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的字源来自民主，通常指的是从其他政权型态转变成民主体制的过程。不少人主张民主化可以被视为一种长期而且连续的历史过程[1]，而且可以发生在各种社会领域，例如经济民主化、家庭民主化等等，[2]，近来也有学者讨论全球化的民主治理议题[3]。但是在一般人与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解中，民主化通常是指从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等其他各种政治体制转变成自由民主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威的组织方式可能会出现本质上的改变。
民主化的历史
1800-2003年之间以政体指数(Polity IV scale)8分以上(完全民主)衡量的民主国家数目，可以看出三波民主化的发展过程。(参见英语版)
根据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第三波(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的说法，人们通常将近代历史上的民主化分为三波，第一波始于美国独立与法国大革命，在十九世纪末带动了整个欧洲的民主运动；第二波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国家独立浪潮，但是在1960年代就逐渐衰退，第三波民主化的起点通常被认定是葡萄牙与西班牙在1973-4年之间的政权转型，其中包括南欧的希腊、拉丁美洲的巴西与阿根廷、智利等，经过了亚洲的韩国与台湾，最后以东欧的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与前苏联共和国的民主化为终点。
然而，每次民主化浪潮都是以威权或极权统治的反扑而告终。不仅在个别国家民主化是以迂回的方式发展，例如法国的民主化就经历了四次威权主义势力的反扑，整体来说，前述三波民主化在世界范围内也遭遇了反民主化的逆流。第一波民主化遭遇了极权主义的反扑，包括苏联斯大林的兴起、西班牙内战、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日本二二六事件政变与军国主义兴起与德国威玛共和被纳粹政权取代等。第二波民主化的逆流包括了许多非洲前殖民地独立后的威权化、韩国的军事政变、智利、巴西与阿根廷的军事政变等等[4]。
第三波民主化使得民主的治理范围与人口首次在世界上取得优势。然而，第三波民主化是否出现逆流或是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是否已经上路，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第三波逆流或许应该包括俄罗斯与前苏联共和国的威权化、中国八九民主运动的挫折、美国小布什时代的民主倒退与中亚的民主失败等等，也有人认为乌克兰等地的颜色革命会带动第四波世界性的民主化[5]。
民主化的原因
导致一国政权民主化的机制究竟是什么? 又为什么绝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都发展出类似的民主体制？这是民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对于民主化的起源，研究者跟政治家的看法通常分为两大派：结构论(structural approach)与过程论(process approach)。
结构论者着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阶级结构对政治转型的影响。例如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与独裁的社会起源》一书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1966: 414)，例如英国，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削弱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则希望参与政治保障其财产权，最后以流血革命来推翻贵族统治，这是自由民主制的起源[6]。在1959年，Seymour Martin Lipset提出了阶级结构影响民主化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虽然会导致穷人与工人阶级的不满与革命诉求，但是随着经济成长，城市中产阶级会逐渐成为阶级结构里的多数，或者说阶级结构从金字塔型变成橄榄型，而且中产阶级不倾向革命，因此会转而追求社会改革与政治权利的平等分享。这个说法被称为政治现代化理论[7]。
政治现代化理论遭遇了许多批评。Rueschemeyer等人在1992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一书中分析了欧洲与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治变迁，发现从历史比较来看，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通常支持威权统治者，甚至反对民主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所以有助于政治转型，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爱好民主，而是阶级结构的转型逐渐改变了各阶级的人数比例与政治力量的均衡，从而使得被支配阶级—城市中下阶级与工人阶级—逐渐发展出自我组织与集体行动的能力 (Rueschemeyer et al. 1992: 302)[8]。成熟的工人阶级是民主化而非革命的动力，这是阶级结构影响民主转型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9]。
对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反复研究确认了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化的显著关系，然而对此关系的解释仍然不一致，例如Adam Przeworski等人认为高人均国民所得与民主化的相关是因为民主在高收入国家比较容易生存，而在低收入国家比较容易崩溃，因此并不是经济发展导致了民主，而是贫困国家的民主没办法存活，才导致民主集中在高所得国家[10]。民主化的起源或许与发展没直接关系，更可能来自威权体制的内在矛盾，导致了菁英分裂与内部斗争。
民主化的过程
