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反运动中被杀原国民党将领平反录(38人)

 

自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镇反指示后，起义投诚的国军将领厄运便到来了。

镇反运动缘起

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政府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但是由于人们的思维还陷于战争时期的宽大政策，力度还不够大。于是1950年 10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人越杀越多，后期发出了刹车信号，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续。

例如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解放前夕，罗广瀛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在镇反中罗广瀛被捕，他的妻子写给政府请求宽大的信，信上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罗广瀛的性命还是被结果了。八十年代罗被平反。

总而言之，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 解放战争末期起义投诚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 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 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 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

下面整理了部分前国民党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些人的沉浮命运个例，对历史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欢迎诸位补充，提供相关信息。

第一号: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

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老已经命赴黄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二号:辛亥革命元勋夏之时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三号:辛亥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1923 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

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第四号:护法健将宋鹤庚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的北伐因南北军阀的夹击而失败，宋鹤庚愤而辞职，脱离军界。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1950年镇反开始，时宋鹤庚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第五号:起义军长陈春霖

陈春霖，别字思棣，1900年出生，四川资阳人。1944年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率军在湖南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人事处处长兼三青团组织处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副官处处长。1948年3月被选为国大代表，6月任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归属于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序列。12月随同罗广文率部参加在川西起义。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983年9月成都军事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六号:投诚军长徐经济

徐经济，1897年出生，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1930年年被杨虎城任为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44年任第五十四师师长。1948年任宝鸡守备司今。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南向解放军投诚。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学学习。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七号:投诚将领尹作干

尹作干，字子固，1905年生，山东日照人。1941年任第九师参谋长。1944年，曾去印度蓝姆伽美国陆军战术学校受训，1945年秋任十八军十一师参谋长。1948年任第九师师长，1949年8月长沙起义后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长沙参加陈明仁起义，任兵团高参，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1952年被中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逮捕，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八号:起义将领甘清池，第九十九军副军长，参加湘赣诸战役。抗战胜利后，1949年春任广东省阳江县县长。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起义。1950年，被任命为信宜县电力厂厂长。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1982年8月信宜县人民法院宣布对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九号:投诚将领叶干武

叶干武，1901年出生，广东梅县人。1947年应李铁军聘任为甘肃省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监察官。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诚，后自愿返回原乡梅县畬江务农。1950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0年获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十号:起义将领曾宪成

曾宪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于湖北钟祥。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起义，后入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同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十一号:北伐抗日将领周址

周址，字之础，广东开平人，1890年生。1940年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抗战后于1947年7月授陆军中将，同年秋退役。以后离开军界在南京经商。1949年一度出任广东省政府顾问，不久回家乡开平定居。1953年3月8日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1985年1月开平县法院宣告其无罪，属于错杀，给予平反。

第十二号:抗日将领宋士台

宋士台，字君博，1893年生，广东花县人。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六十六军一六0师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浔战役和昆仑关战役。1942年任第七战区惠阳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调任第七战区少将高参。1946年退役从商。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5年8月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第十三号:抗日将领陈应龙

陈应龙，字美山，1897年出生，海南文昌县人。抗战爆发后参加凇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 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以后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鄂西枣宜会战。1948年携眷还乡，创办文昌县文西中学，受家乡父老称赞。1951年在镇反中被捕处死。八十年代平反，宣告系无罪错杀，并立碑于他创办的文西中学旁边草坪，以志纪念。

第十四号:北伐将领孙天放，1944年任江苏省政府防空处少将处长，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7月授陆军少将。不久因病辞职返乡定居。1951年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宣布为错杀，无罪平反。

第十五号:两广老将林伯民

林伯民，原名秉彝，1886年生，广东梅县人。1931年出任广西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参军，授衔陆军中将。1941年任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中将处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家乡梅县南口居住。告老还乡后曾多次设法掩护过当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1949年7月，国民党军胡琏兵团南逃经梅县时，他也曾设法保护南口乡民的安全，得免败兵之骚扰。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6年6月4日梅县市法院宣布系属错杀，予以平反昭雪。

第十六号:起义将领何际元

何际元，字印三，湖南宁乡人，1908年出生。 1946年任交警第十三总队总队长。1947年交警第十三总队编入陆军第一六九师，任副师长，开赴东北作战，曾参加四平解围战斗。后升任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师长。1949年5月经中共地下党策动，在湖南宁乡率部起义，改称湘中挺进纵队，自任司令员。后所部编入陈明仁第二十一兵团，改任兵团司令部高参。 1950年9月25日以历史反革命罪行在长沙被枪决。1983年宣布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七号:起义将领唐伯寅

唐伯寅，字剑椿，号剑湘，湖南湘潭人，1897年出生。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 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4年11月后先后调任江西南丰师管区司令、浙江临黄师管区司令，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共华中局社会部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并积极策反湘军旧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任第二十一兵团高参。1952年2月21日在镇反运动中在湘潭被枪决。1983年3月湘潭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八号:起义将领刘晴初

刘晴初，名垂霁，1894年8月生于湖南湘潭。1926年随贺耀祖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一旅旅长， 1936年冬考入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1938年冬毕业后，被征召为第九战区长官部中将高参，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以后策动当地游杂武装起义，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 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在湘潭被处决。1983年7月湘潭地、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九号:起义将领潘峰名

潘峰名，别字目屏，1899年生，江西乐安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一一三师师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1946年退役。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参，1949年参加起义。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补发起义证书。

 

第二十号:起义将领方涤瑕

方涤瑕，别号秀泉，1903年生，江西九江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毕业。任中央宪兵司令部西南区宪兵司令等职。1949年在成都参加起义。1951年镇反时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一号:起义将领王育成

王育成，字鸣琴，1912年生，甘肃伏羌人1944年任第十七集团军第十一军少将参谋长。1947年任第十七集团军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9月23日在宁夏银川起义。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二号:起义将领项丽源

项丽源，1912年生湖北监利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军职。1946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处少将处长等。同年底在成都随部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三号:起义将领杨健民

杨健民，1900年生，安徽宿县人。第九十六军少将参谋长。1949年11月在四川金堂起义，以后返乡居住。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四号:起义将领周伯英

周伯英，别字湘雄，1909年生，湖南东安人。1929年7月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六期步科。湖南省补充第十七旅旅长。1948年春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五号:起义将领林芝云

林芝云，又名盖南，1901年生，湖南湘潭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战区游击挺进纵队副司令。1947年7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8月随陈明仁部起义，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4年获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廿六号:起义将领糜藕池

糜藕池，别字济民，1897年生，贵州毕节人。第九十四师中将副师长。1949年任川黔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率部起义。1951年7月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七号:起义将领赵俊图

赵俊图，1911年生，湖南醴陵人。1929年于中央军校第七期第一总队步科毕业。1949年任湖南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8月率部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八号:起义将领赵鸿厚

赵鸿厚，1904年生，河南怀庆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军官训练班毕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十师师长，郑州绥靖公署军官总队大队长。1949年任长沙绥靖公署军官总队副总队长，后随程潜等参加湖南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九号:起义将领唐宪尧

唐宪尧，别号再兴，1899年生，四川梁山人。第三十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1949年12月在四川渠县起义。1951年冬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三十号:起义将领曹森

曹森，别号润轩，1906年生，河南唐河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独立第一旅团长、旅长，第一一六师参谋长、副师长，第—六九师师长。1946年起任整编第二十六师一三九旅旅长，第二十六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1948年9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底在云南参加起义，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一号:起义将领梁顺德

梁顺德，别号真心，1909年生，广东梅县人。1927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第一总队炮科。抗战爆发后，调炮九团任少校团附，年底任营长，1938年守潼关。1946年任河西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少将参谋长。1947年到重庆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八期学习。1949年冬在川南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在东北沈阳高级炮校任深造班教员。1951年镇反中被部队判处死刑。1984年7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地面炮兵学校政治部决定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看待。

第卅二号:起义将领彭永年

彭永年，1899年生，广东揭西人。1946年到台湾，任台北远洋运输公司经理。1949年2月返回湖南，任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同年5月随吴奇伟起义。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三号:起义将领覃守一

覃守一，1910年生，湖北长阳人，土家族。1949年5月任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少将司令兼代长阳县县长，11月11日率部起义。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四号:起义将领焦达梯

焦达梯，别字岛松，1903年生，湖南浏阳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1932年任第八十九师独立旅副旅长，参加一二八凇沪抗战。1949年5月与中共华中局社会部取得联系，策动旧属起义，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十师师长，并收编土匪千余人。7月率部在浏阳迎接解放军入城，1952年冬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卅五号:起义将领谢灵石

谢灵石，别号云根，1902年生，四川简阳人。抗战胜利后任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1949年参加新疆和平起义，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六号:投诚将领邓士富

邓士富，1903年出生，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二期工兵科，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十二军二师六团团长，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副师长等职。1948年任新编第七军暂六十师、六十一师师长。1948年10月长春和平解放，率部向解放军投诚。建国后自愿回乡定居，曾任银场村村长。1952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1983年5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卅七号:投诚将领列应佳

列应佳，别号介人，1903年生，广东增城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军官研究班毕业。参加北代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第三游击挺进纵队支队司令，1948年5月17日投降并接受改编。 1952年镇反时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八号:投诚将领关仲志

关仲志，别号宗志，1909年生，广东番禺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军官训练班毕业。1946年5月于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二十期毕业。1949年任广东省保安第四师副师长、代理师长。同年10月24日在广东台山那扶镇向解放军投诚。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林辉】北大遇害“劳教”学生对中共倒台的预言

 

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知识份子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并摆脱苏联控制的抗议游行，之后，苏联在中共的支持下出兵对其进行了血腥镇压，造成了2万多人死亡。此时，与匈牙利远隔万里的中国也正在酝酿着一场针对知识份子的运动。时任中共最高党魁的毛泽东因为此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引起了国人特别是知识份子的不满，为了匈牙利事件不再中国上演，毛决心消灭不满情绪，特别要将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份子彻底消声。

在经过了一番筹划后，毛和中共以“引蛇出洞”的方式诱使众多知识份子“大鸣大放”。在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后，毛对知识份子下手了。1957年6月，“反右”运动正式开始，被定为右派集团的有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份子的3,178,470人，列为中右的1,437,562人。他们的命运极其悲惨，不少人更是与亲人阴阳永隔。

比如在北大800多名右派份子中，至少有8名学生右派遇害，当年北大化学系三年级、来自四川的学生张锡锟就是其中之一。据同在北大读书的校友陈奉孝回忆，他和张锡锟是在“反右”运动中认识的。当时陈奉孝和北大一些为追求真理、不畏权势的学生组织成立了社团“百花学社”，并创办了壁报以及其后的刊物《广场》。张锡锟后来也加入其中。

早在“百花学社”成立前，张锡锟就曾写过几张很有影响的大字报，一个题目是“制度问题”。在文章中，张锡锟明确指出：“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在于制度……制度是人订的。而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性、两面性……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制度并非神圣不可侵犯。除此而外，他还提到了等额选举的不合理性、在民主集中制下集中过多的弊端以及人人在宪法面前应该一律平等，等等。这样的内容显然无法为中共容纳。

另外两张大字报的题目分别是“卫道者逻辑大纲”和“人性的呼唤”。前者把当年的教条主义者刻画得入木三分，比如“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他的批评是反对全党；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便是煽动闹事；歌颂奉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盲目服从就是否定一切；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后者则鞭挞了阶级性对人性的摧残，鞭挞了官僚主义对人身的无形的迫害，点出了中共泯灭人性的根源所在，并呼吁人们“不要再出卖良心，不要再屠杀自己的兄弟。回到人性中来”。据说，当年看过张锡锟写的大字报的人，都十分钦佩他。

在张锡锟加入“百花学社”后，陈奉孝对其印象颇佳，认为他“敦厚踏实，朴实诚恳，忠厚热情，沉默寡言，从不爱出风头，是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反右后期，“百花学社”被迫宣布解散，印《广场》的纸张和稿件也被当时的《工人日报》出版社扣押。为了抗争，“百花学社”的成员不少人将自己的衣物卖掉，买了部手推式油印机和少量的大白纸，在陈的宿舍里刻蜡版油印，连续干了四个昼夜。这其中就包括张锡锟。

随着“反右”的日趋激烈，“百花学社”和成员的命运也可预见。对此，张锡锟如此说道：“形势的发展看来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对我们来说，最后的结局可能是悲剧性的。不过任何政治运动总会有人做出牺牲，只要我们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他喜欢背诵英国诗人拜伦的一首诗：“爱我的，我致以叹息；恨我的，我致以微笑；无论头上有怎样的天空，我准备承受任何风暴！”

1958年，作为组织者的陈奉孝被捕，而张锡锟等人则被打成右派，送去北京团和农场劳教。1969年林彪下达命令，走资派、四类分子、右派都被送出北京，疏散到外地。劳教分子遣送回老家，交给群众专政。张锡锟因此被遣送到四川北部的一个劳改农场，继续劳教。

失去自由十多年的张锡锟，不堪忍受无休止的劳教生活，试图组织反抗，逃离劳改农场，但都没有成功。在一次越狱失败后，他曾向狱方直言：“从我当学生被划成右派起，就知道你们共产党一贯是骗人的，以后也一定会因此而倒台。”

1977年，在中共“粉碎‘四人帮’“后，张锡锟被当局以“企图组织逃脱”的罪名枪毙，其遗体由其妹妹领走，掩埋在四川盆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据说，在临刑前，被五花大绑的他立而不跪，还踢伤了刽子手的下身。

根据陈奉孝的记述，早已结婚的张锡锟死后，其妻子不得不改嫁，两人唯一的女儿随了母亲的姓，今天大概有60多岁了吧。因作为直系亲属的女儿没有提出洗刷冤案的要求，张锡锟的冤案至今没有昭雪。然而，他当年对中共一针见血地透视，对中共倒台的预言，时至今日依然掷地有声，而有多少人同张锡锟一样，盼望着中共的早日倒台。

民主发展到现在，如何扩大更多人数之二三思

民主发展到现在，如何扩大更多人数之二三思

     民主是一件很庞大的事情，也绝对不是一件一触而就的事情，这需要很多年的时间的积累，很多力量的积累。和政府对抗终究是实力的对抗。没有革命的力量便也就不存在改革的力量，革命是改革是否能成功的赌本。你对他没伤害，你却和他说，我要分你的财产，可能吗？绝无可能，所以并不要抱有幼稚的认为可以促成他改革的可能。对于这点，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如何蓄积力量便是一件很重要事情。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 《民主大战略之必胜战略》。基本就是个打持久战的意思。而且我现在也这么认为，中国民主的成功，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可能，必定是长达5年，10年甚至20年的博弈。这个中间会死人，包括我。同城一直有人在做，前期是李一平提出的小圈子，后来各地都有发展，而我是根据我在邵阳结交朋友的门路却发现了同城，并总结出一套模式。各地的朋友都有润色，结果就出现了各地的同城。可以讲，我是对同城有非常系统的认识的。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的另外另辟蹊径的策略，让我大吃一惊，暗想还有更厉害的人。因为我对同城有系统的文章整理，总共四篇。所以也存在对同城的缺陷的了解。同城的作用也就决定了同城的影响，同时也就决定了同城的缺陷。同城有什么缺陷呢？同城的最大的缺陷也就是同城的范围决定了同城一定是小圈子活动，这倒在某方面也印证了李一平先生的小圈子活动。可是这种类似地下党的方式，始终是力量很弱的，够不成大的力量。而且今天中国的土壤，总的来讲，也还构不成大的力量的土壤。而且同城有个最大的缺陷，这个因地域之不同，分两块。南方和北方。南方只能限于广东和福建等沿海城市，这些地方很早便开放，所以受外部文化影响，更开放，内地更保守，越往北方越保守。我接触过一个东北人，可以讲这种北方人的性格非常适合专制政府的存在，因为不喜欢反抗，就是缺乏独立性，在一定的权威面前选择了顺从。南方和北方的不同就构成了两种同城。南方，因为开放的氛围，所以更容易互相之间联动。北方，保守的地方却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北方的同城就一定需要有人牵头，这给了牵头的人巨大的麻烦，没人牵头，众人不动。有人牵头，才会动。那这样，整个同城的压力都压在了这个牵头的人身上。受于压力，牵头的人很容易放弃，即便凭着勇气坚持，也容易被控制，一旦控制，则整个同城活动必然瘫痪。因为我曾是长沙同城活动的牵头人之一，所以对于这种活动已经非常清楚的认识。

    前段时间，我和彭聊天，说到同城有的弊端。其中有一个，我是犯了这个错误，当然很多有远见的朋友并没有犯这个错误，不过却还有很多的朋友犯这个错误，我把这个问题说出来，只是希望犯这个错误的朋友能避免。就是我在牵头同城活动的时候，曾经一段时间以我为主。这很被动，朱元璋是累死的，如果所有人以我为主线的话，那我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就是说我一年365天，一天影响1个，一年也就365个，这对于13亿中国人而言，是很微弱的。这可能因为我太过自我。后来我就在思考，什么可以影响所有人呢？我想到了。理念和精神。思考理念和精神又用了我很长的时间。因为精神不是思考得来的，而是感觉和感受。民主的理念和精神是什么？老毛绝不可能认识底下的每一个士兵，老蒋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这些士兵围绕在这个人身边绝不是围绕在这个人身边，而是围绕在一个精神下。老蒋的是三民主义，老毛的是共产主义。所以凝聚人的便是理念，便也就是精神。大家不是为了某个人在网上在传播着一些事情，而是围绕着正义和公平的理念和精神在忙活。正义和公平，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明白是什么。可是民主和法制就不那么能理解。我对于民主的理解是宽容和尊重，而不涉于彼此所讨论的话题。对于法制的理解就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大家共同制定和共同遵守的，无人可以践踏。所以问题是如何把这个理念和精神让别人能够理解和接受，让大家共同凝聚在这个理念和精神之下，这样才可扩大人群，而不是只是涉于这现在的每个城市同城的少数人。在这个过程中切记以我为主，这就丧失了他的范围性了，当然在别的情况下例外，比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情况下。精神的传播也是一条没有捷径的路可走。中国前期是没有民族主义的，只有宗族主义和家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孙中山提出来的，后来就有了民族主义。而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是孔子提出来的，之后才有了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可见很多理念和精神都是从无到有的，民主和法制的精神，理念也是一条这样的路，没有捷径可以走。

    对于中国未来的路，我认为一定是精英式的政治。无论哪个国家，还是哪个社会，有思想的人都是少数的。因为更多的人是没有进取心的，茫茫然然是几乎95%的人的心态，这是每个国家和社会的现实状态。那么去像共政府一样的去发动底层人民便是错误的路线。共政府为何能发动底层人民正是因为底层人民的短视，利益。95%的人也许都没什么思想，但是都懂生存，便也就懂利益。用利益去诱惑他们，使他们站在共政府的阵营，是共政府共产主义力量的源泉，这是必然成功的。因为人多力量大。但是民主完全不一样，民主是一种理念，一种精神，而不是一种利益，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精神需要的一种必然需求，是人的进步。所以也是思想的进步，这也就决定了民主必然和共产主义完全不同，不可能发动底层的民众的。也就是说底层的民众并不是我们的主力军。我们的力量确实是来自于人民，但是并非全部取决于人民，至少说不能像共政府那样的取决于人民。 也因为民主的进步性，所以民主必然是精英团队的推动。而且也只有有思想的人才能带领这个国家进步。

    说完精英团队之后，我说下圈子的问题。圈子分两种，一种是网络圈子，一种是现实圈子。先说网络圈子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网上聊天的人都是那些人，没什么新的面孔。只是换了个不同的群而已，结果还是他们。这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把大家干脆放到一个群里来算了。只是说方便这个群被干掉了，那个群接着聊罢了。现实圈子也是这种情况。同城的饭醉活动，吃来吃去还是那些人。如果圈子不扩大，就决定了我们始终都是弱势的，始终都是不能改变什么的。那么为什么不去影响新的朋友，新的人呢？因为本身还有很多的人在等着你去找他，可是你却固步自封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是两个，一个是惰性，一个是没有自信。先说惰性吧，人都是惰性的，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或者说没这种意识。可要明白，如果都是这群人，全国充其量不过十数万人而已，而且分布全国，相对于13亿国人而言，微乎其微。天生惰性的人是没法改变的。但是没有意识到的人看到这文章之后就要改变自己的观念，去影响更多的不认识的人。再说没自信吧！我以前也不是很有自信，因为像我这种思想的人，在社会上还是比较另类的，这导致我不太能合群，久了，就产生了自卑。这使我更不愿意向别人敞开自己了，便也就更在这个圈子内打滚，而没有向外面扩展了。当然，人和人的交往是靠是否有共同兴趣和爱好或者观念的，这导致互相之间更容易产生交往。我前面也是这么想的，后来我认为这种想法很表面。人和人之间都是有感觉和感情以及信任的动物。能使人互相之间依赖的是感情和信任。观点相同只是说更容易产生互相之间的了解，从而产生信任，也就导致了感情和依赖。所以是否有共同兴趣和观点只是互相信任的敲门砖而已。如果越过这一层，直接感情和信任交往，可不可以。可以。这需要你有强大的自信，不设防自己，直接把自己敞开。因为你的真心，便也就和对方产生了感情的共鸣。

   我以前看过一部动漫，叫《青之驱魔师》，里面有个女主角，杜山诗惠美，从小被恶魔束缚在了花园之中，只和奶奶，妈妈交流过之外就只好花草交流。但是她很渴望友情。她和奥村磷认识之后，就很渴望和别的女性成为朋友。但是她非常笨拙，和别人的很多观点和观念都不合，怎么交往。真心。她通过自己的真心，愿意为朋友赴汤蹈火的真心赢得了所有人的喜好，别人也包容了她的单纯并愿意在她危险的时候为她赴汤蹈火。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和启示。因为我也有个朋友，也是圈内的，因为思想和大家一致，但和外界的人不一样，处处被抵触，因为人家不认同他。他很苦恼，他感到了孤独。所以常常喝酒。我当时也无法，因为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看过这部动漫之后，突然感觉到，不对啊。我是可以让别人接受我的，即便对方不接受我的观点，但我不强迫他，因为我强迫他，我就不民主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和对方的交往。于是我开始用真心和所有人交往，仍然宣扬我的道理，大部分人还是不怎么接受，但是所有人接受了我，不是因为接受了我的观点，而是因为接受了我，因为我认真对每一个人。哪怕是我花钱吃饭，人家为我做饭时我都很真诚的谢谢他。对方感受到了，也很接受。这便是不接受我的观点，但接受了我。惰性的人不向外界扩展，没有自信的人也不向外界扩展。我在这里只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如果存着民主的理念，就向外界大步扩展，展现你自信的一面，这也是战胜自我的关键。如果做不到，我跟你讲个道理，你父母接受你吧，即便他们不接受你的观点，但一定会接受你，不光只是血缘，更重要的是感情上接受你。所以你与外界的交集不一定要靠观点是否一致。

