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序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第一章 起源(共3页)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第二章 革命的性质(共3页)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第三章 新阶级(共5页)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第四章 党的国家(共5页)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第五章 经济上的教条主义(共3页)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第六章 对思想的专制统治(共4页)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第七章 目的与手段(共3页)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第八章 本质(共2页)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第九章 民族共产主义(共3页)
·《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第十章 今日世界(共4页)
密洛凡·德热拉斯 著
陈逸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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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编 子实一
历史告诉我们，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其他政党也都不满现状，最显著的例子是俄国，除共产党外，使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还有其他政党。
然而，只有共产党是既反对现状而又坚决一贯地支持工业化运动。实际上，这是从根本上摧毁既有的所有权关系。在这一方面，其他的政党没有如此激烈。没有一个政党“热心工业”到那种程度的。
为什么这些政党在它们的纲领中一定要具有社会主义的内容呢？其原因不那么明显。在帝俄的落后环境中，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不只显得不足以迅速完成工业化，而且事实上在阻挠工业化。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在一个极端强有力的封建关系依然存在的领域中发展起来的，同时这个原料丰富、市场广大的国家一直是在其他比它先进的国家的控制之下。
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工业革命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不得不姗姗来迟。在欧洲国家中，俄国是唯一没有经过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国家。它同欧洲中世纪时的城市国家没有一处相似。落后，半封建，君主专制，政府集权，有些地方的无产者人数激增，俄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卷入近代资本主义漩涡，而成为世界各国大银行中心攫取其经济利益的目标。
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说，俄国大银行的资本有四分之三是外国资本家的。托洛茨基也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强调这一点。他指出，外国资本家握有俄国工业资金的40%，在某些重要工业上的百分比甚至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就南斯拉夫来说，在南斯拉夫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中，外国人有决定性的势力。这些事实的本身并不说明甚么。但是，它们表明，外国资本家用他们的权力来阻止这些国家的进步，他们把这些地区当作他们所需要的原料和廉价劳力的供应地，结果使这些国家不会进步，甚至还开始衰落。
在这些国家中，凡是负有要发动革命这一历史任务的政党在对内政策上不得不反对资本主义，在对外政策上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
再就内部的情况说，本国资本是软弱无力的，并且大部分是外国资本的工具或附属物，因而，对工业革命真正有兴趣的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从日益贫困的农村中走出来的无产阶级。就像消除残酷的剥削是那些已经成为无产者的人们的生死大事一样，工业化运动是那些即将成为无产者的人们的生死大事。代表这两类人的运动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那就是说，在观念上、口号上和诺言上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除非革命的政党能控制国内一切资源，特别是那些因实行严厉的剥削和使用不人道的方法而遭群众痛恨的本国资本家的资源，否则，革命党就不能认真地计划实行工业革命。同时，革命党还得对国外资本家采取同样的对策。
其他政党不能采用类似的政纲。它们不是想恢复从前的旧制度，就是想保持既得利益，或者最多也不过是谋求逐步地和平发展。甚至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如俄国的社会革命党，都想把社会拉回到古时农人的田园生活。甚至像俄国的孟什维克这类社会主义的政党，也只不过是想用激烈的手段推倒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孟什维克党人的观点是，为了这到日后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先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然而，事实上，问题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这些国家中，复古或者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行不通。在特定的国内外条件限制下，两者都不能解决这些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问题，即工业革命问题。
只有既主张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又主张迅速推行工业化运动的政党才有成功的希望。此外，很明显，这个党必须确信社会主义。不过,由于这个政党必须在既有的一般条件下，以及在工人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中活动，所以在意识形态上，这样的一个政党必须凭借两点，即近代工业必定会产生而且是有用的，以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信条。这种观念已经存在，只须稍加修改就行了。这种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它的革命的一面。于是，它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或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后来，随着革命的发展以及工业先进国家在组织上的变动，这个党又必须与欧洲社会主义的改良派分手。
革命和迅速的工业化的不可避免，曾造成巨大的牺牲和采用暴力手段，这就不只需要诺言，而且对人间天国到来的可能性要有信心。革命和工业化运动的信徒和其他人的行动一样，循着阻力最少的路线前进，他们常常离弃已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条而另辟途径。可是，他们并不能完全摒弃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是适当的、而且在特定的时间内也是不可避免的形式与技术，社会可以通过它们表达其需要和愿望，以谋求生产改进与扩大。在英国，在十九世纪的前五十年中，资本主义使生产有了改进和扩大。正像英国的工业家为了扩大生产而不得不摧毁农民的利益一样，俄国的工业家或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成为工业革命的牺牲品。参与人和形式井不相同，但规律却完全一样。
不论是在英国或俄国，社会主义总是不可避免地被用作口号和誓言，被当作一种信念和高尚的理想，并且在事实上被作为一种特别的政府形式和所有权形式，这种形式将便利工业革命并且使生产作可能的改进与扩大。二
所有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在新的经济或社会关系已开始抬头、而旧有的政治制度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障碍时才发生的。
所有这些革命者是要摧毁旧有的政治形式，并为旧社会中早已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和关系开路。在某些革命中，革命者甚至要求得多点，例如，雅各宾党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中曾试图以武力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但是他们不得不失败并且很快被消灭。
在从前所有的革命中，武力与暴力主要是作为后果、作为新的但早已得势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与关系的工具而出现。即使在进行革命时，武力与暴力超出了适当的限度，然而最后，革命的力量总不得不被导向一个积极的并且可以达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恐怖与专制也许在所难免，但只是暂时的现象。
一切所谓资产阶级革命，不论是由于下层的支持而取得成功，例如由群众参加的法国革命，或是像德固俾士麦时代的来自上层的政变，都必然以政治民主告终。那是可以了解的事。那些革命者的任务主要是摧毁旧的专制政体，建立一种将能适合现有经济及其他需要的政治关系，特别是适合商品自由生产的需要。
当代共产主义革命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革命。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新的或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中早已存在，或者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过度发展”。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发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能力使自己工业化。
在法国，在革命开始以前，资本主义早已存在于法国的经济领域内，社会关系上，甚至公众的良知中。这很难和俄国、中国或南斯拉夫等国的社会主义相比。
俄国革命的领袖们是明白这一事实的。当革命还在进行时，列宁曾于1918年3月7日在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
“……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它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它所应做的一切：它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却处在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中。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越落后，它由旧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越困难。……
