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第四波埃及革命啟示中國

 

民主化第四波埃及革命啟示中國　．王劍雨

埃及革命勝利，將突尼斯的革命火種傳遞到其他中東國家，開啟了民主浪潮第四波，也讓中國網民歡呼：「今夜，我們都是埃及人！」中國的意見領袖冉雲飛、徐賁、陳平、北風、何清漣等認為，網絡革命是公民的革命，中國不能置身其外。在埃及做現場報道的《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曾因報道六四事件獲得普立茲新聞獎，他在博客上提問：「這個時候，中國的胡錦濤在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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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十八天，開羅解放廣場上的示威者，等來了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的辭職。鮮花覆蓋坦克，女人擁抱士兵，情侶在廣場上舉行婚禮，年輕人大喊：Egypt is free, we freed our country!（埃及自由了，我們解放了國家！）
此時，八千里外的中國，傳統媒體在嚴格的宣傳禁令中，簡短地通告了這一消息，但這並不妨礙人們通過網絡瀏覽和收看來自解放廣場的一切。在中文Twitter世界，所有來自廣場中心的消息都被不停轉發，有人義務翻譯，也有人轉帖埃及原文，收看半島電視台的中文用戶一邊看一邊發推，Facebook和中文微博、人人網、開心網上也即時更新消息。一條埃及文寫的「士兵不會向人民開槍」在中國微博和網站被不斷轉發，同時也不斷遭遇帖。搜索「埃及」、「開羅」、「穆巴拉克」，新浪微博都顯示「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搜索結果未予顯示」。但如同廣場上的自由無法阻擋，埃及的喜悅也是一樣。二月十二日，那條自四川地震開始流行的句式，再次席捲了人們的心情：「今夜，我們都是埃及人！」
突尼斯革命在中東穆斯林國家引發多米諾效應，被認為是民主化浪潮的第四波。哈佛大學政治學者亨廷頓指出，民主政治在二十世紀有三波興盛時代：一是一戰後的一九二零年代，二是二戰後的一九五零至六零年代，三是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崩潰前後。
四川作家冉雲飛從網上看到穆巴拉克下台的消息，「由衷地開心」，他對亞洲週刊說：「突尼斯之後，我一月二十五號就開始關注埃及，一直在看，而且我一直對埃及的變革有信心。」他說：「我關心埃及，當然，我內心想到的一定全是中國。」
這也是在網上緊盯著埃及局勢的中國網民的心聲。
大多數中國人並不了解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名字他們是在新聞中才第一次聽說，埃及和美國的關係、現代伊斯蘭運動的背景、穆巴拉克的執政風格、埃及的反對黨與軍隊情況……但對網民來說，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廣場」、「坦克」、「學生」、「槍聲」，解放廣場上正在發生的一切，無一不令人立刻聯想起二十二年前的天安門，而這，才是最觸動沉默心弦的聲音。
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曾因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的報道獲得普立茲新聞獎，在開羅現場報道民眾抗議時，他不止一次在博客中提到「天安門」。他說，大部分埃及人都告訴他，相信軍隊不會鎮壓，「我希望他們是對的。這裏的景象卻如同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北京實施戒嚴後的頭一兩週氣氛，當時軍民緊密合作。但中國政府隨後派發實彈下令開槍，軍隊亦在六月四日開槍。」二月十二日，穆巴拉克宣布辭職之前，誰都不敢猜想結局。
不許聯想的聯想