    在圈子小的问题上，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就只有一条，向外界扩展。而且你还有一个巨大的后院在支持着，这个后援给予你源源不断的力量。就是网络。网络的迅速传播性和复制性，超过了政府的控制力度，这给了人们传播的阵地，同时也避免了遭到打击的可能性。而且参与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网络是时代进步的产物，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所以民主也就拥有了一个巨大的后院。

    在外界扩大圈子的方面，我有几点心得。一，是在网络上，多加别的圈子，什么老乡群，行业群，同学群，同事群，粉丝群，或者某些学术群，只要是群都加，只要是可以联络人的工具，都用，用一切的方式去发图片，发文字，发新闻，使更多人知道真相，这我相信并不难，而且很多人在做。也许很多人不会回应你，但是他心里会有数的。还有就是把认识的不知道是否关心社会和政治的人都拉到你的群里去。二，是自己的现实圈子。我能影响我身边200人左右，我都不遗余力的影响，他们有些人不会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会接受我，当然接受了我，也就容易接受我的观点。因为中国95%的人都是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和觉悟的，他只在他的理解范围内理解他的事情。那就讲常识，比如贪污腐败，房价物价，工资收入，买房娶妻，食品安全这等等等等的他们可以理解的。当说到这里时，就可以对比，对比是只要是人都能理解的，和美国对比，和台湾对比。对比他们的长处和我们的短处，这很容易使他们立判高下。当然更复杂的，能懂的并不多，达到这个效果就很好了。当你影响200人时，如果有一人受影响了，再去影响200人，就非常可观。因为这种复数效果是非常强的，而且还是建立在网络这个巨大的平台上。以前我以为我是少数另类的人。后来我尝试把我的观点在陌生人中抛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原来很多陌生人和我的观点相近，当然也有白痴和脑残，我指的脑残是指洗脑干净的人，我指的白痴不是说不想问题的人，而是1+1=几的人都不知道的。但多数人还是跟我有共鸣，这给了我很大信心。不信大家可以试下。

    在这里我只是提出些我自己思考的结果。当然，中国人才济济，更多优秀的人，希望你们贡献出你们的智慧，从中来挖掘。我叫刘俊君，字坤威，湖南邵阳人。之所以说出我的名字，是因为我告诉大家，很多事必须要有勇气和担当面对。

王澄博士演讲《（农）民工是这次中国革命的先锋队》

 

2012年7月门17日下午，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的部分党员聚集在纽约党部参加理论学习课。今天的党课由王澄博士主讲《（农）民工是这次中国革命的先锋队》。
     刚刚从澳大利亚参加完“中国大变革前夜”国际研讨会的王澄博士在回顾此次澳洲之行时说：“通过参加这次大会，我们感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面对中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日益堕落的社会道德、全面沦丧的官场腐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前被掩盖、压制的各种社会矛盾必将全面爆发。处于一党专制统治地位的中共，由于其背后所代表的权贵、精英阶层的利益要求，已经不可能领导一场全面的政治改革。那么，一场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也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发生，而（农）民工就是这次中国革命的先锋队。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在2年之前就已经确立了放弃精英革命、政治改革的幻想，开展一场人民革命的大政方针。”
(博讯 boxun.com)

     王澄博士在演讲中引述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的话说：“我们要有创新的能力，在新的形势条件下，我们要有新的思想、新的组织和新的斗争方法开辟一个新的革命途径。两年多以来，我们首先确立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度，体现在今天的中国现状就是以农村城市户籍制度决定的城乡差别，是这次人民革命的始动力，接着我们完成了发动群众的课题研究，认定两亿多（农）民工是这次人民革命的先锋队，80后、90后的年轻人将是最先冲上街头的人。在这次四川什邡人民的抗暴示威游行中，一群年轻的中学生打出‘我们不拍牺牲，我们是90后’的标语并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已经充分说明了年轻人的革命热情和力量。目前的街头运动还只是锻炼群众拖垮中共的人民革命的起步阶段，一旦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大规模的全面人民革命也将随之而来。”
     在接下来的演讲中，王澄博士从（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劳动收入状况、教育文化水平、生活就业条件等多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农）民工，尤其是年轻的第二代（农）民工现在受到的多重剥削、压迫、侮辱和歧视，他们所感受到的来自家庭分离、子女教育就业、个人医疗保障、住房等压力，以及他们对社会不公、不平、不义的了解和渴望改变现状的认识。充分论证了2亿（农）民工，以及他们作为社会底层人民所代表的9亿农民，对改变今天中国现状的强烈愿望和现实要求，使他们具备发动人民革命所需要的彻底革命精神。同时，农民工由于大都身居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大量集中，信息传播方便，动员能力强，因此非常有利于组织发动。
     综合以上各方面的分析，王澄博士指出：一场波澜壮阔的底层人民革命就要全面来临。我们希望海内外人士和我们一道，投身到人民革命的伟大事业中来，尽一己之力，为人民革命推波助澜。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美国委员会宣传部 陶红波 供稿

王澄博士演讲《（农）民工是这次中国革命的先锋队》

精英革命 vs 人民革命：中共为啥和你协商？/王澄

 

    海外民运20多年来的历史就是从空想精英革命到完全失败的历史，主要原因还是要归结到民运人士本身，总体知识结构十分低下。作牛虻的人以为自己能执牛耳，这就是全部错误所在。
     精英革命思路起源于当年海内外华人对八九64领袖们的赞许，使人们误以为中国革命，即推翻中共一党独裁的大规模革命只需少数精英人物的设计和推广，加之体制内精英的“改弦易章”，便可大功告成。事实证明完全是错误的。
    现在还有民运人士想和共产党开协商会议，十分好笑。共产党都不和达赖喇嘛开协商会议，为什么要和你开协商会议？你想要和共产党开协商会议，可以，至少要先拿下广州，有和中共开会的本钱。这些都是常识。
    也看到民运内部呼吁团结，不要相互攻击。这些人还是没有搞清状况，民运中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被时代淘汰，民运没有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团结与否无关。
    我们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从2010年4月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人民革命”的大政方针。[1-10] 我们根本就不相信“精英革命”。
    首先我们确立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是这次人民革命的始动力，（也就是今天的城乡差别），[11] 接着我们完成了“发动群众”的课题研究，[12 ] 认定两亿多农民工和民工是这次人民革命的先锋队，[13-15] 80后90后是最先冲上街头的人，[16] 目前的街头运动是锻炼群众拖垮中共的人民革命起步阶段，[17] 接下来就是成立人民自治会的阶段，接下来---。我们于2011年11月在纽约出版了《中国革命大纲》，[18] 我们一直追随着人民革命的进展，紧张地进行先期理论工作，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俄国革命史》句读。[19]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和其他反共人士的区别。比如，我们一开始就把敌人的帽子扣到了“权/贵/精英”头上，[20，21] 几乎没有什么反共人士认为“精英”也是敌人，大多数人只同意“权/贵”是敌人。我们和其他人的区别来自我们总是从底层人民的视角看问题，比如大医院的黑心医生，病人明明只需50元的药，他们要骗病人买3000元的药。今天大陆百姓说，当你遇到强盗时，被抢走的是身上所有的钱；当你遇到医生时，被抢走的是一辈子的储蓄。共产党垮台之后，这种敢于利用自己一技之长专门敲诈底层人民毫无人性的精英们难道不需要清算吗？
    一场波澜壮阔的底层人民革命就要全面来临，我们希望海内外人士和我们一道，投身到人民革命的伟大事业中来，尽一己之力，为人民革命推波助澜。
    参考阅读
    *[1]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非暴力抗争理论学习会：推动“保房护地”运动，唤醒民众。博讯2010年10月31日
    *[2]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土地国有化”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要诀。博讯2010年8月05日
    *[3] 民主党全委会介绍《造反动力学》。博讯2010年9月22日
    *[4] 王澄：中国革命列阵。博讯2011年3月22日
    *[5] 新年文告：南望王师又一年/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博讯2010年12月29日
    *[6] 民主党全委会针对解放军官兵的文宣。 博讯2010年9月23日
    *[7] 民主党全委会在海外要成为五个“中心”。博讯2010年9月05日
    *[8] 王澄：质疑中共49年建政的正当性。博讯2011年10月17日
    *[9] 王澄：中国社会大转型中的暴力因素。博讯2011年8月07日
    *[10] 民主党全委会：全世界为什么只有中国人“进京上访”？博讯2010年10月26日
    *[11] 王澄：中共建立的封建体制的核心价值是等级制。博讯2011年5月30日
    *[12] 王澄：民主党全委会完成《发动群众》课题研究。博讯2010年11月12日
    *[13] 王澄：农民工是这次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博讯2011年6月18日
    *[14]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针对农民工的四大政策。博讯2010年7月28日
    *[15] 2亿3千万农民工遭受着多重剥削。博讯，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博客 2010年7月2日
    *[16] 王澄：革命就是青年人推翻中年人老年人的政权。博讯2012年5月27日
    *[17] 王澄：跟公羊要奶喝。博讯2012年3月17日
    *[18]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出版《中国革命大纲》(图)。博讯2010年11月25日
    *[19] 王澄：《俄国革命史》句读。（一）到（二十三）。博讯2012年1月09日 到 6月09日
    *[20] 民主党全委会：中共已经沦为权贵精英们经济掠夺犯罪集团。博讯2010年9月13日
    *[21] 王澄：什么要提出反对“权贵精英”的经济掠夺？博讯

《俄国革命史》句读（七之上）/王澄

 

《俄国革命史Trotsky’s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 (博讯 boxun.com)

    因为在1917年的时候，对俄国上层统治者不满的有三股重要力量：民族独立运动，工人，和农民。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同样有三股反对中共的力量：民族独立运动，农民工/工人，和农民。那么，为什么当年的俄国革命能够成功，而今天的中国革命还在酝酿之中？从现在的酝酿阶段到大革命全面的铺开，大约还要经过哪几个阶段？这就是我们要句读《俄国革命史》的原因。
    从学习《俄国革命史》中我们认识到，今天中国的状况是在大革命全面展开之前的“困兽之斗”，中共已经没有退路了，但是他是“困兽”，还十分凶猛，我们现在还不到用绳子去捆绑他的时候，因为他还会咬人。“困兽之斗”的过程就是今后要长期对中共进行“骚扰”，我们要动员全社会各种力量和中共闹，就像托洛茨基说的“和公羊要奶”，直到中共基层领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精神崩溃。
    等到中共这个困兽精疲力尽的那一天，大家一涌而上，按住他的四肢，用帆布蒙住他的头，用粗绳把他捆起来。大功就告成了。
    下面是小组讨论纪要，[ ]中是托洛茨基的原文。
    题目：第七章 五天（1917年2月23日至27日）
    [2月23日是国际妇女节。社会民主党各团体本想依常规来纪念她：集会，演说，传单。在前夕，没有一个人的头脑里曾想到过妇女节会成为革命的第一日。各团体中没有一个曾号召在这一天举行罢工。不仅如此，甚至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而且是最具有战斗性的一个组织：维包格区的委员会，全体都是工人，竟也反对罢工。群众的情绪，据工人区的领袖之一——加育劳夫作证，是颇为紧张的，每一个罢工都有转变为公开冲突的危险。但因委员会认为战斗行动的时机尚未来到：因党不够坚强，工人与士兵很少联系，所以决定不号召罢工，而准备在不确定的未来作革命的进攻。]
    小组讨论：妇女节发起的罢工引发了沙皇皇朝的垮台，这是偶然当中的必然。
    [如果游行示威，士兵将从营房跑到街上来反对工人，这一点，人们在事前认为是无有疑义的。]
    小组讨论：二月革命发生时，工人以为士兵会向群众开枪，后来经过群众对军队的工作，军队倒向了群众一边，使得二月革命群众的牺牲减少到最小。中国这次大革命战胜中共是必然的，不容怀疑的。革命党的操作水平就表现在能否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行为。这就是我们研究小组的主要理论研究工作。
    [因此，事实是这样的，二月革命是从下面开始，无产阶级中最受压迫与被践踏的一部分——女工，纺织女工，（其中我们得想到有不少士兵的妻子），克服了她们自己革命组织中的反对，无所忌惮地握住了发动权。愈拖愈长的购买面包的行列成为最后的一个推动力。那天罢工的大约有九万名女工与男工。战斗的情绪发泄在示威、露天大会与和警察所作的冲突中。运动在维包格区及其大企业中发展起来，从那里又蔓延到彼得堡方面。在城市的其他部分中，据秘密警察的证明，并未发生罢工与示威。那天已经调动军队来帮助警察，数目显然不多，和他们也不发生冲突。妇女群众，其中不仅女工，出发到市政局去要求面包。这就和向一只雄羊要奶一样。城中各部分出现了红旗，就上面所写的字来看，表示出劳动者要的是面包，他们既不要专制，也不要战争。妇女节过的很成功，具有热情，没有牺牲，但这本身隐藏着什么，关于这，是到晚上也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度。]
    小组讨论：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是社会底层的底层，这次中国革命对于她们的个体解放的帮助是最大的。目前我们看到的许许多多中国社会的抗争行动中，妇女都是打头阵的。
    [第二日，运动不仅没有低落下去，反而增长了一倍：大约彼得格勒的一半产业工人在2月24日罢工了。工人一清早便进了厂，不去上工，开露天大会，然后开始向市中心游行。新的区域与新的居民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面包”的口号，给“打倒专制！”与“打倒战争！”的口号排除了或掩盖了。尼夫斯基大街上不断的游行：最初是紧密的工人群众，唱着革命歌曲，较后是夹杂的市民群众，里面也有学生们的蓝色帽子。“散步的人群对我们表示同情，从某几个伤兵医院的窗中，士兵们向我们挥动手中的任何物件。”是否有许多人体会到伤兵对示威者挥手所含有的意义呢？不过哥萨克们不断地，虽然是并不凶狠地，向群众冲击，他们的马都口喷白沫；示威者向两边分散，然后再集拢来。群众中不曾有恐惧心。“哥萨克们答允着不开枪的”，这句话从这人的口传到那人的口。显然地，工人们和个别的哥萨克谈过话。不过稍后，喝得半醉的龙骑兵咒骂着出现了，冲进人群，开始用标枪敲打人头。示威者用全力坚持着，不分散奔跑。“不会开枪的”，事实上，也不曾开枪。]
    小组讨论：中国人民的示威游行口号也会分为三个阶段：1。为自己要利益，2。打倒贪官，3。打倒共产党。
    [在整天的过程中，民众从城市的这部分倾注到那部分，被警察竭力驱散着，被骑兵，偶然也被步兵阻止着与挤迫着。与“打倒警察！”这个喊声的同时，愈加经常地可以听到对哥萨克所喊的“万岁！”声了。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对警察，民众表示着猛烈的仇恨。他们用哨子，石头，冰块来逐走骑警。但工人们却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对付士兵。在营房的周围，在哨兵巡逻兵与哨兵线的附近，时常会站着三两个工人与女工，和他们亲密地交谈。这是一个新阶段，它是从罢工的增长与工人和士兵的接触中发生出来的。这样的阶段在每一个革命中都不能避免。但它永远似乎是新的，而实际上也每次都依新的方式发生着，读到过它或写到过它的人，等得见到它的时候是不会认识的。]
    小组讨论：二月革命中，群众对于警察和哥萨克军队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喊“打倒警察”，和“哥萨克万岁”。采取主动争取哥萨克军队的支持，并获得成功。
    这次中国大革命，武警和解放军官兵对待群众示威游行的态度是决定性的。是一场非暴力革命的胜利还是暴力革命的胜利，决定因素在武警和解放军官兵手中。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就做武警和解放军官兵的工作。
    [维包格区最先进的工厂之一，爱立克森厂的工人，于早晨集会之后，全体群众二千五百人，出发到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在一个狭隘的地方遇到了哥萨克兵。军官们首先冲入群众，用马胸开道。在他们的后面，哥萨克们漫街奔腾着。这是一个紧急关头！不过骑兵小心地，只循着军官们所开好的走廊，以长的带形通了过去。加育劳夫回忆道：“有几个微笑着，有一个向工人好意地眨眨眼。”哥萨克并不是无所谓而眨眼的。工人因一种对哥萨克友爱的但非仇视的信心，而更加勇敢了，这勇气又稍稍感染了哥萨克。眨眼的人找到了仿效者。不管军官怎样地再想努力，哥萨克们不公然破坏纪律，但不强暴地驱散群众，而只从他们中间漏了过去。这样重复了三四次，却使两边更加接近了。个别的哥萨克开始回答工人的问话，甚至跟他们作刹那间的谈话了。纪律只剩着最薄弱与透明的一层外壳了，立时有破裂的危险。军官们赶快把骑兵斥堠哨与群众分开，放弃了驱散群众的念头，使哥萨克横断了街道放了一道哨兵线，不让游行者走向市中心去。但即使这样也无补于事：哥萨克们遵守纪律站在那里，然而不阻止工人在马腹的下“潜水”。革命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道路：在最初几步，它得在哥萨克的马肚子底下走向胜利。一个绝妙的插话！一双绝妙的讲述者的眼睛，它注意着那过程的所有曲折。这不足为奇，因为讲述者是一个领袖，他后面跟着两千多人。司令官的眼睛既得注意敌人的鞭子或枪弹，这眼睛的视觉是锐利的。]
    小组讨论：哥萨克军队态度的转变是这次二月革命成功的开始。
    [军队的急剧转变，仿佛首先在哥萨克中，在这些历来成为镇压者与讨伐者中，觉察出来。但这意思并不是说：哥萨克较其他的军队更加革命。相反的，这些稳固的有产者，骑着自己的马，珍视自己哥萨克的特点，卑视普通农民，不信任工人，含有许多保守主义的成分。不过正因为此，由战争引起的变化，更清楚地可以在他们的身上发觉出来。此外，正因为他们总被引向各方，派赴各处，去敌对民众，使他们的神经感受到刺激，使他们首先遭到试验。他们讨厌了这一切，他们想回老家去，于是眨眨眼，仿佛说道：“干吧，倘使你们懂得怎样干，我们是不会妨碍你们的。”但所有这些只是富有意义的象征罢了。军队还是军队，它受纪律的束缚，而主要的线索还操在皇朝手中。工人群众没有武装。领导者们甚至还不曾想到那决定的终局。]
    小组讨论：“但这意思并不是说：哥萨克较其他的军队更加革命。相反的，这些稳固的有产者，骑着自己的马，珍视自己哥萨克的特点，卑视普通农民，不信任工人，含有许多保守主义的成分。”中国革命党要和不同利益集团合作才能成功。这就是革命艺术。
    [革命只在日期的意义上说，才是突发的。一般说来，两极——革命的与政府的两极，都仔细地准备着革命，准备了许多年，永远在准备着。]
    小组讨论：我们“准备了许多年，永远在准备着”。
    [25日，罢工蔓延得更广了。根据政府的数字，那天参加罢工的共达二十四万工人。比较落后的阶层，拖在先锋队的后面，连小企业中的多数工人都罢了工，电车停驶，商业机关停止了工作。在这一天的过程中，高级学校的学生也实行罢课来参加罢工。中午时，几万的民众齐集到加丈大教堂及其四周的街道上，人们企图开街道大会，跟警察发生了好几次武装冲突。演说者出现在亚历山大第三的纪念碑上。骑警开枪。一个演说者受伤倒了下来。群众中有人还枪，打死了一个警察巡官，打伤了警察区长与好几个警察。对宪兵抛掷玻璃瓶、爆炸物与手溜弹。战争教会了这种艺术。士兵们表示消极，有时还对警察表示仇恨。群众中兴奋地传说着一个故事：当警察开始在亚历山大第三的纪念碑附近向民众开枪时，哥萨克对骑马的“法老”[1]（这是警察的诨名）开了一排枪，“法老们”竟不得不奔逃。这显然不是一个为要提高自己精神而流传的虚构的传说，因为这事件，虽然说法不一，但各方面都能加以证实的。]
    小组讨论：警察不得不逃跑，因为革命大潮不可阻挡。
    未完待续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2012年2月25日参加讨论的有，全委会主席王军涛，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还有张玉红，陈立群，董成，吕岩，刘路，顾笑颜，陈涵涛，李程乾，吴桂森，张开利，吴红花，黄巧月，陶红波，周青秀，耿倩，石恩晓，张成亮，段秋明，于磊，冯荣洽，张万哲，邢星，张寿凤，范奉涛，王澄。）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俄国革命史》句读（七之上）/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六之下）/王澄

 

2月18日我们首先观看了前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第一集，对1917年以前的俄国农村生活有些感性认识，这样有助于学好《俄国革命史Trotsky’s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博讯 boxun.com)