“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包括一小部分工业上层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展的资本主义形式。”【见《列宁全集》第27卷，人层出版社1961年版，第77-78页。——译者】
我引述了列宁的话，但我还可以引录任何一个共产主义革命领袖及其他许多作者的话来证实一项事实，即新社会中并无既定的关系存在，不过总有人必须来建立这种关系，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由“苏维埃政权”来建立。如果新的“社会主义”关系已在共产主义革命趋向胜利的国家里有最充分的发展，那就无须环绕“建设社会主义”而作那么多的保证、论证和努力了。
这一事实导致我们发现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矛盾。如果一个新社会所需要的条件还未充分具备，那末，是谁要革命的呢？再则，革命又怎么可能呢？新的社会关系既然在旧社会中尚未成形，革命又如何能维持下去呢？
过去从未有任何革命或政党把建立社会关系或新社会作为自己的任务。然而，这正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
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们虽不比其他的革命领袖更熟知支配社会的规律，他们却发现，在有可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实行工业化也是可能的，特别是当他们使社会的改选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上的假设进行时，更有此可能。革命在“不利的”条件下取得成功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建设”也证实了这一点。这就加强了他们的幻觉，以致他们自以为深知社会发展的规律。事实上，他们是先为一个新社会设计一幅蓝图，然后动手去建造，不对的地方就加以修改或废弃，务求一切尽量合乎他们的计划。
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工业化作为一种不可避免而合理的社会需要，便和共产主义的完成工业化的方式结合起来了。
革命与工业化虽在平行的轨道上齐头并进，然而，不论是前者或后者都不能在一夜间完成。在革命成功后，必须有人肩负工业化的责任。在西方国家中，这一任务是由从专制的政治锁链中解放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担当的，但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并无类似的经济力量存在，所以只得由革命机构本身来担当，也即由新政权，由革命政党来担当。
在以前的革命中，在旧秩序被推翻后，革命的武力和暴力便成为经济上的一种障碍。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武力和暴力却是进一步发展甚至进步的一个条件。在以前的革命者看来，武力和暴力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弊害和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可是，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武力和暴力竟被提高到偶像和最后目标的崇高地位。在过去，构成一个新社会的阶级和力量早在革命发生前就已存在。而共产主义革命却是第一个不得不创造新社会和新的社会力量的革命。
密洛凡·德热拉斯 著
陈逸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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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编 子实一
虽然在西欧近代工业发展以前，现代共产主义还处于潜伏未动状态，但推溯其根源，却由来已久。共产主义的两个基本观念为“物质的第一性”和“变化的实在性”，这两个观念借自现代共产主义萌芽前不久的思想家们。但随着共产主义的日渐得势，这两种基本观念却反而愈来愈不占重要地位。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共产主义已经得势，现在要想按照它自己的观念来改造世界，而且渐渐不想改变它自己了。
辩证法与唯物论，即世界的演变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是古典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基础。然而这些基本观念，却并非创自共产主义理论家，如马克思、恩格斯等。他们不过利用这些观念编织成为一个整体，于是无意中就成了新世界观的基础。
“物质的第一性”这一观念乃借自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早期的思想家，包括古希腊的德模克利特在内，曾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这一观念。至于由矛盾对立面的斗争而引起的“变化的实在性”这一观念，即所谓辩证观，则系由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而来，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曾以不同的方式表示过这种观念。
马克思思想与在它以前的同类理论家之间的不同，我不想，在此详加论述。我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黑格尔提出“变化的实在性”时，他仍然保留一个不变的最高规律，即“绝对观念”。分析到最后，如黑格尔所示，在人类意志之外，仍有些不变的规律在主宰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本身。
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尽管重视“变化的实在性”，但仍然认为客观或物质世界的规律是不变的，而且与人类无关。马克思断定他能发现主宰生活和社会的基本规律，正如达尔文发现主宰生物的规律一样。无论如何，马克思确信阐明一些社会规律，尤其是关于这些规律如何在工业资本主义初期发生作用的问题。
这一事实纵然确实无误，我们也不能只凭这一点就认为现代共产主义者所扬言的马克思发现了所有的社会规律之说是正确的。并且，更不能像以法国的拉马克和英国的达尔文的发现为根据来繁殖家畜那样，认为根据他们的意图来改造社会的办法是正确的。人类社会到底与动物或无生物不能相提并论。人类社会是由不断作有意识活动的个人与团体合成的，它是一直在生长与变化着的。
在当代共产主义的自吹自擂中是含有专制主义种子的。当代的共产主义者虽未把共产主义视为唯一而绝对的科学，但至少被认为是基于辩证唯物论的最高科学。这种自负的根源，我们可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找到，虽然马克思自己并未料到。
诚然，当代的共产主义并不否定客观或不变的规律的存在。但一经得势，它对于人类社会及个人的行动，却完全不是这回事，它所用以建立权力的方法，与其理论所指示者不同。
共产主义者从只有他们知道主宰社会的规律的大前提开始，推得一个过于简单而不科学的结论，即这一所谓的知识使他们有权力和专权来改变社会并管制其活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错误。
黑格尔曾就普鲁士的君主专制是他的 “绝对”观念的化身。同样，共产党人则以为他们代表了客观的社舍要求。但共产党人与黑格尔却另有不同之处，这也正是共产党人与君主专制的不同。专制君主自视之高并不及共产党人，其自观之绝对也不如共产党人。二
黑格尔大概曾为从他的发现所可能得出的结论而成到不安。举例说，如果一 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那末他自己的思想以及他所要求保存的社会又将怎样呢？因为他是一个由皇室任命的教授，自然不敢公开主张应该根据他的哲学来改造社会了。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情形不同。在年青的时候，他曾积极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他从黑格尔的思想所引出的结论走向极端。整个欧洲为了到达新的、更高的阶段，不是在作流血的阶级斗争吗？根据马克思的解释，这不但表示黑格尔理论的正确，并且因为科学已迅速发现客观的规律，包括可实施于社会的规律在内，所以哲学的体系就失去其意义，无所用之了。
当时在科学上，哲学家康德的实证主义，曾作为研究方法而取得优势，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如斯密、李嘉图等，也正大行其道，而在自然科学方面，划时代的规律日有发现，近代工业正依据科学技术开辟共出路。这时候，资本主义年青时期的伤痕，一方面显示其本身的苦难，另一方面也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开始。显然，这是科学统治的开始，甚至支配到社会，同时，这也是要求消灭资本主义所有权观念的开始，因为，它已被视为人类幸福与自由的最后阻碍。
得出一个伟大结论的时机已经成熟。马克思的勇气和知识都足以表这出这个结论，但是他却没有可以凭依的社会力量。
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和思想家。就科学家而言，他确有重要的发现，尤其是对于社会学。就思想家而言，他使现代史上最初发生于欧洲、现在传布于亚洲的最巨大和最重要的政治运动有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但是，正由于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他并没有想到建造一个包含一切的哲学或意识形态的体系，有一次，他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伟大的科学天才，使他比前辈的社会学家如英国的欧文和法国的傅立叶要优越得多。而且因他并不主张有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或自己的哲学体系，所以使他显得比他的后继者优越。这些后继人物大多都是理论家，科学家的成分极少，如普列汉诺夫、拉布留拉(Labriola)、列宁、考茨基和斯大林。他们主要的愿望便是想根据马克思的观念建立一种体系，尤其是那些缺乏哲学素养而更没有哲学的天才的人更作如此想法。后来，这些马克思的后继者便有以马克思的学说作为固定而包含一切的世界观的趋势，并自以为对马克思的全部工作的继续应负厥责，而且认为马克思的全部工作实际上已经是完整的了。科学逐渐让位于宣传，结果则宣传逐渐以科学的姿态出现。
在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认为不需要有什么哲学。他的最亲密的朋友恩格斯曾说，由于科学的发展，哲学已经死亡。马克思的论文并不都是具有独创性。所谓科学的哲学已成了当时的一般风尚，在康德实证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出现以后，尤其如此。
所以对于马克思之不需要有什么哲学并且不认为有建立一种哲学的可能，我们是不难理解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倒是，为什么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却要把他的思想造成无所不包的体系，成为一种独特的新哲学。他们虽然不承认有任何哲学的需要，但在实际上他们造出自己的教条，以此为“最科学的”或“唯一科学的”体系。在举世热心于科学，并因科学而使日常生活和工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他们不得不是唯物论者，并自以为是“唯一”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的“唯一”代表，在他们代表了一个社会阶层之后更是如此，但事实上这一社会阶层是与当代一切被接受的思想相冲突的。
马克思的思想是受到当时的科学气氛。他个人对科学的倾向，以及他要使工人运动多少具有一个科学基础的革命愿望的影响的。马克思的门徒所受到的是另一种环境和另一种动机的影响，于是马克思的意见便变成了教条。
倘若欧洲工人运动的政治需要不要求有完整的新的意识形态，那末，尽管马克思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两方面的研究都具有极高的科学和学术地位，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论，就将被遗忘，就将被当作不是特别深刻而有创造性的学说而被舍弃。
