轻，所以他的勇气非但没有被压垮，反倒因之而增强。

   米奇尼克的这段故事如果发生在同时期的中国，至少得判十年八年。在文革前，张郎郎和一帮少年朋友组织过一个名叫“太阳纵队”的文学沙龙。和米奇尼克们相似，张郎郎们也是出身革命家庭，“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事后张郎郎也问过自己，既然当时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环境，对写诗搞文学的危险性“也有所觉察，但怎么还那么胆大包天呢”?张郎郎也同样归结为“初生牛犊不怕虎”。虽然从父辈的私下言谈中，张郎郎也知道了一些诸如延安时期文艺界内部斗争的残酷与荒谬的故事，但“年少气盛，不但不怕，反而觉得搞艺术的人就得有这么个气魄”。要说思想上的离经叛道，“太阳纵队”——那毕竟只是文学沙龙——比“矛盾寻求者”差得很远，但张郎郎后来的命运却是被判处死刑，几乎送命，另有成员自杀身亡。

   2·关于波共

    这就有必要讲一讲波兰共产党的故事了。

   借苏共二十大的东风，早在一九五六年，波兰就开始纠正斯大林时代的极左路线。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报告本是党内高层机密文件，但波共政治局的一些人却公开翻印了一万五千份，还直接送交西方记者，惹得赫鲁晓夫都很生气。该年六月，波兹南爆发工潮，示威者冲击当地公安局和党委会，放出政治犯。波共当局下令镇压，酿成流血事件。

   波兹南事件使当局深感改革的必要，于是大力改革领导班子。这年十月，波兰的邓小平——哥穆尔卡，在结束了五年的监禁生活后，在万众拥戴下当上了波共第一书记，从此开始了所谓“波兰的十月”的充满希望的新阶段。这比起“中国的十月”(一九七六年十月)早了整整二十年。

   在这时，波兰已经着手进行经济改革，领导改革的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在政治上，一九五七年一月进行的新的议会选举，开始实行了差额选举制(早于中共十三大整整三十年)，而且还公布了投票结果(今天的中共做到多少?)。意识形态控制显著放宽，人道主义的研究勃然兴起，一些深刻反映具有重大政治敏感性历史事件的电影公开上演，在国际上都造成相当影响。

   可是很快地，自由化趋势遭到哥穆尔卡的压制。先是反知识界的自由化，随之而来是压制大学生，最后则是同工人发生冲突。一九七零年冬天，由于经济改革引发物价上涨，导致大规模工人罢工，罢工遭到了镇压，但哥穆尔卡也随之下台。

    新上台的盖来克执行了一条比其前任更改革的路线。波兰的经济确有好转，人民的生活也明显提高。到了七十年代末，波兰已成为中度发展国家。在政治上，盖来克几乎每天会见群众代表，并四处视察。政府的“透明度”大为提高，老百姓都知道，政治局每个星期二召开会议并发表公报。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一批非官方出版物(油印、复印)，也出现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的组织。当局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会打压，一会不管。在团结工会兴起之前，波共的情况大抵如此。

   有人说，现在的中共已经很开明了，改革也搞得很不错；因此再去要求什么自由民主就未免奢侈，不知足。让他们和二十年前的波共比比吧。在苏东波过去十年之后，中共的一党专制还没有结束，有人说是因为中共的政绩更出色。其实分明是中共的专制更恶劣。天下的共产党专制都是靠暴力维系的，哪里的共产党越开明，哪里的一党专制就结束得越早。

   3·关于反共

    米奇尼克在领略到共产党的厉害之后，还要坚持反抗。这又是为什么?

米奇尼克写道：“为什么我们要反对共产主义?为什么我们甘愿成为受压制的少数派，而不愿意加入所谓大多数在极权专制的世界里讨生活?”

