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非暴力抗爭 一種更強大的力量

 

列印版 圖片版 PDF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Lech Wałęsa

非暴力抗爭－－一種更強大的力量

★序言★
正義與權力必須合而為一,如此正義方有行使之權力,權利也方能符合正義之要求。－－巴斯卡(Pascal)

楔子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的一個星期五晚上,瓦文薩與若干團結工聯的領導人在格但失克舉行一場聚會,隨後即遭逮捕。過去十六個月以來,他們的自由工會運動,藉由佔領工廠以及舉行罷工的方式,憾動了波蘭共產政權。現在政府頒行戒嚴令,而團結工聯眼看也即將在槍口下遭到失敗的命運。儘管如此,瓦文薩在遭到拘捕時,仍向拘捕他的人喊話道：[這一刻你們已經輸了。我們雖然遭到逮捕,你們卻已敲響了共黨的喪鐘......你們終將在我們面前俯首稱臣。]

如果唯有暴力才是力量,如果壓迫不會遭致反抗,則瓦文薩的話語顯然愚不可及。然而,他知道團結工聯為共產政權揭去民意支持的假象之後,就已主導了衝突形式的整體走向。國家一旦無法迫使他們屈從,就必須妥協讓步。七年後,當年下令拘禁瓦文薩的賈魯塞斯將軍邀請他及團結工聯的其它領袖一同參與圓桌會談,促成選舉以及新政府的誕生。一九九零年,十年前還是造船廠電工的瓦文薩榮膺波蘭總統。他和團結工聯的所有成員未曾發過一槍一彈,卻能破除專制政權的鉗制,使波蘭人民獲得自由。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間,瓦文薩加入了許多國家元首的行列,於每年九月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的開幕式。參與這項盛會的元首多為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或總理。若是在一百年前,這種聚會的成員必定為國王、皇帝、將軍或者其它以武力或繼承方式獲得政權的統治者。這是二十世紀政治上最重大的改變。然而,若非一般百姓捨棄武力而以非暴力的力量反抗高壓統治者,此種改變絕不可能發生。這種力量的源起以及運用的過程,便是本書所要探討的主題。這是個橫跨一世紀的故事,內容敘述群眾運動如何以不同於刀槍的武器,對抗強大的政權或軍隊。在這種衝突當中,襲擾行為通常是[制裁]手段,以激烈的措施約束或懲罰對手,並贏得對方的讓步。請願、遊行、退席以及示威等抗議行動,則用於爭取大眾對於反抗運動的支持。

而罷工、抵制、辭職以及非暴力反抗,則有助於阻礙政府的運作,至於靜坐抗議、非暴力破壞行動,以及封鎖阻擋等直接干預行為則令許多統治者壓制人民的意圖遭至挫敗。其對歷史發展所造成的影響極為巨大。。暴君覆亡、政府垮台、佔領軍遭到抵擋。壓制人權的政治體系亦遭粉碎。人民以非暴力抵抗方式破壞對手掌控情勢發展能力的同時,社會也因而瞬間或逐漸地改變。此種事件發展的產生原因以及非暴力行動的根本概念,不但是本書論述的核心,也是我們協助製作的相關電視紀錄片的中心主題。

這一切均始於俄羅斯。一九九一年葉爾辛在莫斯科站上一輛坦克車,對政變行動高聲譴責。不過早在八十六年前俄國人民就曾經昂首闊步到聖彼得堡的東宮向沙皇呈遞請願書。在這兩次事件之間,世人對權力的認知產生了劇烈的變化。真正的權力源自於其欲控制對象的認可,而非來自對受控制者的暴力脅迫。此一概念衍生自世人對獨裁、侵略、以及人權侵害等行為的反抗,並呈現在卓越人物所做出的決定以及他們的成敗中。。

一九零五年,一位名叫加彭(georgiigapon)的東正教神父,說服十五萬名工人走上俄羅斯古老首都的兵封街道,展開了二十世紀第一場對獨裁政權的公開挑戰。他掀起了全國各地的群眾運動,並導致俄國史上第一個民選國會的誕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布爾什維克接掌俄國政權敞開大門,並迫使德國負起賠償責任之後,魯爾(ruhr,譯註。。德國西部工業區)的礦工及鐵路工人於一九二三年群起對抗前來侵略德國資源的法國與比利時軍隊。這些工人拒絕合作因而使侵略者無法達成任務最後引起英美施壓要求撤軍。

一九三零至三一年,甘地領導印度人民以非暴力方式反抗英國殖民政府。他說服支持者停止繳納鹽稅也不再購買英國統治者壟斷的布匹及酒品,加速了印度長久以來追求獨立的成功歷程。

丹麥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遭德軍佔領期間,丹麥人民不但拒絕協助納粹的軍事行動,並且於一九四四年夏天使所有城市陷入停擺,迫使德軍解除宵禁及封鎖措施。歐洲其它德軍佔領地區的人民也同樣以非暴力手段進行反抗。

薩爾瓦多的學生、醫生、以及商人,由於對掌權的軍事獨裁者長久以來施加於人民的恐怖及殘暴統治忍無可忍,故於一九四四年發起全民罷工。他們雖然手無寸鐵,卻造成掌權的將軍眾叛親離,被迫流亡海外。

英國殖民政府撤離印度後不到十年,喬治亞州浸信會牧師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奉行甘地的教誨,而在長達十五年的期間,領導非裔美國人以遊行及抵制的手段推翻美國南方的種族隔離政策。

金恩博士遇刺後不到幾年,波蘭異議份子為反抗共產政權,發起了各種在蘇聯集團內極為罕見的社會運動,結果催生了團結工聯,也終結了共產統治。

波蘭的變動正在醞釀之際,阿根廷一群母親在兒子失蹤之後,對政府不吭不響的態度極為不滿,於是在憤怒之下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中央廣場展開遊行抗議。他們持續不斷的抗議行動動搖了軍事政權的正當性,並造成該政權在福克蘭戰爭慘敗後隨之垮台。

在阿根廷軍事將領垮台的同時,在安第斯山另一邊,智利皮諾契特將軍(augustopinochet)的獨裁統治也面臨了日益高漲的抗議運動。最後,在一場皮諾契特自認穩贏不不輸的公民投票中,人民終以選票推翻了他的政權。

位於地球另一面的菲律賓,在馬可仕於一九八六年以不正當手段贏得選舉之後,一名被暗殺的反對運動領袖之遺孀,帶領成千上萬的民眾走上街頭。由於反抗行動獲得具有改革思想之軍事將領的支持,馬可仕於是無法以武力鞏固地位,只好逃亡海外。

菲律賓人重獲民主之後不久,巴勒斯坦人也藉由建立自己的社會服務網路,進而對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以及加薩走廊的軍事佔領行為,發起抗議及抵制行動,這波非暴力反抗運運動雖然不醒目,卻是[抗暴行動]中最主要的部分。

在團結工聯為自由奮鬥的同時,南非的抵制運動發起人。工會,以及宗教領袖,亦共同攜手以非暴力方式反抗種族隔離制度。在國際禁運措施的幫助下,他們迫使政府釋放曼德拉,也促成了建構未來民主自由的談判。

柏林圍牆倒塌後不到幾天,數千名捷克學生坐在布拉格溫徹拉斯廣場一角呼喊口號。。[我們手無寸鐵......全世界都在注視我們。]幾個星期後,捷克的共產政權即告瓦解,而東德、匈牙利、保加利亞,甚至蒙古的共產政權也都隨之垮台。

一九九零年代間,緬甸一位名叫翁山蘇姬的母親,在受到軟禁的情況下,依然領導著國內的民主運動。同時間,緬甸青年在追求自由的奮鬥過程中,也身受世界各地新興的非暴力運動者及實行者的激勵。一九九六與一九九七年間,成千上萬民塞爾維亞民眾走上貝爾格勒街頭,以抗議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milosevic)拒絕承認地方選舉結果的決定,而終於迫使米洛塞維奇屈服。。一九九九年人民再次走上街頭要求他下台。領軍或統治者正面對抗。其內容包括：一九二○年代，德國人民抵禦法國與比利時侵略軍的行為；二次大戰期間，德國佔領下的丹麥及歐洲其它地區人民對納粹的顛覆行動；以及薩爾瓦多人民於一九四四年推翻馬丁尼茲將軍的壯舉。另外，這一部也記述了一九七○年代及一九八○年代間，在阿根廷及智利國內實施恐怖統治的軍事獨裁者遭到人民削弱其權力的過程。

（第三部：爭取權利運動〉記錄了二十世紀後半期，各國人民如何以非暴力制裁行動向政府爭取特定權利：美國民權運動如何打破美國南方種族隔離的藩□；南非占人口多數的黑人如何推翻種族隔離制度；菲律賓人如何推翻獨裁者而恢復民主制度；巴勒斯坦人如何對抗以色列人在佔領區的統治；以及中國、東歐，還有蒙古人民如何挑戰其國內的一黨專制政權。

〈第四部：暴力與權力〉則就兩件反面案例加以檢驗。這兩個案例中的反對運動皆採取暴力及恐怖行動，但其衍生出來的社會亂象及政治衰敗，卻遠高於其獲得的權力。此外，先進科技、國際制裁，以及其它變化中的環境條件，對於二十一世紀的非暴力運動實行者可能造成的正反面影響，也一併在這一部中加以探討。

本書中每一篇故事的主幹，都是非暴力運動奉行者與其對手之間一連串的交手過程。有些故事描述的是緩慢漸進的運動，雖在非暴力手段的採行上展現了強烈的動力與高度的技巧，卻可能為長遠的夢想而放棄短期的利益。有些故事描述的則是在短期內迅速興起的反對運動，由才智過人且看似無往不利的政治新星所領導。不過，在每個事件里，對立雙方所採行的策略才是決定其各自命運發展的因素。

這些事件之間的連續性，並非僅至二十世紀末期才浮現於世人眼前。驅動事件發展的運動領袖多自早期的經驗中學得其所需的知能。甘地深受一九○五年的俄國反抗事件啟發，而非裔美國人的民權運動領袖則親訪印度以研習甘地的戰術運用。智利人民於一九八○年代群起反抗皮諾契特的獨裁統治，以及菲律賓人民群起反對馬可仕之時，他們皆受到李察□艾登堡所執導的電影《甘地傳》影響。

甘地對抗的是英國殖民統治者，與丹麥人面對的德國國防軍頗為不同。美國民權運動的領導人物有法律及美國憲法助陣，而波蘭的團結工聯則無此優勢。然而，這些衝突當中所有的非暴力運動要角，為達成不同目的所採行的手段，卻出人意表地相近；從他們的經驗中所歸納出的教訓，更是與傳統觀念相背：

□非暴力制裁行動所受到的採用，遠比一般認為的還廣泛。二十世紀的每個年代裡，在世界各地開創歷史的奮鬥行動中，非暴力制裁行動都是其中的關鍵要素。

□非暴力運動的反抗對象廣及各種不同的暴虐對手而掌權者對於非暴力反抗人士所施加的暴力程度，與運動的成功與否並無關聯。有些反抗團體雖然遭到殘暴無比的壓迫，卻仍堅決不屈地獲得勝利。

□非暴力運動團體一旦企圖在其反抗策略里加入暴力的成分，其成功的可能性即大幅降低。一個政權若是遭到武力攻擊,其匯聚內部向心力以施加壓迫的力量便隨之增強。

要發起並維持奉行非暴力路線的群眾運動，公民社會的強化與民主制度的建立或鞏固，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不過，雖然事實如此，一般人對於非暴力抗爭仍然存有兩項錯誤觀念。第一，由於二十世紀兩大最受頌揚的非暴力運動！甘地以及金恩博士所領導的運動──皆源起於宗教信仰的召喚，因此，一般觀念即認為非暴力行動是種道德選擇，而無實質效益，以致抹殺了其在衝突中的戰略價值。第二，自從一九八六年馬可仕垮台以來，新聞媒體對於非暴力群眾運動的報導均造成一種印象，亦即「人民力量」來自於集結於街頭上的群眾數目或其高亢的精力。

雖然與對手的實體對抗有其必要，但真正有效的非暴力行動，其精心策畫的成分遠高於其偶發部分，技術性也遠高於戲劇性。呼喊口號、在槍管里插上花朵，這類舉動和非暴力運動並沒有太大的關係。非暴力運動的重點在於讓政府無法遂行其控制人民的手段。

許多人預測二十一世紀將出現一連串激烈的地域性衝突，一方面是企圖奪回固有國土的民族統一主義者，另一方面則是追求獨立的種族分裂主義者，或者心懷不滿而要求在談判桌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少數民族。現今世界上的民主大國相信，權力若取決於自治，人民即可自由請求其權利。如果確保民主是正確的目標，那麼以下何者應當居於優位？抑制衝突中的各方，還是鼓勵其相互交手，才有助於產生民主的結果？

在這個世界裡，由於人類的重要利益不斷處於競爭狀態，因此也就不免產生衝突；而只要人們認為暴力有助於取得勝利，自然就會在衝突中使用暴力。假如人類能夠更廣泛地了解到，其實有另一種更具效率、且能夠避免暴力代價的成功途徑，自然就逐漸不再將暴力視為達成理念的合理手段。大部分的政策制定者都偏好以裁減武力或化解衝突作為減少致命暴力的主要方法，其背後的假設即是所有衝突都是暴力的。不過，在二十世紀里，為爭奪國家領導權而發生的多達十幾起的衝突中，策略性的非暴力行動卻取代了暴力手段，成為衝突雙方對抗的決定性方式。既然有其它方式能夠取代暴力成為衝突的手段，則減少暴力的目標自可獨立達成，而不必先設法化解衝突的原因。

「發揮強大的力量」

本書記錄了二十世紀的人民如何發展出不需憑藉暴力即可取得權力的能力。書中的每一則故事都著重於記述非暴力行動在大型衝突中的運用情形。為了說明非暴力運動的成就，我們特意著墨的事件及人物可能在整體歷史上的地位並不那麼重要。不過，在較為廣博的歷史背景下，還有其它造成重要衝擊的人物或事件，我們也沒有刻意低估其重要性。

舉例而言，我們並不佯稱自己完整記錄了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瓦解過程。我們所做的，只是提供一項公正而具有教育意義的報告，內容陳述了南非黑人如何以非暴力行動實現了該項目標。

所有歷史作品皆不免受到作者觀點的影響，本書也不例外。在第一、二、三部當中，我們試圖先以客觀的角度呈現事實，盡量將我們自己的分析意見留待於每章結尾加以表述。本書最後一部則融合了事實說明以及詮釋意見，並針對非暴力行動改變世界的方式加以釋疑。我們並不諱言有自己的觀點：只要能夠有效運用非暴力行動，即可終結壓迫，使國家與民族獲得自由,且其所冒的危險將遠低於採取恐怖或暴力叛亂行動，並有更高的成功機率。不過，非暴力行動也並非百以之百有效，而這類案例一旦與本書內容有關我們也並不避諱。

另外我們也認為非暴力反抗行動應受到更多的注意。在這個時代，由於許多人均把歷史當成各種奇聞異見的紀錄,因此新聞報導多隻聚焦於暴力事件上。不過，大多數人若能夠了解到歷史只是一段過程,則非暴力制裁行動的影響力便較容易得到認同。這種力量並不神秘，其運作的層面並未超乎一般人的生活經驗,也因此絕不會無法理解。與一般憤世嫉俗者的想法不同的是，實行非暴力行動的人物並非一些絕望的理想主義者,少數的殉道者，以及幾位具有領袖魅力的解放運動份子。

真正的故事主角是受到崇高理念吸引的一般百姓，及其從無到有的奮鬥過程；他們待在家中響應罷工，或者佔據工廠與辦公室，拒絕攜帶身分證件，在地下室里印製宣傳文件，並在受到驅離時拒絕離開。

打破英國食鹽壟斷事業的印度民眾、阻擋納粹軍事補給品的丹麥人民、群起反抗獨裁統治的智利百姓；採行非暴力行動的人多會直覺發現，他們本身採取的行為即可產生權力，而不僅是身處皇宮或總統府中的人士才擁有權力。正如偉大的非暴力運動理論家夏普（genesharp)所言：「非暴力行動是可行的，而且即使是面對殘暴無情的統治者及軍事政權，也仍然能夠發揮其強大的力量。因為非暴力行動所攻擊的目標，正是所有階級體系及政府的最大弱點：對受統治者的依賴性。」

上個世紀末，全世界的電台電視以及書店皆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回顧報導，回顧對象則是所謂的史上最具毀滅性的一百年。在一則又一則的報導中，在一頁又一頁的書頁上，我們不斷看到據稱是打倒惡勢力必須付出的流血屠殺代價。不過，以這種方式陳述二十世紀的衝突史，將強化一種可怕的謬說。亦即只有暴力能夠制服暴力,而且最為重要的奮鬥目標皆必須以武力達成。然而此言若屬實,那麼在同一個世紀里,各個大陸上擁有絕對武力優勢的統治者與壓迫者,又為何會被沒有訴諸暴力的人民推翻呢?

在有關衝突的觀念之中最大的謬誤就是認為暴力是最強大的力量,而且是實現正當理念或者打倒不公的最高方式。不過，俄國、印度、波蘭、丹麥、薩爾瓦多、非裔美國人、智利、南非，以及其它許多國家的人民，都證明了衝突中一方的選擇並不會受到另一方牽制，而且非暴力手段的威力可能更為強大。若謂人類在上個世紀大量犧牲的性命與榮譽能夠在未來的百年內得到報償,原因必是由於人類因而對真理有了更完整的理解。

★1－1、俄羅斯，一九○五年：人民罷工★
即便如此,暴君......愈是握有資源,愈是受到人民的順從,也只會愈加強化自己的防備,而使自己更為強大。更具摧毀破壞的能力。若不給予其資源,也不對其順從,則無須抗爭,無須加以打擊,暴君即已赤身裸體,武裝盡失,並殊無可懼之處-猶如缺乏水分或養分的樹根終不免乾枯死亡。拉鮑艾提(EtiennedelaBo'etie),1577

無聲的坦克

在一個漆黑無光的周日夜晚，警鈴突然間聲響大作，吵醒了艾夫多奇莫夫少校。時間是冷戰結束後的第二年夏天，當時蘇聯正處於一片平靜當中。凌晨三點，艾夫多奇莫夫少校即抵達了他的裝甲部隊位於莫斯科市郊的基地，等待上頭下達命令。命令不久就下來了。東方漸白之際，營長命令部隊沿著明斯克公路開往莫斯科市中心的莫斯科河，封鎖河上的兩座橋樑。雖然他們的目標直指蘇聯百姓的聚居中心，而且沒有人解釋原因何在，他們仍然毫無異議地奉行命令。於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一早晨八點整，艾夫多奇莫夫率領一縱隊的坦克準時出發。

同一天早晨，列寧格勒一位計算機科學家札弗洛特尼也被電話鈴聲吵醒。「戈爾巴喬夫被捕了，」電話另一頭傳來的聲音說道：「政府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札弗洛特尼打開電視，發現三個頻道全都播放著古典音樂。由多年以來的經驗可知，國家確實已發生重大事件。不久之後，屏幕上出現一位播報員，宣讀了一篇〈告蘇聯人民書〉。這篇文告是由一群自稱為「國家緊急委員會」的高層官員所發出的。文告開頭如此寫道：「同志們，各位蘇聯國民，我們偉大的母國此刻正面臨一場重大危機。」該委員會保證會解決國家所面臨的「危機」，他們頒布的「一號決議案」禁止各種罷工及示威活動，同時接管大眾媒體，並且暫停一切對「正常化」有礙的政黨及組織活動。

蘇聯國內各地的人們都自睡夢中被吵醒，分別從電話、惶恐不安的鄰居、收音機，或電視上得知這項消息。不過，卻沒有人大感意外。過去幾個月來就一直謠傳有強硬派的共黨份子預備發動政變，以逆轉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所推行的政經改革。現在看來這個惡夢已然成真。蘇聯人民在過去五年里獲得的自由空間，顯然將在槍杆子的威脅下被收回。

然而，政變領袖才開始發布命令，人民也隨即群起反抗。第一位挺身反抗的就是戈爾巴喬夫本人。他因為拒絕宣布緊急狀態而被軟禁在夏宮裡。由選舉產生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則沒有那麼容易受到制服。葉利欽躲過前去逮捕他的國安會（KGB）探員之後，便趕往他的政府總部「白宮」（譯註：俄羅斯聯邦國會大廈）。中午時分，他爬上外頭的一輛坦克，發表了他自己致「俄羅斯人民」的聲明。他宣稱緊急委員會的一切行為均為非法，並呼籲全國人民發起全面罷工。接著，他在電台上對全國軍人發表談話：「在這個艱難的抉擇時刻，請謹記你們對人民的誓言。你們的槍口不能夠向著人民......。俄羅斯軍隊的榮譽絕不能染上人民的鮮血。」

葉利欽以實際行動及言詞敦促人民違抗政變。午後不多時，莫斯科民眾便已開始在克里姆林宮外發起小型的抗議活動，並在地鐵站張貼葉利欽的聲明影本。不久之後，許多民眾紛紛聚集在「白宮」外,以建材、電話亭，以及手邊所有的各種東西築成屏障。計程車司機甚至捐出自己的車輛以強化這道防禦牆。

一列坦克車沿著加里寧大街轟隆隆地駛向「白宮」之際，群眾聚集在道路上形成一條人煉。他們高呼[和人民站在一起!別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同胞!」一名老人喊道-[我辛苦工作了一輩子納稅養這支軍隊，結果你們現在卻以我為敵，居然把槍口對著我！」這句話觸動了人心；戰車隊的指揮官將引擎熄火,其它坦克也跟著照做。群眾於是紛紛爬上坦克車，拿糖果、麵包，以及牛奶給車裡的士兵。

俄國各地的下層社會民眾不斷對政府機構及財主發動攻擊。這些行為多因受到國家暴力的刺激而起，但許多動亂事件又引起當局鎮壓。不過，古利亞共和國以及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代表大會等組織的成立，卻也對騷動不安的社會大眾揭示了一個新面向：農民與工人除了向僱主、地主，以及地方官員採取直接反抗行為之外，也要求在社會體系里佔有一席之地。

組織工會雖然違法，卻是爭取那一席之地最常見的作法。工會通常形成於自發性的罷工活動里。在血腥星期天之後，聖彼得堡的排字工人也發起罷工以迫使僱主調高工資。不過，由於同一產業里的其它工人不願附和，罷工行動終告失敗。於是，罷工策畫者決定將印刷業里的所有工人團結起來，並於六月組成工會。一月至九月間，共計有四十次工會組織行動，不過大多數都僅停留在少數活動人士的倡議階段。

這股新興的群眾運動能量，也傳到了城市裡受過教育的人民中。一九○五年初的幾個月里，首先是律師。接著是醫生。教師、藥劑師、農學家、作家、工程師、學者，以及獸醫，皆紛紛組織了全國工會，提出自由開放的政治主張。那年夏天,來自二十多個省份的農民代表齊集於莫斯科，使農民組織運動達到高峰。農民代表的秘密會議先是在一所醫院內舉行，接著又移師到一座穀倉里。會中決議推行禁止土地私有、沒收教會與皇室所擁有的土地、成立國民議會。

這一切反對運動已超出國家所能壓制的範圍。沙皇的使者及地方長官雖然對逮捕罷工策畫者及各種活動人士不遺餘力，卻沒有足夠的人力能夠監控國家各個角落。舉例而言，俄國的警察與人口比例就遠低於英國或法國：在鄉下地區，一般警員的責任區域面積為兩千平方英里人口約五萬人。政府雖可殘酷無情卻不可能無所不在。

沙皇的反對者除了發展組織及躲避警察之外，也在缺乏民眾支持的地區大力宣傳，而在富於民眾支持之處則加以鞏固。工人已儼然成為一股強大但難以駕馭的政治勢力，而社會主義份子與自由主義份子，則都看出了結合併利用這股活力的必要性。社民黨人以其多年來的地下活動經驗與強烈的意識形態驅力，熱烈地展開了拉攏工人力量的行動。他們在工廠內散發傳單與報紙，並投入工會籌組工作。不過，雖然愈來愈多任務人對於社民黨內兩大派系─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領導人及其理念逐漸熟悉，兩派卻都未能吸引新成員加入，也完全未能參與勞工運動的籌畫。

自由主義份子雖然自稱與工人關係緊密，卻沒能發現自己的盲點；他們以為自己突出的社會地位就足以使自己成為社會領袖，工人自然會跟隨他們的領導。結果猶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言他們只是[─群沒有部眾的將領]。

不過，在俄國政府大肆展開鎮壓行動那年的春夏兩季里，部眾倒是一點也不少。社會各階層！農民、工人、軍人、學生、專業人士！皆涉入其中。報紙也對政府審查視若無睹，而如實報導抗議活動，並對政府加以譴責。各種未經核准的會議不斷召開，而未經認可的團體也大量出現。面對這一切現象，政府連最基本的公共秩序都維持不了，以致犯罪率節節高升，流氓惡棍四處鬥毆滋事，並且迫害猶太人。國家無疑正逐漸喪失其掌控能力；之所以還能夠苟延殘喘，純粹是因為反對人士缺乏妥善的協調合作，而且始終沒有出現一個能夠打破道德與階級界線的全民組織。到了秋天，終於有人出面整合各個不同團體，並對獨裁體制施以決定性的一擊，而為反對陣營贏得了最大的勝利。

罷工爭權力：[同志們，停止工作吧]

經過幾個月來的遲疑不決，沙皇終於在八月六日核准設立諮詢議會，或稱「杜馬」。杜馬將在間接選舉之後，於一九○六年一月開始運作。不過，投票資格限制極為嚴苛，以致在擁有超過一百萬人口的聖彼得堡當中，只有約七千人擁有投票權。工人顯然將被完全排除在外。而且，杜馬僅得對法案進行初步審查。沙皇的諭令中指出，新成立的議會將「完整保存有關專制政權本質的俄羅斯帝國基本法」，再一次證明了他並不願意接受真正的民主改革。如此一來，新一波的對峙必將立即出現。

如同一月所發生的情形，工人又再度站上第一線。九月十九日，莫斯科一座印刷廠的印刷工人集體出走，並提出一連串的要求。到了周末，罷工行動已使莫斯科的印刷業陷於癱瘓，工人推選代表組成名為「蘇維埃」的委員會，以協調罷工事宜。不久之後，麵包師傅、木匠，以及金屬工人也都陸續出走。到了十月初，罷工風潮已吹到了聖彼得堡。

一開始，促使工人罷工的動機是錢，而非政治。他們要求僱主調高工資、縮減工作時數、平等對待男女勞工，並要求上司以禮相待。然而，實際的罷工行動卻使工人必須與軍隊面對面。九月二十二日，砸破印刷廠窗戶並且威脅未罷工人員的罷工工人在詩人普希金（SergeiPushkin）的紀念碑下遭到軍警團團圍繞。一位目擊者記述道：「武裝警察縮小包圍圈。群眾里突然間發出槍響，一位警察從馬背上跌了下來。群眾......轉頭就跑。騎著馬的武裝警察立刻展開追擊。」金屬工人及麵包師傅也都身陷類似的衝突狀況，而導致許多傷亡。

猶如血腥星期天那天的狀況，政府的反應使得勞工衝突趨於政治化。印刷工會所發行的一份傳單即指出：「我們平和的經濟抗爭已將我們帶往部分人士亟欲避免的境地─將我們帶往政治抗爭，反抗獨裁統治。」到了十月初，印刷工會通過一項決議，宣稱「唯有全體人民透過普通、平等、直接、不記名的選舉方式選出代表治理國家，我們才能夠在與僱主抗爭之際免於警察惡勢力的迫害。」

不過，這次和血腥星期天不同的是，工人並非孤軍奮戰。現在,他們的抗爭行動已成為對抗獨裁統治的廣大反抗運動當中的一部分。政府知道其危險性，卻不知道該如何因應。八月下旬，崔波夫敦促沙皇恢復已經中止二十年的大學自主權。如此一來，大學教師即可准許學生舉行聚會。曾被一名同事描述為「大概從沒讀完過一本正經書」的崔波夫，認為如此將可吸引學生回到校園裡，遠離街頭及政治活動，而得以削弱反對勢力。

結果，學生卻令這位總司令官對自己的決定後侮莫及。九月初，他們紛紛回到學校，而白天的上課教室，到了晚上則成為政黨活動人士召開政治會議的場所。工人也湧入大學校園舉辦規模龐大的聚會，而且會中經常有革命政黨人士發表演說。這類聚會若出現在工廠內，官員必然會毫不猶豫地派兵令其解散，但他們現在卻必須容忍其在校園裡舉行，而只能期盼興奮情緒會逐漸消退。

在街頭上，工人與受過教育的人士也開始相互合作。十月二日，學生、專業人士，以及工人聯手將一群大學校長的送葬群眾轉變為政治遊行隊伍。他們沿著涅瓦大街向市中心行進，路上與軍隊發生零星打鬥，許多人均手持紅旗並高唱革命歌曲。到達緊鄰冬宮的海事廣場之後，群眾紛紛跪下，脫帽合唱聖歌，以紀念血腥星期天的殉難者。

不同社會階級以及政治動機的互相混雜強化了反對陣營的力量，「全俄鐵路職員與工人工會」即是具體而微的表現。這個成立於一九○五年四月的工會並未著眼於經濟議題，而專註於整體七十多萬名鐵路員工，不分白領藍領皆心嚮往的政治目標。同年七月，工會決定推動政治性罷工。接下來的幾個月里雖沒有完成多少準備工作，但到了十月初，就在開始於九月的罷工浪潮逐漸消退之際，莫斯科的工會領導人終於要求所有路線的鐵路員工於十月四日展開罷工行動。

廣大的基層員工反應頗為遲緩，但莫斯科─喀山線的火車司機卻於十月六日自行採取了行動。那天晚上，一群司機拒絕行駛貨運班次之後，隨即劫走一輛火車頭，駛至佩洛佛車站，並自該處拍發電報宣告發起全國鐵路罷工行動。接下來的兩天內，火車司機、行政職員，以及該條鐵路線的車間員工走訪各個車站，號召交集於莫斯科的其它鐵路線的員工加入罷工。駐守車站的士兵並未多加阻撓。工會向工人提醒道，若未能贏得「政治自由」，則他們所希望獲得的經濟利益也終將落空！於是，工會於十月九日提出一份要求事項，其中包括言論與集會自由、組織工會權、設置透過普通選舉組成的國民議會，以及釋放宗教犯與政治犯。

罷工的消息經由電報傳開之後，各個城市裡的鐵路工人便紛紛關閉車站、停止火車行駛。位於莫斯科南方的卡路加，從莫斯科駛往基輔的班車未如時進站那一刻起，罷工行動即告開始。那天晚上，在另一條通過卡路加的鐵路線上，電報報務員發出罷工訊息後即撒離工作崗位，而將罷工浪潮持續推往其它城鎮。此舉使得薩馬拉的郵件服務為之中斷，於是罷工行動又擴展至另一條路線。在南部工業中心葉卡特里諾，鐵路車間的職員與技工於十月十日出走，並聚集於總站。待軍隊抵達，工人即四散離開。部分人員登上一列火車並駛往尼茲涅普洛夫斯克(Nizhnedneprovsk），而將罷工風潮帶至該處的車間。不到兩個星期，這些連鎖反應已經癱瘓了俄國境內幾近所有的鐵路路段。

鐵路罷工風潮蔓延至各個城市之際，也同時觸發了一場全面性的罷工，導致俄國境內大多數都市的生活機能停擺。在莫斯科，一群群的鐵路員工紛紛走入各個工業區，說服其中的工人加入罷工行列。與此同時，市中心的白領階級也由市府員工帶頭走出辦公室。煤氣廠、自來水廠、電力供應站，以及屠宰場的服務都告中斷，因此市政也為之癱瘓。藥房職員以及電話接線生也都相繼出走。

這不是一場僅限於市郊工業區的普通罷工事件，也不容住在高級社區內的上流人士等閑視之。這場罷工使得所有人─包括沒有加入罷工的人士！都無法正常生活。肉價飛漲、穀物短缺、牛奶更是完全缺貨。十月十六日的一份報紙寫道：「煤氣燈與電燈都無法點亮。不論馬拉或是電動的街車，都仍未恢復服務。電報系統、電話，以及郵局也都停止運作。大多數的商店皆暫停營業，大門與櫥窗均以木板封住。」

各行各業的莫斯科市民不再過著一如往常的生活，而是群集於大學校園以及技術學院里。在這些場所里，工人、社會主義煽動者、學生，以及專業人士，與商人、警察耳目，以及攤販皆融洽相處。一位家記述道：「來自冉莫斯克佛列雪的商人向工人示好，而工人也親切響應；至於熱血沸騰的學生，則對任何喊出『打倒獨裁!』的人都不吝加以擁抱。」

俄國各地發生罷工及動亂的消息不斷傳入首都。在卡爾可夫，街頭上的群眾要求關閉磨坊與工廠。在巴統及高加索，所有商店皆暫停營業，電力也完全中斷。十月份總計有一百多萬名工廠工人罷工，另外還有數十萬名鐵路員工、政府職員、辦事員，以及學生響應。

十月十一日，聖彼得堡的鐵路工人終於投票決定加入罷工行列。第二天，他們便中止了全部四條通往首都的鐵路交通。又過了一天，大型金屬工廠的工人也集體出走，並開始走訪鄰近的小工廠號召支持。歐布科夫鋼鐵廠的罷工工人出現在拉斯特里耶夫工廠的大門前，要求該廠的工人加入罷工。工廠內的工人於是放下工具而在工廠里外大喊道：「同志們，停止工作吧！」過沒幾分鐘，馬達與機器便全部停止運轉，所有人也都脫下工作服，集體向上司提出政治要求。

正當工廠區域里的工人不斷將罷工行動推廣至其它公司之際，另外也有一群工人將罷工浪潮推向市中心。在接下來的幾天內，印刷工、鐘錶匠、辦事員、電話接線生，甚至演員與小學生都紛紛離開工作崗位。大學校園則是這一切活動的中心，各行各業的人士在此聚集，互相辯論自己的選擇與需求，而後決定是否加入罷工行動。

十月十二日夜間，辦事員工會領袖斯維區科夫前往大學，發現學生會堂的大廳、觀眾席，以及所有的階梯走道上都擠滿了人。他穿越人群進入大廳之後，正在敦促數千人加入罷工行列之際，突然有人交給他一張紙條，上頭寫說市內的電力供應站即將關閉，而會堂內也將沒有燈光。斯維區科夫要求學生把□燭折成兩段後發散給群眾。他事後寫道：「有人點了一根□燭，接著又一根，又一根。幾千枚微小的火焰在大廳里燃起。我從講台上環顧這幅景象，胸中不禁升起一股狂喜：我們似乎在……為死亡的獨裁政體舉行追思彌撒。」等到聚會結束，大廳也清理完畢以供其它團體使用之後，斯維區科夫便離開學校，越過涅瓦河朝家裡走去。平常總是熱鬧繽紛的涅瓦大街，此時卻空無一人。所有燈光都已熄滅，商店的櫥窗全以木板封住。只有巡邏警員的馬蹄聲短暫劃破了這片寂靜。這是暴風雨之前的寧靜。

「手持刀劍」

聖彼得堡的工人雖然與其它市民共同參與全面性罷工，卻也逐漸展現出其獨樹一格之處，而成為反抗政府的一股重要力量。社會民主黨當中的孟什維克派，從夏天以來就一直催促工人成立草根性組織。孟派成員無意等待國家實行改革，而冀求工人主動發展自己的組織，這也是後來二十世紀里非暴力衝突中的群眾運動所採取的模式。十月十日，他們號召首都里的工人選舉代表組成「彼得堡全體工人委員會」。三天後，四十名代表參加了委員會的首次會議,到了兩天後的第三次會議，代表人數已激增為兩百六十六人，其代表的對象有約一百家工廠以及幾個工會。十月十七日，委員會投票通過改名為「聖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

由於包括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兩派代表在內的革命團體代表因爭取主席職位而失和，因此蘇維埃選出了不屬任何派系的年輕律師諾沙為主席。曾經兩度遭放逐到西伯利亞的諾沙財力雄厚，卻對貧苦人家極富同情心；他不但為工人提供法律諮詢，也幫助他們起草請願書。蘇維埃另外也決定讓主要革命團體的代表入主執行委員會。這些活躍份子多年來隱身地下，印刷非法傳單，為少數「明晰事理」的工人組織小團體，同時又必須冒著被捕下獄以及流放邊疆的危險。不過，他們的努力看來總算是有了成果。社會主義份子終於站上了人民運動的前線。

他們當中知名度最高的，要屬孟什維克派的托洛斯基。他原名布朗胥坦，生於俄國南方大草原上的一個猶太家庭。他的父親原本希望他成為工程師,他不但未遂其願，還一頭鑽進了激進的地下運動，結果在二十歲那年被捕入獄。托洛斯基遭放逐至西伯利亞之後，即逃往西歐，而在倫敦與日內瓦加入了流亡的俄國馬克思主義份子所組成的小團禮。他聽到血腥星期天的消息之後，即持偽護照回國；之後，他先躲在芬蘭，而於十月罷工潮達到高峰之際抵達聖彼得堡。由於他才華出眾又富有魅力，所以迅速竄升為聖彼得堡革命份子中的領袖人物，也是蘇維埃里主要的策略規畫者。

自認為反對先驅的蘇維埃，第一次覺得自己擁有如此龐大的勢力，因而開始向政府以及社會上所有對他們造成阻礙的人士發出威脅。這些代表要求城裡的工廠及商店老闆暫停營業，加入全面罷工行動。不過，呼籲中又加了一則警告：「若不遵從這項要求，你的商店將遭到砸毀、機器將遭破壞......工廠、磨坊、商店，都關起來吧……趁現在還來得及，趕緊關門吧，以免成為人民怒火的受害者。」這些代表並未了解到，罷工風潮因為是非暴力的，所以才能夠擴散得如此之快。但他們很快就獲得了提醒，因為政府馬上就挾著優越的經驗與資源加入這場暴力遊戲。

在其它方面，蘇維埃則較能有效地掌控事件發展。每天晚上都有代表在無預警的情況下前往不同的印刷廠，佔據廠房之後，再由同情反對運動的印刷工幫忙印製當天的《消息報》。十月十九日，就在罷工風潮逐漸平息之際，蘇維埃採取了行動以終結聖彼得堡的審查制度。代表向出版業界提出警告，所有遵守嚴苛的出版法而於出版前先將內容送交審查機構的報紙，將遭到排字工人及其它員工的抵制。不配合這項要求的印刷工也將遭到其它工人的排擠。因此，蘇維埃等於是為聖彼得堡頒布了新的出版法，而且幾乎所有報紙也都遵行不誤。

之前，工人協會是由加彭神父及其身邊親信由上而下的領導；現在，蘇維埃的成員則偏好民主方式。在科技學院舉行首次聚會之後，他們便將陣地遷至鄰近的自由經濟會-知識分子的高級俱樂部；所在地。每天晚上，代表們穿著工作服齊集於這幢宏偉但破舊、裝飾有鍍金壁柱以及寓言性圖畫的建築里。他們把脫下的橡膠套鞋擺放在入口處之後，便進入掛有文武重臣、顯貴人士以及沙皇畫像的主會議廳里。執行委員會坐在綠色的長桌前聽取報告，然後退席到樓上的一間房間里敲定決議事項，最後回到大廳里，提出結果以供討論並徵求同意。

在工會、專業團體，以及成千上萬一般百姓的莽撞行動之下，蘇維埃也共同促使十月的全面罷工成為一場充滿活力的非暴力運動，同時也是二十世紀的首例。他們並未向政府發動正面衝突，也沒有如加彭領導下的工人在一月間所採取的作法─向沙皇請求落實他們的要求，並宣布在政府滿足他們的要求之前不再恢復工作。國家能夠鎮壓一不威活動，而只是純粹停止工作,並宣布在政府滿足他們的要求之前不在恢復工作,國家能夠鎮壓示威活動,也能夠逮捕反對運動的領袖─事實上，國家也常這麼做─但是，國家卻無法強迫人民上班工作；而在鐵路、電報、銀行、電廠等機構盡皆關閉的情形之下，國家也難以維持運作。

全面罷工藉由癱瘓首都與全國其它各地聯絡所需的交通及通訊網路，而使國家陷入混亂。地方官員得不到中央的指示，就無法決定如何採取因應措施；高層官員也無法獲知地方的狀況，而只能依據傳言決定行動方針。即便是當時待在彼得霍夫海邊行宮的沙皇，其日常生活也不免受到罷工的影響。鐵路交通中斷使得前來晉見他的官員必須從首都搭船。這種情形至少一次[見於他日記里十月十二日的記載─延遲了他的午餐時間]。

尼古拉二世對於人民與政府之問不斷升高的衝突狀況絲毫不以為意。根據他身邊的一名親信透露，他活在「完全虛幻的幸福當中，自以為依然大權在握」！等到尼古拉二世終於有所警覺之時，直覺反應便是採取武力，但他手下的官員已了解到這麼做並無助於恢復鐵路運作：罷工規模之龐大早已遠超出軍隊所能掌控的範圍。於是，尼古拉二世要求崔波夫鎮壓各城市裡的動亂。十月十二日，崔波夫指示警察首長遏止一切騷亂，兩天後並於街上張貼布告：「我以下令軍警單位對所有企圖(製造動亂)的行為採取立即而強硬的鎮壓手段，〔並〕於遭遇群眾反抗時──不必發射空包彈，且毋須吝於開槍還擊。」

人民卻沒有因此而退卻。崔波夫發布警告的同一天，聖彼得堡就有四萬人走上街頭示威，而在大學禮堂內舉行的政治聚會，參加人士也依然踴躍。軍警單位並未出面執行崔波夫的警告。在莫斯科以及其他各地的城市裡，雖有暴力事件發生，但並非都是肇因於當局的挑釁。鎮壓手段無法遏止抗議浪潮。如同血腥星期天的情形所示，政府的暴力行動只會更加刺激反對人士的情緒。

眼見強制手段已告失敗，政府內部的改革呼聲也隨之升起。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便是內閣會議主席威特的意見。威特是一位聰明、狂妄、而又手腕高明的政治家，但不是獨裁政體的反對者；事實上，梅斯基在前一年所提出的改革建議遭到否決，他也有責任。不過，威特現在發現，政府唯有做出重大退讓，才有可能鞏固其地位。他在呈給沙皇的一份報告里指出，政府未能分辨合理的改革要求以及極端份子的煽動言行。社會中理性溫和的人民希望爭取自由，政府不應加以阻撓。國家必須在即將來臨的杜馬選舉中，把選舉權擴大至所有社會團體，並且制訂憲法以保障人民的公民自由，以藉此「把自己置於自由的旗下」。他指出，除此之外的唯一選擇，就是讓自己成為一個忍心血洗全國的獨裁政權。

然而，沙皇對這兩種選擇都不滿意。他後來告訴他的母親說，他可以「指派一位勇於任事的軍事將領，運用一切力量鎮壓反叛行動」。不過，「如此也只能爭取到一點喘息的時間。幾個月後，我們又得再次使用武力，而這將導致血流成河的後果......另一條路則是給予人民公民權利─言論、新聞、集會、結社等自由，以及人身不可侵犯權；此外，還有將所有立法計畫送交國家杜馬議決的義務-這本質上就是立憲。」

沙皇在接下來的幾天里猶豫難決。他詢問崔波夫的意見，崔波夫也贊成威特的提議。然而，尼古拉二世卻於十月十七日決定發動鎮壓，並要求尼可萊大公擔任軍事獨裁者的職務。結果尼可萊在沙皇面前極為激動地表示，沙皇若一意孤行，他將當場舉槍自盡。尼古拉二世才因此改變主意，而決定簽署一項同意實施改革的宣言。這項文件立即發布，尼古拉二世當晚則在日記里寫道：「經過這麼一天之後，我覺得頭腦沉重，心思混亂。求神幫助，拯救俄國並平息動亂。」

《十月宣言》極為簡短─政府願意實施三項改革：建立「公民自由的基礎，其根據為人身不可侵犯、良心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以及結社自由等原則」；擴大杜馬選舉的選舉權，最終目標為全民普選；賦予杜馬審議法律與監督政府的權力。宣言結尾呼籲「所有忠心的俄國之子......協助止息這場史無前例的動亂，並與朕一同儘力恢復我們家園的和平與安寧。」沙皇既已讓步，便不會再容忍他的帝國有任何動蕩。

崔波夫寫道：「感謝上天，宣言已經簽署。現在，新的生活即將展開。」他雖然是專制政體的擁護者，卻也相信改革能夠達成鎮壓無法達成的目的。剛開始，崔波夫的樂觀似乎是有根據的。在莫斯科與聖彼得堡，人民湧上街頭歡慶，而莫斯科市議會也通過決議支持宣言內容；首都的議會並拍發電報頌揚尼古拉二世為「一個自由國家的沙皇」。一家報紙歡欣鼓舞道：「讓我們以自由人的身分，以自由立憲的俄國人民身分，相互擁抱吧。」

然而，過了不久就有跡象顯示，該項宣言並不足以完全安撫反對勢力。在莫斯科舉行的自由派卡德黨成立大會上，演說者指陳政府的變革並不足以建立民主制度。社會主義份子更是強烈指責該宣言是用來誘使工人結束罷工的詭計。托洛斯基在大學的一處陽台上，向手持紅旗的工人與學生堅決指出反抗尚未成功。托洛斯基怒吼道：「同胞們！我們現在已將當權人士逼入牆角，他們才給予我們自由的承諾。自由的承諾就等於是自由嗎？......我們必須手持刀劍捍衛我們的自由。至於沙皇的宣言，你們看，只不過是一張紙。這張紙就在你們面前─在我的手心裡揉成一團。今天，他們發布了這項宣言，明天他們也能夠把它收回，撕得粉碎，就像我此刻在你們眼前把這紙脆弱的自由撕得粉碎一樣!」

戰鬥意志依然高昂的，並不只有上述的激進份子而已；右翼份子也掀起了一連串的暴力事件。稱為「黑色百人團」的右派群眾，連續數天在莫斯科與聖彼得堡四處滋事，或砸毀商店櫥窗，或毆打學生、工人，以及其它疑似涉及革命活動的人士，有時甚至將人毆打致死。警察不但放縱，甚至還予以鼓勵。在這兩大城以外的地區，混亂情形更為嚴重。非俄國人與非基督徒是主要受攻擊的目標。在以產油為主的裹海城鎮巴庫，黑色百人團企圖趕走亞美尼亞人（他們雖信奉基督教，但並非東正教徒）,於是刻意對其製造攻擊事件，造成六十多人死亡。在層出不窮的攻擊事件中，對猶太人的攻擊尤其血腥。基輔有十二名猶太人遭到殺害，羅斯托夫有三十四名，明斯克有五十四名，敖得薩更有五百名以上。而與聖彼得堡及莫斯科的情形一樣，這些事件都有地方當局及警察涉入的跡象。

由於激進份子逐漸獲致信心，因此，若非徹底打倒專制並建立共和，他們就不會就此滿足；而反動份子亦不願任由街頭被政府的敵人佔據，於是也採取激烈的手段反擊。一月在冰天雪地的聖彼得堡揭開序幕的衝突事件，到了沙皇發布宣言之後，隨即進入了一個殘酷無情的新階段。

[幾乎毫無限制]

在十月十七日前幾天，《消息報》上的一篇社論精確闡明了沙皇發布宣言之後的矛盾狀況。社論里坦言：「我們獲得了集會自由，但我們的聚會卻遭到軍隊團團包圍。我們獲得了言論自由，但審查制度依然存在......我們獲得了學習自由，但大學卻遭軍隊佔領......我們獲得了威特，但我們卻仍有崔波夫。我們獲得了憲法，但專制統治並無改變。」

宣言中承諾改變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但光靠這紙宣言本身並無法產生新秩序。就在沙皇與手下官員對於落實方法爭論不休之際，聖彼得堡市民卻自行攫取了新的自由。報紙以更大膽的言論尺度報導並評論各種事件，都市居民則大肆購買各種宣揚不同政治觀點的刊物。其中最具挑釁意味的是像《機關槍》這類的諷刺刊物，裡面印有政府官員及沙皇的漫畫圖像，模樣極為野蠻，並且沾滿鮮血。當局偶爾會取締一兩家出版社，但並沒有對這新出現而未經法定的言論自由採取全面性的鎮壓。

拉斯特里耶夫金屬工廠的工人也不再把他們的地下報紙藏在機器底下。他們公開閱讀蘇維埃的聲明，並且張貼革命政黨所發布的決議。從十月底至十一月，每個星期都有許多群眾聚會在聖彼得堡舉行。群眾爭相排隊進入爆滿的禮堂內，聆聽政治與法律原則的講課。一九○五年秋，新工會不斷出現，範圍遍及各行各業，包括裁縫師、麵包師傅、煙囪清掃工人、家庭僱傭，以及警察。

這段後來被稱為「自由時光」期間的各種改變不只出現在都市裡。鄉村裡的農民也群集討論宣言內容，並邀請屬於「鄉村知識階層」的教師及農學家等人士發表演說。在離莫斯科僅一百五十公里的馬科佛，村民大會投票決定，在民主、全面國民教育、釋放政治犯，以及土地重分配等要求獲得落實之前，將暫時扣留稅款、阻止役男服役，並且拒不遵守地方官員的命令。他們自行宣布成立「馬科佛共和國」，不但選舉總統，還控制學校與刑事法庭。

軍人與水手也把《十月宣言》視為舊規則不再適用的表徵。在波羅的海一座小島上的克隆斯塔海軍基地里，士兵要求縮短服役時間、提高薪餉、獲准參加群眾聚會、出入公共場所，以及喝酒與選舉紀律法庭的權利。水手們相信沙皇賦予人民「公開集會」的目的，便是要讓人民能夠[表達願望並提出需求」。因此，一個步兵連隊因向連長提出要求而遭到逮捕後，水手們均怒不可遏。數千名水手發起暴動，搗毀商店，對空鳴槍，並攻擊軍官及平民。結果造成二十六人死亡，兩千多人遭到逮捕。

十月十七日之後的六個星期里，總計出現一百次以上的軍事政變行動。大多數行動並未遭到克隆斯塔那般的下場，而在軍官至少同意接受士兵所提出的部分要求之後得以和平落幕─同時也默示了下級服從上級的一般軍事紀律不再牢不可破。這對沙皇手下的官員而言是極為不祥的消息。國防部長列第格將軍日後回憶道：「每天皆有十幾件發生於不同單位的違紀事件！顯而易見的，不久之後，連軍隊都不再可靠，如此一來將造成國家的崩潰!」

俄國人從未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方面感受過如此的自由。他們之所以享有這些自由，並不是因為法律的保障，而是自行取用的結果。政府當局則因驚慌失措而未能阻止他們。孟什維克領導人費丹在給德國社會主義份子考茨基（KarlKautsky）的信里寫道：「我們有如活在一種醺醉的狀態里；革命的氣氛如同美酒一般使所有人陶醉。言論與集會自由真的幾乎毫無限制。整個氣氛真是太棒了。」

不過，「自由時光」也充滿了危險。雖然右翼極端份子最激烈的攻擊行動已於十月份結束，零星的暴力事件卻依然不斷發生。此外，新的風暴也逐漸成形。十一月初，右翼運動開始成立組織，組成新的「俄國人民聯盟」。人盟吸引了要求安定的商人、在舊制度下生活優渥的專業人士，另外也吸引了國家官員及部分的農民與工人。而其擁護專制體制的理由，則參雜有陰謀論在內。人盟成員根據無中生有的「錫安長老誡律」（ProtocolsoftheElderSofZine)，斷定猶太人有一項國際性的陰謀，企圖藉由煽動俄國革命以製造基督教國家的混亂，從而形成猶太人的霸權地位。人盟於是要求政府進行鎮壓，並組成殺手隊暗殺反對派領袖。

沙皇因右翼份子的請求而重獲信心。他於十月二十七日寫信向母親表示，「所有忠心的人民」合力反擊那一小群帶他們誤入歧途的「壞人」，其中包括「猶太佬」以及俄國知識分子與煽動者。大量湧入的電報使得尼古拉二世相信主流民意已轉而反對革命份子。威特曾向他保證改革會帶來和平，結果卻不然；現在該是終結亂象的時候了。

隨著尼古拉二世漸感不耐，威特的影響力也逐漸下降。他雖然經歷傲人，在宮廷里卻一直無法進入核心-部分原因是他娶了一位離過婚、且據傳為猶太裔的女子為妻。尼古拉二世對改革失去信心之後，便轉而倚重升任宮廷主管的崔波夫。在尼古拉二世的眼中，崔波夫是位忠心不二的臣子。不過，對社會上受過教育的階層來說，崔波夫卻是俄國軍方殘暴顓的代表。威特後來寫道：「崔波夫和所有無知的傢伙一樣，對一切事情的看法都很簡單：如果人民暴動，你就打他們□□□□。」

一連串新獲得的自由、死灰復燃的暴力活動，以及私底下擺盪於改革與反動之間的政府，這些因素使得反對陣營處於一個轉折點。對於反對陣營而言，沙皇被迫發布《十月宣言》，是他們在幾個月前連做夢都不敢想像的事，但許多人卻因此而要求政府做出更多的讓步。進逼過甚可能會損及沙皇對威特的信任，而刺激沙皇採取鎮壓手段，以致徹底抹除他們所獲致的成果。但是，他們若不趁著沙皇挫敗之際進一步爭取更多的權益，等於是白白放棄了獲取更大勝利的機會。而且，不論他們採取哪種作法，都必須維繫住促成十月罷工潮的那種同舟一命的感受。

「一場激烈衝突即將展開」

十月罷工潮並非由單一的政黨、聯盟，或者其它組織所發起，也沒有任何人在其中扮演中心領導或策略主謀的角色。政府的反對者之所以會在十月間採取一致行動，是因為先前各種團體為了爭取公民自由與成立代議政府這兩大主要目標，曾投入許多努力。記者與印刷工，或是工程師與金屬工人之間，都有許多意見相左之處，但前一年所發生的事件卻讓他們懂得要專註於彼此的共同目標上。現在，他們要求的自由既已到手，他們的團結也隨即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在莫斯科十月罷工潮期間成立的卡德黨，是「自由時光」期間自由主義份子的主要組織之一。他們現在的目的是要繼續發展在十月間成熟壯大的反對陣營，並要求政府遵守自己的諾言，同時在新秩序下達成更進一步的政治社會改革。對卡德黨人而言，革命已經結束，接下來要做的是鞏固所獲致的成果，並尋求進一步的發展。

卡德黨與自由工會一樣，都以超越階級與黨派的反對運動為號召。他們皆宣揚民主與憲政主義，因為他們認為這類理念能夠將地主與自由主義份子，以及工人與社會主義份子凝聚在一起。不過，卡德黨實際上也和自由工會一樣，只代表了人民當中一小部分階層的意見，主要是地主與都市中的菁英份子。於是，身居卡德黨領導地位的律師及專業人士，便與不願跟隨他們路線的工人及革命派社會主義份子漸行漸遠。