马克思哲学的力量，不在于他的科学要素，而在于它与群众运动的联系，尤其是它的着重于社会变化的客观性。马克思学说一再地说，现存世界之所以会发生变化，只是因为它不得不变化，因为它本身含有与它自己相矛盾和使它本身毁灭的种子，而且工人阶级需要这种变化，也有力量影响其发生。由于这个哲学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扩大了，于是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就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这个哲学是万能的，至少在方法上如此。在并无同样情形存在的国家中，如英国和美国，其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虽然颇有势力，但这一哲学的影响与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
作为一种科学来说，马克思的哲学并不重要，因为它主要是根据黑格尔的哲学和唯物思想。但作为新的、被压迫的阶段的思想，尤其是作为政治运动的思想而论，它有划时代的作用，最初在欧洲，以后在俄国和亚洲，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三
马克思认为，通过两个基本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可以取资本主义社会而代之。他之所以认为有此可能，显然是因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贫富的悬殊日甚，形成社会上相互对立的两极，而这个社会又常常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分析到最后，可见马克思学说的产生是由于工业革命，或工业无产阶级要求改善其生活的斗争。伴同工业革命而来的群众的极端贫苦与凄惨对于马克思的影响极大，这不是偶然的。他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许多重要而动人的记述。作为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特征的连续发生的经济危机，以及当时的贫困现象与人口的迅速增加，显然使马克思相信只有革命是唯一的解决方法。不过他并不认为所有各国必将发生革命，尤其是在民主制度已成为礼会生活的传统的那些国家。他在一次谈话中曾列举荷兰、英国和美国作为例证。但就整个马克思的思想来说，却使人觉得他的基本信念乃是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相信革命，宣传革命，他是一个革命家。
马克思的革命思想本是有条件的，并不是适用于全世界的，但到了列宁手中，却被说成为绝对而普遍的原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可能是他最独断的著作）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原则，而且与马克思所认为的关于在有些国家可以避免革命的意见显然不同。列宁说，英国已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可以避免革命的国家，因为在第一次大战时，英国已成为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因此英国的工人阶级除了革命以外，已无可选择。列宁的错误，不但是在于他不知道“英国的军国主义”只是一种暂时的、战时的发展现象，并且他更没有预见到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他也不了解英国工会运动的性质。列宁过分重视他自己的或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的科学思想，而对于比较高度工业化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潜能及其客观的社会作用却极少注意。列宁虽然表面上否认，但实际上他却自以为他的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是可以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
密洛凡·德热拉斯 著
陈逸 译
作者简介：
密洛凡·德热拉斯（Милован ?илас ,又译吉拉斯 ）（1911-1995）南斯拉夫著名政治活动家，早年追随铁托革命，密切共事，一起领导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法西斯武装斗争。他曾担任过南联盟副总统、南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等重要职务，是南共主要领导人之一。1953年以后，吉拉斯主张在南斯拉夫实行多党派竞争的民主制，成为党内异（敏感瓷）见人士，与铁托决裂；因为他坚持不可妥协的“人类个人精神的自由，批评南斯拉夫党内的斯大林思想，被撤销所有职务，于1956年11月被捕，判刑三年。吉拉斯身陷囹圄期间，他在入狱前写的《新阶级》一书从南斯拉夫神秘地偷带到西方出版，“罪加一等”，延长了十年刑期。1961年1月，南当局提前释放了吉拉斯。
作为党内反对派和著名政论家，吉拉斯以言获罪，亦因此而名世。《新阶级》在西方出版后，半年之内就再版了十次；中译本也在1963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重印此书。除了《新阶级》，吉拉斯至少还有两本著作译为中文：《铁托内幕故事》和《同斯大林的谈话》。序
书中所叙述的一切本是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的；这一切可以写成一本当代革命史，一本专提意见的文献，或者一个革命家的自供。上述内容已经在本书中略为提到。不过，纵或这里的有关历史、意见和回忆的综合并不完全，总能反映出我是如何努力以尽可能简短的文字对当代共产主义作尽可能周全的描绘。有些特殊的或涉及技术方面的问题可能被忽略了，但我相信，这反使主要部分更简单，更完全。
在本书中，我力求不涉及我个人的问题。但我的环境是凶险的，最好也不过是凶吉不可知,因此，我不得不在匆忙中草率地表达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我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对我个人的情况作更细密的检查，这将可能补充，甚或改变我的一部分结论。
我不能描述我们当代世界这个惨痛历程中冲突的所有方面。我也不能假装知道共产主义世界以外的世界，那是我未曾生活过的世界，这可以说是我的幸运，也可以说是我的不幸。所以，当我说及我自己这个世界以外的世界时，我只是为了要把我自己的世界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加以比较。使它的真相更清楚。
书中所写的一切几乎都在别些地方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不过，这里或许会有一种新味道，新色彩，新心境和一些新思想。事实上，仅仅这一些东西就足够珍贵了。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特的，值得让其他的人知道。
读者请不要想在本书中找到什么社会哲学或其他的哲学，即使是在我所作的概括性的陈述中也找不到。我的目的只是陈示共产主义世界的真相，尽管我发现有时不得不加以概括，但是，我并无意通过概括性的理论化陈述去解释共产主义世界。
在我看来，本书中的材料以置身局外的观察方式来提供，是最适当的方法。本来，我的前提和结论都可以由统计数字，权威言论和重要史实的引述来巩固和证明。不过，为了使本书简明扼要，我宁愿尽可能少用统计数字和引证，而通过演绎或归纳的论证来表明我的观察结果。
我认为我的方法对于陈述我个人的经验以及对于我的工作和思维的方法都是适当的。
我成年以后，走过了一个共产党人所能走的整个路程：从权力阶梯的最低级爬到最高级，从地方性组织走进全国性组织以至国际组织，从真正共产党的形成和组织革命直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在这段时期中，没有人曾强迫我拥护共产主义，也没有人强迫我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完全根据我个人的信念非常自由地决定一切的。尽管我是从迷梦中觉醒了，不过，我并不属于那些突然觉醒的一群。我是从本书所陈述的逐步构成的事实真相和结论中逐渐地、自觉地醒过来的。当我对于当代共产主义现实愈来愈疏远时，我就愈来愈接近民主社会主义的观念。尽管本书的首要目的不在追溯我个人思想的演变，不过这一演变也反映出来了。
我认为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观念来批评是多余的，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间就存在了各式各样的平等和博爱的观念（而当代共产主义是标榜这些观念的），这些观念是争取进步和自由的战士们一贯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批评这些基本的观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无效和愚蠢的。追求平等和博爱的斗争本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尽管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详细批评是需要的和有用的，但我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上面。我把全部心神集中在对当代共产主义现实的描绘上，只有在必要时才涉及理论。
要在这部如此简短的著作中把我个人全部的观察和体验都写出来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最紧要的部分写出米，在必要时还得用概括性的陈述来表达。
生活在共产主义世界以外的人可能觉得书中所述一切都很陌生，但在生活于共产主义世界中的人看来，那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我并不想在对共产主义世界现实及其观念的描述这件事上求得特殊的功劳和荣誉。书中所描绘的现象和观念，仅仅是我所生活的世界中的真相和观念。我是那个世界的产儿。我曾对那个世界有所贡献。而现在我是那个世界的批评者之一。
这种不一致只限于表面。过去我曾为一个较好的世界而奋斗，而现在我仍在为一个较好的世界而奋斗。我的奋斗并不一定能产生它所希望的结果。然而，我个人行动的一致性却存在于这个长期不断奋斗的过程中。
（2012/12/14 发表）
王东 来源：《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6期
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三十八年中，波兰曾爆发过三次最有影响的大规模罢工风潮和 多次社会骚乱。从1980年?月开始的那次罢工风潮尤其是波兰历史上空前的。此次罢工不仅 震撼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导致波兰党政领导人的再次更迭，而且使由来已久的宗 教问题也明显地上升为波兰国内严重的政治问题。本文试图就战后波兰的宗教问题及其对波 兰社会的影响，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一、梵蒂冈与波兰的关系及其对波兰的影响
为了解波兰的宗教问题，首先必须看一下梵蒂冈与波兰的关系及其对波兰社会的影响。 梵蒂冈教廷是全世界天主教会的领导中心，统治着7亿3千2百万天主教徒。由于历史 原因及波兰宗教徒的当前狂热宗教情绪，形成了梵蒂冈与波兰的特殊关系。因此，梵蒂冈教 廷对波兰的社会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梵蒂冈与波兰教会的关系
早在10世纪末，基督教就成为波兰封建制度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精神思想上 为巩固封建统治效劳，从而使教会本身成了波兰最大的封建主，同时也成为国家最有权势的 统治者。从13世纪末起，波兰的主教便开始由罗马任命。因而，梵蒂冈教廷与波兰的教会有 着传统的密切关系。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后，尤其是从18世纪末波兰被瓜分以后，波兰天主教 会与梵蒂冈教廷那种传统的密切关系，更有所加强。