   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米奇尼克说，共产主义是谎言，而我们追求真理；共产主义意味着驯服，而我们坚持独立；共产主义是奴役、恐惧和书报检查，而我们要求自由；共产主义摧毁传统，而我们认同传统；共产主义是不公不义，而我们相信公平与正义；共产主义是掠夺，是懒惰，是贫穷，而我们追求理性、效率和繁荣；共产主义压迫宗教，而我们主张良心自由。总之，不论你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是传统派还是现代派，不论你是喜欢社会主义还是喜欢资本主义，你都应该反对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够形成反对共产专制的大联合，道理即在于此。

   米奇尼克坚决反共，但是他不同意把共产主义学说仅仅视为一派胡言。诗人米洛兹讲起，有一次他对一个西方人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力的思想理论。对方立刻指责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诗人对此大不以为然。米奇尼克深有同感。他补充道：“谁要是说马克思主义除了恐怖就再不是什么东西，就证明谁不能理解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经历和别人的痛苦。”

   我想，米奇尼克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的经历。象他这样聪明勇敢的人也一度迷恋过共产主义，可见那套理论本身绝不简单。我们不愿意我们千辛万苦思考探索的那段精神历程，到后人手里只变成一个简单化的武断结论。共产主义恶梦已经过去，我们需要认真地从中吸取教训。如果只是简单地把这一切说成是愚蠢，那并不能使我们由此变得聪明，而只会使我们陷入另一种愚蠢。

   4·关于六八年人

    对米奇尼克而言,六八年是难忘的一年。我们知道，就在这一年，在西方也发生了学生造反运动。二十年后，米奇尼克有机会和当年美国的、法国的学生领袖交谈，双方都有相见恨晚之感。米奇尼克总结道，虽然当年彼此的抗争目标和抗争手段都不一样，有的还互相对立，但仍然惺惺相惜，因为同是六八年一代人，我们毕竟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反权威。

   无独有偶，国内学者朱学勤也提出过“六八年人”这个概念。不过，朱学勤笔下的“六八年人”是指当时一小批较早摆脱狂热，对文革开始进行某种批判性思考的青年，不是统指所谓红卫兵一代。

   近些年来，海内外都有一些老三届或当年红卫兵与造反派致力于中国的文革造反运动与同时期西方学生造反运动的比较研究。我的一个老朋友以任之初的笔名写了一本书《红卫兵与嬉皮士》，提供了不少有趣的材料和中肯的分析。

   我还读到过作家张承志(当年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和它的命名者)的一段话。他强调红卫兵运动的青春性和叛逆性。他写到：“应该说，不是法国五月革命的参加者，不是美国反战运动的嬉皮士，是我们——我们这一部份坚决地与官僚体制决裂了的、在穷乡僻壤、在底层民众中一直寻找真理的中国红卫兵——才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的象征。”

   据我所知，不少人至今仍强调文革的所谓反官僚体制的积极意义，对毛泽东身为最高统治者却又主张不断革命、造反有理总有些敬佩。这些人不知道，大独裁者都是不喜欢官僚体制的，虽然他事实上又离不开官僚体制，正象大资本家不喜欢中间商、但又离不开中间商一样。一个人不断地造反、反叛权威，其逻辑后果是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是让天下只留下自己一个人的权威，是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还能有别的结果吗?

   红卫兵运动貌似反叛权威的运动，其实，它恰恰是权威主义的运动。就象“毛主席领导我们反潮流”这句悖论式口号所揭示的那样，它是在权威的指挥下释放某种青春反叛性，因此当然是被扭曲的反叛性。红卫兵自称“毛主席的红小兵”，注意这个“小”字，它不是指职位低下，不是“小官”的小，它是指幼小，表示对一个“大”的依赖，并以此为荣。

   至于对所谓底层民众的崇拜，看上去象是民粹主义，其实还够不上。六十年代的中国，谁最是底层民众呢?黑五类。毛思想的最荒谬之处在于，先是以被压迫者的名义打倒原先的所谓压迫者，从而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大的压迫者，但同时还要垄断着“被压迫者”的美称，另一方面，则是使别人成为最悲惨无助的被压迫者，但同时还背着“压迫者”的罪名，以便进一步加强对别人的压迫，并把它叫做“反压迫”。