    下面是小组讨论纪要，[ ]中是托洛茨基的原文。
    第六章 皇朝的临终挣扎
    [即令是最专制的暴君，也很少与“自由的”个人，即能随意规定事变形态者，相近似。他总是那些照自己形相来规定社会的特权阶级的代理人。当这些阶级还不曾完尽其使命时，皇朝是巩固而自信的。那时皇朝的手中操有政权之可靠机关，且能无限制地选择政权的执行者，因为最有才能的人，还不曾转变到敌对的营垒里去。那时的皇帝，或由本人，或由一个宠幸者作中介，能成为一个进步的大的历史任务的负担者。但当旧社会的太阳最后沉向西天时，情形就不同了：那些特权阶级由民族生活的组织者变成为寄生的赘瘤；他们失去了自己的领导作用之后，便丧失了对于自己使命的意识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他们把对自己的不满，转变成对皇朝的不满；朝廷孤立了；能对他至死矢忠的人数减少了；他们的水准降低了；同时危险增加了；新的力量压迫进来了；皇朝失去了任何创造发动的能力；它防卫着，逃避着，退却着，——它的行动带上了简单反拨的机械性质。这一个命运，便是那半亚细亚式的罗曼诺夫氏的专制也不曾逃避得了。]
    小组讨论：王立军就是曾为中共皇朝效力的人，后转变成对皇朝的不满。
    [但英国至少拥有几世纪的时间让它支配。它是资产阶级文明的先锋。它并不处于其他民族的压迫之下，反而愈来愈把他们放在自己的压迫之下。它剥削着全世界。这就缓和了内部的矛盾，积累了保守主义，促成了财富的丰饶与脂肪质沉淀物的稳定，此种脂肪质的沉淀物有如：地主的寄生层，皇朝，上议院与国教会。由于资产阶级英国发展的非常的历史特权，与弹性相结合的保守主义，便从制度转入于道德中。]
    [但是发展落后，居于一切欧洲国家的尾端，足下站着贫乏的经济基础的俄国，怎能形成一种社会形式的“弹性保守主义”呢？何况它显然又特别要合乎教授派自由主义及其左边的影子，即改良派社会主义的需要呢？俄国是落后得太远了，——且当世界帝国主义将它抓来放进压榨机之时，它已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走完自己的政治史。---- 在民众的压力面前，最后终于不得不把自己的不幸、贫穷、愤怒、热情、希望、幻想与目的提到公开舞台上来的皇朝与自由派间所玩弄的上层勾结，只具有插话性的意义了，它们固然也能对出场的程序发生一点影响，也许还能影响到幕数的多少，但绝不能影响到戏剧的一般发展，更不能影响它的严酷结局。]
    小组讨论：托洛茨基对于俄国沙皇的下台比作法国大革命（1789年–1799年）。我们认为，俄国沙皇统治的结束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但是，1917年 列宁的革命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倒退。历史上的1688年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1789年–1799年）都是我们这个学习小组要学习的。1688年英国革命是议会战胜了君主和宗教的统治，法国大革命是平民战胜了君主的统治，都对人类世界的进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法国大革命被后人诟病的是暴力行为，而英国革命是非暴力的，这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
    “发展落后，居于一切欧洲国家的尾端，足下站着贫乏的经济基础的中国”，“且当世界帝国主义将它抓来放进压榨机之时，它已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走完自己的政治史”。“最后终于不得不把自己的不幸、贫穷、愤怒、热情、希望、幻想与目的提到公开舞台上来”。
    （全文完）
    附录一
    法国大革命（法语：Révolution française，1789年–1799年）是一段激进主义在法国乃至欧洲政治及社会层面横行的时期。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绝对君主制封建制度在三年内土崩瓦解。法国在这段时期经历着一个史诗式的转变：过往的封建、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民众的冲击，传统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
    法国大革命始于1789年5月的三级会议，革命的头一年第三等级的革命民众在6月发表了网球厅宣誓，7月攻占巴士底狱，8月凡尔赛妇女运动迫使法国皇室在10月份返回巴黎。之后的几年间不断出现关系紧张的自由集会和保守的君主制度改革。
    1792年9月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路易十六随之在次年被推上了断头台。不断出现的外部压力实际上在法国革命中起到了主导角色，法国革命战争从1792年开始，战争取得了一个世纪以来法国未曾取得的胜利，并间接致使法国获取了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土地和莱茵河以西的领土。在国内，民众情绪的日益高涨导致了1793年至1794年恐怖统治的产生。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倒台以后，督政府于1795年开始掌权，直到1799年拿破仑上台。
    现代社会在法国革命中拉开帷幕，共和国的成长、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现代思想的发展以及国家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出现都是此次革命的标志性产物。在作为近代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而受到赞扬的同时，法国大革命也因期间所出现的一些暴力专政行为而为人诟病。革命随后导致了拿破仑战争、两次君主制复辟以及两次催生现代法国的革命。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法国将在共和国政府、君主立宪制政府及帝国政府下交替管治。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2012年2月18日参加讨论的有，全委会主席王军涛，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还有张玉红，陈立群，张成亮，曹晗，徐国鑫，彭咏言，顾笑颜，张开利，张万哲，郑永进，陈洋，邢星，范奉涛，解荣久，石恩晓，王海燕，陈涵涛，张健，曹以康，段秋明，王澄。）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俄国革命史》句读（六之下）/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六之中）/王澄

 

2月18日我们首先观看了前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第一集，对1917年以前的俄国农村生活有些感性认识，这样有助于学好《俄国革命史Trotsky’s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下面是小组讨论纪要，[ ]中是托洛茨基的原文。 (博讯 boxun.com)

第六章 皇朝的临终挣扎

    [皇朝像一只腐烂的果子，在革命还来不及解决其最迫近的一个任务之前，它就因震动而掉下来了。]
    小组讨论：中共皇朝是个腐烂的果子，它会因震动而掉下来。
    [25日，司令部接到陆军大臣的电报，说首都发生罢工，工人中开始骚动，但采取了对付的办法之后，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总而言之：这不是第一回，也不是最后一次！]
    小组讨论：中国群众的抗争总会有最后一次。
    [沙皇的火车开始走得没有一点岔儿，地方长官与省长们一似往日地出来欢迎。不过，虽然是“怪好的天气”，沙皇于几小时后，就要亲自遭遇到革命的怒潮了。火车开到维雪尔车站，铁路工人不再让他前进：“桥梁坏了。”这个籍口，靠得住是随从们自己捏造出来，用以缓和情势的。尼古拉企图过去，人们又企图把他经由包洛高也，转入尼古拉也夫斯基铁道；但工人们也不许他上那里去。这比所有的彼得格勒来的电报都更加清楚。沙皇和总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又找不到上自己京城去的道路。革命用了简单的铁路上的“卒”，竟“将”起王来了！]
    小组讨论：到了普通人民群众不怕中共的时候，就是中共行将灭亡的时候。
    [哨兵跑走了。亲近的人都弃宫而走。维罗博娃回忆道：“凡有办法的，都自寻生路去了。”小股的革命士兵在宫中游荡，带一种渴望的好奇心浏览着一切。当上层还没有决定怎样办的时候，下层已经把沙皇的宫殿变成了博物馆。]
    小组讨论：中共垮台时，和其有关系的人都逃之夭夭。
    [伊凡诺夫将军向另一个“独裁者”——哈巴洛夫，提出了十个问题，都得到了明确的回答。这里把它们录下来，因为这是值得的：
    伊凡诺夫的问题： 哈巴洛夫的回答：
     1、哪些部队安静，哪些部队叛乱？ 答：1、在我管辖之下，在提督府中，有四个禁卫连，五队骑兵与哥萨克，两个炮队；其他军队转入革命者方面，或取得革命者同意而保持中立。士兵们或单行或结队在全城游荡，缴军官们的械。
     2、哪几个车站是警备了的？答：2、所有车站都处于革命者的势力之下，被他们严密把守。
     3、城中哪几部分还保持着秩序？答：3、全城在革命者的势力之下，电话不通，与城中各部分的联络断绝。
     4、保持秩序的那几部分由何种政权统治？答：4、不能回答。
     5、是否政府全部都能正常地工作？答：5、各部大臣被革命者逮捕。
     6、你现在管辖着何种警队？答：6、一点都没有管辖。
     7、军部方面哪一些技术的与经济的机关还在你的管辖之下？答： 7、一个都没有。
     8、在你掌握之下的有多少粮食？答：8、在我掌握之下并没有粮食。2月5日城中存有面粉560万普特。
     9、落于叛乱者手中的军械，大炮与军需可多？答：9、一切炮兵设备都落于革命者之手。
     10、哪些军权与司令部在你的管辖中？答：10、军区参谋长在我个人的指挥之下；与其他的军区机关没有联络。]
    小组讨论：这次中国革命是否可以避免暴力，军队是关键。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据说只死了13个人，这和军队哗变有很大关系。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策反中国人民解放军，把这次革命的暴力因素减少到最小。
     [不过这次丢脸具有寂静的性质，它不知不觉地被湮没在事变的波浪之中。人们可以猜度着：独裁者把食品送给了彼得格勒的亲友，还跟沙后作了一次长谈：她提起自己在病院里自我牺牲的工作，并抱怨军队与人民的忘恩负义。]
    小组讨论：会有一天，中共“抱怨军队与人民的忘恩负义”。
    [莫斯科司令姆劳左夫斯基报告说：“大多数军队已携带大炮投向革命党人，因此，全城已在革命党的势力之下，市长及其助手已离市政厅而去。”]
    小组讨论：兵败如山倒。军队哗变。
    [听过了这个颇有深意而虚伪拘礼的报告之后，沙皇决定逊去那时早已不为他所有的皇位。一个适合于这时机打给罗将柯的电稿拟出来了：“在真实福利与挽救俄罗斯母国的名义之下，我不辞任何牺牲。因此。我准备逊位于我儿，为使他能在我的身边留至成年的起见，故由我弟米哈依尔•亚历克山大洛维奇大公爵摄政。尼古拉。”不过，这次电报也不曾发出，因为消息传来，说国会议员古契柯夫与苏尔根已离首都到泼斯可夫来。这给了一个新的理由来延迟决定。沙皇下旨将电报收回。他显然怕买卖做得太便宜，并且还在期待着令人宽慰的消息，更确实些说，他希望奇迹。]
    小组讨论：中共也会有“逊位”的一天。
    [晚间古契柯夫与苏尔根自彼得格勒来，我跟他们谈话，将签了名的修正诏书交给他们。夜间一时我由泼斯可夫动身，怀着沉重的感觉；周围是叛逆，卑怯，欺骗。”]
    小组讨论：反动统治者的结局和抱怨都是一样的。
    [这样地，便结束了一个朝代，它乃是失败、不幸、贫乏与恶行之一个不断的铁链，从他加冕时的霍登加惨案[2]起，中经对罢工者与暴动农民的枪杀，日俄战争，对1905年革命之可怕的镇压，无数的杀戮，讨伐，与对小民族的屠杀，最后以俄国之狂妄而卑劣地参加于疯狂而卑鄙的世界大战为止。]
    小组讨论：中共的垮台，是他从第一天执政开始就与人民为敌造成的。我们对中共的清算是一个二里长的清单。
    [沙皇与法王两人在时间上相去虽有125年，但在某些方面，像是串演同一角色的两个戏子。消极的，忍耐的，但是具有报复心的那种恶意，成为两人共有的特性，所不同的只在于路易的恶意系由一种可疑的仁善所掩蔽，而尼古拉的则隐匿于殷勤之下。两人都在人民的心目中造成这样一个印象，仿佛他们为国事过分辛劳，但同时却不肯把自己的权力即令让出一小部分，他们对于这些权力是不能加以任何利用的。两人的日记，甚至在笔调上或在笔调的缺如上，都是相似的，都暴露出压抑着的精神的空虚。]
    小组讨论：托洛茨基认为俄国沙皇的垮台和一百年前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国国王的垮台是一样的。
    [材料是不缺乏的，而结果还会得到一个最有教训意义的历史证明，有利于唯物论的心理学，即：同一种类的（当然决不是同样的）刺激，在同一种类的条件之下，会引起同一种类的反应。刺激的授予者愈有力，则它愈能克服个别的特点。人们对于呵痒的反应是各异的，但对于红铁的反应可就一样了。正和在汽锤的打击下，球形与正方形的铁块同样成为铁片一样，在太大与太难逃避的事件的重压下，一切反抗者都给摧毁了，“个性”的界限也消失了。]
    小组讨论：颇有些哲学味道。中国人也说，矫往必须过正。
    [路易与尼古拉是生活颇多波澜的一种朝代的两个末代君王。两人都恰巧在深刻的内部危机与民众的革命觉醒的条件中，来统治一个国家。两人都和新思想的侵入与敌对力量的潮浪作战。无决断，伪善与说谎，在两者都是较小部分由于个性的荏弱，较大部分由于他们之完全不能维持自己承继的地位。]
    小组讨论：法国的路易与俄国的尼古拉生不逢时。
    [心理学派的历史家与传记家们，时常在历史的伟力借个人而屈折透达的地方，去找寻与发见纯粹个人的与偶然的事物。这种同样的观察错误，亦为宫廷中人所同具，他们以为俄国的末代沙皇乃是一个天生的“不幸者”。便是沙皇本人也相信，他是在一个不幸星宿的光照之下诞生的。实际上，他的不幸乃由于祖先们传给他的旧目的与他所处的新的历史条件之间所发生的矛盾。]
    小组讨论：中共垮台的“不幸” 乃由于（马克思毛泽东）祖先们传给他的旧目的与他所处的新的历史条件之间所发生的矛盾。
    [尼古拉的不幸正和路易的不幸一样，并非植根于他们个人的生辰八字中，而是在等级官僚制皇朝的生辰八字中。]
    小组讨论：中共的垮台，并非植根于他们领导人的生辰八字中，而是在等级官僚制皇朝的生辰八字中。
    [当沙皇制度已临到最后几月，---。在皇村住着的上层分子对于革命的“政策”，不过是一只被追迫的与精疲力竭的猛兽的反映罢了。假使坐在高速度的汽车中在大平原上追赶一只狼，那末这畜生最后便只有无力地喘息与躺卧着了。但当你企图把圈套戴上它的颈子时，它就想把你咬成碎块，或至少将你咬伤。其实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此外它又能怎么办呢？]
    小组讨论：中国革命就是人民和中共之间的无休止的较量，很快大家就会看到，中共“不过是一只被追迫的与精疲力竭的猛兽罢了”。
    （未完待续）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2012年2月18日参加讨论的有，全委会主席王军涛，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还有张玉红，陈立群，张成亮，曹晗，徐国鑫，彭咏言，顾笑颜，张开利，张万哲，郑永进，陈洋，邢星，范奉涛，解荣久，石恩晓，王海燕，陈涵涛，张健，曹以康，段秋明，王澄。）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俄国革命史》句读（六之中）/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六之上）/王澄

 

  2月18日我们首先观看了前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第一集，对1917年以前的俄国农村生活有些感性认识，这样有助于学好《俄国革命史》。
    下面是小组讨论纪要，[ ]中是托洛茨基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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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宫廷革命的思想
    [统治阶级既然想避免革命，究竟为什么不企图除掉沙皇及其周围的人呢？他们曾经这样想过，但是不敢。他们既对自己的事业没有信心，而且也缺乏决心。宫廷中革命的思想悬在空中，一直等国家革命来把它淹没。]
    小组讨论：我们绝不对中共内部的“宫廷革命”作任何期待，我们不关心也不评论。我们认为只有人民推动的国家革命才能够完成这次中国革命的目的，即革命后使中华民族有显著的价值观念的提升，即改朝换制。
    [在战争的紫色背景里，在地下震动的明显的辚辚声中，特权者并不片刻拒绝生之欢乐，相反的，他们贪婪地吞咽着这些欢乐。]
    小组讨论：中共特权者没有一天不在腐败。
    [危险性是从局势的本身的逻辑中发生出来的，因为宫廷不能不从单独媾和中找到得救之道，所以局势愈危险，它就愈加坚决地要单独媾和。以后我们还会看到，自由主义以它自己的领袖为代表，曾企图保留单独媾和的机会，以便自己将来踏上政权。但正因为如此，它便进行猛烈的爱国主义的鼓动，用以欺骗民众与恐吓宫廷。]
    小组讨论：当年俄国和德国交战中，有人想要单独媾和，俄国自由主义派的做法很像当年袁世凯的做法，一面和革命军打，一面和革命军媾和，目的就是要恐吓清廷，同时和革命军谈条件，让袁世凯当总统。
    [事实上有这样的阴谋存在吗？没有东西能证明它。它太广泛了，这“阴谋”，包括着太多与太杂的方面，以致无法成为阴谋。]
    小组讨论：中共把大陆上发生的所有的人民反抗行为都称之为“海外敌对势力的侵入”，真是自欺欺人。
    [传说在历史科学中是多么容易地与巩固地取得一个地位。]
    小组讨论：革命的进程中给人很多想象的空间，对于市民百姓来说，凡是自己不知道的事都可以用想象来补充。
    [俄国的自由主义在比较年青之时，常用金钱与同情支持革命的恐怖主义者，希望借用他们的炸弹，将皇朝驱入它的怀抱。]
    小组讨论：俄国的自由主义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是阶层利益集团。人类的价值取向分为五类：一。为了世间万事万物的利益。二。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三。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四。为了他人的利益。五。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中国民主党人把这次革命的基点放在第三，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上。这是能够发动中国革命的先决条件。
    [拉斯布丁的被杀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绝不是那些暗杀的参加者与起意者所算到的作用。它不是减弱了危机，而是加剧了它。到处：在宫廷中，在司令部中，在工厂与农舍中，都谈论着这次暗杀。结论自然而然地得了出来：要反对患瘫病的宫廷近幸党，便是大公爵们也除了毒药与手枪之外别无他法了。诗人勃洛克关于拉斯布丁的被杀写道：“结果了他性命的那颗子弹，正落在统治皇朝的心坎。”]
    小组讨论：对中国革命镇压的“那颗子弹”，一定会落在中共统治者的心坎。
    [罗伯斯比尔有一次曾提醒立法会议道，贵族的反对派削弱了王朝，唤起了资产阶级，而在它的后面却跟着民众。]
    小组讨论：俄国的贵族的反对派相当于中国目前的既得利益者，比如红二代，他们反对腐败，这中间有人民的声音，但是他们是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毫无意义。
    [俄国在1905年，尤其在1917年又表示出反对专制与农奴制度的因而是反对贵族的革命。在它的初步，总得到不仅是普通贵族的，而且有上层贵族中最特权分子的，甚至有朝廷中人的无系统的、矛盾的但很真实的合作。这一个显著的历史现象，仿佛与社会的阶级学说相冲突。但实际上，它只与该学说庸俗了解相矛盾罢了]
    小组讨论：这就是彻底革命和阶段革命的区别，彻底革命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和全民族的进步，而阶段革命只是为了某些阶层的利益。
    [革命发生于社会的一切矛盾达到了最高度紧张的时候，但这时候所造成的局势，甚至对于旧社会的各阶级，即命定着要破灭的各阶级也是不能忍受的。我们虽不愿把生物学的比喻看得比它所应得的意义更重，但还是值得提起这一类比喻。分娩这个行为在某个时机，无论对于母亲的机体或它的产儿，都同样地不可避免，特权阶级的反对派，表示出他们的传统社会地位与社会继续存在的要求间之不能相容。]
    小组讨论：革命发生在“传统社会地位与社会继续存在的要求间之不能相容”的情形之下。
    [贵族看出一切不幸的原因，在于皇朝之盲目或失去了理智。特权等级不相信已根本没有能调和新旧社会的政策；换句话说，贵族不肯自安于它的末运，于是把死前的苦恼，转变为反对旧制度最神圣的力量，即反对皇朝的一个反对派。贵族反对派的尖锐性与无责任性，原因在于历史对于上层贵族的溺爱，以及它之不能忍受自己在革命中所感觉到的恐惧。贵族佛龙特派之无系统性与矛盾性，要用这个理由来解释，即这一反对派的阶级是没有出路的。正和一盏灯相似，在它熄灭之前，发出一下光亮的、虽然带烟的火光，——贵族在消逝之前，也发出了反对派的闪光，它给自己的死敌帮了极大的忙。这样就是那个过程的辩证法，它不仅与社会的阶级学说相符合，而且也只有这学说才能加以解释。]
    小组讨论：中国既得利益者对“末世”的尖锐感觉，原因在于历史对于他们的“溺爱”，以及它之不能忍受自己在革命中所感觉到的恐惧。
    我们深信，会有很多阶层在中共垮台之前有些反对中共的举动，“正和一盏灯相似，在它熄灭之前，发出一下光亮的、虽然带烟的火光，——（贵族）在消逝之前，也发出了反对派的闪光”。但是，对不起，我们革命党不买既得利益阶层的帐。
    （未完待续）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2012年2月18日参加讨论的有，全委会主席王军涛，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还有张玉红，陈立群，张成亮，曹晗，徐国鑫，彭咏言，顾笑颜，张开利，张万哲，郑永进，陈洋，邢星，范奉涛，解荣久，石恩晓，王海燕，陈涵涛，张健，曹以康，段秋明，王澄。）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俄国革命史》句读（六之上）/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五之下）/王澄

 

下面是小组讨论纪要，[ ]中是托洛茨基的原文。
(博讯 boxun.com)