特别是1978年10月6日波兰克拉科夫教区红衣主教沃伊蒂瓦被选为罗马新教皇和他1979 年6月回到波兰访问，这在波兰建国一千余年的历史中是空前的。这一远远超出宗教和教会 范围的事件，不仅巩固了教会在教民心中的地位，同时在非教徒的心中也占有了一定的地位， 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教会势力的发展，使七十年代末期的波兰教会的影响明显扩大。 当波兰处于大动乱的时刻，占波兰人口90％的信教者对国家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由于教会势力在波兰社会占有显著的地位，因此梵蒂冈教廷与波兰教会的往来就更加频繁了。 波兰实行军事管制后，教皇约翰一保罗二世经常与波兰一些主教讨论波兰政治局势，并始终 密切注视波兰形势的发展。
1982年2月、 3月，波兰格莱姆普红衣大主教曾几次赴梵蒂冈同教皇就波兰局势进行磋 商。同时，梵蒂冈也派波季大主教到波兰活动。力求实现1982年约翰一保罗二世再度访波计划。 为此，格莱姆普红衣大主教于7月5日再次赴梵蒂冈讨论教皇访问波兰的问题。由此可见， 梵蒂冈方面有力地操纵着波兰天主教会，并力图对波兰政局的发展施加影响。
(二)梵蒂冈与波兰政府的关系
波兰政府与教会的关系问题，历来是矛盾重重，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波 兰人民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徒，而且这些天主教徒依附教会颇深，而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又是东 欧国家中所特有的，它一直在社会中保持着一种优越的地位。1970年盖莱克接替哥穆尔卡上 任执政后，为了清除政教间的紧张气氛，加强了与梵蒂冈教廷的接触。
1971年4月，波兰政府代表、前副外长斯卡任斯基在罗马首次与梵蒂冈的代表卡萨洛里 夫大主教进行了对话。对此，梵蒂冈方面也相应作了反应。同年11月，卡萨洛里夫又代表梵 蒂冈教廷正式访问了波兰，双方并举行了会谈。1972年波兰政府与梵蒂冈方面达成了一项重 要协议：波兰向罗马派出常驻代表，负责与教廷联系，而梵蒂冈代表则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前 来波兰，逗留时间亦可自定。在波兰政府与梵蒂冈关系“正常化”的推动下，波兰前外长奥 尔绍夫斯基1于1973年11月正式访问梵蒂冈，并受到教皇保罗六世的接见。这是战后波兰史 上，高级政府代表对梵蒂冈的首次访问。1977年盖莱克亲自访问了梵蒂冈，并与教皇保罗六 世会晤，从而促进了波兰国内政教关系的正常化。
七十年代，在梵蒂冈教廷已经开始致力于恢复同东欧某些国家的正常关系的情况下，波 兰议会于1971年6月23日，通过有关法令，确认了罗马天主教会有权在波兰西部和北部地区 使用国家的不动产，最终解决了教会的财产问题。2在此之后，1972年6月28日梵蒂冈方面 宣布了保罗六世关于最终调整波兰西部和北部各省的教会组织机构的决定。内容是在波兰的 西部和北部地区建立新的教区，并将这些教区纳入波兰的教会组织范围。这就意味着梵蒂冈 正式承认了波兰西部世界，为缓和波兰的政教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七十年代以来，是战后 波兰政府与梵蒂冈教廷接触最广泛的时期，也是梵蒂冈教廷以宗教形式向波兰社会渗入以及 对波外交政策突破的重要时期。
(三)梵蒂冈对波兰社会的影响
鉴于梵蒂冈教廷与波兰的特殊关系以及波兰的宗教特点，波兰天主教会拼命扩大自己的宗教影响。
梵蒂冈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作为克拉科夫教区的红衣大主教——沃伊蒂瓦，长期被西方宗教界认为是波兰的宗教自由 的坚强捍卫者。因而，沃伊蒂瓦当选为新教皇被梵蒂冈教廷认为是宗教对波兰以及其它东欧国 家渗透的最适当人选，为梵蒂冈开辟了一条通往波兰的“道路”，以适于梵蒂冈对波兰政权施加 压力和进行宗教、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需要。这也是梵蒂冈的某种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选择。 1979年6月，约翰一保罗二世出任罗马教皇不久就急忙应波兰主教团的邀请，在波兰进 行了九天所谓“宗教性”的访问。访问期间教民们欢迎教皇约翰一保罗二世的狂热情绪是波 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教皇在访问华沙、格涅兹诺、琴斯托霍瓦、克拉科夫等地时，进行了 多次布道演说和主持弥撒。此事轰动了整个波兰，并为全世界所瞩目。这些公开的大规模的 宗教活动是东欧国家中仅有的，对波兰国内形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人们开始把波兰的希望 寄托在宗教上。也就是说，波兰党的威信严重削弱，教会威望提高了，从而扩大了教会对社 会问题的发言权。
二、宗教势力在波兰的发展
战后，波兰天主教会在国内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深入社会，使宗教在这段历史时期发展很 快，并加强了它在社会上的地位。大量事实表明，波兰的宗教问题是战后波兰几次政治事件 中最敏感的问题。
历史上，波兰的天主教会势力本来就很大。七十年代，教会势力已蔓延到整个波兰社会。 波兰宗教势力为什么发展如此之快?这一方面与波兰的民族历史有关，但更主要的则是以下 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教会的威望和地位日益提高
由于波兰教会大力提倡“民族团结”、“爱国主义”、“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等口号， 使其在波兰人民心目中已成为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的维护者。从而，更激发了波兰人民对当 局屈从和依附于苏联的不满情绪。
波兰建国已有一千年的历史。自从被沙皇俄国、普鲁土、奥地利三国宰割以来，经历了 一百多年的英勇反抗斗争，为了维护民族独立、争取国家主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长期以来， 波兰人民逐渐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反对外国势力干涉的民族独立感。特别是由于苏联 对波兰长期维护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实行霸权控制，致使波兰的政治、经济危机接踵而来。 建立自主的政治与经济秩序是维护民族独立的根本，而在政治、经济上依附于外国，势必影 响民族的自主地位。因此，波兰人民早已对政府依附苏联的政策感到不满，近年来进一步加 深了反苏情绪。教会把握了这一点，就利用波兰人民的民族意识，对波兰党采取了一系列攻 势，并从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尤其是战后波苏关系中有一些历史问题，如“波兰的东部领土 问题”3、“卡廷森林事件”4、“1939年9月17日苏联出兵占领波兰东部领土”5，使波兰人民 的民族尊严受到了严重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波兰社会各阶层在教会的煽动下对政府在这些 问题上未采取明确立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因而教会乘机扩大自己在人民中间的政治影响， 提高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威望。
第二，政府对宗教的宽容政策
波兰宗教的狂热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宽容政策造成的。1970年底盖莱克上任后， 在教会势力的影响下，政府被迫对教会做了一系列重大让步，甚至可以说是妥协。在七十年 代中，政府大量地增加了用于修建教堂的经费。1971年至1974年间，政府批准修建了150座教 堂和祈祷所，使教会拥有的各种教堂和祈祷所数目达13，643座，仅1979年在华沙就开始兴建 教堂14座。与此同时，政府增加了神学院的招生名额，这就为教会造就神学人材创造了条件。 在政府放宽宗教政策的同时，教会利用了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加紧对人民的思想渗透， 并扩张其势力范围。例如，1973年教会强烈反对改革教育制度，反对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大 力宣扬“基督精神”。1978年9月，波兰天主教在致教友的公开信中又提出了其主张，并要求 波兰党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以便教会更自由地利用宣传工具。这显然是企图在教育、宣传和 出版方面扩大宗教的影响。1976年，教会同知识界联合起来抵制宪法修改工作，公开反对在 宪法中写进波兰党对波兰人民的领导作用的条款。由此可见，教会已深入有力地干预了国内 政治生活。
第三，宗教对青年一代的侵蚀
尤为严重的是，教会对青年一代的宗教侵蚀日益加剧。教会与波兰党争夺青少年，是试图 取代党在年轻一代中的地位。在教会的宣传鼓动下，波兰青年中教徒日益增多。由于政府各级 领导部门放弃对青少年进行必要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不向他们灌输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世 界观，使青少年往往感到思想空虚，不谈理想、前途，不讲共产主义道德，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 机。在这种情形下，教会乘虚而入，给青少年灌输“一切求助于上帝”的宗教意识。1968年，由 华沙大学首先发起的大规模带有宗教色彩的示威游行，也表明了波兰青年一代的宗教情绪。
第四，西方通过宗教对波兰社会的渗透
宗教是西方对波兰社会进行渗透的重要渠道。西方一贯利用宗教传播西方的议会民主思 想和鼓吹资本主义制度。如“天主教知识分子俱乐部”就为此积极开展活动，主张实行社会 的政治、经济改革，推行国家的“民主化”，这在波兰人民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而，波兰的 宗教热不仅在形式上有所发展，而且还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色彩。特别是波兰人当选为 罗马教皇一事轰动了西方国家，密切了波兰教会与西方宗教界的关系，从而也密切了波兰与 整个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关系。美国前总统卡特在沃伊蒂瓦当选时就一语道破了这种关 系，他说沃伊蒂瓦的当选“使教会和全世界充满了新的希望”。所谓“新的希望”，就是为西方 对东欧国家的渗透开辟了新的途径。
战后，波兰的宗教势力以及人民狂热的宗教情绪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七十年代中，教会 势力的影响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从宗教的普及程度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近年来， 波兰国内信教的人数增加很快，现已从占居民的60％上升到90％以上；甚至在军队各级都保 留了随军神甫，各地区还设有军人专用的教堂；在党的干部中信教也十分普遍。波兰教会和 宗教协会为了进行宗教宣传和培训神职人员，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神学教育机构。天主教就 有2所高等神学校，即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和华沙天主教神学院，44所高级宗教学校，11所初 级宗教学校， 8所普通中学，2所基础专业学校和1万2千多个教父问答点。可见波兰在东 欧各国中是迷信宗教最盛的国家。尤其是到了七十年代末，波兰的宗教狂热达到了高潮。1978 年，波兰人当选为罗马教皇，这一来更激发了波兰的宗教情绪和民族意识。1978年10月17日 晚，为庆祝历史上第一个波兰人当选为罗马教廷的教皇，数以百万计的波兰教民举行了大规 模的弥撒、祈祷和街头集会。具有传统民族主义情绪的波兰人认为这是一桩“具有历史意义 的伟大事件，是波兰民族的骄傲”，认为一个波兰人能够统治7亿3千2百万天主教徒是波兰 宗教史上的奇迹和波兰教会的光荣。为此，波兰教会借机要求政府批准天主教刊物《普世周 刊》增加1倍的发行量(即增加到8万份)，但被政府拒绝了。自这以后，波兰的宗教影响在 战后波兰历史中开始了一个重要时期。
三、宗教在波兰社会中的政治作用