   米奇尼克对西方的六八年人有相惜之感，但他并不赞同他们的很多观点。譬如说，他坚决不同意把西方学生抗议美国人的越南战争和他们抗议苏联人入侵布拉格这两件事相提并论。他的导师、克拉克夫斯基干脆指出，西方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带有法西斯倾向。

   四、在民主运动中

   1·自我克制的革命

    米奇尼克是一位杰出的民主运动战略家。他审时度势，为波兰民运提出了一套“自我克制的革命”的理论。

   考虑到共产党力量的强大，尤其是还有东邻苏联的虎视眈眈，米奇尼克深知，波兰的自由民主不可能一步到位。他认为首务之急还不是建立民主，而是赢得自由；不是向共产党夺权或是分享权力，而是限制共产党权力的范围，是在共产党政府之外开辟出一片自由的活动空间，建立起真正的民间社会。

   关于自由优先的思想，关于民间社会的思想，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早就提出过，因此并不新颖。但是，米奇尼克和他的朋友们能把这种思想运用于极权社会中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那无疑是个创举。什么叫独创性?独创性并不是无中生有。独创性就是在前人的成果上又向前跨出一步。

   团结工会不是共产国家中第一个独立工会，但它是第一个迫使当局承认其合法存在的独立工会。人们爱谈论“第一”，由于共产专制只手遮天，它能把最初的抗争消灭得不留痕迹，因此，我们所能知道的种种“第一”，其实都不是第一，而是“第N+1”。包括最近国内的组党活动，有人说这是第一，以前只有秘密组党，公开组建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党，这次应是第一。这些朋友忘记了，如果不是有人公开组党遭到镇压，后来者何苦转入秘密?

   团结工会成立的那天，米奇尼克并不在场。他本来是想劝阻工人们不要急于成立工会的，因为他耽心当局会镇压。当他正打算从华沙赶到格但斯克时，却被当局扣住。于是，工会就在没有听到他的意见、又出乎他的估计、但绝非违背他的理念的情况下破土而出了。

   由不同政见者转变成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家，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因为这两种角色有不同的要求。米奇尼克说：“俄国人建立了一个高度发展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化，其中有两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他们是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但是他们的观点不能从道义上转移到政治上来。”“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不是政治性的，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意味着始终坚持一种道义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政治就不同了，政治总是需要妥协的。”

   有些质量对不同政见者是必备的，也是高贵的，但对于政治家却完全不适用。“突然，要取胜这一点变得十分重要”，而不同政见者的崇高之处恰恰在于他不在乎成败。一个因为坚持自己主张而不惜走进监狱的不同政见者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一个因为坚持自己的策略而使运动遭到镇压的政治家却只能是蹩脚的政治家。

   另一个问题是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作为不同政见者，你不怕群众不理解不追随；但是作为政治家，你必须要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孤家寡人可以是不同政见者的骄傲，但却是政治家的失败。身为不同政见者，你自己坚信你是在代表人民讲话，但是，除非人民认同你的讲话，否则，你的自信、你的自我感觉良好在政治上就没有什么意义。另外，如果大多数民众虽然在暗地里赞成你的主张，但慑于专制统治的淫威而不敢公开地站出来支持参与，那同样于事无补。所以，作为民主运动的政治家，你还必须在激发起群众道义热情的同时，考虑到群众的风险意识，找出一种能让他们切实投入的办法。在这一点上，团结工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2·米奇尼克与瓦文萨

    对手常常比朋友看得更清楚。雅鲁泽尔斯基正确地指出，瓦文萨、米奇尼克在战略上是鹰派即激进派，在策略上是鸽派即温和派。用瓦文萨的话：“我激进得很，但我不想找死。我非赢不可，我可不愿意输。”