十月十七日之後不到一個星期，聖彼得堡的工人便展現出他們要的不只是政治改革。十月二十四日，涅夫斯基船舶機械製造廠的工人投票決議以一項簡單直接的方式縮短工作時數：亦即在八小時之後自動下工。城裡其它工廠的工人也紛紛比照辦理。原本在十月間針對政府的戰鬥意志，現在已轉而以工廠老闆為對象。

在十月罷工潮期間，僱主不但接受工人的抗爭行為，有些甚至還持續發給部分薪資。然而，他們對八小時工時的運動卻有截然不同的反應。到了十一月十日，工廠老闆已經開始將工廠大門上鎖。幾天後，更有成千上萬的工人遭拒於門外。在少數幾個企業里，工人向僱主妥協回到生產線上。其它工廠的工人則堅決要求八小時的工作時數，持續在街頭上抗爭。

八小時工時運動不但激起僱主的敵視，也引來自由主義份子的批評。工人對自身權益的積極爭取，使他們與政治上的活動人士有所隔閡，而他們雙方在幾個星期之前還一同攜手罷工追求重大變革。另一方面，工人則得到蘇維埃的同情，蘇維埃於十月二十九日通過決議支持工人的運動。不過，革命派領袖也與自由主義份子抱持相同看法，認為經濟面的行動削弱了政治抗爭的力量。一位社會主義領袖向支持八小時工時運動的蘇維埃代表告誡道：「我們還沒終結專制政體，你們就想要與資產階級為敵了。」在運動遲遲沒有結果的情況下，資方關廠的手段逐漸對工人的士氣產生影響。於是，代表們終於在十一月十三日宣布暫停抗爭行動。

激進份子對工人所能夠扮演的角色另有打算：在一場推翻政府的決定性戰役里擔任步兵。過去幾個月以來，社會主義份子已參與過許多不同形式的非暴力運動-罷工、示威、地下出版工作□但他們依然堅信暴力是革命的最終手段。對自由主義份子而言，只要沙皇受到憲法約束，他們就能夠接受沙皇繼續存在；但社會主義份子則迫不及待要推翻政府-徹底推翻。而且，歷史上似乎有許多證據顯示，唯有採取極端的手段，才能獲致極端的成果-法國大革命就是最為輝煌的例證；另一方面，對於一個打算使用暴力的政權的範例。此外，對許多俄國青年而言，，要如何能夠不用暴力而將其推翻，在歷史上幾乎找不到可資參考的範例。

此外,對許多俄國青年而言,全民武裝暴動的想法極易引起情感上的認同。一位名喚瓦汀斯基的法律系學生在日後宣稱道：「我相信人民與政府的一場激烈衝突即將展開。而我也感到有一股衝動，甚至是種道義上的義務，要在那決定性的一刻與人民站在一起......」他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黨內人士皆認為暴力能夠達成目的。他們雖然知道自己的武力絕對遠比不上政府的軍隊，卻相信士兵一定不會服從上級要求開槍的命令。托洛斯基曾注意到，有些士兵開槍時皆對著空中，而未對著群眾。他堅稱道：「昨天對空鳴槍的士兵，明天就會把他的武器交給工人。」

血腥星期天過後，在馬克思主義陣營中與托洛斯基針鋒相對的列寧，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列寧從日內瓦寫信指出：「唯有武裝起來的人民才是全民自由的真正保障。無產階級愈早武裝起來，堅守其罷工與革命行動的戰鬥位置愈久，軍隊便會愈快動搖，而終將會有愈來愈多的士兵了解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並因而加入人民這一方。」那年夏天在軍隊里到的軍紀未能貫徹的狀況，以及秋天的公然叛變，都更加深了前述說法的可信度，以致削弱了反對陣營再次採取非暴力行動的動機。

在那一整年裡，布爾什維克黨人不斷遊說工人拿起武器。一月間，革命份子在聖彼得堡的罷工群眾里散發傳單，要求他們不要跟隨加彭神父到冬宮去。其中一張傳單上寫道：「自由是以鮮血買來的，自由是在激烈的戰役中以武器贏來的。」工人當時對這種說法並不理睬，在之後的春季與夏季之間亦然。十月間，布爾什維克黨內的演說者，在一場大學聚會裡呼籲將全面罷工轉變為全面叛亂，而要求工人於十月十六日攜帶武器到大學集合。結果，只有兩百人帶著刀械、指節銅套，以及小型的左輪槍到場集結。發起人於是決定叫他們回家，而不肯以此挑戰具有優勢武力的軍隊。

《十月宣言》發布之後，革命份子向蘇維埃爭取發起武裝暴動。第二天，諾沙向全體代表宣讀一項執委會的決議，提議他們「為最終的抗爭」而武裝起來；托洛斯基並警惕他們要準備迎接「一場空前龐大而壯烈的攻擊行動，因為目前已然搖搖欲墜的皇室，唯有透過成功的全民起義才能徹底打倒。」蘇維埃對諾沙以及托洛斯基的聲明皆予以支持。然而，打倒沙皇的訴求卻使革命份子失去了過去的自由派盟友，因為自由主義份子完全無意推翻政府。但布爾什維克黨人倒是樂於付出這項代價；托洛斯基拒絕承認自由主義份子在十月罷工潮中的貢獻。他指稱，在十月問造成專制政權退讓的是工人，而現在，武裝後的工人更將給予致命的一擊。

不過，真正激起工人戰鬥意志的，與其說是革命的熱情，還不如說是因為他們要保護自己免於黑色百人團的欺凌。在十月的最後一個星期里聖彼得堡廣泛流傳的一則傳聞指出，右翼團體正計畫對猶太人以及其它顛覆份子發起另一場攻擊。拉斯特里耶夫工廠的工人因而購買槍械，並輪班巡邏鄰近的街道。城市各地的工人也紛紛取得手槍或步槍，並自製刀械及棍棒。在十月二十九日的一場蘇維埃聚會上，會場擺出了好幾千把的武器。後來雖沒有發生任何迫害情事，但這些武器以及武裝隊伍卻保留了下來。

十一月一整個月里，蘇維埃雖然不斷鼓吹武裝暴動，但除了提醒工人備妥武器外，卻什麼準備工作也沒做。由於這些活動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中，因此囤積武器的結果便只是促使鎮壓行動提前罷了。而且,工人比較感興趣的，仍是對工廠老闆的抗爭，而非對政府的武裝反抗。此外，奉行民主程序且採取公開審議制度的蘇維埃，也不是策畫軍事行動的理想機構。於是，因為本身的激烈言論而陷入孤立的穌維埃，便成了沙皇政權面前的待宰羔羊。

十一月二十六日?警方逮捕了蘇維埃主席諾沙。事發之後，且他代表依然持續舉行聚會，同時選出新的執行委員會，由托洛斯基擔任主席。不過，他們在等待政府採取下一步行動的同時，卻也愈發感到緊張且沮喪。而他們鼓動暴亂的結果，也只是促成鎮壓行動更為擴大。警方早已逮捕了「全俄農民工會」以及「郵電職員工會」的領導人，而且尼古拉二世也將他手下傾向自由派思想的司法部長予以免職。接著更在幾個再次發生農民暴動的省份里實施戒嚴。在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這段期間，地方官員的緊急處分權獲得擴大，於是鐵路、郵務，以及電訊罷工都紛紛遭到禁止。莫斯科警方並且突擊了一處勞工運動策畫者的聚會所，而逮捕了某一條鐵路線的收票員工會的領導人。於是，「自由時光」就像西伯利亞針葉林帶里的樺樹落葉一般，一去不復返了。

激進份子對工人所能夠扮演的角色另有打算：在一場推翻政府的決定性戰役里擔任步兵。過去幾個月以來，社會主義份子已參與過許多不同形式的非暴力運動-罷工、示威、地下出版工作□但他們依然堅信暴力是革命的最終手段。對自由主義份子而言，只要沙皇受到憲法約束，他們就能夠接受沙皇繼續存在；但社會主義份子則迫不及待要推翻政府-徹底推翻。而且，歷史上似乎有許多證據顯示，唯有採取極端的手段，才能獲致極端的成果-法國大革命就是最為輝煌的例證；另一方面，對於一個打算使用暴力的政權的範例。此外，對許多俄國青年而言，，要如何能夠不用暴力而將其推翻，在歷史上幾乎找不到可資參考的範例。

此外,對許多俄國青年而言,全民武裝暴動的想法極易引起情感上的認同。一位名喚瓦汀斯基的法律系學生在日後宣稱道：「我相信人民與政府的一場激烈衝突即將展開。而我也感到有一股衝動，甚至是種道義上的義務，要在那決定性的一刻與人民站在一起......」他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黨內人士皆認為暴力能夠達成目的。他們雖然知道自己的武力絕對遠比不上政府的軍隊，卻相信士兵一定不會服從上級要求開槍的命令。托洛斯基曾注意到，有些士兵開槍時皆對著空中，而未對著群眾。他堅稱道：「昨天對空鳴槍的士兵，明天就會把他的武器交給工人。」

血腥星期天過後，在馬克思主義陣營中與托洛斯基針鋒相對的列寧，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列寧從日內瓦寫信指出：「唯有武裝起來的人民才是全民自由的真正保障。無產階級愈早武裝起來，堅守其罷工與革命行動的戰鬥位置愈久，軍隊便會愈快動搖，而終將會有愈來愈多的士兵了解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並因而加入人民這一方。」那年夏天在軍隊里到的軍紀未能貫徹的狀況，以及秋天的公然叛變，都更加深了前述說法的可信度，以致削弱了反對陣營再次採取非暴力行動的動機。

在那一整年裡，布爾什維克黨人不斷遊說工人拿起武器。一月間，革命份子在聖彼得堡的罷工群眾里散發傳單，要求他們不要跟隨加彭神父到冬宮去。其中一張傳單上寫道：「自由是以鮮血買來的，自由是在激烈的戰役中以武器贏來的。」工人當時對這種說法並不理睬，在之後的春季與夏季之間亦然。十月間，布爾什維克黨內的演說者，在一場大學聚會裡呼籲將全面罷工轉變為全面叛亂，而要求工人於十月十六日攜帶武器到大學集合。結果，只有兩百人帶著刀械、指節銅套，以及小型的左輪槍到場集結。發起人於是決定叫他們回家，而不肯以此挑戰具有優勢武力的軍隊。

《十月宣言》發布之後，革命份子向蘇維埃爭取發起武裝暴動。第二天，諾沙向全體代表宣讀一項執委會的決議，提議他們「為最終的抗爭」而武裝起來；托洛斯基並警惕他們要準備迎接「一場空前龐大而壯烈的攻擊行動，因為目前已然搖搖欲墜的皇室，唯有透過成功的全民起義才能徹底打倒。」蘇維埃對諾沙以及托洛斯基的聲明皆予以支持。然而，打倒沙皇的訴求卻使革命份子失去了過去的自由派盟友，因為自由主義份子完全無意推翻政府。但布爾什維克黨人倒是樂於付出這項代價；托洛斯基拒絕承認自由主義份子在十月罷工潮中的貢獻。他指稱，在十月問造成專制政權退讓的是工人，而現在，武裝後的工人更將給予致命的一擊。

不過，真正激起工人戰鬥意志的，與其說是革命的熱情，還不如說是因為他們要保護自己免於黑色百人團的欺凌。在十月的最後一個星期里聖彼得堡廣泛流傳的一則傳聞指出，右翼團體正計畫對猶太人以及其它顛覆份子發起另一場攻擊。拉斯特里耶夫工廠的工人因而購買槍械，並輪班巡邏鄰近的街道。城市各地的工人也紛紛取得手槍或步槍，並自製刀械及棍棒。在十月二十九日的一場蘇維埃聚會上，會場擺出了好幾千把的武器。後來雖沒有發生任何迫害情事，但這些武器以及武裝隊伍卻保留了下來。

十一月一整個月里，蘇維埃雖然不斷鼓吹武裝暴動，但除了提醒工人備妥武器外，卻什麼準備工作也沒做。由於這些活動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中，因此囤積武器的結果便只是促使鎮壓行動提前罷了。而且,工人比較感興趣的，仍是對工廠老闆的抗爭，而非對政府的武裝反抗。此外，奉行民主程序且採取公開審議制度的蘇維埃，也不是策畫軍事行動的理想機構。於是，因為本身的激烈言論而陷入孤立的穌維埃，便成了沙皇政權面前的待宰羔羊。

十一月二十六日?警方逮捕了蘇維埃主席諾沙。事發之後，且他代表依然持續舉行聚會，同時選出新的執行委員會，由托洛斯基擔任主席。不過，他們在等待政府採取下一步行動的同時，卻也愈發感到緊張且沮喪。而他們鼓動暴亂的結果，也只是促成鎮壓行動更為擴大。警方早已逮捕了「全俄農民工會」以及「郵電職員工會」的領導人，而且尼古拉二世也將他手下傾向自由派思想的司法部長予以免職。接著更在幾個再次發生農民暴動的省份里實施戒嚴。在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這段期間，地方官員的緊急處分權獲得擴大，於是鐵路、郵務，以及電訊罷工都紛紛遭到禁止。莫斯科警方並且突擊了一處勞工運動策畫者的聚會所，而逮捕了某一條鐵路線的收票員工會的領導人。於是，「自由時光」就像西伯利亞針葉林帶里的樺樹落葉一般，一去不復返了。

十二月二日，蘇維埃採取了最後一次的非暴力行動。政府的財政狀況，在秋末即已陷入極度危殆的境地。與日本開戰以及應付國內動亂，都使俄國付出了極為龐大的代價；農產的歉收以及接連不斷的罷工，則更加損及經濟體質，並減少政府收入。預算赤字大幅成長，黃金儲備量也不斷減少。當時威特正與法國一個銀行團洽商一筆外國借款，而也唯有這筆龐大的借款，才能夠使俄國免於財政崩潰。蘇維埃的領導人於是從這裡看出了一項機會：他們若能對政府早已岌岌可危的財政狀況再給予突如其來的一擊，就有可能讓法國銀行家認為借款給俄國風險過大，而使威特的貸款談判功敗垂成，進而導致政府破產。

蘇維埃於是聯合農民工會及幾個左翼政黨共同發表《財政宣言》，敦促全國國民將存款自銀行里領出，並要求銀行全部以黃金支付。宣言指出：「我們必須切斷政府的最後一條生路：財政收入。」然而，較為廣泛的群眾運動所反對的並非政府的存在，而是專制的統治方式。因此，在這種宣傳方式之下，該項抵制行動未能獲得大多數民眾的支持，成效也因而未臻理想。不過，在宣言發表之後的幾個星期內，銀行依然損失了九千萬盧布的存款。

《財政宣言》激起了政府的立即反應：在宣言發表的同一天，有關當局立即沒收聖彼得堡內八家印有該項文件的報紙，並且逮捕報社編輯。第二天晚上，也就是十二月三日，蘇維埃代表照常在自由經濟會會所聚會。討論了幾件事項之後，執行委員會才得知會所已遭步兵、武裝警察，以及警方所包圍。托洛斯基指示所有代表不得反抗，並在士兵進入會場時持續開會。最後，他宣布會議結束─在場所有人士隨即遭到逮捕，包括執行委員會以及兩百位代表。於是，鼓吹武裝反叛的聖彼得堡蘇維埃，終在未發一槍一彈的情況下束手就擒。

「不擇手段」

自從十月份以來！莫斯科的革命份子也與他們在首都里的同志一樣，不斷刻意尋釁。一位名喚岑季諾夫的社會主義份子領導者回憶道：「準備戰鬥！準備戰鬥！是當時所有革命份子的口號。」由於莫斯科駐軍里有一波剛平息的叛變事件，因此許多革命份子便寄望于軍隊的支持。不過，也有人對於他們能否獲得軍隊支持表示懷疑，因為士兵的不滿來自於不良的待遇，而非對政府的敵意。另外有些人則認為，在必要的情況下，他們必須自力對抗政府。岑季諾夫回想當時的心態：「寧死......也不願在抗爭中束手就擒。」

在自尊自大的心態以及激烈言論的催眠之下，三個激進團體─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以及社會革命黨─的所有成員於是共同開會表決發起全面罷工、以作為造反的前奏。十二月七日，莫斯科蘇維埃（成立於兩個星期前）表態支持罷工的主張，獲得了廣大的迴響：短短兩天內，就有八萬名工人離開工作崗位，商店門窗則以木板封住。於是，正常生活再次陷入停頓。

肢體衝突到了十二月九日才首次爆發。那天晚上，軍隊向一座藏匿有一百名武裝人士的建築物展開炮擊。革命份子為了避免人員過度集中，於是讓稱為「義勇隊」的戰鬥隊伍出沒於城裡各地，對編製較小的軍警隊伍發起突襲，以奪取武器。義勇隊攻擊軍隊，軍隊則向群眾開槍回敬。在紡織工廠重鎮的普列斯尼亞區里，似乎所有人都在設置路障：年老的婦女拿了床架出來，公寓管理人則搬出門板，而電線杆以及路燈也都被人拖到了街上。莫斯科市長拍電報至聖彼得堡要求支持，內容指出：「城市四周的路障包圍圈不斷縮小。」

革命份子雖然控制了工廠區域，卻未曾試圖佔領市中心裡的重要地點。他們如果是期待士兵違抗命令而加入暴動行列，則這種行為是有道理的。一開始，由於士兵對待罷工群眾極為親切，而且似乎頗為認同他們的訴求，因此革命份子對士兵的期待似乎合理。不過，期待某種結果出現是一回事，積極設法達成該項結果又是另一回事-他們在期待之餘，並未採取措施強化士兵對罷工運動的認同，也沒有特別吸收在軍隊里服役的工農之子。於是，槍戰展開之後，士兵的情緒也隨即產生了明顯的變化。由於工人以槍口相向，因此士兵開槍還擊便絲毫不感內疚。於是，列寧的預測也徹底落空。

十二月十五日，形勢逆轉。來自首都的部隊陸續抵達莫斯科之後，城市裡大部分地區的反對運動也隨著工人回鄉歡度聖誕節而逐漸消退。不過，有一個反抗中心倒是無所動搖：普列斯尼亞區的路障依然將軍警阻擋在外。來自聖彼得堡、編製一千五百人的謝梅諾夫斯基軍團接獲命令要逐出所有頑抗份子，軍團指揮官並且奉命「不擇手段」、「消滅所有叛亂組織，並拿捕反叛運動的領袖」。第二天早上，工人所佔據的工廠便遭到炮火攻擊。雖然幾未遭受還擊，軍方的炮火依然持續了整整兩天，而造成數百名反抗份子及平民百姓喪生。

到了十八日，布爾什維克及莫斯科蘇維埃皆承認失敗，叛亂運動也因此逐漸平息。在衝突中喪生的革命份子以及平民百姓共計七百人以上，而軍警卻只有七十人。莫斯科的煽動份子從一開始就知道，他們若不能夠激起全面革命，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機會。不過，直到十二月中旬，革命之火仍未蔓延開來。聖彼得堡的工人雖然短暫發起了全面罷工，卻從未拿起武器。其它幾個城市裡雖有小規模的反抗行動，但也不足以迫使軍隊重新部署。

政府對莫斯科的反叛行動加以打擊之際，也同時加緊了自十一月底以來在全國各地進行的鎮壓行動。就連威特也要求軍方以「果斷無情」的手段對付武裝群眾。尼古拉二世對於他手下的官員及將領所表現出來的好戰情緒深表歡迎。他此時深信：「對付恐怖手段，就必須採取恐怖手段。」於是，所有將領皆獲得全權授與，得以自由採取一切手段鎮壓反對運動。基輔市長接獲命令指示：「若遭遇抵抗，即剷除叛亂份子，並燒毀其家宅。」一支派至西伯利亞阻止鐵路罷工運動的部隊，便以絞刑及鞭刑對付群眾。而進駐波羅的海省份的部隊，更是將反抗民眾就地正法，而且公開毆打反對人士，並四處縱火。

俄國政府於一九○五年底所釋出的凶殘鎮壓武力，不但使得人民噤聲，也把激進份子全數關進了牢里。到了一九○六年初，政府已不再需要擔心革命運動；政府藉由流血的手段終結了一場流血叛變。在鎮壓行動展開的同時，威特也全力避免財政崩潰的狀況發生。經過長達數月的艱苦交涉之後，他終於在四月十六日向國內外一群銀行貸得五十億法郎。沙皇指稱這是威特在任官期間最為卓越的一項成就，也終於在重要事務上做出了一次正確的判斷。

莫斯科、聖彼得堡，以及其它各地的革命份子在評估上犯了重大錯誤。他們舍非暴力運動而就武裝暴動行為，等於是停止採行對政府根基動搖最深的手段，而反倒搖身成為政府最善於對付的敵人。原本對革命運動所獲致的政治成果深感振奮的托爾斯泰，在事後為文表示-他不得不「為那些人感到悲痛。他們自以為能夠達成目標的手段，正是招致敗亡的要素。唯有摒棄暴力，才能夠打倒舊政權的暴力。現在所採取的這種暴力愚行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政府還未及完全清剿反對勢力，就發布了規範新秩序的法律。十二月十一日，當局公布了杜馬的選舉程序。選舉權既不普通亦不平等，完全摒除反對陣營對於選舉制度的兩大主要訴求。婦女、無地農民、士兵，以及部分工匠與勞工都被排除在外。而在間接選舉當中，地主一票可抵農民十五票以及工人四十五票。工會雖也在後來獲得合法化，但其活動卻大受限制，政治活動更是完全禁止。

一九0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新制訂的俄羅斯帝國基本法正式頒布，確立了杜馬能夠行使的權力。如同《十月宣言》所承諾的，任何立法案都必須經由杜馬決議才能夠成為法律。不過，杜馬只可控制百分之六十的預算，不得插手軍事及外交事務，而且政府官員只對沙皇負責。國務院也擁有立法權，其組成分子中，一部分為沙皇指派的人員，另一部分則是經由極少數擁有選舉權的人民所選舉出來的代表。杜馬休會時，沙皇亦可自行頒布法規。

反政府人士、自由派份子，以及革命份子在十月與十一月的美好時光里所盼望達成的目標，在新秩序里全部大打折扣。不僅選舉制度極不民主，尼古拉二世也仍自稱獨裁統治者。政府可謂落實了《十月宣言》的書面承諾，但絲毫沒有多讓一分。不過，俄羅斯帝國雖仍不算實行君主立憲，但至少其獨裁政權也已不再能夠為所欲為。政黨。公會。較為大膽的媒體,以及對統治者權利輕微但實在的限縮。。這一切都留存了下來─至於爭取到這些成果的反對運動，其展現的最大力量並非來自於街頭上的武裝份子，而是來自於人民對喪失公信力之政府的拒絕合作。

到了二十世紀末，俄國人又對另一種專制體制-重新出現的一黨專政制度-發起抗爭，而再次引起世人對於非暴力反抗運動的注意。俄國人民在一九九－年所獲得的勝利不但快速而且驚人。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對於企圖掌控國家的軍政團即刻表態反對，並給予人民及士兵一個嚴峻的抉擇：他們可以選擇支持自己所選出的政府，抑或服從共黨保守派的命令。一遭到人民的違抗，倉卒成軍的軍政團就立刻垮台了。非暴力運動的力量以及軍方的拒絕配合，註定了其失敗的命運。

至於在一九○五年間反對沙皇政權的各個團體，面對的則是非常強大的對手：一個擁有古老的獨裁傳統，並且統治俄國長達數百年的王朝。這個王朝的統治者可不是僭偽的篡位份子；沙皇政權當時雖已搖搖欲墜，卻仍會為了生存而不惜－戰，也會以傳統及宗教上的正統地位作為號召。為了保住政權，沙皇政府一面做出策略性的退讓，另一面卻展開軍警的部署，並不惜動用國家一切資源。唯有各方長時間的不斷施壓，才有可能迫使沙皇政權崩潰。

然而，沙皇的反對者卻出乎意料地突然群起反抗，一舉揭穿其政權正當性的假象。人民藉由未經計畫的自發性運動，不但削弱國家財政狀況、造成警方不知所措、中斷所有通訊、打擊官員士氣，並且拒絕遵守政府頒布的一切命令。反對人士不僅來自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並且遍布社會各階層。農民自行成立自己的「共和國」。，工人離開工作崗位走上街頭；士兵違抗指揮官的命令；學生將大學變為政治活動庇護所；記者揭露出政府的顓頑無能並譴其惡行；律師、醫師，以及工程師則要求改革。

非暴力運動一而再地讓沙皇手下的官員面臨吃力不討好的窘境。政府若以武力鎮壓抗議活動或者關閉報社，便會引起民眾的憤怒,但政府若轉而退讓，反對人士便會用新獲得的集會及出版自由進一步要求更多改革。接著，經過幾個月的抗爭與犧牲之後,工人、白領階級員工，以及專業人士竟歪打正著地採取了一種抵制行動，不但動搖了國家的重大利益，同時又不至於使自己成為國家武力的攻擊目標。俄國各地的民眾選擇了不和政府正面對抗，而是純粹地放下工作回家，但此舉對政府所造成的傷害，卻遠比任何暴動行為都來得大。

不過，這股爭取自由權利並要求分享政治權力的勢力，卻沒有聯合成統整一致的運動。他們不同於一九九一年聚集於莫斯科的民眾，不但沒有足以統合各方力量的中心象徵-一位民選領袖，以及俄國三色旗（這不禁令人感到反諷）─也沒有公認的領導人物統籌所有抵制行動。在一九○五年那段期間內，各種團體皆競相爭取要成為反對勢力的領袖！激進社會主義派、自由民主派，以及溫和立憲派人士均互不退讓-但他們卻未能在政治見解上存異求同，以致無法獲得絕對多數的人民支持。

此外，分歧的還不僅止於政治觀點。革命運動也同時釋放了不同階級與種族之間的敵意，而造成農民與地主、工人與僱主，以及基督徒與猶太人之間的鬥爭。由於沙皇的反對者無法互相合作，因此也未能藉由每一次的抵制行動為反對運動做進一步的規畫與發展。他們並未善加利用政府的弱點，而且一待當局主動終結自由時光，更是陷入了慌亂。一九○五年規模龐大的非暴力運動雖然確實造成了政治上的變革，但這場運動若能夠有統一的目標以及觀照全局的策略，則二十世紀的俄國便極有可能踏上不同的發展道路。

一九○五年的非暴力運動周遭亦穿插了許多暴力衝突事件。和平示威活動經常演變成暴動或者抗議人士與警方的街頭衝突。大部分的暴力衝突都是偶然發生的，並非反對組織所能控制，而且多是因為政府的殘暴行為所引起。不過，倒是有一個團體處心積慮地計畫以暴力行動推翻沙皇。他們在那幾個月里不斷呼籲支持者拿起武器。他們聲稱不必害怕軍隊的槍炮，因為士兵也會加入暴動的行列。於是，就在政府逐漸重新站穩腳步之際，革命份子發起了叛亂活動。事件在短短的一個多星期結束之後，不但莫斯科有一整片區域淪為廢墟，政府更是大獲全勝，並且摩拳擦掌地準備施行更多高壓措施。

莫斯科的工人在一九○五年間向軍隊開槍時用以掩蔽的路障，距離後來的俄羅斯「白宮」所在地不過僅僅幾條街之遠；而在一九九一年間，手無寸鐵的百姓正是在此處勸說艾夫多奇莫夫少校等官兵加入他們的行列。這兩種不同手段與結果之間的對比說明了一切。一九九一年的非暴力群眾力量，在許多官兵的眼中遠勝於軍政團，於是他們紛紛改變立場，或成為中立的旁觀者，或成為「白宮」的積極捍衛者。而一九○五年十二月間在沙皇的軍隊面前揮舞槍枝的群眾，則引來了一般部隊面對敵人時的全力反擊。

托洛斯基與列寧當時堅信革命才能帶來真正的變革，而革命必然是暴力的。他們受到自己的觀點所蒙蔽，以致未能看出其它可能達成的結果。二十世紀在世界各地一再發生的事實顯示，以人民的力量改變國家，很少會從原本服膺獨裁者心念的專制政體直接轉變為以人民意志為準的新秩序。群眾運動必須要知道何時該退而鞏固既有的收穫，並重新組織以因應下一階段的衝突；同時也要知道何時該善用自己的優勢而不輕易妥協。

反對沙皇的運動若是能夠把握幾個關鍵機會，尼古拉二世即有可能被迫推行更大規模的改革，而得以避免導致十二年後布爾什維克革命的一連串事件。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有更多的反對人士將《十月宣言》視為一項突破─亦即承認人民擁有政治權力以及與生俱來的權利─而非僅是一套令人鄙夷的半調子措施，則宮廷內支持改革的人士便有可能說服沙皇毋須採取鎮壓行動。然而，由於激進份子當時的情緒過於高昂，以致未能思慮及此；而右翼人士的暴力行為以及左翼人士的過於自信，更是破壞了這個機會。

如果反對陣營在一九○五年間肯花較多心思吸收軍人加入反對陣營，則政府選擇採取鎮壓行動時，其所掌控的武力可能就不會那麼可靠；又《財政宣言》所觀照的層面若能更為廣泛，則政府的錢脈便有可能遭到嚴重削弱。在內外交迫之際，政府很有可能無法重整陣腳，因此也就無法收回其憲改承諾。

如果蘇維埃及其支持者沒有聽從訴諸武力的呼籲─如果反對運動能夠在此關鍵時刻揚棄暴力，如果反對運動能夠在此時採取政府不知該如何因應的抵制行動─便有可能以拖欠貸款及中斷電力的方式拖垮政府，而不必造成人民的流血傷亡。政府必須要有清償債務的能力及控制人民日常生活的能力，而反對運動對此兩者皆有能力加以破壞。群眾運動必須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並且實現具體的目標，但要達成這兩項要求，反對陣營就不能任其支持者在街頭上遭到殺害，而其領導者也不能一再排斥政府被迫做出的讓步。

由於當時反對沙皇的運動極為雜亂無章，因此不太可能採用以上任何一種選項。在二十世紀初始採行非暴力運動的群眾，對於自己引燃的這種衝突模式所知甚少，遠不如後人所擁有的深刻認識。不過，他們所採行的路線以及各種作為所導致的後果，卻造成了極為重大的影響。

托洛斯基對《十月宣言》加以詆毀，稱之為「無物」，並要求成立屬於人民的共和政體時，他其實是對反對運動所獲致的成果視而不見，而導致獲取立即滿足的慾望妨礙達成最終勝利。列寧雖在冬宮遊行前夕從日內瓦寫信指出人民必須有所武裝才能夠確保自由，但隨著非暴力運動一再致使政府遭受挫敗並開闢了通往憲改之路,也就證明了列寧的看法並不正確。然而,他與他的政黨卻依然對暴力的效果深信。

不疑馬克斯主義份子當然是錯的。一九零五年間支持暴力的人士導致俄國史上首次展現的人民民主力量步上歧途。此外，一九○五年的暴力事件也播下了一九一七年暴力革命的種子，而其形成的新政權，則比沙皇政府更為徹底地以暴力為國家權力的根基。暴力並沒有為俄國人民帶來自由，而是為他們帶來了另外八十年的政治壓迫。直到人民為了阻止一項企圖逆轉民主改革的政變，而掀起新一波的非暴力運動，才終結了高壓統治。

托爾斯泰若是能夠預見一九九一年所發生的事，必然會深感雀躍；因為他知道促成這項運動的原因：就是他在一九○五年間指稱的──「推動人類與國家前進的基本力量」──亦即人民意志的表達，而且不需憑藉暴力手段以加速歷史的進程。反對沙皇政權的運動若能夠體認到這項機制，或者其非暴力行動若能夠具有策略性而非散亂無章，則俄國以至全世界的二十世紀史必然會大不相同。不過,就如同長度恰足以舉起世界的槓桿，一九○五年的俄國人民仍然深深影響了二十世紀的發展所及的層面是他們作夢也想不到的。

★1－2、印度自主運動★
一九○五年間，世界各地有上百萬名人士透過報紙關注俄國的革命事件，其中最熱切的，莫過於南非一位個性謙和的印度律師。對於三十六歲的甘地而言，俄國所發生的事件無異預示了新世界的到來。他得知俄國人早先曾經試圖以暗殺統治者的方式終結專制統治之後，更是認為他們現在已經「找到另外一個方法，雖然極為簡單，卻比叛亂及謀殺手段更具威力」。甘地寫道，俄國人民已經「宣布全面罷工而停止一切工作了。他們以離開工作崗位的方式向沙皇表明，除非落實正義，否則他們將拒絕恢復工作。尊貴崇高如沙皇，面對這種狀況又有什麼辦法呢？……即使沙皇也無法以刀槍逼迫罷工人士回去工作」。

有關平民百姓以非暴力抵制行動反抗政府的消息，甘地已經不是第一次聽聞。一八八○年代晚期，他在倫敦修習法律之時，就已密切關注過愛爾蘭的自治運動，其中包括一次集體抗租活動。他知道非洲人以及南非的印度人，都曾抵抗白人統治者加諸於他們身上的限制與稅賦。而在他研究撰述俄國情勢的那段期間里，他也讀到若干報導，內容提及孟加拉裔印度人採取抵制英國布匹的方式抗議英國切割其省份的計畫。

甘地注意到，這些案例當中的人民並非以攻擊的手段挑戰政府，而是以拒絕合作的方式；他們的經驗揭示了一項原則--[即使是掌握最高權勢的人，也無法在缺乏被統治者配合的情況下遂行統治行為。」俄國既如是，他的家鄉自然也應該沒有例外，尤其當時印度人民正在與英國的殖民統治者周旋。甘地推論道：「印度之所以受到統制，完全是因為有人屈從順服的關係。我們也可以展現出與俄國人民相同的力量......]不過，這位年輕律師的思緒雖然充斥著俄國所發生的事件及他的家鄉印度可能出現的變化但在一九0五年間，他卻依然深陷於南非的動蕩中。

甘地的南非歲月：「容不下自尊自重的印度人」

甘地出生於一個以古吉拉特語（Gujarati）為母語的家庭,家鄉為印度西岸的一個小侯國。與孟買及加爾各答等大城市相比，甘地的家鄉是個頗為幽靜的地方。由於家人希望甘地能夠和他父親一樣成為地方行政官員，因此送他到倫敦學習法律。然而，他在英國所學對於他在印度執業卻毫無幫助。他於一八九一年返回印度之後所承接的第一樁案件，就因為在法庭內怯場，以致在盤詰證人之際結舌語塞，而當場放棄辯護工作。不久後，他回到故鄉拉傑科特從事草擬法律文件的簡單工作。後來，他積極把握住一項工作機會，成為一家印度公司的南非代表─離開讓他在工作上慘遭挫折的印度，到另一片新大陸上重新出發。

成千上萬的印度人都曾飄洋過海來到南非。大部分皆為簽約勞工，從事收割甘蔗以及採集咖啡豆的工作以抵償債務。他們獲得自由之後，仍有許多人留在當地，轉行成為商人、園丁，或是僕役。來自甘地家鄉古吉拉特區的商人，也都移民定居於南非。到了二十世紀初，光是納塔爾省就有五萬名印度人，雖然遠少於四十萬的非洲人口數目，卻已約略相當於白人人口數。而南非其它地區，也有較小但快速成長中的印度人口聚落。

生活在南非的印度人包括有印度教徒、回教徒，以及基督徒，而且橫跨各種貧富等級、教育程度，以及社會階層。但在白人眼中，他們一律只是「苦力」或者「亞洲人」─是較為低等的種族。對印度人的歧視早已融入南非的法律體系當中（這與維多利亞女王一八五八年的宣言有所抵觸；該項宣言允諾消除大英帝國境內一切宗教或種族的歧視）。他們在投票、入境、旅行、從商，以及遷徙等各方面的權利都備受限制。

甘地不久便親身感受到了這些限制。他在德班停留一個星期之後，即訂購火車票前往普利托利亞處理一樁辯護案。他和所有體面的律師一樣，訂購了頭等艙的票。不過，後來有位白人對於頭等艙里出現印度人表示不滿，車長於是要求他離開頭等車廂；甘地拒絕離開，結果卻被趕下車。之後，在同一趟旅途中，他又不被准許與歐洲乘客共乘馬車，而必須與駕車人一同坐在馬車外。他事後寫道：「我發現南非容不下自尊自重的印度人。」

眼出席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加爾各答舉行的一場國大黨會議，而在會議上敲定了一項溫和派與激進派都能接受的協議。國大黨將採行《尼赫魯報告》，而英方則必須在一九二九年底以前接受報告內容。他們如果拒絕，印度人將發起要求完全獨立的非暴力抗爭。同時，甘地也堅持國大黨必須進行組織再造，並重新推動建設性工作─由於他要求國大黨全盤接受他的條件，否則將再次退出黨務運作，他的提議因此完全受到採納。

而在此時，反對陣營也再次對真理之力的潛力重新燃起信心，原因是一九二八年發生於古吉拉特巴朵利地區的一場運動。建設性工作在巴朵利地區所札下的根基頗為深厚，尤其是在帕地達人(Patidars）身上。帕地達是種姓階級的一層，成員為生活小康的農民。在甘地的敦促之下，帕地達人設立了許多靜修處，並聯合成為互相支持的網路，提倡紡織、自我節制，以及一般福利。後來，英國政權下令把土地租稅估算標準提高百分之二十二，帕地達人便以這個網路為基礎加以抵抗。他們以與甘地關係密切的帕地達律師帕德爾為首，決定在政府給予他們滿意的答覆之前拒繳一切稅金。

這場運動成功聚合了巴朵利地區所有人口的支持。政府開始沒收並拍賣未納稅捐的土地之後，買地的人也同樣遭到抵制。帕德爾定期與甘地交換意見，甘地也利用他所編輯的兩本期刊廣為宣傳巴朵利真理之力運動的消息。地方政府原本打算派遣一支武裝部隊前往鎮壓，但英國政權擔心運動可能因此擴散，而施壓要求地方官員與帕德爾進行交涉，結果終於造成估算標準的大幅調降。

巴朵利運動不但是帕地達人的勝利，也證明了甘地的眼光正確。從這次運動可以看出，只要參與的民眾有組織、有秩序，而且團結一致，非暴力反抗運動的潛力是不可限量的。同時，這次運動也證明英國政權並非無可動搖。「的確，人的枷梏是人給自己套上的，也唯有自己才能夠加以打破。」甘地說道。現在，他已再次準備好要在印度為數眾多、組成複雜的人民身上推行真理之力了。

「我……知道該如何領導」

巴朵利運動的成果必須移植到大規模的運動上，而只有國大黨能夠提供涵蓋全印的必要組織結構。不過，其下的許多地方委員會都早已名存實亡，沒有固定預算，也沒有帳冊登載，有的甚至連間象樣的辦公室都沒有。只有在古吉拉特等少數地區，才有組織健全的委員會。

因此，甘地便於一九二九年著手為國大黨注入新活力，而引來許多新成員，某些邦里也因而展現新氣象。舉例而言，在沉潛已久的國大黨大本營北方邦，各地方總部皆重新改組，同時加緊吸收成員，並籌募資金以支付志工薪資，這些消息也經由媒體以及群眾聚會廣為傳播。賈瓦哈羅□尼赫魯與甘地走訪北方邦的行程，更激起了高度熱情。不過，並非各地都有如此盛況。有待完成的工作實在過於繁雜，而國大黨也不可能在短短一年之內就完全恢復元氣。

由於國大黨的領導階層意見向來無法一致，因此草根階層冷熱不一的狀況也就愈形嚴重。許多老前輩依然不願涉入會造成騷亂的群眾運動，而希望與英國人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較為年輕、斗性較強的成員，則堅決反對妥協，並對採取激烈手段的策略深為著迷；而孟加拉國大黨委員會及其會長博斯甚至還與恐怖份子有密切關係。甘地於是運作賈瓦哈羅□尼赫魯當選為黨主席，並採行其它各種手段維繫激進份子的忠貞，總算讓國大黨免於走上分裂之途。

在調和不同民眾之間的差異性上，甘地也面臨極大的挑戰。以前，他不論在南非還是印度推行真理之力，都能夠與回教領袖結盟，並說服一般的回教徒參與其中。但在此時，即使是與國大黨有過合作經驗的回教政治人物，也不禁對這個以印度教徒為主的政黨所推行的運動懷有戒心。甘地試圖向他們保證國大黨不會以「印度教政權J取代英國政權，但由於他本身也經常使用印度教的象徵，以致削弱了他的公信力。邀集回教政治菁英加入運動的努力並未成功：只有一小群所謂的民族主義回教徒願意與國大黨合作。

另外，其它跡象也顯示，這新一輪的非暴力運動難有平順的前景。恐怖份子於一九二九年發起多項對英國官員的攻擊！其中包括一起暗殺總督的行動！而受共產主義影響的激進工會在孟買與孟加拉等地所發動的大規模罷工運動，則顯示階級鬥爭思想對工人的動員力量，絲毫不遜於國家團結的呼聲。

甘地在一九二九年間雖然投入政治甚深，卻也未曾輕忽過建設性工作的推行。他對賤民制度以及女人受到不當待遇的抨擊不曾梢歇，也一再提倡抵制進口布匹，以致擴展了政治活動的範疇。任何人--包括閉鎖於家中的老年人、殘疾人士，以及婦女--都可藉由對自己的生活做些簡單的改變，而為爭取印度自由的運動貢獻心力。達絲特小時候正逢此項盛大的運動，曾經親眼目睹印度百姓無時無地不以小紡車織布，即便在火車上亦然。後來，達絲特的學校採用白色襯衫與水藍色裙子為制服，她母親便差她去買藍色的染劑，而為她縫製了一套土布制服。這時甘地又再次於全國各地展開巡迥演說及募款活動。這些活動使他對印度的了解遠超過其它的政治人物，但他的所見所聞，卻使他對印度再次發起非暴力運動的時機是否成熟抱持疑問的態度。他寫道：「只要民眾能夠遵照我的要求行事，我便知道該如何領導他們走向非暴力反抗之路。目前我還看不出有這種跡象。」不過，有一個地方倒是有一小群活動人士願意遵從甘地的要求：也就是沙巴瑪堤靜修處。因此，甘地便以靜修處為發動真理之力運動的替代基地，不過規模有限。至於全民參與的大規模運動，他雖然不曾停止過籌備活動，卻一直對其成效持疑。

另一方面，站在英國政權頂端監看這一切發展的，也是一位正直睿智之士。厄文男爵愛德華□伍德自一九二五年起擔任印度總督一職。他不但在過去的公職生涯里表現傑出，日後的宦途更是耀眼。。他後來取代艾登（AnthonyEden)而為張伯倫的外交大臣。正如日後這項職務所示，他肯與任何人─即使是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坐下來談；即使面對攸關自身的威脅，也寧可協商而不願鬥爭。

厄文生於約克郡，為第二任哈利法克斯子爵之子，終生深具宗教色彩，並對人類懷有真摯的同情--他的表達方式時有出人意料之處。一九二八年，甘地外甥馬剛拉爾去世，厄文去函表達哀悼之意。函中寫道：「我可以想見他的逝世對於閣下及他的家人所照成的打擊，因為傷痛與親人亡故的經驗無人可免,而人類在共通的經驗上是感同身受的。」

一九二九年對甘地而言是個進展不完全的一年，對厄文來說也是一樣。他草擬了一份新的改革計畫，計畫中賦予印度自治地位，而細節則準備在一場於倫敦舉行的圓桌會議中加以商議，與會代表包括印、英雙方人士─雖然他本身所屬的保守黨強烈反對，他卻還是贏得了新上台的工黨政府對這項計畫的支持。不過，英國政府開出的條件並未達到國大黨於前一年十二月所提出的要求。即使如此，厄文依然希望國大黨內的溫和派份子能夠在不失顏面的情況下欣然接受這項改革計畫。

國大黨內的溫和派的確要求給予善意的響應，但其它黨員卻依然反對妥協。對甘地而言，如何對厄文所下的這一步棋給予妥當的響應，並非顯而易見。他原本傾向於達成協議，但幾個星期後，他卻開始有所遲疑。將憲政改革的成敗寄託於政治勢力薄弱的工黨政府上，尤其這項政策又在倫敦招致強烈抨擊，在甘地看來是不智的作法。而且，他也知道－旦接受厄文的條件，博斯與賈瓦哈羅□尼赫魯勢將率同他們急進的跟隨者背棄國大黨而去。接近十二月底之際，甘地及其它印度領袖與厄文會面。厄文拒絕接受他們所提的協商條件，於是雙方皆決心面對無可避免的衝突。

幾天之後，國大黨於拉合爾召開年度大會，而甘地提出的決議案─訂定國大黨的目標為透過非暴力反抗運動追求全面獨立─則在絕大多數會員的贊成下獲得通過。不過，他在國大黨內的權威主要來自於他協調不同派系的能力，而非黨員對其計畫的認同。溫和派份子對於強迫黨員辭去地方議會職務的作法多所抗拒，並阻止甘地把對法庭、學校，以及市委會的抵制行動採納為正式政策□由此可見，英國政權的魅力--其崇高的威望以及漸進改革的誘因─依然可觀。

與此同時，國大黨的激進份子卻鼓吹採行全面罷工這類超出甘地接受程度的策略。此外,一項譴責暗殺厄文行動的決議案，也僅以些微之差通過，顯示黨內有許多人並非堅決反對暴力。甘地於是再次懇求黨內的激進份子自我剋制。。「你們如果要我領導非暴力反抗運動,我就會照實去做。但你們必須擔任戰役里的士兵。」

行動策略

甘地離開拉合爾之時並沒有明確的運動計畫,也沒有在新年期間趕工擬訂，反倒花了許多時間待在沙巴瑪堤靜修處,經常坐在他樸素住家的游廊上與人交談或獨自靜思，以充足的時間讓明智的策略逐漸成形。在此同時,國大黨則採取了若干預備措施。

一月六日，賈瓦哈羅□尼赫魯直接下令所有國大黨黨員辭去地方議會職務，拒絕從命者即撒銷黨代表資格。此舉引起了強烈但不一致的迴響；許多人對於與殖民政權合作所獲得的甜頭依然戀眷。令甘地尤其感到困擾的是，許多在經歷前一兩年的風風雨雨之後而選擇與國大黨站在同一陣線上的回教徒，竟然也不願奉行辭職令。

國大黨的工作委員會訂定一月二十六日為「獨立日」，並安排於當天在各地舉辦活動，宣讀由甘地與尼赫魯所共同起草的宣言。印度各地的民眾群聚於樹蔭下及廣場上，聆聽與傑佛遜在《美國獨立宣言》里召喚自由之言詞遙相呼應的話語：「我們相信印度人與其它所有民族一樣,擁有不可剝奪的自由權利......我們也相信,如果有任何政府......對他們施以壓迫,人民即有對政府加以改變或推翻的進一步權力......因此，我們相信印度必須與英國斷絕關係而達成完全獨立。」

幾個星期後，甘地即與工作委員會共同對激進份子可能發起的暴力行動進行因應對策的規畫。甘地曾於一九二二年以取消非暴力反抗運動的方式反制一場對警察的屠殺行動。不過，尼赫魯指出，如果甘地這次再採取同樣的手段，則英方大可藉由挑起暴力的方式終結這新一波的運動。甘地表示同意，而決定不為那些拒絕奉行其策略之士的亂行負責。他不會讓那些人的暴力行為阻礙他的運動。

這是個關鍵的時刻。甘地如果把自己對暴力的厭惡無限上綱而置其它利益於不顧，便等於是奉送對手抗衡大規模非暴力運動的權力。他知道非暴力抵抗的力量並不是像水龍頭一樣可以乍開乍關。就算可以如此，他也不可能隨時把手放在水龍頭上。二月中旬，工作委員會決議由甘地主導第一階段的非暴力反抗運動--而甘地一旦如眾所預期地遭到逮捕，國大黨將自行接替領導權，地方委員會尤其力抗爭扮演吃重的角色。隨著愈來愈多人遭到逮捕，主導權也將逐步向下傳遞，而與人民更為接近。

甘地在回到靜修處的這段時間內，想到了對鹽稅發起真理之力運動以為非暴力反抗運動的開端。自十九世紀以來，殖民政府即壟斷食鹽這項飲食必需品的生產，而對其銷售課徵稅捐。現在，甘地打算以印度人自行產制食鹽的方式打破這項按令。在部分印度領袖的眼中看來，食鹽這種微不足道的小東西，實在不足以作為與英人鬥爭的標的物；而與政治自由的崇高目標相較之下，更是不值一顧。不過，甘地這麼做是有理由的。

首先，鹽稅的課徵明顯不公，對愈貧窮的印度百姓傷害愈大，即使英國官員也難以找出合理化的借口。甘地指出，政府的作法等於是把鹽從人民手上偷走，再強迫人民以高價買回。他宣稱：[人民一但對自己的力量有所領悟,即有權取回原本屬於他們的一切事物。]由於鹽稅具體而微地象徵了殖民統治的不公義，因此若能打破食鹽的壟斷權，最低階層的印度人民便也能夠實際體認到爭取自我支配的意義。食鹽運動將證明自我支配並不只是高遠的政治目標，而是代表印度人對自己日常生活所應有的控制權。

甘地除了希望能夠藉由產鹽運動而使窮人對爭取自主的行動產生認同之外，也希望能夠藉此讓印度教徒與回教徒團結起來。共同對抗一項他們彼此皆有切身之痛的不義，必可增強雙方同舟共濟的心理。此外，食鹽運動在對抗英人的整體抗爭行動中也有其戰略價值。由於這項運動並不威脅到英國殖民政權的重大利益（鹽稅僅占政府收入的極小部分），因此也就不太可能會引致政府先發制人的鎮壓或者強烈的反擊。如此一來,這項運動即有充分的時間能夠發展，進而吸引同情反對陣營但又不敢冒太大風險的人士加入。

確定目標之後甘地即向厄文提出中止這項運動的十一項交換條件，其中除了廢止鹽稅之外，並包括調整匯率、降低土地租稅估算標準、減少軍費支出，以及對進口布匹課微關稅等。雖然厄文對這些要求置之不理，但這些要求所碰觸到的議題卻遠超過少數印度政治菁英的關切範圍，而與廣大的平民百姓息息相關，尤其是商業利益以及農民福利。甘地藉此表明，自我支配是具有實質經濟價值的。

三月二日，甘地從沙巴瑪堤靜修處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厄文。他稱呼這位總督為「朋友」，並表示自己僅反對殖民政權,對英國人民並無敵意。他一面強調英國統治的經濟重擔，一面請求厄文協助他避免即將來臨的衝突，同時也告訴他─如果他們無法達成協議─非暴力反抗運動將自三月十一日展開，由食鹽真理之力運動拉開序幕。甘地僅得到一封厄文秘書的回函，函中確認收到他的來信，並對甘地的企圖表達遺憾。甘地將他的信以及厄文的回函雙雙公開：他已向對手表達善意，而遭到了拒絕。

厄文絲毫無意妥協。他於二月二十日寄往倫敦的信中寫道：「目前為止，食鹽運動的問題並不會讓我輾轉難眠。」他手下的官員皆自信能夠抵擋得了非暴力反抗運動，正如他們先前成功壓制了不合作運動。關鍵極為明顯：甘地等印度領袖認為他們能夠「藉由阻礙統治行為而迫使我們讓步，」國務大臣皮爾勛爵於一九二九年一月對厄文寫道：「我們必須堅定地讓他們明白他們無法得逞。」

然而，即使國大黨不肯合作，厄文依然希望舉行憲政改革的圓桌會議。而他也了解，如果國大黨以外的印度政治團體也不參與的話，圓桌會議勢將淪為笑柄。回教領袖以及印度教民族主義份子當中的溫和派尤其是重點。為了爭取他們的協助，政府即須避免對非暴力反抗運動過度反應，而且一切行動也至少必須維持表面上的合法性。此外，印度國務卿貝恩也警告道，政府正常的文官統治狀態若有所改變，即可能損及印度在國際市場上的信用。

同時，對於服務于軍隊、公務機關，以及警界的印度人，政府也必須維繫他們的忠心，亦即無論反對勢力多麼強大，政府當局都必須展現出掌控全局的能力。情報局局長寫道：「我們若讓警察人員認為政府無力固守其立場與權威，後果勢必不堪設想，我們對此必須銘記在心。」政府的政策必須夠強勢，底下的部屬對於英國政權在印度的根基才會有信心，但同時又不能夠過於嚴苛，以免失去國大黨外親英溫和派人士的支持。

中央發給地方政府的指示寫道：「政府所採取的壓制行動必須有效，惟不應逾越實際情況所需之程度。]另一重點是，甘地一旦做出違法的舉動，即須立刻加以逮捕；在非不得已的情況下任其消遙在外，只會長其支持者之志氣，而滅政府之威風。

「不得退卻」

在三月五日的祈禱時間，甘地號召他的靜修同伴於七天后和他一同遊行到海邊，併當場製鹽。遊行是甘地常用的策略。他在南非便曾帶領一大群社會底層人士進行長達五天的遊行，不但途經敵意深重的地區，而且不斷受到當局的騷擾。這次的遊行隊伍則規模較小，較為緊密，走的路程也較遠，並將穿越甘地深受崇拜的古吉拉特地區。他把遊行視為一出政治劇，不但活生生地在目擊者面前上演，同時也透過新聞媒體傳遍全國。

參與遊行的七十幾位人士，皆是甘地知道真心信奉其原則的人，而不像國大黨內許多口是心非之士。他們皆身經辛勤勞苦、犧牲奉獻的靜修生活，而甘地也相信他們的德行必然能夠成為其它印度人的標竿。他們不同的出身地區、宗教背景及種姓地位，也正是全國人民的縮影，而象徵全民同心追求正義。不過，在甘地的指示之下，遊行隊伍並不包括女性。部分女性運動份子因此加以抗議，他則解釋說，如果遊行隊伍里有女性，英方將指控印度人利用婦女當擋箭牌以規避警方的攻擊。他雖然希望女性也能夠為自我支配貢獻力量，但在這次的行動中，務實對抗英方的考量毋寧更為重要。

出發前的一個星期是緊湊的籌備時期。甘地在古吉拉特的主要盟友帕德爾協助之下，擬訂了自阿默達巴德（Ahmedabad）往南至瀕海小鎮丹迪，總長兩百四十英里的遊行路線。途中所經過的部分鄉鎮在近年來的建設性工作以及真理之力運動熏陶之下，對甘地的訴求已有頗高的接受度，因此遊行隊伍也將在這些地區梢事停留。學生探查這條路線並搜集了相關城鎮的資料之後，甘地所創辦的古吉拉特語周刊《民報》隨即刊登了各歇息地的時間表。他用盡一切方法使活動消息傳遍國內，甚至連外國媒體也不放過。