战后，由于种种原因，教会在历次波兰动荡的政局中都起了重大的政治作用，并始终站 在波兰党的对立面上。自1976年波兰社会上公开出现持不同政见组织以来，教会则以各种方 式大力支持这些组织。例如，1976年成立的“保卫工人委员会”，1977年的“保卫人权和公民 权运动”组织，1978年的“大学生团结委员会”、“农民自卫委员会”，1979年的“波兰青年运 动”，“独立波兰联盟”等，尽管它们的政见不同，但都与教会在政治上有密切的关系。在 1979年6月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波兰这一事件中，无论是教徒还是非教徒均以各种方式表示 他们对教皇的崇拜，这一事件成了反对派的一次政治示威。显而易见，教会与反对派组织遥 相呼应，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潮流。由此看出波兰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更加明朗化了。
到了八十年代，宗教势力已成为波兰国内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1980年的工人罢工运 动，显然有宗教势力暗中参与。为“团结”工会出谋划策的顾问班子就是教会的神职人员和 反对派组织的成员组成，这是一个带有明显政治企图的“参谋部”，它为罢工推波助澜。实行 军事管制后，“团结”工会的公开活动遭到禁止，教会则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加抗议军管的行 动。如1982年波兰当局在组织“五·一”庆祝活动时，华沙教区大主教则在“五·一”上午 进行布道活动，以宗教仪式对抗当局。布道之后，数以万计的群众举行了历时两小时的示威 游行。这一活动显然有教会鼓动的政治背景。军管后，“团结”工会也没有因为当局宣布全国 进入“战时状态”和“暂时禁止“团结”工会的活动以及其领导人瓦文萨被捕而偃旗息鼓。 在教会的暗中帮助下，“团结”工会转入了地下活动。为了从多方面给予“团结”工会有效的 支援，格莱姆普大主教任命的主教团社会委员会，于1982年4月5日提出了社会妥协办法， 其中具体建议就有取消军管、恢复“团结”工会及其它组织的活动等，同时一再呼吁当局同 “团结”工会谈判和释放瓦文萨，力图把“团结”工会立即重新健全起来，发挥它的作用。 教会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从维护宗教地位考虑，教会一直未直接 介入反对派的活动，并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政府的工作，为平息波兰动荡局势起了一定的作 用。在1980年的工潮中，教会一面为“团结”工会出谋划策以指导罢工运动；但为缓和政府 与工会的冲突，它又在关键时刻为政府和工会穿针引线，为社会安定起了媒介作用，1·981年 12月19日，格莱姆晋大主教就波兰国内的局势发表声明，呼吁社会安定，避免内战，反对把 波兰驱入更大的灾难之中。尽管教会也指责波兰当局的军管行动，但基本态度是呼吁当局和 社会重新对话和妥协，力求稳定社会秩序。为此，教会方面还专门成立了解决危机问题的班 子一一主教团会议特别协商委员会，以便达成全国人民的妥协。这些事实表明了教会极大的 克制性和老练的政治斗争策略。可见，教会在波兰的政治舞台上已经成为一股很成熟的政治 势力，并始终与波兰的政局休戚相关。
教会势力介入政治斗争的领域在波兰国内既有消极的作用，也有积极作用。它有维护民 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一面。特别是1976年春，盖莱克要在宪法修正草案中列入波苏同盟以及 波兰与“经互会”，华沙条约关系等条款，这种损害民族利益的举动遭到了教会的严厉指责， 因而提案在教会和波兰人民的压力下被否决了。
战后，波兰教会势力在国内的政治作用如此之大，根本原因在于波兰党在国家的政治、 经济以及外交政策方面失去了人民的信任。面对危机形势，又束手无策。这必然造成宗教的 政治势力在波兰的发展，并使之逐渐对国家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
四、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及波兰党对宗教的政策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波兰政府与教会积怨甚多，矛盾很深，因而形成了极为尖锐复杂的 对立关系。战后在波兰建国初期，波兰党对教会采取了强硬的限制措施。由于政府不顾历史 条件和实际的社会现状对教会采取了高压政策，因此发生了多次教会与官方的冲突。如波兰 党执政初期，政府囚禁了锥辛斯基红衣大主教，这一不明智的做法激起了教民的不满，唤起 了人民的反抗情绪，使政府受到很大社会压力。
1956年，在哥穆尔卡执政时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政府试图缓和与教会的关系，在某 些方面对教会作了让步。如哥穆尔卡与红衣大主教维辛斯基就波兰问题定期进行会晤，就是 为了缓和双方关系，虽然政府与教会的频繁接触似乎表面上缓和了关系，但由于双方无法调 解的矛盾仍旧日益加深，终于导致了1966年“建教千周年”纪念活动中的政教关系危机，发 生了流血冲突事件。这又进一步激化了政府与教会之间的矛盾。
1970年波兰事件后，盖莱克接替哥穆尔卡执政。为了稳定国内政局，他也首先采取了一 系列缓和政教关系的措施。如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放宽了教会的活 动范围。因而，七十年代可谓是战后波兰政教关系有史以来的“黄金时代”。但这种关系实际 上不过是貌合神离，依然潜在着无法避免的危机。政府为缓和政教关系，避免社会骚乱，采 取了对教会步步退让的政策。波兰党执政以来，政府向教会做了许多让步，但最大的让步是： 1980年底，在工人罢工浪潮的冲击下，波兰政府被迫同意教会通过电台转播星期日弥撒。这 是战后教会在与政府斗争中取得的最大“胜利”。
当前，波兰政府想持久地稳定国内政局，除了有效地解决好经济问题以外，处理好宗教 问题也是必要的前提。
1 奥尔绍夫斯基从1971—1976年担任过外长职务。在今年7月的波兰政府改组中，奥尔绍夫斯基再次被批准担任外长职务，并辞去了波兰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
2 1971年，波议会通过了第二次大战以后在北部和西部原德国领土上收归国有的教会财产归还天主教，并取销了原教会所欠的1亿1千1百万兹罗提的地租。
3 1921年3月18日在里加(现苏联拉脱维亚共和国首府)签订的波兰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条约，即里加条约。该条约第二条详细规定了波兰的东部边界。这条边界线在寇松线以东。根据这个条约划定的波兰领土比1772年第一次瓜分前少30万平方公里左右。
4 1943年4月13日，德国法西斯通过柏林电台宣布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发现葬有几十名被抢杀的波兰军官的尸体，说这是苏联人在1940年春天干的。15日．苏联政府发表公报，否认是苏联干的。为此，国际红十字会对此进行了调查，此案至今悬而未决。”卡廷森林事件”由此而得名。
5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侵占波兰。17日，波兰资产阶级政府出亡。同一天，苏联军队越过1921年里加条约划定的波苏边界，进驻波兰东部地区(即现在苏联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并将这些地方并入了苏联的版图。
《哈维尔自传——来自远方的拷问》
2011年底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因病辞世，享年75岁。他的一生都被深深打上了"民主"的烙印。哈维尔在其迄今为止唯一一本自传《哈维尔自传——来自远方的拷问》里诠释了"真理和爱应该战胜谎言和仇恨“。
《哈维尔自传》封面
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刘晓波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之前，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于9月20日在《纽约时报》发表公开信，呼吁将诺奖授予狱中的刘晓波。10月22日，他又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主教图图共同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公开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哈维尔是捷克著名的《七七宪章》创始人之一，作为异议人士的他曾经先后多次身陷囹圄。在中国知识分子受《七七宪章》的启发发表了呼吁中国民主自由的《零八宪章》，遭到政府当局的压制时，哈维尔也曾亲自撰文支持《零八宪章》。从一个剧作家，到一个异议者，一个囚犯，乃至成为全国第一个民选总统，哈维尔的一生都被深深打上了"民主"的烙印。《哈维尔自传——来自远方的拷问》，是哈维尔在50岁生日之际，接受捷克记者卡雷尔·赫维兹达拉的长时间访问整理而成的小册子。此书于1990年初哈维尔就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时出版，影响重大。至今已有十多种文字的译本在各国出版，全球中文版由倾向出版社出版。
哈维尔特别想告诉该书的中国读者︰“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读者和知识份子对我书的兴趣当然让我非常高兴。利用这次机会，代我问候中国的读者和知识份子。谢谢他们的关注和善意。我也感谢该书的译者（指︰贝岭）注意我的着作，甚至帮助我的书有了中国读者。这些话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作家说的。现在的世界需要所有的人相互对话和了解，这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从2010年10月25日连续推出哈维尔迄今唯一的一本自传《哈维尔自传——来自远方的拷问》之音频版,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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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自传——来自远方的拷问》导读
导读作者：保罗·威尔逊 （Paul Wilson）
《哈维尔自传》来函照登
《禁书选读》栏目启动以来，受到读者和听众的广泛关注，许多网友来信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禁书选读》谨致谢意。《禁书选读》所选书目内容及读者来函均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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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论坛 Občanské fórum
建立1989年
意识形态 保守主义 自由保守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 欧洲怀疑主义
公民论坛（捷克语：Občanské fórum）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中成立的一政党。[1]
公民论坛的宗旨是促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独裁势力联合，推翻极权政府。在这方面，瓦茨拉夫·哈维尔，作为其领导人和创始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于1989年12月29日，当选总统。尽管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战略，却在1990年大选时赢得了超过80％的选票，这是自1946年以来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次自由选举。
公民论坛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其领导人最初源于77宪章签字的异议人士。 1989年12月，其主席哈维尔当选为总统后辞去其在论坛的领导职务，原因是他否定政党政治。 1990年10月16日，瓦茨拉夫·克劳斯新任主席。[2]
1991年1月，克劳斯的支持者宣布，他们将组建一个独立的党派公民民主党用一个更鲜明的方案倡导经济自由主义。1991年2月，克劳斯当选为公民民主党主席。由外交部长伊里丁斯特比尔领导其余的公民论坛成员组成公民运动。1991年7月，克劳斯宣布跨党合作。公民民主党在1992年的选举中取得胜利，而公民运动因为未能达到5％的标准进入议会，最终消失。
参考
- Timothy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of ’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 (Cambridge 1990).