在Twitter和微博上，不少中國網民把穆巴拉克稱作「穆小平」， 埃及示威者孤身站在裝甲車前的片段，被親歷過六四事件的律師滕彪等人，形象地稱作「埃及的天安門運動勇士阻擋軍車」。「半島電視現場直播傳來槍聲！」在多次軍民對峙的危急時刻，Twitter或者微博上這樣的消息，總是能引起中國網民最多的心靈震盪：「為埃及祈禱」、「不要像我們一樣」、「別開槍……」而最終，士兵恪守了底線，穆巴拉克政府辭職。開羅街頭鋪滿煙花和歡呼的時候，互聯網世界的這一頭，中國網友說：「因為世界上有這一隅，歡欣鼓舞。」「看埃及人民如何重建新秩序吧，讓某些人在角落裏瑟瑟發抖去。」「真羡慕他們……」而「穆小平」的戲謔稱謂，也悄悄地變成了「穆主席」。
紀思道在博客上也欣喜若狂，他歡呼：「這是人民力量的巨大勝利！」還不忘點名提問了一下中國：「這個時候，中國的胡錦濤在想什麼？」
在埃及的抗議活動發生三天後，中國政府做出表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表示：中方關注埃及局勢發展，希望埃及保持社會穩定和正常秩序。一月二十六日，外交部副部長翟又表示，埃及是中國的友好國家，是中國在中東和非洲地區重要的合作夥伴。中方支持埃方維護國家主權、社會穩定和人民團結的努力，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埃及內政。
幾乎成為所有國際媒體頭條新聞的埃及局勢在中國被淡化處理，媒體被要求不可炒作穆巴拉克下台一事，只可簡要報道，遵循新華社通稿口徑。為什麼？網友說：不許聯想啊！
「沒有人否認，埃及的民主自由之路還很遙遠。」冉雲飛說，緊盯著埃及局勢進展的他和朋友們，並不為埃及的前途過度樂觀。「一個政權倒下後的政治真空，要成功建立民主秩序，道路必定很曲折和漫長。但這場變革，至少首先避免了屠殺和鮮血。」他認為，埃及可以實現廣場上的和平變革，軍隊的相對中立角色以及其與美國的關係非常重要。「埃及軍隊與中國的模式大大不同，他們更接近軍隊國家化」，他寫Twitter：「支部建在連上，用納稅人的錢養軍隊，搞成自己的私人武裝，這是他人不及中共處」，而這，也是他對中國的和平變革不樂觀的地方。
最小代價完成轉型
冉雲飛說，曾看到埃及一個十六歲名叫薩米的年輕人對媒體記者哽咽著說：希望生活在一個有公義和自由的社會，希望這樣的日子早一點到來。他被薩米的話深深感動：「這也是我的希望，我們的國家、種族、語言都不同，但在民主自由這一點，全世界的網民是沒有差別的。我非常希望中國能像埃及，做到用最小的代價，完成社會轉型。希望官方不要採取武力，與民間對話，民間自己也要理性對話。只有在更多對話的機制上，才能達成共識。」
獲得法國人權委員會二零一零年度人權獎的知名網絡人北風，天天看半島電視台，那些警察與民眾激烈對峙的畫面，民眾的堅持與警察的恪守底線，也時常看得他「鼻子酸酸」。他認為，埃及變革得以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埃及的現實政治本身存在空間：「不要忽視一點，他們是有政治的反對派的，他們是威權體制而不是極權。」作為長期用網絡工具推動公民社會建設和良性變革的踐行者，北風深信互聯網深度改造社會的力量，但在埃及變革的現實觀察裏，他卻一再強調，Facebook和Twitter的網絡作用「只是一方面，不是全部」。
流亡海外的學者何清漣認為，在突尼斯革命後，埃及互聯網世界裏喊出的「現在該輪到埃及了」並非即興之作，而是籌備多年。「搞亂舊世界容易，重建新世界卻非常困難」，她撰文指出，「這次埃及革命顯然是有組織準備的，合法的非法的都有」。
知名學者、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徐賁也指出：「專制制度的崩潰並不是從『叛民』上街的那一刻開始的，在出現『叛民』和有『叛民』上街之前，專制就已經因為它的腐敗、暴力、不公正、非正義而金玉其外、敗絮其內了。」他指出，警察統治曾使埃及變成一個因恐懼而沉默無聲的國家，穆巴拉克的家族和親信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穆巴拉克有一張很少有笑容的撲克牌面孔，和這樣少有表情的面孔般配的是一個越來越沉悶的國家，有思想的埃及人流亡國外，老一輩的大作家們要麼已經死了，要麼快要死了，而再也沒有年輕人去繼承他們。整個社會瀰漫著一種末世的犬儒主義，一種以為再也不可能擺脫專制『永劫』的絕望感。」