    第三章 无产阶级与农民
    [年青的政治友谊并不是每日地，而是每小时地增长着。等到革命之后，这友谊将产生它成熟之果。]
    小组讨论：在大革命中，珍惜反共同道的政治友谊，“这友谊将产生它成熟之果。”
    [自从国会党团被捕之后，布尔什维克就不会有集中的党的组织。地方委员会的存在是插话性的，而且经常与工人区域没有联系。只有分散的团体、小组与个人，在干些工作。可是罢工斗争的开始活跃，使他们在工厂中赢得了精神与力量。逐渐地，他们相互间发见了，建立了区的联系。地下工作复活转来。后来警察厅里写着这样的话：“在俄国拥有最大多数秘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列宁派，自从战争开始起，就在各大中心区域（例如，彼得格勒、莫斯科、哈尔可夫、基辅、土拉、考斯脱罗马、夫拉地米尔斯卡雅县、萨马拉）散发大量革命宣言：要求停战，推翻现存政府与建立共和国。并且这种工作在工人的罢工与扰乱中，已有了明显的结果。”]
    小组讨论：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的秘密组织是非常适合当前革命形势的做法。
    [工业家愈来愈不愿对工人让步，而政府则仍旧以严厉的压迫来答复每一次罢工，这一切都推动工人的思想从部分走向一般，从经济走向政治：“该一下子全体罢工了。”这样产生了总罢工的思想。群众的激烈化，不能比罢工统计中所表示的更令人相信的了。1915年，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比参加经济斗争的要少两倍半；1916年，前者比后者少两倍；但在1917年的头两个月中，政治罢工所包含的人数，比经济罢工的人数已经多到六倍。彼得格勒的作用可以由一个数字来决定：在战争的几年中，它一个地方的政治罢工者竟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二！]
    小组讨论：农民工/工人的罢工从经济罢工走向政治罢工，是必然趋势。
    [但群众的意识却还是落在他们自身运动的后面。战争的可怕压迫与国家的破灭，竟如此加速了斗争的过程，以致广大的群众一直到革命之时，也还不能自拔于许多从乡村或从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中带来的观点与成见。]
    小组讨论：革命党的先进性和群众的落后性是客观存在，也是我们要做工作的地方。
    [露天大会的潮浪飞快地波及到各个工厂。讨论的题目是：食粮，生活高昂，战争，政府。布尔什维克的传单分散着。政治罢工开展了。工厂的出口处举行着临时组成的示威。]
    小组讨论：露天大会，讨论食粮，生活高昂，举行政治罢工，这些都是中国革命的必要过程。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希里亚泼尼高夫，本人是五金工人出身，讲述那几天工人们神经紧张的情形道：“有几时，只叫一声汽笛，或者一点喧嚷，就够使工人们当作是停工的信号。”这件小事无论当作政治的象征，或当作心理的情调看，都同样是出色的；因为革命在没有跑上街去之前，已经踞坐在人们的神经中了。]
    小组讨论：大革命前夜，所有的人都神经紧张。
    [各省也经历着同样的阶段，不过比较慢些罢了。这种运动之愈加带有群众性，以及它战斗精神的增涨，使重心由纺织工人转入五金工人，由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由各省转到彼得格勒。在1917年的头两月中，一共有五十七万五千名政治罢工者，其中最大部分是在首都。]
    小组讨论：“由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由各省转到首都”，这是必然过程。
    [俄国无产阶级不仅在自身中汲取着革命勇气。它居于民族少数这一个事实，就已经说明：它如果不在人民大众中获得有力的支持，那就不能使自己的斗争具有这样规模，更不能起来作国家的首领了。而土地问题则给它保证了这样一个支持。]
    小组讨论：如果革命党人不在人民大众中获得有力的支持，那就不能使自己的斗争具有很大的规模。
    [迟至1861年才发生的农民的半解放，使乡村经济陷在与两百年前差不多同样的水准之上。旧有公社土地——当土地改革时相当遭受盗窃——的保存，再加上老式的耕作法，自然使乡村人口过剩的危机尖锐起来，而这危机同时也就是三田制的危机。---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历史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接近，以及它的结果，即矛盾之异常尖锐。]
    小组讨论：中国农民经受着历史不平等和现实社会不平等的双重煎熬，矛盾异常尖锐。
    [窒息在自己窄狭的土地范围中，处在国赋与市场的急迫的鞭笞之下，农民们不得不---。]
    小组讨论：中国农民“窒息在自己窄狭的土地范围中，处在国赋与市场的急迫的鞭笞之下”，不得不走向革命的道路。
    [那时全体农民群众并不曾统统起来，乡村中的运动不曾与城市中的运动相配合。]
    小组讨论：农民群众要统统起来，乡村运动要和城市运动相配合。
    [不过1906年11月9日的法律，开启了最宽广的门户，让农民中分裂出资本主义的农民来，该项法律乃是胜利的反革命之一个主要改良。11月9日的法律，甚至给任何公社中的少数农民有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从公社土地中割出一块来作为独立产业的权利，所以它是反对公社的一颗资本主义的爆炸弹。内阁会议主席斯托雷平[4]把政府这个农民问题中新政策的本质描写成“向强者下注”。这意思就是说：鼓励上层的农民用购买“解放了的”地块这个方法，来占领公社的土地，再转变新的资本主义农民为现存制度的支持。不过提出这样的一个任务是容易的，要解决它可就比较难了。企图将富农问题偷偷地代替农民问题，反革命是理该要折断自己的颈子的。]
    小组讨论：收买农民是所有反动政权的常用手段，问题是你能够收买所有的农民吗？
    [从公社中分裂出来的不仅是“有力的小资产阶级”，还有与他们相反的人呢。战争开始时，出卖那无以自活的一小块土地的农户，数目达到了一百万，这就表示有不下于五百万的无产阶级化的人。还有几百万赤贫的农民——他们除了保留着一块不能图得一饱的土地之外，别无他物，——也是颇具爆炸性的材料。]
    小组讨论：底层农民的数量是中国革命的决定因素之一。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无怪乎土地问题要在历届国会中都成为极尖锐的问题了。谁都觉得最后一句话还不曾说出。农民议员彼得脱里钦可有一次在国会的演讲坛上说道：“凭你们辩论多少，——总不会造出另一个地球来的。这就是说，你们不会把土地给我们。”这个农民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社会革命党人；相反的，他是右派议员，是一个皇党。]
    小组讨论：土地问题是引发中国革命的火种。
    [土地运动与工人的罢工运动一样，至1907年末而渐趋沉静，自1908年起部分地复兴，在以后几年中愈益加强。诚然，斗争多半是在公社的内部扩展着的；而反动派的政治算盘也正打在这里。当分割公社土地时，常常发生农民的武装冲突。不过反对地主的斗争也不曾消逝。农民竭力焚烧贵族的庄园、收成物、干草堆，顺便也会占领那些违反公社众人意志而被割去的零碎土地。]
    小组讨论：上述情况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过程。
    [各有产阶级不能不预见到，乡村行将开出发票来和他们算账，不过他们一想道总有解救之法，这些阴暗思想便消散了。]
    小组讨论：60年来中共欠农民的，总有一天会和他们算账的。
    [农民们该在工人身上去寻找领导者，在世界史上还是第一次。俄国革命与所有过去革命间的基本的、也可以说是全部的不同点，即在于此。]
    小组讨论：这次中国革命要由农民工作先锋队，农民们该在农民工身上去寻找领导者。
    [俄国1861年的农民改革，乃是贵族与官僚的皇朝，在资产阶级社会要求的压迫下，但当资产阶级全无政治力量之时，实行出来的。农民解放的性质是如此：国家之被逼从事于资本主义的改造，便不得不转变土地问题为革命问题。俄国资产者曾梦想要照法国式，或丹麦式，或美国式——任何国家的形式都好，只是不要俄国式，来求得土地关系的发展，但他们没有看透，也没有及时地叫自己具备些法国历史或美国社会结构的知识。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虽然具有革命的历史，但当紧急关头，他们总是和自由资产阶级与地主在一起，而不是跟革命的农村在一起。只有工人阶级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才能成为农民革命的首领。]
    小组讨论：中国的土地问题将转变成革命问题。
    [落后国家的配合发展律——意即落后成分与最新因素之特殊的结合——在此地是以它最完全的形式呈现在我们之前，并且还给了我们一个钥匙，去猜破俄国革命基本的谜，如果作为旧俄历史的野蛮遗产的土地问题，已为资产阶级所解决，如果它能被资产阶级所解决，那末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能在1917年走上政权。为要实现苏维埃的国家，需要两个历史性质完全不同的因素的接近与相互错综；这就是说：必须农民战争，即为资产阶级发展的曙光期所特有的运动，与无产阶级暴动，即表示资产阶级社会夕照时的运动，相互参杂起来。1917年革命的本质就在于此。]
    小组讨论：农村问题和城市问题参杂起来，就形成了革命。这就是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特有的新旧问题组成的“配合发展律”。
    (全文完)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2012年2月11日参加讨论的有，全委会主席王军涛，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还有张友亮，顾笑颜，吴桂森，陈春冶，张成亮，耿倩，陶红波，徐国鑫，邱耿敏，石恩晓，陈涵涛，冯荣洽，沈韵贤，张玉红，陈立群，于磊，魏泉宝，鄢亚惠，孙德林，龚晓麟，王澄。） [博讯

《俄国革命史》句读（五之下）/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四）/王澄

 

    注：俄国1917年革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和今天中国革命的背景不同。这一章我们只是略读一下。
     下面是小组讨论纪要，[ ]中是托洛茨基的原文。 (博讯 boxun.com)

    第二章 大战中的沙俄
    [中国的买办制度，乃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这是一种介于外国财政资本与本国经济之间的代理人。在世界的国家等级中，俄国在战前所占的位置比中国的要高得多。如果不发生革命，它在战后会占有怎样的位置，这是另一问题。不过一方面俄国皇朝，另方面俄国资产阶级，总都带上了愈加明显的买办特点：他们生活与营养在与外国帝国主义的联系上，他们为这联系服务，如果失去了这个依靠，他们就无法维持。诚然，他们即使在这个支持之下，终于也还是不能维持下去。半买办式的俄国资产阶级之具有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与那靠拿回扣藉主人利益来生活的经纪人，具有同样意识。]
    小组讨论：中共是国外资本家和中国资源之间的买办。
    [农奴制的半取消，与普遍兵役制的采取，使军队的现代化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即国家所已达到的程度，这就是说，把国家的一切矛盾带进军队中去了，而国家则还得完成它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诚然，沙皇军队是照西欧的模型建立与武装起来的；但这是形式多于实质。农民士兵的文化水准与军事的技术水准并不相符。在军队的指挥部中，表现出俄国统治阶级的愚昧，懒惰与盗窃行为。]
    小组讨论：“把国家的一切矛盾带进军队中去了。”中国的军队中农民士兵的文化水准不高。
    [“军队最后解体的基础，在革命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
    小组讨论：中国军队在这次革命中出现混乱和解体，是应当事先研究的。
    [最初分散着的革命分子，差不多毫无影踪地沉溺在军队中了。但随着普遍的不满情绪的高涨，他们便浮到水面上来，将罢工工人遣往前线，以示惩罚这个举动，又充实了鼓动家的队伍，而退却则给他们造成了有利的听众。一个秘密警察的报告说道：“后方的军队，而尤其是在前线的军队中，充满了这种分子，其中一部分为成为积极的暴动力量，另一部分则只能拒绝镇压暴动。]
    小组讨论：革命分子在工人中和军队中的活动是革命成功的关键。
    [立宪民主党的首领，因而也是反对派联盟的首领米留可夫，在他本党的大会上说：“我们在火山上行走……紧张达到了极限……不小心丢开一梗火柴，就足以酿成可怕的大火……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个坚强的政权，不管是怎样的政权，无论它是好是坏。”]
    小组讨论：“不小心丢开一梗火柴，就足以酿成可怕的大火”，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写照。
    [政治形势相当改善的原因，是“社会阶级之更大分化，这分化掩盖着各种阶级利益的尖锐的矛盾，目前感觉得特别尖锐的那些矛盾。”]
    小组讨论：大革命前的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各种阶层利益的矛盾是革命理论研究的内容。
    [一群极右派人物，受1905年革命的镇压者杜尔诺伏唆使的一些顽固官僚，那时向沙皇上了一本纲领式的奏章。这些有经验的，曾经受过严格警察学校训练的高官们，他们的眼光并不坏，而且还是相当远的，如果他们的药方并未应验，那末原因只在于他们所治的旧制度的毛病，一般说来是无药可医的了。]
    小组讨论：对于中共旧制度的毛病，已经无药可医了。
    [奏章上一方面承认革命党的重要性。同时咬牙切齿地说道：“此等政党的危险与力量，乃在于他们之有思想，有金钱，（！）有现成的与组织完美的群众。”]
    小组讨论：中国革命需要有思想，有经费，有现成的与组织完美的群众。
    [这些革命党“正确地期望着最大多数农民的同情，只要革命领袖们指头点着别人的土地，农民的同情立刻就会向着无产阶级。”]
    小组讨论：要帮助农民获得土地是这次革命的首要目标之一。
    [“我们感觉到国会的无力，从事于无益斗争的疲倦。”]
    小组讨论：中共的国会就是无力和疲倦。
    [ 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俄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C.R]
    小组讨论：像十月党这样的组织从开始就是反对人民的组织。在中国，对待农民和农民工的态度分化了革命和反革命两个阵线。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2012年2月4日参加讨论的有，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还有张玉红，杨海，张环，陈春冶，仇红群，吴乔木，曹晗，陈涵涛，耿倩，徐国鑫，李海燕，李洪，毛耀，石恩晓，陈立群，王澄。）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俄国革命史》句读（四）/王澄

胡适当年西学不足，耽误了中国人/王澄

 

    *一．前言
    *二．学者对胡适的评价和胡适的唯科学论
    *三．杜威的实验主义
    *四．杜威实验主义在人类全思想活动中的等级
    *一．前言
    中华民族3000年来没有建立起高于理性supra-rational的思维能力，是一个低智商民族。为此，有两个人和一个观点要付全部责任：孔子，胡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孔子负责1911年以前的古代中国人的愚昧，胡适要负责1911年到1949年的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要负责1949年到今天对中国人的思想禁锢。
    这篇文章专门就中国人缺乏高于理性思维一事谈谈胡适的责任。

    人类思维全范围包括理性和非理性部分（图1），非理性部分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高于理性，不适于用理性表述的，和低于理性部分。让我们重新复习一下理性rational 的定义：1。常人知道的常理，2。能感觉到的，3。有因果关系的，合乎形式逻辑的。
    我以前分析了，由于中国的统治思想孔子思想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在理性部分之内，（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合理的，而是说他们都企图用因果关系来阐述他们的思想，他们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思想升华到高于理性水平），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高于理性思维能力”的劣等民族。[1-4]
    胡适的问题是他对于西学只有一知半解，并没有认识到西方思想中高于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当年他在帮助杜威在中国宣讲科学主义的时候，以及五四运动中提出的“赛先生（科学）”，再一次把中国人禁锢在理性思维的小圈子里。胡适说，“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话要了中国人的命。因为科学仅仅存在于理性思维的范畴中，强调科学反而加固了理性思维的围栏，使中国人的思想更不容易跳出理性思维的圈圈。
    *二．学者对胡适的评价和胡适的唯科学论
    季羡林给《胡适全集》写的《序》[5]中说，“（唐德刚说）他始终没有跳出中国的‘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biblical scholarship）。”对于胡适的西学不足，季羡林完全无知，而（作为胡适的学生）唐德刚说的也不在点子上。
    对于胡适的西学不足，有两个人说对了，他们就是台湾的韦政通先生和美国的余英时先生。
    韦政通在《胡适思想纲要》中曾经批评胡适说：“代表美式思想的杜威哲学，所给予胡适的限制，不但使他与西方的传统思想隔离，即是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超知识部分，也缺乏亲和之感和深度的认识，因此在他一生的学术生命中，根本洋溢不起中西两大传统结合的智慧。”（网文）
    余英时说[6]：“这里没有必要讨论杜威的真理论，知识论的得失。但是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这一类型的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人确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第一，当时一般中国人的思想中并没有柏拉图式的‘永恒不变的实在’这种抽象概念。由此而衍生的许多西方知识论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对于一般中国人更是非常陌生的。现在杜威把它们一笔勾销了，这恰好扫除了中国人（至少暂时）了解西方思想的障碍。”
    从胡适的英文文章《Kant’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康德的国际伦理学原则》[7]中可以看出，胡适不是不知道 “ 超自然的世界和真理以及规矩”，而是他不相信。
    胡适在《杜威的“正统哲学”观念与中国哲学史》中说[8]：
    “凡是正统的哲学，都划出两个固定的，根本上不同的世界。一个略等于民众信仰里那个宗教的，超自然的世界。加上玄学的翻译，就成了一个最高最后的实在的世界。在社会生活里，一切重要的真理和规矩的最后根据全靠那些最尊最神圣的宗教信仰；所以在哲学方面，那个绝对无上的实在也就给一切关于事物的真理作唯一可靠的保证，给一切正常的社会制度和个人行为作唯一 合理的指南。这个‘本体的世界’，只有哲学上系统地训练可以看得到。此外还有一个平常的，经验的，相对实在的‘现象的世界’，这才是我们天天经验的世界，人的实际生活和用具，都只和这个世界有关。常识和科学所指的世界，只是这个不完全又不能永久 的世界。
    在我个人看来，向来正统派对于哲学的见解受这 一种特点的影响最大最深。哲学妄自尊大，以为他的职务在于证明一个超于经验的，绝对的或内心的本体，在于给人们指示这个本体的性质和要点。因此，哲学自以为得着了一种高等知识的官能，高于实证科学和平常经验用的官能；并且自以为有一种特别的重要与尊严。”
    胡适患有“中国病”，只相信科学。
    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说[9]：“ 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 人生世间，受环境的逼迫，受习惯的支配，受迷信与成见的拘束。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使你强有力，使你聪明圣智；只有真理可以使你打破你的环境里的一切束缚，使你戡天，使你缩地，是你天不怕，地不怕，堂堂地做一个人。 ”
     “科学就是力量”（培根语），胡适把自己和没有去过外国的中国人关进了科学的猪圈，也就是理性思维的猪圈，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又给这个猪圈加了一把锁，中国人再也没有出来过。
    *三．杜威的实验主义
    胡适是杜威的学生，1919年杜威访问过中国，胡适不遗余力地向中国人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10-29] 中国人在那个时代对于西方近代思想的了解，杜威的实验主义占了主要部分。我这里要说的是，因为胡适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我们就把杜威的思想当做当时中国人追求的最高思想来分析，在本文的第三，四部分中，我们会清楚地看到，杜威的思想也基本在理性思维的框架之内。
    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对于杜威思想的简介，杜威死后60年了，我相信这个简介可能会客观些。
    ( 中译) John Dewey约翰 杜威（1859年-1952年）
    约翰 杜威是美国思想界实验主义Pragmatism领军人物。所谓实验主义就是一种反对二元认识论，反对现代哲学中形而上学的观点，认同自然主义。实验主义认为知识来源于人类和其生活环境的主动的相互作用和对环境的适应。实验主义认为，如果只是用头脑被动的观察世界，获得理念，想通过这种方法了解到真理是否和现实相符合，这是做不到的。
    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先从问题/困难着手，成功的解决办法，再到主动地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检查最初的假设是否正确。人类的行为和环境之间反复互动的结果，也可以说成是“适应”的结果，才使人类的行为有了正确的方向。
    杜威用上述观点发展了他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的主要哲学领域。他的著作极其丰富，特别是在社会学领域里，最有名的是《新理想国the new republic》，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的思想领袖。
    John Dewey (1859—1952)
    John Dewey was a leading proponent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thought known as pragmatism, a view that rejected the dualistic epistemology and metaphysics of modern philosophy in favor of a naturalistic approach that viewed knowledge as arising from an active adaptation of the human organism to its environment. On this view, inquiry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as consisting of a mind passively observing the world and drawing from this ideas that if true correspond to reality, but rather as a process which initiates with a check or obstacle to successful human action, proceeds to active manipul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o test hypotheses, and issues in a re-adaptation of organism to environment that allows once again for human action to proceed. With this view as his starting point, Dewey developed a broad body of work encompassing virtually all of the main areas of philosophical concern in his day. He also wrote extensively on social issues in such popular publications as the New Republic, thereby gaining a reputation as a leading social commentator of his time.
    *四．杜威实验主义在人类全思想活动中的等级
    人类的思想活动至少可以分为十一级，（你还可以加入更多的级别），从高级向低级排列如下：（注：这是我的哲学老师Cay Hehner博士的授课内容。）
    最高级，第一级Supermind （超思想）。由印度哲学家Sri Aurobindo（1872年-1950年）提出。
    第二级Revelation （神的心灵启示）。英文解释1. An act of revealing or communicating divine truth; esp: God’s disclosure or manifestation of himself or of his will to man. 2. Something that is revealed by God to man.
    第三级Inspiration只有某些人能够受到的（神的感召)。由美国神话学家，作家Joseph Campbell（1904年-1987年）解释。英文解释A divine influence or action upon the lives of certain person that is believed to qualify them to receive and communicate sacred revelation and is interpreted within Christianity as the direct action of the Holy Spirit. 比如为神捐躯的烈士
    第四级Intuition (悟性，灵感)。由法国哲学家亨利 柏克森 Henri Louis Bergson（1859-1941年)作代表性解释。 柏克森认为悟性/灵感intuition比智力intellect和理性reason更高级，特别表现在艺术创造方面。英文解释1. The act or process of coming to direct knowledge or certainty without reasoning or inferring. 2. Immediate cognizance or conviction without rational thought.
    第五级Mind（对思想的观察）。康德Kant
    第六级Life （对生命的观察）。尼采Nietzsche
    第七级Nature （对自然界的观察）。达尔文Darwin
    第八级Matter （对物质世界的观察）。卡尔马克思Marx
    第九级Subconscious （研究了人的下意识和人体本能） 。弗洛伊德Freud
    第十级Ignorance （无感知）。
    最低级，第十一级Unconscious（无意识，植物人）。
    很明显，杜威的思想是在第五，六，七，八级之间，基本属于理性rational思维范畴。我希望读者不要误会我的级别分析，我决不是说杜威的思想不好，不够高，我只是说某人在某个领域里作了什么，仅此而已。
    除了近20年的西哲教育，过去的3000年来没有人向中国人传播高于理性的思维方法，而高于理性的思维方法是人类不可缺少的思想工具/思想内容，或许是最重要最难的部分。中国人三千年来大致生活在第六级，第七级，和第八级之中。真是很可悲。
    今天的中国西哲届（近20年来）正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只是中国人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有人说中国人也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哲。这完全是放狗屁。我问中国人一个问题，今天的人类思想是不是也要以今天为基础向前发展，请问这个向前发展的基础在哪里？ 以西哲为基础还是以中哲为基础？ 还是以中西哲为基础？答案是，今后人类思想的发展与中国人没有任何关系，（我可以打赌至少两百年）。你现在不学西哲你都不知道人类将来往哪儿去。
    中国人的“中哲”就像停留在1800年前的没有任何变化的皇权统治中央集权大一统的中国国体一样，是冰封的猛犸，如果不被剥皮后保存在历史博物馆里，留在世上就会腐臭难闻。
    参考阅读
    [1] 王澄写给邓晓芒的信。博讯2012年1月02日
    [2] 王澄：中华民族思维能力重大缺失/视频。博讯2012年1月12日
    [3] 王澄： 中国人弄错了，不是“自然法”是“本性法”。博讯2012年2月01日
    [4] 王澄：孔孟之道和阿奎那的本性法之比较。博讯2012年2月10日
    [5] 季羡林写的《序》。胡适全集第1卷22页。胡适著，季羡林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2003年。2007年重印。（《胡适全集》来源以下同）
    [6]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台北，2004年，第225页
    [7] Kant’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胡适全集第35 卷88页
    [8] 杜威的“正统哲学”观念与中国哲学史。胡适全集第8卷363页
    [9]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全集第3卷1页
    [10] 杜威先生和中国。胡适全集第1卷360页
    [11] 谈谈实验主义。胡适全集第7卷437页。
    [12]杜威哲学的根本观点。胡适全集第7卷444页
    [13]杜威论思想。胡适全集第7卷449页
    [14] 新唯实主义述略。胡适全集第7卷472页
    [15] 实验主义。胡适全集第8卷376页
    [16] 杜威哲学。胡适全集第8卷420页
    [17] The argument of the transcendental, analytic i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胡适全集第35 卷144页
    [18] 杜威的教育哲学。胡适全集第20卷36页
    [19] 杜威之道德教育。胡适全集第20卷48页
    [20]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 胡适全集第38卷34页
    [21] 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 胡适全集第38卷95页
    [22] 杜威的四大讲演：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胡适全集第42卷3页
    [23] 杜威的四大讲演：教育哲学。胡适全集第42卷95页
    [24] 杜威的四大讲演：思想之派别。胡适全集第42卷193页
    [25] 杜威的四大讲演：现代的三个哲学家。胡适全集第42卷254页
    [26] 杜威博士在山西之讲演。胡适全集第42卷588页
    [27] 周昌龙：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时报文化，台北，1995年
    [28]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远流，台北，2005年
    [29] 邵建：胡适前传。 秀威 资讯科技，台北，2008年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供稿）

胡适当年西学不足，耽误了中国人/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三之下）/王澄

 

1月28日学习内容，下面是小组讨论纪要，[ ]中是托洛茨基的原文。
     《俄国革命史》第一章 俄罗斯发展的特点（续完） (博讯 boxun.com)

