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组讨论纪要，[ ]中是托洛茨基的原文。
(博讯 boxun.com)第三章 无产阶级与农民
[年青的政治友谊并不是每日地，而是每小时地增长着。等到革命之后，这友谊将产生它成熟之果。]
小组讨论：在大革命中，珍惜反共同道的政治友谊，“这友谊将产生它成熟之果。”
[自从国会党团被捕之后，布尔什维克就不会有集中的党的组织。地方委员会的存在是插话性的，而且经常与工人区域没有联系。只有分散的团体、小组与个人，在干些工作。可是罢工斗争的开始活跃，使他们在工厂中赢得了精神与力量。逐渐地，他们相互间发见了，建立了区的联系。地下工作复活转来。后来警察厅里写着这样的话：“在俄国拥有最大多数秘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列宁派，自从战争开始起，就在各大中心区域（例如，彼得格勒、莫斯科、哈尔可夫、基辅、土拉、考斯脱罗马、夫拉地米尔斯卡雅县、萨马拉）散发大量革命宣言：要求停战，推翻现存政府与建立共和国。并且这种工作在工人的罢工与扰乱中，已有了明显的结果。”]
小组讨论：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的秘密组织是非常适合当前革命形势的做法。
[工业家愈来愈不愿对工人让步，而政府则仍旧以严厉的压迫来答复每一次罢工，这一切都推动工人的思想从部分走向一般，从经济走向政治：“该一下子全体罢工了。”这样产生了总罢工的思想。群众的激烈化，不能比罢工统计中所表示的更令人相信的了。1915年，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比参加经济斗争的要少两倍半；1916年，前者比后者少两倍；但在1917年的头两个月中，政治罢工所包含的人数，比经济罢工的人数已经多到六倍。彼得格勒的作用可以由一个数字来决定：在战争的几年中，它一个地方的政治罢工者竟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二！]
小组讨论：农民工/工人的罢工从经济罢工走向政治罢工，是必然趋势。
[但群众的意识却还是落在他们自身运动的后面。战争的可怕压迫与国家的破灭，竟如此加速了斗争的过程，以致广大的群众一直到革命之时，也还不能自拔于许多从乡村或从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中带来的观点与成见。]
小组讨论：革命党的先进性和群众的落后性是客观存在，也是我们要做工作的地方。
[露天大会的潮浪飞快地波及到各个工厂。讨论的题目是：食粮，生活高昂，战争，政府。布尔什维克的传单分散着。政治罢工开展了。工厂的出口处举行着临时组成的示威。]
小组讨论：露天大会，讨论食粮，生活高昂，举行政治罢工，这些都是中国革命的必要过程。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希里亚泼尼高夫，本人是五金工人出身，讲述那几天工人们神经紧张的情形道：“有几时，只叫一声汽笛，或者一点喧嚷，就够使工人们当作是停工的信号。”这件小事无论当作政治的象征，或当作心理的情调看，都同样是出色的；因为革命在没有跑上街去之前，已经踞坐在人们的神经中了。]
小组讨论：大革命前夜，所有的人都神经紧张。
[各省也经历着同样的阶段，不过比较慢些罢了。这种运动之愈加带有群众性，以及它战斗精神的增涨，使重心由纺织工人转入五金工人，由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由各省转到彼得格勒。在1917年的头两月中，一共有五十七万五千名政治罢工者，其中最大部分是在首都。]
小组讨论：“由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由各省转到首都”，这是必然过程。
[俄国无产阶级不仅在自身中汲取着革命勇气。它居于民族少数这一个事实，就已经说明：它如果不在人民大众中获得有力的支持，那就不能使自己的斗争具有这样规模，更不能起来作国家的首领了。而土地问题则给它保证了这样一个支持。]
小组讨论：如果革命党人不在人民大众中获得有力的支持，那就不能使自己的斗争具有很大的规模。
[迟至1861年才发生的农民的半解放，使乡村经济陷在与两百年前差不多同样的水准之上。旧有公社土地——当土地改革时相当遭受盗窃——的保存，再加上老式的耕作法，自然使乡村人口过剩的危机尖锐起来，而这危机同时也就是三田制的危机。---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历史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接近，以及它的结果，即矛盾之异常尖锐。]
小组讨论：中国农民经受着历史不平等和现实社会不平等的双重煎熬，矛盾异常尖锐。
[窒息在自己窄狭的土地范围中，处在国赋与市场的急迫的鞭笞之下，农民们不得不---。]
小组讨论：中国农民“窒息在自己窄狭的土地范围中，处在国赋与市场的急迫的鞭笞之下”，不得不走向革命的道路。
[那时全体农民群众并不曾统统起来，乡村中的运动不曾与城市中的运动相配合。]
小组讨论：农民群众要统统起来，乡村运动要和城市运动相配合。