   说来也有趣，米奇尼克与瓦文萨虽然在战略上和策略上都很一致，但两人的关系一度搞得很僵。团结工会运动虽然是在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保卫工人委员会多年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主体毕竟是工人，因此，作为工人领袖的瓦文萨便有些自大，不大瞧得起知识分子异议人士。再有，波共当局拿着庞大的工人群体不好办(就象八九期间中共当局拿着庞大的学生群体不好办一样)，于是就用抓“幕后黑手”的策略，挑出库隆、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重点攻击，说是只有和这些“黑手”划清界限才肯和团结工会达成协议。瓦文萨一来是避免对手抓把柄，二来是趁势强化自己的地位，也采取了一些小动作排挤米奇尼克等人。这让米奇尼克很恼火。事后瓦文萨说的也坦率：“站在你的位置，碰上和我这号人打交道，如果我是你，早把别人打破头了。你这人很君子，我的头还好好的。”也许是身为“老革命”却受排挤之故，那时，米奇尼克很不相信瓦文萨，疑心他向共产党让步太多，到头来把团结工会弄的和共产党官办工会相差无几。直到当局突然袭击实施军管，瓦文萨和米奇尼克一道被抓，这种猜疑才冰消雪融。米奇尼克说，那以后，我和瓦文萨好得象同性恋。

   瓦文萨堪称政治奇才。他老谋深算，冷静清醒。团结工会赢得合法存在，一位西方记者问，你们干嘛不改为政党呢?他说不愿意，“既然可以用锤子敲，为什么非要用脑袋撞”?记者说，今天的波兰，最惊奇的是人民已经毫无恐惧。你同意吗?瓦文萨立刻警觉起来，他说：“等等看······我听说有一种海洋动物会游到沙滩上自杀。我有点怕。可能我们也在干着类似的傻事。你不能不顾现实，自我陶醉，不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错误。万一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不幸的是，许多团结工会的人让胜利冲昏了头脑，结果遭到波共当局的重重一击。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全国戒严，实施军管，取缔团结工会。

   团结工会运动遭到严重的挫败。米奇尼克也被捕入狱。一年后他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波兰的教训，文中讲到团结工会内部的两派之争，在后期，运动开始失控，温和派不能掌握形势。尽管在两派之争中，“很难说哪种声音占上风，不过激进派的嗓门更大。常常是那些来自大工厂的年轻工人，迫使团结工会的头头们采取更激进的步骤，结果是越来越收不住，尽管瓦文萨和库隆好几次都想收。”

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团结工会进行了顽强的、坚韧不拔的抗争，终于在八年多后，再一次使波共当局坐上了对话席，开始了解束一党专制的胜利进军。

   一九九二年四月，米奇尼克和雅鲁泽尔斯基进行了一次长谈。由于雅鲁泽尔斯基同意召开圆桌会议，朝野双方共同推动民主转型，米奇尼克原谅了雅鲁泽尔斯基。他俩已从冤家对头变成了朋友。

   这次对话十分珍贵。因为在这次对话中，两个先前的对手各自交换了彼此的想法。这在雅氏方面尤其难得。你几时读到过一个专制者吐露心声呢?

滕彪：中國新公民運動

中國新公民運動
作者：滕彪
中國需要新公民運動。這是一個古老民族徹底告別專制完成憲政文明轉型的政治運動，是徹底摧垮特權腐敗、以權謀私、貧富巨壑建構公平正義新秩序的社會運動，是徹底告別專制臣民文化締造新民族精神的文化運動，是提升整個人類文明進程的和平進步運動。

二十世紀中國歷經多次運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新生活運動……試圖告別專制、改造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精神境界，然而內憂外患的民國時代很快就結束了，這些歷史正向的運動因沒能完成根本政治制度變革，都成了曇花一現。

1949年之後中國極權專制回光返照，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大躍進直到文化大革命，這些反向的運動因逆歷史潮流注定了悲劇結局。1980年代，共產黨曾經發起“五講四美三熱愛”，但是當一場社會改造運動由專制者發起，摻雜太多專制私利，不可能帶來社會的真正改變。