隨著三月十二日逐漸逼近，靜修處以及阿默達巴德的氣氛也愈顯興奮。甘地不疾不徐地說道：「這是一場堅守到底的戰役。我們將背水一戰......無論如何不得退卻。」當局的作為也使得緊張情勢更為提升。。一位地方治安官於三月七日逮捕帕德爾而引發了一場罷市活動，導致紡織廠、學校、商店，以及市政廳皆因而關閉。十二日晚上，群眾發起守夜活動，並在破曉後進行祈禱以及吟唱聖歌。之後甘地出面表示：「這場鬥爭並非僅是作秀，而是最終的抗爭行動…我要求你們贏得自我支配的勝利。不成功，便成仁。」甘地的妻子卡絲陀白自製手織布給他穿，並給了他一根拐杖。這位印度領袖走出靜修處之後，即在旁觀者心中激起了強烈而矛盾的感受。對他的秘書馬哈德夫□迪賽而言，甘地令人同時想起「出征錫蘭」的偉大戰士羅摩（Rama）以及「發願拯救受苦受難民眾」的佛陀。

遊行隊伍每到一個鄉鎮，民眾便會集結起來，以鑼鼓喧天的方式迎接他們。甘地則會發表簡短的演說，抨擊鹽稅「不近人情」,並宣稱食鹽真理之力運動為「窮人的戰役」。他在每一站也都敦促地方首長辭去職務，並指導群眾針對拒絕辭職者發起抵制行動。。希望當地首長辭職的民眾可拒絕參加他家舉行的婚禮等各種喜慶活動，但不得拒絕提供他生活必需的各種服務。甘地堅持道：「我們一定要訴諸理智或情感，而非恐懼或脅迫。」

甘地希望藉著遊行至海的活動將一般百姓引入更為宏大的獨立運動。他知道對窮人空談團結是不夠的；遊行人士必須以個人的簡樸生活及無私行為證明其言詞。甘地指示他們每晚都必須露天席地而眠，而且除了生食以及休憩盥洗之處所外，不得另對民眾有所索求。不過。甘地所要求的標準對有些人而言過於嚴格；他說他對於部分遊行人士索討牛奶與蔬菜及接受汽車搭載等行為深感羞辱。他在巴特甘論及這些奢華行徑。一位在場的人士寫道：「大家聽見他聲音里的哀傷，都靜默無語。他的話語深深刺入我們的心。油燈一盞接一盞逐漸熄滅，於是會場一片黑暗，只剩下甘地身旁的一盞小燈還燃著火。」

在遊行途中，處處可見印度社會難以消弭的裂痕。鄉鎮里的聚會幾無回教徒參加，而遊行隊伍里的賤民也引起部分人士的嫌惡。不過，隨著他們離目的地愈來愈近，前來聆聽甘地教誨的民眾也愈來愈多。在離巴朵利真理之力運動發生地不遠的蘇拉特，迎接他們的群眾多達三萬人；而在丹迪的鐵路終點站，聚集的群眾更是超過五萬人。接下來更出現一波地方官員辭職潮：到了四月的第一個星期，蘇拉特地區的鄉鎮長已有約三分之一掛冠求去。

食鹽遊行所掀起的浪潮，影響範圍遠大於古吉拉特地區。甘地沿途撰寫文章並接受訪問，印度各家報紙也紛紛以頭條新聞報導這場遊行活動，廣為傳播甘地的成就。演員帕登塞回憶道：「上天為證，我跟你說，即使是當時還只是小學生的我，一發現他正逐步達成目標，也不禁毛骨悚然。」三家孟買的電影公司派人前去拍攝供新聞短片使用的畫面，而外國記者更使甘地在歐美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一九三○年底，《時代》雜誌將他選為「年度風雲人物」）。

出發三個星期後，遊行隊伍於四月五日早晨抵達丹迪，較預定時間提早了一天。到了當天晚上，已有一萬二千人聚集於這座小村莊里。甘地稱許政府對遊行未加干涉，並將其歸因於對國際輿論的顧慮。他籲求國際人士表態支持印度獨立，並告訴印度人說他們正邁向「自我支配女神的宮殿」，而在他們到達目的地之前，絕對不可讓政府享有一刻的平靜。他說：丹迪的海灘是「聖地」。

隔天，也就是四月六日的破曉時刻，甘地站在海灘上，俯身抓取一把泥土，以示打破食鹽專賣事業的行動開始。遊行人士於是立即以水桶裝盛海水。有計畫、有組織的不合作運動終於就此展開。

「甘地式的帽子滿街都是」

自阿默達巴德至丹迪的遊行活動實在是再成功也不過了。甘地讓全國人民親眼目睹一場以非暴力行動對抗麻木不仁之政府的實例課程。他以明確的言語以及毫不退縮的行為呼籲印度人宣告自己不受政府的法律與稅賦所規制。他告訴英方說他不將其權勢放在眼裡,並以好幾個星期的時間走片各地鼓吹此項犯行，同時對所有人說他們皆有責任身體力行。

對英國官員而言，不論採取何種行動都會為甘地所用。他們如果逮捕違反食鹽法的人士，即不免為印度人的民族運動製造烈士，並且坐實甘地對他們採行高壓統治之意圖的指控。如果他們放任反對份子為所欲為，又可能使人懷疑其對印度抗爭勢力切實執法的決心。不論怎麼做，都必然吃虧。

參與這項運動非常容易，只要是拿得到海水的人都能夠製鹽：只消把水放在鍋里煮干，再颳起殘餘物即可。據報這項運動遍及全印各地，不過只有在孟加拉、馬德拉斯，尤其是孟買的濱海地區，製鹽活動才得以成為全民運動。在孟買，公開製鹽的人士均獲得眾多志願者以手臂相連而形成十多個圓圈團團圍住，以免遭受警察侵擾。當時在聯合省阿拉哈巴德與其父一同販售食鹽的賈瓦哈羅□尼赫魯回憶道；「那時的情形猶如彈簧突然間解脫束縛一樣。自製鹽的品質好壞一點都不重要，重點是對於食鹽惡法的違抗......」

在食鹽遊行結束後的幾個星期里，甘地試圖誘使政府當局逮捕他。他在四月二十四日發布一項別具挑釁意味的行動計畫：他將對達拉沙納的製鹽廠發起一項襲擊行動，而此舉勢將遭受政府的武力反制。貝恩對甘地所布下的陷阱瞭然於胸。他寫道：「他們刻意給我們兩項選擇。。採取會被他們塑造成不正當且暴虐的壓制手段，或是屈從他們的要求。他們不肯讓我們袖手旁觀。」

食鹽遊行展開之際，厄文自認想出了一套可行的計畫：他要靜待甘地犯法，然後再一舉成擒。但這個矮小瘦弱的男子踏入丹迪的海水之後，厄文卻不禁猶豫起來。逮補甘地無疑會引發激烈的抗爭，並將激怒厄文想要拉攏來參加圓桌會議的溫和派份子。

其它官員則比較關切秩序的維持。孟買總督堅稱，甘地逍遙法外不但是對反政府人士的一大鼓舞，也是對政府支持者的打擊。這道難題無可迥避。一份民族主義立場的報紙寫道：「逮捕甘地必然點燃全印的怒火；不逮捕他則是任由他在草原上點火。」厄文最後終於下了決定：他下令於五月四日夜間逮捕甘地，並引用一八二七年的一道法令，而免除了審判以及宣告刑期的手續。

甘地遭捕並未中止達拉沙納的行動。七十六歲的退休法官泰巴吉伴同甘地夫人卡絲陀白，於五月十二日率領三百名志願者前往鹽廠。他們還未抵達目的地即遭逮捕，並判處三個月徒刑。但達拉沙納的真理之力行動也沒有就此結束。詩人暨工作委員會成員奈杜隨即趕赴海邊接替領導工作。她與志願者數度接近鹽廠，但每次皆遭警察擋住去路。他們於是索性就地坐下等待，一度甚至對峙長達二十八小時。被捕下獄的人數又再增加好幾百人。

奈杜知道襲擊行動是刻意用來誘引暴力的，而她也深切要求暴力行為不得發自己方：「你們無論如何皆不得使用暴力。你們會遭到毆打，但你們絕對不得反抗：你們甚至不得伸手抵擋。」五月二十一日，示威者試圖越過鹽田周圍的鐵絲網，警方於是衝上前去以鐵皮竹棍毆打群眾。一位外國記者報導：「所有的示威者連伸手抵擋都沒有。他們像滾球瓶般倒下......倖存者不發一語，堅毅地依序前進，直到被打倒地為止。」第一列的遊行群眾遭到擊倒後，後方的人員立即上前以擔架抬走傷者─而接下來的每一天也持續有更多的衝突事件。直到六月六日，達拉沙納的抵制行動才告一段落。

在遊行前往丹迪的途中，甘地也思考過下一步該怎麼走。他認為不合作運動應持續以食鹽專賣事業為抵制對象。拒繳稅捐或違抗森林法規等行為應予阻卻，因為這兩者所反抗的對象並不像鹽稅那般具有本質上的不公義性。但他也認為抵制對象應包括洋布與洋酒。此舉雖然違法，卻可對英國政權造成打擊。抵制運動應持續不斷，但也應維持良好的秩序─只是不可能由他來執行。甘地及其同志皆心知肚明，他們不可能親自領導每個城市、鄉鎮、村莊的運動，尤其在他們遭到逮捕之後更是如此。他們交由地方委員會去規畫適合當地情形的行動策略，但有一項附帶條件。。一切行動都必須絕對非暴力。

國大黨位於勒克瑙市的運動策畫者在製鹽及布匹抵制活動上的成效不大，於是轉而以另外一種抵制活動迫使政府官員在出手鎮壓與撒手撒退兩者中做出選擇。在一八五七年的政變之後，英國政府即在老舊的印人社區里打通兩條大道─不惜拆毀房舍，甚至墓地─以確保軍隊的快速通行。政府並划出一塊屬於英國的領土，中央有一條名為哈茲勒加尼的商店街。大家都知道城裡這塊所謂英國人的區域的秩序維持，即象徵了大英帝國對勒克瑙的控制；國大黨極早便遭禁止在哈茲勒加尼街上遊行示威。現在，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份子決定提出一項挑戰：印度人拒絕在勒克瑙的任何區域受到行動限制。

五月十四日及二十二日，試圖在哈茲勒加尼街上遊行的國大黨志願份子兩度遭警方攔阻，卻也都在對峙一段時間後獲准進入。雖有十三位領導人物因此遭到逮捕，但國大黨也獲得告知，只要申請許可證，即可進行遊行活動。英方願意讓印度人進入英人的專屬區域，但他們必須先承認英國政權的地位。未受逮捕的國大黨領袖則無意讓英國政府這麼輕易了事。五月二十五日，－支約由兩百名志願者組成的遊行隊伍，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由數十名婦女帶頭走往哈茲勒加尼，警方於是加以阻擋。一位治安官對遊行群眾提出警告，要求他們自行撒退，否則將以武力驅散。警方等了幾分鐘之後，即把前方的婦女拉走。待騎警趨上前來，遊行領隊即命令群眾躺下，於是警員便把他們拖走。由於部分人士出手反抗，警方即以鐵皮竹棍對遊行人員以及旁觀群眾一頓毒打。受傷人數超過百名以上，其中許多傷勢嚴重，國大黨並聲稱有人喪生。

對哈茲勒加尼這塊禁區所進行的挑戰行動可謂標準的真理之力行動。國大黨挑中了一項對人民具有切身意義、又象徵了英國統治之不公義性的議題。志願份子堅決違抗英人命令，終於誘使警方攻擊手無寸鐵的民眾，同時又避免己方出現暴力行為。示威人士所遭受的皮肉之痛正是勇氣的表徵，也令人想起英國政權向來採用的暴力手段。

不過，衝突並未就此停止。第二天，市府官員聽聞國大黨計畫再度闖關之後，約四百人的警力與兵力隨即開抵國大黨總部，凈空街道，拉下國大黨黨旗。國大黨領袖於是取消遊行活動，軍隊與警方也隨之撒離。憤怒的居民一路尾隨警察到警察局─國大黨志工請求他們回家的呼籲完全無效─丟擲磚塊、石頭，以及瓶罐，最後並揚言放火焚燒警局。大約半個小時後，警方開槍射擊。軍隊雖然恢復了秩序，但已有四人喪生。

當局宣布宵禁，禁止大型集會及遊行，並逮捕了許多人。勒克瑙的不合作運動並未獲得在象徵英國政權的街道上遊行的權利，但民族主義份子卻贏得了更大的勝利：他們迫使英人拋棄了英國政府並非槍杆子政權的假象。不過，他們也以慘痛的代價學得一項經驗：許多他們希望能夠喚起來反抗英國政權的民眾，並不了解非暴力運動規範的理由，而這些規範的瓦解則把主動權交回給了暴虐程度較高的那一方。

在食鹽遊行活動之後，勒克瑙並非唯一迫使英國政權在放棄控制與採取暴力之間二者擇一的地區。四月六日之後數星期以至數月間，從各地傳回德里的電報以及報告，盡皆使得英方希望食鹽運動終將無法掀起風潮而致失敗的幻夢破滅。甘地所號召的不合作運動在全國許多地區引起大小不一的波瀾，而使英國政府心驚膽跳。

孟買市內的食鹽真理之力運動以及洋布抵制行動遍及市內各地；志工佔領街道以發動龐大而秩序良好的遊行活動。新德里內政大臣黑格記錄道：「國大黨公然主持反叛行動。甘地式的帽子滿街都是。身著制服的志工各就其位以進行包圍行動，秩序井然不下於警方。」在孟加拉管區的米德納普地區，警方攻擊製鹽志工的行為引發了一場鄉間暴動：農民把村莊變為堡壘，以竹子與樹榦築成路障，並在田野間挖掘壕溝。慌亂的地方治安官在六月間寫道：「除非我們再開槍鎮壓，否則我覺得恢復和平的機會極為渺茫。」

隨著事態發展逐漸形成暴動之勢，甘地所激活的這場運動也不免扭曲變形至無以復加的地步。在同屬孟加拉管區的吉大港，一場奉行萬恨舍精神的運動硬是遭到恐怖份子介入接手。四月十八日，約六十名男子闖入當地的兵工廠洗劫大量武器。他們高聲歡呼：「甘地政權來臨了！」並發布獨立宣言，隨後即與軍警陷入混戰。

主要為回教帕坦人居住的荒僻西北邊境所傳來的消息則更令政府憂心。事件的關鍵人物是阿布杜爾□克汗（AbdulGhaffarKhan），他原本大力鼓吹族群尊嚴與社會改革，後來則成為非暴力運動的忠實擁護者。他的跟隨者包圍白沙瓦的販酒商店之後，領導人物即遭逮捕，而一大群人也因而在城裡發起井然有序的遊行抗議活動。但軍隊開槍射擊，造成至少六十五人喪生；後來，兩排印度步槍手拒絕遵照命令鎮壓以回教徒為主的抗議群眾，政府官員於是將所有軍隊自城裡撒離。英方對白沙瓦失去控制達十日之久，動亂也隨之擴散至鄉間，造成官員辭職，稅捐徵收工作與法院皆告停擺。厄文指稱該省首長已陷入「精神崩潰狀態」。支撐英國政權的樑柱似已漸趨瓦解。

鎮壓下的不屈精神

在甘地被補之前，英國政府並無壓制不合作運動的良方，而只能靜待運動平息。之後，地方官員獲得授與特殊許可權，於是採取直接的武力行動對付不合作運動。甘地得以行走兩百多英里到丹迪而不受侵擾，但其它違犯法律的印度人則發現自己獲得的待遇遠不似那般溫和。到了五月底，地方官員已獲得授權，可逮捕包圍及恫嚇公務人員，或發起「反稅捐」抗議活動的人士。

六月三日，總督理事會批准地方政府宣告「不合作運動之發動組織」為非法組織。到了夏末，工作委員會在多數地區都已遭宣告為非法。監獄裡的國大黨領導人物逐漸增加，包括尼赫魯父子以及帕德爾。國大黨人的通信也遭到檢查，政府官員並於十月開始接管遭禁組織的動產與不動產。政府也草擬了一道內容完備的《緊急授權法》，以因應緊急狀況。

英方用以壓制不合作運動的策略，表面上看來也較為高尚。圓桌會議將於十月揭幕，而厄文依舊希望國大黨能夠參加─對英國政權仍然忠心的印度政治人物也懷有相同的希望，因為他們知道若無國大党參與，則他們在圓桌會議上勢必陷入極度孤立。於是，兩位印度政治人物便前往獄中探訪甘地以及尼赫魯父子，並討論把國大黨拉進圓桌會議所需要的條件。經過多次討價還價之後，甘、尼等人同意，除了其它條件以外，只要所有因不合作運動被捕的囚犯獲得釋放、政府廢止特別法規、歸還沒收的土地、准許抵制行為與製鹽運動，並承認印度脫離大英帝國的權利，他們便願意讓步。厄文拒不接受如此廣泛的要求，於是到了九月的第一周，雙方即已放棄達成協議的可能性。

厄文的策略─結合鎮壓與談判的手段以恢復正常秩序──在此遭到挫折，而英國政權的手段─逮捕反對人士、頒行特別法、暴力攻擊抗議人士─則使得不合作運動趨於複雜化。國大黨若想讓運動持續下去並維持其強度，就必須反制執政當局的鎮壓行為。要達成這個目的，就必須確保採行手段的暴力程度不至於嚇走想要參與運動的民眾。如同達拉沙納或勒克瑙那樣讓抗議群眾大量集中一地的方式，會使民眾極易遭受攻擊。因此，國大黨便將重點放在小規模而分散的行動，諸如製鹽以及洋布與洋酒的抵制行動，以降低民眾遭軍警以鐵皮竹棍或子彈伺候的風險。

國大黨也明了英國政府可能必須為鎮壓行動付出代價。甘地被捕一事在許多市鎮皆引發了示威及罷市活動，也造成許多迄未同意與英國政權唱反調的溫和派份子辭去議員席位。同情印度人的記者並且鉅細靡遺地報導警方對手無寸鐵的民眾所施加的殘暴行為，而國大黨也發布達拉沙納事件中傷亡人士的照片。所有鎮壓行為都可被國大黨用來贏取印度人民更熱烈的擁護。

英方發現對手具有百折不撓的決心後，就知道要中止不合作運動，必須擊潰那個在背後推動的組織。他們著手阻止擁護民族主義的報刊與反對人士聯絡之後，國大黨即改而印發傳單。而在印刷機器遭政府沒收之後，又改為向地方領袖發送信件、電報，或者派遣信使的手段以為因應。不過，在政府鎮壓之下，遍及全印的協調工作還是受到了限制。中央黨部不再對地方發布詳細指示，而只是呼籲食鹽真理之力運動以及洋布抵制活動要保持非暴力的性質。在甘地所發行的期刊，七月號的《印度青年》上，一位作者宣稱：「運動策略必須……視當地每日的狀況而隨之改變。」不合作運動並未因政府所發動的攻勢而止息，只是隨著地方領袖以及活動人士─前者被捕之後，後者即取而代之─的投入，而呈現多向發展罷了。

全面反抗

甘地身為運動領導者的一項重大成就，就是把國家獨立的願景與務實的要求相互結合─前者為一小群菁英份子所珍視不已的崇高目標；後者則可緩進改善數百萬印度人民的生活，並從而使他們與運動的成果休戚相關─並藉以號召眾人支持他的理想。在他的設想當中，印度人爭取自主的進程，可先從擺脫政府違反公義的食鹽壟斷措施開始，然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再由地方領袖挑選類似的議題發動更多的抗議活動。印度人生活（或生計）當中任何遭到英國政權干預之處，都可以是反抗標的。

不合作運動最不屈不撓的實踐者非帕地達人莫屬。他們居住於古吉拉特位於孟買以北的肥沃平原上。論及國大黨的指導方針、甘地的行動主義，以及一般民眾的情緒感受三者的融合為－，綜觀全印，再也沒有比這裡融合程度更高的了。除了甘地以外，身為國大黨該區領袖的帕德爾也一同努力，而把古吉拉特轉變為一九二○年代建設性工作的發展溫床；他們並且曾經領導過若干小規模的真理之力運動，因而贏得民眾的信賴。

帕地達人以其堅毅、自立，以及團結一致的特質而廣獲敬重。一位稅捐徵收人員肅然起敬之餘，於一九三○年記述道：「他們具有達成這世界上一切事情的能力，不論好壞。他們的靈活變通以及堅忍不拔的特質真的非常奇妙。」他們於是成為不合作運動的天生好手。而就在甘地抵達丹迪的海灘之後，古吉拉特海岸的製鹽活動也隨即展開。數千名帕地達人為了製造與販售食鹽，完全無懼於警方的逮捕及毆打行為。

但對帕地達人而言，土地租稅問題才是最重要的問題。英人自認為是帕地達人（以及其它印度人）耕地的最終所有人，並將土地估算值視為一種地租。拒繳稅款─古吉拉特的帕地達人曾數度這麼做過─是一種獨立聲明，否認英人對於該項重要資源擁有合法權利。這同時也是一種能夠對政府運作真正造成損害的非暴力抵制運動。

反對土地租稅法的騷動，早在不合作運動正式展開的幾個月前即已開始。帕德爾由於對甘地希望先把運動目標限制於食鹽的作法感到失望，而自行與凱達區的農民會面，敦促他們停繳稅捐。該區的稅捐徵收員派人於拉斯村逮捕帕德爾，而村民為了抗議這項逮捕行動，便拒繳稅款，並號召鄰近村莊的帕地達人加入抗爭行列。食鹽遊行隊伍於三月十九日抵達拉斯之後，甘地要求當地的帕地達人停止抗爭。不過，他後來卻自覺有責任支持這項抗爭活動，但他也向民眾警告指出，政府的反應必然不會太溫和。

為了避免稅捐徵收員沒收他們的財產以抵繳稅款，帕地達人於是打包所有廚具、珠寶，以及其它貴重物品，然後運至隔鄰的巴羅達土邦，因為其中許多人的親屬都住在這裡。巴羅達的官員由於擔心引起境內的帕地達人反彈，因而拒絕沒收這些物品。到了五月中，抗稅活動已擴展至古吉拉特的其它地區，並增加了釋放帕德爾與甘地──他們兩人當時都已被捕──的要求。不過，真正的挑戰卻是在好幾個月後□也就是下一次的繳稅期限。。十二月。在孟買當局的請求之下，中央政府下令沒收所有因抗稅活動而導致稅款逾期的土地□而辭職的官員也不得復職。

古吉拉特的國大黨運動策畫人員竭盡全力勸阻支持者採用暴力。他們在凱達區的抗稅運動中，即避免把巴萊亞（Baraiya)種姓階級的地主拉進抗爭行列，因為巴萊亞人素來酷好以暴力手段進行報復。歐德村裡一群帕地達與巴萊亞群眾聯手攻擊一位廣受厭惡的警官之後，該村的領導人士甚至取消了抗稅活動。這些預防措施使得抗稅運動得以維持非暴力的性質，但也令其難以擴展至帕地達人村莊以外的地區。

秋季來臨之時，帕地達人必須收割、販售農作物，並趕在遭政府當局攔截之前把所得的財物運入巴羅達。不過，稅捐徵收人員在作物尚未收割之前即提早前往收取當年的稅款。－天早晨，－車車的警員突然出現，將村民團團圍住，加以毆打之後，還把他們身上的金飾搜括殆盡。有些村民被綁起來鞭打，其它人則被迫裸身站在村莊中央，任由警方闖入民宅里搜括貴重物品。然而，帕地達人還有一張王牌。兩萬多人集體逃入巴羅達，並就地紮營。一名英國記者報導道：「許多村莊都完全遭到棄置。從窗外可看到房子里的所有財產都已徹底搬空。在寂寥的街道上，除了對街一隻跳下屋頂的猴子以外，再無其它的動靜......」

土地租稅拒繳運動也在聯合省獲得支持。一九三○年下半年農作物價格的驟跌─全球經濟衰退的結果─使得土地租稅對許多農民而言，成為難以負荷的重擔。聯合省的國大黨部因而於十月著手推行抗稅運動運動。策劃者舉辦遊行與集會活動,要求民眾以書面申請加入抗稅運動。警方則強力反擊，不但摧毀作物，並驅走牲畜。在部分地區，農民甚至集體出走以躲避稅捐徵收人員。

在印度其它地區，抗稅運動的主要標的則是村莊付給看守員的費用。這些稱為「守護者」的看守員，其主要任務是向警方報告當地民眾的出入情形。米德納普區的農民對這種侵擾村內生活的措施本已極為厭惡，要求他們為之付費更是火上加油。季風季節來臨之際，由於食鹽真理之力運動受到天候因素的阻礙，守護者於是成為不合作運動的主要目標。包括守護者在內的村莊官員都遭到騷擾與排擠。約有一千名守護者因此辭職，而在部分地區甚至有多達八成的民眾拒絕繳納該項稅捐。

對於位居內陸的中央州的貢德（Gond）與科庫（Korku）族人而言，製鹽並不容易。他們有一項更為迫切的問題：國有森林的進出管制以及在這些地區放牧牲畜所必須繳交的高額規費。夏日時節，許多人皆會攜帶鐵皮竹棍與斧頭到森林裡砍伐樹木與竹子，以便放牧牲畜。英國政府則已準備好要以暴力阻止這種對國有財產的破壞行為。州長於七月下旬表示：「我勢必得強力打擊，甚至不惜用搶。」到了十月底，警方已大體上壓制了這些森林破壞行為。

在鄉間的不合作運動中，國大黨人經常發現自己落後於民眾的行動，而必須花費極大力氣才能導引運動走向並制止暴力行為（但也不一定順利）。另一方面，都市裡的抗議活動則大多為國大黨所主導，並主要以具有象徵性的議題為訴求。非暴力運動變得頗具創意，在孟買尤其如此。食鹽抗議運動平息之後，國大黨便派遣抵制人員監看洋布及洋酒商店門前的街道、散發傳單、在夜空下焚燒洋布、在海灘上舉行吸引上萬民眾參加的集會、定期發動罷市活動以抗議警方的逮捕及濫權行為，並率領龐大的遊行隊伍走上街頭。

孟買的抗爭活動於十二月十二日出現高潮。一群抗議人士躺卧在街上阻擋載有洋貨的卡車通行，結果造成一名年輕的志工喪生─國大黨稱其遭卡車輾斃。消息迅速傳遍全市。到了傍晚，已有許多民眾到悲劇發生地點致哀。第二天，國大黨志工四處散發事件公告，並發起遊行，將死者遺體抬往秋帕逖海灘。警方手握刺刀阻擋他們的去路，並攻擊鄰近街道上佇足圍觀的民眾；整天衝突不斷。後來，命案現場成了擺滿鮮花的聖壇。警方雖一再清除，但新的花束也不斷出現。達絲特回憶道：「你得要親身住在孟買，才能感受得到......那股憎惡英國人的氣氛。」

國大黨在加爾各答馬德拉市以及其它地區的運動策畫者也都採行類似的策略，或公然違抗殖民地政府頒訂的法規，或佔據公共場所。警方有時採取放任態度，有時則以鐵皮竹棍進行驅散。這些衝突主要是策畫給成千成百的圍觀民眾看的，因此雖然對殖民地政府的實質傷害不大，卻藉由警方毆打非暴力示威群眾的景象而贏得大眾的高度同情。另一方面，這種造成示威群眾受傷的活動也利弊互見；如此引來的同情人士可能是崇尚暴力之人，從而導致暴力行為的責任歸屬不清、使旁觀者心生畏懼、並可能引致更激烈的鎮壓行動，而阻礙運動的發展。

不合作運動雖為集體運動，但參與其中的個人卻必須面臨極為切身的抉擇。拉合爾大學的學生以逐戶收集洋布並集中焚燒的方式貢獻一己之力。杜娥的家人早已改穿土布，並丟棄了大部分的洋布衣物。唯一剩下的只有她母親去世之時所遺留下來的一件「莎麗」（sari；譯註：一整段的布或綢，為印度婦女裹身包頭或披肩之用）。她怎能讓這件母親的遺物落入烈焰當中呢？但她－看到鄰居競相把東西拋擲給樓下街上的學生，便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了。她下定決心：「母親是母親沒錯，但母國比母親更為崇高。因此那件『莎麗』必須丟棄，所以我就把它交出去了......」

英方與國大黨領袖都未曾料到婦女竟會如此熱烈地參與不合作運動。婦女不僅攜帶水壺到海邊盛水以烹煮鹽巴，也在村莊里抵制沒收物品的拍賣會，並對購買的人加以襲擾、羞辱。她們也遭到警方毆打，而且在一九三○年間約有兩萬名婦女被捕下獄。婦女並且成為地方上以及全印不合作運動的「發號施令者」。拉合爾一位學生運動策畫人寫道：「英國政府被印度婦女嚇了一跳。我們並非......膽小、溫馴、不識字的印度婦女，我們並不以局限於家庭的四壁內而滿足......」

甘地對女性在許多方面的看法依然極為傳統，不過，他也認為婦女具有較高的道德情操及忍受痛苦的能力，因此是從事真理之力運動的理想人選。他原本希望將婦女的參與限制於為家人編製土布，後來才允許她們加入包圍洋布洋酒商店的行列，同時卻仍聲言犯法行為應由男人為之。婦女對這種排除作法表達強烈抗議之後，甘地才有所退讓。他的確啟護了許多婦女參與不合作運動，但大多數婦女的投入依然出於自發，而非受他敦促的結果。

力挽狂瀾，節節敗退

一九三○年間，不合作運動雖然受到英方毫不留情的打壓，卻仍在全印各省蔓延擴散。殖民地政府一而再地必須依賴警察恢復秩序。有時候─在白沙瓦有一小段時間，在古吉拉特則長達數日─即使鐵皮竹棍與逮捕拘禁也不足以嚇阻抗爭民眾，官員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在部分地區已失去控制權。在許多方面進行的一連串抵制行動，對殖民地政權的經濟與心理基礎皆已造成打擊。

洋酒抵制行動、拒繳土地租稅與守護者費用，以及森林砍伐等行為，在部分省份都造成稅收短缺的後果。舉例而言，比哈爾邦與中央州皆極度依賴酒類的貨物稅，因此洋酒抵制活動便有立即可見的效果。洋布抵制活動則減少了中央政府的關稅收入（同時也對英國本土的工業利益造成打擊）；布匹進口價格在一年內下跌了五成。經濟不景氣雖也是部分原因，因為印度的消費者購買能力即受其影響而下降；然而，布匹進口量的衰退卻遠大於其它商品，而這顯然是由於抵制行為使然。

非暴力抵制行動所導致的預算緊縮又因新增的直接支出而雪上加霜，因為警方的行動皆極為昂貴。從食鹽遊行以至與帕地達人的衝突（至一九三－年初仍未告終結），總計約有六萬人因參與不合作運動而被捕下獄。孟買、孟加拉，以及中央州都因而必須增加監獄支出、尋求臨時獄所（例如臨時搭建的小屋）以容納囚犯，並派遣額外的警力支持動亂地區。地方官員的大量辭職則使得恢復秩序的工作益發困難。

不過，殖民地政權內的重要人物對壓制不合作運動所造成的財政困境倒不那麼在意，他們真正擔憂的是這場鬥爭對印度公僕的士氣產生的影響，尤其是地方上的警力。在阿姆利則屠殺事件之後，英方便不願再以軍隊進行驅散或鎮壓抗爭群眾的行動，而寧可依賴警力。他們深深明了，如果民族主義份子能夠削弱印籍員警的忠心與紀律，則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基礎便將動搖。

不合作運動對警方形成巨大負擔。一份描述聯合省情況的報告坦承：「他們蒙受公然的縵罵與詆毀，並且經常遭到攻擊；店家有時拒絕提供他們物資，僕役也拒絕為他們服務；甚至他們的妻子與家人也經常成為社交抵制活動的對象。」孟買的警察督察長表示，他無法確定手下的警官是否會忠實執行政府的鎮壓命令。

柯瑞是一位曾經服務於孟買市的警官，他在回憶錄里坦承自己當年「對於必須驅散非暴力運動的群眾感到極為不願，雖然那些違法人士受到的傷害大都非常輕微，但對那些人動用武力不同於對危及他人性命的暴動份子動用武力那般具有足以說服人的理由......我對整個驅散行動的厭惡之情逐漸增強，以致每逢國大黨舉行大規模示威活動，我便不禁感到反胃欲吐......」

英國官員對於站上第一線面對不合作運動的人員皆不吝給予最大支持。舉例而言，馬德拉斯政府削減公務員薪資之時，不但把警察排除在外，還對與示威者發生衝突的警官大發賞金。警員也獲得保證，若遭到濫用暴力的控訴，上級必然與他們站在同一方。相較之下，國大黨顛覆警察忠誠度的努力並無前後一貫的作為。國大黨首先訴諸他們的愛國情操；馬德拉斯的運動份子向警方寄發明信片，懇求他們勿對自己的「兄弟同胞」暴力相向。但警方濫用暴力的行徑使得國大黨轉而仇視他們，於是譴責警方也有助於號召民眾支持不合作運動。國大黨一面企圖削弱英國政權的正當性，另一面又試圖爭取捍衛英國政權之人士的支持，但這兩個目標卻彼此矛盾。

到了一九三○年九月，厄文終於得以向倫敦回報指出，國大黨動搖警察士氣的圖謀已「完全失敗」，而警方募集新進人員也毫無困難。因此，印度並未因不合作運動而無法統治。隨著時間過去，厄文與其同僚也愈來愈有自信能夠抵擋國大黨的攻勢，並把不合作運動打散成為各地的地方問題。到了一九三○年下旬，不合作運動的浪潮似已盛極而衰。少數地區的抗稅運動雖仍方興未艾，政府當局卻已無危殆之感，以致草擬於仲夏時節的《緊急授權法》並未正式制定為法律。

國大黨雖然發起了反抗英國政權的全國性運動，卻並未在全印各地以同等的力量推動，同時又受到遠在甘地出現之前就已存在的族群不和問題削弱。甘地早在一九二九年底就已明白回教領袖不會與國大黨正式合作。不過，他原本希望將民族主義份子的要求與針對經濟困境所進行的非暴力抵制運動掛鉤，藉此讓國大黨消彌一般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之間的不信任，並使平常難以建立的同胞情感能夠在鬥爭的氛圍中建立。國大黨為了讓回教政治人物安心，也誓言不會在沒有他們同意的狀況下接受任何憲政安排。

不過，這種種善意以及政治舉動卻未能燃起回教徒對不合作運動的熱情。大多數的回教徒領袖持續抨擊國大黨，而信奉回教的一般民眾也無意參與地方上的運動策畫者所發起的抗議活動。以全國民眾的參與程度來看，在一九三○年十一月間，因參與不合作運動而身系圍圄的兩萬九千多人里，只有一千一百五十二人為回教徒。在缺乏回教徒廣泛參與的情形下，不合作運動便只能零散地分布於部分地區。一九三○年間，回教徒居多的旁遮普與信德省就沒有為英國政府帶來什麼麻煩，而回教徒的冷漠態度也使得其它地區的運動弱化不少。唯一的例外是偏遠的西北邊境，阿布杜爾□克汗極力對當地的志工灌輸甘地的思想原則。

階級摩擦也使得運動的力量削弱不少。國大黨與特權團體具有財務及組織上的關係，例如資助國大黨並支持洋布抵制行動的商人，以及在鄉下地方擔任主要幹部的地主。甘地雖然把觸角伸向社會各階層，並下至最窮苦的人民，但國大黨與富有而具影響力之人的關係，卻使得對下層階級的訴求遭到壓制。即使是甘地也不敢提議發起全面罷工──此舉除了對付英國政權有效之外，也會傷及印度企業─而一九三○年一整年間，勞工階級在工業區的激進抗爭行為也一直未受到國大黨的重視與援用。

不合作運動所遭逢的阻礙並非全都來自內部，英國政權所採取的手段也有其效果．權力下放的控制方式以及將運動分散各地的手段，雖在早期有助於反對運動在政府的強力鎮壓下尋求生路，但警方的棍棒毆打、大規模逮捕、懲罰性查抄，以及宵禁等各種迫害手段所造成的人身傷害，則使不合作運動在部分地區難以擴展，在其它地方更是徹底瓦解。

殖民地政權雖未能以暴力手段嚇阻抗爭群眾，卻也有其它方式能夠懲罰不懼權威的印度人士。沒收抗稅人士的土地便具有極佳的效果。許多人雖對坐牢乃至身體傷害無所懼怕，卻由於家人生活所需，而難以面對土地的喪失。舉例而言，沒收土地的手段即迫使比哈爾邦的農民於一九三○年底恢復繳納守護者稅款。

經濟的衰頹也減緩運動的發展。原本全力配合抵制行動的布商，隨著損失的遞增，意志也開始動搖。早在七月份，孟買的商人即與溫和派政治人物聯手嘗試說服甘地與尼赫魯同殖民政府妥協。下半年，由於商人紛紛在暗地裡販售洋布，以致除了孟買市以外，幾乎所有地區的運動紀律都開始瓦解。

國大黨本身的勢力在一九三○年下半年大為減退。警方的逮捕行動迫使黨中央把主導權下放給地方委員會，但後者卻又因受到鎮壓而陷入混亂，於是中央與地方控制中心的雙雙崩潰便導致非暴力紀律的廢弛。古吉拉特的帕地達人，擁有多年的真理之力運動經驗，能夠堅守非暴力原則，但全印卻少有地區能與之相比。米德納普的抗稅人士、中央州的伐林牧民，以及孟買市與加爾各答的抗爭群眾，均對暴力行為的風險無所體會，於是攻擊警察及森林巡狩員等殖民政府代表的行為也就逐漸增加。即使在古吉拉特也有一位官員因拒絕辭職而慘遭謀殺。不合作運動愈是發自於地方上的不滿，而不具策略上的意圖，便愈有可能偏離非暴力的原則。

議和

就在國大黨眼看著不合作運動在各地逐漸衰頹，而黨組織也支離破碎之際，英國官員正在倫敦的圓桌會議上與其它印度代表進行會談。這場會議從十月底進行至一月中，與會代表包括英國官員、各土邦代表、回教、印度教，與自由派領袖──但卻沒有一位代表來自於最有資格代表印度人的組織：國大黨。

這場會談獲致了一項非國大黨的印度與會代表及英方皆可接受的憲政改革方案：周邊土邦與英屬印度合組聯邦，而聯邦行政權必須對立法權負責。在過渡期間，英總督擁有若干「保留」的權力，諸如國防與財政。對印度自由派份子而言，這項協議朝自治的方向邁進了一步。回教徒則對聯邦的架構感到安心，因為如此可保護他們免於受到印度教徒的宰制。即使是對厄文的一九二九年改革擬議曾表達強烈反對的英國自由黨與保守黨，也願意在此種安排下支持印度的自治領地位。不民主的各個土邦在立法機構里的影響力，以及行政機構所保留的權力，似乎足以鞏固殖民政權的地位。

不過，國大黨若被排除在外，則殖民政府在倫敦與這群缺乏代表性的印度代表所激活的改革程序將毫無潛力可言。厄文雖然不敢確定能否說服國大黨加入下一階段的協商，卻又覺得要達成一個能夠獲得印度人認可、且在一定程度內對殖民政府有利的協議，這將是近期內唯一的機會。他也希望能夠減輕其政權因不合作運動所承受的壓力及財政負擔。因此，向國大黨展現和解善意的時機已然成熟，厄文於是在一月二十四日宣布無條件釋放所有被捕的工作委員會成員。

獲得自由之後，甘地堅持國大黨應繼續實行不合作運動，並在政府達成若干要求後──例如允許示威活動以及食鹽製造、歸還抗稅人士遭沒收的土地，以及廢止壓迫性的法規──才加入會談。然而，他在私底下卻聽到國大黨內外都有認為應與政府達成協議的聲音。國大黨內部的溫和派份子向來對不合作運動抱持疑慮，現在更是希望完全加以揚棄。原本立場強硬的激進派，則由於莫提羅□尼赫魯於二月六日去世，而失去了重要台柱。

甘地也徵求商業界的意見，而發現其對妥協的興趣甚高。加爾各答印度商會主席凱潭宣稱：「我們應可建議甘地及國大黨，該是他們尋求達成有尊嚴之協議的時候了。我們都想要和平。」最後，由於甘地深信真理之力實行者所承受的痛苦能夠使其對手的想法產生改變，因此他也開始期待與政府的面對面會談能夠彰顯出該項效果。因此，他便於二月十四日去函向厄文要求會面，而厄文也毫不遲疑地接受。

甘地見到以溫文謙恭著稱的厄文之後，即認為他是平息衝突的理想合作對象。厄文對甘地亦有惺惺相惜之感，因此也刻意落實這種印象。他寫信向貝恩表示，他將盡量讓甘地看見他的誠意、他的「悲憫」，以及他對「對方的期望、疑慮，以及失望等情緒的了解」。他並接受一位印度自由派份子的建議，著上他「最為高潔的外表J出席會談。

二月十七日下午，甘地身著羊毛披肩，大步登上新德里數年前才剛完工的總督官邸。官邸周邊裝飾有噴泉及大象雕刻，屋頂則是高聳的圓頂，整幢建築閃耀著帝國的榮光。甘地爬上寬闊的階梯之後，即被引領至厄文的書房，然後在火爐前坐下來取暖。每天與厄文會談之後，甘地便回到一位朋友家中，花幾個小時與工作委員會成員討論相關議題。

此時的會談仍處於初步階段，討論結果並不具有約束力─其目的在於釐清議題及雙方立場，以作為第二回合會談的基礎。首先，他們必須討論的議題有不久前的圓桌會議所提出的憲政問題：國大黨是否願意接受聯邦的架構、具有實權的中央政府，以及由行政首長保留若干許可權等條件作為談判的前提？接下來還有該如何處理不合作運動的問題。厄文明白指出，只要國大黨停止不合作運動，他便願意釋放所有因不合作運動而入獄的人犯、廢止相關法令，並召回懲罰性警力。然而，甘地卻有更多的要求：讓辭職的地方官員復職、歸還抗稅人士遭沒收的土地、開放食鹽產制並准許抵制洋酒洋布商行，以及調查警方施暴情形。

結果，憲政問題並非最棘手的問題。雖然政府的改革方案距離獨立甚遠，甘地卻仍向厄文取得承諾，應允國大黨在下一次的圓桌會議上提出印度脫離大英帝國之權利的議題。此外，就甘地個人的觀點看來，憲政問題。有關印度究竟能夠獲得自治領還是完全獨立的地位，以及過渡期間如何進行轉變──對他心目中認為印度所應擁有的自我支配並不重要。

不過，甘地要想在其它議題上讓步就沒那麼容易了。畢竟，他的運動策略之基礎，即是針對英國統治手段中最為明顯的表徵──諸如食鹽專賣事業以及洋布進口─加以抗爭。他若在這些議題上有所退讓，許多站在第一線上的印度民眾即會認為不合作運動已然失敗。對帕地達農夫而言，憲政改革遠不如喪失自己的土地那般重要。同理，在達拉沙納流過鮮血的民眾也不可能接受一項保留了他們的抗爭對象，並且還免除警察施暴責任的協議。厄文在這些議題上也同樣難以妥協。他手下的地方官員早已表明，任何懲罰員警或使反對運動在日常議題上獲致勝利的協議，必然會令殖民政府賴以提供武力的人員灰心喪志。厄文手下的一位部長於德里會談前幾天對他警告道：「我們對所有提案的評估，重點並不在於其對國大黨可能造成的效果，而是其對我們的支持者、官員，以及人員可能產生的影響。」

甘地與厄文於二月二十七日在德里再次展開談判。他們很快便對憲政會談的原則獲致共識，以聯邦、責任政府，以及保留許可權三大議題為基礎。不過，一觸及終止不合作運動的問題，談判即瀕臨破裂。結果厄文退了一小步，甘地則退了一大步，雙方才達成協議：不合作運動應該終止。,政府應廢止高壓法令、撤回懲罰性警力、釋放囚犯，並准許遭禁的團體恢復運作。至於辭職的印度官員，只要其職位尚未被人正式取代，亦可復職。

另一方面，警察的施暴行為將不受調查。農夫不得取回已經售出的沒收土地。對洋布洋酒商行的和平抵制活動可以繼續，但不得用為政治制裁手段。而食鹽法雖然不予廢止，政府卻不會幹預供內銷的小規模製鹽活動。賈瓦哈羅□尼赫魯深感失望，但甘地總算還是取得了工作委員會的同意，而在三月五日敲定和談條件。

甘地所放手一搏者，即是藉由取消不合作運動及參與圓桌會議，而不再繼續抗爭路線，以使國大黨增加所獲，或減少損失。他雖在某些問題上保住了顏面，卻難謂在各種基本議題上獲有明確的勝利。不過，他倒也似乎為國大黨爭取到了重建其破敗組織的時間。,而激進份子雖對甘地的妥協行為有所不滿，領導中心卻也並無動搖。他們之所以隱忍不發，原因是他們認定只要八月份登場的新回合圓桌會談未能達成協議，他們即可拾起棍棒，重新展開另一波的運動。

《德里協議》簽訂之後四天，厄文即寫信至倫敦給貝恩，對於自己不需再於「類如警察行為、鎮壓手段等令我們兩人同感煩惱的......諸多問題」之上讓步感到如釋重負。一如往常，厄文所關注的是他的控制手段，而協議並未損及這一點。這項協議雖未阻止國大黨重新組織，卻也保全了殖民政府的一切權力。厄文指出：「檢視過這整份協議之後，我對於甘地竟然願意如此高度配合，確實感到驚訝。」

許多擔任警察以及政府文官的印度人，對該項協議則不像厄文那般雀躍。於是英國官員決定，必須讓警方明白他們不會在新一波的衝突中束手縛腳。孟加拉地方政府警告道：「唯有以毫不含糊的宣示，加上同樣明確的實際證據，以證明政府有決心伸張本身權力並瓦解叛亂活動，」才能確保警察的忠誠度不變。因此，和平協議甫簽訂，政府官員便即刻草擬了一部新的緊急授權法。

由於雙方的強硬份子皆存心要讓協議破裂，因此事件的發展也就似乎趨於負面。一手打造和平協議的厄文男爵於四月返回英國，而接替總督職務的魏靈頓男爵則擁有迥然相異的本性。對於已然全心尋求和平的國大黨而言，針對地方議題所發動的群眾抗爭也開始問題叢生。在古吉拉特與聯合省的部分地區，農民依然持續拒繳土地租稅。其動機不但在於表達抗議，同時也是由於經濟上的困頓（全球經濟不景氣造成農作物價格下跌）。在西北邊境，阿布杜爾□克汗的勢力又再度活躍，不但包圍洋布商店，也號召民眾抵制土地租稅。甘地於是不得不規勸地方活動人士自我節制，另一面又力促官員妥協。而帕德爾與尼赫魯等其它國大黨領袖則開始懷疑，遵守和平協議是否值得付出喪失地方支持的代價。

八月，甘地以國大黨唯一代表的身分前往倫敦參加另一回合的圓桌會議，與英國以及印度其它黨派和土邦的代表進行會談。英方堅持有關印度最終地位的任何進展，都必須視各族群之代表權以及印度聯邦架構的協議而定。一如他們所料，印度各方代表立即在這些議題上陷入僵持，而甘地試圖化解他們歧見的努力也徒勞無功。英國首相麥克唐納（RamsayMacDonald）於十二月一日結束會談之時，印度邁向自治地位的問題依然毫無進展。

圓桌會議在毫無成果的情況下落幕，除了承認失敗之外，唯一的選擇就是重新展開不合作運動。等到甘地返回印度之時，政府早已做出了強烈的挑釁行為。孟加拉、聯合省，以及西北邊境等地的地方官員皆重新頒行高壓措施，並將包含尼赫魯在內的部分國大黨活動人士再次逮捕入獄。甘地欲與新任總督魏靈頓男爵會面討論這些狀況的要求也遭到蠻橫的拒絕，於是國大黨便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宣告重新展開不合作運動。

不過，這一次政府已有所準備，而對打擊非暴力運動展現了較多的自信。一項先發制人的鎮壓計畫於數月前訂定之後，即經由一波逮捕行動以及新頒行的法令而逐漸成形。甘地本身亦於一月四日再次入獄。英方所採行的新政策其實就是戒嚴。同時，許多國大黨的重要支持者則因先前不合作運動的暫停以及地方運動的自製而喪失了熱情。現在他們已不願意再為另一次的運動冒自己生命財產的危險。新一回合的不合作運動雖然延續了兩年才正式結束，但這場運動在開始半年之後即不曾再對殖民政府造成嚴重威脅。

印度在一九三○至一九三一年間為了反抗英國而發起的不合作運動，其成果無疑成敗互見。就國大黨所宣示的目標，以及諸如賈瓦哈羅□尼赫魯等堅定的民族主義份子所抱持的希望而言，這場運動是失敗的。運動的第二階段終於在一九三四年完全止息之後，印度人對於自己在大英帝國之下的自治領地位抑或徹底獨立的目標，都無所進展。至於在甘地所認為重要的經濟與日常議題上，他們也並未獲得任何重大讓步。

不過，這場運動即便未能導致憲政改革抑或實質利益,總也證明了印度一般民眾具有影響情勢發展的能力。印度民族主義份子在部分地區成功削弱了殖民政府賴以支撐的結構。抗稅運動、商品抵制以及辭職風潮皆扼住了政府的兩大經脈──財政與人事。有幾次的不合作運動──四月底在白沙瓦的運動，以及一九三○年間在古吉拉特各地的多次運動─則讓英國人見識到，一旦服務於殖民政府及執法機構中的印度人不再無條件服從，其所可能導致的後果。英方也無法確定這些地區所爆發的小型衝突不會蔓延至印度半島的其它區域。由於圍堵不合作運動的代價極高，以致厄文不得不以未盡滿意的條件尋求協商已終止衝突。

然而,在表面之下,殖民政府從未面臨到全面性的統治危機。民族主義份子並未動搖警力的忠誠度，而鎮壓行動儘管未盡理想而且代價高昂，卻也未曾遭到成功的反制。這場運動原本即對單一的打擊力量有所預防─統理全印運動事務的領袖遭到逮捕之時，地方運動人士幾乎絲毫不受影響，而且反對運動的參與人數太多，牽涉所及的區域也太廣大，因此政府當局也不可能徹底加以壓制。不過，毆打、監禁，以及沒收土地等手段卻在許多地區削弱了反對運動的力量。而且，不論國大黨是否可能調整策略以反制鎮壓行動，都無法改變有許多印度人並未參與運動的事實。在回教徒與工廠勞工無法團結的情況下，甘地的追隨者所推動的不合作運動成效自然有限。

國大黨雖然未能擊潰殖民政府,卻成功剝除了英國統治的合法性。殖民政權在過去的1百多年來一直塑造自己良善愛民的形象，並以健全經濟與穩健改革──且可能在長期下達成印度自治─的推動者自居。只要印度人照常生活並且配合政府訂定的法律與制度，英方即可維持此一表面上的假象。然而，不合作運動卻將其打破了。

印度人在全國各地一再違抗他們認為不公義的法律，而統治者則對他們毆打、監禁、沒收財產、禁止出版品，並且宣告他們的組織違法。在勒克瑙的街頭上、在達拉沙納的製鹽廠內、在古吉拉特的村莊里，英國政權皆赤裸裸地展現了殖民統治就是一種獨裁統治。英方原本很樂於在各個方面獲得印度人的認可,但印度人一旦表示反對,英方隨即毫不遲疑地以棍棒予槍枝遂行統治。不合作運動揭露了這項事實，而不斷對往後的英印關係造成影響。

印度人對於坐牢之看法的改變，最是明確彰顯了殖民政府權威的喪失。入獄服刑一度為羞恥的印記，後來卻成為光榮的表徵。納拉揚□迪賽猶記得兒時於父親（甘地的秘書）遭押上警車之際，興奮地大聲喊道：「這次不只兩年！」監禁依然能夠對人身造成強制，但在大多數印度人眼中卻不再具有羞恥的意味。

國大黨領袖的目標不只在於破壞殖民政府的威信。,他們也試圖讓自己成為代表人民的唯一聲音。就此意義而言，普遍的非暴力運動只是國大黨向英方競逐政治上優越地位的手段、同時以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印度人雖然受到英國的統治,實際的[領導者]卻是國大黨。運動的發起與暫停皆由國大黨所掌控，而國大黨的領導人物與志工也採行了宣傳效果最大的不合作運動，並且承受了最為明確可見的暴行。此外，在大多數的衝突當中，甘地及其同僚都得以掌握主動權。

不過，他們的地位也並非不曾遭到挑戰，且其原因多與英方無關，而是出自印度人本身內部。國大黨自認為是在引導民眾遂行井然有序的非暴力運動，然其全國性領袖以及地方領導人物卻經常批准進行他們所未發起也無法控制的行動。國大黨經常陷入跟隨而非領導的地位、扮演節制而非動員的角色。而且，國大黨既未能讓印度教徒、回教徒，以及錫克教徒一同參與這場運動，就表示國大黨未能代表印度所有人民，以致埋下了日後英國撒離後持續存在的內部分裂及族群傾軋的伏筆。

然而，不合作運動的經驗卻改變了所有參與其中的人。才一個世代以前,僅有都市裡少數受過教育的印度教徒才具有強烈的印度國家意識，而公民意識也因宗教。種姓，以及語言等各種團體的區隔而難以彰顯。不過，印度社會各階層的民眾共同參與非暴力運動以對抗與所有人皆切身相關的不義事項之後，印度內部也就出現了一種新的公民精神。

食鹽運動給了人民一個共同的奮鬥目標,並在不同階級及不同宗教信仰的印度百姓之間建立了堅實的情感。由於堅決抵制洋布而喪失所售襯衫的孟買商人、因參與包圍行動而被捕入獄的拉合爾大學生，以及在達拉沙納遭到痛打的國大黨志工。,這些印度人與彼此以及甘地和尼赫魯等備受敬重的領導人物都擁有了一段共同的經歷。。為了驅逐英國人以促進國家利益，他們皆不惜拋開自己的私人利益。印度不再只是地圖上的一片色塊，而是人民心中一個明確的概念。

一項違抗政府當局的簡單行為，即驅散了殖民統治所賴以存在並善加培養的自卑感。烏莎□梅塔記得她家中老一輩的婦女皆以參與過食鹽真理之力運動為榮。她的姨婆以及祖母經常帶鹽水回家，煮干之後，「即高聲喊道：『我們違反了食鹽法』」。不合作運動也改變了人民對英國統治者的看法：英國人不再是無法打倒的了。他們的總督已與甘地談判過，而因此承認了他純粹以能夠表達出人民的願望而獲致的權威。納拉揚□迪賽指出，英國人在坐下來與甘地會談之前，「總是高高在上，我們只能服從他們。在那之後就不再是如此了。」

甘地個人在不合作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極端重要。對數以百萬計的印度人而言，他就是國家目標的象徵。在國大黨內，他的地位給了他極大的影響力，而他則以此維繫鬥爭不休的派系之間的彼此合作，並驅使國大黨轉型成為一般大眾的政治組織。此外，甘地對於真理之力運動及自我支配的見解，也刺激了國大黨幹部的思考，以致到了一九三○年，他們大多數都已投身於以非暴力運動的手段追求獨立。