徐賁說，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動亂」爆發以前，兩個國家的專制似乎都已經是「鐵幕」了，「把坦克開上大街和廣場，就一定能夠保證專制維穩，這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屢試不爽的鐵律」，但是，「埃及百分之七十五的高級軍官都是穆巴拉克親自提拔的，在關鍵的時刻，他們並沒有全力，更不要說捨命去捍衛穆巴拉克。雖然坦克開上了廣場，但是軍人並沒有對人民開槍。這是埃及革命能夠這麼快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
中國應該看向何方
一個誰也不開口說出來的問題是：埃及可以，中國為什麼不行？
就讀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學生孔靈犀打破了沉默，他的一篇博文《燃燒中國青年的埃及夢》在網絡世界快速流傳。中國的變革，沒有反對派行不行？中國年輕人拜金而無權利訴求行不行？變革了會不會混亂到失控？會不會開槍流血？四個大問題，這名年輕人用自己的見解一一回答：「中國統治階級內部思想分裂早已形成，百姓再次風起雲湧時，中國的行政、軍隊、警察、司法等體系將會各自重新評估自己的位置，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選擇，並會在與包括民間在內的各個勢力的互動中形成新的格局。」
許多人認為孔靈犀過於樂觀，但他堅定地說，這是他們這一代人的努力方向：「我們整整一代人的成功，將取決於我們今後是否能夠把撕裂的社會重新彌補好，撫平國家的創傷，並構建一個散發著創造活力的中國。」
相較於冉雲飛等七零後一代的普遍謹慎，八零後的樂觀激情或者自顧不暇，陽光衛視的董事長陳平身為五零後一代，卻覺得一個越來越清晰的未來正在呈現，勢不可擋。
陳平認為，從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到埃及的十八天變革，到現在已蔓延到也門、約旦、利亞、阿曼等國的抗議浪潮和民主化訴求，已經預示著全球第四次民主化浪潮的到來。
「這一次民主化浪潮與此前任何一次不同的，在於這是建立在一個更加扁平化的信息結構上的公民革命」，陳平稱它為「公民社會的革命」，在他看來，今天在埃及發生的一切並不是偶然，和此前的全球金融危機、維基解密事件，乃至經濟全球化，有一條隱秘的歷史暗線在背後，即建基於互聯網的信息革命。「在反君主、反黨閥之後，信息革命為整個世界進一步的變革奠定了基礎。當人們在信息面前不具備平等的條件時，你去追求一個更平等的社會，那是烏托邦。但當社會在信息對稱上走到這一步，變革已經是水到渠成，任何人也擋不住，這甚至包括了現在已經成熟的民主國家，比如維基解密事件對歐美國家的衝擊。但一定會最先表現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社會不平等比較嚴重、在經濟全球化中又加重了這種不平等的地區，比如埃及。埃及革命是信息革命在社會的組織方式上開始發揮作用了。」
陳平認為，這是一次世界性的公民革命，而他堅信中國不會錯過。「互聯網已經成為中國的生存條件，不僅對於被統治者，也對於統治者而言。互聯網打破了信息不對稱，也改變了相應的一切組織以及知識結構。」但他也認為，中國的變革，會比中東地區有更強烈的陣痛，他形容中國的政治結構是在前三次民主化浪潮裏未完成的「政治僵屍」形態，「只是在這三十年，在不平等的、跛足的經濟全球化裏獲得了營養，讓它表現得像個巨人」。
無論如何，從街頭政治走向穩定的民主，前路漫漫，但是當專制的代價壓倒其帶來的「秩序」利益時，尤其當深入世界每一個角落的互聯網，已經盡可能打破各種信息藩籬的時候，就如同利亞總統阿薩德所言，「中東革命像一種傳染病」，民主變革也終將到來。
在這一時刻，網絡世界上，有這樣一場對話發生在相隔萬里的中國人之間：
親歷過天安門事件的學生問：「老師好，沒去埃及？」當年的老師說：「當年是我帶你上廣場，如今我老了，身體也不行了。埃及就不去了，等你哪天扶我上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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