今日中國依然沒能走出專制，強權壟斷、貪腐橫行、貧富差距、暴力強拆、教育失衡、社保黑洞……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的根源都是專制，中華民族需要一場順應歷史潮流的偉大的公民運動，自下而上，從政治、社會到文化，從公民個體覺醒到整個中華文明再生。

新公民運動的目標是民主法治的自由中國、正義幸福的公民社會和“自由·公義·愛”新民族精神。

新公民運動的核心是“公民”，這是個體概念，亦是政治概念和社會概念。公民不是臣民，公民是獨立自由之個體，遵從共同約定的法治秩序，不需向任何人屈膝臣服。公民不是草民，公民是國家的主人，執政者的權力必須來自全體公民的選舉，永遠告別“槍杆子政權”的野蠻邏輯。公民不是順民和暴民，公民是正義秩序中的幸福分享者和責任擔當者，正直坦蕩，溫和理性。

新公民運動的“新”，是指新的歷史條件、新的行為模式和新的自由秩序。新公民對應的概念不是舊公民，而是舊臣民。新的歷史條件包括技術進步、市場經濟、多元思潮，以及人類社會普遍的民主潮流，新的行為模式是新的理念和話語體系下的公民依法維權、公民非暴力不合作、和平民主運動，新的自由秩序是民主、法治、共和的憲政秩序。新公民運動的社會背景新，行為模式新，運動的目標新，因此當稱之為新公民運動。

中國社會大變革需要方向和靈魂，新公民運動倡導的新公民精神就是社會大變革的方向和靈魂。

新公民運動是一場政治運動，中國必然要完成政治文明轉型，建立民主法治健全的自由中國。新公民運動是一場社會運動，強權壟斷、貪腐橫行、貧富差距、教育失衡等問題的解決不僅靠民主政治制度，也要靠不斷進行的社會革新運動，中國人必須告別臣民社會、關系社會，建設一個公平正義自由幸福的公民社會。新公民運動是一場文化運動，徹底改造腐朽、墮落、猥瑣、敵意的專制文化，締造“自由·公義·愛”新民族精神。

必須結束專制，但新公民運動遠遠不只是民主革命，新公民運動的話語體系不是推翻，而是建設，不是一個階級取代另一個階級，而是讓公義行在中華，不是敵意與仇恨，而是博大的愛。新公民運動追求真相與正義，但從不放棄和解的願望和努力。社會變革進程中，從公民個體到整個國家，需要一種新的精神凝聚整個中華民族。

新公民精神可以概括為“自由、公義、愛”。

自由意味著獨立追求信仰、思想、表達和生活的自主、自在、真實的自我，人的自由是社會、國家、法律的終極目的。公義是此世的公平正義，是國家和社會的理想狀態，機會均等，強有制約，弱有保障，每個人各展所長、各盡所能、各司其職、各得其所。

公義意味著民主法治為制度基石，意味著個體責任，捍衛和追求權利，關心公共利益，尊重別人的權利邊界。愛是人類幸福的源泉，是新公民精神的最高境界，一個民族的精神內涵必須有愛，消融一切仇恨與敵意，締造自由幸福的公民社會。

新公民運動包含公民權利運動、公民不合作運動和民主運動，以新公民精神主導這場波瀾壯闊的中國和平轉型運動。公民權利運動是民主運動的土壤，包括個案維權、拆遷維權、復轉軍人維權、環境維權、信仰自由維權、反戶籍隔離等爭取群體權益的社會運動。

公民權利運動偏重於個體或某個群體的權利訴求，而中國的強權壟斷、貪腐橫行、貧富鴻溝、社保黑洞等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已經到了必須政治解決的時候，公民權利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進入民主政治運動。

公民不合作運動貫穿整個權利運動和民主運動，包括消極抵制專制和積極維護自由權利。與公民不合作運動相比，新公民運動更強調建設，在積極的公民社會建設中消解專制，不僅結束專制，而且要建設政治文明和公民社會的未來。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新公民運動還包含當今民主國家出現的以訴求公平正義為內容的新公民運動。正直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之際，在新技術正改變人類社會結構的大背景下，中國新公民運動彙集了前民主時代的公民權利運動和民主革命以及民主國家的社會革命。