不過，不合作運動雖在甘地的領導下而起，卻不純然反映他的理想。在甘地原本的想法里，真理之力運動應以違犯殖民政府的法律為開端，接著迫使英方懲罰抗議民眾。他們的受苦會引起壓迫者的同情、揭露殖民統治的不義，並造成讓英人不得不撇離的狀況。甘地甚至天真地認為，厄文願意談判即是因為他心意已然轉變。但甘地與厄文並不等於印度與英國。,厄文雖對甘地極為欽佩，但他的政府卻並不打算承認印度人擁有主權。

除了厄文之外，天真的英國人多視甘地為某種煽動無知民眾的部落巫醫。,丘吉爾即稱他為「騙子」。不過，甘地雖然擁有聖潔且不食人間煙火的形象，他卻非常了解印度解放運動的政治現實。他知道不合作運動必須對殖民政權造成足夠的壓力，俾使英人感到不值得與他們周旋。而他的「真理之力」對於追求這項極為世俗的目標也毫無困難。。他大多數的追隨者參與不合作運動都並非為了尋求道德上的升華，而是要擊敗對手─所採行的手段則是拒絕合作並拒繳稅捐，以使殖民政府難以掌控印度。讓英國人了解自己的錯誤並非重點所在。,將英國人驅逐出境才是運動目標。

在一九三○至一九三一年間，非暴力運動沒有驅走英國人，也沒有產生甘地所預期的效果，但卻的確發生了作用。抗議人士所受的苦難雖未改變英人的心意，卻改變了印度人對英人的看法。對成千上萬的印度人而言，與殖民政府合作原本是有益之舉，卻由於真理之力運動及其成果而成為遭人唾棄的行為。英國政府靠著印度的順服而輕易遂行控制的舊秩序已遭打破。在不合作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地方首長英尼斯爵士向其同僚發表了他對情勢的分析。他坦承道：「英國只能在印度的認可之下對其加以掌控。我們不能以刀槍遂行統治。」

英國失去了印度的認可。而且，假如不合作運動更有紀律。,假如國大黨能夠成功剝奪殖民政府的強制手段；更重要的是，假如印度能夠更為團結；則大英帝國也許會更早失去這塊帝國里最耀眼的寶地。

後續發展

到了一九三O年代中期，由於不合作運動已暫告停歇，而殖民政權也仍未消失，因此印度民族主義份子便策畫了一條新的路線。甘地依然是反對運動的統一象徵。在情況所需之時，他也短暫地站上了政治舞台。不過，他最為重視且投注最多心力的仍是建設性工作：解放賤民與婦女、提倡鄉村工業、改革教育及衛生。他並將他的基地遷移至印度中部的塞瓦格朗村內一所新的靜修處，猶如象徵他所作所為的一切。

國大黨依舊致力於追求印度獨立，但經過一九三五年放寬選民資格以及強化地方議會角色的改革之後，其領導人物即轉而從事體制內的操作。國大黨成功地將其群眾影響力轉換成選票，而於一九三七年的選舉在數個省份贏得多數席次，並獲得組織地方政府的權利。

這種參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即告結束。英國國會向德國宣戰之後，殖民政府沒有徵詢印人意見就隨即跟進，並且拒絕以滿足民族主義份子的要求作為效忠英國的獎賞。國大黨於一九三九年十月命令其地方官員辭職，並再次展開全面抗爭。一九四二年的「放棄印度」決議更是引發了民眾自發性的暴力叛亂行動，而造成近十萬人遭到逮捕，並有超過一千人喪生。於此同時，身在海外的博斯則召募了一支「印度國民軍」，與日軍共同對英作戰。

殖民政府雖然克服了這些問題，但英國在戰後卻勢必得面臨國大黨新一波的抗爭，也必須在鎮壓反對運動與接受民族主義份子之要求兩者之間做出選擇。他們先前已多次處理過激烈的反抗活動─暴力與非暴力者皆然──但警察的紀律與忠誠度皆在戰後大幅滑落，而且印度士兵的可靠性也令人存疑。曾經加入印度國民軍對英作戰者被頌讀為英雄；他們所立下的榜樣即可能促使政府軍自問其效忠對象究竟為殖民政府抑或印度。

更重要的是，對於英國已然耗竭的戰後經濟而言，在印度進行的任何鎮壓行動都勢將造成沉重負擔。雖然邱吉爾依然堅持認為印度是帝國之瑰寶，英國民眾卻大多無此情懷，而英國強大的盟友美國自然更是對此毫不關心。工黨於一九四五年七月贏得大選並保證以重建英國本土為優先工作之後，改變的時機即告成熟。

截至此時，由於回教聯盟已成為回教徒願望的主要代言者，因此任何政治協議不但必須獲得國大黨的認可，也必須贏得回教聯盟的支持。現在的問題不再是印度獨立後內部不同宗教團體的關係，而是有無可能成立另一個涵蓋回教徒占多數之地區的新國家─巴基斯坦。此種安排對於錫克教徒的威脅最大，因為他們的家園旁遮普極有可能分屬兩個國家。隨著回教徒脫離受印度教徒支配之印度的決心愈來愈強，緊張情勢也在一九四六與一九四七年間爆發成為暴力事件。印度教徒、回教徒，以及錫克教徒皆參與其中，也都身受其害。

眼見印度局勢漸趨敗壞，英國於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撤離。一九四七年五月所擬訂的計畫─並在稍後獲得國大黨、回教聯盟，以及錫克教徒領袖的一致同意─倡議對印度與巴基斯坦這兩個國家分別賦予自治地位。英國國會與女王於七月批准了《印度獨立法案》，兩個國家即於八月十四日午夜起獲得自由地位。

在德里的慶祝活動里，甘地的缺席極為引人矚目。印度雖已贏得獨立，卻付出分裂為二的代價，而粉碎了他的統一之夢。新獨立的印度並且也保留了他認為是印度文明污點的社會階級不平等、種姓階級歧視，以及性迫害。這位偉大的賢哲雖然得以活著看見殖民政府垮台，卻於一九四八年遭到一位印度教集團主義份子的暗殺。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依然認為印度距離自我支配還有漫漫長路要走。

甘地也許對印度獨立之後的國家特色感到失望，但他必定知道，通往自主的大門是由他發起並領導的非暴力群眾運動所打開的。針對一個不具全民代表性而又強大穩固的政府所發起的系統性非暴力反對行動，從來不曾有過這麼龐大的規模。經由組織並建立如此一項反對行動，印度的領導人物皆因而習得了操作民主制度所需的政治技巧。這場運動不但改變了印度的歷史，也奠定了維繫公民社會的基石。在甘地辭世之後三個世代，印度雖然仍因宗教信仰、社會階級，以及種姓地位而分裂，卻也依然自由而民主。

★1－3、波蘭：團結的力量★
一九八○年八月十六日，星期六

那天晚上，波羅的海沿岸吹著微風，而龐大的列寧造船廠內，在靜止不動的起重機下，則有二十多名工人團團坐在煙霧瀰漫的會議室里。他們徹夜論辯，擬訂了一份代表五萬名罷工工人向政府提出的請求清單，內容涵蓋加薪以至延長育嬰假等各種問題。其中的第一項要求在往後的六十八個星期里把波蘭攪得天翻地覆。其內容為：要求給予工人組織自主工會的權利。

一九八○年八月的波蘭與－九三○年四月的印度或是一九○五年十月的俄羅斯一樣瀕臨險境。不過，和聖彼得堡的蘇維埃份子或者印度國大黨人不同的是，格但斯克的勞工並不以改變政府為目標。他們知道東歐人民為了追求較為自由的政治制度，曾經兩度──一次在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另一次在一九六八年的捷克──引來蘇聯坦克車的鎮壓。他們並不想讓波蘭走上同樣的命運。他們所要的是工業上的，而非政治上的權利。

在往後的日子裡，政府雖然一再企圖在不接受他們主要要求的情況下平息罷工活動，然而，當晚坐在那間會議室里的男男女女，卻以一連串的決定挫敗政府的行動。他們的策略並非在一時衝動之下臨時擬訂的，因為八月罷工潮已非波蘭勞工第一次為爭取組織工會而發動抗爭。那間會議室里的部分人士投身於追求這項目標已有數年之久。他們丟掉工作、遭受長時間的訊問及拷打、曾經入獄服刑，並且目睹暴動以及屠殺。不過，他們也學會了如何在衝突中細心策畫並謹慎執行的本領，現在他們已準備好要實際發揮這些本領了。

在一九八○年代的波蘭，一場龐大的群眾運動即將展開，並將以非暴力行動改變國家的命運。

自力組織一再的承諾

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之際，杜魯門、丘吉爾，以及斯大林三人齊聚於德國波茲坦重劃東歐地圖。他們同意將波蘭的邊境西移，割讓部分領土給蘇聯，再以德國領土給予補償，其中包括德國人稱為但澤（Danzig）而波蘭人稱為格但斯克的波羅的海海港。

蘇軍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將德軍逐出格但斯克之後，此處古老的中世紀城鎮以及現代化的工業港口即淪為一片廢墟。工廠、公寓大樓、橋樑、電廠，以及供水站等各種建築即使未遭夷為平地，也都已嚴重毀損。在當地居住幾世代之久的德國人全遭驅逐出境，取而代之的則是成千上萬疲憊不堪的波蘭人，其中有因戰亂而流離失所的，亦有因蘇聯兼并波蘭東方領土而喪失家園的。湧入這座破敗城鎮的人群里，有一位名叫瓦倫蒂諾維茲的少女。

瓦倫蒂諾維茲因戰禍而成為孤兒。她的父母雙雙在戰亂中喪生，她的哥哥則落入蘇聯的勞改營里。她於一九四五年抵達格但斯克地區，先是擔任農場女僕，之後也換過幾個工作，自一九五○年起則在格但斯克造船廠（列寧造船廠的前身）擔任焊工。這座造船廠是波蘭的新共產政府從德國人手中接收過來的。波蘭共黨僅為一小派系，群眾支持基礎薄弱。他們操控選舉、監禁反對人士，並且依恃蘇軍的武力威嚇以成立獨裁政權。不過，他們雖採取武力及欺騙的方式攫取權力，卻也承諾給予人民更好的未來。他們希望在舊波蘭的廢墟上建立起新波蘭──－個兼具良好教育及繁榮經濟的平等社會。而這個新秩序的建立者以及受益者，則是如瓦倫蒂諾維茲這樣的勞工。

瓦倫蒂諾維茲到達格但斯克之後，勞工與共黨（其波蘭文名稱簡稱為PZPR）確實聯手打造了一個新波蘭，而表面上的證據也極為可觀：例如位於華沙附近的吉蘭汽車廠與厄色斯牽引車製造廠，以及克拉科夫城郊的諾瓦胡塔鍊鋼廠等規模龐大的新興工業區。上百萬農民從鄉下湧入這些工廠上班，包括西里西亞的煤礦場、羅茲的紡織廠，以及波羅的海沿岸的造船廠。到了一九六○年代晚期，格但斯克的列寧造船廠已有一萬五千名員工，鄰近港市格丁尼亞的巴黎公社造船廠也有八千名員工，而什切青的華爾斯基造船廠則有一萬名員工。

但彼蘭社會並未實現共產黨的承諾。資源投入了工業基礎建設：鍊鋼廠、化學工廠、發電廠，以及礦坑。農產品出口所賺得的外匯也投資於工業上。消費者產品、住宅，以及服務業則僅能分享剩餘資源，因此波蘭勞工所能買到的商品不但稀少，品質也不佳。餐桌上極少出現肉類。人民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排隊等待購買私人公寓，而許多家庭則住在狹小的房間或是工廠宿舍里。大多數人都沒有自來水或電話。

共黨政權各個擊破的策略已告失敗。罷工工人自星期一就贏得了格但斯克人的支持、激勵了異議份子，並且吸引了一群外國記者。罷工活動至此已癱瘓了整個格但斯克──格丁尼亞地區，而且隨時可能擴散至其它地區。到了星期五晚上，政府高層決定嘗試新的方法。既然廠罷會一再邀請他們進行會談，也許他們能夠在不讓步太多的情況下與廠罷會達成協議；他們帶著這樣的希望而宣布將於星期六前往造船廠。

經過一個星期的對峙之後，罷工運動已迫使共黨政權承認廠罷會為罷工工人的代言者。為了達成這個目的，罷工領導人物的作為已然超越一九七○年的經驗。他們號召了這些年來所發展出來的新盟友。。農民與一般市民對罷工工人提供物資補給。,專業以士與學生把罷工消息傳遍沿海地區各企業。,學者與異議份子為外國媒體提供翻譯，並為廠罷會提供意見。這一廣泛的陣線並非引發罷工的因素,卻頓挫了共黨政權孤立並削弱罷工工人力量的手段。與一九七○年不同的是，這次工人已非孤立無援了。

[我們達成了我們能力所及的一切]

星期六晚上，雙方相會於衛生安全大樓內的會議室，與禮堂僅隔著一面玻璃牆，而廠罷會的數百位代表則在禮堂內旁聽會談。政府代表進入會議室前必須先經過數千名罷工工人，而這些工人都能夠聽到會談的每一句話。共黨政權的談判代表以副總理賈格斯基為首。由於他曾化解七月發生於盧布林的全面罷工，而贏得問題解決能手的聲譽。瓦文薩、圭亞茲達、庫羅德茲、琵恩考絲卡，以及其它罷工發起人則代表廠罷會發言。

由於數百家企業內的數十萬名工人全部目標一致，廠罷會於是希望進一步掃除障礙，以利往後更廣泛的動員。他們要求政府停止對罷工消息傳遞人員的逮捕與毆打、在官方媒體上報導有關會談的消息，並且恢復連接華沙的電話線，否則將拒絕談判。賈格斯基及其同僚皆大吃一驚。他們明白一旦加入罷工行列的工廠愈多，他們的地位就會愈加薄弱，因此便向對方提出優渥的承諾、自陳「技術上」的困難，並且試圖把談判引導回對方的核心要求上。其中一位官員指稱，由於華沙在前晚遭逢嚴重的颶風災害，而中央電話交換局也遭波及，因此電話無法恢復通話。琵恩考絲卡答道：「容我指出，連接華沙的電話線早在上星期五就已被切斷，整整一個星期以前。當時可沒聽說有什麼颶風。」廠罷會的領導群清楚表明，除非政府達成這些前提，否則他們不會展開談判。他們背後的勢力極為強大，而他們也打算憑恃這股勢力。

剛開始，共黨政權不知所措。格但斯克與華沙之間的電話通訊直到星期一晚上才恢復通話，而地方性及全國性的媒體也到此時才開始報導會談的消息。罷工風潮受到媒體宣傳的推波助瀾之下，談判於星期二再度展開。弗羅茨瓦夫的工人於同一天展開罷工並成立委員會，而使罷工風潮逼近上西里西亞的重要煤礦場。到了星期三，格但斯克地區已有五百家工廠加入罷工行列。罷工運動繼續蔓延至比得哥煦與托倫這兩座工業城，而諾瓦胡塔的龐大鍊鋼廠內的工人也準備發起罷工。截至星期五為止，已有兩萬名銅礦礦工加入罷工運動；波茲南的西格斯基機械廠工人提出警告道，格但斯克的會談若未能達成協議，他們就會展開罷工。共黨政權現在已必須和時間賽跑，因為經濟狀況每過一天都會遭到更大的威脅。

政府高層雖已逐漸喪失對通訊的掌控以及全國勞工的順從，他們依然希望能夠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他們如果在經濟要求上讓步，也許能夠避免進行重要改革，尤其是獨立工會的開放。共黨政權在一九五六年與一九七○年兩度面臨工人暴動，兩次都藉由日常生活議題上的讓步以及承諾改革現有工會而成功平息動亂。甚至廠罷會的部分顧問也認為官方工會的民主化是他們所能要求的極限，若一味拒絕，只會錯失達成協議的機會。但這次的罷工領導群已把獨立工會視為他們一生的核心志業，更不會在經過這麼長久的努力之後輕言放棄。

會談於星期二重新展開之後，賈格斯基隨即提出改革官方工會的建議，但廠罷會的談判代表絲毫不為所動。碼頭工人代表堅稱：「事實是，我們目前的工會毫無作用，也未曾有過任何成就。」伯格丹□里斯說得更為生動：「我們不要注入新血，我們要一個全新的器官。」短暫休息之後，賈格斯基提議雙方指派「專家」私下草擬聲明內容，主要談判代表則繼續進行公開會談。此舉雖違反了罷工領導群自從八月十四日以來所要求的公開性，瓦文薩等人卻點頭同意。他們感覺到──後來也證明他們判斷正確──共黨政權已準備退讓，只是希望避開民眾以及外國媒體的目光。

共黨終於準備在罷工工人最重視的議題上讓步，而廠罷會的互惠舉動也是協議得以達成的重要原因。廠罷會以忠實的反對勢力自居，而無意推翻共黨的一黨專政。即使只是表象，此一表態行為依然促使談判更為順利。瓦文薩在星期二會談一開始即向共黨代表保證罷工工人「反抗的對象並非社會主義制度」。後來，在當周的一場「專家」團體會議上，一位政府代表堅持廠罷會必須承認黨的「領導地位」，工人代表對此亦欣然同意。支持共黨專權雖然令人難以接受，但在政治上予以羞辱卻可能導致危險的後果。廠罷會還做了另一項讓步。雖然廠罷會希望波蘭全國工人都能夠擁有組織自由工會的權利，共黨卻斷然拒絕；也就是說，格但斯克以外地區的工人必須自己爭取這項權利。部分罷工人士希望在這一點上堅持不退，但瓦文薩、圭亞茲達，以及所有顧問皆主張讓步，而他們的意見也在最後獲得接受。

到了當周周末，協議的達成顯已近在眼前，因此共黨也面臨了關鍵時刻。政治局於華沙召開會議，會中成員相互爭論究竟應接受協議或是轉而以武力鎮壓。保安首長卡尼亞與國防部長賈魯塞斯基對鎮壓之議不表贊同。他們擔心手下的人員對於攻擊造船廠及其它公司的命令會拒不遵從。當天稍晚，賈格斯基收到指示要求儘早訂定協議。

星期六與星期日兩天，雙方全體代表針對最後細節進行討論。政府願尊重工人自行組織工會的權利，但同時也要求工會承認「共黨對國家的領導地位」，並且「不得反對現存的國際結盟體系」。這就是重點所在：工人獲得了組織工會的權利，但是工會不得沾染政治，也不可與蘇聯為敵。罷工工人同時也在罷工權、制定新的新聞法規、調查政治壓迫事件，以及經濟要求上贏得勝利──政府並承諾不對罷工工人以及提供他們協助的人士加以報復。

在星期日下午的最後一場會談上，瓦文薩知道廠罷會方面的代表、罷工工人，以及異議人士並非全都對協議結果感到滿意，尤其是有關共黨領導地位的部分。他問道：[我們是否達成了我們所要求的一切？沒有，沒有全部達成，但我們都知道我們達成了許多。我們達成了我們能力所及的一切……而我們也將達成其餘的目標，因為我們擁有最重要的東西：我們獨立自主的工會。這是我們美好未來的保證。」他隨後宣布罷工結束，不久即與賈格斯基簽署協議。當時為八月三十一日星期日晚上，成千上萬的工人將於次日早晨回到工作崗位上。

協議承認廠罷會為新公會的創設委員會,而此一公會將代表格但斯克-格丁尼亞地區的勞工。幾天之後,新公會即在格但斯克市郊一所老舊旅館內成立辦事處。瓦文薩擔任主席,並邀請庫隆擔任他的首席顧問。罷工領導群決定把新工會命名為「團結工聯」──這是造船廠所印發的罷工傳單上的標題──鮮明捕捉了在一九七○年代期間激勵反對陣營的全面抗爭精神。什切青的罷工工人於八月三十日與政府簽署協議之後，也為當地的新工會取了同樣的名字。

官方媒體依約刊登了協議全文，波蘭全國人民於是都知道了格但斯克的勞工所贏得的成果。過沒幾天，其它地區的勞工即群起要求相同的權利，然後又向格但斯克的團結工聯詢問佔領工廠與組織廠際委員會的相關事宜。在沿海地區八月罷工事件的啟發之下，波蘭各地的勞工紛紛對罷工權利緊握不放。九月十七日，來自波蘭各地的代表齊集於格但斯克，尋求創立一個全國性的組織──選出「全國協調委員會」以對地區性的工會提供指引。截至此時，團結工聯在全國各地的成員已超過三百萬人，到年底更逼近一千萬人。

八月間，米契尼克確信罷工工人所要求的自由工會是「不可能達成的目標」。他和其它異議人士一樣，深信共黨政權永遠不會容忍其控制權稍有任何鬆動。不過，波羅的海沿岸的勞工迫使共黨政權別無選擇，之後波蘭絕大部分的工作人口也都加入了一個不受共黨及國家控制的全國性組織。共產國家從未發生過這種狀況。

十六個月：「外表……必須保持原狀」

八月罷工事件塵埃落定之後，團結工聯的處境頗為類似於俄國反對沙皇的人士於一九○五年發表《十月宣言》之後的狀況：反對運動剛促成了史無前例的改變，但政府卻因而分裂為溫和派與激進派，而且有可能退回先前的專恣行徑□起於造船廠而擴及全國的衝突並無平息的跡象。

狹義言之，團結工聯的目標就是要迫使政府履行格但斯克協議中的二十一項要求，其中尤以工會組織權為首要。不過，團結工聯雖以罷工起家，而且依然只是個工會組織，卻也成了一場吸引上百萬人參與之運動的先鋒。這些人當中有許多都不是勞工，但所有人都亟欲開創一個可供波蘭人民獨立結社的空間。於是，團結工聯便承繼了一九七0年罷工人士以及勞護會內的知識分子所懷抱的政治理想。而在政府的眼中，這些人都是對共產主義的威脅。經過八月的事件之後，站在運動前線的人士都知道，對政府施壓過度可能會引發鎮壓，或甚至引來蘇聯的軍事行動。在一九八○年秋季期間，團結工聯的領導人物在演說中一再堅稱他們對社會主義、共黨的領導地位，以及《華沙公約》皆不懷敵意。他們採取與八月罷工之時相同的作法，而把真正的民主排除於外。

在這些限制之下，天主教會儼然是團結工聯所可能依循的模式。教會大致上擁有處理其事務以及維繫大批信眾的自由，因此也以避免直接批評共黨統治作為對政府的回報；不過，個別的教會人士依然不時會敦促政府尊重人權□有些人認為團結工聯也可以成為另一個獨立而穩定的公共領域，而為另一種形式的信眾提供庇護──使得共黨統治名存實亡，而成為－個空殼子，包覆著初具雛型的民主、自主社會，同時也是避免蘇聯干預的保護色。英國記者亞舍森寫道：「波蘭就像是一幢受到保護令規制的老房子。內部可以更新，甚至全面改裝，但外表以及屋頂卻必須保持原狀。」

團結工聯的計畫──在不影響共黨居於國家首要地位的情況之下，爭取對波蘭未來發展的主導權──不但需要高度的自制力，也必須援引其擁有的一切群眾影響力。這項計畫若要成功，工會的支持者就必須一致達成「自製」的目標。縱然有許多人深感不服，這個目標仍然必須達成。在罷工期間，瓦文薩全憑其個人地位及政治手腕，才得以平撫眾人對承認共黨領導地位之條款的反彈。這些一心追求民主而不顧蘇聯干預之危險的人士，必然會再次出言反對。假如經濟持續惡化，而共黨又未能實現其所承諾的物質利益，團結工聯即必須就工資與商品價格等議題向政府抗爭，否則便可能失去一般民眾的支持。

團結工聯地位的上升也取決於共黨對本身影響力日趨減弱的接受程度。八月協議簽訂之後沒幾天，吉瑞克即因心臟病發逝世，而由卡尼亞接任總書記──此一人事變動表徵了黨內務實派人士的崛起。他們在「革新」口號的號召下，似已準備好要履行先前與勞工所簽署的協議，以避免發生新的衝突。不過，共黨以及保安部門內仍有許多固守舊思維的人士──他們可能傾全力阻止共黨做出更多讓步。

最後，團結工聯所希望達成的一切目標，都必須取決於蘇聯是否選擇放手不管。不過，早在八月協議簽訂之前，莫斯科就已有所警覺。《真理報》與《消息報》同聲譴責罷工人士為「反革命份子」，並聲稱勞工遭到「反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剝削。捷克與東德的共產政權反應甚至更為強烈，而東歐其它共產國家也放話指稱，如果華沙無力擺平團結工聯，「友邦的援手」將直接伸出，不待請求。入侵波蘭所必須付出的國際、經濟、軍事等代價雖然極為龐大，卻仍有人認為蘇聯可能願意付出這筆代價。據報導，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於十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說道：「我們不能夠也絕對不可以失去波蘭。」

演習與鈴聲

一九八○年與一九八一年交替之際的秋冬兩季之間，波蘭不斷在危機的出現、解除，而後又再度重現的輪迴中循環不已。政府當局一再背棄八月協議里的承諾，又做出違反協議精神的行為──諸如延緩調高工資的腳步、制定新的檢查法規，並且襲擾試圖籌組新工會的勞工。警方於十一月突襲團結工聯的華沙地區辦公處，逮捕了一位名叫納羅茲尼亞克的年輕印刷工，而控以「散布國家機密」的罪名。政府於一月宣布波蘭勞工每個月有兩個星期六必須上班，而公然違背了周休二日的承諾。官方媒體，尤其是電視新聞，一再對勞護會加以攻擊，同時對其「反國家」行為展開調查。庫隆於三月五日被捕，並遭拘禁六個小時。

這些敵對行為造成了一個兩難的局面。團結工聯若不加以響應，則敵友雙方都可能視其為缺乏決心落實八月協議的紙老虎；但若逼得太緊，又可能招致政府強硬的反彈。團結工聯於是採行中庸之道：他們每次的響應都經過精心設計，一方面維繫改革的動力於不墜，同時又避免將政府逼至忍耐極限──先提出要求，威脅要發起罷工以示抗議，然後再與官員會面擬訂協議。團結工聯以這種手段贏得不少成果，包括政府再次承諾調高工資、釋放納羅茲尼亞克、每個月只有一個星期六必須上班、允許反對人士在電視及電台上發聲，以及開放反對陣營經營一份報紙。這些半調子的成就並未能讓團結工聯的支持者完全滿意，而瓦文薩與其它領導人也必須在協議達成之後忙著說服工人取消罷工計畫。但緊張情勢的確得到了緩解，而使得新衝突出現之前得以有短暫的喘息空間。

團結工聯立場的矛盾性──擁有約制政府的權力，但運用這項權力又可能招致危險□在一九八一年三月終於浮上檯面。農民自前一年的秋季就已開始尋求政府承認他們所組織的工會，名稱為「團結農聯」。他們擁有團結工聯與教會的強力支持，但政府卻執意不肯承認這個組織，聲稱農夫並非領取工資的勞工，因此不得組織工會。經過幾個月的摩擦之後，這場爭議終於爆發成為全國性的危機。

三月十九日，團結農聯的代表夥同團結工聯地方分會領導人瑞魯斯基前往比得哥煦參加一場政府委員會議。他們先前獲得告知可在會議上發言支持團結農聯登記為正式團體，但會議卻在他們有機會上台之前即告休會。這些活動人士於是和部分委員會成員留下來草擬共同聲明。他們直待到當天晚上，並受到兩百名員警兩度前來要求他們離開。他們拒絕離去，而以手臂勾著手臂圍成一個圓圈，然後同聲合唱國歌，直到警察把他們連拉帶拖地趕出室外。後來有人說他們遭受毆打，就和一九七六年被捕的工人一樣。包括瑞魯斯基在內的三個人也的確渾身是傷。

這項消息在波蘭各地引起民眾激憤。比得哥煦的群眾高呼「蓋世太保」。團結工聯要求政府展開調查，並在辦公處懸掛被害者滿臉是血的照片。第二天，團結工聯全國委員會的代表齊集於比得哥煦研議應採取何種行動。許多人希望以終極手段加以脅迫，亦即發起全面罷工。八月和談期間的顧問以及反對運動老將馬佐維奇與葛瑞梅克則警告道，全面罷工只會給予強硬派份子發動鎮壓的借口。第二天，瓦文薩提議於當周星期五，也就是三月二十七日，舉行四小時的全國警告性罷工。若在事後四天內仍無法與政府達成協議，再發起無限期的全面罷工。但多數代表仍要求立即展開全面罷工，直到瓦文薩憤怒離席，他們才採行他的計畫。瓦文薩的計畫里有五大要求，包括懲處比得哥煦事件的加害者以及承認團結農聯。

接下來幾天的氣氛極度緊繃。蘇聯領導人將當時正在波蘭舉行的華沙公約軍事演習加以擴大，而蘇聯部隊也部署在隨時可對波蘭首都發起攻擊之處。華府與西歐各國政府皆警告可能發生侵略行動。團結工聯也於同時全力動員其成員。全國委員會於列寧造船廠設置辦事處，地區總部也搬出缺乏防護的建築，而移往堅固的工廠廠房內□比得哥煦的分會則搬到火車調車場內，利用修護廠與閑置的火車為防護屏障。假如發動全面罷工，團結工聯成員將佔領工廠，並仿照去年八月廠罷會與列寧造船廠的模式進行組織。假如政府發布緊急狀態，罷工工人即組成影子委員會，以隨時遞補遭到逮捕的團結工聯領導人。假如蘇聯發動侵略，民眾將更換道路指針並拒絕為佔領軍提供補給。

星期五早上八點一到，波蘭各地的工廠便鈴聲大作，工人也隨之放下手中的工具。一百多萬名共黨黨員違抗政治局的命令而加入了罷工行列。電視屏幕變成一片空白，只顯示著「團結──罷工」的字樣。只有少數幾家公司──諸如各種基本服務、鍊鋼廠、兵工廠等──沒有參與罷工。當時還是高中生的席可斯基回憶道：「那種景象頗為詭異。沒有一家店鋪開門，也沒有任何一輛電車或公車在街道上行駛。」房屋上都懸掛著紅白相間的旗幟，民眾也戴著紅白相間的臂章。一到中午，鈴聲再次響起，罷工也隨之結束。

團結工聯展現了實力，但蘇聯也不甘示弱。坦克仍隆隆作響地行駛在鄉間道路上，而蘇聯新聞機構伊塔──塔斯社（TASS）則發布了一則歇斯底里的報導，指稱「叛亂份子」試圖攫取波蘭政權。團結工聯開始準備於星期二展開全面罷工之際，葛瑞梅克與馬佐維奇力促瓦文薩懸崖勒馬。威辛斯基主教建議瓦文薩為危機找尋出路。教宗也在羅馬懇求雙方尋求和解之道。瓦文薩亦心存誡惕，因此他雖然知道一般工人迫不及待要發起罷工，卻仍決定「民主必須受限」，而他將於周末與工聯顧問單獨面對政府。瓦文薩與政府談判代表拉考斯基單獨會談之時，團結工聯的其它領導人只能待在華沙一家旅館房間內，無從得知會談內容。

星期一晚上七點半，波蘭民眾花了整個周末準備罷工所需的食物與睡袋之後，紛紛打開電視收看新聞。他們看到安傑□圭亞茲達宣讀一份聲明：團結工聯已和政府簽訂協議。當局承認比得哥煦警方的行為違反了以協商解決問題的共識，並對毆打事件表示「遺憾」；犯下該項惡行的人將會遭到懲處。在團結農聯獲准登記之前，政府也將不加以干預。團結工聯則願以取消罷工為交換條件。瓦文薩於稍後解釋簽署此一協議的原因時表示：「我認為風險太大了。」

全國委員會於星期二與星期三在格但斯克召開會議，代表紛紛把滿腔怒氣發泄在瓦文薩頭上。他們怒指他被蘇聯的坦克嚇到了，而在沒有取得太多回報的情況下輕易放過政府──同時他們也對他「反民主」的操作手法深感憤怒。受到瓦文薩說服而出面宣布取消罷工的圭亞茲達也發言譴責自己參與其事的錯誤，而主動提出辭去委員會主席團的職務。瓦倫蒂諾維茲力陳團結工聯應不顧一切按原定計畫發起罷工，而遭撒銷其列寧造船廠代表的身分。團結工聯的創立核心至此已四分五裂。

雖然比得哥煦事件惹來諸多指責，但從團結工聯在一九八一年春季所獲致的成果來看，以較少的要求避免爆發全面衝突似乎也不是沒有道理。團結工聯主要的制裁手段就是全面的佔領式罷工，由沿海地區工人於一九八○年八月率先採用，全國各地的工人則在隨後的幾周內紛紛仿效。以團結工聯這個擁有約十萬名成員的全國性組織而言，發動這樣的罷工的確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拖垮國家經濟。不過，藉由備而不用的方式，團結工聯不但得以促成波蘭幾近改頭換面的變革，同時也避免了猛烈的衝突。

最基本的改變，就是有一大部分的波蘭勞工所加入的組織，都不再受共黨控制。團結工聯的成員不只有勞工，也包含教師、醫師與護士、工程師與技師，甚至警官在內。團結農聯擁有一百多萬名農民成員。大學生也成立了自己的聯合會。在共產國家裡存在自力組織之社會的理想，才不過幾個月即告實現。

大眾生活的改變也同樣令人振奮。十二月六日，在列寧造船廠外新設立的一座一百四十尺高的紀念碑旁，包括團結工聯、共黨、與教會領導人在內的十幾萬名民眾齊集於此以紀念一九七○年的屠殺事件。所有人在典禮期間都奉行團結工聯的禁酒令──此舉彰顯了人民的清醒自覺，而共黨政權長久以來卻從未能誘使這個非以自制著稱的民族做到這一點。庫拉考斯基、庫隆、與米契尼克三人聯手倡導由民間自行發展的公民社會，終於得以實現。

早自一九八○年秋季，國家對大眾傳媒的掌控就已開始放鬆。民眾在書報攤前大排長龍搶購官方報紙，因為內容登載有對政治爭議的精采報導，也有對環境保護等理念的倡導。團結工聯的每個地方分會都有自己的報紙。電視新聞的檢查依舊嚴苛，但團結工聯擁有電視與電台的基本播放時段，而星期日的彌撒也得以在電台上對全國轉播。波蘭人民已開始感受到自由的滋味了。

言詞嚴厲，希望渺茫

這些新的自由之所以能出現，全是因為團結工聯握有發起癱瘓性罷工的力量，而此一力量足以對共黨政權造成威脅。工人堅毅的決心構成這股力量之餘，也激勵了其它有意自力組織的波蘭人民──畢竟，比得哥煦危機就是因為政府對試圖成立團結農聯的農民發動攻擊而引起的。不過，到了一九八一年，用以鞏固這股力量的策略卻隨著時間過去而愈來愈難以執行。

團結工聯的作法奠基於一項樂觀的假設上，亦即其對手會保持謹慎。米契尼克曾於一九七○年代寫道，共黨成員儘是務實人士與投機份子，而非馬列主義的忠實信徒。他說道：「共黨『務實派』沒有理由要追求民主改革──亦即多元主義及實質自治,]「但他們懂得與偏好多元主義的勢力妥協所帶來的效益......。因為他們明白鎮壓不但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會導致下次社會不滿的爆發，而且其結果難以預測。」假如米契尼克說得沒錯，那麼團結工聯持續不斷施加一定程度的壓力,便可能贏得一連串的協議，而且每一次都會開創可供公民社會成長的空間。

八月事件後的兩位共黨高層領導人物似乎符合米契尼克所稱的務實派形象。總書記卡尼亞與吉瑞克是同類型的共黨官員，他和吉瑞克一樣都出身於下層社會，後來憑藉著精通政治的遊戲規則而在黨內步步高升。他為避免公開衝突不惜大幅讓步。共黨之所以會簽署八月協議而未發動鎮壓，主要即是因為他的影響，而他也繼續與新工聯進行協商。

原為國防部長、後於一九八一年二月升任總理的賈魯塞斯基將軍，則展現出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質。截至一九八○年為止，共黨菁英多為教育程度低落而學識不足的人士，因而極易成為反對陣營知識分子嘲諷的對象。相較之下，賈魯塞斯基出身舊地主家庭，舉手投足皆可見其身世背景的不凡；他以嚴格自律與坦率真誠著稱，與一九七○年代腐敗糜爛的共黨領導人涇渭分明。一般人皆誤以為在一九七○年的暴動之中，是他拒絕讓軍隊向勞工開火。他當上總理之後，瓦文薩即稱他為「正直的波蘭人」。在比得哥煦危機期間，瓦文薩更稱他為一位「足堪我們信任的軍人」。

卡尼亞與賈魯塞斯基都看似是願意與團結工聯妥協的理智之士；並非因為他們想要妥協，而是因為兩害相權之下的結果。不過，政府內部仍有其它冥頑不靈的勢力──因新工會而失勢的老工會官員、八月協議一旦落實則必然喪失特權的共黨高幹，以及權力將因工作場所民主化而遭削弱的工廠經理人。他們對於電台與報紙無所遮攔地數落政府各種違法不當的行為極為不滿；而卡尼亞對團結工聯的要求百般屈從，在他們眼中更是形同背叛，是對「無政府狀態」的退讓。

黨內同志的不滿只是卡尼亞與賈魯塞斯基所面臨難題中的一小部分。蘇聯領導人一直認定團結工聯只是個幌子，其成員實際上是企圖切斷波蘭與蘇聯關係的社會主義之敵□克里姆林宮對任何反俄情緒的徵象都不禁怒火揚升，甚至對團結工聯在普羅威這麼一個小村莊里發行的新聞稿都埋怨不已，只因其上登載了一則有關蘇聯領袖布里茲涅夫(LeonidBrezhnev)的漫畫。布里茲沃夫本身於是開始以電話騷擾卡尼亞──有時一天甚至打上三通，堅持要他實施戒嚴。布里茲涅夫一度提議波蘭政府秘藏一批武器，再由相關當局於稍後「發現」並宣稱為團結工聯所有，以為發動鎮壓的借口。卡尼亞與賈魯塞斯基都數度被拉去與蘇聯政治局成員會談，每次都被威脅恫嚇好幾個鐘頭，還遭指控為縱容反對勢力。賈魯塞斯基後來說道，他在一九八一年間與蘇聯軍事指揮官庫里可夫元帥相處的時間，比和妻女共度的時間還多。

另外還有一個動亂的來源。八月罷工事件在共黨的草根階級激起了一波反抗浪潮。二十多萬名黨員（共黨黨員總數三百多萬）退黨，而留在黨內的黨員可能有一百萬人同時也加入了團結工聯。這些黨員多為基層民眾而非中級官員，他們急切要求黨內民主化──取消特權、在共黨會議上允許公開辯論，並且讓黨內領導階級成員的選舉趨向自由與公平。這項發展對於共黨菁英的「軟」、「硬」兩派皆造成威脅。

改革人士的努力一度看似有成功的可能。地方黨部大會於一九八一年初舉行選舉選出參加七月代表會議的代表，結果代表會議卻失去控制而吵鬧不堪。各方代表大肆抨擊共黨領導人，並且聯手改革了共黨內部運作的方式。不過，蘇聯政治局的一封信函無疑令許多代表備感威脅。該信函指稱民主化運動是「摧毀共黨的工具」，亦即暗示如不適可而止便可能帶來危險。雖然所有代表皆拒絕對大多數的中央委員會委員以及政治局進行改選，卻仍有少數幾位改革人士成功進入了新的領導團隊。在領導高層中，妥協派與強硬派依然維持著恐怖平衡。

團結工聯對共黨內部的騷動沒有表現出什麼興趣。對工聯里大多數的活動人士而言，共黨已是強弩之末。他們只希望共黨能夠優雅地退場，如此其位居國家體系頂端的笨重身軀才不會壓得自由年輕的社會難以揚升。如果像賈魯塞斯基這樣的知名官員都願意接受共黨地位的下降，團結工聯又何必把希望寄托在企圖重振共黨雄風的反對人士身上？

不過，波蘭共產黨員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他們不能對克里姆林宮發出的憤怒聲音置之不理。早在三月初，也就是比得哥煦事件發生兩周前，由賈魯塞斯基簽署的第一批戒嚴實施計畫即已送至莫斯科。一個月後，卡尼亞與賈魯塞斯基被帶至蘇聯邊境內一節窗戶皆拉上花邊窗帘的廢棄火車車廂里，花了六個小時聆聽兩位資深蘇聯政治局成員──安德羅波夫和烏斯提諾夫──訓令他們訂定鎮壓的日期。這兩位波蘭領導人雖然使出拖延戰術，但此時問題已非是否發動鎮壓，而是什麼時候發動。到了九月中旬，最後確定的戒嚴實施計畫已告完成。十月十八日，卡尼亞遭共黨開除其總書記職務，而由賈魯塞斯基接任。

軍事鎮壓行動究竟從何時開始變成無可避免的選項，即使事後回顧起來也無法確知。由於團結工聯對政府準備實施戒嚴之事一無所知，因此即使瓦文薩警告其同僚不可低估共黨政權，他們也無從知悉該要準備面對最糟的狀況。就算工聯領導人事先得知即將來臨的危險，他們也難以調整其愈趨激烈的運動走向。在一九八一年底，驅動團結工聯的力量並非冷靜的策略性思考，而是群眾運動的激情。

黯淡的經濟前景使衝突更為惡化。商品愈來愈少，排在商店前的隊伍則愈來愈長。糖、麵粉、與肉類都已改為配給制。前一年的格但斯克事件造成的樂觀氣氛，經過幾個月的困苦生活後已逐漸消退。而且，在基本需求都難以滿足的情況下，當然更沒有心情去享受新的自由。民眾認為物資短缺肇因於政府的貪污腐敗、頑固守舊的官員蓄意破壞，或者蘇聯對波蘭經濟的剝削。

一九八一年的夏秋兩季期間，突發性罷工及食物抗爭行動開始增加。飢餓的群眾似乎隨時可能出現偶發性的暴力事件。

經濟危機為團結工聯的策略增添了複雜的因素。在成員蒙受苦難之際，工聯自然不可能無所作為。然而，就工資與物價問題對共黨政權展開抗爭，卻必然危及社會自由空間的拓展；而且，在經濟原已無能支付外債利息的情況下，罷工只會使情況更加惡化。尋求另一次的協議似乎是比較聰明的作法。團結工聯若能約制其成員、消弭突發性罷工、說服工人增加每個月的星期六上班日數──甚至支持政府官員再次提出的漲價措施──工聯即可要求對經濟政策的制定享有發言權。團結工聯願以秩序的維持換取權力。

但隨著一九八一年漸近尾聲，團結工聯卻偏離了其於一九八○年八月所設定的自我限制。自從列寧造船廠內的第一場廠罷會會議以來，每當政治要求暫受擱置，團結工聯的活動人士都會自我節制。他們大多對蘇聯的掌控深惡痛絕，而且也多嚮往真正的民主。但只要能夠讓對手無從找到發動鎮壓的借口，稍做讓步也不是不可接受。不過，在團結工聯誕生一年後，其自制力已逐漸衰退。由於團結工聯在全國皆享有極高的支持度，再加上國內怨憎氣氛的推波助瀾，反對陣營里的激進份子於是趁機大鳴大放。

最為強硬的言詞來自於一個名為獨立波蘭聯盟的民族主義團體。他們要求自由選舉，而如此將終結共黨的統治。至於這項理想果若實現，蘇聯將有何反應，曾在比得哥煦遭受毆打的瑞魯斯基宣稱道：「把蘇聯或實或虛的威脅納入考慮，是錯誤的行為。」獨盟的領導人堅決認為：「只要我們有行動的決心，就沒有不可能的事。」

團結工聯的領導人若要維持其領導地位，就不能夠與最激進的思想落差太大。工聯雖然不倡導推翻共黨的政治獨裁，而且也對「二次大戰後出現於歐洲的權力體系」採取順服的態度，卻仍在十月初調整立場，指出拯救波蘭的唯一方式就是「以民主和全民主導為基礎，進行對國家與經濟的改革」。地方政府必須民主化，全體公民在法律之前必須一律平等，而法官也必須獨立不受干預。

就在團結工聯忙著起草各式宣言並呼籲達成新協議之際，賈魯塞斯基卻帶領著他的軍官準備實施戒嚴──同時也評估手下軍隊的可靠程度。普通警察沒有什麼用處；其中有四分之一強皆是團結工聯成員。軍隊里大多數由徵召而來的士兵，則在隔離的環境下大量接受反團結工聯的思想灌輸──但為期兩年的役期即將於十月屆滿，屆時軍隊必須再度徵召十五萬名忠奸難辨的新兵入伍。為了安全起見，政府把這些即將退伍的士兵役期一律延長兩個月。不過，無論如何，軍隊所扮演的也僅是次要角色。突擊部隊將由特殊的准軍事單位擔任，尤其是國內防衛武力與鎮暴警察所擁有的十萬名人員。這些人員不但生活優渥、與一般波蘭人民彼此隔離，而且都經過強力的洗腦。他們對命令的服從是無庸置疑的。

雖然實施戒嚴的準備工作是秘密進行的，共黨政權的策略轉向卻明白可見。自從夏末以來，官方媒體即已開始大肆抨擊團結工聯。與團結工聯的會談雖仍持續進行，但工聯要求分享經濟決策權的提議卻遭否決。,政府似乎對經濟情勢下滑不以為意，而一再怪罪工聯。同時，也有證據顯示軍隊有不尋常的活動。到了十月下旬，政府宣布派遣部隊到兩千個村莊里去協助食物補給與維持秩序的工作；一個月後，政府也派遣部隊到大型工廠。十一月底，共黨中央委員會要求波蘭國會授與政府緊急許可權，包括禁止罷工的權力。最後，鎮暴警察終於在十二月二日展現實力，對華沙一座遭學生佔領的消防學院進行閃電突擊──連直升機降落在屋頂上的手法都用上了。

事後回顧起來，共黨政權亟欲關上團結工聯為波蘭社會打開的窗口，其意圖至為明顯。但當時整副心思都放在處理日常事務的工聯領導人卻未曾注意到。他們大多看到了賈魯塞斯基加強控制的舉動，卻沒想到即將來臨的打擊有多嚴重。或許團結工聯的領導人經過與政府代表的多次談判之後，已開始認為政府人士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而非殘酷無情的冷血動物。又或許他們對政府領導人出身軍旅感到安心，因為軍人出身者必然會做出正確的選擇；對波蘭人而言，正確的選擇就是絕不和波蘭人自相殘殺。猶如俄羅斯在一九○五年的那些先驅人士一樣，他們的確不認為軍隊里的年輕士兵會對自己同胞開火。有些人也許抱著這樣的想法：也就是一旦政府發動攻擊，團結工聯必可號召全面罷工，而在短短的幾天內迫使政府屈服。

無論如何，除了囤積一些印刷器材以外，團結工聯的領導人對於戒嚴並無任何事先的因應準備。

他們雖然發動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全世界最強大的群眾運動，卻只懂得在光明之中運作；而黑夜已即將降臨。

「戰爭狀態」

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五，團結工聯的全國協調委員會于格但斯克召開會議。全體代表可謂名副其實地回到了原點，亦即列寧造船廠內的衛生安全會議室。瓦文薩不改其一整年來的行徑，依然勸導其它代表要小心，並對協議的達成抱持希望。他說道：「我以我擁有的全部許可權在此宣告：我們支持協商……我們不要有任何的衝突。」不過，其它人卻認為工聯必須對共黨爭取國會授與緊急許可權的行為表達抗議。結果他們同意於十二月十七日舉行抗議活動。

第二天，雖然全國各地的部隊皆出現不尋常調動的傳聞甚囂塵上，協調委員會的會議仍然持續進行。瑞魯斯基照舊錶現得最為偏激。他提議團結工聯於次年初舉行公投，以提供人民對共黨政權投下「不信任票」的機會，同時也為團結工聯組織過渡政府鋪路。多數代表均投票支持他的提案。瓦文薩環顧會場，明顯對其同僚深感憤怒。晚間十點左右，與會代表接獲通報指稱格但斯克的電報線已遭切斷。會議於午夜結束之後，來自外地的代表紛紛返回旅館，當地代表則各自回家。

烏蘇斯工廠一位二十七歲的技師布札克決定不回旅館。他和另一位華沙代表傑納斯到火車站去買了當晚回家的車票。他們在月台上發現鎮暴警察包圍了摩諾波爾旅館，也就是委員會代表落腳的兩家旅館的其中一家。一位計程車司機告訴他們另一家旅館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鎮暴人員於一個小時後離關。布札克和傑納斯隨即回到旅館去，而得知團結工聯的委員會代表已全數被帶走，同時安全人員仍在逐房搜索其它代表。他們回到街上之後，又聽說瓦文薩住所的公寓大樓以及工聯的地方總部也遭到包圍。他們約好第二天在一家教堂會面後，隨即分頭離開。

政府在全國各地皆採取嚴厲的鎮壓手段。警方逮捕了數千名團結工聯的活動人士、知識分子，以及其它活動人士。主要城市均遭封鎖，電話線與電報線均遭切斷，軍隊並設立路障。軍方接管電視台及廣播電台。波蘭人民第二天一早打開電視，只見播報員皆是軍人。媒體一再重複播放賈魯塞斯基一篇二十三分鐘的演說，並穿插一位鋼琴家所彈奏的蕭邦樂曲。賈魯塞斯基指稱團結工聯在前一晚企圖攫取波蘭政權，因此為免波蘭陷入災難，政府已宣布進入「戰爭狀態」。國政將由一個稱為「救國軍事委員會」的團體掌理，其成員為二十一位高階軍官。軍方將善盡愛國責任，終結「無政府狀態」，並帶動經濟復甦。

政府頒布的其它命令如下：群眾聚會及罷工活動一律禁止，團結工聯「暫停運作」。每天晚上十點至早上六點實施宵禁。電話與信件必須受檢。有危及國家安全之嫌疑的人士得不經審判而予無限期拘禁。重要企業由軍方接管。曠職或抗命之勞工必須面臨刑責。

團結工聯若要發動抗爭，即必須仰賴尚未遭到逮捕的活動人士。弗羅茨瓦夫的代表於星期六晚上搭上駛離格但斯克的火車，並在抵達早已滿布警察的弗羅茨瓦夫車站之前跳下車；布札克和其它少數幾人則逃過警方的搜捕行動而留在格但斯克。他們當中的部分人士於星期日前往列寧造船廠，組成全國罷工委員會，並印發一份號召全面罷工的聲明，聲稱唯有政府取消戰爭狀態並釋放所有被拘留的人士之後，他們才願意與政府協商。

星期一，列寧造船廠內一場霸廠罷工宣告展開。一兩天內，全國各地也隨之出現類似的罷工活動。但共黨政權這次並沒有興趣進行談判。反之，部隊包圍住工廠，以坦克車撞毀牆壁與大門，鎮暴人員則衝進工廠里，先發射催淚彈，然後把罷工工人紛紛趕出戶外，同時逮捕罷工領導人。他們隨後並且關閉造船廠，以免再度遭到工人佔領。格但斯克與格丁尼亞皆發生暴動，數百人因而受傷。後來只剩一千名礦工依然佔領著深達一千尺的礦坑，但他們最後也在饑寒交迫之下而不得不放棄。於是，賈氏政權底下的精銳兵力便在全國各地取得了穩固的控制權。

團結工聯一敗塗地。四百多天來生根發芽的獨立公民社會，其組織基礎卻在短短几天內遭到一位波蘭軍事統治者──深怕其政權會遭蘇聯大哥或團結工聯敵手奪走──給－手摧毀了。成千上萬名反對領袖以及活動人士遭到逮捕，而囊括了千萬人的工聯也隨之消失於公眾舞台上。

由於團結工聯未能順應其激活的政治改革，而無意間提高了戒嚴成功的機會。在一九八○年八月至一九八一年三月間，對於這個希望能夠不動用武力而保住控制權的政權，團結工聯已熟知該如何以非暴力衝突的手段加以對抗。藉由實際發動或威脅發動全面罷工，團結工聯一再對共黨提出三個選項：以持久戰累垮勞工、以武力擊潰罷工活動，或以談判達成協議。疲弱的經濟狀況排除了第一個選項，避免重蹈一九七○年覆轍的想法則排除了第二個選項。政府每次都選擇妥協，而團結工聯便藉著這些局部的勝利而拓展了波蘭國內獨立生活的空間。

不過，政府在一九八一年初已關始偏向不予妥協的立場，只是決策制定過程的保密以及領導人的持續在位掩飾了此－改變。到了年底，在蘇聯要求壓制團結工聯的壓力下，賈魯塞斯基只好放手打這場他一直希望避免的仗。政府展開突襲之後，工聯便重施全面罷工的故技。然而，共黨政權已從先前的交手過程中學得寶貴經驗。十二月十二日的夜間逮捕行動即是搶在遊戲開始之前就先把工聯的領導人幾乎全數掃蕩出局。封鎖道路與截斷通訊的作法把罷工工人局限於各自的城市裡，而包圍工廠的軍隊與坦克車又進－步阻斷了城市內的協調。軍隊襲擊罷工工廠，甚至不惜造成傷亡。團結工聯這次所面對的對手，遠比以前來得狡猾。

冷戰對夾處在東西兩大強權之間的人民造成一種弔詭的處境，這次衝突里的波蘭人民也不例外。雖然團結工聯是共產陣營中出現過最強大的自由力量，華府的美國官員卻未在提早獲知賈魯塞斯基的鎮壓計畫之後對團結工聯發出任何警示。美國總統卡特曾在一年前透過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他是土生土長的波蘭人）向團結工聯以及教皇警告，指出蘇聯可能會於一九八○年十二月入侵波蘭，但這項警告並未成真。卡特之所以能夠獲知這種訊息，是因為波蘭軍方的作戰部副部長庫克林斯基上校是中情局的耳目。雖然庫克林斯基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間依然隨時待命，新上任的里根政府當中卻沒人──不論是國務卿、中情局局長，還是白宮內部一個由副總統布希主持的波蘭情勢應變小組──認為有必要通知團結工聯有關賈魯塞斯基的戒嚴計畫。他們都過於關注蘇聯可能採取的行動，而忽略了波蘭政府可能採取的行為。

團結工聯如果事先獲得消息，又如何能夠閃避政府的攻勢呢？最顯而易見的預防方法就是廣設安全處所、訊息傳遞人員，以及地下運輸系統的網路，以備出現鎮壓徵兆時立即激活，盡量把領導人與活動人士送往安全地區。另一項方法則是儲備金錢以供緊急之用（工聯的銀行戶頭必然會遭國家凍結），並在工廠內部或四周儲藏食物等補給品供罷工工人使用，以便在軍隊未發動攻擊的情況下延長佔領時間。