- Bernard Wheaton and Zdeněk Kavan, The Velvet Revolution: Czechoslovakia, 1988-1991 (Boulder 1992).
- Paal Sigurd Hilde, "Slovak Nationalism and the Break-Up of Czechoslovak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1, No. 4 (Jun., 1999): 647-665.
注释
外部链接
著：Kurt Schock
译：张大军
非暴力是一种悖论。尽管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它作为一种对抗压迫的办法的潜能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拿撒勒人耶稣、莫罕达斯 甘地以及小马丁 路德 金都是这方面的范例，政治竞争的特色却一直都是武装叛乱、恐怖主义和内战，世界上不发达的地区尤其如此。另外，非暴力行动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矛盾的东西。非暴力行动的推崇者宣称，它是治疗世界上各种问题的灵丹妙药，而批评者则说，它对于在受压制的环境中推动变革是一种无效的战略，暴力是力量的终极形式，或者结构性关系决定着政治变革的方向和速度。非暴力行动一定不要被浪漫化，不过它也不应被低估。在本书中，我提到非暴力行动作为一种挑战压制和非正义的方法的潜力，并根据经验事实考察“正面的”案例和“负面的”案例-在前者，它推动了政治变革，而在后者，主要通过非暴力行动展开的斗争受到压制。我没有聚焦于非暴力行动的道义力量，而是将非暴力行动看作“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政治活动”并集中关注其实际能量。在这样做时，我希望有助于对非暴力行动的更为精微且更加基于经验事实的理解。
在二十世纪末——该世纪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个世纪，一股非武装反抗的浪潮席卷了全球，大规模抗议示威、罢工、抵制、公民不服从以及其他非暴力行动的方法就此被用于推进“第二”和“第三”世界的政治转型。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德国柏林墙的倒塌、以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崩溃激起了民众的想象力，并激励了全世界对抗压迫的挑战者的斗争。不过，与这些欢喜快乐的场景形成对比的是，尼日尔、巴勒斯坦、巴基斯坦、西藏、东帝汶、缅甸、中国以及其他地方的非武装反抗受到残酷的镇压。对非武装反抗的不同结果做出解释是否可能？虽然对个别斗争的案例研究有很多，缺少的却是对下一问题明确的比较和分析式考察：非暴力的斗争方法在有些非民主的环境下是如何促进政治转型的，而在另一些环境下却又没有做到？通过考察发生于二十世纪晚期非民主政体中的六场非武装反抗：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1983-90年）、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1983-86年）、以及缅甸（1988年）、中国（1989年）、尼泊尔（1990年）和泰国（1991-92年）的民主运动，我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我遵循stephen zunes的看法，将非武装反抗定义为对政府权威的有组织的群体性挑战，而这些挑战主要依靠非暴力行动的方法，而非武装手段（Zunes，1994年）。1就它们是以民众为基础并且通过普遍的民众参与来实现这一点而言，它们是“群体性的”。这就是说，民众非但没有被置于一种为武装前锋提供支持的地位，而是斗争中的主要角色。因此，人民力量这一用语常常被用来描述这些斗争。它们是“非暴力的”，因为它们对国家权力和合法性的挑战主要是通过非暴力行动的方法，而非通过暴力的手段。当然，非武装反抗几乎总是会遇到当权者的暴力。这是预料中的事。确实，非武装反抗很少是完全非暴力的，因为骚乱、纵火以及谋杀对手或者与政府合作者的事可能会在这些高度紧张的斗争过程中发生。不过，正如zunes所指出的那样，当非武装反抗中真的出现暴力时，这通常是那些不遵从反对运动领导人的边缘势力的举动或者密探的怂恿行动的结果，而且这些人士所采用的暴力通常采取的形式是，以诸如石头或者燃烧瓶之类的非致命武器对抗国家暴力（Zunes，1994年）。2非武装反抗是ralph summy所指称的“没有被理想化的非暴力行动”的范例。他说：“一个有着非理想化形态的非暴力运动可能发展成其他的政治样式。尽管依然主要是非暴力性质的，它可能会包含传统上所采取的一些行动，而且甚至也许会陷入暴力的境地”（Summy，1993年，16页）。3因此，像政治竞争中的很多情节那样，非武装反抗可能是违法的，不过抗争的主要推动力来自采取非暴力行动方法的民众，而非来自从事武装反叛的军事人员或者对国家的武装力量投掷石头的年轻人。
另外，非武装反抗通常所蕴含的非暴力是功利性的，而非原则性的。功利性非暴力的特点是，因意识到非暴力行动方法的有效性而认同它们，认为手段和目的能够相互分离，将冲突视为不可调和的利益的争夺，试图在斗争的过程中向对手施加无形的压力以削弱对手的力量，以及并不把非暴力当作是一种生活方式。相反，原则性非暴力的特征是，出于伦理上的原因而认可非暴力行动的方法，认为手段和目的不能相互分离，将冲突视为与对手共同面临的问题，承担斗争过程中的苦难以改变对手的观点，以及从整体上将非暴力当作是一种生活方式（Burrowes，1996年，98-101页）。4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非暴力行动可以做这样的区分：作为一种斗争方法的非暴力行动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非暴力。本项研究的焦点是前者；也就是说，关注功利性的非暴力行动和作为斗争方法的非暴力行动。
本书所考察的六个案例都称得上“非武装反抗”，和“非理想化”与“功利性”的非暴力行动事件。在出现政治转型的案例中，能够并且已经提出的观点是，非暴力行动的力量-而非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的力量-最直接地导致了政治变革。当然，在上述六个案例中，在非暴力抗争的同时出现了暴力，这一点在南非最突出，在菲律宾和缅甸有点苗头-边缘性游击战与非武装反抗同时出现在那里，在中国、尼泊尔和泰国有孤立的事例。不过，就像将非暴力理想化对社会学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一样，下述做法对社会学家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将他们对非暴力行动的分析只局限于那些稀少的完全是非暴力性质的抗争，或者在发生暴力的抗争中忽视或不提及非暴力行动的力量。非暴力行动的发生机制有许多需要了解的地方，而且应该考察的是它何时以及在哪里发生。当考察非武装反抗的动态时，在落实非暴力行动的方法之外可能会发生的暴力是应该审视的许多变量之一。
我希望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我希望贡献一种运动导向的研究民主化的方法。尽管本书所考察的案例都完全属于“第三波”民主化的范畴（亨廷顿，1991年；markoff，1996年），由于它历来强调民主化的结构性先决条件或者发生于民主转型前夕的精英间的谈判，关于民主化的研究却是成问题的。对于理解几乎总是在民主化之前出现的大规模政治竞争过程，这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鸿沟。通过更多地以运动为导向对政治变革进行研究，这一问题可以得到矫正。
本项研究更为核心的目的是，我希望有助于更多地将政治过程之方法应用于解释非民主政体下的政治竞争中来，而且我希望证明，有关社会运动的学术研究是如何受益于对有关非暴力行动之文献的认真研究的。我相信，下述说法在今日的真确性就像几十年前它第一次被宣示时一样：“将这些不同的理论体系-也即关于非暴力行动和政治抗议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会大大地增进对这两种现象的理解”（Lipsitz和Kritzer，1975年，729页）。5单个理论视角的长处弥补了另一个理论的短处。关于政治过程的学术研究的强项在于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但在解释其轨迹和结果方面则没有这么有力。关于政治过程的学术研究的强项在于确定那些有利于或者限制社会运动的政治环境的方方面面，但在确定有助于重新塑造政治环境的运动战略和策略方面却没有这么有力。另一方面，有关非暴力行动的学术研究集中关注社会运动的轨迹，而非其源起，并且强调代理机构（尤其是战略）在推进政治变革方面的作用。我希望说明的是，有关非暴力行动的文献是如何处理政治过程之方法没有加以充分阐释的某些方面的，以及明智地使用有关非暴力行动的文献是如何能够为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带来有益的洞见的。