    [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在俄国所实行到的那种完备地步，又恐怕在其他任何国家中所不曾有过的。可是工业对银行的附从，同样也就表示它对西欧货币的市场的附从。重工业（五金、煤、石油）几乎完全受着外国财政资本的统治，它在俄国开设有一个辅助的与中介的银行系统。轻工业遵循着同一条道路走。如果外国人大约占了俄国全部股份资本的40%，那末就工业中占指导地位的部门而论，这个百分数还高出许多。我们可以毫不加以夸张地说：俄国银行、作坊与工厂的具有操纵作用的大部分股票，发在外国；而英、法、比三国所持有的资本额，要比德国所持有的为多。]
    小组讨论：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是连为一体的。这次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的经济要搞上去，同时，中国也要对世界经济起到正面作用，这是重大课题。
    [俄国工业发生的条件及其结构，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社会性质及其政治面目。工业的高度集中，其本身即已表示了在资本家的上层与民众之间，并无许多中间阶层。此外我们还得说明一点：最重要的工厂、银行与运输机关的所有人既然都是外国人，他们不仅从俄国吸取了利润，而且还因此在各个外国议会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势力；他们不仅不促进俄国议会制度的斗争，而且还时常表示反对；人们只叫记一记法国官方所起过的可耻作用就够了。这些就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孤立与反民众性的基本的与不可消除的原因。如果在自己历史的曙光期，俄国资产阶级还太不成熟，不足以完成宗教改革，那末当它应该起来领导革命之时，却是过度成熟了。]
    小组讨论：中国工业的集中，农民工的集中，给革命带来便利。中国有产阶层的政治孤立与反民众性的基本的不可消除性，以及中国有产阶层的不成熟，都给革命带来了有利条件。
    [与国家发展这一个总的进程相符，俄国工人阶级所由形成的来源，不是行会的手工业，而是农村经济；不是城市，而是乡村。而且俄国无产阶级的结成，并不是逐渐地，经过几世纪的，像英国工人那样拖着过去的重负的，而是跳跃的，经历着环境、联系与关系的突变，且常与昨天截然相决裂。正是这——再加以沙皇制度的集中的压迫——使俄国工人乐于接受革命思想的最勇敢的结论，正犹之乎晚起的俄国工业，乐于接受最新式的资本主义组织一样。]
    小组讨论：农民工阶层的形成，在中国是“跳跃的，经历着环境、联系与关系的突变”，这是社会不稳定的基础。也是中国革命开展的基础。再加以中共（沙皇制度）的集中的压迫使中国（俄国）工人乐于接受革命思想的最勇敢的结论，
    [俄国无产阶级常常在复演他自己简短的发生史。一方面在五金工业中，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已经结晶了一层祖传的无产阶级，他们和乡村完全脱离了关系；但另方面在乌拉尔，却还多数是半无产阶级半农民的一种形态。每年新的劳动力从乡村流入一切工业区域，更新了无产阶级与其基本的社会泉源间的关系。]
    小组讨论：农民工阶层已经有两代人了，“他们和乡村完全脱离了关系”。“每年新的劳动力从乡村流入一切工业区域，更新了无产阶级与其基本的社会泉源间的关系。”
    [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无能，直接决定于它对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的性质。它不能率领工人在自己后面，因为工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敌对着它，而且他们早已学会了将自己的任务综括起来了。但它表示出同样地不能领导农民在自己的后面，因为它和地主是以一只共同利益的网联结了的，它害怕在任何方式中财产权的震撼。这样看来，俄国革命的迟发性，不仅是一个历史纪年的问题，而且也是一切民族的社会结构问题。]
    小组讨论：中国有产阶层被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敌视，他们和中共贪官“以一只共同利益的网联结了的，它害怕在任何方式中财产权的震撼”。这样看来，中国革命的迟发性，不仅是一个历史纪年的问题，而且也是一切民族的社会结构问题。
    [英国完成它的清教徒革命时，它的全人口还不曾超过五百五十万，其中五十万人在伦敦。法国当它自己的革命时代，巴黎也只有五十万人，而全国则为二千五百万人。俄国在二十世纪之初，约计人口为一亿五千万，其中三百万以上的人住在彼得格勒与莫斯科。在这些比较的数字后面，隐藏着好些最巨大的差异。非但十七世纪的英国，就是十八世纪的法国，都还不曾知道现代的无产阶级。可是在俄国，在城市与乡村的一切劳动部门中，工人阶级在1905年就已经不下于一千万了，如果连他们的家属计算在内，那末有二千五百万以上，即是说，比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全人口还要多。自克伦威尔军队中坚强的手工业者与独立农民起——经过巴黎的无裤党——一直到彼得格勒的工业无产者，革命已深刻地改变了自己社会的结构，自己的方法，同样也改变了自己的目的。]
    小组讨论：中国革命将“深刻地改变了底层人民自己社会的结构，自己的方法，同样也改变了自己的目的”。
    [1905年事件，乃是1917年两次革命，即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序幕。在序幕中，已经包含了全剧的一切要素，不过没有彻底演出罢了。日俄战争震撼了沙皇制度。在群众运动的背景中，自由派的资产阶级以自己的反对派立场来恐吓皇朝。工人们对资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而且在首次实现的苏维埃的形式中，反对着资产阶级，农民在全国广大的地域中为土地而暴动着。不仅农民，连军队中的革命部分，也都被吸引到苏维埃方面去，苏维埃在革命最高涨的时期，已和皇朝公开争辩到政权问题。不过，那时的一切革命力量，都还是第一次出场，它们既没有经验，又不够自信。自由派正当这个时候，即革命暴露出不仅要震撼沙皇制度，而且还要摧毁它的时候，它们就示威式的退出了革命。资产阶级与民众之激剧决裂，加以它在那时，便已吸引到一大群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使皇朝更易分化军队，分离出效忠的部队，以及用流血的方法来对付工农。虽然也损折了几梗肋骨，但沙皇制度从1905年的事变中出来，还是活着，并且颇为强固了。]
    小组讨论：中国有产阶层和底层人民的敌对关系，“与民众之激剧决裂”，以及“农民在全国广大的地域中为土地而暴动着”，这些就是革命的燎原之火。
    [在分隔序幕与本剧的十一年中，历史发展在力量的相互关系中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变化？沙皇制度在这时期中愈来愈跟历史发展的要求相冲突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愈加有力，但正如我们所见过的，这种势力凭借着较高的工业集中，且依赖于外国资本的继长增高的作用。受到了1905年的教训之后，资产阶级愈加保守与愈加狐疑了。中小资产阶级的比重，早先本来就不足道的，如今更低微了。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一般说来并没有任何巩固的社会支持。它能具有过渡的政治影响，但不能起独立作用；他对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依赖性，极度地增大着。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能给农民以一个政纲的旗帜与领导的，只有那年青的无产阶级了。在它的面前既这样地升起了巨大的任务，那就迫切地需要有一个特殊的革命组织，以便一下子包括民众，使他们能在工人的领导之下实行革命行动。]
    小组讨论：“这种势力凭借着较高的工业集中，且依赖于外国资本的继长增高的作用”。中国有产阶层愈加保守与愈加狐疑，“知识分子一般说来并没有任何巩固的社会支持”，“它能具有过渡的政治影响，但不能起独立作用”。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能给农民以一个政纲的旗帜与领导的，只有那年青的农民工阶层了。在它的面前既这样地升起了巨大的任务，那就迫切地需要有一个特殊的革命组织，以便一下子包括民众，使他们能在农民工的领导之下实行革命行动。
    [因此1905年的苏维埃，在1917年获得了伟大发展。这里我们还不妨提一提：苏维埃不仅发源于俄国史的后起性，而且也是配合发展的产物，这论断甚至可以用这个事实来证明，即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德国的无产阶级，在1918至1919年的革命高潮时期，除了苏维埃之外，也找不到其他的组织形式。]
    小组讨论：苏维埃，苏维埃，苏维埃，革命的第一个目标是成立苏维埃（即民众自治组织）。
    [1917年的革命还以推翻官僚主义的皇朝为它的直接任务。但与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现在以决定力量的资格出场的却是一个新的阶级了，它在集中化的工业基础上形成起来，武装着新的组织与新的斗争方法。在这里，配合发展律以其极端的方式出现在我们之前：革命以推翻中世纪式的腐败制度开始，在几个月的过程中，它竟使以共产党为首领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
    小组讨论：现在以决定力量的资格出场的却是一个新的阶级了（农民工阶层），它在集中化的工业基础上形成起来，武装着新的组织与新的斗争方法。
    [这样看来，就它的出发点而论，俄国革命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不过它在一种新的方式中提出了政治的民主问题。当工人们已在全国遍设了苏维埃，将士兵与一部分农民包括在内的时候，资产阶级却还在继续讨价还价：要不要给俄国召集立宪会议？在我们将来叙述这些事件的进程时，这问题将以其极具体的方式呈现在我们之前。这里我们只想提到苏维埃在各种革命思想与形式的历史交替中的地位。]
    小组讨论：在全国遍设了苏维埃。苏维埃在各种革命思想与形式的历史交替中的地位。
    [革命并不曾在圣经的经文中，而是在民主主义的抽象理论中，替资产阶级社会的任务找到了它的表现与辩护。]
    小组讨论：中国革命存在于民主理论中。
    [每一次伟大的革命，都划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新阶段，及其各阶级意识的新形态。正犹法国之跳过宗教改革一样，俄国跳过了形式的民主主义。俄国的革命党得在整个时代上盖下它的烙印，它不在圣经里，也不在“纯粹”民主主义的世俗化的基督教中，而是在社会阶级的物质关系中，给革命任务寻到了表现。苏维埃制度给这些关系以一个最简单、最赤裸、最透明的表现形式。劳动者的统治，第一次实现在苏维埃制度中，不管它最近历史命运的如何激变，但它之一往不复地深入于群众的意识，却与当年宗教改革或纯粹民主的制度一样。]
    小组讨论：每一次伟大的革命，都划出了社会的一个新阶段，及其各阶级意识的新形态。中国革命的党派将在整个时代上盖下它的烙印，这些烙印存在于社会阶级的物质关系中，给革命任务寻到了表现。
    （全文完）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2012年1月28日参加讨论的有，全委会主席王军涛，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还有段秋明，陈春冶，吴桂森，张铭，童成，李洪，钟鸣，陈涵涛，张成亮，石恩晓，徐国鑫，张玉红，于磊，耿倩，王书君，陈立群，魏泉宝，王澄。） [博讯来稿]

《俄国革命史》句读（三之下）/王澄

杜威思想和中国人的弱智/王澄

 

这篇文章是我在博讯上发表的《胡适当年西学不足，耽误了中国人》【1】 的一个后续文章，本文通过罗素（1872年-1970年）对杜威（1859年-1952年）思想的解析来进一步说明中国人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建立的“唯科学思想”的狭隘意识的错误。长期以来，中国人只把思维能力限制在了解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是弱智民族，没有能力了解人与超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当胡适向中国人民推荐杜威思想的时候，中国人误以为那是当时人类“进步思想”的全部。
    本文分两个部分：一。罗素评杜威思想。二。中国人的弱智。
    *一．罗素评杜威思想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2】一书中说：
    如果我们把“事实facts”这个概念先定义为“坚定不移的”和“不能随意改变的话”，那么，杜威的思想就背离了迄今我们所认可的常识，因为他不认为超越自然（万事万物）的思维中有他说的“事实facts”。
    Dewey 's divergence from what has hitherto been regarded as common sense is due to his refusal to admit "facts" into his metaphysic, in the sense in which "facts" are stubborn and cannot be manipulated. In this it may be that common sense is changing, and that his view will not seem contrary to what common sense is becoming.
    杜威博士和我之间的主要分歧是，他判断一个想法是否正确根据它将来的效果，而我判断一个想法是否正确是根据始因，始因常常是过去发生的事。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Dr. Dewey and me is that he judges a belief by its effects, whereas I judge it by its causes where a past occurrence is concerned.
    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分歧是世界观的不同所致。
    This divergence is connected with a difference of outlook on the world.
    我认为，我们今天做的事不能够改变过去，因此，如果真理/真实性是由过去的事件决定的，那么，这个真理/真实性就与现在和将来的意愿无关。从逻辑上说，这样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人类自以为是的能力。
    The past cannot be affected by what we do, and therefore, if truth is determined by what has happened, it is independent of present or future volitions; it represents, in logical form, the limitations on human power.
    反之，如果真理或杜威说的那个“打保票的断言”是由将来决定的，那么因为我们人的力量能够改变将来，由此而论，我们人的力量也就能改变真理了？【王澄注：这篇文章出现的facts, truth, warranted assertability 三个词的意思非常接近，都有永恒真理的意思。】
    But if truth, or rather “warranted assertability，” depends upon the future, then, in so far as it is in our power to alter the future, it is in our power to alter what should be asserted.
    这样就错误地放大了人的能力和人的自由度。
    This enlarges the sense of human power and freedom.
    我看得出来，对于人的能力的（过分）相信，和不承认超越自然（万事万物）之上有“不变的真理”，是和机器生产时代与科学万能的想法带给人类的狂妄自大的幻象有关。
    It has seemed to me that the belief in human power, and the unwillingness to admit “stubborn facts” were connected with the hopefulness engendered by machine production and the scientific manipulation of our physical environment.
    我曾经写道，杜威博士的突出见解和当前工业化与大企业时代相符合。他是个美国人，具有这样的观点很自然，同时，他对于工业进步中人类能力的解释也被中国人和墨西哥人认同。【王澄注：杜威于1919年访问中国。】
    ---I wrote: “Dr. Dewey has an outlook which, where it is distinctive, is in harmony with the age of industrialism and collective enterprise. It is natural that his strongest appeal should be to Americans, and also that he should be almost equally appreciated by the progressive elements to countries like China and Mexico.”
    我发现，对于杜威的看法，桑塔雅那也和我的意见一致。他说，在杜威的思想里，也在当代科学和伦理学的新潮中，有一种广泛的准黑格尔倾向。即把个人归入社会集体功能，以及把实在的和实际的东西归入相对的和暂时的概念之中。
    I find, however, that I am not alone in having made it. Santayana, for instance, says: In Dewey, as in current science and ethics, there is a pervasive quasi-Hegelian tendency to dissolve the individual into his social functions, as well as everything substantial and actual into something relative and transitional."
    我看到，在杜威的世界里，人类极具想象力。杜威的哲学就是在谈人的能力。但是，他和尼采不同，尼采谈的是个人的能力，而杜威相信社会组织起来的集体的能力。
    Dr. Dewey's world, it seems to me, is one in which human beings occupy the imagination;----. His philosophy is a power philosophy, though not, like Nietzsche's, a philosophy of individual power; it is the power of the community that is felt to be valuable.
    我也看到，这种对于社会组织的集体的（人类的）能力使得杜威的工具主义大受欢迎。人们对能够凌驾于自然界（万事万物）之上的想法十分着迷，想要忘记自然界过去给与我们人类的种种限制。
    It is this element of social power that seems to me to make the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 attractive to those who are more impressed by our new control over natural forces than by the limitations to which that control is still subject.
    我回想到历史上人类对于超自然的敬畏态度有过几次转变。在古希腊，人们信仰必然之神或命运之神，他们害怕狂妄，小心避免那些对上天不敬的事。中世纪更甚，把对上帝的敬畏当作基督徒的首要义务。人类的独创性被这种气氛羁绊住，伟大的创造几乎是不可能。
    The attitude of man towards the non-human environment has differed profoundly at different times. The Greeks, with their dread of hubris and their belief in a Necessity or Fate superior even to Zeus, carefully avoided what would have seemed to them insolence towards the universe. The Middle Ages carried submission much further: humility towards God was a Christian's first duty. Initiative was cramped by this attitude and great originality was scarcely possible.
    文艺复兴恢复了人类的自信和骄傲，但同时，也走向了反面，带来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和灾难。
    The Renaissance restored human pride, but carried it to the point where it led to anarchy and disaster.
    宗教改革和反改革的历史又把人的骄傲打下去了。
    Its work was largely undone by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到了现代科技时代，近代技术虽不全然适于文艺复兴时期那个倨傲的个人，但是它使人类社会的集体力量之伟大得到了体现。以前在神面前是那样谦卑的人类，现在不得了了，以为自己就是神。
    But modern technique, while not altogether favourable to the lordly individual of the Renaissance, has revived the sense of the collective power of human communities. Man, formerly too humble, begins to think of himself as almost a God.
    我真是害怕呀，这是对上天的不敬啊。传统上，我们一向认为真理被把握在人的能力之外（的上天的手里），这就是为什么哲学要人类一定要保持谦卑的态度。
    In all this I feel a grave danger, the danger of what might be called cosmic impiety. The concept of "truth" as something dependent upon facts largely outside human control has been one of the ways in which philosophy hitherto has inculcated the necessary element of humility.
    一旦人类感到无所顾忌了，骄傲起来，就很容易进入疯狂状态和对人的有限能力的误判。【王澄注：后半句略。】
    When this check upon pride is removed, a further step is taken on the road towards a certain kind of madness the intoxication of power which invaded philosophy with Fichte, and to which modern men, whether philosophers or not, are prone.
    我相信人类对自己有限能力的误判是当代最大的危险。无论什么样的哲学，即使是无意的，如果提倡人类有无限的能力，就会给未来的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I am persuaded that this intoxication is the greatest danger of our time, and that any philosophy which, however unintentionally, contributes to it is increasing the danger of vast social disaster.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前399年）就说过【3】:人如果过度自信，就会产生大意，懈怠，不服从；有敬畏心的人才会非常留心，服从，和遵守纪律。
    For confidence breeds carelessness, slackness, disobedience: fear makes men more attentive, more obedient, more amenable to discipline.
    王澄评:
    不幸的是,罗素在1945年预言的人类灾难在中国一一兑现了。“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饿死几千万农民），直到江泽民的“先进性”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是一派胡言乱语。
    人类社会的规则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信仰，另一个是社会实践。来自信仰的规则（本性法law of nature）高于来自社会实践的规则（人造法）。
    来自信仰的规则需要两方面的力量合作才能获得。一是极少数的人间智者获得天启，（中国人认为是“借用上天的名义”），向人间公布了这些规则。二是普通大众要有“向上索取”的心，愿望和智慧。这个智慧就在“高于理想的思维”之中。中国人这两条一条也不具备，既没有能够获得天启的智者，比如写圣经的人，或像托马斯 阿奎那（約1225年－1274年）总结出“本性法law of nature”的人，民众也不具备向上期盼/迎接天启的心。
    阿奎那的本性法就是天启，谁能说本性法不是高于一切人造法的律法？谁能说本性法是科学实验出来的？谁能说凡不经过科学实验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东西？本性法是不可靠的东西吗？
    “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除了中国人外，猪也是这样想的。---王澄（的格言）
    *二．中国人的弱智
    尽管我用了罗素的话来说明杜威实用主义pragmatism思想的局限性，但是，我丝毫也没有贬低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作用，我想要贬低的是中国人的弱智。哲学史才是哲学。这句话的意思是全部西方哲学史才是人类思维的全部过程和全面内容。像是数百个大小板块组成了一个大拼图，每个板块都有意义。杜威的实用主义也好，马克思的唯物论也好，都是这个大拼图的一个板块，一个不可缺少的板块。
    这就是为什么我劝大家不要学习所谓的中哲，因为中哲在人类哲学史的拼图中只占很小的板块，可以忽略不计。即使你能在人类哲学的全拼图中找到和中哲有相似性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从来就不知道中哲的内容，也不影响你学习人类哲学的全拼图。中哲把自己说成是“另一个全图”（“世界上分两种哲学”），自己就变成了猪哲，是猪和猪交流用的思想和语言，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没有关系。
    我要进一步批判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先进论”。
    我在这里打一个比方，来说明人类哲学思想全拼图和每朝每代新思想之间的关系。好比一对父母领着一个很小的孩子在郊游，遇到一个很小很浅的小溪，父母鼓励孩子赤脚走过去。这时候的父母就相当于人类哲学史，这时候的要第一次赤脚趟过小溪的孩子就相当于新时代的新思想。
    毫无疑问，人类哲学史这个母亲孕育着新的思想，新的思想不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父母看护着孩子趟小溪的行为，如果孩子要摔倒了，父母会拉他一把。孩子敢第一次趟这个小溪，也是知道背后有父母的看护。
    这些常人常理中国人全不懂，因为中国人只有猪的智商。中国这个猪脑子里只有两个词，科学和先进性。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像个先天愚的孩子，（所以趟一次水淹死一次），不承认有人类哲学社会，不承认有本性法这样的普世价值，因为自己是 “先进性的”（江泽民语），以前的人都是落后的，所以不承认有父母（的作用）。马克思的思想只占人类哲学思想拼图上的一个小板块，被说成是“先进的”，被中国人无限放大，用来代替人类思想和哲学的全拼图，因为中国人认为以前的所有的拼图中大小板块都是“落后的”。
    ？
    人类的思想可以有现代和过去之分，也可以分为新潮和旧潮，还可以分为正确与错误，但是，人类的思想不能被分为先进和落后。特别是中国人说的“落后”常常有旧的，过去的，不再有用的含义。只要是过去的思想难道就是错的吗？阿奎那的“本性法law of nature”就是过去的思想，它是错的吗？
    我再举个例子看中国人能不能懂，一个医院有外科，内科，化验科，等科室。内科又分为消化，心血管，感染，神经等科室，现在新出来了一个科室，老年科。你能说这个新的老年科是“先进科学”，以前存在的科室都是“落后科学”吗？
    【注：有关本文的哲学思想，我与我的哲学老师Cay Hehner博士讨论过。】
    参考阅读
    *【1】王澄: 胡适当年西学不足，耽误了中国人。博讯2012年2月14日
    *【2】Bertrand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1945,page 825-828
    *【3】Xenophon: Memorabilia. Loeb Classical Library. Translated by E. C. Marchant, O.J.Tod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Massr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1923, page 193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杜威思想和中国人的弱智/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三之中）/王澄

 

1月28日学习内容，下面是小组讨论纪要，[ ]中是托洛茨基的原文。
    《俄国革命史》第一章 俄罗斯发展的特点（续）
(博讯 boxun.com)