團結工聯若能對其領導人和資源妥善保護，便有可能在初期的攻勢告一段落之後轉型為協調良好的地下運動組織。不過，團結工聯從一開始就是公開而民主的組織，並不適合進行秘密行動。少數幾名活動人士曾於一九八一年底試圖藏匿金錢及印刷器材以備危急之用，卻遭到工聯內激進人士的訕笑。

如同一九○五年的俄國反對人士，團結工聯並未試圖破壞軍隊的可靠度，並未採行措施以促使軍人對政府的鎮壓命令產生猶疑。賈魯塞斯基自己認為這種情形有可能發生。一九八○年十月，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向政治局報告道，賈魯塞斯基擔心「軍隊不會攻擊波蘭勞工」。實際上，鎮壓行動展開之後，博魯斯維茲即認為格但斯克路旁故障的坦克車大概是不願攻擊勞工的士兵所造成的結果，而不是有什麼難以克服的技術問題；他還看到一位前來列寧造船廠的戰車兵眼裡泛著淚光。

不過，賈魯塞斯基早已對官兵施以反團結工聯的思想教育，以防鎮壓命令在軍中引起廣泛的不滿，而工聯也未對此舉加以反制。布札克於數年後稱之為一項錯誤，並指出當時士兵皆以為團結工聯「意圖謀害政治人物及其兒女」。但正規部隊主要仍只是扮演支持角色；攻擊主力則由比較不可能出現叛變行為的鎮暴部隊以及其它精英部隊擔任。

對團結工聯而言，在這場對決之中獲勝也可能帶來和挫敗一樣危險的後果。如果波蘭政府無法憑藉其一己之力完成鎮壓，結果可能不會是與團結工聯再一次的協議。波蘭軍事統治者若遭到難堪的挫敗，極有可能引起華沙公約的入侵。蘇聯認為團結工聯的反對運動對共產統治是一大威脅，而這項分析也的確正確。因此，在一九八一年間，莫斯科絕不可能容許西邊鄰國對此一運動做出重大讓步。

從一敗塗地到圓桌會議

[緩慢瓦解]

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之後，少數未遭逮捕的團結工聯活動人士紛紛藏身於朋友及同情人士的住處，以躲避安全人員的搜捕。他們後來逐漸與彼此聯絡上，並拼湊成一個地下網路。格但斯克的網路核心組成份子為博魯斯維茲、伯格丹□里斯，以及霍爾──霍爾是一份民族主義團體刊物的編輯。布札克偽裝成鐵路工人返回華沙；到了一月初，他已開始和其它反對人士會晤。類似的小組織也在弗羅茨瓦夫與克拉科夫出現。不過幾個星期的時間，團結工聯已從原本擁有千萬成員的公開團體變成僅有數百名追隨者的地下組織。

到了一九八二年初，這些以城市為根據地的組織已透過訊息傳遞人員相互通聯，而且也開始計畫成立一個正式的全國性地下組織。四月間，伯格丹□里斯（來自格但斯克）、布札克（來自華沙）、弗拉西紐克（來自克拉科夫）齊聚一堂，並自稱為「過渡時期協調委員會」。伯格丹□里斯與布札克反對採取中央集權式的組織；因為他們不願讓反對運動再度因為被擒首而瓦解。該協調委員會只設定大方向，真正的組織行為則由基層做起。

格但斯克與弗羅茨瓦夫的委員會決定在工廠內成立組織以反擊戒嚴令。團結工聯在尚未轉入地下之前，即曾力促激進工人組織工廠內的秘密組織。伯格丹□里斯的盤算是，如果他們動員的地區夠多，便能夠發起全面罷工以迫使政府動用正規部隊進行鎮壓，如此即可能激起兵變。另一方面，為了顯示反對勢力依然活躍，他們每個月皆安排十五分鐘的休工活動，並計畫於一九八○年格但斯克協議的周年紀念日上舉行街頭集會。

不過，一波逮捕行動掃除了弗羅茨瓦夫地下組織的若干關鍵部門，休工活動也只造成參與者遭致開除或被捕下獄。格但斯克集會的參加人數寥寥無幾，而列寧造船廠在團結工聯被正式宣告為非法團體之後發起的罷工，也因地下組織領導人反對擴大行動規模而草草結束。過渡時期協調委員會另於十一月十日籌畫一場四小時的警示性罷工，但工人的反應不佳。一九八二年間的反對組織由於在戒嚴令的壓迫下，不得不以陰謀組織的面貌運作，以致無法像一九八○至一九八一年問採取公開運作及民主組織的團結工聯那般，在工人的眼中取得合法性。地下反對組織因而必須重新思考其路線。

庫隆在一篇於一九八二年二月偷倫攜出監獄的文章里，呼籲團結工聯建構緊密的中央集權架構，並朝全國性運動的目標邁進，以備最終發起全面罷工以及「對所有信息與權力中樞發動同步攻擊」。庫隆析論道，時機一旦來臨，反對陣營即應展現願與政府協商的姿態，同時宣告其「對蘇聯的善意」，以避免波蘭遭到入侵。

布札克和另一位活動人士庫勒斯基並不同意。他們在地下刊物里力陳公開衝突會導致更為強烈的壓迫，甚至可能引來蘇聯干預。中央集權式的反抗組織會遭到滲透而被瓦解。與其在短時間內動員發起一場決定性的抗爭，地下反對組織反倒應該進行「分區抗爭」，同時有面對「長期苦戰J的心理準備。所有反對勢力應共同設計「一種對政府在生活中各面向的專斷作為加以反抗的機制」。工廠內的組織人士應專註於工人權益的維護，必要時不惜採取罷工及抗議手段。教會應於教區內設立委員會以協助貧民以及因政治因素而遭解僱的人民。一言以蔽之，他們應當重拾一九八○年以前的反抗方式。

庫勒斯基以戰略性的言詞論述這項主張：反對陣營既然無法一舉取得主控權，便應謀求「體系的緩慢瓦解」。在非中央集權式的運動之下，握有權力的政府當局雖能掌控「空蕩蕩的商店，卻無法掌控市場……雖能掌控國營媒體，卻無法掌控信息的流通……雖能掌控郵政與電話，卻無汰掌控通訊；雖能掌控學校，卻無法掌控教育」。政府一旦失去對社會的掌控，即必須「逐步邁向自由化與民主化」。猶如布札克所言，這項戰略「把規畫反對運動的力量及形式的責任，從領導人身上轉移到全體社會上」。

過渡時期協調委員會雖未放棄全面罷工的策略,但的確深為倚重布札克與庫勒斯基的構想,而波蘭人民也早已依循此一路線行事。一九七○年代勞護會對受害者援助的模式再度重現：工廠委員會收取會費，神父則為遭解僱的勞工募集捐款。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間遭到拘禁或在之後遭到逮捕的人士，紛紛獲得豐碩的援助。一名囚犯寫道：「我的家人獲得許多幫助。我們有幸受到這個國家最美好特質的眷顧。」藉由這類舉措，波蘭人民維繫了團結工聯的精神。一位婦女獲知她丈夫遭到逮捕之後，甚至因此而暫停辦理離婚手續。她說：此事「關乎榮譽」。

獨立媒體的元氣也恢復得很快。作者、編者、印刷廠、發行商，都紛紛重拾過往的作法。地下委員會競相出版自己的會刊及報紙；華沙委員會的報紙每周發行一萬五千至四萬份。布札克於一九八四年估計所有非官方報紙的讀者總計超過一百萬人。地下出版社NOWA依然欣欣向榮，員工超過兩百人。飛行大學也重新出現。

波蘭的統治者再度面臨了一個積極自我組織以對抗壓迫的反對勢力。藉由提供自己的社會服務以及資訊傳播，反對陣營並未侵擾共黨政權，而是直接加以忽略。當然，這是一項老策略。不過，在戒嚴期間，波蘭人民也採用了一種新的對抗方式，也就是抵制行動。政府於團結工聯遭禁之後所成立的新工會正是特殊目標。過渡時期協調委員會倡議組成「拒斥陣線」（原為官方媒體自創的語詞，用以指稱拒絕承認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工人不得參加新工會，參加者應一律受到排斥。伯格丹□里斯說道：「他們一旦失去匿名性之後，就只有自承為叛徒的人才會加入國家設立的工會。」

官方媒體為抵制的第二個目標。波蘭國內的頂尖演員大多數皆拒絕上電視，以致電視台僅能以談話節目和回放節目填補播放時間。電台肥皂劇的製作人必須勉強設計劇情轉折，以合理解釋為何所有主角都幾乎消失不見。和工會一樣，抗拒抵制行動的人一律遭受抵制。對媒體的抗議活動有時甚至超越了供給面的操作：斯威尼克鎮民刻意在播報晚間新聞的時問出外散步。

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共黨政權與反對陣營的衝突已形成僵局。在共黨看來，鎮壓行動已告成功：監禁數千人以及取消公民自由的手段不但瓦解了團結工聯，也使地下組織無法全面罷工反擊。共黨已除掉了一個多次迫使其讓步的公開反對勢力。不過，活動人士藉由策略調整而部分實現了庫勒斯基「地下社會」的構想。國家不再有公開而具動員能力的敵手，但到處都有小規模的反抗勢力，而共黨政權的合法性也就在千瘡百孔之下逐漸失血。

波蘭的共黨統治早在很久以前即已失去人民的認可，而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的軍事鎮壓正是此一衰頹的徵象。一九八一年之後活躍於各地的小型反對勢力雖然無法加速最終崩潰的到來，卻也代表了波蘭未來的另一種希望，而且這種希望早就存在於人民的心目中以及生活中。一旦共黨政權終於用盡各種選項，這些反對勢力便能夠隨即接手，而以不同的模式基礎重建國家。

諷刺的是，戒嚴令竟對共產黨在波蘭的優越地位畫下了句點。賈魯塞斯基並未試圖恢復舊日榮景，而以安全措施作為維繫控制權的主要手段。地下領袖一個接一個被捕入獄。。弗羅次瓦夫的弗拉西紐克於一九八二年十月被捕，接著是一九八四年六月的伯格丹□里斯，然後是一九八六年的博魯斯維茲與布札克。賈魯塞斯基也試圖藉由表面上落實團結工聯所要求的多項改革以收攬民心，同時聲稱宣布「戰爭狀態」是為了維護一九八0年八月之後實施的改革成果。他也向工人保證新工會一定會賦予他們罷工的權利。官方媒體呈現各種不同聲音，希望藉此爭取知識分子對賈魯塞斯基的支持，重現一九五○年代葛穆爾卡獲得知識分子擁護的情景。賈魯塞斯基也極力討好教會，不但准許教皇於一九八三年再度來訪，而且補助新教會的設立，並轉播復活節禮拜儀式。

賈魯塞斯基的自由化措施甚至及於他的老對手。瓦文薩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獲釋出獄。兩年後，自首的地下領袖（只有極少數這麼做）也獲得特赦。最後，在一九八六年秋，因戒嚴令而遭拘禁的囚犯全部獲得大赦。這些措施主要是為了爭取其它國家的好感，尤其是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的事件之後對波蘭採取經濟制裁的國家。

到了一九八六年底，賈魯塞斯基的策略也因另－項緊急需求而必須加強推行：經濟問題的初期癥狀需要以政治手段加以舒緩。商品短缺以及排隊購物等情形又逐漸增加，眼見就要再度施行緊縮措施。不過，政府卻將這次的價格上揚宣傳為導因於基礎經濟改革，包括民營企業限制的放寬。共黨政權開始尋求反對陣營中直率不懼威權之人士的支持，而雙方達成協議的條件也逐漸成形：政府願進一步開放社會自由，並與反對陣營領袖協商；反對陣營則應支持新政策。一位共黨官員說道，現在反對陣營已獲承認「在國內政治版圖上佔有一席之地」。

勝利的席位

從一九八六年展望未來，還看不出蘇聯共產黨的新領導人會在國內採行大膽的政經政策──[改革]與[開放]──之後,而對東歐同性質的演變予以諒解。當時僅可看出新一代的波蘭工人──未及參與一九八○年罷工，而與反對陣營也無密切關係的年輕男女──已逐漸有能力發起足以迫使政府加快開放腳步的反對運動。

一九八○至八一年間的各個主要人物依然活躍於舞台上,但他們都已開始為自己編寫新角色了。賈魯塞斯基把自己視為波蘭的戈爾巴喬夫──這項比喻就一方面而言極為適當：他已褐開共黨政權解體的序幕，不久後也即將瓦解自己的權力基礎。至於團結工聯，到了一九八○年代末期，這個名稱所指涉的對象已不再是一個足以領導百萬人的群眾運動了。「團結工聯」現在意指－群前工聯領導人與顧問，他們另行組織的政治陣線規模雖小，聲望卻依然崇高。即使地位已然下降，但在即將把波蘭政治制度轉型為多黨民主的政治變革中，團結工聯依然扮演了中心角色。

一九八八年四月，價格上漲問題再度出現之後，新一波的罷工運動也再次衝擊波蘭，但這次罷工的發起者並非團結工聯。瓦文薩說道：「我雖然不反對這次的罷工，但我並沒有參與其中。」而他也出面幫忙結束格但斯克一場歷時九天的休工活動。煽動這場罷工的年輕活動人士對瓦文薩這類運動中的「參議員」頗為鄙視，但政府卻認為他們較具責任感。。四個月後，另一波罷工再度爆發，賈魯塞斯基於是決定政府需要藉助外力處理自己無法掌控的事件。

八月二十六日，賈魯塞斯基向政治局表示，他希望無條件與反對陣營展開圓桌會談。雖然強硬派堅決反對，但國防部長卻在五天後私下告知瓦文薩，只要他協助對罷工喊停，政府就會讓團結工聯合法化瓦文薩眼見機會來臨，於是出手協助。幾個星期後,他受邀和共黨工會領導人共同參加一場電視辯論會,而他便以他和善可親的態度卸除了對手的武裝。對賈魯塞斯基而言,這場辯論會的失敗極為有用──這下黨內的頑固份子怎麼能夠再指斥瓦文薩為狂熱份子?

在一月的黨員大會裡，賈魯塞斯基聽到更多黨員譴責與團結工聯打交道的作法之後，便以辭職要脅黨同意進行協商，而後隨即離席。強硬派受到當頭棒喝之下同意讓步。於是，一九八九年二月六日，在納米尼考斯基宮裡一張半徑超過八公尺長的光滑橡木圓桌周圍，二十九位共黨代表和二十六位團結工聯代表加上教會員齊聚一堂，共同討論波蘭面臨的困境。一位共黨代表事後針對工聯成員評論道：「我們以前認為最偏激的人物，結果卻是最理性的。」（賈魯塞斯基後來甚至閱讀米契尼克的著作，而認為他「忠於自己以及自己的原則」。）

對瓦文薩、米契尼克、布札克、伯格丹□里斯、庫隆，以及其它反對陣營的先驅人士而言，他們在圓桌會議上的座位終於讓他們置身於國家前途的決策中心。他們於四月六日達成了他們熱切渴求的目標。。組織自由工會的權力。擴大新聞與集會自由。司法獨立。以及自由國會選舉。接著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團結工聯將其群眾支持度轉化為選票，而在選舉上對共黨贏得壓倒性的勝利。八月二十四日，「色姆」通過由馬佐維奇擔任以團結工聯為首的聯合政府總理，而終結了波蘭境內的獨裁統治。

一九九九年，在圓桌會議的十周年紀念日上，數千名波蘭人在寒冬的冷風中排隊等待進入納米尼考斯基宮參觀那間歷史性的會議廳。－位曾經擔任鐵路工人的參觀者說道：「這是我們自由的起源。」他說錯了。他的自由起源於波蘭境內上千個不同地點。舉凡於一九七○年間有罷工工人要求成立自己的工會之處，舉凡於一九七六年間有人提供食物或金錢給被捕工人的家人之處，舉凡於一九八○年間有罷工工人放下工具而拒絕工作之處，舉凡於一九八零年代期間有人閱讀地下報紙之處，都是波蘭人民自由的起源地。實質的權力早已出現移轉之後，協商即造成了變革。,而在賈魯塞斯基於一九八九年交出波蘭議會的鑰匙之前，他其實早就失去了對議會的領導權。

共黨獨裁統治的結束並不是波蘭的非暴力反對運動唯一達成的成果。一九八九年間，東歐各地的共產政權相繼垮台，甚至在僅僅出現自發性且缺乏組織之反對運動的國家亦然。即使沒有勞護會、沒有八月罷工潮、團結工聯，沒有庫隆、瓦倫蒂諾維茲、瓦文薩、布札克，波蘭共黨依然可能撐不了太久。這些名字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他們激活了暴政瓦解的時代潮流，更是因為他們早在共黨垮台之前即已重新喚起波蘭的自主精神。

這條道路的第一階段鋪設於一九七○年代，當時波蘭知識分子採取了直接的行動──協助勞工、出版期刊以及書籍、講授課程。但勞護會與其它異議份子無法迫使政府接受權力的限制，以及建立自由社會的法治基礎。這些目標必須仰賴大規模的非暴力運動──亦即一九八○年的八月罷工潮。波羅的海沿岸工人在短短几個星期內即完成大規模的集結，從而喚起民眾的支持，並且在工廠內與談判桌上的策略運用都勝過共黨。

團結工聯自此成為所有波蘭人的反抗媒介。這個充滿活力的新工會利用全面罷工要脅政府承認其存在的事實，並且准許其它人進行結社以及表達意見。如果說勞護會打的是一場非暴力游擊戰，以開創一小塊獨立空間的灘頭堡，團結工聯則算是獲取人民的授權而拿下了一整片自由的海灘。在那一小段耀眼的時間當中，波蘭擁有了自由的公民社會。在政府以鎮壓行動瓦解工聯之後，另外又出現一支反對勢力競逐波蘭社會的控制權。即使在戒嚴令之下，爭取自力組織的努力也依然持續不休。後來，在一九八○年代末期，賈魯塞斯基為了尋求挽救經濟頹勢以及遏止新一波動亂的方法，於是向團結工聯所代表的另類勢力求助──而他不久後即告完蛋。

這場改變波蘭歷史之運動的興起過程，是自從甘地撼動英國在印度殖民統治的基礎以來，人民反抗專恣暴政的力量最為龐大的展現。英國藉由招攬印度人合作治理，而掌控印度達一百五十年之久。同理，波蘭共黨也藉由吸納改革人士以及孤立反對者，而得以抑制住不滿的情緒──直到反對陣營發現另一種反抗壓迫的方式，也就是與政府脫鉤而與人民接軌，專制統治才終於壽終正寢。

布札克把哈維爾（VaclavHavel）撰寫的〈無權力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一文視為他反對運動的理論基礎。哈維爾認為必須依賴人民合作是獨裁政權的弱點，因為獨裁政權必須為此而編造各種謊言──而那些能夠「活在真相中」的人則會激發「無比強烈、富有爆炸性，而且無可估計的政治力量」。繼續活在「謊言之中」的人「隨時可能......被真相的力量給喚醒」，而這些人一旦改變，真相也將攤開在陽光下──這個結果會經由[社會運動、突然爆發的民間動亂、在龐大僵化的權力結構里出現的激烈衝突……]而達成。

八十年前，甘地曾在南非說過，反抗者一旦採用這種「真理之力」──或稱[satyagraha]──最後會使壓迫者的權力流失殆盡。波蘭的情況正是如此。瓦文薩在造船廠里開創了一個獨立空間，共黨政權於是前來與他協商。布札克遁入地下，八年後，賈魯塞斯基卻邀請他和瓦文薩等人協助重塑國家。一九八九年坐在圓桌上的反對人物之所以能夠在會談中佔有一席之地，都是因為他們一開始拒絕與政府合作──他們不再欺騙自己──於是他們便在自己的生活中以及職場上開創了空間，而使真理成為行動基礎。

他們如此做的同時,也拒絕採取暴力手段。哈維爾說真正的異議份子[必須對以暴力造成變革的想法抱有根本上的敵意]。布札克則拒絕「一切暴力行為」。即使面對暴力之時也一樣嗎？一九八一年格但斯克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年,一位工人在日記里寫道。。[我們已做好背負十字架的準備。一旦遭遇攻擊，我們將以自己的雙肩承擔坦克車履帶的輾壓。」

二十世紀的武裝解放運動經常把揮槍赴死的烈士──世界各地的格瓦拉式人物（譯註：格瓦拉是游擊戰專家，因協助卡斯特羅推翻巴蒂斯塔政權、解放古巴而聞名）宣揚為抗暴的象徵，但這些鬥爭行動都沒有帶來自由。在團結工聯多年來所舉辦的典禮與遊行當中，他們唯一標舉的人像就是教皇，而他對波蘭人民最具煽動性的訓諭就是：要當個「不合作主義者」。至於團結工聯最常使用的裝飾物──擺在工廠大門與紀念碑前獻給領袖或英雄人物的物品──則是花環與花圈。鐵鎚和鐮刀、法西斯（譯註：此處系指義大利法西斯黨的標誌，亦即一束以紅帶捆綁的棍棒，上端露出戰斧的斧頭）和緊握的拳頭。。這些都是革命的象徵符號，而且其中每一項都可作為武器使用。花朵則不然。

唾棄獨裁者極為容易，但唾棄獨裁者最喜愛的工具──暴力-則沒那麼容易，尤其是遭遇暴力威脅的時候。不過,揚棄暴力會帶來回饋,亦即達成提高目標的力量。波蘭的勞工依然記的,他們在一九七○與一九七六年間縱火焚燒黨部大樓之後，所獲得的進展是多麼微不足道。如果團結工聯真的藏匿武器而遭發現，一如布里茲涅夫要求卡尼亞予以栽贓那般。,又如果布札克組織了暗殺小組以刺殺共黨領袖。,則共黨內的強硬派於一九八九年指斥布札克等團結工聯領導人物為政治罪犯時，賈魯塞斯基會對他們的說法不屑一顧嗎？猶如甘地對印度人所言。。你怎麼栽,就怎麼收穫。

雖然棄絕暴力的最終報償在一九八○年八月時還看不出來，但隨之而來的風險卻明確可見。列寧造船廠內的每一位罷工工人都明白，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受到政府、全國，乃至於全世界的矚目。如果他們在造船廠廠長首次因計謀而取勝之際，便將他痛打一頓而扔到街上，共黨政權有可能會再回到談判桌上嗎？後來假如團結工聯煽動比得哥旬的群眾,並教唆他們攻擊警方,戒嚴令是否會更早實施,且被視為是對社會動亂的合理因應措施?發動暴力的人通常必須付出蒙受恥辱的代價。而且,如果血腥的叛變取代非暴力行動而成為反抗運動的高潮，則在「戰爭狀態」之下的那許多年間，共黨政權還會看起來那麼面貌僧惡，而團結工聯那麼殊值讚賞嗎？瓦文薩於一九八三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是全世界對波蘭人民運動的祝福，也是對那些橫加阻撓之人的又一次譴責。

參與圓桌會議的人員都感到自己的肩上背負著波蘭的命運。然而,到了這個時候,站在歷史潮流上的,已不再是國家的官員,而是人民的領袖了。在二十年間，歷史潮流推進的速度一度增快，而後減緩──然後又再次轉快。把共產主義掃地出門的力量並非來自於暴力,而是源於波蘭人民直接在獨裁統治之下建立的公民社會。這股力量發自異議人士聚會之處的每一座教堂、罷工工人佔領的每一座工廠，以及藏匿地下組織成員的每一幢房屋。

雖然波蘭政府屬於當代最凶殘之暴政集團的一份子，但波蘭人民為了在共產波蘭的土地上栽植自由的藤蔓，一九七○與八○兩個年代的人民運動依然正面挑戰共產政權。從斯大林清算農民以至波布在柬埔寨進行的種族屠殺可見，即使不是為了達成共產主義原本的理想，獨裁者仍可僅以共產主義之名而滅絕整個種族。波蘭的統治者還不至於那麼殘暴，但對於挑戰共產政權的人而言，坐牢的滋味可不是對反對運動的激勵。不過，波蘭的反對運動在對抗政府上訂立了明確的目標，一面號召民間廣泛的支持、爭取教會以及外國的協助，同時避免採取會立即引來鎮壓的策略，而其對罷工與自力組織的運用,也達到非暴力運動史上的最高峰。整個運動唯一嚴重的疏漏，就是沒有做好因應軍事鎮壓的準備。

布里茲涅夫雖然對波蘭國內的實際狀況一無所知，但他把團結工聯視為一把直指共產帝國心臟的短刀，卻是正確的看法。團結工聯拒絕遵從共黨的領導，違抗國家的命令，並且要求以波蘭人民的集體意志──而非政府的命令──作為生活與工作條件的決定基礎。團結工聯甚而大膽地以經濟混亂、政治僵局，以及國際毀譽等條件要脅政府接受其要求。團結工聯以這一切行為改變了共產主義的歷史──而無需奪取任何一位波蘭共黨成員的性命。團結工聯若以奪人性命為手段，則可能根本不會有機會掌權。

★2－5、丹麥、荷蘭、羅森街：抵抗納粹★
快跑的不能逃脫,有力的不能用力,剛勇的也不能自救。－－阿摩斯書第二章第十四節

丹麥：另類戰爭

「他們佔領了丹麥」

一九四○年四月九日破曉時刻，晨曦依然照耀在丹麥的水道與城市上，丹麥人卻已不再擁有自己國家的主權。德國軍隊於前一天晚上侵入丹麥，迅即橫掃哥本哈根島、日德蘭半島，以及菲英島等地的丹麥守軍。首都也在轉瞬之間陷落。運兵船「漢撒丹澤號」長驅直入市中心，德國部隊也在五點前攻佔俯瞰港口的古老要塞「堡壘」，不費一槍一彈即捉拿了七十名丹麥士兵。

就在地面部隊入侵之際，德國轟炸機也低空飛越丹麥首都，連居民都可看得到機身上的納粹空軍標誌。從轟炸機上投下的傳單聲稱德軍前來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英軍入侵」，不過這個舉動主要是要嚇唬當地居民，使其臣服於德軍的佔領。布倫是一位住在哥本哈根的店員，他記得「德國飛機飛來……我們下床到窗邊往外看，就看到了他們。突然間，我們知道可怕的事情發生了，他們已經佔領了丹麥。」

希特勒的大軍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佔領波蘭而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沒有一位軍事戰略家或者世界領袖能夠提供丹麥任何抵禦德軍侵略的能力。丘吉爾於一九四○年二月說道：「如果丹麥在納粹的攻擊下投降，我也不能怪他們。另外兩個同屬斯堪地納維亞國家的挪威與瑞典，至少還和那頭餓虎隔著一道水域。但丹麥卻和德國緊緊相鄰，以致根本不可能提供援助。」

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十世（christianX）和丹麥政府都明了國家所面臨的危險，而將希望寄託於一九三九年五月和德國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上。希特勒自己也在十月六日一場對國會發表的演說中強化了德國善意的假象。他表示德國與丹麥已經建立了「一個忠誠而友善的夥伴關係」。不過，世人後來才發現，納粹比較喜歡把夥伴變成家臣。

丹麥人在一九三九年間還看不出這一點。大戰爆發之後，丹麥是全歐唯一裁減軍力的國家。在德軍入侵的那一天，丹麥軍隊人數總計不到一萬五千人，僅為原本數量的一半稍多而已。不過，德國雖然佔有軍力上的優勢，德國戰略家依然精心策畫這場侵略行動，因為他們知道丹麥軍隊若採取一致的抵抗行動，便可能打亂德國的攻擊時間表，從而阻礙對挪威的同步侵略計畫。因此，他們必須施展大規模的攻擊。負責攻佔哥本哈根的德軍營長曾於五天前親臨丹麥首都進行偵察。他喬裝為普通商人，勘查港口之後，便選定一個適合主力運兵船靠岸的停泊處。他接著前往當時為丹麥陸軍參謀部所在地的「堡壘」。

衛兵熱誠地歡迎這位好奇的商人，而把他帶去見他們班長。這位班長於是帶他參觀參謀部本部、通訊中心，以及要塞的兩道大門。他離開之時，已對侵略行動的成功滿懷信心。德國軍隊展開突襲的前一天晚上，侵略特遣部隊的參謀長希默將軍前去拜訪德國駐丹麥公使倫特芬克，請他在幾個小時後轉交一份外交照會給丹麥政府。這位身分尊貴而與丹麥有密切關係的外交官深感震驚。他所須轉交的照會是一份最後通牒，內容是要求丹麥臣服,同時聲稱德軍要來保護他們，以免盟軍戰機把斯堪地納維亞變成戰場；此外，德國雖然不懷敵意，但如果有抵抗行動，依然會遭到敉平。照會裡還提供另一項安撫人心的條件：德國對「丹麥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不會加以干涉。

阿瑪利恩堡（AmalienborgPalace）外回蕩著槍聲，國王克里斯蒂安則召集部會首長在宮中商討對策。總理斯陶寧及外長孟赫都主張順服。國王在早晨六點前幾分鐘同意他們的主張。不久後見到丹麥國王的希默將軍說他看似「肝腸寸斷」，但依然「神色若定」。丹麥國王表示，他和他的政府「願意採取一切可能的作為……消除德國部隊與丹麥之間的摩擦。他希望能夠讓他的國家免於更多的不幸」。

隨著那一天的時間分分秒秒地過去，丹麥人民只覺得難以置信。斯陶寧在一項呼籲中敦促人民遵守法律，並以「正確的」舉止對待德軍部隊。他說明道：「丹麥政府以極不情願的心情決定依佔領狀況引導國內形勢。政府衷心相信我們的作法讓國家得以避免陷入更為悲慘的命運……而我們必須仰賴人民的合作。」

這只是順從，而非投降──這項政策訴諸的是一種自欺的想法，認為國家雖然遭到佔領，卻仍未被征服，而依然擁有主權。這種「合作的政策」也是為了盡量保有國家自主空問而採行的策略。丹麥史學家勞鈴後來說道：「我們原本可以在四月九日展開英勇的自殺性行動，但『存活下去』卻成了主要目標。」不是每個丹麥人都同意這一點。丹麥駐美國大使就自稱是「自由」丹麥的大使。一般咸認這是頭一起反抗行為。

當時沒有人知道這場戰爭會升高為捲入數十個國家與數千萬人的世界大戰。丹麥領導人以為戰事不會持續太久，而且可能會導致全歐統一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發展，那麼德國對丹麥主權的承認便可能成為丹麥的保護傘，使其不會遭到德意志帝國的并吞。因此，與德國合作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作法。另一方面，德國也希望保有丹麥的順服，以便利用其勞工、農產品，以及自然資源。為了讓丹麥的紡織品、軍用品，以及食物能夠流入德國，不強力兼并丹麥而反倒支持哥本哈根政府顯然是謹縝的作法。

為了謀求丹麥境內的和平，德國已準備好要以截然不同於對待其它佔領國的方式對待丹麥。納粹國防軍官員禁止手下士兵購買丹麥的配給商品，並且停止發行一份德國軍方報紙。一份軍中通告告誡士兵以莊重的態度對待丹麥婦女及少女、避免政治紛爭，尤其要記得丹麥人並非敵人，而是在納粹種族階級里佔有特殊地位的民族。柏林要把丹麥當成「模範保護國」，以向世人證明德國並非野蠻國家。而且，只要丹麥人溫順服從，德國就只需要派駐少量部隊維持控制。

許多丹麥人覺得侵略行動讓他們鬆了一口氣，因為這表示至少不會爆發全面的戰爭，而國王呼籲大家保持冷靜也顯然是理智的作法。丹麥雖然也有法西斯黨及民族主義政黨，但其國內良好的政治風氣不但讓激進份子的數量維持在少數，也不至於像歐洲其它遭納粹佔領的國家那般在街頭上出現意識形態分明而激烈暴力的衝突。丹麥的國家建制既然沒有遭到改變，而至少象徵了丹麥主權的完整，因此也就沒有急迫需要抵抗德國的動機；就某一方面而言，直接抵抗就是不願服從。

然而，許多丹麥人依然對於自己的國家不戰而降感到羞恥；許多人認為他們的領導人太快屈服了。丹麥與德國為了什列斯威（丹麥最南端的省或德國最北端的州）曾僵持不下數百年，而導致一八六四年的丹麥──普魯士戰爭，結果丹麥戰敗後的數十年間，德國人在當地虐待丹麥人的行為更是加深了丹麥的敵意。因此，在丹麥平靜的表面以及官方的順服之下，仍有一股悲痛的氣息。當時年僅十三歲的彭迪克回憶道：「那時幾乎沒有實際的抗爭行動。不過……你已能夠感覺到，丹麥人不會歡迎德國人的到來。」

「何謂好國民？]

德軍入侵之時，席爾是一位年僅十七歲的學生，與父母同住在西蘭島西部小鎮斯萊格思里。四月九日，他在上學途中目睹許多令他深感驚異的景象：鎮民對新來的士兵極為友善，而且對一支露天演奏丹麥音樂的德國軍樂隊報以熱烈掌聲。他買了一份當地報紙，上頭刊載著國王的談話，要求全體國民當個好國民。他自問道：「何謂好國民？在自己的國家遭到敵人佔領的狀況下，一個好國民會怎麼做？」

席爾回家後把自己想出的答案寫成「丹麥人的十誡」。他用打字機打了二十五份，內容如下：

一、切勿到德國及挪威工作。
二、為德國人做事，應把事情做不好。
三、為德國人做事，應該減漫速度。
四、你應該破壞重要的機器和工具。
五、你應該破壞所有可能對德國人有益的物品。
六、你應該讓所有運輸系統誤點。
七、你應該抵制德國和義大利的影片及報紙。
八、切勿到納粹的商店裡購物。
九、你應該不留情面地對待叛國賊。
十、你應該保護所有遭德國人追補的人。加入解放丹麥的鬥爭吧！

席爾接著列出一份斯萊格思居民當中最具影響力之人士的名單，其中包括鎮長、銀行家、醫生，以及記者。第二天夜裡，他騎著腳踏車前往這些人的住處，而把「十誡」塞進他們的信箱里。他很快就察覺到，他的丹麥同胞在公開場合對德軍的禮遇其實掩飾了內心強烈的反抗精神，而席爾則找出了表達這股反抗意識的新方法。

他夥同朋友在德國車輛及軍車的油箱里放入糖，並且抄寫反德傳單郵寄給國內各地的高中學生。不久之後，他的「十誡」已廣為流傳，後來在丹麥人展開全國性抵抗運動之後，更是成為丹麥人的聖物。

五月，有幾個青年團體齊聚於哥本哈根，在神學教授柯賀的指導下，成立了丹麥青年協會，全力保存丹麥的主體性以及民主價值觀。柯賀也在教授丹麥歷史的課程中，強調全民團結對抗德國及丹麥納粹份子的必要性，而吸引了眾多的聽眾以及大篇幅的新聞報導。他指出，雖然丹麥國家遭到佔領，但丹麥民族的力量與正當性並沒有因而消滅。

這股方興未艾的國家精神風潮，在通常為大型地方性活動的社區歌曲節上最能夠公然展現。七月四日，奧爾堡附近約有一千五百人合唱讚歌，內容描述一八六四年丹麥與德國的戰爭，歌詠士兵的英勇，也哀嘆他們遺留在身後的女子。從八月至九月，共有七十五萬人在類似的歌曲節上高歌。在九月二十六日的國王七十大壽上，成千上萬名民眾湧上哥本哈根的街頭向這位國家的象徵人物高唱生日快樂歌。布倫回憶道：「這麼多人聚集在哥本哈根周遭的公園裡單純唱歌，實在是對德國人的一大挑釁。」

正面挑戰佔領行動不免違反政府的合作政策，但彰顯丹麥人榮譽和特性的文化活動就可以利用其表面上的非政治性而大肆舉行。不過，在這個瀰漫沮喪情緒的時刻，這些活動依然隱含了對德國支配行為的抗拒。雖然真正的抵抗運動必須遲至一九四一年才會成形，但這些歌唱會以及各種日常的象徵性抗議行為卻奠立了抵抗運動的心理基礎、猶如三十多年後共產波蘭的情況。在反對行為尚未成為正式的運動之前，波蘭的激進勞工以及異議知識分子的活動，即先為反對勢力開創了社會空間。

丹麥的記者也在抵抗運動的初期預備階段扮演了角色。德軍入侵之後不久，德國新聞專員即親自拜訪丹麥外交部新聞處，以確立基本的出版規則：所有外國新聞及社論都必須事先得到許可；不得對佔領軍有所批評；各種軍事新聞都必須經過事先批准才可刊登。不過，向來習慣享有完全自由的丹麥媒體，對這些規定則表現出不太含蓄的鄙夷態度。《特刊》晚報以隔行印刷暗示讀者要讀出字裡行間的弦外之音。卡倫堡電台以及哥本哈根電台的播音員每次播報經過審查的戰爭新聞，總以明顯的諷刺語氣宣讀其標準開場白：「現在播報最新的德國公報，」以及標準結尾：「最新的德國公報播報完畢。」丹麥各個角落都充斥著擁護並強調丹麥主體性的激昂情緒，只差沒有和佔領軍正面衝突而已。全體人民自行提起士氣，政府則與侵略者合作。隨著一個個星期過去，德軍看似愈加所向無敵。丹麥淪陷後不到六個星期，德軍就又接連攻佔了荷蘭、比利時及法國。歐洲主要國家只剩下英國能夠抵禦納粹戰爭機器。

「打倒叛國賊！〕

丹麥納粹黨受到德軍連戰皆捷的激勵，又獲得德國納粹的慷慨資助，於是在一九四○年六月試圖在哥本哈根發起政變。政變沒有成功，不過丹麥領導人卻因此著手預防政府再度遭受納粹染指。七月二日，五個政黨合組一個稱為「九人委員會」的國會團體，就此成為政府的真正決策中心。部會首長都被逐出政府，包括主導合作政策的外長孟赫也不例外。不過，孟赫雖然遭到撒換，他的政策卻保存了下來。

新任外長史卡維尼斯先前即曾擔任過這個職務，而且在一次大戰期問曾任駐德大使，當時丹麥為中立國。史卡維尼斯雖然高傲又不受歡迎，卻因個性務實而被認為足以和柏林的野獸打交道，他執行合作政策的態度毋寧是較為聽天由命的。他雖非德國的支持者，卻認為德國會贏得戰爭。因此，他的目標就是要避免國家受到德國壓迫。

史卡維尼斯的態度明顯傾向丹麥的新主子，而聲稱丹麥「無論如何皆不應同其南邊的偉大鄰居起衝突」。他讚揚德國在戰場上的勝利，斷言「歐洲的新時代」已然展開，並且呼籲丹麥人民與德國進行「雙方的積極合作」。這種逢迎的作法助長了丹麥納粹黨人的氣焰，他們於是要求國王撒換史卡維尼斯以外的所有部會首長，而由納粹黨人或者其它「通曉新時代」的人士接任。國王拒絕這項要求，但丹麥政府仍然對德國百般奉承。一九四一年初，發表可能損及丹麥外交關係的公開言論必須負擔刑責，即使是私人談話也可能導致牢獄之災。新頒行的法律授權政府對「佔領軍的敵人」處以無期徒刑。

德軍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進攻蘇聯。德國要求丹麥斷絕與蘇聯的外交關係，並且逮捕丹麥共產黨的領導人物。丹麥領導人於是陷入困境：屈服這些要求不免更進一步剝奪丹麥人民的憲法權利，但不照做又可能會促使德國自行逮捕共黨人士。保守派的人民黨坦承該項要求「與丹麥一向的正義概念有所衝突」，卻也同時指控共黨人士犯有「恐怖與破壞」的罪行。丹麥國會於八月宣告丹麥共產黨為非法政黨，警察隨之逮捕三百名共產黨員，其中包括三名國會議員。丹麥國內的自由已遭到壓縮。

就在東邊前線的戰事持續不休之際，希特勒決定要把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線擴及全歐，而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邀請」丹麥加入這場戰役。在一場緊急會議上，丹麥的部會首長全都含糊其詞。倫特芬克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再度向丹麥提出這項邀請：「丹麥必須立即簽署這項協定。否則……丹麥將被視為敵國，並面臨無可避免的後果。」史卡維尼斯於是前往柏林簽署了這項協議。

第二天，哥本哈根的學生齊集於阿瑪利恩堡廣場，先遊行至丹麥納粹報社，接著又走到國會。倫敦的《泰晤士報》報導：「他們無視於警察的存在，而在城裡許多地區進行示威，高喊著『打倒史卡維尼斯』及『打倒叛國賊』。警方使用探照燈、以警棍驅打群眾，而且擊發數枚空包彈，才總算封鎖住......通往德軍總部的道路。」史卡維尼斯從柏林返國時，必須採取嚴密的安全措施，以防更多示威活動因此而起。

德國與丹麥政府都對這一切事件同感驚訝，丹麥政府也因而不得不正視合作政策不受民眾支持的事實。丹麥政府雖於幾天後譴責抗議人士，內閣卻也私下決定，如果德國堅持在東邊前線徵用丹麥部隊以及軍事物資，或者要求訂立反猶太人的法律，丹麥政府將予以拒絕。不過，丹麥政府這一點小小的骨氣在幾個星期後即告消失殆盡，而被迫交付德國海軍六艘新魚雷艦。丹麥政府也未採取措施阻止德國徵召丹麥兵。不久之後，丹麥役男就全部受徵召進入了丹麥解放軍。對佔領軍的響應不再只限於歌唱會或者街頭遊行；現在的抉擇是要和他們並肩作戰，抑或對他們展開抗戰。

「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採取行動」

一九四二年初，丹麥人民開始以實際行動甚至破壞行為挑戰德國。一個由奧爾堡的小學生組成的團體，自稱為「丘吉爾社」；他們的口號是：「大人如果不採取行動，就由我們來吧!]。該團體的一位領袖回憶道：「我們有一個反納粹的標誌，是每個筆劃尖端都有箭頭的騙字型。我們在牆壁、樓梯等各種地方漆上這個標誌。我們最大的成就是燒毀一列滿載戰爭物資的貨物列車。」最活躍的破壞團體是由共黨份子領導的，他們在德國對蘇聯展開攻擊之後即轉入地下活動。他們的組織名為K0PA（共產游擊戰士），專門襲擊生產戰爭物資的小型工廠。幾個月後，非共黨人士也獲准參加，而組織名稱也改為BOPA（中產階級游擊戰士）。他們的行動雖未造成可觀的損害，卻使得合作政策趨於複雜：政府如果鎮壓破壞份子，則會使其原已日益下滑的支持度更加低落；若不採取行動，則會激怒德國主子，而丹麥政府的存在端賴德國的容忍。

與此同時，新興的地下媒體也開始鼓吹反抗佔領軍。《自由丹麥人》於一九四一年秋天開始發行之後，反德政治人物也創辦了深具影響力的《自由丹麥》，同時也有其它報紙陸續出現。許多參與人士都是沒有新聞從業經驗的年輕人，他們只有幾台打字機以及老舊的複印機器。經費、紙張、油墨，以及可靠的助手都得來不易，能夠掩人耳目的運作場所更是絕無僅有。不過，地下媒體迅即發展成熟，而且政府從未能成功壓制。一九四二年底，非法通訊社「訊息社」開始提供各種報導，搜集自BBc、瑞典、丹麥政府部會，以及未曾經過審查的新聞來源。在一九四三年，各種非法出版品的發行量總共高達兩百六十萬份，非法媒體協調委員會以及聯合新聞編輯室也因此成立。

席爾和友人離開斯萊格思進入哥本哈根大學就讀之後，也一同加入了出版行列。他們弄到一部老舊的複印機，而成立了「學生新聞社」。他們不久即開始出版非法書籍，以厚紙版裝訂，而在自己的公寓及家中進行發送工作。史坦貝克（JohnSteinbeck）所著的《月亮西沉》（TheMoonisDown）極為暢銷，收錄丹麥政府及軍方在德軍入侵時期的會議文件的《白皮書》（WhiteBook）也不遑多讓。書中披露政府的妥協作為，令許多丹麥人為之震驚；該書銷售量超過兩萬本。輯錄希特勒演講稿的〈元首語錄〉，封面上繪有一幅希特勒騎著白馬，手持騙字型旗幟的逗笑圖畫。有兩千本寄至德軍的郵政信箱；納粹認為該幅圖畫有戲謔之意，而大感憤怒。不論在印刷品或在公開場合上，抵抗與不合作都成為丹麥人對佔領軍的主要響應方式。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斯陶寧總理的國葬典禮上，哥本哈根最大的會議廳里湧入一萬兩千多名前來致意的民眾。由於克里斯蒂安國王預定要出席，因此會場內出現騷動之時，所有人皆起立注視他們愛戴的領袖。不過，進入會場的卻是德國公使倫特芬克。一位家記述道：「實在難以描述群眾坐下的速度有多麼快。由於會場很大，因此他們的動作有如漣漪一般，隨後成為一場獨特的靜默抗議活動。」國王終於抵達之時，隨即受到群眾的熱烈鼓掌歡迎。

由於克里斯蒂安國王是丹麥傳統的象徵，因此他便成為關鍵的社會與精神代表人物。戰前，他每天都會騎馬穿越哥本哈根的街頭，而這項舉動在佔領期問也沒有中斷。他騎馬上街時沒有隨扈護送，而民眾都會守候在他行經路線的道路兩旁，或是鼓掌歡迎，或是上前與他握手。德軍士兵也會立正致敬，但國王總是把目光轉向別處。哥本哈根主教說道：「他是我們的支柱，他使我們團結，他引導我們。」

穆勒是另一位丹麥的精神領袖。他是奉行不合作主義的國會議員，德國曾於一九四一年施壓逼迫他辭去商務部長的職位。後來，由於他依然持續在地下報紙以及群眾聚會上批評德國政策，倫特芬克於是要求丹麥政府撒銷穆勒的國會議員資格，並且禁止他發表反德言論。丹麥拒絕照辦，因此德國決定逮捕他。不過，他卻逃到了倫敦，而在抵抗運動期間不斷透過電台發表激勵人心的演說，大力鼓吹丹麥人違抗德軍。

一九四二年八月，德國要求丹麥政府擴大媒體檢查作業並對抵抗人士判處死刑，以抑制日益勃興的抵抗運動。丹麥政府雖然拒絕這些要求,卻也對抵抗運動發表譴責。幾天後,穆勒透過BBC向他的同胞提出一道不同的呼籲,一道較為符合其祖國精神的呼籲。。[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採取行動。我們有責任專註於一種行為上,一種對德國傷害最大的行為......盡你的責任-做好你的工作。]

侮辱言行，選民徽章，罷工活動

由於丹麥人民的違抗精神日益強烈，希特勒於是認定丹麥即將爆發反叛行動。此時，英美兩國正在對北非侵略計畫進行最後確認，希特勒則一心要阻礙盟軍的行動。諸如丹麥這種可能發生的分裂情形，都必須事先制止。於是，希特勒決定改變德國與丹麥的關係；不過他需要一起挑釁事件來使他這項舉動看來合理。

他的需求終於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克里斯蒂安國王的七十二歲生日那天實現。希特勒發電報向丹麥國王賀壽並表達祝福之意。克里斯蒂安卻回以冷淡而簡短的答覆：「由衷感謝。國王克里斯蒂安。」希特勒把這項對他個人的冒犯言行解讀為丹麥不合作的象徵。於是，他召回倫特芬克，要求丹麥提供三萬名青年為德軍效命，並揚言驅逐丹麥政府。倫敦的《每日電訊報》的頭條寫道：「希特勒即將接管丹麥。蓋世太保摩拳擦掌，克里斯蒂安王位岌岌可危。」

德國又另外派遣兩位納粹黨羽向丹麥施壓。漢尼根將軍奉派接管軍隊。納粹的老官僚，黨衛軍總管貝斯特博士，轉任德國駐丹麥的全權大使；希特勒與他單獨會面時，指示他「以鐵腕統治」。柏林政府的最後一項命令，則是把向來受到納粹喜好的丹麥外長史卡維尼斯任命為總理。他迅速在內閣裡布滿了親德人士。丹麥民眾原本就毫不掩飾對他的鄙夷，現在更是到處發起抗議及示威活動。

貝斯特決心維繫住丹麥的「提供補給的意願」。他認為贏得戰爭是第一優先目標，而鎮壓措施只會刺激抵抗運動加速發展。這種想法造成他與漢尼根的對立衝突，但除非柏林另有指示，否則貝斯特握有最終決定權。他於是著手拓展與丹麥議員的友好關係。在一份涵蓋他上任頭幾個月的報告里，他提及丹麥人民對戰爭「厭煩至極」，丹麥對德國的輸出物品數量揚升，而工農生產力也雙雙提高。柏林讚許有加，不過貝斯特其實粉飾了實際狀況：在表面底下，反對佔領軍的情緒極為強烈。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貝斯特准許丹麥舉行國會選舉──這是他的一大失誤。德國希望藉此證明其對受佔領國家的自治權極為重視。雖然丹麥共產黨敦促選民投下空白廢票以示抗議，其它政黨卻極力爭取選票。大多數的抵抗團體都力圖促成民主政黨的聯盟。「丹麥青年合作運動組織」發出一百多萬個印有國旗及「已投票」字樣的選民徽章。佩戴這隻徽章不僅是種象徵性的舉動，也使得有意放棄投票權的人感到羞愧。結果，投票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九點五，為丹麥有史以來最高記錄。政黨聯盟獲得超過百分之九十四的選票，在國會的一百四十九個議席中贏得一百四十一席。丹麥納粹黨僅勉強拿下三席。

貝斯特把納粹黨的表現欠佳歸責于丹麥納粹黨領袖克勞森的無能。他沒能理解這場選舉的意義：丹麥人民藉由選票清楚表達了對本土民主的渴求以及對外國支配的排斥，因此是德國的一大挫敗。在二十世紀里，所有的專制政權對於舉辦選舉可能帶給群眾運動的主體力量！以及強化反對勢力的潛力！大多無法理解。

抵抗人士愈來愈把抵抗運動視為丹麥人民藉以影響戰爭發展的機會。BBc加緊宣傳動作，力促丹麥與德國決裂。有人列出黑名單，而在電台上廣播涉及親德言行的丹麥人士姓名,這不禁令人想起與英國政權合作之印度人士所受到的羞辱。盟軍戰勝的消息，尤其是德軍在斯大林格勒的大敗，都有詳盡的報導，以激勵丹麥人起身反抗。

這一切都助長了更多的破壞行動。七月有九十三起事件，八月則有兩百二十起。「霍格丹斯克」是主要的煽動團體，其名稱取自於一位丹麥傳奇英雄的名字，每當國家有難，他就會從沉睡中醒來。里勒倫說明自己協助成立這個團體的原因：「我實在不想再看到街上充斥著德國人了。我當時沿著哈羅德大道騎車......看到一連士兵搭車經過時，我的情緒就爆發了。我向他們吐口水，結果就被幾個警察抓住，帶到警局......我當下決定，如果我再次遭到逮捕，一定要先對德國人造成傷害。」不過，對這些侵略者傷害最大的並不是破壞行動。

工人在各種積極抵抗行為的鼓舞下也開始罷工。丹麥人對這種抗議方式並不陌生：要求憲政改革的勞工領袖曾於一九二○年發起一場全國總罷工（而導致內閣與國會的決策權力擴大）。現在，抗議的目標變成外來的敵人。一艘在奧登色進行維修的德國巡洋艦遭到破壞攻擊之後，駐守該市的德軍指揮官即派軍進入造船廠內，造成造船廠工人集體罷工。丹麥人民和魯爾地區的德國工人一樣，最無法容忍的就是被迫為外國人工作。罷工消息傳到市內其它工廠之後，所有工人便一致加入罷工行列。

罷工風潮從奧登色擴散至日德蘭半島西岸的艾斯堡海港。當地一間漁貨倉庫的工人出走事件演變為遍及全市的「平民罷工」。包括漁民、警察、消防隊員、辦公職員，以及公務人員在內的所有市民，都一同停止工作，關上家門，齊聚於市中心。德國當局憤怒之餘下令施行嚴格宵禁，但民眾卻不予理會。群眾湧上街頭，揚言不解除宵禁就不回去工作。德國當局終於在五天後退讓。兩天之後，奧登色又爆發另一場罷工，抵抗運動也隨之擴展到較大的城市，包括奧爾堡和阿胡斯。部會官員、奧登色市長，甚至工會領袖都懇求奧登色的工人恢復工作。但工人已目睹罷工行動對德國士兵及行政當局所造成的困擾。如果德國需要丹麥經濟正常運作，丹麥工人就會盡全力造成經濟停滯。

奧登色的罷工民眾後來轉趨暴力。一名德國士兵受到一群憤怒群眾的進逼之下，不禁拔槍開火，造成一名小男孩及其它三人受傷。群眾在激憤之下一涌而上，把該名士兵毆打至死。希特勒聽到這項消息之後，立刻下令奧登色向德國軍方繳交一百萬丹麥克朗（譯註：丹麥貨幣單位）罰金。德國當局同時也對奧登色實施宵禁，關閉一切劇院及電影院，並且揚言若不交出「毆打德國軍官」的人，便將發動逮捕行動。

貝斯特對罷工風潮極感尷尬，因此一再要求丹麥政府加以控制。丹麥內閣與國會於是共同提出回歸「平靜與安定」的呼籲，但工人決定追隨抵抗運動領袖，而對該項呼籲置之不理。貝斯特被召回柏林說明丹麥的狀況。他建議持續採取溫和手段，並且辯稱罷工活動只是單一事件。不過，向來倡議採用軍事手段的漢尼根將軍這次佔了上風。在罷工與破壞行動大肆蔓延、戰況又轉壞的情況下，希特勒終於同意漢尼根將軍的作法。除非丹麥人民接受嚴苛的新條件，否則德國當局將宣布進入緊急軍事狀態，而由漢尼根接管丹麥。

「轉折點」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德國對丹麥政府提出最後通牒：宣布緊急狀態並頒行八項措施！罷工活動、五人以上的公眾集會，以及室內或戶外的私人聚會一律禁止；實施宵禁；沒收一切武器；把出版檢查權交給德國當局；成立簡易法庭審理違犯此中規定的行為；陰謀破壞、違抗德軍，以及持有武器等行為一律判處死刑。簡而言之，丹麥必須遏止一切反對聲音以及抵抗行為。

這項最後通牒遭到斷然拒絕。丹麥政府答覆道：「施行德國的這些要求將使政府無法平撫人民的情緒。」合作政策至此已告終結。史卡維尼斯於是率領內閣總辭。德國部隊隨即於第二天佔領火車站、發電廠、工廠，以及其它重要設施。士兵進入住宅區逮捕具有影響力的大學教授、報社編輯、國會議員及商人。各主要建築及設施也都派駐德國衛兵。丹麥人收聽電台新聞都會先聽到漢尼根的聲明：「公務人員應持續上班，遵守德國當局的指令......罷工一律禁止，違者最重可處死刑。」另外還有一件事：電信與郵政系統都已遭到關閉。