[不过1906年11月9日的法律，开启了最宽广的门户，让农民中分裂出资本主义的农民来，该项法律乃是胜利的反革命之一个主要改良。11月9日的法律，甚至给任何公社中的少数农民有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从公社土地中割出一块来作为独立产业的权利，所以它是反对公社的一颗资本主义的爆炸弹。内阁会议主席斯托雷平[4]把政府这个农民问题中新政策的本质描写成“向强者下注”。这意思就是说：鼓励上层的农民用购买“解放了的”地块这个方法，来占领公社的土地，再转变新的资本主义农民为现存制度的支持。不过提出这样的一个任务是容易的，要解决它可就比较难了。企图将富农问题偷偷地代替农民问题，反革命是理该要折断自己的颈子的。]
小组讨论：收买农民是所有反动政权的常用手段，问题是你能够收买所有的农民吗？
[从公社中分裂出来的不仅是“有力的小资产阶级”，还有与他们相反的人呢。战争开始时，出卖那无以自活的一小块土地的农户，数目达到了一百万，这就表示有不下于五百万的无产阶级化的人。还有几百万赤贫的农民——他们除了保留着一块不能图得一饱的土地之外，别无他物，——也是颇具爆炸性的材料。]
小组讨论：底层农民的数量是中国革命的决定因素之一。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无怪乎土地问题要在历届国会中都成为极尖锐的问题了。谁都觉得最后一句话还不曾说出。农民议员彼得脱里钦可有一次在国会的演讲坛上说道：“凭你们辩论多少，——总不会造出另一个地球来的。这就是说，你们不会把土地给我们。”这个农民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社会革命党人；相反的，他是右派议员，是一个皇党。]
小组讨论：土地问题是引发中国革命的火种。
[土地运动与工人的罢工运动一样，至1907年末而渐趋沉静，自1908年起部分地复兴，在以后几年中愈益加强。诚然，斗争多半是在公社的内部扩展着的；而反动派的政治算盘也正打在这里。当分割公社土地时，常常发生农民的武装冲突。不过反对地主的斗争也不曾消逝。农民竭力焚烧贵族的庄园、收成物、干草堆，顺便也会占领那些违反公社众人意志而被割去的零碎土地。]
小组讨论：上述情况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过程。
[各有产阶级不能不预见到，乡村行将开出发票来和他们算账，不过他们一想道总有解救之法，这些阴暗思想便消散了。]
小组讨论：60年来中共欠农民的，总有一天会和他们算账的。
[农民们该在工人身上去寻找领导者，在世界史上还是第一次。俄国革命与所有过去革命间的基本的、也可以说是全部的不同点，即在于此。]
小组讨论：这次中国革命要由农民工作先锋队，农民们该在农民工身上去寻找领导者。
[俄国1861年的农民改革，乃是贵族与官僚的皇朝，在资产阶级社会要求的压迫下，但当资产阶级全无政治力量之时，实行出来的。农民解放的性质是如此：国家之被逼从事于资本主义的改造，便不得不转变土地问题为革命问题。俄国资产者曾梦想要照法国式，或丹麦式，或美国式——任何国家的形式都好，只是不要俄国式，来求得土地关系的发展，但他们没有看透，也没有及时地叫自己具备些法国历史或美国社会结构的知识。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虽然具有革命的历史，但当紧急关头，他们总是和自由资产阶级与地主在一起，而不是跟革命的农村在一起。只有工人阶级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才能成为农民革命的首领。]
小组讨论：中国的土地问题将转变成革命问题。
[落后国家的配合发展律——意即落后成分与最新因素之特殊的结合——在此地是以它最完全的形式呈现在我们之前，并且还给了我们一个钥匙，去猜破俄国革命基本的谜，如果作为旧俄历史的野蛮遗产的土地问题，已为资产阶级所解决，如果它能被资产阶级所解决，那末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能在1917年走上政权。为要实现苏维埃的国家，需要两个历史性质完全不同的因素的接近与相互错综；这就是说：必须农民战争，即为资产阶级发展的曙光期所特有的运动，与无产阶级暴动，即表示资产阶级社会夕照时的运动，相互参杂起来。1917年革命的本质就在于此。]
小组讨论：农村问题和城市问题参杂起来，就形成了革命。这就是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特有的新旧问题组成的“配合发展律”。
(全文完)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2012年2月11日参加讨论的有，全委会主席王军涛，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还有张友亮，顾笑颜，吴桂森，陈春冶，张成亮，耿倩，陶红波，徐国鑫，邱耿敏，石恩晓，陈涵涛，冯荣洽，沈韵贤，张玉红，陈立群，于磊，魏泉宝，鄢亚惠，孙德林，龚晓麟，王澄。） [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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