    [西方是一个更可怕的敌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教师。俄罗斯没有能依照东方的形式主义组织起来，因为它老是要适应于西方军事的与经济的压迫。]
    小组讨论：西方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是这次中国革命必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当年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就不被西方各国所接受，当然与孙提出的国家要独立，要摆脱西方列强的压迫的理念有关，但是也有西方商人的眼下的切身利益。中共垮台了，西方各国商人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怎样保持，这是现在就要研究的问题。对中共而言，“西方是敌人，也是老师”，我们要充分调动西方在意识形态上和中共对立的一面，同时要充分发挥经济上和西方合作的一面。这些工作需要智慧的头脑，不要走入孙中山当年的困境。
    [俄罗斯封建关系的存在，曾为以前的历史家所否认，但最近的研究，可算已无条件证实了它。而且俄国封建制度的基本成分，还是与西方的一样；不过单是这一个事实，即封建时代的存在都得经长期科学争论才能加以确定，就已足以证明俄国封建制度的不完成，它的无定形性以及它的文化丰碑的贫乏了。]
    小组讨论：从秦始皇到清朝，中国的历史也完全不像马克思说的那种封建社会历史，那是中国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历史。那段皇权统治中央集权大一统的二千年历史的单一性，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贫乏性，给中国的进步带来了致命伤，这就是劣等民族基因。
    [落后国家消受着先进国家物质的与智慧的成就。但这意思并不是说：它奴颜婢膝地追随它们，重复着它们过去的一切阶段。--- 即此一点，就已排除了各国发展形式复演的可能性。落后国家虽不得不追随先进国家，但它并不遵守程序，历史的落后性的特权——这种特权是存在的——允许或更确切些说它强迫一个落后国家去采取一些比预定日期更早完成的事物，去跳过许多中间阶段。野蛮人放下了弓箭，立刻拿起了步枪，他们并不经历过去介于两种武器之间的旅程。移殖到美洲去的欧洲人，并不把历史从头做起。德国或美国在经济上之超过英国，恰巧由于它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起。反之不列颠煤业中那种保守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麦克唐纳[2]及其朋友们的头脑里的保守的昏乱思想，正是过去的报复，即英国在太久的时期中起着资本主义霸主的作用。就历史上说是落后的民族，他们的发展必然要把历史过程的各个阶段，加以特殊的结合。他们整个发展的历程，带有一种无计划的、复杂的、综合的性质。]
    小组讨论：“落后国家消受着先进国家物质的与智慧的成就”。
    中国人民打跑了中共反动政权后，要想跳跃上升到先进民主国家行列，几乎是“带有一种无计划的、复杂的、综合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现在就要研究中共垮台后的种种社会问题。( 中共垮台只解决了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领导人的智慧和人民的合作。由下向上跳跃式的进步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新内容和不稳定，这个关口一定要闯过去。
    [当然，跳过中间阶段的可能性，决计不是绝对的；此种可能性的大小，最后还是要由国家经济的文化的量能来决定。而且落后国家借来的现成的成就，常常会由于适应到自己更原始的文化而加以降低。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消受过程的本身就带有矛盾性质。这好像在彼得一世的时候，由于某些西欧的技术与教育，首先是军事的与工业的技术与教育之介绍，巩固了农奴制度，让它成为一种劳动组织的基本方式。西欧的军器与西欧的债款——两者无疑是较高文化的产物——加强了沙皇制度，回头又阻滞了国家的发展。]
    小组讨论：中共垮台后，怎样从由下向上“跳跃”进入先进民主国家，“最后还是要由国家经济的文化的量能来决定”。中国人民的愚蠢本性给这次革命后的改造带来阻力。
    西方先进电脑技术被中共引入，拿来建“防火墙”和安装监视器。当高科技用在中共手中，它阻滞了国家的进步。
     [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个历史过程之最一般的规律，在后起国家的命运上暴露得最为明显与复杂。在外来必然性的鞭笞之下，落后性不得不从事跳跃。从不平衡这一个普遍的规律中，发生出另外一个规律，这因为缺乏更适当的名称时，可称之为配合的发展律，这意思是说：各阶段路程的接近，各个阶段的联合，古代形态与最现代形态的混合。没有这个规律，（当然要取其全部物质的内容，）就不能了解俄国的历史，也不能了解一般的，所有停留在第二，第三，乃至第十等文化品级上的国家的历史。]
    小组讨论：我们也要找出中国革命中的“配合发展律”。这意思是说：各阶段路程的接近，各个阶段的联合，古代形态与最现代形态的混合。
    [在较富的欧洲的压迫之下，俄罗斯的国家比西欧的国家，吞占了人民财富之远较庞大的相对部分，这不仅使民众遭受着双倍的贫困，而且也减弱了占有阶级的基础。]
    小组讨论：中共比西方资本家更多地吞占了人民财富，“这不仅使民众遭受着双倍的贫困，而且也减弱了占有阶级的基础”。（因为社会仇富）
    [斯拉夫本位主义，这种落后性的救世主义，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即俄罗斯人及其教会是十分民主的，而俄国的政治则是彼得大帝强加于俄罗斯身上的德国的官僚制度。]
    小组讨论：民族主义是落后的，是中共的救命稻草。中共的政治就是皇权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压迫的混合物。
    [不仅是俄国封建制度的贫乏性，而且也是全部旧俄历史的那种贫乏性，最悲惨地表现于作为工商业中心的，真正中世纪式城市的缺乏。]
    小组讨论：中国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刚刚达到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一半对一半。中国还很落后。
    [加以俄国人经商的大道是越过国境的，所以很古以来，就已确保了外国商业资本的领导权。且使整个过程带上了半殖民地的性质，即在这个过程中，俄国商人是西欧城市与俄国乡村之间的中介人。这种经济关系在俄国资本主义时代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找到了它极端的表现。]
    小组讨论：中共就是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农村）资源之间的买办。黑心的买办。
    [俄国城市的意义之不足道，最能促进亚洲式国家的形成，在特殊方面说，它排除了宗教改革的可能性，即不能以某种更适合于资产阶级社会要求的现代化的基督教，来代替封建的与官僚的东正教。反对国家教会的斗争，从来以农民教派创立为最高限度，而这些教派中最有势力的一派，却还是“旧信派”[3]呢。]
    小组讨论：农民和人民的教会和“共产邪教”的斗争将成为这次中国革命的一个亮点。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十五年，俄国发生了一次哥萨克人、农民与乌拉尔省的奴工们的运动，那就是有名的普加乔夫叛乱。为要将这次可怖的民众暴动转变成革命，还缺少一点什么呢？缺少一个第三等级。没有城市的工业民主主义，农民战争便不能发展成革命，这和农民的教派不能达到宗教改革一样。]
    小组讨论：这次中国革命的三大力量：民族独立运动，农民工，和农民。农民工是这次中国革命的领导集团。
    [国家的欧化，形式上开始于彼得时代，但在继起的一世纪中，它愈来愈成为统治阶级即贵族本身的要求了。]
    小组讨论：城市建得像欧洲，农村建得像非洲。
    [一个阶级的任务要借另一阶级的手来解决也是落后国家所特有的许多配合方法之一。]
    小组讨论：大国革命的复杂性在于，你为老百姓办了事，但是你没有达到老百姓的终极要求，你还是要被老百姓淘汰。
    [不过在俄国工业的历史与性质上，配合发展律呈现得最为明确。俄国工业发生得晚，它并不重复先进国家的发展，而是将自己插入这个发展，把那发展中的最先成就，适应于自己的落后性。如果俄国的经济进化整个地说是跳过了行会手工业与家庭工业时期，那末在个别的工业部门中也完成了许多超越技术生产阶段的部门跳跃，而这些阶段在西欧却是以数十年来经历的。因此，在某几个时期中，俄国工业曾以极快的速度发展着。在第一次革命与大战之间，俄国的工业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这在某些俄国史家看来，仿佛已足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关于落后性与缓慢生长的传说应该抛弃了[4]”。其实这样迅速生长的可能性，恰恰是这个落后性决定的，这个落后性，唉，不仅保持到旧俄罗斯消灭之时，而且还作为旧俄罗斯的遗产，一直保留到今天呢！]
    小组讨论：过去三十年，中国建设的快速性恰恰是中国社会的落后性所决定的，比如密集劳力方式。只有这种落后方式还存在，那么底层人民因为劳动而致富的可能性就不存在。这就是革命的必然性。
    [不过像我们上面说过的，正是在经济领域内，配合发展规律以最大的力量表现出来。当农民的土地耕作法，最大部分在革命前简直还停留在十七世纪的水准时，而那时俄国的工业，就自己的技术与资本结构来说却已站在先进国的水准上，而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它们。]
    小组讨论：中国农村和城市的脱节也包括了农村生产方式的落后。这些都是中国革命形成的基础。
    （未完待续）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2012年1月28日参加讨论的有，全委会主席王军涛，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还有段秋明，陈春冶，吴桂森，张铭，童成，李洪，钟鸣，陈涵涛，张成亮，石恩晓，徐国鑫，张玉红，于磊，耿倩，王书君，陈立群，魏泉宝，王澄。） [博讯来稿]

《俄国革命史》句读（三之中）/王澄

王澄博士在全委会的演讲《中国人没有“天理”》

 

王澄博士演讲《中国人没有“天理”》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党课学习系列（三）
    2012年3月6日，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在党部会议厅举办党员理论学习课。本次党课由中国民主党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先生主持，美国委员会教育部主任王澄博士主讲，演讲的主题是《中国人没有“天理”》。
    开始演讲前，王澄博士首先给大家播放了公益纪录片《月亮熊》。该片由三位热心动物福利事业的熊君慧、涂俏和陈远忠担任导演，他们自筹资金，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现场，耗时四年拍摄制作完成。影片通过大量触目惊心的镜头深刻披露了黑熊养殖业和活熊取胆的事实真相及背后的利益黑幕。养熊业主和制药企业的冷血残酷、唯利是图；各级政府监管部门的放纵和不作为都让人感到震惊和气愤。从对一种动物折磨时间与痛苦程度来说，黑熊取胆在几千年的世界历史中可以排第一，但这样残忍的做法在中国却是合法的，这不能不说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在一个连人的基本人权都不能得到保障的制度下，谈论对黑熊的保护与关爱也许只是痴心妄想。在此，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的全体党员也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关心关注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坚决要求取缔活取熊胆的残忍行为。
     保护生命，关爱生命，这原是发乎本性之善的天道，是由人及兽的同情心，是不容置疑的“天理”，但在中国人这里却是个大问题，因为中国人没有“天理”！在接下来的演讲中，王澄博士围绕为什么说中国人没有“天理”的主题给在座的党员们做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
    我们的老祖宗所总结出来的道理和美德很多都是正确的，但因为缺少了终极的根源，根本经不起推敲，所以都不是天理，而是人理。我们要保护黑熊，善待生命，要有爱心，要有诚信，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谁要我们这样做？当我们说不出事物的终极理由之时，往往用一句“这是天经地义的”来搪塞，可什么是天经地义？天有思想、地有公义吗？若果然如此，天和地岂不都是有头脑，和人一样，而又智慧远高于人吗？中国人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而在西方人那里这不是个问题，因为这是出自动物和人类的本性要求，这是“上帝”的旨意。由此话题，王澄博士引领大家学习了解了阿奎那的“本性法”（Law of Nature)思想，并据此提出，人类要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的根据就是根据理性和爱，要求“社会要服从个人”，而不是孔孟之道的“个人服从社会”。
    人类的全思维分为理性，非理性。非理性分为高于理性、不适合用理性解释的，和低于理性的思维范畴。具体说分四种范畴：理性rational（比如科学）， 高于理性supra-rational （比如唯心论，神学），不适合用理性解释的extra-rational（比如艺术），低于理性infra-rational（比如人体本能）。王澄博士认为，中国无论是古代孔子的思想，民国的胡适的不完整西学，和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都是自我限制在理性思维范围的，都没有进入到高于理性的范围，“天理”存在于人类高于理性的思维之中，所以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信仰、没有“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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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王澄博士认为：
    一，我们要否定自秦始皇以来在中国实行了1800年的专门为皇帝设计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国体，要通过发动革命，推倒这个“圆锥型”（也叫宝塔型）国体，建立一个“帽盒子型”国体。
    二，否定中国2500年的孔孟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纲领的，其实是被皇权所要求的“个人服从社会”的反动思想体系，建立以Law of Nature本性法为基础的，相信“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社会服从个人”的人类文明思想体系。
    三，否定中国3000年来封建社会和皇权社会的等级制，要推翻中共的专制统治，解放被等级制迫害了3000年的中国农民（农民工）。
    最后，王澄博士指出，关于“中国人没有天理”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我们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人提出来，现在国内理论界对这个概念已经开始争论【1】。我们还需要再接再厉，做更多的工作，牢牢站稳理论的制高点，这样才能担负起领导“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的关荣使命。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先生也和美国委员会的的党员一起参加了今天的理论学习，其他与会党员有：徐明、孙德林、张玉红、彭咏言、陶红波、孙钰、王莉丽、张友亮、周晓阳、王书君、陈涵涛、王礼进、冯荣冾、李海、陈洋、陈学永、顾笑颜、林锋、赵通、林锦强、王丽颖、杨鸣、周丽萍、王晓艳、江惠云、李秋萍、刘金土、李程乾、郑阳、杨海、郑秀娟、李超、吴红花、张淑荣、梁金妮、孙淑子、姜洪波、曹世亮、王晓霞、李莲、区桂枝、徐晓阳、高文欣、侯庆峰、刘其龙、刘振光、陈勇宏、何文强、陈巧桥、黄树正、李世勤、王永振、李洪、张诚、邱耿敏、郑功威、苗华富、刘增云、曹晗、牛林林、于磊。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宣传部 陶红波 供稿
    参考阅读
    *【1】姚中秋: 建设国家先要重建社会。博讯2012年3月07日

王澄博士在全委会的演讲

《俄国革命史》句读（三之上）/王澄

 

1月28日学习内容，下面是小组讨论纪要，[ ]中是托洛茨基的原文。
     《俄国革命史》第一章 俄罗斯发展的特点 (博讯 boxun.com)

    *第一段落[俄罗斯历史的基本的，最确定不易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发展的缓慢性以及由此发生的经济的落后性，社会形式的原始性，文化的低下水准。]
    *第二段落　[一国经济水准的基本测量器，乃是劳动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本身，则又依工业在国家一般经济之中的相对比重而定。在大战前夜，当时沙皇治下的俄国达到了它富裕的最高点，每一个国民收入较北美合众国要低八至十倍，这事实假使你注意到另一个事实，也就不会惊奇了，即俄国五分之四的独立营生的人口从事于农业，而美国则一人从事农业，两人半从事于工业。还有，大战前夜，在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中，俄国有0.4公里的铁路，德国有11.7，匈奥帝国有7.0。其他比较的系数也是同样。]
    小组议论：中国历史的基本特点就是它发展的缓慢性以及由此发生的经济落后性，社会形式的原始性，文化的低下水准。
    *1。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在此仅观测一个指标，就是农业人口。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可以粗糙地表示一个国家的落后程度。美国200年前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现在占全国总人口的3%。中国今天的农业人口（以户口登记，不是以个人的自由迁徒为依据）是50%。如果把户口在农村，但是工作不在农村的人估计为20%，那么真正在农村工作（劳动）和生活的人口可能是总人口的30%。相当于100年前的美国。比较托洛茨基说的20世纪初叶的俄国有80%的农业人口，而同时期美国是约30%。
    *2。社会形式的原始性。不能想象，一个13亿人口的中国居然还是一个封建等级专制国家，其中仅就城乡等级差别这一项就落后于西方文明世界300多年。[1]
     * 3。文化的低下水准。现在大家渐渐地认同了这个观点，即中华民族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已经落后了，从商朝甲骨文开始。[2] 台湾学者韦政通说，“现在在读一些科学史类的书，牟宗三老师那一辈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说中国的古代科学很发达，中国科学的落后只是近三百年来的事情，但我读了科学史之后，发现这个观念有问题。我们科学的落后不是仅300年来才落后，而是从2700年前就开始落后了。（网文）
    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现在是“四傻”民族。中国的文化和思想自商朝甲骨文开始就落后于西方，而韦政通说的是中国的科学从2700年前就落后了。[3，4]
    中共说的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完全是胡扯，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共“恢复”（学术用语应当是“回忆”）新儒学思想的企图完全失败了，因为以前没有存在过，怎么能“回忆”出来。中共临时抱佛脚的提倡新儒学的工程其实是“追认”工程，就像是军队里一个团长死了之后把他追认成师长，其实他一天师长也没有干过。一个从来没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起到过积极作用和显著作用的被追认出来的新儒学，能有什么用？
    *第三段落[庞大与荒脊的平原，对东风与亚洲的移民都洞开着，它的居民由于自然的本身之故，是命定着要度长期落后生活的。与游牧民族所作的斗争，差不多延长到十七世纪之末。与那在隆冬带来严寒，盛夏送来亢旱的风所作的斗争，便是在目前也还不曾完结。一切发展的基础——农业，是以扩展方法来推进着：在北方砍伐与焚烧森林，在南方则开发原始的草原；人们对于自然的征服是向广的方面而不是向深的方面。]
    小组议论：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自然法的概念。因为中国人历史上没有自然法，所以常常以人造法为最高法，作出很多伤天害理的事。在西方，自然法高于人造法。什么是自然法，可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自然界的法则，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我们把任何一个东西抛向空中，它都会落到地面，因为有万有引力。另一种是与人有关的自然法，因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个存在物。一般认为，人的自然法是顺应人类的基本需要（desires）/本能，比如存活的基本需要之一就是要吃饱。因此，在农业社会，当先来到的人和后来的人感到成熟社区土地的限制，生存有问题的时候，就要向人少的地方，荒凉野蛮的地方迁徒。因此，农业人口的迁徒自由是受到自然法保护的。
    回想起中国大陆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大饥荒年代，中国共产党丧心病狂，限制饥民外出逃荒讨饭求生，让3600万农民活活饿死在自己的 生活区，中共真是禽兽不如。从人类学的角度上看，中共违反了受到自然法保护的农业人口的迁徒和逃生自由，中共犯有大规模害死人类罪。
    西方有代表性的自然法之陈述来自圣托马斯 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和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我在这里把有关介绍阿奎那自然法的文章段落翻译给大家（St. Thomas Aquinas on the Natural Law），这个段落很精彩。
    Aquinas asks whether there is in us a natural law. First, he makes a distinction: A law is not only in the reason of a ruler, but may also be in the thing that is ruled. In the case of the Eternal Law, the things of creation that are ruled by that Law have it imprinted on the them through their nature or essence. Since things act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e, they derive their proper acts and ends (final cause) according to the law that is written into their nature. Everything in nature, insofar as they reflects the order by which God directs them through their nature for their own benefit, reflects the Eternal Law in their own natures. (S.T. I-IIae, 91, 2)
    阿奎那要弄清我们人类是否也被自然法支配。首先，他认为自然法有一个特征：自然法是上帝的理性产物，而且并不只是存在于上帝一方，它也存在于被上帝统领的人类一方。因为自然法是永恒法，所以上帝已经把自然法注入他所创造的人类体内，通过人的本性显现出来。因为人类是依照本性行动的，所以他们行动和行动结果的正当性由已经写入他们本性中的自然法来决定。人类本性中的一切，都反映出上帝的旨意，这些旨意就是通过自然法，也是永恒法对人类本性的指导，帮助人类（道义地）获得自己的利益。
    *第四段落[当西欧的野蛮人定居在罗马文化的废墟上时，那里有许多古旧的石块可作他们的建筑材料，而东方的斯拉夫人在那荒芜的平原上，却没有找到任何遗产，因为他们祖先的程度，比他们自己的更低。西欧民族很快凭着各自天然的边界，建设起产业城市的经济与文化的雏形群体。东方平原的居民则当人口刚显得拥挤一点时，立刻就深入林中，或远走边区的荒地了。在西方，农民中最有创意力与最有企业心的分子，就成为市民，手工业者，商人。但是在东方，积极与勇敢的分子，却是一部分变成商贾，而大部分则成为哥萨克人，边疆居民与拓殖者了。社会分化的过程，在西方是紧张的，在东方则被扩张的过程所延迟与冲淡了。彼得大帝的同代人维可（Vico）[1]写道：“莫斯科维亚国的沙皇虽是一个基督教徒，却统治着一些心智懒惰的人民。”莫斯科维亚人的“心智懒惰”，反映着经济发展的缓慢速度，阶级关系的无定形，内部历史的贫乏。]
    小组议论：中华民族是“心智懒惰”的民族，反映在经济发展，阶层关系的无定形，和内部历史的贫乏。
    *1. 中国在1980年前生产能力极其低下，共产国家的笑话是“我们工人和农民假装给共产党干活，共产党也假装给我们工人农民付钱。（没有什么钱付给我们）”。
    *2. 随着近30年来生产的发展，中国社会也有了改变，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也在剧烈转化，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业已相对固定的阶层和阶层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增加了中国社会的不认同性和不稳定性，也是发动革命的契机。
    *3. 历史的贫乏给中国的进步带来很大的阻力。当中国人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和西方一比较，才知道自己缺这缺那。比如，中国历史上学了西方的技术，但是没有学到科学思想。中国人因为从古到今就没有建立起“高于理性”的思维能力，所以沦为一个有“理性思维前台”而没有“高于理性思维后台”的低智商民族。（前台必须要有后台的支持。有关这类哲学问题我们今后还会讨论。）[5，6]
    （未完待续）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2012年1月28日参加讨论的有，全委会主席王军涛，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还有段秋明，陈春冶，吴桂森，张铭，童成，李洪，钟鸣，陈涵涛，张成亮，石恩晓，徐国鑫，张玉红，于磊，耿倩，王书君，陈立群，魏泉宝，王澄。）
    参考阅读
    [1] 王澄：中共封建等级制落后西方文明322年。博讯2011年9月05日
    [2] 王澄：西中哲学史比较（十一）。博讯2011年10月01日
    [3] 王澄：黑格尔对孔子、易经、老子的负面评论（1-5）。博讯2011年12月16日
    [4] 王澄医生开讲：中华民族的四重智障/视频。博讯2011年12月15日
    [5] 王澄写给邓晓芒的信。博讯2012年1月02日
    [6] 王澄：中华民族思维能力重大缺失/视频。博讯2012年1月12日

《俄国革命史》句读（三之上）/王澄

更高价的价值取向是中国革命成功之本/王澄

 

2012年4月7日和14日连续两个周六学习日，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理论学习会观看了俄国电影《上尉的女儿》。讨论了1773年-1775年俄国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这一方面是《俄国革命史》句读中的一个历史内容，另一方面，结合我们已经研读过的中国历史上自1844年始经历了19年的“天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及毛泽东的农民起义成功，我们把两个失败和一个成功放在一起讨论。总结如下：
    （首先声明：我们民主党全委会专门研究底层人民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
    *一。更高价的价值取向是中国革命成功之本，它具有最大的凝聚力。
    毛泽东当年的农民起义，提出“要消除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剥削”。这在当时是具有更高价的价值取向观点，曾获得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
    2012年2月，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发表“对中华民族的五个否定”，【1，2】即1.否定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国体；2.否定3000年的封建等级制；3.否定2500年孔孟之道要求个人服从社会的反动思想；4.中国人2500年来没有建立起高于理性思维，所以没有本性法/“天理”/天赋人权概念；5.否定2000年的封建残余中医。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针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最高阶的价值取向。这种高阶的价值取向一定会得到13亿人的认同。
    相比之下，俄国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就是单纯造反，没有革命理论。而太平天国的“革命理论”是行不通的。
    *二。托洛茨基认为，俄国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城市贫民的参与。我们同意这个说法，我们认为只有全体城乡底层人民的共同参与才能够完成这次中国革命大业。今天全体城乡底层人民包括中国农民工，工人，城市贫民，农民，少数民族，和平民。
    我们民主党全委会的主要工作就是唤醒民众。
    *三。太平天国的失败有两个原因，一是农民领袖的局限性，二是从曾国藩《讨粤匪檄》中看出，天平天国对社会的破坏大于给农民带来的好处。
    这次中国革命一定要给全体底层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民主党全委会要完成技术上的总体设计。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2012年4月14日参加讨论的有，全委会主席王军涛，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教育部助理石恩晓，还有张玉红，王海燕，孙淑子，孙德林，耿铟富，陈涵涛，李程乾，张成亮，张开利，顾笑颜，王澄。以及旁听者。）
    参考阅读
    *【1】王澄：（美国）中国民主党人对中华民族的全面否定。博讯2012年2月21日
    *【2】王澄：对中华民族的五个否定/视频。博讯2012年4月10日 [博讯来稿]