軍方接管丹麥之後，貝斯特即被冷落在一旁，並滿心把自己的失勢怪罪在別人頭上。他和二十世紀里其它自以為是的失意政客一樣，把一切過錯歸諸媒體，而責怪媒體漠視他的警告，以致激怒德國。他在一場傑出報業人士的聚會上說道：「在這個荒謬可笑的小國家裡，媒體竟然灌輸人民德國軟弱無力的印象。你們昨晚所得到的，就是你們的獎賞。」對丹麥抵抗陣營而言，這的確是一大獎賞。

鎮壓行為釐清了抵抗運動的任務。地下報紙《自由丹麥》析論道：「當然，這是個轉折點。但這所代表的，其實只是一個緩慢發展的狀況……終於得到了公開確認。」八月的罷工活動顯示丹麥人民願意對抗德國；街頭上的部隊只是提醒他們：他們也是大戰中的一份子。

不過，對丹麥全體人民而言，公眾抵抗運動卻帶來了個人的危險。在過去的三年里，丹麥政府雖然奉行惹人嫌惡的合作政策，卻也還足以在丹麥一般人民與德國當局之間扮演緩衝的角色。內閣總辭之後，政府部會雖然照常辦公以維持公共及社會設施的正常運作，但那一道屏障已然消失，而且也沒有人知道漢尼根將軍會採行什麼措施。對丹麥的八千名猶太人而言，因為不可確知而帶來的恐懼感更是強烈。早從丹麥被佔領開始，丹麥政府就保證他們能夠享有平等權利。德國為了避免動蕩，也對丹麥的猶太人問題採取低調態度。第一波侵略攻勢結束之後才六天，倫特芬克就向柏林警告道：「我們在這方面只要稍微逾越最低限度，就會造成政治與經濟的癱瘓或是嚴重混亂。切勿低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貝斯特當家做主的時候，也延續這種不干預的作法。而他的上司外交大臣里賓特洛甫，雖然一再受到艾希曼（AdolfEichmann)與希姆萊（HeinrichHimmler）施壓，也不曾要求他改變政策。不過，到了一九四三年八月，由於罷工及破壞行動達到了高峰，政治嗅覺靈敏的貝斯特於是見風轉舵。他於九月八日向柏林發出一份內容冗長的電報，建議逮捕丹麥境內所有猶太人。他心知這項提議能夠博得艾希曼、希姆萊，尤其是希特勒的歡心。他同時也要求警方展開逮捕行動。

九月十五日，黨衛軍與保安官員開始抵達哥本哈根，貝斯特也在兩天後獲得希特勒首肯展開行動。但此時貝斯特又開始擔心逮捕猶太人會造成太大的騷亂。他向他在哥本哈根的密友達克維茨透露心中的疑慮。達克維茨是德國運輸專員，青少年時期曾經參迦納粹黨。他反對逮捕行動，因為德國與丹麥的關係將因此惡化。他看到希特勒給貝斯特的答覆之後，當天晚上即在日記里寫道：「我知道該怎麼辦。」

貝斯特知道自己仍須奉行命令執行計畫。由於歲首節（譯註：猶太歷新年）開始於九月三十日星期四，因此猶太人在星期四以及十月一日星期五都會回家團圓慶祝新年。有鑒於此，貝斯特於是提議從星期五晚上十點展開逮捕行動，並持續進行至星期六早上。如果一切按計畫進行，猶太人將會措手不及地在家中被逮，而不會引起太多騷動。不過，包括貝斯特在內，德國方面沒有人知道達克維茨會怎麼做。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二，達克維茨與貝斯特晤談之後，便打電話給他在丹麥政界的朋友赫德妥夫，要求與他和他的社會民主黨同志見面。他們在那天下午會面時，達克維茨直截了當地把德國的計畫全盤托出，並敦促他們開始警告猶太人。他們立刻連絡猶太人社區里最重要的人士，包括猶太教教長梅爾基奧及馬格林斯基。馬格林斯基於是組織了一支訊息傳遞小組，以通報猶太人藏身自保。

在非猶太丹麥人共襄盛舉之下，該項消息立刻以迅雷之速傳播開來。救護車駕駛努森翻查當地電話簿找尋「名字聽來像猶太人」的家庭地址。找到之後，他就開著救護車前去警告他們。他們如果沒有地方可以躲，他便把他們帶到醫院或者在抵抗運動中較為活躍的醫生家裡。有些猶太人則在街上碰到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向他們提供其家裡的鑰匙。猶如海法大學現代猶太歷史教授雅赫爾所言：「這種情況是艾希曼及其手下所不習慣的。」由於「丹麥人民在一夕之間築起一道活生生的牆」，而掩護猶太人逃過了一劫。一名丹麥人寫道：「......我們經歷了一場偉大的經驗，因為我們親眼目睹這群人民從原本懾服於德國的實力而自問：『我們能怎麼辦？』──同樣的這群人突然間團結奮起對抗德國，並以積極的作為協助了他們無辜的同胞。」

救援猶太人的行動激勵了全國人民，而促使許多丹麥人進行強力抵抗。《自由丹麥》宣稱，即使「援助猶太同胞會招致嚴厲的懲罰以及被遣送到德國的可能」，丹麥人也不可屈服於德國的威脅之下；「而且我們應該持續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協助他們。對我們而言，過去兩天晚上的事件已經成為丹麥命運的－部分。我們如果在猶太人慘遭苦難的時候遺棄他們，就等於是遺棄自己的祖國。」

丹麥社會各界的代表團體幾乎都有志一同地譴責德國的行動。哥本哈根與阿胡斯的大學院校全部關閉一個星期以示抗議。丹麥宗教部向貝斯特寄發抗議信函，並將該信函散發給神職人員以供於講道時使用（自此以後，教會即協助成立地下網路，信徒也大量加入原有的抵抗組織）。此外，新近成立的自由議會！由七名各自代表不同抵抗組織的人士組成──也發表聲明譴責「德國人所發動的集體迫害行為」。

但猶太人並未因此擺脫危險。德國於十月二日下令所有非猶太人把猶太人交給有關當局；如此一來，猶太人即無法再安全地藏身於丹麥國內。他們必須想辦法促使瑞典採取中立態度。十數個團體出面把猶太人從內陸運送到海岸，再讓他們搭上漁船、小船，甚至獨木舟。霍格丹斯克破壞組織把全副精力投注在救援猶太人，先讓他們在哥本哈根港埠區的屋子裡躲藏到傍晚，再由組織的十二艘漁船載運他們到瑞典。

席爾和他在學生新聞社的同儕合作搜集猶太人逃亡路線沿途的德軍活動信息！這項極端寶貴的貢獻，代價也非常高昂：五名學生在一次勘查任務時遭到殺害。《國家時報》的記者和抵抗組織及地下救援小組保持聯繫，以提供逃亡路線與德軍人數等信息。他們以「馬鈴薯」當作猶太難民的代號。一名記者憶及他當時撰寫的報導：「今天有十八袋馬鈴薯賣給艾吉太太......有二十袋經由陵比的中介賣出去......這些馬鈴薯最好能夠移往他處。」

每一艘滿載猶太難民的船隻抵達瑞典，都是丹麥抵抗陣營的勝利，不但使他們的決心更加強，也令他們的組織更壯大。德軍雖然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持續追捕丹麥猶太人，卻沒有太大成效，而只能任令七千兩百二十名猶太人成功逃往瑞典。在十月一日、二日兩天的突襲行動中，只有四百七十二人遭到逮捕。全國人民的團結一致不但促成救援行動的實現，激化丹麥與德國的對立，也向同盟國以及心存懷疑的丹麥人士證明了抵抗運動只要策畫完善，目標切實可行，便有可能推翻第三帝國的掌控。「丹麥人民最偉大的勝利」

緊接在這場勝利之後，由於丹麥地位最崇高的詩人暨劇作家孟克（KajMunk）遭到謀害，抵抗陣營的鬥志於是更加激昂。身為牧師的孟克在除夕夜的佈道會上譴責德國的佔領行為，並且鼓吹他的聽眾進行破壞行動。後來他在家中被一支德國恐怖小組挾持，並遭到槍殺。當天晚上，丹麥演員亞柏在哥本哈根的皇家戲院有一場演出，他在開幕之時請求現場觀眾利用「一小段時間追思今天亡故的丹麥最偉大的劇作家」。現場頓時一片靜默，觀眾安靜地看著亞柏拿起外套離場。接下來幾天，德國雖然下達禁止令，丹麥各地依然有許多追思儀式，書商並在窗戶上綴以黑色紙張。

為了善用這種張力並且持續加以發展，自由議會這個地下組織遂贏得丹麥軍方承認其為丹麥實質上的政府，直到國王能夠自由組成新政府為止。自由議會同意，抵抗運動的首要目標應為對德軍的積極反抗。自由議會並因此成立一個指揮委員會，以協調所有抵抗行動。原本如野草般四處竄生的抵抗勢力，終於有了中央指揮中心以及單一發言口徑。

丹麥在一九四四年初共分為六個抵抗區域，雖互相獨立，卻又都接受指揮委員會的指導。每個地區都成立地下自衛隊，用偷運自英國與瑞典的武器進行訓練。不到一個月，這些組織即與其它破壞小組協同行動，對製造小型武器、坦克車、飛機、大炮等軍用品供德軍使用的丹麥機構發動攻擊。破壞份子於六月間對鐵路線發動十九次攻擊，是前五個月平均次數的三倍。

抵抗運動原本的目標是要聲張丹麥主權，以採行積極活躍的行動而大量降低德國對丹麥的剝削。自由議會的推動已然使其超越了這項目標。不過，自由議會的發起人之一雅各森卻認為有另外一個目標必須先達成。他寫信向身在倫敦的穆勒指陳道：「在我看來，提升我國人民性靈的鬥爭毋寧是最為要緊的......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問題必然是：『我們要如何號召所有人加入這場鬥爭？』而不是『我們如何才能夠重創德國人？』我敢打賭，如果產生的效果相同，那麼有一千人參與其中絕對比只有十個人來得好。聽來或許矛盾，但絕對不會錯。」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雅各森反對丹麥軍方成立地下軍隊的提議，因為他認為抵抗運動應該是全民都能夠參與的，而大多數人都必須在地上生活。他希望全體社會一同反抗德軍，而不是只有一小群武裝人士。這種想法與甘地如出一轍。甘地認為，要有效對抗外國佔領軍，就必須要有社會各階層的人士共同參與。一旦大多數人民皆反對外國力量！一旦他們不再同意接受支配──外來統治者就不再能夠擁有維繫政權所需的人民合作，也不再有表面的合法性假象。

自由議會對全國人民發出呼籲，而強調非暴力抵抗的優先性。「我們所有人都必須目標明確且毫不鬆懈地......製造阻礙......拒絕合作，推諉拖延，並貶抑德國當局。」唯有「擁有勇氣與相關資源」的人士才能夠實行暴力抵抗行為，而且行為對象必須是「對佔領軍具有極度重要性的人事物」。不過，

在破壞行動日益增多的情況下，德國的報復行動也隨之增加。報復行動通常由親納粹的丹麥解放軍當中的老手「丹麥沙爾博格部隊」執行。沙爾博格部隊利用反破壞的手段攻擊丹麥人民所珍愛的國家象徵以及歷史古迹，這種手段後來被稱為[Schalburtage]（譯註：與「破壞」諧音）。舉例而言，一家為德軍製造步槍的工廠遭到破壞之後兩天，沙爾博格部隊即縱火焚燒丹麥皇家瓷器工廠，並在哥本哈根著名的提弗利公園放置炸彈。

六月中旬，希姆萊命令貝斯特嚴厲制裁破壞份子。他於是在六月二十五日再次宣布全國緊急狀態，在晚上八點至早晨五點間實施宵禁。第二天，哥本哈根的柏威造船廠全體員工即因此於下午一點集體下工。他們向老闆保證這絕非罷工，只是純粹提早下班回家照料花園，以免延誤時間，違反宵禁規定。其它工廠的工人很快就耳聞了這項計策，而紛紛以同樣的借口停工。

不過，丹麥人並沒有回家澆花，而是在哥本哈根的街頭上集會向德國示威。地下通訊社「訊息社」報導：「哥本哈根居民以數百人為一群站在街角，以便在德軍巡邏隊出現之時逃入小巷道里。若遇見丹麥警察，他們便說：「別插手」警察也欣然從命……群眾以鋪路石、廂型車、腳踏車等構成屏障封鎖街道，並對德軍丟擲物品。德軍則在狂怒下到處開槍。」到了當天傍晚，有六名丹麥人喪生，數十人受傷。

第二天早上，哥本哈根市內各地的工廠工人全部加入罷工。「提早回家」運動廣為蔓延，以致城市中已有一部分地區公然展開反抗行動。貝斯特未雨綢繆，把宵禁時間延後到晚上十一點，但卻無濟於事；電車與公車不是出軌就是翻覆，路障愈來愈多，焚燒物品的火堆更是照亮了夜空。貝斯特對這種混亂情景極感憤怒，而召集丹麥行政官員及工會領袖舉行緊急會議。德軍原已在歐洲各地陷入寡不敵眾的困境，現在武器與車輛的產制及運送又因罷工活動而告停頓。貝斯特威脅對罷工活動採取嚴厲的懲罰措施，並警告將追究丹麥官員的責任。

丹麥政府考慮過後，即向大眾提出呼籲。「德國即將採取後果無可彌補的嚴厲措施……因此我們懇切要求所有人恢復日常工作。」不過，政府官員知道，他們必須在聲明中表明德國已確實展開鎮壓行動，否則丹麥民眾不會把他們的呼籲當一回事。他們於是在聲明中加入一句話，怪罪德國方面「令人遺憾地採行了若干措施」。貝斯特對這句話怒不可遏，隨即下令德國部隊斷絕市內所有瓦斯、電力及自來水的供應。在與丹麥官員召開的最後一場會議上，貝斯特表示「德國的榮譽已遭到玷污,有人得為此吃上苦頭......哥本哈根的烏合之眾必須嘗嘗鞭子的滋味。]

自由議會於六月三十日深夜召開一場緊急會議，會中決議認為，既然罷工活動已成為迄今為止最龐大的抗德運動，自由議會自然必須加以支持。自由議會於第二天早上宣告：「這是丹麥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全國示威運動。沙爾博格部隊對人民生命財產的不斷攻擊，以及德國佔領軍對法治人權的徹底破壞，在在使人民忍無可忍。自由議會支持罷工持續進行，直到沙爾博格部隊撒離、緊急狀態解除為止。」抵抗運動的暴力行為並沒有因德國的打壓而大幅削弱，但侵害人民的暴力行為卻激使丹麥全民展開非暴力行動！抵抗陣營於是忙著趕上人民的腳步。

德國當局的下一步則是企圖讓哥本哈根與世隔絕。不過，由於德國部隊陸續調離丹麥移往前線，以致哥本哈根的封鎖行動人手不足，因此數千名民眾也就輕易通過了封鎖線。哥本哈根市內的罷工活動持續加劇，罷工工人不但挖掘壕溝，還敲碎街道表面而以石塊丟擲德國士兵，刺激他們開槍還擊。到了七月二日星期六晚上，已有二十三名丹麥人喪生，超過兩百零三人受傷。罷工及抗議活動蔓延至西蘭島和日德蘭半島上的各城市。德國方面也展開反擊：坦克車駛入哥本哈根市區，並有謠言指出德國將對丹麥首都進行轟炸以迫使市民屈服。由於各種公共服務均告停擺，市民於是到鄰近的湖泊汲水，並且採集木材在街上烘烤食物。地下組織安排牛奶、雞蛋、乳酪等生鮮食品的秘密運送，商店也降價販售農產品。

即使違抗精神高昂，但丹麥民眾究竟還能承受這種情形多久仍未可知，、況且德軍轟炸的威脅也似乎極有可能實現。於是，地方當局、工會職員，以及重量級議員都紛紛在德國方面與自由議會之間折衝斡旋，以期打破丹麥挑釁與德國報復的惡性循環。貝斯特同意把招怨甚多的沙爾博格部隊撒離哥本哈根，解除宵禁，同時禁止德國部隊向丹麥民眾開槍。他也承諾在罷工活動終止後取消緊急狀態，並恢復瓦斯及水電供應。

對德國而言，這場「人民罷工」帶來了令人焦慮的啟示：自由議會以不合作政策一躍而為丹麥的號令中心，而罷工活動也讓德國政權的信用蕩然無存。這些挫敗所造成的打擊又和德軍在歐洲各地節節敗退的消息形成加乘效果，一方面削弱佔領軍的士氣，另一方面則鼓舞了丹麥人民。七月四日星期一晚上，自由議會發出一份「勝利公告」，內容詳列德國方面的退讓事項，同時讚揚丹麥人民面對德國報復行動的堅忍不拔。公告結尾指出：「全面罷工是個比零星進行的破壞行動遠為有效的武器。造成決定性影響的是人民罷工，而非街頭上的路障或騷亂……自從丹麥遭到佔領以來，哥本哈根的人民罷工是丹麥人民所獲致的最大勝利。」

自此以後，自由議會即不再倡議破壞行動與軍事手段，而大力鼓吹非暴力運動。自由議會於一九四四年八月停止組織地下自衛隊，而轉向從事罷工活動的協調工作。一位議會成員寫道：「我們只要短短數小時就可以發起一場全面罷工。上自政府機關部會，下至基層首長，全都參與其中。只要我們一聲令下，全國就會陷入停頓。不只如此，我們還可以視情況需要指定特定部門的工作人員展開罷工，同時讓其它人照常工作。」有限度、有節制，並且經過挑選的非暴力罷工活動，已然成為最佳的抵制手段。

七月十二日中午，丹麥全國人民共同默哀兩分鐘，以紀念在人民罷工活動里喪生的人士。同樣的默哀活動在八月二十九日又舉行了一次。此後，這類紀念性示威活動在佔領期間內頻頻出現。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柏威造船廠爆發罷工活動，以抗議十一名丹麥青少年因參與破壞行動而遭處決。自由議會隨即介入，宣布自第二天起展開一場二十四小時的罷工。自由議會同時也敦促工人「避免示威。保持冷靜與尊嚴」。罷工活動迅速蔓延至全國各地，不到十天即有五十四個城鎮加入罷工行列。

才一個月後，九月十四日又爆發大規模罷工，原因是為了抗議丹麥囚犯遭遣送至漢堡。貝斯特曾與丹麥前任政府協議在弗洛斯列夫設立一個收容所，俾使丹麥囚犯能夠留在國內。現在貝斯特卻自毀承諾，而把兩百名囚犯送往德國。有鑒於此，德國邊界的丹麥鐵路工人於是集體罷工。罷工活動迅即蔓延至日德蘭半島各地，以致島上的鐵路網路宣告停擺。由於德軍極度依賴鐵路運送部隊上前線，於是採取了和法軍在魯爾地區的同樣作法，派兵佔領主要車站。罷工工人皆受到處決的威脅，同時又有五百名囚犯即將遭到遣送。國家鐵路總管與工會領袖由於擔心德國會落實這些威脅，於是極力勸導工人恢復工作，但卻徒勞無功。日德蘭半島依然爆發了全面罷工。自由議會支持罷工活動，並號召全國人民一同展開罷工，到星期一中午結束。那天早上，丹麥各個城市的生活機能全告停擺，德軍補給品的生產也再次陷入停頓。

佔領期間規模最大、也是最後一場罷工在不久之後隨即爆發。九月十九日，德軍在哥本哈根、阿胡斯、奧爾堡，以及奧登色施放假空襲警報，德軍士兵即在警報聲的掩飾下搭著運兵車到達各警局，開始逮捕丹麥警員。對德國當局而言，由於丹麥警方對破壞行動與失序現象視而不見，因此已不再可靠。到了當天傍晚，已有近一萬名警察遭到逮捕及卸除武裝。在阿瑪利恩堡，國王的隨扈也遭到拘捕。一名德國軍官向丹麥國王表示他奉命要在皇宮上升起騙字旗，國王拒絕之後聲稱道：「你如果升起那面旗，就會有一名丹麥士兵去把它拿下來。」「那麼那名丹麥士兵就會被射殺，」德國軍官回答道。國王則響應道：「那名丹麥士兵就是我。」阿瑪利恩堡上終究沒有升起騙字旗。

針對丹麥警察逮捕事件，自由議會發起另一場全國總罷工以為響應，預計於當周稍後結束。他們敦促丹麥人民保持冷靜，在「時機成熟」之前不要任意走上街頭。日德蘭半島上的五十八個城鎮又再次全數參與，而且極少出現暴力景象。不過，少了警察在街上巡邏，大城市裡的犯罪活動明顯增加。自由議會於九月二十二日發出維持秩序的呼籲，而將若干犯罪行為的最高刑罰加重，並由地下自衛隊充當城市警衛隊。

到了秋天，秩序終於多少得以恢復，而當時丹麥人也和歐洲大部分佔領區的人民一樣，預期戰爭將在幾個星期內結束。但隨著戰事持續延長至冬天，丹麥的煤、天然氣、水、電，以及食物也都出現了短缺。加上警力薄弱，犯罪活動於是大幅增加。同時間，蓋世太保藉由滲透手段鎖定抵抗組織，而對抵抗人士加以刑求或謀害。沙爾博格部隊也回到哥本哈根，四處縱火焚燒疑似有破壞份子藏匿的處所。接著更有抵抗組織集體遭到逮捕，其中包括自由議會的重要成員。雖有報復性抗議行動出現，但由於天候惡劣，因此也未能造成太大影響。丹麥政府一再拒絕為日德蘭半島上的德國工廠提供工人的作法較為有效，而加入地下抵抗組織的人數也大為增加；到了戰爭接近尾聲之際，抵抗組織成員已超過四萬五千人。

不過，德軍佔領之下的丹麥仍未脫離險境。德國如果成功除掉了自由議會，實在難以知道剩下的丹麥行政官員會怎麼處理隨之而來的新危機，因為他們依然將自己視為丹麥人民的屏障，而非抵抗運動的推動者。一般而言，丹麥人民仍然把行政單位和史卡維尼斯的妥協政策畫上等號，而寧可信賴自由議會。為了避免德國在節節敗退之際做出垂死掙扎，英國皇家空軍便在抵抗組織的請求下，對蓋世太保三個最重要的總部進行轟炸，地點分別在阿胡斯、奧登色，以及哥本哈根！這起攻擊行動可能拯救了好幾千名抵抗鬥士的性命。和平終於在春天降臨歐洲。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BBc廣播希特勒自殺的新聞；三天後，德國投降的消息傳遍歐洲各地。丹麥人雀躍不已，各城鎮的街道上都擠滿了慶祝的人潮。當時在哥本哈根讀書的亞姆旦爾回憶道：「突然間，所有人家的窗戶里都點起了□燭，然後人潮湧上街頭……湧入市中心……湧進阿瑪利恩堡。突然間有滿載著地下運動人士的車輛開了過來。群眾對他們大聲歡呼，到處都洋溢著自由與歡樂的氣氛。」

抵抗組織負責維持法律秩序，地下自衛隊則著手逮捕丹麥的通敵份子。自由議會連同其他抵抗領袖以及新近回國的穆勒組成過渡時期聯合政府。戰爭結束後不久，貝斯特與漢尼根將軍都遭到起訴，罪名為主使反破壞行為以及驅逐猶太人。貝斯特的罪名成立而被判處死刑，漢尼根則被判處八年徒刑。他們兩人都提起上訴，而在丹麥的一個地方法院接受審判。貝斯特後來改判五年徒刑，漢尼根則無罪開釋。丹麥人並沒有因抵抗運動而失去慈悲之心。

所幸有當初促成抵抗運動的全民團結精神，丹麥才能夠歷經大戰而依然維持良好的狀況。同盟國當局發現丹麥的糧食不但足以自給，還有餘糧可供出口至歐洲各地。丹麥通過了德軍佔領的考驗，卻沒有像歐洲其它遭納粹壓迫的國家那般陷入困境，這是採取非暴力抵抗手段的額外收穫。由於抗爭手段平和，因此不會造成社會的分裂崩解。有些丹麥人看到挪威人、希□人，以及塞爾維亞人不惜拿起槍枝在各個車站、港口，以及機場反抗佔領軍，而對自己的同胞沒能有同樣的行為感到失望。不過，丹麥的潮濕低地本就不適合武裝行動；而且，等到德軍在歐洲各前線開始遭遇反擊之時，丹麥的抵抗陣營早已迫使納粹付出形式不同但明確可見的代價了。

丹麥人民證明了一點：非暴力運動奉行者所面臨的對手不論有多麼可怕，只要抵抗運動不屈不撓而且保有想像力，軍事手段並不足以遏止民眾運動，激烈的報復措施更是只會強化反抗陣營的意志。丹麥的抵抗陣營知道德國想要在丹麥維持常態，就刻意不讓他們如願以償，但同時也避免擴大事端，以免引發大規模的鎮壓或是傷及眾多平民的性命。如果丹麥的學童、破壞活動的生手，以及地下神職人員都能夠讓納粹這個二十世紀最殘酷的殺人機器窮於應付，又有什麼政權能夠面對非暴力抵抗而屹立不搖呢？從鹿特丹到羅森街：遭受違抗的德意志帝國

「我們一定會重拾我們的自由」

德軍於一九四○年四月佔領丹麥，過了一個月又一天之後，德國國防軍又在空軍轟炸荷蘭機場的攻勢下跨越邊界進入荷蘭。同時間，柏林派駐海牙的大使提出一份照會，聲稱德軍進入荷蘭是為了保護荷蘭的中立，並且還邀請荷蘭政府接受德意志帝國的保護。荷蘭女王威廉敏娜和手下的部會首長毫不遲疑地拒絕了這項提議。

德國轟炸機大肆摧殘鹿特丹及其它荷蘭城市之際，荷蘭皇室家族舉家逃往倫敦，女王並宣布倫敦為政府的新所在地，以確保其法律上的存在。威廉敏娜宣告道：「對於文明國家之間的慣常行為所遭到的蹂躪踐踏......我特此表達強烈抗議。」但荷蘭軍隊總司令溫克曼卻在五天後簽署了投降書。駐荷蘭的德帝國政治委員塞斯──因克瓦特博士於五月二十九日發表就職演說。他稱荷蘭為德國的兄弟之國，並承諾所有荷蘭戰俘將在六月中旬以前獲釋。不過，納粹對荷蘭的盤算卻遠比上述所言要激烈得多：德國打算把荷蘭變成納粹主義國家，壓榨荷蘭經濟以供應德國戰爭機器，流放並滅絕十萬名以上的荷蘭猶太人與吉卜賽人，且不惜鎮壓一切抵抗行為。

荷蘭向來有保持中立的傳統，而且已許久未曾有抵抗侵略者的經驗。荷蘭和丹麥一樣地勢平坦而缺乏屏障，因此難以採取武裝抵抗手段。不過，早自德軍入侵的第一天開始，就有一群群的學生和工人聯手採取違抗措施。阿姆斯特丹一個自稱為「魁森行動委員會」的團體發表一項承諾，表示將逐漸發展出一個爭取荷蘭自由的組織：「有一天，我們一定會重拾我們的自由……我們的國家絕對不會成為德國的一部分。」

在貝恩哈德親王的生日六月二十九日當天，阿姆斯特丹的居民公開聚會表達對德國的反對。貝恩哈德親王原本即有在假日以及各種公開典禮上佩戴白色康乃馨的習慣。他生日那天，更是在所有住家及商店的櫥窗里都可看見插滿康乃馨的花瓶。中午時分，民眾紛紛來到威廉敏娜女王母親的紀念碑前。每個人都帶了一朵康乃馨放在紀念碑底座上。到了當天傍晚，紀念碑已淹沒在一片花海之中。針對此一事件，德軍逮補了兩位示威活動發起人，甚至還抓了和此事絲毫無關的溫克曼將軍。

到了秋天，納粹開始侵害荷蘭的猶太人，首先即是革除所有猶太人公務員及教授的職位。革職措-施在萊登大學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示威活動，而在所有人合唱國歌的時候達到活動高潮。德夫特的技術大學則因學生髮起罷課活動而被迫關閉。萊登大學隨後也加以仿效。和丹麥的情況一樣，德國將發現迫害個別人民，甚至是迫害猶太人，都只會加深受侵略國國民的怨恨。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亦即荷蘭納粹黨人與猶太裔公民在阿姆斯特丹發生激烈對峙的三天後，六百名黨衛軍士兵大舉進駐封鎖猶太人居住區，逮捕四百名猶太青年。他們遭到毆打之後，即被送往布亨瓦德集中營。這項消息迅即傳播開來。共黨工人於一天深夜召開聚會，準備發起大規模罷工。在地下印刷工的幫助下，他們散發傳單號召所有工人加入他們的行列。兩天後，造船廠工人及電車駕駛員率先停工出走，工廠工人也隨後跟進。企業、工作坊、辦公大樓及商店都紛紛關門，工人齊集於市中心，大聲叫喊唱歌表達抗議。在總數八十萬的居民當中，參與罷工者超過了三十萬人。

德國驚愕之餘，依然迅速展開鎮壓。數百名德國警察及黨衛軍士兵開進阿姆斯特丹，奉命毋須警告即可對滋事份子開火。德國當局宣布實施宵禁，違反宵禁規定者一律逮捕。阿姆斯特丹的市長在報復威脅下終於低頭，命令市政官員恢復工作，否則予以撒職。和丹麥不同的是，荷蘭遭到征服，且國家首領也已逃亡國外，因此荷蘭行政官員必須自求多福。在戰爭初期，許多荷蘭官員都被迫奉行德國命令。這種自始存在的合作關係表示罷工工人必須孤軍奮戰，而二月的罷工運動也證實難以持久。

不過，荷蘭社會的基層人民卻將抵抗行為視為愛國行為，而且大多數人都參與其中。學校教師拒絕提供教師名單讓德國當局審核。藝術家也拒絕加入納粹的「文化公會」。此舉雖然剝奪了他們的收入及公開展出的機會，他們依然不為所動。超過十六萬名農民拒繳納粹要求的規費，也有數千名青年拒絕到負責開墾荷蘭的佔領團體「工作服務隊」報到。約有六十份報紙的地下媒體也欣欣向榮（其中一份最富影響力的報紙《帕洛報》至今依然存在，而且是荷蘭地位最崇高的日報之一）。在戰爭期間，日常的打招呼以及瑣事都被賦予象徵性的民族自尊。「v」字手勢取代了握手的舉動，而且在各大城市裡的牆壁與電話一景上都漆有這個圖樣。「Hallo」（哈??）這個簡單的問候語變成「Hangallelandverradersop]（弔死所有叛徒）的簡稱。民眾並且佩戴有威廉敏娜女王頭像的硬幣。

塞斯──因克瓦特明白荷蘭人不可能成為順從的納粹黨人，因此德國也就加強鎮壓手段。到了一九四二年底，已有八百多名抵抗鬥士遭到逮捕並遣送到德國的集中營。荷蘭最大的新教徒政黨遭到廢止，黨員也被迫加入納粹控制的工會。荷蘭天主教會向德國行政當局寄發信件與電報抗議流放猶太人的措施之後，即有約七百名猶太裔的天主教徒遭到逮捕並送往奧茲維茲集中營。

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即有約三十萬名荷蘭人遭遣送至德國魯爾地區作工。這對荷蘭許多家庭的生計而言是一大威脅，也因此對其抵抗意志有所影響。約有十萬名遭到流放的民眾成功逃回荷蘭，並且找到與農民及戶主同住的安全藏身處。擁有近一萬五千名成員的「國家組織」以及由一群逃亡英國的銀行家成立的國家支助基金，是這項逃亡計畫得以成功的主要功臣。國家支助基金也資助破壞小組毀損荷蘭鐵路，阻礙武器運送，並且襲擊德軍補給車隊。

最龐大的團結行為大概要算是荷蘭醫生的作為了。德國當局告知他們必須加入「醫師公會」並且遵循納粹醫療準則，其中規定包括篩檢病患的種族背景及遺傳性缺陷。超過四分之三的荷蘭醫生拒絕加入公會，並且因此放棄執業，而把他們家裡以及診所門上的名牌拿掉。一群醫生組成「醫療聯繫組織」，透過十一名區域代表和地方醫師密切合作，以協助藏匿遭到德國警察攻擊的醫生。藉由集中指揮權的方式，醫療聯繫組織成功抵擋了納粹對醫界的掌控。

德國於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宣布，所有在一九四○年間遭俘而又獲釋的前荷蘭軍隊士兵，將再次被逮捕送往德國的勞改營。這道令人震驚的命令，影響對象超過三十萬人。亨革羅鎮上的工人於是立即展開罷工。罷工活動迅即蔓延至上艾瑟爾省各地以及大城愛因荷芬，以致城裡每家飛利浦工廠都陷入停工狀態。在林堡則有一萬多名礦工走出礦坑進行罷工。到了第二天早上，參與罷工的人數已膨脹至四萬人。德國警察及軍隊隨即開進當地並濫行開火。遭到逮捕的人士經過草率的審訊之後即被判處死刑。自此以後，除了林堡之外，其它地區的罷工運動都逐漸衰退。德國派遣一支警力前往林堡並爆發了激烈衝突。到了五月五日，林堡的礦工終於放棄抗爭，回到工作崗位。罷工期間共有一百八十多人喪生，四百人受傷，九百人被俘送往德國集中營。

往後的幾個月里雖有更多的抵抗行動，但除了醫生與工人等受到納粹政策直接影響的族群表現出堅忍不拔的精神外，抵抗運動整體上而言缺乏系統性的指導。猶如丹麥的情況，抵抗組織均崛起於各地，彼此間的聯繫則發展得極為緩慢。直到戰爭後期，才有一個稱為「核心」的組織！由工會職員、抵抗運動領袖，以及地下報紙的編輯組成、試圖協調全國性的抵抗運動。他們雖然每周在阿姆斯特丹聚會，但從未達到丹麥自由議會那般的地位，所以也無法代表大多數荷蘭勞工及抵抗鬥士發言。因此，荷蘭的抵抗運動從未有過明確的全國性目標，也從未出現挑戰德國掌控權的策略性運動。

最後一場大規模的抵抗活動發生於一九四四年九月，荷蘭鐵路工人發動罷工以阻礙猶太人被送往東邊的集中營，同時拖延德軍部隊回國抵禦盟軍入侵德國本土。德國於是派遣自己的鐵路人員維持鐵路運作。法國二十年前在魯爾地區，以及德國本身在丹麥都曾採用這種作法。而為了報復,德國也從鹿特丹遣送五萬名荷蘭人到德國去為德國城市準備防衛事宜。鐵路罷工無意間導致燃煤。天然氣與食物等民生物資無法運送到鹿特丹等各荷蘭城市，而造成許多人難以度過寒冬的慘痛後果。荷蘭人這種種遭遇都比丹麥人要來得艱苦，而盟軍在次年春天的勝利，種算讓他們得以脫離苦難。

相較於丹麥的狀況，納粹在戰爭一開始就迫使荷蘭當局正式投降，並強迫五十萬名荷蘭工人為德國戰事效命。德國既已花費心血取得荷蘭的順服，自然也就願意投入更多心力維持這項成果。反觀德國對丹麥採用的棒子與胡蘿蔔手段──法國在一九二三年間對德國採取的原本也是這種策略──卻只帶來好壞參半的結果。此外，德國的鎮壓行動不但讓可能從事抵抗運動的人士所剩無幾，而且也壓縮了他們的活動空間。由於荷蘭人只能發動零散的小規模抗爭，因此也就無法抵擋納粹剝削他們的勞力，也無法阻止納粹把十分之八的荷蘭猶太人強押出國加以屠殺。

如果荷蘭的抵抗運動能夠有較為良善的策畫，也許就不必在性命與榮譽上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即使如此，雖然在佔領初期有部分荷蘭官員通敵行為的影響，而且抵抗陣營內部也欠缺凝聚力，抵抗運動卻仍然讓荷蘭不至於成為納粹的衛星國，而粉碎了德國的意圖，同時也藉由對遣送行動的一再抗爭，而讓德國不得不把戰爭所需的時間與資源分散出來投注於此。納粹德國雖然藉由攻擊行動佔領了丹麥與荷蘭，卻被這兩個國家的非暴力抵抗運動逼得不得不加強後衛措施，以求確保佔領這兩個國家的價值。佔領丹麥的價值早已重貶，而佔領荷蘭的價值也至少有所下降。

「釋放我們的丈夫！〕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黨衛軍士兵和地方上的蓋世太保人員展開一項稱為「大圍捕」的行動，而大肆搜捕柏林的猶太人。猶太人紛紛被送上卡車，運往位於市中心羅森街二之四號的猶太社區行政大樓。這項行動的目的是要讓柏林「完全擺脫猶太人」，作法包括逮捕娶德國婦女為妻的猶太人以及他們所生的「混血」小孩。這些猶太人之所以能夠在過去兩年間免受大屠殺的波及，原因是他們和他們的德裔配偶對德國的戰事極為重要，而納粹政權也不願在大後方製造騷亂。不過，德軍當月稍早在斯大林格勒的慘敗粉碎了德國的士氣，也導致希特勒發動「全面戰爭」，對象除了盟軍之外，也包括德國境內的猶太人。

柏林猶太人劫持事件的消息迅速傳播開來，不久之後即有一群非猶太裔的德國婦女齊聚於羅森街上，帶著要給她們丈夫的食物以及其它私人物品。她們相信自己的丈夫就被囚禁在羅森街的大樓里。其中一位名為伊絲麗爾的婦女到達時，發現已有一百五十名婦女瑟縮在裡頭。她向一位士兵索討她丈夫的馬鈴薯配給卡，那名士兵也就依她的要求去拿。她的丈夫朱勒斯在一張卡片背面寫著：「我沒事。」其它婦女於是也開始索求各種私人物品，以確認自己的丈夫是否在裡面，不久後更開始要求釋放他們。其中一位婦女的軍人弟弟適逢休假，他走到一位黨衛軍衛兵面前說道：「如果我姐夫沒有獲得釋放，我就不回前線。」天氣雖然極為寒冷，群眾人數卻依然大為增加。不久之後，婦女即日夜守候在大樓外，手牽手合唱歌曲，並且一再高呼：「釋放我們的丈夫！」抗議活動到了第二天，守候在羅森街大樓外的婦女已經超過六百人。

這些婦女當中有許多人並非第一次表達異議。過去十幾年來，她們連同家人不斷透過信件以及小型示威活動質疑納粹的種族政策，堅稱納粹政權迫害她們的猶太裔丈夫只會帶來傷及德國同胞的結果。希特勒及其決策圈向來都極力減少動亂，同時避免引發右翼份子視為「扯後腿」的國內反對聲浪，因為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問就曾因國內反對運動而飽受牽制。截至此時為止，納粹政權滅絕猶太人的計畫大致上都還得以保密。不過，一旦其影響的族群不怕出聲反對納粹政策，秘密也就難以保守了。

另一方面，由於柏林人向來不熱中納粹主義，因此劫持事件發生在柏林市中心也就讓這些婦女的抗議聲響更加引起共鳴。富有國際觀的柏林人向來認為納粹主義是巴伐利亞人粗鄙的偏差思想。此外，柏林也是戰時維持營運的外國新聞機構在德國的基地。如果政治不滿份子或者電訊社得知抗議事件，納粹國家所向無敵的神話就會遭到戳破。實際上，倫敦的電台也的確報導了示威的消息。

到了第三天，黨衛軍部隊奉命把槍口對準群眾，不過僅可開槍示警。他們多次這麼做，而使婦女四散奔逃到鄰近的巷道里。但這些婦女卻總會回來堅守陣地。她們知道那些士兵絕對不會真正對她們開槍，因為她們都是純正的德國人。而且，若是逮捕或監禁這些婦女，必然會褐穿納粹的虛偽：根據納粹的理論，女人沒有採取政治行動的智識能力。因此，納粹政權最不希望德國人民聽到有女性異議份子的存在，而一旦把她們變成烈士，更是足以摧毀納粹自我標榜的母性守護者形象。

示威活動迅速擴展，不是異族結婚的男女也都紛紛參與其中。抗議人數膨脹至上千人，群眾一面呼喊要求釋放囚犯，一面挑釁黨衛軍士兵。戈培爾（JosephGoebbels,譯註：納粹宣傳部長及國民教育部長，鼓吹侵略戰爭與種族主義，在蘇聯攻佔柏林後自殺）為了阻止更多群眾前來，於是下令關閉鄰近的電車車站。不過，婦女依然從另一個車站行走一英里的路程前來羅森街二之四號。到了周末，戈培爾除了釋放囚犯之外已別無選擇。三十五名早已被送往奧茲維茲的猶太男囚於是接獲命令，要他們打包個人物品，搭火車返回柏林。

羅森街上的婦女無意間迫使納粹政權面對一項抉擇：他們可以接受一項有限的要求，而付出有限的代價-如果所有異族通婚的猶太裔男子都獲得釋放，則總計須釋放一千七百名囚犯。另一方面，他們也可以在首都市中心引發激烈的抗議行動，順便以報虐手段打壓德國婦女。對納粹而言，維持社會控制遠比把所有猶太人都送進毒氣室要來得重要。以強大武力在歐洲各地所向披靡的納粹政權，卻無法對自家的挑戰行動採行暴力。納粹雖然野蠻，可一點也不笨。

結果，除了那三十五人外，更多的猶太男子也陸續獲得釋放。抗議活動給納粹官員留下了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如何處置其它異族通婚的猶太人。戈培爾希望把他們全數逐出柏林，以便向希特勒回報說柏林已經「完全擺脫猶太人」了。希姆萊阻止了這項行動，但戈培爾卻對希特勒謊稱他已完成任務，然後再想辦法讓仍然留在柏林的猶太人不再配戴大衛之盾（譯註：猶太人的標記，形狀為兩個等邊三角形組成的六角星形）。一個月後，艾希曼在巴黎的代理人因不知該如何處置異族通婚的法國猶太人而提出詢問。希姆萊的代理人於五月二十一日把各集中營里的異族通婚猶太人全數釋放。五年前曾有人問甘地對於納粹的看法，他當時預測道：「手無寸鐵的男女老幼以非暴力方式進行抵抗，對他們將會是全新的經驗。」

一九四三年二月，在羅森街大樓外面守候的群眾里，有一位名叫葛洛絲的十歲女孩，為了見父親一面而來到這裡。她的父親是猶太人，當時也被拘留在羅森街大樓里，後來還曾一度被送到集中營里。有一天，葛洛絲看見了父親，而他也向她揮手。她多年後說道：「羅森街大樓這件事一直把我爸爸和我緊緊地連在一起。」她在父親晚年經常前往醫院探視他。每次她要離開的時候，他就會站起來對她揮手。「我一直深信，他必定也隨時回想著當年在羅森街大樓的情景，回想著我們站在那兒揮手的景象。」一旦生命獲得愛的救贖，任誰也不會忘記。

一個國家一旦遭到佔領，淪陷國人民和侵略者便不由自主地陷入一場相互猜忌的古怪遊戲：佔領者以新屋主自居，而要求房客遵守規矩並按時繳交房租；但遭入侵者則有受到侵犯的感覺，他們知道國家應該屬於他們所有，而他們既然無力趕走侵略者，至少也要抗拒侵略者設下的條件。或許侵略者一旦發現這場遊戲得不償失，就會自行離開。也或許侵略者會因此而屠殺不合作的房客。不過，這場遊戲給予被佔領者一大優勢：他們可以決定自己合作的程度。而諷刺的是，攻擊者即因此而必須守護自己不當得來的利益。

丹麥與荷蘭的抵抗運動都對佔領軍採取先發制人的攻勢。他們藉由象徵性及文化性的抗議活動，聲張了他們掌控自己生活的權利，並因此提高了民眾的士氣，進一步引發更大膽的抵抗行動。罷工活動、在工作場所的違抗行為，以及對有形財產的破壞，都是非暴力抵抗運動人士用以攻擊侵略者經濟利益的手段。丹麥人民透過地下出版活動建構了一個另類的溝通網路，以反駁佔領者宣傳言詞中的謊言。丹麥抵抗陣營把眾多人民拉進罷工和示威等各種反對活動，而迫使德國中止激烈的報復手段，並且取消宵禁。納粹的各種打算都仰賴於一項主要目標:也就是讓佔領成為常能態。而丹麥人民卻拒絕讓他們如願以償。

理論上，成功的軍事侵略行動代表佔領軍擁有行使武力與暴力的能力，因此也就能夠在陸上與空中均佔有優勢。但即便如此，軍事侵略者一旦無法控制人民的言論與思想、人民的工作時間與工作意願，以及人民花費金錢的方式:佔領者一旦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而必須一再採取守勢:則他們操控事件的能力就不再能夠與他們行使暴力的能力畫上等號了。

不過，抵抗運動若是轉趨暴力，其引導衝突事件發展方向的能力也會隨之減弱。一九二三年，德國激進份子在魯爾地區的破壞行動與暴力手段引起了法國的報復，而報復措施與德國經濟困境的雙重壓力，也就拖垮了魯爾之役。不過，丹麥的自由議會倒是經常能夠讓有意進行暴力破壞行動的人士轉變心意或打消念頭，而德國也精心調控其鎮壓手段以免引發全面反抗。他們雙方都了解暴力可能會導致過於高昂的代價。

一九四三年的羅森街正處於二十世紀最龐大的殺戮浩劫之中，而德國的抗議婦女及約兩千名猶太人原本可能遭受的暴力攻擊，卻在數百名主婦拒絕回家的示威聲中得以化解。納粹一心採行暴力的行徑極為惡名昭彰。但武力上的優勢並沒有讓他們所向無敵：他們對於自己國內的抗議活動深為害怕，而採取暴力鎮壓──雖然人員的耗損及時間的耗費都不多──造成的政治代價又太高。因此，在那一時一地，他們的惡勢力完全無能為力。

被戰爭捲入的國家，其歷史也會遭戰爭扭曲，但其人民的偉大也會因而彰顯。丹麥人、荷蘭人，甚至是德國的異議人士，都挺身對抗近代史上最野蠻的政權。他們採用的手段不是發動部隊或者坦克車，而是唱歌、散發傳單、回家整理花園，以及站立在公共廣場上。然而，他們賴以抵抗納粹的力量不僅來自於這些事物。那股力量源起於成千上萬名民眾的共同決定，亦即拒絕接受他們的加害者開立的條件，也源起於他們發展出來的運動及他們採用的策略：以他們的抉擇和敵人正面對峙，同時也壓縮對手攻擊的能力。

丹麥人學會了如何讓德國人無法從佔領丹麥中得到利益。荷蘭人不願溫順地被送往德國。羅森街上的婦女一再返回當地，直到救回丈夫為止。不論對任何人而言，只要有拒絕被打倒的決心，任何時刻、任何手段，都可以達成反抗的目的。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知道這一點，葛洛絲也是。

★2－6、薩爾瓦多，一九四四年：推翻軍事獨裁★
到府治療

一九四四年，在聖薩爾瓦多城裡，一位名為羅梅洛的三十三歲醫生開始為阿爾法洛進行到府治療。羅梅洛醫生所醫治的病患大多為窮人，而他也通常不向他們收費。然而，阿爾法洛出身於薩爾瓦多國內的一個菁英家族，也是位富有的咖啡出口商。不過，這兩個天南地北的人物之間並不是醫生與病患的關係。在前一年裡，這位富有理想的醫生與具有影響力的咖啡大亨合力謀畫推翻薩爾瓦多的獨裁者馬丁尼茲將軍。他們會面之時，羅梅洛總是為阿爾法洛注射維他命以避免引起其家中成員的懷疑，但他們會面的真正目的卻是策畫叛亂行動。

他們對馬丁尼茲將軍的僧惡各有不同原因。阿爾法洛曾在馬丁尼茲政權里擔任官員，但馬丁尼茲為了尋求在一九四○年第二任總統任期屆滿後持續留任而開始運作之後，阿爾法洛即憤而辭官。阿爾法洛對總統與日俱增的不滿也反映了咖啡業界人士的共同感受。另一方面，羅梅洛則自認為國內貧苦大眾的發言人。馬丁尼茲壓制勞工及農民組織的作法對貧窮階級為害甚深。

這兩位反抗人士對馬丁尼茲的厭僧並不罕見。許多正當人士早已因犯下或涉嫌顛覆行為而在獄中服刑。不到六個月後，即將有另一波人民運動興起，而把馬丁尼茲逐出國外，給予薩爾瓦多再一次實現民主的機會，這個結果是「到府治療」開始之初，阿爾法洛與羅梅洛兩人都未能預見的。

咖啡共和國

數十年來，薩爾瓦多一直受到少數幾個富裕家族的把持。這些家族均為西班牙征服者或歐洲移民的後代，他們掌控了薩爾瓦多國內最賺錢的事業：咖啡的種植、加工，以及出口──而且他們也掌控了政府。從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三一年，薩爾瓦多歷任總統都是咖啡業者。咖啡菁英人士認為自由是進步的前提要件，也厭惡各種可能阻礙自由的體制或慣例、諸如工會、公共財產權，或是宗教特權。

這些咖啡霸主雖然喜好自由，卻始終樂於以鉅額公共支出修築道路、鐵路及港口，而澤被自己的咖啡出口業；同時也不遺餘力地壓制勞工組織活動及社會不滿。雖然憲法保障人權與民主，政府卻採行人治，打壓異見，並且經由政變或操控選舉的方式讓各大家族輪流掌握政權。鄉村的貧民，尤其是印地安人和梅斯蒂索農民（譯註：西班牙人與美洲印地安人通婚所生的混血兒），在掌權者眼中是落後且低等的種族──還沒資格在政府中擁有發言權。

不過，咖啡家族在商業上的成功卻帶動了各種力量，以致削弱了他們對國家的掌控權。經濟成長導致城市裡出現店商、公務員、教師，以及專業人士等組成的中產階級。堪稱中美洲最精良之勁旅的薩爾瓦多軍隊，也因地位提升而產生一個主要由年輕中產階級男子組成的軍官團。另一方面，土地所有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則造成印地安人及貧民被迫離開祖先的家園，必須到咖啡農莊工作維生。許多人乾脆離開鄉下，前往規模仍小但日益興盛的工業區找尋工作，工業區內包括有數家紡織廠、一家釀酒廠、鐵路、一座發電廠，以及一家電車公司。

這一切改變都帶有政治上的影響。過去數十年來，少數異議份子大力支持一八八六年憲法奉為圭臬的基本原則，他們追求的目標包括自由選舉以及總統任期限制。人數漸增的知識階層則成為這些理念的新興支持者。薩爾瓦多大學學生的首次抗議活動出現於一八九○年，往後的二十年間則又另有四次的學生罷課活動。鞋匠、石匠、木工、印刷工，以及理髮師等各種職業人士紛紛成立互助社團。市集婦女於一九二二年對貨幣升值發起抗議，導致一位財政官員下台；工會也在一九二○年代首度出現。

當時的薩爾瓦多正值政治發展期。現代化所造成的問題--諸如無地農民大量湧入城市以及政府的長期赤字問題──引發了對舊秩序的批判。馬克思的思想受到部分學生的喜好，對勞工更有重大的衝擊。但影響力最大的，則是薩爾瓦多作家瑪斯費瑞（AlbertoMasferrer）的理念。他是位社會改革者，也擔任報社編輯的工作。他堅持所有人都必須有穩定工作以及基本需求的保障，並稱之為「最低必要需求」。瑪斯費瑞甚至倡議把寡頭政府的龐大財產發還給人民。

都市化、學生抗議活動、工會組織、馬克思主義，以及瑪斯費瑞：在一九二○年代接近尾聲之際，薩爾瓦多的菁英階層對國家的掌控權可謂充滿了危機。往後兩年接踵而來的眾多事件，更迫使他們採取孤注一擲的措施以保住自己的地位。一名在現場採訪的美國記者指出：「薩爾瓦多的有產階級草木皆兵；出現一位專制暴虐的救星的時機已然成熟。」

「殺害螞蟻的罪責比殺人更重」

馬丁尼茲不是咖啡大亨。他於一八八一年出生在一個以印地安人血統為主的貧困家庭里，就讀瓜地馬拉軍事學院是他主要接受的正規教育。他頭腦清楚，誠正不欺，而且熱愛鑽研學問。不過他的興趣並不平凡：他主修東方宗教，而且奉行素食主義及證道學（譯註：意指近代某些襲用佛教或婆羅門教教義的信仰，如輪迴學說）。據說馬丁尼茲（他一直使用母姓）年輕擔任軍官時曾經寫下一則座右銘：「殺害媽蟻的罪責比殺人更重，因為人死後尚可輪迴，螞蟻則一死百了。」後來的事件顯示，他可能太過於執著這則座右銘了。

馬丁尼茲自律能幹的名聲使他在軍中扶搖直上。他不但是軍官團聯誼會的首屆主席，也看似註定要終生服務軍旅。但後來發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薩爾瓦多的總統向來欽定繼任人選，但總統博斯克（PioRomeroBosque）卻因認為他所有可能的繼任人選對他都不夠恭敬，而在一九三○年決定開放競爭機會。思想自由的馬丁尼茲於是和五名富有的地主一同展開角逐。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大選前的幾個月極為動蕩不安。咖啡出口的利潤雖在一九二○年代竄升，但農民的生活不但沒有改善，反而還遭到大企業主侵吞更多的土地。記者克雷姆寫道：「不久之後，山坡地即成為開滿雪白咖啡花朵的仙境，而全國則成為一隻悶著社會動蕩的水壺。」在全球性經濟衰退的打擊之下，咖啡價格隨之崩盤。地主任由咖啡豆在田地里腐爛，並任令咖啡採集工無工可做亦沒錢可領。一九三○年四月，一個工會帶領八萬名抗議民眾走上聖薩爾瓦多的街頭，要求合約保障以及最低工資。

總統候選人之一的阿勞霍自命為下層階級的擁護者。他自己雖然也是大業主，但他的社會責任感卻使他和菁英階層有些格格不入：他付給手下工人的工資是一般行情的兩倍，而且曾試圖成立薩爾瓦多版的英國工黨。由於他倡議溫和改革，並且暗示自己傾向於實施土地重分配，因而得到瑪斯費瑞的支持。阿勞霍後來也邀請馬丁尼茲將軍擔任他的副總統候選人，以爭取軍方支持。馬丁尼茲接受了這項邀請，於是他們意外地獲得大勝。

薩爾瓦多的第一位民選領袖在國家即將陷入動蕩之際走馬上任。窮苦民眾希望阿勞霍能夠帶來巨大的改變，富有人士則因此對他心懷恐懼。不過，他提議有限度的土地改革卻不敷所求，不但瑪斯費瑞對他轉持批評態度，農民也在不久後開始轉而支持共產黨。咖啡種植業者則與政府保持距離，以致政府無法取得這些家族獨有的專業知識。政府的收入逐漸枯竭，包括軍官在內的政府人員薪資於是成為一大負擔。軍方的不滿到達極點之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群年輕軍官罷黜了新任總統。阿勞霍隨即出國，副總統馬丁尼茲繼位。