中國新公民運動已經具備了社會基礎。三十年改革開放奠定了私有財產和市場秩序的經濟基礎，也帶來了社會多元潮流。執政黨從極權政體到威權政體再到寡頭政體，專治力量已經削弱，公民運動具備了一定空間。

互聯網、電信等新技術加速社會啟蒙和公民人際網絡形成。國際民主化潮流改造和制約專制暴力，並給新興民主國家的政治運動注入世界公民和平理性的精神。

沒有新公民就沒有公民社會和憲政中國，新公民運動強調新公民，從自身做起，從小事做起，踐行公民責任，不服從專制潛規，不同流特權貪腐，信奉民主法治，追求自由公正，公民行動，憲政中國。

新公民運動包括正在進行的各種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同城公民圈子運動、草泥馬運動，被拆遷戶運動，反戶籍隔離運動，6*4靜思節運動，信仰自由運動，拍客運動，環保運動，食品安全運動，參選人大代表運動，微博打拐運動，反壟斷運動，反貪腐運動……以新公民精神凝聚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

新公民運動倡導各行業新公民踐行新公民精神和社會責任：新公民法官公正廉潔，忠於法律和良心，不為權勢和私利枉法；新公民警察公正執法，除害安良，不刑訊逼供，不與黑惡勢力同流合污；

新公民檢察官忠於國家法律，不姑息腐敗，不枉不縱犯罪；新公民人大代表為公共利益勇於依法履職，不作表決機器和橡皮圖章；新公民教師關愛學生，不傳授謊言；新公民醫生關愛病人，不收受紅包，不亂開藥，不歧視病人；新公民律師忠於法律，依法維護當事人權益，不賄賂法官；

新公民會計師忠於會計准則，不做假帳；新公民編輯和記者追求真相，不報道謊言；新公民大學生努力學習，關心社會，考試不作弊，論文不抄襲；新公民學者以專業精神探求真理，不阿諛逢迎，不抄襲剽竊；

新公民藝術家表達真善美，拒絕潛規則；新公民裁判體育裁判獨立公正，不吹黑哨；新公民運動員公平競賽，不賭球玩假；新公民企業家面向市場誠信經營，不傍權貴；新公民產業工人確保產品質量，不偷工減料，不生產假冒偽劣；新公民食品生產者不摻雜有毒有害物質……。

推動新公民運動，公民可以：

傳播新公民精神。闡釋“自由、公義、愛”新公民精神，通過互聯網轉帖、街頭張貼、文化衫等方式傳播新公民精神。讓新公民精神出現在互聯網上、繁華街頭，更扎根於我們的內心深處。

踐行公民責任。承諾並踐行公民責任，堅守新公民行為准則，在生活中拒絕貪污腐敗、拒絕以公權謀私利、忠於良心不主動作惡，積極服務社會，相互監督承諾履行。新公民精神是一種擔當的精神，犧牲自己的利益作出公民表率，堅守良心和公義，直至公義遍行中華。

使用“公民”標志等各種身份認同形式。公民自行設計“公民”標志，以佩戴“公民”標志等方式在生活中強化公民身份的自我認同。

參與公民生活。定期“飯醉”，討論時政，關注民生，關心公共服務和公共政策，幫助弱者，服務社會，推動公平正義。每個地方都有一群現代公民，大家需要團結起來推動社會進步，團結從相識開始。

團結分工協作，以轉帖、訴訟、隨手拍、文化衫、圍觀、參選或拒絕參選、抄寫、集會游行示威、行為藝術等方式共同推動財產公示、信息公開、反貪腐、反戶籍隔離、信仰自由、言論自由、選舉權利等公民權利運動和公民不合作運動，在行動中踐行新公民精神，公民力量在公民運動中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