更高价的价值取向是中国革命成功之本/王澄

《俄国革命史》句读（二）/王澄

 

问：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王澄答：如果我们忽视历史，历史就会惩罚我们。惩罚的办法就是让我们再犯历史犯过的错误。
    下面是小组讨论纪要，[]中是托洛茨基的原文。
    [“托洛茨基形诸于外的主要天赋，乃是他的演说天才与著作才能。我以为托洛茨基也许是我们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一个演说家。我生平听过社会主义者中所有伟大的国会演说与民众演说家，还听过资产阶级中的许多名演说家，但是除了饶勒斯[7]之外，我却很难在其中举出一个名字来能和托洛茨基相并的。
     “动人的风采，美丽的宽广姿态，言语中很大的节奏，高吭与绝不疲倦的声浪，出奇的连接，言词的文学气，想象的丰富，啮人心腑的讽刺，横溢的热情，以及一种绝对异常的逻辑，真像钢一般的明晰——这些是托洛茨基演说的特性。他能以警句式的讲话，投射出一两下奇准的箭头，他又能宣讲巨大的政治论文，这样的宏论我只曾从饶勒斯那里听到过。我见过托洛茨基讲了两个半乃至三个钟头的话，听众绝对静寂，大家站立着，听着，仿佛给一篇政治的大文章迷惑住了。……]
    小组讨论：托洛茨基年轻时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我常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个大人物，是的，谁能怀疑这点呢？在巴黎（大战期间），他在我的眼中已是一个十分长成的政治家了，以后他还在不断地成长——这究竟是因为我知道他的更深，而他在历史提供的更广大的境界里更能显露出他的全部力量来呢，还是因为革命的真实经验及其诸问题扩大了他的心胸并增大了他翼翅的飞程呢？我可说不清了。]
    小组讨论：托洛茨基不仅有才华，而且长期参与革命实践和充任领导工作。这些经历使他个人的品格和智慧达到趋于完美的境地。
    [“当一次伟大的革命来到之时，一个伟大的民族常能给每一个角色找到一个适当的演员，我们这次革命伟大标记之一，就是共产党能从它的队伍中，提出人来或从其他政党中采取优秀分子，籍以加强它的本身，结果能得到这么多的能人，各适合于政府中的某项工作。]
    小组讨论：这次中国革命也需要很多能人，适合各类工作的能人。在极其庞大的革命队伍中，每个人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是革命队伍内部和谐的关键所在。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
    小组讨论：俄国二月革命并没有完成俄国劳动人民所要求的最终目标，所以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发动了十月革命。针对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前提出的口号是“面包，和平（不再参加世界大战），土地”。谈到这次中国革命，我们小组提出，一定要谨记俄国二月革命的失败教训，领导这次中国革命的党一定要真正了解中国人民的诉求，一开始就把中国人民的诉求当作这次革命的最终目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可中途停下来。
    [世界各国，连中国在内，现时青年一代人的不幸就在于：世上有个大规模的工厂，贴着马克思主义的商标，专门伪造历史，伪造理论，伪造其他种种。这个工厂的名字就叫做“共产国际”。极权制度，即一切生活部门都须受官僚指挥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也要扩张其统治权于过去时代。历史变成了原料，随统治的极权党派之需要而构造一切。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史也陷于此命运中了。最近的而且最完备的伪造和诬蔑，乃是不久之前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史》。全人类图书馆中，我不知道——别人恐怕也不知道吧？——是否有过一本书，其中事实，文件，尤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被人如此无耻地窜改过的，割裂过的或简单从事变进程中涂抹去的，如这本《苏联共产党史》一样，这样做只是为了荣耀一个人，即斯大林。]
    小组讨论：中共党史就是这样一部骗子写的书。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政策，唯有这个政策能致使十月间夺得政权。在其历史的全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毫不妥协地反对那与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之根本冲突就在此处。而且，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未曾产生以前，工人运动内部的斗争，最后分析起来，也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的：与资产阶级合作呢，还是不妥协的阶级斗争？所谓“人民阵线”政策，除了这个好听而骗人的名称之外，毫无什么新奇的东西。无论哪种情形，都是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隶属于左翼剥削者的，不管实行起来，是叫做“合作政府”呢，或“左翼联合”（如法国）呢，或如“共产国际”说的“人民阵线”呢。]
    小组讨论：在这次中国革命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反对党都不和中共合作，也决不向中共妥协，我们要坚守这个信念，直到中国革命成功。
    [日本胜利以及希特勒胜利，绝非历史的最后之言。此次战争也要成为革命之母的。革命又是要提出和审查人类历史的一切问题，无论在先进国的或落后国的；革命也要开始排除先进和落后国之间的差别。]
    小组讨论：这次中国革命也不会例外，要提出和审查中国人历史的一切问题。同时，革命也要会排除先进和落后国之间的差别。这是很复杂的工作，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
    [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切墨守旧规的人，都要被事变洪流涌倒的。唯有革命者，具有过去丰富经验的坚强的革命者，跟得上大事变。中国人民命定要在人类未来命运之中占据第一等位置。中国先进的革命者若从这部历史学得阶级（独立*）立场的若干基本法则，那我是很欣幸的，——这些法则将帮助他们避免未来致命的错误，1925—1927年革命便是葬送于那种错误手里……]
    小组讨论：“唯有革命者，具有过去丰富经验的坚强的革命者，跟得上大事变。”此外，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如果要想顺利开展和最终获得成功，一定要有智者的领导。
    [举凡经济，国家，政治，法律诸问题，连带着还有家庭，个性，艺术创作诸问题，都会被革命重新提出，且被自下而上地重新加以观察。人类创造活动的无论哪一个部门，都会被真正人民的革命所闯入，并留下伟大的里程碑。即此一点，让我们附带地说一下吧，已予历史发展的一元论以一个最可信的表示了。革命既暴露出社会的一切经纬，它在社会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便投射了一道显明的光；原来社会学是最不幸的一门科学，他被学院式的思想用酸醋与践踏来饲养着的。但当巨大的社会变革时，凡关于经济与国家，阶级与民族，政党与阶级，个人与社会诸问题，都以极度紧张的力量提了出来。假使革命不能立刻解决它本身所由产生的任何一个问题，而只替它们的解决建立了新的前提，那它却把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加以彻底的暴露了。认识的艺术就是暴露的艺术，这句话在社会学中比在其他任何方面，具有更多的真确性。]
    小组讨论：清末民初自1840年到1925年，中国的改革和进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代到1890年代的器物进步，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用”）。”第二个阶段是1895年到1911年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完成了政治体制的进步。第三个阶段是1915年到1925年的五四运动，完成了思想进步，第三阶段也叫做“全解放”。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落后最笨的人种之一，非要把三件事分开来做：即器物进步，政治体制进步，和思想进步（也叫“全解放”）。历史正在重演，从1980年代到现在，中国完成了器物进步，马上就要面临推翻中共一党独裁的（第二阶段的）政治体制进步了。我们身在西方的革命志士要把政治体制进步之后的（第三阶段的）思想进步的领导工作承担下来。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工作，需要很高的教育背景。
    有关清末民初自1840年到1925年的中国的改革和进步三个阶段，我们会专门写文章介绍。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2012年1月21日参加讨论的有，全委会主席王军涛，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还有陈涵涛，张成亮，石恩晓，孙洋，梁金妮，孙钰，李洪，张健，邱耿敏，段秋明，龚晓麟，张玉红，吴桂森，曹晗，于磊，施卫江，王澄。）
    附录
    《俄国革命史》三段阅读材料
    *一。关于著者
    *二。中文版自序
    *三。俄文版序言
    *一。关于著者 [1]
     这是第一次：一个在一件大事变中起过显著作用的人，写下了一本关于那事变的科学的历史。这是第一次：一次革命能被它的领袖之一所回溯着与解释着。因著者写这本书所采取的是客观的方法，用第三人称说到自己，且除被别人所记录的一些之外，他并不谈起自己的行为与经验，所以在卷首让读者事先对他有一点认识，并稍稍知道一点他所起过的作用，仿佛是理当的。
     在《列宁全集》（这是革命后俄国苏维埃政府所从事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出版事业）中，凡列宁提到过的一切重要革命家，都附有一篇简单传记。这一人名字汇，是以加米涅夫（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分子之一）为总主编，由许多布尔什维克党的官方史家编著的。其中关于里昂·托落茨基的一节如下：
     “L.D.托洛茨基生于1881年（1879年——编者）。在尼古拉也夫组织工人团体，于1898年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不久脱逃出国，与《火星报》（该报由列宁及其他数人在伦敦编印——编者）合作。他以西伯利亚联合会的代表资格，参加党的第二次大会。党分裂后，他参加孟什维克派。1905年革命之前，他提出了自己特有的与现在特别有名的不断革命论，他断定1905年的革命将直接发展成社会主义的革命，这革命将证明是许多个国家的革命的第一次。他在孟什维克派的中央机关报——《开始》（该报在1905年11月至12月间发行于彼得堡）上辩护这个理论。在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2]被捕之后，托洛茨基被举为第一个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905年12月3日，他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起被捕，被处终身流刑，放逐到奥勒特尔斯克的罪犯殖民地，他在途中脱逃，亡命国外。托洛茨基择居于维也纳，在那里出版一种通俗的工人报——《真理》，以备在俄国散发。他与孟什维克派决裂，企图组织一个超党派别。……从帝国主义大战开始之时起，他就采取一种明显的国际主义立场，参加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话》报编辑部，接受齐美尔瓦尔得大会[3]政纲。见逐于法，他前往美国。二月革命后从美国回来，被英人所执，只因彼得堡苏维埃压迫临时政府向英国提出要求，获得释放。在彼得堡，他参加“区际派”组织，于1917年7月底第六次大会上，在彼得堡与该组织一同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七月事件以后，他被克伦斯基政府所捕，罪名是“领导暴动”，但不久因彼得堡无产阶级的反对而获释。彼得堡苏维埃转向于布尔什维克派之后，更被举为主席，且以这一资格，组织并领导了10月25日的暴动。他自1917年后，即为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委员，他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长，一直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之时，以后被任为军事人民委员长。”
     在这简单的传记中，托洛茨基在生活中三个最高点都给他说到了：第一，说他在1905年当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即说他是第一次俄国革命的首领（只叫那时确有一个首领的话）；又说他“组织与领导了1917年的十月暴动”——这意思就是说：在列宁的政治指导下（列宁本人那时躲藏着），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指挥着军队，关于这次革命，就是本书的主要部分所要写到的；最后则说他当苏维埃政府中的军事人民委员长。这意思就是说他给新的工人共和国组织了防御力量，创立了红军，进行了抵御反革命军队的战争，反革命得到全世界列强军火与给养的支持，战争在十四个前线上进行，战线延长达七千英里，这战争就在他的领导之下获得了胜利。托洛茨基在内战中当最高司令官，享有独立的权力，他独立的程度，可以由这一事实中表示出来，即布尔什维克党与政府的首领——列宁，给他一张白纸，上面签着自己的名，让托洛茨基填发任何在他认为适当的命令或指令。
     对于托洛茨基生活中的三个最高点，我们觉得与其我们自己来说什么话，还不如引那些在地位上足以批判他的人的评论，更加有益些。卢那察尔斯基——另一个出名的布尔什维克，在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做过教育委员长，关于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的工作，写过如下的话：“托洛茨基在彼得堡无产阶级中的声望，直至他被捕时为止，都是很大的，又因他在法庭上非常动人与英雄式的行为，他的声望更加大了。我应该说：在1905年与1906年的全体社会民主党领袖中，托洛茨基虽然年青，但无疑地表示他是最有充分的修养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少带有某种亡命者褊狭性的标记，这标记我已经说过，那时甚至也妨碍了列宁；他比任何人都懂得究竟夺取政权的广大斗争是什么回事。而他从革命中出来，获得了最大的声望。无论列宁或马尔托夫都没有很大获得。普列汉诺夫则因他半立宪民主党[4]倾向而颇失人心。从那时起，托洛茨基便站在前列了。……”
     这段话暴露出报纸上的神话，即是说托洛茨基自勃朗克斯[5]一个裁缝的低微地位跃上了俄国革命的领导机关，那是多么地荒谬。托洛茨基因为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的煽动家，被驱逐于瑞士，法国与西班牙之后，来到了纽约，受到当地斯拉夫族劳动民众的欢迎，把他当作他们过去革命的英雄，与未来革命中的一个必然领袖。他向许多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演说过，其中一次，许多美国人还记得吧，就是在希泡屈劳姆大会场举行的，他当一家俄国革命日报——《新世界》的主笔，籍以维持生活。
     讲到托洛茨基生活中的第二个大成就——组织与领导1917年的十月暴动，那是毋需介绍别人对他的评论的，因事实已为全世界所熟知了。不过有一个人，后来成为他最大政敌的，对托洛茨基的领导所作如下的推崇，读者总会感觉兴趣的吧。在第二百四十一号《真理报》上，约瑟夫·斯大林论“最优秀的党领袖的作用”，用下面的话来证实官方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记载：“实际组织暴动的一切工作，是在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我们可以确定地声明：卫戍军之迅速转向于苏维埃方面，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之勇敢的执行，党应该主要地与首先地感谢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的生活之第三个大成就，即他在内战中组织红军与指挥红军，也是人所熟知，毋需解释。不过在马克沁·高尔基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记载着列宁本人对于托洛茨基在军事方面的功绩的推崇，倒是值得摘引一下的。在高尔基与列宁的谈话中，读到了那谣传的关于列宁与托洛茨基的不睦问题，列宁叹道：“他们仿佛造了好多的谣，最多的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然后，拳头在桌子上敲了一下，接着说道：“请告诉我，另外还有谁，在仅仅一年中间，能组织起一支差不多是模范的军队啊！”
     我们相信，在托洛茨基的生活记录中——包括他在1905年革命中的年青的勇气，对十月暴动的组织与领导，对红军的创造与胜利的指挥，——这部《俄国革命史》将占据一个地位，这部著作乃是这个确乎多才的与有力的心智的几种最高成就之一。
     在这本书中，托洛茨基对于俄国革命中其他著名人物，都作了一个性格的素描，但他自然的略去了对自己的这样一幅素描。为要补足这个缺点，我们贡献读者以下面一段引文，这是从苏维埃教育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所写的托洛茨基素描中摘出来的，我们在上面已经从这篇文章中引过了一节了。这篇文章搜集在一本叫《革命剪影》的小书中，1923年出版于莫斯科。
     “1905年1月事件[6]之后，第一次遇见托洛茨基。他来到日内瓦，我已忘记他来自何处，他将和我一起在一个大会上讲演，这大会是召集来讨论那天的惨剧的。那时托洛茨基非常漂亮，和我们所有的人不同，他很美丽。他的漂亮，特别是他那种不管和谁谈话都带有的高傲与随便的态度，很使我不快。我以大不赞成的心情看着这个纨绔子弟，他一只腿搁在另一只膝盖上，摇动着，用一支铅笔很快地在写他行将在大会上演说的一个大纲。但是托洛茨基演说得极好……
     “在1905年革命中我很少碰到他。他不仅和我们离开，而且也不跟孟什维克派在一起。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工人代表苏维埃里。……
     “我记得有谁在列宁面前说起过这样的话：‘赫鲁斯塔廖夫的星已经殒落了，现在苏维埃中的有力人物是托洛茨基。’列宁的面色沉了一沉，然后说道：‘是的，托洛茨基用他不倦的与出色的工作获得了这个地位。……’
     “一种很大的傲慢气与一种不能或不愿以温柔与关切的态度来对人，没有列宁所常有的那种和蔼，使托洛茨基陷于某种孤寂之境。你要记得：甚至他的某几个私交颇厚的朋友（我说的自然只关于政治方面），后来也都成了他的死敌。……
     “在政治派别中工作，托洛茨基仿佛很不相宜，但是在历史事变的大洋中，他那些个人的特性失去了意义，只有他的优点显示出来。……
     “我常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个大人物，是的，谁能怀疑这点呢？在巴黎（大战期间），他在我的眼中已是一个十分长成的政治家了，以后他还在不断地成长——这究竟是因为我知道他的更深，而他在历史提供的更广大的境界里更能显露出他的全部力量来呢，还是因为革命的真实经验及其诸问题扩大了他的心胸并增大了他翼翅的飞程呢？我可说不清了。
     “1917年春天的鼓动工作，并不属于这些剪影的任务，不过我应该说，在此种工作的伟大规模与眩人的胜利的影响之下，许多接近于托洛茨基的人，甚至要把他看成为俄国革命真正的第一个领袖了。就像M.C.乌利次基吧，他对托洛茨基怀有极大敬意，有一次对我与——仿佛是——马努易斯基说：‘你们看，大革命已经来了，不管列宁怎样有学问，但他在托洛茨基的天才之旁，已开始有点减色了。’这个估计后来证明是不正确的，这并不是因为他夸大了托洛茨基的天赋与才力，而是因为在那时，列宁政治天才的大小还不曾明显。……
     “托洛茨基形诸于外的主要天赋，乃是他的演说天才与著作才能。我以为托洛茨基也许是我们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一个演说家。我生平听过社会主义者中所有伟大的国会演说与民众演说家，还听过资产阶级中的许多名演说家，但是除了饶勒斯[7]之外，我却很难在其中举出一个名字来能和托洛茨基相并的。
     “动人的风采，美丽的宽广姿态，言语中很大的节奏，高吭与绝不疲倦的声浪，出奇的连接，言词的文学气，想象的丰富，啮人心腑的讽刺，横溢的热情，以及一种绝对异常的逻辑，真像钢一般的明晰——这些是托洛茨基演说的特性。他能以警句式的讲话，投射出一两下奇准的箭头，他又能宣讲巨大的政治论文，这样的宏论我只曾从饶勒斯那里听到过。我见过托洛茨基讲了两个半乃至三个钟头的话，听众绝对静寂，大家站立着，听着，仿佛给一篇政治的大文章迷惑住了。……
     “讲到托洛茨基的内在性情，如以领袖而论，我已经说过，在党组织的小范围之内，那是不合式与不巧妙的。在这里，他给个性轮廓的极度固执性所妨碍了。
     “托洛茨基对人总是命令式的，叫人刺痛。只有他和列宁合作后对于列宁的关系，常常表示出一种温柔的服从态度。他以一种真正伟人所同具的谦仰心情承认着列宁的优越。
     “以聪明的政治家而论，托洛茨基和他的演说家地位站得同样地高。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最能干的演说家的演说词，如果不靠思想来发射光辉，那他不是别的，只是一个无聊的乐师，而他的演说只是一个叮噹的铙钹吧了。保罗使徒所说的爱，也许不是演说家所需；他也许可以充满着仇恨，但思想却是绝对必需的。……
     “人们时常说托洛茨基是具有个人野心的。这自然是一种纯粹的胡说。我记得当欠尔诺夫接受了临时政府中一个位置时托洛茨基所说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多么可鄙的野心呀——为了一任大官丢弃了他的历史地位！’在这句话里你看出了整个的托洛茨基。他心里没有一滴虚荣。……
     “列宁也绝无野心。我相信列宁永不看到自己，永不在历史的镜子里照面，永不想到后人会对他怀着怎样的感想，——只是做他的工作，他专横地做他的工作，并非因为他爱好权力，而是因为他确信自己是对的，不能忍受任何人破坏他的工作。他之爱好权力，乃出于他的绝大信心与他的原则的正确，以及（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由于他之不能从他敌人的观点来观察问题（这性格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是很有用的。）……
     “与列宁不同，托洛茨基常常看到自己。托洛茨基很看重他的历史作用，而且为要在人类的记忆中留下一个真正革命领袖的荣光，他无疑是准备作任何个人的牺牲的，连他的生命在内。他之爱好权力具有列宁的同样性质，所不同的只是他较常造成错误，没有列宁那种几乎无误的本能罢了；他是一个性情躁烈的人，所以虽然是暂时的，但能被热情所蒙蔽，至于列宁则平静的，常能自持，甚至从来不大发怒。
     “不过你决不要以为这个俄国革命的第二大首领在各方面都次于他的同事：在有些方面，托洛茨基无疑是超过了他的：他更显赫，他更明朗，他更活动。列宁完全适于坐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椅子里，用他的天才领导着世界革命，但他显然不能胜任托洛茨基所肩负的巨大责任，那些闪电似的从这里到那里的旅行，那些庄严的演说，临时发令的鼓动，时时在减弱的军队的某一点上起着不断发电人的作用。在这些地方，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代替托洛茨基。
     “当一次伟大的革命来到之时，一个伟大的民族常能给每一个角色找到一个适当的演员，我们这次革命伟大标记之一，就是共产党能从它的队伍中，提出人来或从其他政党中采取优秀分子，籍以加强它的本身，结果能得到这么多的能人，各适合于政府中的某项工作。
     “一切人中最适合于自己的角色的，那是强者中的两个最强者——列宁与托洛茨基。”　
    麦克斯·伊斯脱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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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是英译者麦克斯·伊斯脱曼所辑，系搜集俄国革命中的诸大领袖关于托氏所说的评论而成。态度颇为客观，而体裁也很简洁，所以我们愿意把他译出，附于卷首——不管伊斯脱曼现在本人的思想是与托氏正相反对的。——译者
     [2] Хрусталев Нοзарь，律师，维权名人。1905年革命时被选为彼得堡苏维埃第一任主席。－C.R
     [3] 1915年9月5－8日，第二国际部分力量在瑞士的一个村庄「齐美尔瓦尔得」（Zimmerwald）举行会议，史称「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会议与公开支持本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党人拉开一定的距离，有限揭露了战争的资产阶级性质，并号召各国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无附加条件的和平。但这次会议未接受列宁的彻底阶级立场，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主张。这次会议，是第二国际的左翼与骑墙派的妥协结果。－L.X
     [4]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C.R
     [5] 纽约的犹太人区。——译者
     [6] 即加邦神父领导的流血的星期日。——译者
     [7] 饶勒斯，法国社会主义者领袖，反对大战，致被暗杀。——译者。
     【Jaurès Jean，1859－1914。饶勒斯的实际立场是（本国未参战前的）和平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揭漏法资的本质。例如，1914年7月28日饶勒斯署名的《法国社会党宣言》里说：“法国的社会党人和工人号召全国人民对维护和平的事业给以全力支持。他们知道，在目前危急的时刻法国政府是在明显而真诚地关心防止和减轻发生冲突的危险。他们只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争取协商和调停的方法来解决冲突。”（粗体为注者标记。）7月31日饶勒斯被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暗杀。法国参战后，社会党中的饶勒斯派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C.R】
    *二。中文版自序
     得知我的《俄国革命史》要译成中文出版，这一日不异于是我的一个纪念日，现在我又听说，翻译工作加紧进行，第一卷明年就可印出来了。
     让我表示坚定的希望，希望这部书确实有益于中国的读者。我这部书无论有何缺点，但有一件事情我敢自信的，即是：书中事实的记载完全是出于“良心”，这话是说都有原本史料可以证验的；总之，其中没有一件事实曾经为了某种先定的理论原故而窜改过或歪曲过；更加没有为了个人声望原故而窜改过或歪曲过。
     世界各国，连中国在内，现时青年一代人的不幸就在于：世上有个大规模的工厂，贴着马克思主义的商标，专门伪造历史，伪造理论，伪造其他种种。这个工厂的名字就叫做“共产国际”。极权制度，即一切生活部门都须受官僚指挥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也要扩张其统治权于过去时代。历史变成了原料，随统治的极权党派之需要而构造一切。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史也陷于此命运中了。最近的而且最完备的伪造和诬蔑，乃是不久之前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史》。全人类图书馆中，我不知道——别人恐怕也不知道吧？——是否有过一本书，其中事实，文件，尤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被人如此无耻地窜改过的，割裂过的或简单从事变进程中涂抹去的，如这本《苏联共产党史》一样，这样做只是为了荣耀一个人，即斯大林。
     为了伪造者手里操有无限的物质资源原故，这本粗暴而笨拙地伪造出来的东西，竟翻译为文明各国的语言，而且印成了几百万几千万本强迫流通于世界上。
     我们手里既没有那种财政资源，也没有那种庞大机关。但我们有着一些更伟大的东西，就是：对于历史真相之重视以及一个正确的科学方法。伪造的东西，即使是强有力的国家机关来伪造，也是经不起时间考验，有朝一日因为内在矛盾原故而被人揭穿。反之，由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历史真相，有其内在的说服力，总有一日为人所信服。官僚们为什么要修正，要重造，要窜改，——更恰切地说：要伪造——革命史呢？因为他们不得不要剪断那条联系他们于布尔什维克党的脐带，官僚们篡夺了革命，又不得不斩断了布尔什维克传统，于是更加迫切需要重造历史，即伪造历史。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政策，唯有这个政策能致使十月间夺得政权。在其历史的全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毫不妥协地反对那与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之根本冲突就在此处。而且，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未曾产生以前，工人运动内部的斗争，最后分析起来，也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的：与资产阶级合作呢，还是不妥协的阶级斗争？所谓“人民阵线”政策，除了这个好听而骗人的名称之外，毫无什么新奇的东西。无论哪种情形，都是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隶属于左翼剥削者的，不管实行起来，是叫做“合作政府”呢，或“左翼联合”（如法国）呢，或如“共产国际”说的“人民阵线”呢。
     “人民阵线”政策产生了特别有害的果实，因为是在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腐败时代实行的。在中国革命中，斯大林居然将孟什维克派图谋在1917年革命时实行的政策，实行到底了。同样事情又在西班牙做一次。这两个大规模的革命之遭受惨败，是出于领导机关使用的方法：这是斯大林主义方法，即是最有害的孟什维克主义的方法。
     “人民阵线”政策，于五个年头中间迫令无产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之下，以致反战争的阶级斗争成为不可能的。倘使中国革命因“共产国际”领导而失败，准备下日本侵略的条件；那么西班牙革命的失败以及法国的“人民阵线”的可鄙投降就准备下希特勒进攻及其空前的军事胜利之条件了。
     日本胜利以及希特勒胜利，绝非历史的最后之言。此次战争也要成为革命之母的。革命又是要提出和审查人类历史的一切问题，无论在先进国的或落后国的；革命也要开始排除先进和落后国之间的差别。
     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切墨守旧规的人，都要被事变洪流涌倒的。唯有革命者，具有过去丰富经验的坚强的革命者，跟得上大事变。中国人民命定要在人类未来命运之中占据第一等位置。中国先进的革命者若从这部历史学得阶级（独立*）立场的若干基本法则，那我是很欣幸的，——这些法则将帮助他们避免未来致命的错误，1925—1927年革命便是葬送于那种错误手里……
    *　　　　　　*　　　　　　*
     娜塔丽亚·托洛茨基附注：以上文字是托洛茨基同志于1940年7月初写的，作为初稿。有许多事情妨害了他继续写下去；一个月之后，格别乌凶手就把他谋杀了，这篇稿子未曾写完。
    --------------------------------------------------------------------------------
     * 原译文中并无“独立”二字。为了指出文中无产阶级阶级立场的实质——保持阶级独立性，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政治立场上支持、赞助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政策）——而添加。—C.R
    *三。俄文版序言
     二月革命算是道地的民主革命。政治上，它是在两个民主政党：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派的领导之下发展起来的。回到二月革命的“遗训”，即令在目前，也还是那民主主义的正式教条。所有这些仿佛会叫人想到：那些民主派的理论家定该急忙地把二月革命的经验，作一历史与理论的总结，去揭发他崩毁的原因，确定它的“遗训”究竟在何处，并指出如何实行“遗训”的方法了吧。这两个民主政党都已享受了十三年余的长期空闲，而每一政党都拥有一批文人作家，这些人在经验上，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不配的。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始终还不曾见到民主主义者论民主革命的一本值得注意的著作。妥协派政党的领袖们，显然不敢把二月革命发展的进程重新叙述出来，虽然他们在这中间，偶尔是起过那样显著的作用的。这难道不奇怪吗？不，完全合乎事理。庸俗民主派的首领们愈加勇敢地对这空虚的遗训发誓，那他们对二月革命的实际就愈觉惶恐。他们自己在1917年几月中占着领导地位这一个事实，恰恰最使他们不愿正视当时的事变。因为他们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现在这名称叫起来是一种怎样的讽刺！）的悲惨作用，不仅反映着领袖们的个别弱点，而且也表示出庸俗民主主义的历史堕落，以及民主主义性的二月革命之命定的厄运。
     整个的实质在于：二月革命只是一个外壳，其中暗藏着十月革命的核心——这也就是本书的主要结论。二月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的一部历史，即：十月革命的核心怎样从它妥协派的硬壳中解脱出来。假使庸俗民主主义者胆敢客观地叙述事变的过程，那他们之不能使任何人回返到二月，也正犹不能使麦穗回到它所由产生的种子一样。这就说明了那些混血的二月统治的创造者，现在为什么不得不对自己历史的全盛时期，亦即他们无能的最高点，闭起眼睛来了。
     诚然，人们也许可以举出这件事来的，即由历史教授米留可夫代表的自由主义，还是企图过和“第二次俄国革命”算账的。但是米留可夫完全不掩盖这一点：他只能容忍二月革命。要把国家自由派帝制党人算入民主派，即令是庸俗民主派之列，总是不很可能的吧？事实上，当其他制度已完全不复存留时，他之与共和国相妥协，并非因为他相信了民主主义。不过，即使我们把政治的考虑放在一边，那末米留可夫关于二月革命的著作，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说，也都不能算是科学的作品。自由派的领袖出现于自己的历史中，像是一个受屈者，一个原告，而不是一个历史家。他的三卷书，读起来像是科尔尼洛夫党徒溃败时他在《言语报》上写的冗长社论。米留可夫责备一切阶级与一切党派，说他们不曾帮助他的阶级与他的党把政权集中在自己手里。米留可夫抱怨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愿，或者不能，成为彻底的国家自由派。同时，他自己又不得不证明：民主主义者愈接近于国家自由派，他们就愈失去群众的支持。最后，他只有责备俄国民众了，说他们犯了一种叫做革命的罪。关于俄国叛乱的煽动者，当米留可夫写他自己的三卷社论时，还是要在鲁登道夫[1]的官衙里去寻找呢。立宪民主党人的爱国主义显然在于：要把俄国民族史上一桩最伟大的事件用德国奸细的导演来加以解释，而为了“俄国人民”的利益，拼命要把君士坦丁堡从土耳其人那里夺过来。米留可夫的历史著作，很有价值地完结了俄国“国家自由主义”的政治运行的轨道。
     要了解革命，正似要了解整个历史一样，只能把他当作一个客观决定的过程。各民族的发展提出了这样的一些任务，它们除了革命之外，是不能用其他方法来解决的。在某些时期，此等方法竟以如此力量来强人接受，以致全国都卷入了悲惨漩涡。把社会的巨变加以道德化，那是再可怜没有的了！这里最适宜的是斯宾诺莎的格言：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
     举凡经济，国家，政治，法律诸问题，连带着还有家庭，个性，艺术创作诸问题，都会被革命重新提出，且被自下而上地重新加以观察。人类创造活动的无论哪一个部门，都会被真正人民的革命所闯入，并留下伟大的里程碑。即此一点，让我们附带地说一下吧，已予历史发展的一元论以一个最可信的表示了。革命既暴露出社会的一切经纬，它在社会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便投射了一道显明的光；原来社会学是最不幸的一门科学，他被学院式的思想用酸醋与践踏来饲养着的。但当巨大的社会变革时，凡关于经济与国家，阶级与民族，政党与阶级，个人与社会诸问题，都以极度紧张的力量提了出来。假使革命不能立刻解决它本身所由产生的任何一个问题，而只替它们的解决建立了新的前提，那它却把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加以彻底的暴露了。认识的艺术就是暴露的艺术，这句话在社会学中比在其他任何方面，具有更多的真确性。
     毋须说，我们的著作并不敢自认为完满无缺。这里贡献给读者的主要是一部革命的政治史。经济问题只当它们为要了解政治过程所必需的时候，才被涉及。文化问题则完全不在研究范围之内。不过我们不可忘记：革命的过程，即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直接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乃是一个政治的过程。
     第二卷（中译本分成二三两卷——译者）历史是关于十月革命的，著者希望它能在本年秋天问世。
    里昂·托洛茨基
    1931年2月25日
    王子岛[2]
    -------------------------------------------
     [1] 第一次大战时德军总参谋长。——译者。
     [2] Prinkipo，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附近，马尔马拉海上的一个群岛。1929－1933年流亡期间，托洛茨基在此居住。－C.R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俄国革命史》句读（二）/王澄