从方法论上来讲，社会运动研究的突出特征是根据运动或者地区专家划分的案例研究。尽管毫无疑问是必要且有益的-如果没有这种文献系统，本项研究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单一的案例研究却较不适合于发现在不同的抗争情景下反复出现的规律、机理和态势。在承认所有国家都是其自身历史与环境之独特产物的同时，我也承认，它们的独特性并不会妨碍恰当的比较，而且跨国比较可能会发现那些在整体性的案例研究中可能不会出现的洞见。因此，我所依托的这一方法论试图找到类似的机理和态势，而这些机理和态势出现于不同的抗争案例中，并且由于不同的初始条件、先后顺序或者两者的结合而形成不同的运动轨迹和结果（Mcadam，tarrow和tilly，2001年；tilly，1995b，1997年，2001年）。我希望，这一方法论的好处超过其缺陷。寻找详细的描述、新的一手数据或者对每一抗争故事之整体历史解释的运动或地区专家肯定会对本项研究感到失望。同样，下述进行宏观比较的理论家们也会失望：他们寻找从所有非武装反抗的案例中像密尔那样分离出来的某一特定结果的“必要充分”条件。毫不惭愧地说，本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不会这样做。
本项研究的适当目标是，对二十世纪晚期非民主政体中的非武装反抗在各国的不同轨迹提供一些说明。我不是试图对这六个抗争故事做定论性的描述，或者构建出一种有关非民主政体下非武装反抗的一般理论，而只是想要描画出一种可能对研究非民主政体下非武装反抗的学者有用的框架。我试图通过下述方法做到这一点：评估所考察的每一场抗争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有关非暴力行动和社会运动的文献所阐明的那些特征和行动，而这些特征和行动在压迫性的环境中应该会提高它们保持韧性的能力，并且会增加它们相对于其敌手的影响力。我还试图说明，运动的特点和政治环境是如何相互作用以影响非武装反抗的轨迹的。鉴于对非武装反抗之比较分析的缺乏，我将本书视为一种解释框架的首个版本。我希望本书至少能够激起争端，以推动其他人进行有关非暴力行动和非武装反抗之态势的比较研究-通过详细阐述或者批评我的结论。
非民主环境下抗争中的非暴力行动的作用的比较研究开始受到学者们的注意。三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优秀著作已经出版：
由stephen zunes、lester kurtz和sarah beth asher主编（1999年）的非暴力社会运动：一种区域性视角，彼得 ackerman和jack duvall所著（2000年）的一种更强有力的力量：一个世纪以来的非暴力冲突，以及peter ackerman和克里斯托弗 kruegler所著（1994年）的战略性的非暴力冲突：二十世纪人民力量的动能。
zunes、kurtz和asher主编的那本书研究了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全球大量的非暴力行动事件，包括巴西的反抗军事独裁体制的非暴力抗议，东欧和苏联的对共产党统治的挑战，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占领的抵抗，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缅甸和泰国的民主运动，尼日利亚奥干尼族人争取人权的抗争，以及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尽管他们的研究揭示了非暴力行动在二十世纪末在何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有标杆意义的抗争方法，该书却缺少一种前后一贯的分析架构。某些主题反复出现于许多章节之中，比如压迫的两难性、非暴力约束的有效性、第三方的角色、以及非暴力行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情况，不过，一种依托这些主题的分析框架却没有构建出来，以解释不同运动的轨迹或者结果。
ackerman和duvall的研究也考察了许多采用非暴力行动的抗争活动，描述了从1905年的俄罗斯到1990年代的缅甸和南斯拉夫的整个二十世纪非武装反抗的历史发展进程。对于记录全球对非暴力行动日益增多的应用以及非暴力行动在反抗压迫和非正义的斗争中的能量，它也是有益的，可是，在解释不同抗争的轨迹和结果时，它缺乏明晰的分析框架。
ackerman和kruegler的研究不同于上述著作，因为它建构出一种明确的分析架构，以解释主要通过非暴力行动展开的抗争的轨迹和结果。ackerman和kruegler明确了十二个“战略性非暴力冲突的原则”，并评估了这些原则在整个二十世纪期间的六场不同的非暴力运动中落实的程度，包括欧洲的四场运动（1904到1906年间的首次俄罗斯革命、1923年德国人反对法国和比利时占领鲁尔区的抗争、1940到1945年间丹麦人反对纳粹占领的斗争、以及1980和1981年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南亚的一场运动（1930到1931年的印度全国解放运动），以及中美洲的一场运动（1944年萨尔瓦多的公民罢工运动）。他们得出结论说，战略性非暴力冲突之原则的实施提高了非暴力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在提供一种其他著作所无的分析架构的同时，ackerman和kruegler却没有充分地利用有关社会运动的相关文献，并且对抗争之政治环境的理论化程度不足。另外，他们的案例包括反对外国占领的非武装反抗以及反对其自己政府的民众抗争-这些冲突可能蕴含着不同的逻辑。
我的研究不同于上述著作，并从两个方面丰富了正在增多的非暴力行动比较研究文献。首先，我提出一种分析框架，以说明非武装反抗的轨迹，而我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直接利用有关社会运动的学术文献，并找出跨越政治过程和非暴力行动理论方法的结合点。其次，本书所考察的案例在时间和国际背景上有着更多的限制。zunes、kurtz和asher的那本书揭示出二十世纪晚期全球非暴力行动在民主和非民主政体中的深入程度，这一点是有益的。ackerman和duvall以及ackerman和kruegler的研究揭示出，基本上属于非暴力性质的抗争在二十世纪的历程中反复出现，可是，为了分析的目的，更加有益的是考察一组被时间和环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案例。
研究亚洲的专家可能对我将一个非洲案例包括进亚洲案例之中的做法感到不可理喻，而研究南非的专家可能对我将南非的案例纳入亚洲案例之中同样感到困惑，我却发现，超越区域研究所设定的分界线的比较是引人入胜的。我考察的案例有：1980年代中期前后的两个第三波民主化中非武装反抗的案例（南非和菲律宾），1980年代晚期的两个案例（缅甸和中国），以及1990年代初期的两个案例（尼泊尔和泰国）。另外，这六个案例在它们的组织、策略、政体类型以及运动结果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组织状况各不相同：从缅甸相对自发的运动到尼泊尔预先规划和高度协调的运动。它们的策略也不同：中国的策略主要是抗议和劝说以及阻挠性的非暴力干预，南非的策略涵盖一系列非暴力行动手段-其重点是不合作以及有创意的非暴力干预，并且还包括一个以颠覆活动支持非武装反抗的武装派别。就政体类型而言，发生这六场故事的政权是：南非的具有种族排他性的寡头政权、菲律宾的个人独裁政权、缅甸的军人政权、中国的一党制共产党政权、尼泊尔的国王政权、以及泰国的立宪君主政权/“半民主政权”。6就结果来说，人民力量运动推动了南非、菲律宾、尼泊尔和泰国的民主化，同时在缅甸和中国却受到镇压，没能推动民主化。至于这六个案例对二十世纪晚期非民主政权下的非武装反抗的人群所具有的代表性，笔者没有给出相应的说法。不过，鉴于它们在组织、所采取的行动的范围、政体类型以及结果方面的差异性，根据它们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具有普适性，从而超越手头上的这六个案例。
在第一章中，我对非暴力行动加以定义，并将之与其他回应压迫和非正义的战略选择进行比较，比如退出、日常的抵抗形式、建制性的政治行动以及暴力抵抗。妨碍对非暴力行动动力机制之准确理解的一个因素是，非暴力行动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误解。我在开始的那一章试图驳斥民众和专家对非暴力行动的一些非常大的误解，包括这样的想法：非暴力行动是“被动的抵抗”；非暴力行动涵盖所有非暴力的做法；非暴力行动是建制性政治的一种形式；非暴力行动是谈判或妥协的形式；那些采用非暴力行动的人士是和平主义者；非暴力行动以道义压力为基础并且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是通过受苦转变对手的观点；如果国家以暴力回应，非暴力行动就失败了，而且非暴力活动可能因为它导致活动人士的牺牲而被摒弃；非暴力行动是一种最后的手段，只有在没有暴力手段的情况下才使用；非暴力行动是中产阶级的手段，对其的应用限制于追求温和或者改革式的目标；非暴力行动在带来政治变革方面天生地就是和缓的；非暴力行动只有在“民主政体”中或者针对“民主政体”或“仁慈的”压迫者时才是有效的，而且唯一决定非暴力抗争之结果的是压迫者的看法或者压迫者以暴力镇压做出回应的能力和意愿。