馬丁尼茲接任總統也許能夠讓軍方滿意，但人民的不滿依然持續沸騰，左翼陣營也不斷進行煽動。不到幾個星期，共黨即認為國家情勢已足堪發動農民革命，便開始策畫叛亂行動。不過，官員聽到風聲，便把主導人物都抓了起來。等到實際的攻擊行動在一月展開之後，主要由薩國西部的印地安人支持的叛軍不過短短几天即遭政府軍擊潰。遭叛軍殺害的人數不到一百人，但軍方卻對鄉下地區施以一視同仁的全面恐怖報復行動──共殺害八千至三萬人。

這段史稱「大屠殺」的事件結束之後，圖書館內所有關於這場暴動及屠殺慘劇的記錄都被清除殆盡，而代之以政府編造的神話：馬丁尼茲於是成為薩國人民的救星，共產黨人與印地安人則是凶殘野蠻的惡勢力。為了使這項結果合理化，阿爾法洛和亞伐瑞茲這兩位咖啡大亨寫道；「所有社會裡都有兩個主要階級：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他們說明道：在農場里工作的「原始」男女，其最佳利益向來都受到咖啡種植業者的照顧。因此，暴動事件並不是因為真的有什麼委屈，而是受到共產黨的煽惑使然。共黨人士在「農民單純的頭腦里注入了危險的瘋狂思想」。

在社會與經濟兩方面上均屬局外人的馬丁尼茲，由於成功敉平了共黨赤化與原住民叛亂的雙重危機，因而贏得菁英階層的敬重。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國家議會表態支持馬丁尼茲繼任總統至阿勞霍任期屆滿為止。阿爾法洛以及旗幟鮮明的自由派人士相繼進入政府任職。馬丁尼茲隨後開始著手把自己的權勢擴及全國：他把決策權集中於中央，一手抓取派任市長的權力，並且成立了唯一的合法政黨「全民愛國黨」。

暴動期間所發布的戒嚴狀態持續了十二年之久。在新法的授權之下，任何人只要倡議「違反政治、社會，以及經濟秩序的理念」，即使只是私下支持，國家也能夠予以起訴。媒體受到管制，大學也必須受政府直接控制。政府僱用線民監聽私人談話；總統成立秘密警察；共產黨與農民組織也被宣布為非法。異議份子在司法體系之外受到懲罰，甚至「失蹤」的情形也時有所聞。

工運活動人士是政府的主要打擊對象之一。裁縫師暨薩爾瓦多任務人協會前會長杜瓦德即身受其害。他支持阿勞霍，也擁護瑪斯費瑞的理念，因而在馬丁尼茲接任總統後被補下獄。他九度和其它死刑犯一同被帶往貧民墳場，每次卻又因為不得確知的原因免於一死。其妻數度請求他客戶中的富有人士為他說項，但都沒有結果。後來，杜瓦德在獄中待了一個星期之後突然獲釋。不過，在他店門口站崗的警察嚇走了所有客人，以致他只好宣布破產而把裁縫店賣掉。

即使如此，馬丁尼茲依然在他前兩屆的任期內獲得一定程度的民意支持。他不但按時支付公務員薪資，謹守財政紀律，而且以清廉著稱。他也為窮人爭取福利，包括阻止土地抵押贖回權的廢止，以及試行社會福利計畫。這些作法頗為溫和，因此不至於得罪咖啡種植業者，而且他們對馬丁尼茲鎮壓一九三二年的暴動仍然心懷感激。不過，政府也不是沒有給他們好處，不但成立抵押銀行承擔農業計畫的風險，還成立一家公司專事干預市場以穩定咖啡價格。「富有條理與效率的系統取代了混亂的狀況。」一位支持者如此記述這位偉人的事迹。

製造敵人

一九三八年夏天，馬丁尼茲已開始為他即將於一九四○年屆滿的任期未雨綢繆。根據憲法規定，他必須在第二任總統任期屆滿後下台，但他決定不予照辦。他的兩名顧問──名律師阿爾瓦拉多及財政部次長馬格尼亞──對他的修憲之議極力勸阻。阿爾瓦拉多警告馬丁尼茲，修憲之舉將被反對者指為攬權的粗暴作法，違反「人民的意志」。

雖然薩爾瓦多的歷任領袖都不以恪遵憲法著稱，但任期限制的原則卻維繫了半個世紀之久。因此，馬丁尼茲過去的部分支持者便開始棄他而去。國防部次長梅南德斯上校反對總統三連任的態度曝光以後即遭到革職。隨後許多官員便陸續辭職：時任審計長的阿爾法洛、財部審計員羅恰克，以及公共指導次長、財政法參謀長、公共工程部次長、財政部次長──還有阿爾瓦拉多。馬丁尼茲無意間造就了一批新興反對陣營的核心份子。

一九三九年一月，淪為橡皮圖章的國家議會通過憲改條文，把總統任期延長為六年，賦予國家議會選舉總統的權利，並且把禁止連任的條款凍結一次。如此一來，馬丁尼茲即有資格自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起續任總統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為止，而國家議會也立即通過他的延任案。

失去思想獨立之內閣閣員的忠告、且恣意玩弄憲法之後，馬丁尼茲即在自己身邊大舉晉用只會阿諛奉承的佞臣。心懷抱負的下級官員晉陞無門，因為高階職位都遭到總統的人盤據。在軍隊里，特權與升遷機會也似乎都集中在一小撮深受馬丁尼茲信任的老軍官身上，薪資微薄的低階軍官只好在行伍中消磨時光。

馬丁尼茲深知軍官團煩躁不安可能帶來的危險──他畢竟是靠軍事政變出頭的，因此也絕對不願反淪為受害者。這種心態使他更決意在關鍵職位上安插忠心人馬，而他的耳目也大肆搜集政府官員在金錢方面不當行為的把柄，以便總統掌控他們。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九年間，軍方至少有五次政變計畫被政府揭露；其中最後一次以梅南德斯上校為首，支持者多達二十八位軍官。

除此之外，也還有其它不滿的族群。學生與大學教職員都對教師任命以及專業審查的許可權掌握在獨裁者手裡深感氣憤（學生曾於一九三八年發動罷課以抗議政府對大學自主權的侵犯）。報社編輯長久以來即對言論限制大有意見。再加上咖啡菁英階層中對馬丁尼茲感到幻滅的自由派人士，以及心懷不滿的低階軍官，一個強大的反對勢力顯已逐漸成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展開之後，反對陣營也迅速進行集結。

「生活中充滿了理想」

馬丁尼茲和部分高層軍官在一九三○年代期間開始親近德國希特勒與義大利墨索里尼的殘暴政權。薩國統治者與歐洲右翼份子的相似之處極多：雙方都厭惡開放社會的多元化與難以駕馭的特質，雙方也都相信唯有採取鐵腕手段，才能遏制共產主義的威脅。德國和義大利於一九三六年開始協助訓練馬丁尼茲手下的軍官，義大利並以戰機與薩國交換咖啡。薩國軍事學院與抵押銀行則引進德國人員擔任高階職務。薩爾瓦多也是最早承認西班牙佛朗哥政權以及日本滿洲國傀儡政權的國家之一。

不是所有薩國人民都對政府向法西斯示好的行徑感到滿意。義大利於一九四○年六月參戰之後，聖薩爾瓦多即有數百名身穿黑衫的人士發起一項慶祝遊行，結果街頭上的民眾紛紛高聲辱罵遊行隊伍。德國於當年稍晚拿下巴黎之後，薩國大學生也隨之舉行示威活動。馬丁尼茲感覺到這些抗議活動其實也是衝著他的政權而來，因此下令支持盟軍者一律判刑處罰。

不過，親近軸心國讓薩國得不償失。戰爭阻斷了薩國與歐洲國家的咖啡貿易，造成失業情形惡化以及軍需補給中斷。馬丁尼茲於是被迫向同盟國方面傾斜。他發布一道聲明譴責歐洲的極權主義，並且開除了幾位親納粹的政府官員。美國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參戰之後，薩爾瓦多便和中美洲的其它國家一同向法西斯宣戰。

薩國政權和美國新建立的關係確實達成效果。咖啡無法銷售至歐洲市場所造成的損失，在美金源源不絕的捐注下得以打平。美國的貸款為道路興建以及公共衛生改善工作提供了資金；一萬多名薩國人民前往巴拿馬運河區工作，並把部分工資寄回國內。《美洲咖啡協議》也促成咖啡價格與工資的提高。

不過，戰爭雖為薩國政權帶來經濟利益，卻也造成政治上的困擾。報紙充斥著戰爭新聞以及英國與北美專欄作家的文章。一位美國家寫道，聖薩爾瓦多的《日報》「純粹藉由引述羅斯福與丘吉爾的話語，就得以引導一場反馬運動長達一整年......」。聖文生德鎮里的兩千名民眾看完一支美國的宣傳影片之後，又聆聽一位報社編輯發表一場「鼓吹民主的生動演講」。身為獨裁者的馬丁尼茲也不得不說些流行的民主口號，但他的言詞卻有些牛頭不對馬嘴。「民主就是高速公路加上幸福的生活」這類口號對薩國人民而言也是滑稽多於感動。

軍官團倒是真正吸收了民主精神。軍事學院在一九四一年更換院長，把原本的德國軍官換為一位北美人士之後，民主思想的觸角即開始伸向儲備軍官。正式軍官由於原本就對獨裁政權不滿，因此也就更加以美國為學習對象。一九四四年加入反對陣營的年輕軍官桑伽斯依然記得當時「生活中充滿了理想」，當時「民主與極權思想的鬥爭」正值高峰。

為了化解要求改革的壓力，馬丁尼茲於是重新把自己的形象塑造為平民主義者。他在演說中痛陳財富分配不均，並且聲稱自己與窮人站在同一邊。政府資助的「社會重建組織」不但試圖幫助鞋匠在巴拿馬找工作，而且還召開一場會議讓工人討論勞工法令的制定。政府甚至對咖啡外銷以及超額利潤課稅，並且對牲畜飼養業者協會、咖啡協會，以及抵押銀行加強控制。

這些措施對馬丁尼茲並沒有實質的幫助。工運人士對他的表態大都不予理會，而工會雖然一再遭到襲擾，數目卻依舊不斷增加。咖啡種植業者漸感不安，有些人則開始稱呼馬丁尼茲為「古怪的小印地安人」──「古怪」二字意指這位總統個人的異常癖性。舉例來說，他曾以有色瓶罐裝水放在陽光下長久曝晒，然後給人服用治病。他兒子罹患腹膜炎時，即因他堅持在手術前先用這種水進行治療，而導致他兒子死亡──據傳他的妻子因此而把他所有的有色瓶罐砸破。

籠罩在政府頂上的雲層不久之後即轉趨灰暗。表面上聲稱要協助戰事的反軸心國組織為反總統人士的聚會提供了絕佳掩護。其中最重要的組織為成立於一九四一年九月的「薩爾瓦多民主行動組織」。民主行動組織領袖是一位曾任咖啡種植協會會長的退休律師，創始成員則有阿爾瓦拉多、馬格尼亞，以及其它馬氏政權前官員，還有諸如年輕醫生羅梅洛這樣的傑出專業人士。

民主行動組織在地上運作的時間並不長。到了九月底，政府即強勢通過一項法令，規定舉行政治聚會必須先向警方申請許可。民主行動組織由於未能獲得許可，因此只舉行了兩場公開聚會。不過，成員私下卻經常見面商談如何阻止馬丁尼茲再度連任。反對陣營已然成形，而且也有了目標：讓總統下台。

「讓我們一同抗爭」

新成立的反對陣營決定以公開與秘密雙向並行的方式對政府展開抗爭。有些民主行動組織成員雖然決定準備以軍事行動推翻馬丁尼茲，有些人卻選擇採行非暴力運動。活動人士於一九四三年春夏兩季散發一系列的匿名傳單，指名馬丁尼茲下台，要求公民自由，並且呼籲平民、軍人，以及政府職員不要再與獨裁政權配合。反對陣營也向工人重提一九三二年的屠殺事件，同時籲求他們抗拒政府的籠絡手段，切勿接受政府微薄的施捨以及敷衍馬虎的改革承諾。傳單上的署名都是「民主革命委員會」或「反重選黨勞工分部」等組織的名稱，而這些傳單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初都還可以在街頭上見到。

法律訴訟也是另一項武器。一九四三年十月，包括多位民主行動組織創始人在內的兩百三十六名薩國公民聯名簽署一份訴狀，請求最高法院撒銷一九四一年一道限制政治組織的法令。法院雖然拒絕受理，但民眾對於總統竟然受到如此公然的挑戰均深感振奮。根據一位美國海軍武官的記述，藉由這份訴狀，「具有影響力的公民」首度「公開站出來表達............他們反對政府的立場」。這份訴狀原文刊登於《拉丁日報》的那一天，好幾千份報紙在被警方沒收之前就被搶購一空。

媒體在字裡行間對獨裁政權的間接攻擊也催化了事件的發展。引用諸如米爾頓（JohnMilton）與玻利瓦爾（SimonBolivar）等名人譴責暴政的話語，以及抨擊阿根廷強硬派政權的文章，都傳達了對總統的鄙夷，卻又不會違犯審查單位的標準。報社知道自己不可能對馬丁尼茲延任的修憲案加以批評又安然無事，因此退而求其次，以完全忽略此一事件的方式處理。事前審查制度於一九四三年十月開始實施之後，報社編輯也找到其它攻擊調侃政府的方式。《拉丁日報》於十二月在報紙末頁全版刊登各種文章嘲諷政府的宣傳報導，諸如「首都的街道清理工作超棒」以及「村莊里供水豐富，奔流直如瀑布」。

接著在一九四三年底，一小群薩國人民走上街頭表達抗議，一樣以戰爭議題掩飾政治訴求。十二月十一日，約有四百名學生與專業人士舉行集會，對同盟國近來提議的成立聯合國表達支持。即使在警察與國家禁衛隊的監督之下，抗議群眾依然高喊反馬丁尼茲的口號：「獨裁者去死」以及「打倒連任制度」。一位大學生髮表的演說也一樣不加掩飾：「讓我們一同抗爭，這樣政府才會體現人民的正當意志；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夠生活在剛揭開序幕的民主世紀里。」

在這段期間，反馬丁尼茲的人士也開始請求他的北美盟友出面干預。轉任抵押銀行高級職員的羅恰克致函華府駐薩國大使瑟斯頓，請求美國對馬丁尼茲施壓，促他尊重憲法，舉行自由選舉，並且遵守《大西洋憲章》。一九四四年三月，抵押銀行總裁耶瑞拉向當時正以美國國務院美洲國家間事務協調人身分訪問薩國的洛克菲勒（NelsonRockefeller）提出一項提議。耶瑞拉建議道，美國、墨西哥與哥倫比亞應勸服馬丁尼茲接受一部新的民主憲法。

馬丁尼茲對日益壯大的反對陣營也展開強力反擊。政府對媒體的箝制更為嚴苛，並且對有反政府嫌疑的人士加強監控，嚴密注意最高法院訴狀簽署人士的活動。十二月二十日，街上突然出現手持機關槍的人員，隨即有四十幾人遭到逮捕──包括民主行動組織領導人物以及《拉丁日報》編輯！其中部分人士還被控以圖謀殺害總統的罪名。身為政府搜捕對象之一的亞畢祖在自己的房子里躲藏了一個多星期才出面投降──據說阿爾法洛曾去拜訪他，而獲知同情反對陣營的軍中人士姓名。

除了威嚇反對人士之外，政府也極力爭取大眾支持又一次的立憲會議，以便讓馬丁尼茲能夠合法地繼續留任。這位獨裁者手下的一家報紙聲稱已有十萬多名民眾簽署請願書要求召開立憲會議。而在政府舉行的集會上，吵雜的群眾也做出同樣的要求。立憲會議於一九四四年一月召開之後，即獨攬總統選舉權，一如各方預期選舉馬丁尼茲連任總統至一九四九年為止。立憲會議也在憲法中增修若干文字，導致公民自由更進一步萎縮，也給予國家更大的經濟掌控權。薩國人民不但得多忍受這名獨裁者的統治長達近六年之久，而且他們的權利也一再遭到限縮。

就在民主行動組織及其盟友共同密謀對政府展開一場激烈反抗的同時，也有人提出一項替代策略。流亡哥斯大黎加的薩國記者卡尼薩勒斯向反對領袖送交一份提議，標題為「邁向非暴力反抗--我對薩國人民的建言」。他指出，有一種「推翻政府的良策」，稱為「『消極抵抗』或者『非暴力反抗』」。作法很簡單，只要屬於「國家的行政和經濟體系」當中一份子的「每位公民」都能夠放棄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即可。他也提到「這項策略的發明人」甘地，藉此達成了「偉大的成果」。這項策略要能夠生效，就必須爭取支持，諸如贏取軍人、警察，以及公務員的認同；同時也要採取預防措施，例如儲存金錢與必需品以備長期抗爭之用。從這些觀念漸次出現在反馬丁尼茲的傳單中，可見卡尼薩勒斯的說法已對薩國人民產生影響。不過，民主行動組織依然認為暴力是必要的手段。

政變的主使者為阿爾法洛與羅梅洛。阿爾法洛參與政變是出於對馬丁尼茲玩弄憲法的手段感到憤怒，但羅梅洛的動機則不同。一九三○年代早期，羅梅洛在巴黎求學，吸收了當時的人民陣線精神。他回到薩爾瓦多之後即倡議最低工資保障以及勞工結社權。他抱持的理想主義使他獲得醫學生的愛戴，而他的免費醫療行為更是讓他在窮人心目中建立了崇高的地位。

政變策畫人和軍中密謀發動軍事叛變的軍官聯絡上之後，軍、民雙方的反對領袖便於一九四四年二月在阿爾法洛的莊園里舉行會議，而完成了最後的準備工作。與會人士當中的馬洛秦將軍和其同母異父的弟弟卡爾佛上校為親德人士，並且曾在一九三二年的農民屠殺事件中扮演主要角色。會中訂定四月二日，就在軍隊結束復活節演習之後，為起義之日。

「時斷時續的駭人槍響」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剛好是棕櫚主日（譯註：每年復活節前的星期日稱為棕櫚主日，為紀念耶穌受難前勝利進入耶路撒冷，民眾紛持棕櫚樹枝迎接的盛況）。那天，聖薩爾瓦多的天氣陰鬱悶熱，市民紛紛舉家前往沿海享受清爽的海風，或是到首都外的避暑勝地遊玩。總統當天人在海邊小鎮拉利伯塔德，而大多數高層官員也都不在首都。至於留在酷熱首都里的居民，則在．一大早前往教會領取據說能夠預防閃電等各種災害的棕櫚樹枝。下午約三點半左右，首都東南部的居民聽到一陣隆隆聲，而紛紛出門到街上一探究竟。只見軍機從他們屋頂上低空飛過。

政變的時機拿捏得極為精準。由於馬丁尼茲與他手下的關鍵人物四散於各地，因此反應必然遲緩。叛軍也掌握有一定程度的火力，包括聖薩爾瓦多的第一步兵團與第二炮兵團。在剛開始的幾個小時里，政變行動看似頗有成功的可能。叛亂人士很快地掌控了若干極具價值的目標：空軍、國營電台，以及電報局。薩國西部最大城聖安娜（SantaAna）的駐軍也投靠叛軍，民眾則舉行示威並選出新的市議會。

不過，叛亂人士卻絲毫不懂得善用這些優勢。企圖轟炸聖薩爾瓦多警察總局的叛軍戰機偏離目標而炸毀了隔鄰的房舍。叛軍佔領電台之後，隨即詳盡廣播戰況，並且公布領導人之一羅梅洛的姓名。不過，馬丁尼茲也收聽了他們的廣播，並從中獲知若干重要信息，包括他手下還有哪些部隊並未參與叛亂而可能依然對他效忠。馬丁尼茲隨後立即趕回首都，躲過前來逮捕他的士兵之後，便下令關閉所有變壓器，而在黑夜降臨之際造成所有電燈熄滅。他接著前往鄰接總統府的薩波提要塞，確認駐守該處的士兵都支持他。馬丁尼茲咆哮道：「如果你們不支持我，儘管開槍打死我吧！]第二天，薩波提要塞大舉轟擊第一步兵團，而總統的軍隊也在同時收復機場。到了星期二早上，叛亂行動即告結束。

許多叛軍領袖皆遭到逮捕，但羅梅洛與阿爾法洛卻成功逃脫。星期一下午，他們兩人同在電台得知第一步兵團投降的消息。他們隨即溜出後門各自逃亡。阿爾法洛逃往聖安娜，當地滿是過早慶祝政變成功的酒醉民眾。羅梅洛在病患家中躲了幾天，然後於星期五逃往宏都拉斯邊界。

總統雖然輕易瓦解了政變，但他之後所採行的措施卻顯示出他內心的不安。社團與工會的聚會都遭到禁止，民宅也在無預警的情況下遭到搜索。至於首都之內，「夜裡一再傳出時斷時續的駭人槍響。全副武裝的警察隊伍在市內各地巡邏。人犯遭到圍捕之後即被帶到警局，據傳警局內有各種恐怖的刑求手段」。警察及政府幹員監控銀行交易，並且要求進出首都的民眾出示官方通行證。參與簽署最高法院訴狀的人士都無法取得離開首都的許可，也無法寄出辦公所需的法律文件。根據美國大使瑟斯頓所述，薩國政府似乎展開了「摧毀許多專業階級之生計」的整肅運動。

記者是另一個付出慘重代價的族群。聖安娜的《東方日報》過於急躁，而在四月二日的報導中宣稱羅梅洛已取代馬丁尼茲成為總統，其編輯也因此被捕下獄。《拉丁日報》編輯平托在政變展開時早已身陷獄中，後於四月二日遭到獄吏開槍射傷，不久之後身亡。其它也有若干名記者或者遭到逮捕，或者逃往安全地區，而首都內三家反對立場的報社也全部停止發行數個星期。

鎮壓行動遠超過重塑總統權威必需的程度。馬丁尼茲並未以寬宏大量的氣度妝點他的勝利，反而傾向以報復手段一泄心頭之恨，因此在聖薩爾瓦多被捕入獄的人數就超過了八百人。戰時非常議會在短短數小時之內就對十名軍官判處死刑；第二天早上，公墓園區里即傳出處決人犯的槍聲。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里，又有二十五名軍官及九名百姓被判死刑。馬丁尼茲甚至強迫馬洛秦將軍的兒子親睹父親受刑的情景。

馬林是遭到槍決的百姓之一。他在叛亂行動中協調戰鬥人員與平民策畫者的活動。他被捕之後，逮捕他的官員──為了逼他供出與叛亂陰謀有關的秘密--不但打斷他的手臂，擊碎他的膝蓋，挖出他一隻眼睛，並且施行了其它駭人聽聞的酷刑。他後來接受槍決時，還必須要別人幫他撐起身體。孟托亞神父為他舉行臨終聖禮之時問他：「馬林，你害怕死亡嗎？」馬林回答道：「神父，我不怕。顫抖著的是我的身體，不是我的精神。」

拉丁美洲各國都對薩爾瓦多在那年四月發生的事件甚為關注。各國外交官於四月十七日晉見薩國總統，要求寬待叛亂人士；委內瑞拉下議院、墨西哥勞工領袖托雷塔諾，以及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內一群拉丁美洲醫師也都提出同樣的請求。若干國家的報紙強烈抨擊血腥鎮壓行動，甚至舉世聞名的詩人聶魯達也為此提出抗議。

美國也無法漠視這起事件。由於老羅斯福總統倡議「睦鄰政策」，再加上戰時原本就不樂於批評盟國政府，因此美國原本採取不干預立場。不過，使館職員多與反對領袖有私交，而且頗為欣賞他們的民主主張。瑟斯頓大使寫道：「伴隨民主宣傳的不干預政策有一主要缺點，就是會同時鼓舞獨裁政權以及民間的反對勢力。」他對美國的不干涉作為深感遺憾，認為這種舉動隱含了對「以不符合憲法規定的方式攫取或保有權位的獨裁者」的接納，並指出如此「不但會損及我們的道德領導地位,也會助長他人認為我們僅是空口宣傳民主職志，實際上卻是奉行權宜手段的投機份子」。不過，這也不是華府在二十世紀里最後一次碰到這種難題。

瑟斯頓必須小心拿捏分寸，而在卡爾佛上校和另一位參與反叛的軍官前來請求使館庇護時，他的政治智能也就受到了考驗。瑟斯頓准許他們進入使館，卻拒絕提供庇護。當晚，他與馬丁尼茲會談之後同意交出兩人，但也獲得對方承諾會讓他們得到合法待遇；後來他又要求馬丁尼茲對他們從寬處置。不過，卡爾佛及其同志仍在四月十日連同其它人一起遭到槍決。瑟斯頓至此已忍無可忍。,馬丁尼茲已和美國決裂。

「不能夠是街頭上的運動」

叛亂行動之後不到兩個星期，馬丁尼茲的地位便又似乎穩固無虞。不過，功敗垂成的政變所展現出來的野心，卻顯示薩國人民當中的領導人物--包括銀行主管、咖啡大亨，以及軍官──願意冒生命危險把總統趕下台。此外，總統的殘暴反應讓其它旁觀的薩國人民深感驚恐。美國武官記述道：「市場攤販、商家，以及百姓」都同聲譴責政府處決與刑求人犯的手段。

即使是馬丁尼茲身邊的政府官員，也開始對他治理國家的能力產生疑慮。一名美國使館職員指出，財政部長曾對政變後的流血報復出言批評，其它部會首長也心懷憂慮。這位外交官下結論道：「薩國總統的手下已閑始產生擔憂、疑慮及恐懼的感受......不只是因為他們察覺總統的復仇心態濃厚......而可能危及各方利益，也因為這些人已開始顧慮到，一旦政府......遭到推翻，他們應如何保護自己生命財產的安全。」

如果反對政府的行動能夠再次展開，便可能獲得意想不到的對象支持。不過，由於政變行動的發起人不是已經喪生、在獄中服刑，就是逃亡他處，因此第一步即是必須先找到新的領導人。學生團體多年來一向負責政治組織活動，而且學生也在前一年印發反馬丁尼茲傳單的活動中扮演主要角色。在復活節假期結束，學校恢復上課之後，羅梅洛被捕的消息令學生極為激動。叛亂行動瓦解之後，這位勇敢的醫生在首都里藏匿了幾天，然後試圖逃往宏都拉斯。不過，他的勞工裝扮卻未能騙過邊界上的國家禁衛軍。他們以寬刃刀攻擊他，然後把他帶到聖米格爾一家醫院，他的真實身分也因而曝光。同情他的醫生知道他一旦恢復健康就會遭到處決，於是刻意延後宣告他的身體狀況已適於遠行。

羅梅洛躺在病床上休養的同時，大學生花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擬訂一項挑戰政府的策略。他們心知和政府的武裝部隊正面衝突無異自殺，因此不可讓馬丁尼茲有使用暴力的機會。學生領袖之一的卡斯迪佑回憶道，當時的「基本論點」就是馬丁尼茲「擁有的軍事力量足以打敗任何對手。因此我們必須發起一場不和馬丁尼茲正面對抗的民間運動，這樣他就沒有對象可以開火攻擊。由此可知，這場運動不能夠是街頭上的運動，而應該採取躲藏的方式。於是，『垂臂罷工運動』便因此誕生。所有人什麼事都不要做。待在〔屋內〕就好，這樣就不可能出現鎮壓行動。」

四月十七日之後，醫學生紛紛打著黑色領帶回到學校，以悼念遭政府處決的人士，同時也對顯然即將遭到處決的羅梅洛表示哀悼。在剛開始的這幾天里，有些學生想到罷工的念頭；這種提議也出現在一場法學生的聚會上，隨後開始流傳至其它系所。這幾天里浮現了若干名領袖人物：醫學院的卡斯迪佑和布斯塔孟德、法學院的波霍和瑪茲尼、工學院的卡斯特雅諾，以及藥學院的柯洛拉朵。學生運動受到兩個不同團體的引導。其中一個由各學院選出的四十幾名代表組成；另一個是規模較小的中央委員會，於四月十九日公開散發一份傳單。中央委員會在傳單里坦承道：「我們無力挑起革命。但的確有些手段，雖然不合法，卻足堪視為高尚而且殊值讚許......。我們對抗的是一位狡猾而精明的對象......既然如此，就讓我們以同樣的特質對抗他的狡猾與精明吧，因為全體人民......已決心以暴力索回他們遭人篡奪的東西，也就是他們的自由。」

學生的秘密組織活動持續進行了一整個星期。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一，政府展開第二波的處決行動，再次增添了學生的急迫感。他們召開聚會，投票決定發起罷工，隨後發布一道匿名的聲明，宣稱他們不但將中止一切學術活動,也將停止校外的工作。

罷工領導人心裡明白，他們如果真的有心要對抗馬丁尼茲，就必須擴大運動的規模。一九三八至三九年間的學生罷課活動並未有顯著成就；波霍說道：「知識分子的罷工活動通常都只是象徵性的」,他們若要促成真正的變革，就必須建構一個各方人士都參與其中的全面罷工。卡斯迪佑最早提出這個構想，而在四月二十四日之後的那個星期由中央委員會議加以討論。

這項策略其實就是流亡記者卡尼薩勒斯梢早之前曾向民主行動組織提出而遭到忽視的建議。學生對這個構想極為熱悉，即使不是從卡尼薩勒斯那邊聽到，也在別的地方聽到過。而且他們認為這個構想有其實用性。第一,他們沒有武器，因此不可能以武力擊敗馬丁尼茲。第二，他們知道大眾會願意和他們一同加入非暴力運動，而此舉也可能藉由其它利益而獲得支持。舉例而言，他們特地知會美國大使館，表示他們打算推動一場和平運動，且將避免發生流血情況。

他們訂定五月五日為底限，希望所有人都能夠在這天之前加入罷工活動。然而，由於媒體受到箝制，而聖薩爾瓦多全市在政變後的幾個星期里又一直瀰漫著恐懼的氣息，因此散播罷工的消息也就變得頗為困難。不過，醫學生與醫生、法學生與律師都各自有密切的關係，而其它系所的學生和相應的專業人士也是一樣，他們於是利用這些關係鼓吹全面罷工的構想。他們也利用打字機打出一份份傳單敦促市民加入罷工。每張傳單並且要求收到的人複製十份散發出去。秘書聽命埋頭打字，兒童則在街上散發傳單──他們「在警察面前公然揮舞那些煽動性的傳單，挑釁他們出手逮捕」。

學生也把號召對象擴及專業領域之外，而與鐵路工人、巴勒斯坦移民的店家等其它各種族群均有接觸。罷工的構想蔓延開來之後，學生即獲得了實質的協助。市集上的婦女──瑟斯頓大使如此描述她們：「薩國政治中較為粗鄙之階層里一個不容忽視的影響因素」──紛紛前往各個商店去說服老闆關店。一名銀行員向一名計程車司機攀談，請他轉告其它司機說參與罷工的人都能夠領到錢。

不過，罷工策畫人士知道，若是僅憑個別民眾的熱情宣傳，絕不足以讓聖薩爾瓦多全部市民得知罷工消息，因此也就無法達成讓全市陷入停頓的目標，更遑論國內其它地區。罷工活動必須能夠自動擴展，而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讓民眾日常生活中所依賴的服務和機構受到影響。罷工人士若能關閉銀行及藥局等機構，即可吸引所有人的注意，並且迫使他們在獨裁者與人民之間選邊站。以醫生所擁有的崇高地位，他們一旦展開罷工必然會造成極大的衝擊。運輸系統也是另一個重要目標。學生既然把推動罷工的心力都集中在首都上，那麼就只有癱瘓火車運行才能夠讓其它地區的人民得知罷工消息（一九○五年十月間，莫斯科的鐵路工人即是藉此策略將罷工活動擴展至俄羅斯全國）。

學生需要有錢才能落實推廣罷工所需的各種事務；而罷工一旦展開，他們也必須設法讓罷工工人獲得所需的資助，以免他們不願放下手中的工具。若干初步資金來自於官方的學生組織，但校外捐款不久之後即源源而來。一個成員包括抵押銀行總裁耶瑞拉以及咖啡大亨亞伐瑞茲在內的財務委員會尤其提供了極大幫助。成員盡為富裕人士的「薩人俱樂部」據說在半小時內即募集了兩萬美金。

學生對四月最後一周的學校課程展開抵制，也不再到校外的工作地點上班之後，罷工運動便急速升溫。法學生不再到法院旁聽審判過程，工學生也拒絕到僱用他們的政府機構上班。醫院裡的實習醫生開始留在家裡，學校老師也一樣。罷工運動展開之後，中學生也從學校集體出走。

杜瓦德當時是罷工學生當中的一員，他是勞工運動策畫者的兒子，後來曾任薩國總統。他日後在自傳里寫道：「我直接涉入了反對馬丁尼茲將軍的學生運動。」大學生到他就讀的高中徵求加入協調團體的代表，他隨即加入，而多次參與遭警察突襲的會議。「有一次，我為了脫逃而衝下一處深谷，翻過一道□笆後，落在一片多刺的荊棘上，而把衣服皮膚都劃破了......全面罷工展開的那一天，我們的委員會也開始在學校製造混亂，以迫使學校停止上課......罷工極為成功。那天，完全沒有人上學......]

隨著罷工風潮逐漸升高，薩國政府也逐漸陷入困境。一名官員指稱政府中沒有人預料到會發生罷工，而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總統身邊的高階官員都一致反對暴力鎮壓。雖然四月底有一道逮捕策畫學生的命令，警方卻僅短暫地拘留了幾個持有傳單的人而已。若干警察的確前往民眾家中，試圖強迫罷工人士回到工作崗位上，但其它警察的態度卻是曖昧不明。有些甚至認同罷工活動，而全力幫助策畫人士躲避逮捕。

即使警方能夠比較積極，也不大可能迅速壓制罷工運動；因為其擴展速度實在太快了。政府似乎打算坐等罷工人士因生活需要而恢復工作。為了化解若干潛藏的憤怒，政府於是宣布釋放所有在政變之後逮捕的人犯，同時也在政府控制的報紙上刊登文章打擊罷工活動的信譽，稱之為一場由權貴人士所發起的運動，完全忽略窮人的需要。

這些措施都未能遏止罷工擴展的勢頭，也抹除不了政府處決政變人士以及馬丁尼茲長久以來專恣統治所積累的忿恨。薩國菁英階層擔心，若不遏阻馬丁尼茲的權勢，殺戮情形便會持續下去。由於任何人都有遭到處決的可能，相較之下，反抗政府反倒不那麼令人害怕。對許多非菁英階層的人士而言，羅梅洛這位英勇的醫生遭到生命威脅，更是驅使他們採取行動的原因。

羅梅洛的同業不久就都紛紛在運動中打前鋒，一如策畫學生原本的期望。馬丁尼茲曾經下令免職若干名涉嫌顛覆行為的醫生，因此醫界本身也對馬丁尼茲有所不滿。公共醫院院長梅西亞斯於五月二日召開員工會議，和全體醫生共同擬訂要求事項。他們宣稱，除非政府對所有死刑犯減刑並且宣布大赦，讓遭到免職的醫生恢復職務，同時遵守「民主原則」，否則他們將展開罷工。馬丁尼茲親自收受這份要求，而在梅西亞斯面前引火將之燒毀。

五月五日，一百三十五名醫生（聖薩爾瓦多共有一百五十名醫生）一同停止工作。其中六十人簽署了一份新的聲明，內容直言要求總統下台以及舉行自由選舉。急救室依然照常開放，有些醫生也繼續接見少數病患；克雷姆報導道：「有錢人慷慨解囊，窮人則只能貢獻微不足道的小錢，而這些款項都投入罷工基金里。」律師、藥師、銀行職員、鐵路員工，以及電廠人員也都在五月五日之前加入罷工行列。數百名公務人員也隨之跟進。衛生部宣告其不得不暫停所有非必要的服務。公共保健制度下的牙醫、工程師，以及技師，還有劇院員工也都早已展開罷工。

不是每個加入罷工的人都懷有高度熱忱。有些巴勒斯坦或中國移民的商家便顯然因害怕遭到報復而不大願意關門。身為學生活動份子一員的科洛拉朵便對需要借口關門的商家丟擲石塊。有些店家依舊開門，但拒絕販賣商品。許多工人也持保留態度，因為加入罷工不但可能斷絕他們迫切需要的工資，也會讓他們面臨報復的危險。鐵路工程人員對卡斯迪佑表示，除非他們能夠事先取得全額薪資，家人也躲藏在安全的房屋裡，否則他們不願加入罷工運動。不過，聖薩爾瓦多各階層市民中參與罷工的人數依然極為眾多，以致數十年後大家仍舊記得那是一場全民團結反抗總統的典範。「就連竊賊都加入了罷工。」一名罷工人士回憶道。

帶頭髮起罷工的大學生自從回到學校之後，在這兩個多星期的時間裡一再極力避免與政府發生肢體衝突。他們雖有理由相信警方與軍方對馬丁尼茲的忠心並不可靠，卻也沒有妄加測試，以免付出生命的寶貴代價。因此街頭示威也就不在策略之內。不過，遭處死之軍官的學生與遺孀，仍於五月五日在市中心的玫瑰經教堂為受害者舉行了一場追思彌撒。群眾蜂擁而至，教堂內部及外面的廣場上都擠滿了身著黑衣的婦女。追悼者得知彌撒遭禁之後，便四散前往市內各處說服更多的商家關上店門。

這場龐大的市民罷工是拉丁美洲史上最盛大的一場罷工運動。這是一場分散推行的運動，依賴眾多的個人相互聯繫召集。不過，罷工運動既已發展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勢力，就必須要有一個決策單位負責為罷工人士發言以及與政府協商。五月五日晚上，學生、市集婦女、銀行、各種業界、商業職員、日間勞工，以及公車與計程車司機等社會各界的代表齊集於阿爾瓦拉多家中，選出了一個代表性略嫌不足的「國家重建委員會」。委員會共有五名成員：一名學生、一名醫生、一名抵押銀行律師、一名商業職員，以及一名退役將軍。第二天，委員會提出一份要求清單，同時對總統提供人身安全保證而建議他離開薩國。反對陣營至此已告成形，而且開始初試啼聲了。

薩國政府雖然還未採取決定性的手段制止反抗運動，卻也絲毫沒有退讓的跡象。馬丁尼茲透過電台對全國發表演說，一面讚揚如常工作的民眾，一面指控罷工領袖試圖「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製造恐慌」。第二天更出現一份傳單，宣布「工人反革命委員會」成立，而馬丁尼茲也要求商家開門營業。不久之前才引起人民極大恐懼的獨裁者，現在卻只能請求人民聽從他的命令。

馬丁尼茲似乎已無意再用威嚇手段，而指示一名官員盡量和罷工人士「避免起衝突」。馬丁尼茲在罷工結束後不久的一場訪問中說道：「我在四月初以武力打垮了政變行動，結果他們卻挑起了罷工。那時我就不再想打了。我要向誰開槍？那些對自己的行為也不盡了解的兒童和青年嗎？」這位在十年前屠殺千百名農民仍面不改色的將軍，在自己最大的危機來臨之際卻無法使用自己的武器。

那段時期在罷工人士眼中看來也極為危險。美國大使館於五月六日得知有一隊隊人馬到處去強迫罷工的店家開門營業。有些醫生收到匿名的恐嚇，同時也謠傳有手持寬刃刀的農民動身前往首都，打算挑起暴力衝突以提供軍事鎮壓的借口。不過，後來發生的血腥事件卻不是政府煽動的。事件發生於五月七日，一名警察因過於緊張而對聚集於街上的青年開槍。十七歲的青少年萊特當場斃命。他來自於一個顯赫的薩爾瓦多家族，並因父親為美國人而擁有美國國籍。數千名民眾前往他家致哀，也在第二天早上參加他的喪禮。

這起悲劇給了罷工領袖一個機會。他們原本無法確定能否在罷工熱潮開始冷卻之前成功造成政府內部的混亂，因此打算把民眾帶上街頭與政府攤牌。萊特的遇害正好促成了這種結果。喪禮結束之後，聖薩爾瓦多市民便成群湧入巴里歐斯廣場，而緊鄰廣場的大樓就是國家議會以及政府各部會辦公室的所在地。群眾滿腔憤怒，學生領袖於是忙著呼籲所有人自製。不過，在廣場上巡邏的禁衛軍沒有招惹群眾，因此也就沒有發生暴力衝突。

美國大使晉見馬丁尼茲要求將槍殺事件的元凶繩之以法。此舉無疑是衝著該名青年的美國國籍而來，而許多人也認為美國必然會出面干預。美國並未採取行動，不過槍殺事件卻在政府內部引發了變革。總統手下大多數的部會首長於五月七日晚間會面，而一致決定辭職。他們擔憂街上的群眾會引發另一波暴力衝突──而事實上，陸軍參謀長也的確在第二天早上知會馬丁尼茲，表示部隊已整裝待命，隨時可清除街上的抗議群眾。一名部長挺身反對，並向總統說道：「我們不能夠支持任何暴力措施。」總統回答道；「我不打算對人民採取暴力措施。如果人民現在要我下台，我願意無條件照辦。」

退場

到了五月八日上午十點左右，馬丁尼茲自己知道，他如果想挽回任何一點利益，就必須和反對陣營協商。召集國家重建委員會的五名成員毫不費力，他們當天上午稍晚就和政府官員齊聚一堂了。總統已確定下台，但下台的時間及理由還須另行商定。馬丁尼茲提議於三個星期後的月底下台。不過，反對陣營堅決要他立刻辭職，並堅稱罷工活動會一直持續到他下台為止。

馬丁尼茲提議讓國家議會負責挑選繼任人選事宜，而國家議會正是他全權掌控之下的團體。重建委員會成員則徑自提出四名人選供他選擇。經過一個小時的協商之後，才又增加了第五名人選--國防部長梅嫩德斯將軍；他是馬丁尼茲的忠心支持者，事實上也大概是馬丁尼茲欽定的人選。不過，由於他個性溫和，以正直著稱，而且也不技求權力，與剛愎自用的馬丁尼茲相較之下，自然深得人心。重建委員會一名成員後來表示，當時委員會也迫使當局承諾新總統將會解除戒嚴狀態，宣布大赦，並且准許流亡人士回國。

馬丁尼茲拒絕接受協議，一再堅持留任至五月底。街頭上盛傳馬丁尼茲已著手運作固守權位，而且可能會使用武力。據傳有另一個自稱代表罷工人士發言的委員會成員於傍晚會見總統，警告他如果不即刻下台，「就會有大規模的流血事件發生」。內閣官員也一再促請他立刻下台。不論原因為何，他終於同意他們的要求，而於晚間七點在電台上宣布辭職。

第二天早上，梅嫩德斯獲得國家議會推選接任總統，而承諾推動憲改以及在短期內實施選舉；國家議會也通過政治犯的大赦案。學生及其它許多罷工人士卻不打算在馬丁尼茲離開國內之前結束罷工──而且他們也對新內閣感到不滿，因為閣員中有若干名馬丁尼茲指定的官員，而且只有阿爾瓦拉多一人是國家重建委員會的人馬。不過，梅嫩德斯承諾馬丁尼茲將於第二天離開，此舉遏制了民眾的怒火。學生明白國家已筋疲力竭，因此也就終止了罷工運動。五月十一日，公車與火車重新上路，商店與辦公室再次開門，而民眾也都恢復了工作。只有一點和以前不同。。馬丁尼茲於中午前跨越邊界進入瓜地馬拉，從此以後不曾再回到薩國。

結果，薩爾瓦多反抗暴政的勝利卻有如曇花一現。馬丁尼茲下台後，的確有一小段時期的政治開放，而叛亂行動的主使人羅梅洛與阿爾法洛，也成為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的選舉之前鞏固平民政府的要角。不過，羅梅洛及其支持者落實實質改革的決心，卻造成了驅走馬丁尼茲之聯合政府的分裂。軍方不願隨著馬丁尼茲步下權力的台階，咖啡種植業者也拒絕讓民主政治的不確定性危及他們的利益。一九四四年十月，一位擔任國家警衛隊長的上校發動政變，奪取了梅嫩德斯的權位。反對陣營發起非暴力抵抗，卻在幾個星期後拋棄了在市民罷工中所獲取的經驗，而於十二月試圖從瓜地馬拉發動武力攻擊，結果正中下懷地被一舉擊敗。

薩爾瓦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幾十年間陷入了一種新型態的軍事統治：單一將領的個人獨裁變成了一群人制度化的掌控。但政府依然由軍人掌控──而咖啡帶來的財富也仍舊充斥在經濟活動中。

市民罷工在政治上的影響雖然稍縱即逝，卻形塑了許多薩國青年的成長曆程，而他們日後也再度活躍於政壇上。一九六○年，卡斯迪佑在一個抱持改革理想卻在位不久的軍人執政團中成為平民成員，後來又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七年間擔任薩爾瓦多大學校長，也是革新行動黨一九六七年提名的總統候選人。高中時活躍於反對運動的杜瓦德，後來成立了溫和派的基督民主黨，並於一九八四年當選總統。在這漫長的灰暗年代裡，軍事統治與民間抗爭不斷循環，而許多自命為國家救星的人士也一再競逐權位。不過，直到一九九○年代以前，人民的聲音與影響力不曾再有像一九四四年春天那般明確的展現。

在武力叛亂失敗之後，薩國人民為了推翻總統所發起的非暴力政變，其規模之廣與速度之快，二十世紀里並無出其右者。誠然，薩國幅員狹小，當時全國只有一座大城市，而且反馬丁尼茲的運動在薩國傳統牢固的社會裡有許多自願參與者。不過，以推翻獨裁者這般重大的事情而言，絕對沒有所謂的穩操勝券。市民罷工的閃電成功並不代表運動領導人明智的策略操作不具重要性；事實上，正是他們的運籌帷幄造就罷工運動的成功。

馬丁尼茲本身的行為造成各方人士陸續棄他而去，反馬丁尼茲的聯合陣線也就隨之逐漸成形。勞工組織、激進的政治人物，以及軍方內部的不滿人士，都從一開始就對馬丁尼茲心懷厭惡。許多記者在新聞自由受到限制後即對他充滿敵意。馬丁尼茲任滿兩屆總統仍不願下台，並且變得愈來愈專恣任性之後，專業人士、大學生，甚或許多政府官員對他的反感便紛紛浮上檯面。同時，大地主也對馬丁尼茲轉向平民主義的立場深感幻滅，又因他把權力集中在一小群親信手上而遭到邊緣化。這些各自分歧的團體在因緣際會之下，攜手為推翻獨裁者的目標共同奮鬥。

不過，非暴力抵抗並非出自偶然，而是經過精心策畫之後發動的。反對領袖來自於各專業界、媒體，以及大學生之間，而他們也懂得善用二次大戰後的國際政治氣候，以喚起人民對民主政治的支持，助長軍中的不滿氣息，並且培養眾多的同情人士。在民主行動組織、金融機構、大學社團，以及報社等各種團體的協力推展之下，反對運動於是獲得了一般大眾、外交官，以及有權有勢者的支持。最高法院提訴事件讓全國人民了解到，反抗馬丁尼茲不但做得到，而且是光榮之舉。若沒有這些對獨裁政權賡續而耐心的挑戰行為，市民罷工就會成為一場沒有人參與的抗爭活動。

另一方面，如果馬丁尼茲在四月二日的政變之後沒有反應過度，發動罷工運動的難度也會提高。武裝叛亂失敗之後，反對領袖皆四散逃亡。眼見馬丁尼茲開始採取激烈的報復行動，許多人便覺得必須趕在栽在他手裡之前推翻他──而把羅梅洛等人從行刑隊槍下救出來的目標，不但帶動工人加入罷工，也讓反對運動產生急迫感。國家暴力雖然讓薩國人民多年來不敢逾矩，但如果所有人都可能面臨死亡的威脅，人民對劊子手就再也無法容忍了。甘地知道英國士兵一旦以致命的武力對付印度的反抗人士，英國政權殘酷的一面就會顯露出來──於是反對陣營也就會因此而擴張。薩爾瓦多的情形也是如此。

必須採取果斷行動的機會來臨時，大學生即設法臨時擬訂了一項策略、他們對一九三○年代期間發生在印度、智利，以及古巴的非暴力運動都有所知悉，也明白馬丁尼茲的力量來自於他以暴力手段打倒對手的能力。因此，他們選擇不以武器和政府對抗，同時也避免讓人民承擔遭受攻擊的風險。猶如卡斯迪佑所言：「必須發起一場不和馬丁尼茲正面對抗的民間運動，這樣他就沒有對象可以開火攻擊」──馬丁尼茲後來也沮喪地說出同樣的話：「再也沒有能夠開槍攻擊的目標了。」結果，暴力達不到的成果，卻在非暴力行動之下達成；因為其所號召的反對勢力更為強大，而且限縮了政府威迫人民的手段，同時也打消了馬丁尼茲的黨羽採取鎮壓措施的念頭。

一股比暴力更為強大的力量推翻了馬丁尼茲，但卻沒有自動形成一種環境以供民主文官政府穩固生存。把盤據大位的馬丁尼茲趕下台並沒有讓軍方的力量受到節制。反對陣營沒有時間鞏固薩國民間的權力基礎──反觀甘地曾試圖以「自我支配」及「建設性工作」激發印度人民的活力，而波蘭的異議份子與工會運動也曾擴展自主力量的支持基礎。如果薩國的反對陣營能夠鞏固民間的權力基礎，反對運動也許會逐漸增加彈性，或者也可能產生相反的結果，因為改革計畫野心過大，而造成軍中的改革人士、前馬丁尼茲政府官員，以及一度同情反對運動的咖啡種植業者紛紛掉頭離去。

薩國的罷工運動反抗的對象是領導人，而非制度。因此，這個領導人一旦下台之後，渴求實質民主的人士便發現自己面前雖有嶄新的機會，身邊卻沒有原來的盟友。非暴力運動可以把不獲人民認可的統治者逼下台，但運動背後的策略若是不針對這些統治者賴以掌權的權力結構進行變革，就無法促使人民在抗爭結束之後繼續追求更高的目標。不過，在一九四四年的薩爾瓦多，人民畢竟獲得了勝利，而且沒有依賴暴力。對於那個國家，就當時而言，這是前所未見的勝利。

★2－7、阿根廷與智利：抵抗壓迫★
阿根廷──勇氣之母

「我們會一直來回步行，直到倒下為止」

第一天，反抗陣營原本只有十四個人──一群孱弱的中年婦女，沒沒無聞的尋常百姓,心中滿懷焦慮，不知何時會遭政府當局一手捏碎，或是將她們驅散。在那秋分之日的午後陽光下，這群婦女列隊走過市內最具歷史性的廣場上的石板小徑，在慶祝十九世紀脫離西班牙統治的紀念碑下集合。

這個廣場是「五月廣場」，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人口最稠密之處。她們齊集該處的目的是要尋求一種不同性質的獨立──免於不確定感的自由，因為這種不確定感較之悲痛更會在人心頭盤據不去。他們仍然希望自己的遭遇是一種殘酷的異常現象，也許不是政府所為，甚至或許政府也不知情。她們就是為了表達喪失親人的悲痛，也是為了請求政府協助，才在一九七七年四月的最後一天聚集於玫瑰宮（譯註：阿根廷總統府）外的廣場。

其中一名婦女羅塞莉歐回憶道：「我們各自抵達。所有人都穿著平底鞋，以便遭到攻擊時可以逃跑。在政府大樓前示威是非常危險的舉動。」不過，她們所有人皆緊密相連，猶如系在同一條繩索上的登山者。而將她們系在一起的，則是她們共同的遭遇：她們都是母親，也都有失蹤的小孩□

第一天，她們沒有受到任何人打擾。那天是星期六。這些母親由於對上班時間不熟悉，而無意間挑了這麼一個日子，適逢銀行、政府機構，以及粉紅色的總統府都沒有開門。「我們同意……另找一個上班日再回來示威，並且共同草擬一封給維德拉的信函。」維德拉是時任阿根廷總統的軍方將領。這群婦女商定了時間──下星期五下午三點半，正當街上人潮擁擠之時。不過，其中一名母親提醒大家那天是巫婆日，日期於是改訂為星期四。

這群婦女的人數不久即成長至近百人，而她們也早就意識到自己正在挑戰一層表面，但她們並不知道這層表面下隱藏著什麼。世界上其它許多曾受過獨裁統治的人民卻對此知之甚詳：其下隱藏著獨裁統治的謊言。在承平時期，阿根廷人民的生活一如往常。在正常狀態的假象之下，阿根廷政府看似穩如盤石。沒人有意戳破這面假象，除了這群走投無路的婦女之外。

她們每周固定舉行的示威持續兩個月之後，其中三名母親才獲得內政部長的接見。這位將軍說她握有失蹤人士的名單，其中甚至有他朋友的家人。不過，他並不知道是誰帶走了這些人；羅塞莉歐回憶道：他說。。「外面有些准軍事組織是完全不受控制的。他把責任全部推給別人。然後他說搞不好我們的兒子跟女人跑了，而我們的女兒也可能在哪裡當了妓女。」

當下，這群婦女的恐懼似乎轉成了憤怒。「我們對他說，他們都是膽小鬼。即使像佛朗哥那樣殘酷的獨裁者，至少都還親自批准死刑……我們把心中所有感受都說了出來，並且對他說,除非他們給我們一個答案,否則我們每個星期都會回到這裡來回步行,直到我們倒下為止。]這位將軍於是告訴,他們當時的戒嚴狀態禁止一切公眾聚會。他們卻回答到,他們會待到獲得答案為止。這些傷心的婦女無意之間已然對政府宣戰。

突擊、綁架與混亂

這群母親的敵人是一個軍事政權,其盤根錯節的歷史可追溯至半個世紀以前。在一九三零至四零年代之間,軍事獨裁政權在拉丁美洲各地不斷重複著興衰起落的循環。雖然不時會有久握大權的獨裁者遭到推翻--一如薩爾瓦多的馬丁尼茲--其它地區的軍事強人卻依然大權在握。許多人認為,這種景況雖然嚴峻,卻是混亂失序之外的唯一選擇。

阿根廷在一九三零至一九七三年間就發生了八次軍事政變,自由選舉卻只發生過兩次,分別在一九四一年與一九五一年。諷刺的是,選民選出來的總統裴隆,也是一位軍事將領。他身上融合了勞動階級的平民色彩與夜總會般的高貴氣質,正好符合阿根廷人對矛盾特質的胃口。加上他明媚耀眼的夫人艾薇塔,他的確是拉丁政治文化上的新奇人物。。帶著肩章的男明星,他還在追隨者中掀起了一場毫不修飾而且身懷不滿的政治運動,致使國家陷入動蕩,幾至無可治理。他所種下的這種權力形態,在冷戰對立情境的灌溉下,竟在二十年後茁壯成為綿延不斷的恐怖統。治一九五五年,裴龍遭到人民棄之後，即被另一位將領流放到西班牙，但該位將領不久又被另一位將領推翻，並如此循環不已。一九六六年，昂加尼亞將軍領導的軍人執政團掌權之後，隨即禁止政治與政黨活動，以武力鎮壓罷工，並且終結了大學自主的傳統。這一切措施盡皆引發了暴動與騷亂，而右派與左派的秘密民兵人士則聯手抗爭形成所謂的「城市游擊隊」，成員多為遭壓抑的裴隆主義份子。他們在城市裡遂行綁架及汽車炸彈攻擊。而自稱奉行格瓦拉哲學的人民革命軍也在土庫曼省鄉間製造動亂。一九七○年，城市游擊隊綁架並殺害了一位前總統之後，昂加尼亞即遭另一名將領扳倒，而該名將領又被拉努斯將軍取代。不過，這些將領中沒有一人能夠穩定經濟情勢或者壓制激進的左派份子。拉努斯被迫舉行選舉，卻因此為裴隆的捲土重來敞開了大門。