革命就是青年人推翻中年人老年人的政权/王澄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2012年5月26日理论学习会纪要。
    两论：断代论和“谁的痛苦？”
    *一。断代论
    中共把建政60年的历史切割成两个部分：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在毛泽东封建皇朝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除了被迫害致死饿死的，最不幸的是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不准学习的30年中成长的中国人，也就是1970年以前出生的中国人，也是袁伟时说的喝狼奶（喝得最多的）长大的那些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垃圾。（请大家看博讯的《中华民族的四重智障》视频。）
    历代西方哲学家都强调从“性向善”到“心向善”的学习过程。就是说，人生下来上帝就赋予人类“性向善”的本性，然而，仅有初始的“性向善”是不够的。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是有智慧有理性的，人要利用智慧和理性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最后达到“心向善”的社会要求的成熟阶段。如果不学习就无法达到“心向善”的阶段。东北农村有一句老话，“三代不读书就要出驴”，意思是如果一家连续三代人都不学习文化，是文盲，那么就失去了人应有的智慧和理性。
    毛泽东皇权统治下，从1949年到1978年有两代人，所以第二代中国人的思想水平相当于三分之二的驴水平。比如薄熙来唱红歌；甘肃卫生厅猪蹄厅长刘维忠打通任督二脉；计划生育害死产妇；北京中西医结合专家陈可冀在70年代发明中药注射剂，把煮草水注射到病人血管里，害死很多人。他自己却因此获得伪中共科学院院士称号；最近有人提出要用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时代以前的百家思想（其中包括儒家思想，但是不要独尊儒家）作为今天没有思想的中国人的思想体系；百名文学艺术家手抄“延安讲话”；解放军报谈好干部要会领会首长意图，（不是克尽职守）；等等。可见，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没有人性，没有人的理性，没有人的智慧，只有驴的智商。
    从性向善到心向善就是要获得知识knowledge，如果不能获得知识，就是无知ignorance。因为在中国50/60/70年代没有接受过正确教育和正确知识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无知的，（最可悲的是他们以为他们是有知识的），所以，他们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阻力，他们因为无知而成为阻力。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要纠正两三千年的错误，最好是把现在的中年人和老年人赶出历史舞台，特别是有高级职位的中老年人，比如胡锦涛和江泽民，否则中华民族很难进步。今天中国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是历史的包袱，是历史进步的障碍。
    这就是断代论，头30年有两代人，是思想垃圾；后30年是另外两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二。谁的痛苦？
    古今中外历次人民革命都是青年人的革命，这次我们要面临的推翻中共一党独裁的革命也不例外，是青年人推翻中年人老年人政权的革命。因此，我们要把全部注意力放在青年人身上。
    作为革命者，我们要一次次问自己，我们倡导的革命运动中的每一个具体活动是基于你自己的痛苦还是青年人的痛苦？（这是非暴力抗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看到，不少反对中共的中老年人士的观点和态度还是基于自己的痛苦，这种观点和态度很难汇成海洋，很难形成巨大的力量。我们要发动80后90后青年人干起街头运动，就一定要了解和宣传青年人的痛苦，而不是中老年人的痛苦。比如，中年人的痛苦可能是他的家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青年人的痛苦可能是上网不自由。那么我们要问，哪一种痛苦可以让青年人实在无法忍受，冲上街头？（作为革命党，我们最关心“冲上街头”。）当然是青年人自己的痛苦。
    （我们讨论谁的痛苦的时候是在预见诱发革命的具体思想/思潮内容，我们并没有否定中共对中年人和老年人犯下的罪行，所有中共的罪行终究会被人民一笔一笔清算。）
    作为投身于中国革命的革命者，我们以青年人的快乐为快乐，以青年人的痛苦为痛苦。我们的目的是要教育和启发全中国青年人积极地投身到推翻中共一党独裁的大革命运动中来。
    香港民主党全委会干部杨小炎和张弛来到美国，今天也参加了学习。杨小炎指出，香港的群众运动也是以80后90后为主，因此，全委会把教育和发动群众的对象对准80后90后是非常正确的。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参加讨论的有，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香港民主党全委会干部杨小炎，张弛，还有张玉红，段秋明，李程乾，Jie Yan，张敏，陈敏秀，陈洋，张建中，肖承昊，张寿光，张开利，郑永进，陈涵涛，陈巧桥，金璐，孙钰，孙德林，玉成，涂明，王莉丽，王澄。） [博讯来稿]

革命就是青年人推翻中年人老年人的政权/王澄

革命就是青年人推翻中年人老年人的政权/王澄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2012年5月26日理论学习会纪要。
    两论：断代论和“谁的痛苦？”
    *一。断代论
    中共把建政60年的历史切割成两个部分：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在毛泽东封建皇朝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除了被迫害致死饿死的，最不幸的是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不准学习的30年中成长的中国人，也就是1970年以前出生的中国人，也是袁伟时说的喝狼奶（喝得最多的）长大的那些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垃圾。（请大家看博讯的《中华民族的四重智障》视频。）
    历代西方哲学家都强调从“性向善”到“心向善”的学习过程。就是说，人生下来上帝就赋予人类“性向善”的本性，然而，仅有初始的“性向善”是不够的。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是有智慧有理性的，人要利用智慧和理性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最后达到“心向善”的社会要求的成熟阶段。如果不学习就无法达到“心向善”的阶段。东北农村有一句老话，“三代不读书就要出驴”，意思是如果一家连续三代人都不学习文化，是文盲，那么就失去了人应有的智慧和理性。
    毛泽东皇权统治下，从1949年到1978年有两代人，所以第二代中国人的思想水平相当于三分之二的驴水平。比如薄熙来唱红歌；甘肃卫生厅猪蹄厅长刘维忠打通任督二脉；计划生育害死产妇；北京中西医结合专家陈可冀在70年代发明中药注射剂，把煮草水注射到病人血管里，害死很多人。他自己却因此获得伪中共科学院院士称号；最近有人提出要用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时代以前的百家思想（其中包括儒家思想，但是不要独尊儒家）作为今天没有思想的中国人的思想体系；百名文学艺术家手抄“延安讲话”；解放军报谈好干部要会领会首长意图，（不是克尽职守）；等等。可见，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没有人性，没有人的理性，没有人的智慧，只有驴的智商。
    从性向善到心向善就是要获得知识knowledge，如果不能获得知识，就是无知ignorance。因为在中国50/60/70年代没有接受过正确教育和正确知识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无知的，（最可悲的是他们以为他们是有知识的），所以，他们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阻力，他们因为无知而成为阻力。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要纠正两三千年的错误，最好是把现在的中年人和老年人赶出历史舞台，特别是有高级职位的中老年人，比如胡锦涛和江泽民，否则中华民族很难进步。今天中国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是历史的包袱，是历史进步的障碍。
    这就是断代论，头30年有两代人，是思想垃圾；后30年是另外两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二。谁的痛苦？
    古今中外历次人民革命都是青年人的革命，这次我们要面临的推翻中共一党独裁的革命也不例外，是青年人推翻中年人老年人政权的革命。因此，我们要把全部注意力放在青年人身上。
    作为革命者，我们要一次次问自己，我们倡导的革命运动中的每一个具体活动是基于你自己的痛苦还是青年人的痛苦？（这是非暴力抗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看到，不少反对中共的中老年人士的观点和态度还是基于自己的痛苦，这种观点和态度很难汇成海洋，很难形成巨大的力量。我们要发动80后90后青年人干起街头运动，就一定要了解和宣传青年人的痛苦，而不是中老年人的痛苦。比如，中年人的痛苦可能是他的家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青年人的痛苦可能是上网不自由。那么我们要问，哪一种痛苦可以让青年人实在无法忍受，冲上街头？（作为革命党，我们最关心“冲上街头”。）当然是青年人自己的痛苦。
    （我们讨论谁的痛苦的时候是在预见诱发革命的具体思想/思潮内容，我们并没有否定中共对中年人和老年人犯下的罪行，所有中共的罪行终究会被人民一笔一笔清算。）
    作为投身于中国革命的革命者，我们以青年人的快乐为快乐，以青年人的痛苦为痛苦。我们的目的是要教育和启发全中国青年人积极地投身到推翻中共一党独裁的大革命运动中来。
    香港民主党全委会干部杨小炎和张弛来到美国，今天也参加了学习。杨小炎指出，香港的群众运动也是以80后90后为主，因此，全委会把教育和发动群众的对象对准80后90后是非常正确的。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参加讨论的有，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香港民主党全委会干部杨小炎，张弛，还有张玉红，段秋明，李程乾，Jie Yan，张敏，陈敏秀，陈洋，张建中，肖承昊，张寿光，张开利，郑永进，陈涵涛，陈巧桥，金璐，孙钰，孙德林，玉成，涂明，王莉丽，王澄。） [博讯来稿]

革命就是青年人推翻中年人老年人的政权/王澄

革命就是青年人推翻中年人老年人的政权/王澄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2012年5月26日理论学习会纪要。
    两论：断代论和“谁的痛苦？”
    *一。断代论
    中共把建政60年的历史切割成两个部分：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在毛泽东封建皇朝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除了被迫害致死饿死的，最不幸的是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不准学习的30年中成长的中国人，也就是1970年以前出生的中国人，也是袁伟时说的喝狼奶（喝得最多的）长大的那些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垃圾。（请大家看博讯的《中华民族的四重智障》视频。）
    历代西方哲学家都强调从“性向善”到“心向善”的学习过程。就是说，人生下来上帝就赋予人类“性向善”的本性，然而，仅有初始的“性向善”是不够的。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是有智慧有理性的，人要利用智慧和理性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最后达到“心向善”的社会要求的成熟阶段。如果不学习就无法达到“心向善”的阶段。东北农村有一句老话，“三代不读书就要出驴”，意思是如果一家连续三代人都不学习文化，是文盲，那么就失去了人应有的智慧和理性。
    毛泽东皇权统治下，从1949年到1978年有两代人，所以第二代中国人的思想水平相当于三分之二的驴水平。比如薄熙来唱红歌；甘肃卫生厅猪蹄厅长刘维忠打通任督二脉；计划生育害死产妇；北京中西医结合专家陈可冀在70年代发明中药注射剂，把煮草水注射到病人血管里，害死很多人。他自己却因此获得伪中共科学院院士称号；最近有人提出要用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时代以前的百家思想（其中包括儒家思想，但是不要独尊儒家）作为今天没有思想的中国人的思想体系；百名文学艺术家手抄“延安讲话”；解放军报谈好干部要会领会首长意图，（不是克尽职守）；等等。可见，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没有人性，没有人的理性，没有人的智慧，只有驴的智商。
    从性向善到心向善就是要获得知识knowledge，如果不能获得知识，就是无知ignorance。因为在中国50/60/70年代没有接受过正确教育和正确知识的中国人基本上是无知的，（最可悲的是他们以为他们是有知识的），所以，他们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阻力，他们因为无知而成为阻力。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要纠正两三千年的错误，最好是把现在的中年人和老年人赶出历史舞台，特别是有高级职位的中老年人，比如胡锦涛和江泽民，否则中华民族很难进步。今天中国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是历史的包袱，是历史进步的障碍。
    这就是断代论，头30年有两代人，是思想垃圾；后30年是另外两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二。谁的痛苦？
    古今中外历次人民革命都是青年人的革命，这次我们要面临的推翻中共一党独裁的革命也不例外，是青年人推翻中年人老年人政权的革命。因此，我们要把全部注意力放在青年人身上。
    作为革命者，我们要一次次问自己，我们倡导的革命运动中的每一个具体活动是基于你自己的痛苦还是青年人的痛苦？（这是非暴力抗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看到，不少反对中共的中老年人士的观点和态度还是基于自己的痛苦，这种观点和态度很难汇成海洋，很难形成巨大的力量。我们要发动80后90后青年人干起街头运动，就一定要了解和宣传青年人的痛苦，而不是中老年人的痛苦。比如，中年人的痛苦可能是他的家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青年人的痛苦可能是上网不自由。那么我们要问，哪一种痛苦可以让青年人实在无法忍受，冲上街头？（作为革命党，我们最关心“冲上街头”。）当然是青年人自己的痛苦。
    （我们讨论谁的痛苦的时候是在预见诱发革命的具体思想/思潮内容，我们并没有否定中共对中年人和老年人犯下的罪行，所有中共的罪行终究会被人民一笔一笔清算。）
    作为投身于中国革命的革命者，我们以青年人的快乐为快乐，以青年人的痛苦为痛苦。我们的目的是要教育和启发全中国青年人积极地投身到推翻中共一党独裁的大革命运动中来。
    香港民主党全委会干部杨小炎和张弛来到美国，今天也参加了学习。杨小炎指出，香港的群众运动也是以80后90后为主，因此，全委会把教育和发动群众的对象对准80后90后是非常正确的。
    （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参加讨论的有，美国委员会主席宋书元，香港民主党全委会干部杨小炎，张弛，还有张玉红，段秋明，李程乾，Jie Yan，张敏，陈敏秀，陈洋，张建中，肖承昊，张寿光，张开利，郑永进，陈涵涛，陈巧桥，金璐，孙钰，孙德林，玉成，涂明，王莉丽，王澄。） [博讯来稿]

革命就是青年人推翻中年人老年人的政权/王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