在第一章中，我也简单地讨论了整个二十世纪后半期第三世界政治竞争方面的普遍趋势。我提出，结构性和规范性进展的合流导致二十世纪晚期全世界非武装反抗成功案例的大幅上升以及武装游击反叛成功案例的下降。结构性进展-指国家建构和国家扩张以及国家对暴力技术的垄断升级-在许多地方导致力量的平衡从有利于武装反叛转向有利于国家力量。与此同时，通讯技术的进步扩大了观念跨越国界的流动，有助于对国家活动的监督，并让国家更加难于对其公民进行全面的审查。与这些结构性转变同时发生的是国际社会对人权的规范性关切日益增加，以及活动人士对暴力抵抗的有效性与后果的保留态度日益增强。上述结构性和规范性进展导致非暴力行动作为一种全球性且具有示范意义的抗争形式在二十世纪晚期获得发展。我没有假定这些进展是线性的，而只是坚称，许多因素在二十世纪晚期形成合力，推动了非民主政体下的非武装反抗。
尽管有第一章所确认的全球性非武装反抗的浪潮，社会学家对它们的动力机制了解得很少。我在第二章中讨论了对解释非武装反抗之轨迹和结果可能有用的两种理论方法：政治过程和非暴力行动的方法。为了让非武装反抗能够推动非民主政权下的政治变革，它们必须在面临镇压时保持韧性，削弱国家的权力，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获得第三方的支持。依托于有关政治过程和非暴力行动的文献，我详细列明了非暴力抗争中的那些有利于这些行动的特征，并试图详细说明将运动特征和运动之外的政治环境与抗争轨迹联系起来的那些机理。
第三章考察了南非1983到1990年对种族隔离的抗争以及菲律宾1983到1986年对marcos独裁政权的抗争。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和菲律宾的反marcos抗争都是分散化的斗争，并由联盟或者总括机构汇聚和联合起来。两场运动都采用了许多非暴力行动的方法，并且国家在这两场运动中都遇到合法性丧失的问题-在南非，这是由于非白人人口拒绝政治改革，而在菲律宾，这是由于天主教会的反对。在这两场运动中，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结合起来推动政治变革-在南非，它们是资本外逃和国际社会施加的制裁，而在菲律宾，它们是资本外逃和美国的外交压力。
另外，我在第三章中探讨了为何武装抵抗运动单凭自己无法终结南非和菲律宾的压迫性统治。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力量，而且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该国内缺乏可以据以开展游击活动的基地。在菲律宾，新人民军所发动的共产主义叛乱正在扩大，但菲律宾的军队得到美国的充分支持，而鉴于美国在菲律宾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美国是不可能让一场共产主义的暴力反叛取得成功的，在承认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新人民军所发起的抵抗的文化便于进行动员的同时，我也承认，采用非暴力行动有助于培养支持力量，而如果抗争主要是暴力性质的，抗争者们就不可能得到这些支持。就南非的情况而言，如果抗争主要采用的是武力的手段，反种族隔离运动从南非的教会或者西方国家获得至关重要的支持的可能性就更低。在菲律宾，如果反marcos的抗争主要是暴力性质的，天主教会就不可能作为一个机构支持这一抗争。
我在第四章中考察了缅甸1988年的民主运动和中国1989年的民主运动。南非和菲律宾的抗争在若干年的时间里积聚起动能，而缅甸和中国的抗争则在几个月持续的集体行动之后均遭到暴力镇压。缅甸的民主运动在采用不同的非暴力行动方法时具有令人吃惊的成效，中国的民主运动则几乎完全基于抗议和说服的方法以及阻挠性的非暴力干预。尽管这些方法显示了对政权抵制的程度以及中国的活动人士对他们事业的投入，仅仅这些方法却没有赋予抗争者相对于共产党政权的足以推动政治变革的影响力。妨碍这两场运动之抗争的关键因素是缺乏组织、缺乏自主的基础结构、以及在抗争期间缺乏来自国外的对政府的有效压力。
尽管有着这样的斗争结果，这两场抗争都有助于“非暴力抵抗文化”-这预示着持反对立场的民间社会的出现-的发展，以及活动人士国际网络-它们肯定会在将来的抗争中得到利用-的发展。
我在第五章中考察了尼泊尔1990年的民主运动和泰国1991-92年的反军人政权运动。对尼泊尔君主政权的挑战以及对泰国军人统治的抗争都是由具有广泛支持基础的运动发起的，而这些运动依靠的是多个不同的反对派团体的协调行动。两场运动都善于采用许多非暴力行动的方法。与缅甸和中国的抗争-它们缺乏来自海外的关键支持-相比，尼泊尔和泰国的抗争都受益于外部的压力，尽管各自的方式不同。由于印度和国际捐赠方的压力，尼泊尔政府的影响力受到削弱，而泰国政府所承受的国际压力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网络和新自由主义资本家传送的。
尼泊尔和泰国非武装反抗的成功与之前通过武装力量推翻政府的企图的失败形成对比。在1960年代初期，泰国的毛派共产党宣布，武装反抗是正确的革命战略，而且它开始在1965年与政府军队进行战斗。叛乱在1960和1970年代期间没有恶化，而游击运动在1980年代初期瓦解，其中的原因很多，包括民主程序的增加、对脱离游击队之人士的赦免、和极右翼政治组织和民兵的民众动员（用以对抗乡村游击队），以及政府对乡村地区的发展投以更大的关注。尼泊尔的游击队起义在1970年代初期爆发于特莱地区-这里是尼泊尔的低地地区，靠近印度的比哈尔邦和西孟加拉邦，不过，由于缺少广泛的支持基础以及政府镇压反叛的行动，它失败了。
在最后一章，我就非武装反抗如何以及为何可能会或者可能不会导致非民主政体的政治转型的问题下个总结。这六个案例中的抗争态势在被突出强调时相互参照了对方的情况，而且暴力的作用以及激进边缘势力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也被加以讨论。7我还找出具有普遍性的教训，活动人士们可能希望在他们的抗争行动中参考这些教训。
总而言之，我想就某些问题提出我清晰无误的看法。首先，我从未将非暴力理想化或者就暴力或非暴力做出任何道义上的论断。我认为，试图理解功利性非暴力行动的潜力和局限是一件值得做的事，而做到这一点的最佳途径是以冷静的社会科学方法考察非暴力行动。另外，我从未宣称暴力在推进政治变革方面是无效的。肯定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暴力可能是有正当性的，而且哪怕是最为浮光掠影地阅读历史课本也会找到非常多的关于暴力反抗取得成功的故事。还有，我没有宣告“历史的终结”或者就下述看法发表意见：世界正向这样一个时刻演进-届时，暴力斗争将无可避免地减少。我只是主张，二十世纪晚期有一个全球性的非武装反抗的浪潮，而且社会学家有必要去理解为何出现这种现象，以及非暴力行动在促进有些地方的政治转型时所发挥的作用（不过，这种作用没有在其他地区发挥出来）。
最后，我也没有将代议制民主加以理想化。我在本书中所指称的运动“结果”-也即，不管抗争是否促进了民主化，威权政体由此变得更加民主的进程-在很多方面只是斗争的开始。毫无疑问，对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尊重、言论自由、权力分立、制度化的选举竞争、以及宪政规则-不管它们的落实情况如何地不完美-都对人类的生活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不过，代议制民主并非政治进程的应许之地。民主化的过程通常会被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引向多元政体（也即布尔乔亚民主）和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方案，以免得让直接民主生根发芽（例如，参见Robinson，1996年）。因此，民主转型只是为争取参与式民主政体的持续斗争的第一步。民主和威权政体绝不代表着一种极端的二元对立情形，而都是活动空间，在其中上演着主宰与抵抗的持续斗争。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可能会削弱明目张胆的政治威权主义，不过，反抗隐蔽的威权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父权体制、种族主义、政治腐败、环境退化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斗争还在继续。若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向形式上的民主体制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环境，而在这种环境中，上述抗争可以更有效地施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