从1980年代开始，民主化的讨论重点转向对政治菁英与政治过程的研究。过程论者认为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影响不像结构论者说的那样重要，许多个案指出在低收入国家、例如十八世纪的美国或二十世纪的印度也可能发展民主体制。决定民主转型的因素主要不是来自阶级结构，而是来自于参与政治的主要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与策略[11]。过程论者通常将统治菁英分为保守派(强硬派)(conservatives/hard-liners)与改革派(reformers/soft-liners)，而将反对菁英分为温和派(moderates)与激进派(radicals):
保守派: 通常是军方或曾经以军队镇压过反对者的统治菁英，担心政治清算而倾向付出高昂代价巩固威权主义。
改革派: 通常是威权体制中的技术官僚或年轻继承者，认为由统治菁英控制下的改革，总好过血腥镇压或者被推翻。
温和派: 反对者当中担心民主运动过于激进将导致保守派夺权并且镇压民主势力的领导者。
激进派: 反对者当中认为军方或改革派不敢镇压，因此希望采取更激烈行动以推翻统治菁英的少数领袖。
通常，政治自由化始于统治菁英内部的路线分歧，并且使威权主义对言论自由与社会运动的控制松动，导致了自由范围的扩大与公民社会的兴起，对是否镇压统治菁英之间没有共识。公民社会孕育不同路线的反对菁英，也就是主张妥协的温和派与坚持立场希望一举推翻政权的激进派。过程论者认为在政治自由化与民主化的过程中，不是经济发展等结构性因素，而是这四派菁英的合纵连横决定了民主或威权体制的命运，而且军方的立场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改革派与温和派的结盟(也可以看成压制保守派并且背叛激进派)以及军队国家化对于不流血的民主转型有重大的贡献，但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反应也可能导致不同的结局。过程论者的研究不仅对民主化过程里的政治斗争有很强的预测与解释能力，也对当代政治转型参与者的策略选择有很大启发[12]。
过程论与结构论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观点，人们很容易将阶级结构的研究、与各阶级的相关组织(或者更广义的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过程中采取的策略联系起来，因此，近年来两股研究有合流的趋势[13]。
民主化的结果
民主通常被认为对政治发展有正面功效，例如在政治体制方面，民主化会带来更多公民自由与政治权利，包括司法与立法机构等权力制度的分化与相互制衡，贪污腐败的减少等等。在经济方面，有些人主张民主化能够加强对财产权的保护，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社会平等方面，民主化使得多数中下阶级成员获得选票与言论自由，在多党竞争的公平选举之下，通常会导致社会福利等大规模重分配政策的发展，因此可以减少贫富差距[14]。
然而，民主的长期制度表现，并不能解释短期民主化过程里的种种制度变迁与治理表现，这是因为民主化是各阶级或各派政治菁英出于自我利益所进行的冲突与妥协，在民主自由的各种权利与制度巩固之前，经常会导致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与严重的政治斗争，也不能保证必然发展出较好的政治制度。民主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经济混乱或衰退、领导人政治贪腐甚至贫富差距恶化等短期现象。因此，人们应该记得民主化绝不是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特效药。
此外，民主化也不是历史上必然的发展趋势，而是结构与策略因素混合的结果之一[15]。如同三波民主化逆转所显示的教训，失败的民主可能会导致威权主义的复兴或军事政变。因此，民主运动的终点可能是民主巩固或是威权反扑甚至军事镇压。
民主巩固是民主化的终点之一，通常被定义为各种民主自由的权利保障制度趋于稳定、而民主政权崩溃概率极低的状态，经验上来说，通常是以自由且公平选举下正常的两次政党轮替作为民主已经巩固的界限[16]。事实上，新的权力菁英或统治阶级可能不善于治理经济事务、或出于自利而贪污腐化，文人对军队的管理(例如裁军)也常导致政变的危险，要达成民主巩固的目标并不容易，种种困难常导致反民主势力或部分受害者的反扑，甚至让原来的反对菁英变成新的独裁者。
民主化的逆转-民主崩溃
在民主巩固无法实现的状态下，经常会出现反民主化的逆流。反民主化的逆流通常以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管制社会抗争或者非正常的政权轮替(比如暗杀国家领导人或者以社会运动推翻公平选举的领袖)为起点，逐渐修改法律缩小公民自由与政治权利，打击特定族群或阶级成员(例如纳粹对抗犹太族群或者中国的镇压反革命)，甚至宣布某种国家紧急状态或战争状态，最后以非民主选举的军事或政治领袖夺权成功并稳定统治权力而告终[17]。
新的非民主政权必须取得国际支持与稳定的政治结盟，除了掌握军队以外，通常必须获得邻近强权与国内有力阶级的支持，例如行政官僚、大资本家或地主等等，或者采取极权主义的做法，动员群众或以武力镇压彻底消灭国内的阶级敌人。其次，统治者必须尽快控制经济活动以取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至少必须养活军队跟干部)。此外，威权主义体制还必须建立不流血的接班制度，否则领导人的死亡或统治菁英的内斗，经常导致独裁政体一夕瓦解[18]。
虽然民主巩固很难，但是要巩固威权主义也非常不容易。威权主义有其内在的结构弱点，不但必须获得强权支持，而且面对控制军队、管制媒体(现代网际网络)与教育内容、压制反对菁英或中下阶级的公民组织、控制或管理经济以便成功收税、以及选择继承人(而不被自己的继承人提前推翻或事后批斗)等问题，这些经常成为威权主义政治危机的来源。如同许多政治学家指出的，失去信仰的威权主义依赖的统治工具归根结柢是谎言、恐惧与暴力[19]，被压制的公民社会只是在等待崛起的时机。民主化的起源之一，可能就是威权主义内在矛盾的爆发。
民主化程度的测量方式
民主化的研究者经常必须面对如何测量一国民主或自由程度并且从事跨国比较的问题. 这个技术问题可以参考Munck(2009)[20] 。在国际政治上较有影响力的指标包括自由之家与Polity IV等测量指标。
地图显示了自由之家组织2007年的报告内，有关每个国家自由程度的分类。 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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