裴隆在混亂的情勢中如魚得水，而於一九七三年重新掌權，其第三任夫人瑪麗亞（人稱伊莎貝爾）擔任副總統。新政府對左派嚴厲整肅，並且試圖挽救經濟，但阿根廷的極端份子不願放棄手足相殘的內戰，而裴隆的身體也日益惡化。他於一九七四年七月因心臟衰竭去世，留下他缺乏經驗的遺孀掌控國家大政。這位新任總統笨拙地把國家帶往險境，而國際油價飄升更是助長了通貨膨脹。截至一九七六年為止，年通貨膨脹率已達百分之三千。

左右兩派的強硬份子偏又在此時形成破壞力十足的共生關係。城市游擊隊突襲福摩沙市內的一處軍營，人民革命軍也發起佔領土庫曼的運動；而在右派方面，阿根廷反共聯盟於一九七四年間殺害七十名知識分子及律師（截至一九七五年，該聯盟已將殺戮人數提高到每周約五十人）。雙方都以更多的綁架、搶劫，以及勒索行為攫取資金。一九七四年底，伊莎貝爾終於動用軍隊。為數五千人的部隊進入土庫曼鎮壓一百多名人民革命軍叛亂份子。軍方利用間謀與准軍事部隊構成的網路，組成一支秘密武力，並授權其從事任何必要的行為。過沒幾個月，阿根廷國內的暴力動亂即告平定。不過，軍方卻遲不歸營。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間，眼見阿根廷即將再次陷入混亂，軍方於是驅走了伊莎貝爾。陸軍指揮官維德拉將軍率領的軍事執政團隨即接掌大權──此後的情勢發展卻更為可怕。

「國家猶如施行封建制度」

維德拉以略微浮誇的方式展開了「阿根廷國家重塑方案」，宣誓將恢復「道德、能力、效率」以重建「國家的內在實質與外在形象」。不過，目標雖然崇高，國家重塑方案採用的手段卻極為低劣：國會、地方政府，以及最高法院相繼遭到解散，政治組織與工會的活動一律遭到禁止，而平民也必須接受軍事審判。

國家重塑方案的首要指示就是消滅顛覆活動，而這也就代表了毫無保留的全面開戰--不擇手段的無恥戰爭。但敵人是誰呢？維德拉總統說明道。。「恐怖份子不只是持有槍枝或炸彈的人。」只要是「反對阿根廷生活方式的人」，都是顛覆份子。國家重塑方案在國內各地設置秘密拘留中心，以及專事捕捉及訊問嫌犯的特種部隊。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軍隊司令表示：「首先我們要殺光所有的顛覆份子,然後殺他們的共犯；然後是......同情他們的人士，然後是......不置可否的人；最後，我們要殺怯懦的但屠殺還不夠。游擊份子猶如大海里的魚兒，在全國民眾當中四處流竄；要將他們全數消滅，就必須把海水抽干或是在水中下毒。執政團選擇的毒藥是國家贊助的恐怖運動。恐怖運動採用的手段則為常見的綁架、逼供、刑求，以及秘密拘留。自從昂加尼亞掌權以來，人口失蹤──在森林裡遇害、被丟進拉布拉他河，或從直升機上被拋入海中--向來是左右兩派都喜於使用的手段。失蹤事件的數目從一九七一年的個位數成長至一九七五年的三位數，隨後又激增為四位數。不久之後，阿根廷失蹤人口即高達三萬人，而且每一起失蹤事件的真相都遭到掩蓋，主事者也矢口否認。受害者的家人只保有一個空蕩蕩的空間，彷佛心愛之人從來就不曾存在。

受害者通常都是被一群身穿便服的武裝人員帶走。這些人清一色駕乘藍色福特獵鷹型汽車，這款車也因而成為他們的標誌。起初他們只在深夜行動，但恐懼氣氛逐漸瀰漫開來之後，他們便開始在光天化日之下抓人。失蹤人士均被載到拘留中心拷問，並由醫生在旁戒護，以免刑求太重造成人犯過早死亡。但是，大多數人對於當局想要獲知的信息根本一無所知。訊問之後，接著便是數周以至數月的持續刑求虐待，最後再予以處決。阿根廷十年後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受害者「的各種人性特質皆遭到縝密仔細地漸次剝奪............」

隨著鎮壓活動的發展，製造恐怖的工具也逐漸萌生出自主性。一般人只因和失蹤人士有親屬關係，便遭到失蹤的命運。每個拘留中心都自行其是，並且自有一套判別捕捉對象的標準。一位前政治犯回憶道：「當時國家猶如施行封建制度。,有人獲第一兵團授勛，卻被第二兵團綁架，並遭第三兵團殺害，然後由第五兵團復仇。」恐怖活動也是一視同仁的。。雖然其加害對象可能偏好記者、律師、學者，以及政治人物，對付一般的男女老幼卻也毫不手軟。

「軍方抓走了我們的子女」

起初，失蹤人士的母親只感到一股麻木的失落感。有些人失魂落魄，不吃不睡，同時也缺乏起身下床的動力。不過，她們逐漸明了到沒有人願意為她們解開兒女失蹤的謎團之後，便帶著憂傷從自己的家庭走向阿根廷漫無法紀的政治荒原。

她們起初只問自己的兒女被帶往何方，以及他們何時能再相見。她們有些人雖擁有足以保障普通法上基本權利的人身保護令，但她們不久即發現，這些令狀都隨著她們的兒子失蹤了。失蹤事件如同傳染病般蔓延開來之後，失蹤人士的家人即發現親友都刻意與他們保持距離，以致他們只能如孤兒般在政府的迷宮中遊走。不過，這些母親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她們即使沒有別人，也還有彼此。

諷刺的是，她們卻是坐在內政部一間廳室里時才得到此一領悟。當時，有一位和善的女警負責登載她們的姓名、住址、失蹤兒女的姓名、親友姓名──這群母親後來才發現，當時這份名單竟成了恐怖活動按圖索驥的根據。不過，在離開內政部之前，她們即已不再保守沉默，開始互相交談，分享彼此不堪訴說的遭遇。不久之後，她們便開始在彼此家中聚會。不知不覺間，她們已因悲痛而結合成一個團體、一股力量。

這群母親不得不揭開正常狀態的表象之後，便發現一種比她們的個人遭遇更為恐怖的狀況。。在司法體系、鄰近國家，甚至天主教會的默許之下，一場全國性的殺戮行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這群母親雖然缺乏政治經驗，卻有敏銳的母性本能。她們立即明白，這場殺戮行動與其說是執政團憑其武力所推動，不如說是受到被害者家屬因恐懼而保持靜默的推波助瀾。因此，為了找尋一件足以對抗這個敵人的武器，她們決定不再讓執政團得其所需；亦即不再保持沉默。

芭朵拉回憶道：「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若不先彼此認識，就無法舉辦聚會。警察與保安人員到處都是，你永遠不知道身邊站的是什麼人。那種狀況非常危險。因此我們便攜帶不同的東西以資識別。舉例來說，有的人可能手拿樹枝,有的人可能攜帶小錢包而非手提包,有的人則在領子別上一片葉子，總之就是想辦法讓我們知道她是一位母親。」

這群婦女也印發傳單公告集會地點，並且製作各種標語，寫有「我們失蹤的子女在哪裡？」以及「軍方抓走了我們的子女」等語句。芭朵拉依然記得她們「在夜裡出外把標語貼在公車及地鐵車廂上......我們還把這些訊息寫在鈔票上，以便讓更多人能夠看到報紙完全沒有報導我們的活動。,若有記者敢報導，就會馬上失蹤。,電視與電台也掌控在軍方手裡，因此民眾大都不知情。」

雅素席娜很快成為了這群母親的第一位領袖。她並非完全沒有經驗──她父母曾任工會領袖，也是裴隆主義份子。不過，她在結婚之後便全心照顧家庭，不再過問外界事務──直到一九七六年，她篤信裴隆主義的兒子奈斯特與媳婦萊可兒雙雙失蹤為止。從那時起，她便馬不停蹄地召集受害母親提供自己的住家充當聚會場所，並且對國際特赦組織及美洲人權委員會發起投書運動。這群母親之所以會到五月廣場上公開表達她們的哀痛，並且互相分享彼此的遭遇，就是出自她的提議。

羅塞莉歐回憶道：「起先我們沒有在廣場上集體遊行。我們有些人坐著編織，有些人則一群一群地站在一起......我們必須短促小聲地交談，這樣看起來才不會像是在舉行聚會。然後，警察......開始以槍口對著我們，要求我們離開之時.....我們便開始兩人一對並肩繞著廣場行走......我們人數很少，因此不太引人注目，但我們必須確實讓大眾知道我們的存在。我們要讓民眾看見我們......於是我們轉入廣場中央繞著紀念碑走。」

這群母親在繞行廣場的同時，也漸漸發掘出政治表演的本能。她們有時候刻意誇大子女失蹤對她們個人造成的影響，也經常帶著木匠用的鐵釘以表示自己與聖母一體同心，因為她的兒子耶穌基督也曾遭拘禁，且被刑虐至死。一九七七年九月，她們決定參加前往盧罕(Lujan）朝拜聖母瑪麗亞的年度朝聖之旅。盧罕距離布宜諾斯艾利斯約有三十英里遠，雅素席娜認為她們可藉此機會在途中向陌生人講述她們的遭遇。不過，她們要如何在數以千計的朝聖者中凸顯自己的身分呢？蘇娃瑞茨說道：「雅素席娜想出一個主意，讓每個人把自己小孩尿布當作頭巾戴在頭上，因為母親都會收藏這種小孩幼兒時期的貼身物品。這樣的頭巾在人群中極為醒目......因此我們決定在其它聚會上，以及每次到五月廣場的時候，都一致戴上這種頭巾......而我們也在尿布上綉上子女的姓名。後來又另外綉上『生者歸來』」──「因為我們不再只是在找尋某一名子女，而是所有失蹤人口。」

「他們認為我們成不了氣候」

到了一九七七年下半年，這群母親已冠上「五月廣場母親會」的名稱，成員也從原本十四名不得不走上街頭的家庭主婦，成長至近1百五＋名大聲抗議的母親。她們又與其它數以百計的母親有所聯繫，所有人皆急切地想要尋得自己的子女。柏娜飛妮說道：「我們有許多人得知了他們遭到拘留的處所、身遭刑求的情形、行刑者使用的刑具、行刑者的姓名與住所.......這一切都深深改變了我們......我們知道前途艱困，但也明白不能在此時停手，尤其我們現在才剛開始發掘到真相。」

在示威活動第一年裡的十月五日，她們設法在《新聞報》上刊登了半版的母親節廣告，內容對最高法院院長、軍隊指揮官、執政團領袖，以及天主教會提出呼籲。該則廣告指出：「對母親最殘忍的酷刑，就是讓她無法確知自己子女的命運。我們要求以合法程序斷定他們有罪與否。」幾個星期後，她們又呈送一份請願書，連署人數達兩萬四千人，並附有五百三十七名「失蹤人士」的名單。世界各國的新聞媒體與政府於是開始注意此一事件。人權組織之間也流傳著刑求及失蹤案件的傳聞。美國新上任的卡特政府更派遣一名說話直率的代表戴莉安前來調查這些暴行的真假。不過，這群母親雖然逐漸成為阿根廷國內惡行的探照燈，卻也因此成為執政團輕易鎖定的打擊目標。在她們還只是一群孤獨無助的婦女之時，政府也手下留情。雖然不時會有一隊警員對她們加以毆打或拘禁，卻也沒有人遭到逮捕。現在，政府已不再曲意容忍。

蘇娃瑞茨回憶道。。「他們開始稱呼我們『瘋女人』。」「外國使館開始提出疑問……外國記者也詢問有關我們的事情之時，他們便回答說：『別理那些老女人，她們全都瘋了。』他們當然要說我們是瘋子，不然軍方怎麼可能承認自己被一群中年婦女搞得憂心仲仲？而且我們也反正是瘋了。在所有人都遭到恐嚇的時候，我們沒有待在家裡哭泣，而是到街頭上去直接面對他們。我們是瘋了，但這卻是保持神智正常的唯一方法。」

根據古麗雅的說法，政府由於沒有及時正視她們的存在，以致錯失先機。「他們認為我們成不了氣候，所以沒有立即摧毀我們；等到他們想這麼做的時候，卻已經太遲了。我們已經組織了起來......他們先用誘騙的方法，接著以逮捕的手段嚇唬我們，然後又以死亡威脅我們。」不過，她對敵人瞭若指掌。「軍方只是想嚇唬我們。他們如果真要採取行動，絕對不會事先警告。」

志願協助她們的人士當中，有一名聲稱自己哥哥失蹤的金髮年輕男子。他自稱名叫尼紐，而且，根據雅素席娜所述，他相貌純真，想定連蠅蟻也不肯傷害。在廣場上，這群母親總會圍繞在他身邊，以免他落入警方手裡。一天，正當這群母親在聖他克盧斯教堂里對第二則廣告做最後修改的時候，尼紐順道把募捐而得的廣告經費帶了過來，看了看在場的母親之後，隨即勿勿離開。不久後，突然冒出一群男子，不但對在場的母親拳打腳踢，還把她們拖了出去。羅塞莉歐說道：「我們後來就再也沒見過這些朋友了。」她當時躲在望彌撒的人群當中，才逃過一劫。自此以後，尼紐也不曾再出現過；後來她們才得知他被派往法國去監視當地的阿根廷流亡人士，之後又被派往南非從事同樣的任務。

雅素席娜於兩天後遭到逮捕。羅塞莉歐說道：三天之內，「他們就抓走了十四個人......其中包括三名最為激進的母親。」蘇娃瑞茨說道，政府當局以為「綁架這十四名母親就能夠摧毀我們的運動。他們並不明白，這麼做只會加強我們的決心。我們說：別想，他們不可能摧毀我們，我們會堅持下去，更甚以往。他們以為我們會不敢回到廣場上。要回去的確不容易……但我們還是回去了。」

「我們要他們活著回來」

回到五月廣場代表了一個重大的蛻變；這群母親現在已經明了她們的運動具有顛覆效果，她們原本自發性的抗議活動已成為對執政團的策略性攻擊。掌權的將領雖然為自己的罪行披上一道合法的外衣，這群母親卻合力褐穿了這副假象。儘管飽受威脅，部分成員甚至因而失蹤，她們卻拒絕屈服。在一般人認為無可抗衡的政權面前，她們展現了無畏的勇氣，於是也因此成為一股無可動搖的勢力。

阿根廷於一九七八年主辦世界盃足球賽之時，這群母親在興奮的氣氛中也暫時遭到遺忘。不過，她們立即了解到，這正是她們向全世界發聲的機會。前來報導足球賽的記者對這群白頭巾母親每周的集體步行活動皆甚感興趣。歐洲各國隊伍的球員也來到廣場上表達團結一心之意。阿根廷贏得世足賽冠軍之後，國內電視台放映的儘是執政團將領受到擁護者圍繞的畫面；但在荷蘭電視台上卻有五月廣場母親會的身影。同年於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辦國際衛生研討會之時，這群母親也到場示威，伴隨著一大群外國媒體記者，所有人皆看到了這群母親的新口號：「他們活著被抓，我們要他們也活著回來。」

這群母親在國內對政府的合法性提出質疑之後，便繼續在國外對之加以攻訐，同時以她們天真的外表為標誌。其中三名母親以一句簡單明了的開場白展開她們的國際宣傳之旅：「我們是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失蹤人士的母親，我們來訪的目的是要討論人權問題。」她們日益升高的名氣也成為一道保護傘：她們自己和執政團都知道，名人可無法輕易失蹤。

阿根廷國內的其它人權組織──政治失蹤人士親屬組織、人權大公會、人權永世議會──也在這群母親的帶動之下相繼出現。法律社會研究中心透過旗下的律師大舉興訟以遏阻國家的恐怖行為。母親會的顧問艾斯基維爾大力推動成立「和平正義基督服務團」，後來並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除此之外，還出現了「五月廣場祖母會」，致力於找尋失蹤的孫子女。

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月廣場母親協會」正式登記成立。截至此時，其成員數已達數百人，分會遍布全國各地。美洲人權委員會於同年獲准訪問阿根廷並探究非法拘禁、刑求，以及失蹤案件的實情。其提出的報告長達三百七十四頁，因內容譴責執政團而在阿根廷遭禁。這份報告可能對減少失蹤案的有幫助，但卻沒有能夠在其它地區激起行動。

這群母親受的壓迫隨後急遽升高。她們起先把抗議活動的日期做不規律的更動，以避開警方的攔阻；但後來仍不得不暫時離開五月廣場。不過，她們在一九八○年又再度回來，為奪回失土不惜一死。二月的第一個星期四，她們齊聚於廣場上，繞著廣場中心的金字塔緩慢步行。一個星期後，警方以警棍和警犭大肆攻擊她們，並且逮捕拘禁多人。不過，她們此後固定於每周四到廣場上集會，堅決異常，即使大軍也無法驅散她們。

空軍與陸海軍決裂之後，執政團內部的裂痕終於浮上檯面。一面進行無恥戰爭，一面又要維持一切正常的假象，執政團執此兩端本已疲態畢露，現在又因出現經濟崩潰的徵候而更無以為繼。維德拉於一九八一年三月退位，但阿根廷披索的幣值已如自由落體般崩跌。銀行相繼倒閉，資金也紛紛流向海外。軍方於是再次改變立場，推選出一名強硬的反裴隆主義份子。。高提耶利將軍。

他的政權企圖以一項看似絕妙的計策轉移人民的注意力。一九八二年三月，阿根廷海軍陸戰隊登陸福克蘭群島。這個阿根廷人稱為馬爾維納斯（Malvinas）的群島為英國所佔有，但阿根廷亦主張對其擁有主權。這起侵略行動卻是一大失策。不到四個月，阿根廷部隊即遭到英國總理撒切爾夫人投入南大西洋的海軍艦隊毫不留情地徹底擊潰。向英軍投降的人員當中，有一位亞斯提茲上尉，又名尼紐，就是先前出賣母親會的叛徒。執政團為求自保而不擇手段採取的招數，至此卻徹底拖垮了自己。不到一年，阿根廷政權即移轉至一個合憲的民選政府手中──半個世紀以來，這只是第三個民選政府而已。

對五月廣場上的眾位母親而言，這個結果原本可能代表長久以來孤軍奮戰的終點。實際上，這卻只是另一個起點。在政治變遷的過程中，警方依然對她們抱持敵意。她們現在雖不再抗議失蹤事件，卻必須對抗軍方為無恥戰爭的禍首爭取特赦的舉動。她們說明道，她們的目的不是要悼念這些慘遭屠殺的死者，而是要讓殺害她們子女的凶手伏法。

在一九七七年領導阿根廷首波非暴力反抗運動的這群勇敢婦女，到了二十世紀末依然健在者，年歲也都已在六十至九十歲之間了。她們當年遊行示威、在政府機關里排隊等候、遭受毆打及拘禁等各種經歷所造成的影響依舊還未完全消退；不過，隨著阿根廷國內各地的婦女，以及拉丁美洲其它各國的受害婦女相繼戴上白色頭巾，這群母親形塑而成的力量也成為阿根廷政治景觀上無可磨滅的特色。以真相取代恐懼是邁向自由的第一步，這項真理在二十世紀中最鮮明的象徵，就是她們所戴的白色頭巾o

德國、阿根廷、智利

勇氣是非暴力運動的本質之一，尤其統治者以刀鋒維繫權勢時更是如此。在母親會出現的三十年前，遭納粹逮捕的猶太男子的非猶太裔妻子，在羅森街上站了一個星期，要求當局釋放她們的丈夫。德國與阿根廷的軍事政權皆刻意彰顯自己的陽剛之氣，面對一群含蓄樸素卻又堅決不屈的婦女，反倒不知所措。在漫長的非暴力運動史上，只怕再也沒有像這兩起事件中對比如此鮮明的衝突雙方了：一方是採取恐怖手段的突擊隊，另一方卻是手無寸鐵的婦女。

一九四三年，柏林羅森街上的猶太男子之妻動搖了德國人民對納粹恐怖統治的逆來順受，而納粹政權面對此一威脅也只能退讓閃避。一九七七年，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母親會打破了百姓對國家恐怖行為的沉默，更喚醒了全世界對不可容忍之事的注意。這兩群婦女都打開了一個狹小但充滿生氣的空間，讓人民不但可以喟嘆政府的惡行，還可加以譴責、反對。

維德拉於一九七六年接掌阿根廷政權之時，三年前奪取智利政權的政府即是他效法的對象之一不過，維德拉的國家幾不曾知曉民主為何物，智利卻極少接受過軍事統治。阿根廷的失蹤人口多達成千上萬，遠比智利在屠殺事件中喪生的人數為多。然而，不民主的阿根廷卻在無恥戰爭展開之後不到一年，即有十四名中年家庭主婦走上五月廣場，準備與惡魔正面對抗。相反地，一度享有民主的智利，對其獨裁者卻默默承受了十年之久，而且聖地亞哥總統府外的廣場上也不曾出現過戴著白色頭巾的母親；不過，在一九八三年間，倒是有勇氣重現的徵兆。

智利──拋棄恐懼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一日

這天早晨，聖地亞哥市懶洋洋地醒轉了過來。戶外杳無人跡，平日穿梭於大街上的柴油公車也不見蹤影。許多學校都沒有上課，到了下午，辦公大樓內的上班人員也逐漸散去。聖地亞哥市以一種紛亂混雜的方式呼應一項「全國抗議日」的主張，以對統治智利長達十年的軍事政府提出挑戰。截至當天傍晚為止，似乎都沒有出現什麼抗爭活動，只是生活步調減緩，同時瀰漫著一股緊張氣氛而已。不過，到了晚上八點，全市突然活躍了起來。一區接著一區相繼出現金屬敲擊聲，聲音由小轉大，卻是民眾敲打鍋碗瓢盆所造成的聲音。在市內的貧窮地區，年輕人生起篝火併堆置路障，中產階級則開著車到處遊走，一面狂亂地鳴按喇叭。

身在當場的加拿大記者瑟加利斯說道：「那副景象極為驚人......遠超過所有人的想像，喜悅與興奮之情於五月十一日迸發而出，因為民眾對於自己大聲表達心聲的行為都感到驚奇不已。整個景況猶如智利贏得了世界盃冠軍一樣。」不久後，國家警察即動手施放催淚瓦斯，意圖降低歡慶氣氛。兩名平民遭射殺喪生，顯為便衣警察所為。汽車駕駛人也被拖出車外毆打。被捕人數超過六百人，其中包括發起抗議活動的銅礦工會領袖塞格爾，而報復行動也在隨後的日子裡大幅升高。

智利的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自信滿滿地以為這場抗議活動只是人民──尤其是窮人──一時不滿的發泄，只需吹灰之力即可加以化解。不過，支持政府的《水星日報》卻在嘈雜的表面下看出了更為令人不安的徵象。《水星日報》上的報導指出，這場抗議活動是「政府掌權十年來所面臨的最嚴重挑戰」。

結果，五月十一日成了智利時間軸上的分界點。在分界點以前，有一九七三年的政變，以及皮諾契特將軍以暴力掌權並遂行統治的過程；在分界點以後，則有非暴力運動與暴力鎮壓之間的一再衝突，直到政府垮台為止。在五月十一日當天，「沒人對抗議的成果有信心。」基督民主黨領導人之一的阿瑞亞加達說道。然而，「一場反對軍事政權的廣大群眾運動卻因此而生」。智利精神就此邁出回歸民主的第一步。

「十一日」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一場迅速而殘暴的軍事政變推翻了阿葉德總統（SalvadorAllendeGossens）的社會主義政權，政變領袖辯稱這是避免智利--拉丁美洲最古老也最穩固的民主國家之一與卡斯特羅治下的古巴走上同一條道路的唯一方法。不論阿葉德的政權是不是一場不盡如意的善意實驗，還是引進馬克思主義的媒介，總之，智利在其統治下已然瀕臨混亂失序及經濟崩潰的邊緣。雖然阿葉德在一九七－年的總統大選中僅得到百分之三十六的選票──在反對陣營四分五裂的情況下，這樣的得票率已足以將他送進智利總統府「造幣所」（譯註：智利總統府原為造幣廠，故名之）──許多智利民眾卻仍對當時投票支持他感到後悔。幾乎沒有人認為他下次選舉還能夠連任。

軍方卻不打算等到那時候。在智利人稱為「十一日」的那一天，兩架獵鷹戰機的掃射，以及一連串火炮與軍械的轟擊，直把造幣所夷為平地。阿葉德沒有倖存下來，顯然是自殺而死。到了傍晚，全國開始實施二十四小時的宵禁，新的統治者則自行即位：一名空軍將軍、一名海軍上將、一名國家警察將領，以及阿葉德一個月前親自指派的陸軍指揮官皮諾契特將軍。皮諾契特加入政變的時間甚晚，但由於握有最龐大的軍事力量，而獲推舉為軍事執政團的首任主席。新政府指稱這並非政變，而是挽救國家之舉。新政府將遵守一九二五年制定的憲法，尊重個人、企業、勞工等各方的權益。不過，政變之後第二天，執政團即宣布全國均為緊急區域，並且宣告戒嚴，一面限縮人民權利，同時擴張軍方權力。即使如此，馬上英雄力挽狂瀾之舉，依舊讓智利人民有如釋重負之感。智利自從一八三○年以來，總共只接受過十三個月的軍事統治，軍方不但專業，而且清廉。即便是性情冷峻的皮諾契特也令人安心。他說道：「國家一旦恢復元氣，執政團就會把政府交給人民屬意的人選。」因此，大多數人都認為，只要動亂平復之後，他們就能夠穿戴整齊出外投票。除此之外的其它情形則不可想像。

不過，不可想像的情況卻蓄勢待發。軍方整裝備戰卻發現無人可打之後，便逮捕了上千名嫌犯，加以訊問、刑求、處決及流放。對於奉召前來抵抗共產主義的士兵而言，採取不愉快的措施也是清理社會的必要手段。聖地亞哥市的貧窮區遭到無情的擄掠，新成立的國家情報局手下的幹員在國內四處遊走，令人民充滿恐懼。為了讓流亡海外的政府批評者消音，國家情報局還將恐怖之手伸向國外。政變後一年，比皮諾契特早一任擔任陸軍指揮官的普拉茨將軍、夫婦兩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住家裡雙雙遭刺身亡。一九七六年九月，阿葉德手下的外交部長暨前駐美大使列特里耶，也在華府遭人以汽車炸彈炸死。

在智利國內，皮諾契特已然成為人民行為與信仰的鐵面仲裁者，對自己的剛正不阿自信無疑。一九七四年六月，他說服執政團簽署一份命令，任命他為行政首長。如此一來，他只要再上一級就是國家最高行政首長，再來就是共和國總統了。皮諾契特先對執政團加以分化，然後再各個擊破。舉例而言，執政團里的空軍代表因直言無忌惹惱皮氏，即被趕出他在國防部的辦公室，而由接班人選中第九順位的馬泰將軍取而代之。

其它將領皆遭架空之後，皮諾契特便一手掌控了政府。國庫就是他的金庫，政府的敵人也就是他的敵人。誠如智利一名政治人物所言：「他必須有敵人才活得下去。沒有了敵人，他也就迷失了自我。」他的政權關閉了國內四分之三的報社、命令軍方監控大學、禁止在公共場所唱歌，甚至宣告吉他為違禁品。一名審查官甚且下令焚毀所有討論立體畫派的書籍，只因他以為其內容與古巴有關（譯註：立體畫派的西班牙語為「cubismo」，而古巴的西班牙語為「Cuba」；因此，有些人乍看之下便以為「cubismo」是某種與古巴有關的思想或主義）。

原本支持推翻阿葉德政權的天主教會，對這種種措施皆感不以為然。對於遭受政府暴力迫害的人士，天主教會從一開始就提供避難處所，也給予秘密協助。同時，對於遭禁或表面上「暫停運作」的團體，天主教會也為他們提供聚會場所。皮諾契特掌權四年後，顏立奎茲主教（RaulSilvaHenriquez)與聖地亞哥市大主教轄區合作成立「團結教區牧師會」幫助鎮壓受害者。團牧會記錄失蹤案件，也對倖存者提供法律協助、收容所，以及醫藥服務。

團牧會領導人普雷特牧師說道：「正式說來，我們的宗旨是人權保障，而非政治抗爭，但這就足以使我們成為政府的敵人了。維護人權其實就是提倡民主。兩者只是一體的兩面。我們竭盡所能提供協助，有時也會碰上危險。我們的牧師和修女都遭受到政府的攻擊。」團牧會雖然戲劇性不如阿根廷的母親會，目標卻是一致：讓政府的罪行舉世皆知。這兩個團體都不可能獨力推翻獨裁者，但若沒有他們的努力，就不可能喚起強大的反對勢力。

到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聯合國已對智利的人權侵害行為提出譴責，在尼克森主政時期協助推翻阿葉德的美國政府，也在卡特接掌政權後撒回對皮諾契特的支持。美國不但在智利申請國際貸款時投下棄權票，並且中止對智利出售武器。廣受抨擊的國家情報局遭到正式解散，不過其監控機制倒是多多少少依舊存在。取代國家情報局的則是中央情資局。

此時，皮諾契特手下所謂的「芝加哥小子」──皮諾契特的顧問群，皆為芝加哥大學著名經濟學家佛利曼（MiltonFriedman）與哈柏格（ArnoldHarberger）的信徒──試圖以自由市場貨幣政策挽救智利衰敗的經濟，但在全球經濟衰退的拖累下，智利的經濟情勢也跟著無止境地崩陷。後來，隨著世界各地經濟衰退的情勢走緩，智利也觸底反彈，較為精幹，也更具競爭力。接著，在經濟情勢看好的情況下，皮諾契特也著手重新對自己的掌權賦予合法性。

他不顧身邊同志、教會領袖，以及三名前總統的憤怒反對，而於一九七八年一月舉行公民投票。選民只要在選票上的智利單星旗圖案上蓋下戳記，便代表贊成以下這段聲明：「......我支持皮諾契特總統捍衛智利尊嚴，同時再次確認政府的合法性。」空白選票也算贊成票。沒有人認為這場投票具有公平性，但皮諾契特卻大肆聲張他的勝利。他對他垂頭喪氣的平民對手說道：「各位政客，你們失敗了！智利今天已然脫胎換骨。」

在政變七周年當天舉行的第二次公民投票，對於是否制定新憲法禁止馬克思主義團體、強化行政權，以及將部分國會席次改為派任等問題，人民只能以簡單的同意或反對做選擇。皮諾契特在這之後又繼續掌權了八年；後來又有一場公民投票，讓人民對執政團屬意的人選表達支持或反對。政府雖在政變七周年當天舉行的公投中贏得勝利，但勝負差距可能不如預期的大──在某些地區，選民數甚至比人口數還多。不過，政府依然以投票結果作為繼續實施壓迫的理由。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令智利政府振奮的消息。在美國華府，保守的里根政權剛剛上台，各種跡象皆顯示，里根政府將會對堅決反共的智利政權多所容忍。

抗議日

皮諾契特下令重建造幣所，又於一九八一年在聖地亞哥市東南方建造一座私人莊園，名為「桃樹」。他的權力根基似乎愈來愈穩固。不過，針對他的統治權以及憲法制定問題而舉行的兩次公民投票，卻有未被發覺的副作用。截至一九八○年代為止，反對陣營一直如營火餘燼般四散各地。現在，眼看獨裁統治將無終止之日，智利國內潛在的民主之火於是開始死灰復燃，此時正值良好的經濟情勢又開始走下坡。一九八二年，銅礦價格崩跌，進口石油價格飛漲，而美國優惠利率躍升的影響也往南擴散，造成智利國內的利率攀升至百分之十六以上。而在全國一千一百萬的人口當中，共有五百萬人失業。

一九七三年的政變消解了勞工組織的勢力，但許多人都認為工作場所不再有騷亂卻是好事。因此，勞工陣營無法激起反對勢力對抗政府，並不是所有人都感到苦惱。不過，智利的勞工運動如此龐大激進，其身為一股重要的改革力量仍然毋庸置疑。而這股力量也不時會復甦而起。

一九七八年，楚基卡馬他──智利北方沙漠地區龐大的露天銅礦場--的礦工因爭取調漲工資未能成功，而對他們的食堂展開抵制運動，但政府迅速壓制了這場運動。抗爭運動的領袖以共產份子的名義遭到放逐之後，政府驟然發布的區域性戒嚴令也隨之取消。幾年後，更多的激進勞工運動人士聯手成立了一個全國性組織。不過，成立組織是一回事，採取有效的行動又是另一回事。

在「美國勞工聯合會暨產業工會聯合會」聲稱抵制智利商品的威脅下，智利政府於是做了若干調整。一九七八年十月，智利政府宣布舉行工會選舉，這是「十一日」之後，智利國內五十萬名勞工首度又能夠選舉自己的廠區領袖。不過，候選人必須經過政府同意，還必須發誓不加入政黨。幾個月後，政府又開放了罷工及未經許可舉行集會的權利。只是，這些開放措施也附帶有其它條件：僱主可以解僱罷工超過三十天的勞工，超過六十天則視同辭職。勞工雖然獲得採取行動的空間，一旦超過限度卻也必須遭受處罰。

後來，兩名勞工領袖所採取的行動，一方面象徵了勞工利用那個空間所帶有的潛力，另一方面也象徵了其中潛藏的危險性。希門內茲是一位職等低微的記帳員，長久以來在文官工會裡極為活躍。不過，他開始抨擊皮諾契特的政策之後，即被視為搗蛋份子而遭到解僱。他沒有因此驚惶失措，反而繼續抨擊政府，同時也敦促廣大勞工奮起而行。一九八二年二月一天早晨，希門內茲在前往會見其它勞工領袖的途中離奇失蹤。數小時後，有人在一條空蕩蕩的道路上發現他的屍體躺卧在車上，被人開槍打死，喉嚨也遭割斷。希門內茲曾經說過：「我只有死才會停止捍衛勞工的權利。」政府當真照了他的話做。

另一位工會主義者是時年二十九歲的塞格爾，他是智利最大工會「銅礦礦工聯盟」的成員。他其實不是礦工，而是在田寧提的受雇職員。田寧提是一座龐大的銅礦，位於聖地亞哥東南方五十英里處的安地斯山上，所在高度是海拔兩千一百公尺。在這些北方沙漠的礦坑裡挖掘一塊塊一立方公里見方的礦石，是極度艱苦的工作，但礦工卻不對環境低頭。也因此，他們通常是最早向政府提出不滿的族群。他們表達出來的不滿大多與實際需求有關──工資、住宿、醫藥，或者工時。不過，他們是勞工當中的菁英，而銅礦也畢竟是智利的代表性產物。因此，這些勞工中的武士採取行動之後，政府自然不敢怠慢。塞格爾曾於一九八一年在田寧提帶領一場長達五十九天的罷工運動，他因此舉而獲得的名聲，使他在一九八二年二月的工會主席選舉成為政府與勞方妥協推出的候選人，並且順利當選。他在就任之後隨即加入基督民主黨，而把智利最大的工會與最大的政黨結合起來。一九八三年四月，他在新成立的全國勞工委員會出任主席，並且倡議一項極具挑釁性的構想：發起一場罷工，參與人員不只有礦工，而包括全體人民；此舉形同向政府提出挑戰。

塞格爾後來說道：「我們宣布將要舉行罷工之後，剎時發現我們的礦坑遭到坦克車與士兵團團圍住，上空並有武裝直升機來回盤旋。我們心裡明白，政府即將發動一場血腥屠殺。我不想成為生靈塗炭的罪魁禍首。因此，在預定日期前四天，我們臨時把罷工改成了全國抗議日。我們試圖把抗爭目標擴及全國，不只抗議經濟困境，也抗議人權侵害以及整個國家體系。總得有人敢對獨裁者說出他是獨裁者，說出他的統治是獨裁統治，說出我們需要變革。」

有了工會當前鋒，反對陣營即開始每月固定對政府發動抗議活動。第二次的抗議日舉行於六月十四日星期二，這次所帶來的迴響不僅來自於聖地亞哥市，而且來自智利全國各地。全國人民不分年齡與階層，紛紛加入抗爭，而且刻意保持抗爭的非暴力性質。不過，後來反對陣營還是產生了分裂。其中一派認為抗議活動是革命的前奏，另一派則堅持抗議活動必須恪守非暴力的性質才能成功。曾經負責策畫一次抗議日的阿瑞亞加達說道：「我和一些同志都主張，唯有透過抗議活動才能迫使政府坐上談判桌並同意邁向民主。」

不過，六月的抗議活動造成三人喪生，並有包括塞格爾在內的數百人被捕。塞格爾後來回憶道，政府人員於凌晨一點半左右闖入他家，把他拖下床，然後拉到車上帶走。他記得當時心裡想著自己不是被殺就是會被流放海外。工會為了反對政府逮捕塞格爾而發動一場全面罷工，卻因人民反應不夠熱烈只好放棄。在時機艱苦的時候，失業所帶來的現實問題遠比過去的刑求、監禁，或者放逐等威脅要引人關注。在這種環境因素以及軍方出動部隊的威逼之下，造成銅礦礦工不敢罷工。

阿瑞亞加達說道：「工會首次試圖在抗議活動中爭取領導地位，卻因這場罷工的失敗而成了最後一次。從此雖可看出全國罷工運動實際上並不可行，這樣一種構想卻仍帶有強大的吸引力──以致有些人對全國罷工運動的信念成了情感上的必須，而非理智上的考量。」差不多就在同時間，轉入地下活動的波蘭團結工聯當中的部分人士，也花費了諸多心力在追求這個無法實現的幻夢。

第三次的全國抗議日於七月十二日舉行，目的在於譴責政府逮捕基民黨中的著名人物，其中包括黨主席法爾德斯。這項因銅礦礦工的不滿而起的抗議日活動，至此已頗具政治性，但目的並不明確。許多人天真地認為抗議活動會不斷成長擴張，終至能夠獨力推翻獨裁統治。不過，後來的情勢證明，僅靠著猶如街頭抗議般的運動，其力量並不足以打破皮諾契特的掌控。阿瑞亞加達回憶道：「一個由失業人口所支撐的運動，採取的手段又只是溫和的示威活動，道德正當性固然毋庸置疑，我想卻沒有人會相信這個運動足以推翻軍事政權。」

反對陣營內對於抗爭活動是否應使用武力爭辯良久，婦女團體內爭辯尤其激烈。許多人都知道他們的武裝永遠不可能勝過軍隊。薇爾都格是一名記者，其父在皮諾契特掌權之後不久即遭處決。她回憶道，當時婦女團體要求所有抗議婦女在警察出現之時，應跪在地上並高舉雙拳，如此不但可化解毆打之力，身體姿勢又蘊含了「和平」之意。此舉的目的，是要彰顯這些婦女「和那些在街上焚燒輪胎、堆置路障，或者丟擲石塊的青年毫不相同。」即使如此，政府與左派人士帶來的暴力威脅卻使人不敢投身追求這種理念，以致抗議活動的格局備受限縮。

或立或破

一九八三年八月初，一個成立於聖地亞哥市的團體，聚集了智利國內政治光譜上各個層面的代表：右翼的共和黨人，走中間路線的激進黨人、社會黨人，以及基民黨人，還有左翼的若干社會主義派系人士。共產主義份子因酷好暴力而未獲邀請。所有這些政黨都早已遭到禁止，但在地下依然活躍。他們現在共同組成了一個新團體：民主同盟，領導人為法爾德斯。他們原本各自不同的追求目標則縮減至只有以下這麼一句話：「我們雖各有相異的政治、哲學及宗教立場，卻一致同意尊重並提倡民主制度所維護的若干道德原則與價值。若無這些原則與價值，一個自由、繁榮、公正、友愛的社會就不可能存在。」猶如二十世紀初始的俄國解放人士，民主同盟也將努力跨越階級與意識形態的差異，建立一個基礎廣泛的反對陣營。然而，這個目標並不容易達成。

八月十日，皮諾契特在電視上向全國宣布他已下令撒換部分內閣官員，並已任命了新的內政部長──右翼「國家黨」前主席哈爾帕--以便和反對陣營「展開對話」。,不過，他也派遣了一萬八千人的部隊到街頭上因應預定在第二天舉行的抗議活動。這正是俗話說的「笑裡藏刀」。第二天早上，陸軍部隊沿著流經聖地牙哥市中心的馬波秋河岸邊的水泥堤防展開部署。在接下來的衝突當中，有二十六人喪生（政府記錄為十七人），其中包括三名兒童。

政府展現其戰鬥意志之後，便準備好要展開談判。在聖地亞哥市新任主教弗列斯諾的居中促成之下，哈爾帕與民主同盟之問開始有了接觸。在首次會談上，法爾德斯和幾位同志共同提出一份要求清單，第一項即是要求皮諾契特辭職下台。哈爾帕根本拒絕收受這份文件。根據哈爾帕所述，他們又舉行了第二次會談，但是依然沒有進展，他認為原因是反對陣營一心只想逼政府下台。即使如此，對話仍然持續進行，哈爾帕也同意在三點上讓步：部分流放人士獲准回國，若干公開政治活動准許舉行，出版社也可以出版未經事先核准的書籍。

反對陣營里有許多人士認為，這項進展代表更多的示威活動、更多的鍋碗敲擊行為，終有可能迫使皮諾契特下台。不過，抗議活動真正造成的改變卻較為細膩。會談所促成的開放並未對皮諾契特的地位造成威脅，但是的確讓追求民主的反對陣營擁有較大的運作空間，也因此為未來提供了新的行動機會。反對皮諾契特的民主陣營還不明了，建構一項運動以及與政府抗爭，不只是一連串固定模式、或勝或敗的衝突行為，而是一個彼此互動的過程，反對陣營必須隨著互動的變化而變更策略。

民主同盟是反對陣營的非暴力面，反映出來的是大多數智利人民的看法：內戰是最為糟糕的事情。不過，正如二十世紀較早之前的非暴力衝突事件，智利的非暴力運動雖然獲得廣大支持，左右兩派的極端份子卻拒絕放棄他們的信念，堅決認為要獲得權力就必須除掉對自己造成妨礙的人。一九○五年十二月，布爾什維克黨人引發一場功敗垂成的叛亂活動；一九二三年間，德國法西斯份子對法國侵略軍採取暴力破壞行動，，循此前例，智利的左派激進份子也全力想要證明槍杆子出政權。

皮諾契特於一九八○年強力通過新憲法之後，共產人士也隨之組成了「羅德里格斯愛國陣線」（簡稱愛國陣線），名字取自十九世紀追求智利獨立的一位游擊戰英雄。另一個名為「革命左派運動組織」（簡稱革左組織）的流亡成員──其中部分人員分別在尼加拉瓜、古巴、阿爾及利亞，以及東歐等地接受過游擊戰訓練──也在一九八○年代初期紛紛返國。這些左派的強硬份子未能獲邀與哈爾帕進行對話，於是另行成立了一個同盟組織：全民民主陣線，其中結合了革左組織中的社會黨成員。民主同盟與民主陣線雙方的策略代表了反對陣營的基本分歧。阿瑞亞加達寫道：民主同盟「把抗議活動視為迫使政府進行協商的社會壓力」。民主陣線卻視之為全面暴動的跳板。對於內政部長的退讓，民主陣線不屑一顧；而革左組織則發動了戰爭。

八月的一天上午，聖地亞哥市的駐軍統領遭到一輛駛經他身邊的卡車上的槍手開槍射擊，造成他和兩名助理死亡。指使這起暗殺事件的革左組織雖曾採取過同樣的行動──一名看守一九七三年政變紀念碑的守衛於一九八○年遭到射殺--暗殺對象卻不曾是如此接近權力核心的人物。政府竭力自製而沒有發布戒嚴令。不過，一個星期之後，中央情資局人員以機關槍掃射革左組織的兩處據點，造成五人死亡。

暴力循環展開之後，左派游擊戰人士與政府部隊均樂於以武力對抗取代協商，作為預示智利國內情勢變化的方式。許多年紀較輕的異議人士都逐漸傾向於愛國陣線和革左組織，而與他們眼中民主同盟的溫和成熟路線漸行漸遠。阿瑞亞加達回憶道：「在共產黨人眼中，沒有不可接受的行為，不論是破壞劫掠還是手無寸鐵之人對保安部隊丟擲石塊......共產黨和左派極端份子不願意明了的，就是暴力行為不但在對抗政府上毫無作用，更是拖垮抗議運動最有效的方式。」眼見暴力行徑逐漸成為每月抗議活動中的新特色，中產階級及上層社會人士對抗議活動的支持度也就隨之衰減。一度能夠吸引智利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抗議活動，現在卻僅僅成為窮人發泄不滿的管道。

第五次的抗議日訂於九月八日星期四舉行，只比政變十周年紀念日早了三天。朝野雙方都同意這場示威活動應和平進行；畢竟，民主同盟與哈爾帕之間的對話仍在進展中。政府不會在街上派駐軍隊，只會有國家警察維持秩序。不過，抗議活動展開之後，警方隨即以水柱及催淚彈攻擊群眾。阿瑞亞加達也在人群之中遭警方以棍棒毆打。十月十一日舉行的第六次抗議日不再由民主同盟所策畫，而由全民民主陣線接手。中產階級沒有參與這次活動。活動結果有六人喪生，全都來自於貧民區。

等到民主同盟於十一月再次策畫抗議日活動之時，智利人民必定覺得五月十一日的首次抗議日已然極為久遠，漸進改革的代價極度高昂，而實現民主的機會也渺茫已極。法爾德斯「深深懼怕我們原本意圖帶動政治人物、專業人士、教師、社會領袖、工會領袖、知識分子，以及藝術家等各方人士而達成社會動員目的的策略，會遭到共產黨內極端份子的把持」。他不惜代價避免發動游擊戰。「我深知我們不能走上這條路，因為其中的暴力程度太高了。」不過，民主同盟刻意降低公開抗議之重要性的作法，卻等於把掌控權拱手讓給了一心遂行流血叛亂的人士。

一九八四年三月重新展開的抗議活動都伴隨著各種相應的暴力行為，包括謀炸地鐵、攻擊國家警察、炸毀電纜塔。愛國陣線的一份聲明宣稱必須成立人民的武裝部隊「以備發動攻擊，俾能摧毀獨裁政權的軍隊」。共黨人士打算髮動一場癱瘓智利的全國罷工，接著掀起全民叛亂行動，其中包括軍隊的參與（由此再度可見左派革命人士緊抱不放的妄想，總是認為士兵會在遭到人民開槍攻擊時倒戈相助）。革左組織的好戰份子連同其它民兵團體展開恐怖運動，於一九八四年間在全國各地造成七百多起的爆炸案件。皮諾契特於十一月發布戒嚴令以為因應，並且逮捕了數以千計的貧民，一如政變初期的情景。數百人被放逐內地，另有八千多人遭到拘禁。

左派暴力人士與冷酷無情的政府如此相互交鋒，卻也達成了一種平衡對稱：一方的行動總是反映在另一方的響應之中。猶如據傳一名外交官曾經說過的：「這個政府與游擊份子之間有種良好的共生關係。」皮諾契特無限期的總統任期確保了左派極端份子的恐怖活動，而這些暴力行為又給了他鞏固權位的借口。

新的驅動力與新的暴力

一九八五年八月，在反對陣營首次高峰會之後兩年，關鍵領導人物又再次舉行聚會，地點在聖地亞哥市豪華的西班牙社群俱樂部。弗列斯諾主教與曾在皮諾契特掌權前擔任政府官員的莫里納花了數個月的時間，才小心翼翼地召集了各個理念相異的反對人士。出席這場聚會的有十一個政黨的代表，從死硬派的阿葉德時代社會黨人到右翼的新興政黨──諸如由一群年輕資本家組成的民主獨立聯盟，以及辭去內政部長職位的哈爾帕所新近成立的溫和派政黨「國家聯盟」。除了共產黨以及政府之外，各方團體的代表都到齊了。與會成員雖然紛雜，卻在一項策略上獲致共識，並具體呈現在他們所謂的「全面民主轉型全國同意書」里。

對於據傳皮諾契特正在推動的逐步──或可說遲緩──回歸民主政策，全國同意書提出了一項大膽卻又合理的挑戰。同意書並未要求皮諾契特下台，而採取了一記精心設計的險著，亦即同意接受一九八○年的憲法──也就是保障皮諾契特終身在位的法律機制。全國同意書要求的回報，則是把預定於一九八八年舉行的公民投票改為自由競選的選舉，加上取消戒嚴、改革選舉制度、恢復公民自由，以及不得再流放人民。

全國同意書提出之時，改革運動的前景已然改善，主要原因是公開示威活動的復興；抗議經驗豐富的智利人民為了上街頭表達不滿，似乎不惜再度面對國家警察與軍隊的攻擊。就連美國華府的態度也有所改變。阿瑞亞加達說道：「里根政府就任初期對智利展現的同情逐漸轉為不滿。」這些內部與外部的不滿情緒，多為智利政府本身所引起，其中也有幾起受到詳盡報導的暴行。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政府安全人員在聖地亞哥市的天主教人權辦事處裡帶走了兩個人：教師工會領袖以及一名與教會團體合作的社會學家。另一名教師因試圖干預而腹部挨了兩槍。第二天，便衣幹員又帶走了一人；被抓的三人全是共黨活動人士。當周周末，他們幾乎被砍斷頸項的屍體被人發現倒卧在水溝里，地點正在希門內茲三年前遭棄屍的同一條路上。

當年希門內茲被殺事件所帶來的主要是絕望之情，但現在人民既已逐漸擺脫恐懼，這三名「遭割喉之人」的命運便造成了立即反應。一萬五千名哀悼人士不顧已經發布了五個月的戒嚴令，隨著送葬隊伍從教堂走到墓園。司法系統也不懼淫威，在經過四個月的調查之後，起訴十四名國家警察官員，造成國家警察首長因此辭職。繼任的史坦哲將軍不再完全受皮諾契特擺布，減弱了他對執政團的掌控。

華府對拉丁美洲各國獨裁者顯已漸失耐性。五月間，對皮諾契特政權經常出言支持的美洲事務助理國務卿麻特利（LanghorneMotley）遭到撒換，由前人權暨人道事務國務卿亞柏朗斯（ElliottAbrams）接任。隨後，另一名為皮諾契特辯護的官員，自一九八二年起即駐任聖地亞哥的美國大使，也由專業外交官小柏恩斯（HarryG。Barnes,Jr。）取而代之。據傳小柏恩斯向皮諾契特遞交國書之時曾告訴他說：「要矯正民主的流弊，最好的方式就是實施更多民主。」

溫暖的春天看似即將到來。戒嚴令已於六月取消，而九月四日的一場抗議活動，範圍雖北及亞力加，南及阿雷納斯，卻未如先前那般引來大批軍警。有些人認為政府如此自製，可能代表皮諾契特的執政團黨羽已感不耐，即將撒換他，或者也可能是他對未來發展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之後，即將揚棄公投之念而改為實施全面自由選舉。不過，對皮諾契特而言，這類想法只是政客一廂情願的妄想罷了。他宣稱道。。[有些政客熱切追求空洞的實質民主，我們若對其有所退讓，就是背叛了智利人民。」

智利人民並不同意他的看法。在團結教區牧師會的活動以及弗列斯諾主教的持續協助下，天主教會原本就極為活躍，現在又為反對陣營展開了另一次攻擊──一群牧師與修女在已知的官方刑求場所發起靜坐運動。在此同時，塞格爾及其同志卻從通俗文化中獲得了啟發。他回憶道：「我想是由於『甘地』這部片子。一九八三年，我們剛開始進行反對運動之時，這部片子也正好在戲院上映。我們大家都看了至少兩次。為了能夠真正心領神會，我們不能不看。」塞格爾在甘地與波蘭的瓦文薩兩人身上看出了雷同之處。「兩個人都採取非暴力的抗爭方式，達成的結果卻遠比武裝衝突的結果要好。」

抗議人士也想出了一句新口號：「我們雙手清白!」在智利各個城市的街頭上，都有學生高舉雙手，手掌外張。演員謝幕時均對觀眾張開手掌，觀眾也默契十足地張手響應。這項舉動不只代表反對陣營未曾訴諸暴力，也代表援用政府的策略並不能夠恢復民主：人民的抵制行動必須與他們的目標保持一致。如此一來，反對陣營不但得與政府保持距離，也和左派的暴力叛亂份子有所區隔。

不過，鄉間的游擊份子對這類細微思辨卻置若罔聞，而持續仿照政府的凶殘手段而行，也因此使政府得以替自己的行為辯解。三名遭割喉人士的喪禮結束之後，智利主要的發電廠隨即發生爆炸，造成全國四分之三以上地區無電可用。每當有跡象顯示變革即將到來，同時也會有證據顯示敵對雙方仍未退出場外。這敵對雙方一旦展開衝突，智利必然會陷入大規模的內戰當中。追求民主的反對陣營於是再度發現自己夾在兩股殘暴嗜血的勢力之間。到了年底，弗列斯諾主教心中盼望聖誕節氣氛也許會軟化皮諾契特的態度，因而親自請求皮諾契特與全國同意書籤署人士進行協商。皮諾契特回答道：「我們若直接拋棄前嫌，開創新頁，想必會更好。」不過，這新的一頁卻充滿了烈火、鮮血，以及政治上的絕望。

美國參議員愛德華□甘乃迪於一九八六年一月訪問智利。雖有官方贊助的雞蛋丟擲行為以及人身誹謗，他依然及時提振了反對陣營的士氣。二月出現了許多不祥的徵兆（對皮諾契特這種極端迷信之人而言）：海地的杜瓦利埃（JeanClaudeduvalier)與菲律賓的馬可仕這兩位暴君相繼被迫流亡海外。馬可仕被驅逐下台的事件甚至還產生了一個新名詞：人民力量。這個名詞顯然也適於描述智利的景況。不久之後，美國總統的參謀長唐諾□里根被問到美國是否正在掏空皮氏政權的根基之時，他正色答道：「沒有，目前沒有。」他的答話無意間讓人覺得美國以後可能會這麼做。聯合國在美國的支持下，又再度譴責智利侵害人權的行為。

不過，反對陣營雖有世界輿論支持，行動卻沒有太多進展。在皮諾契特拒絕協商，而左派極端份子的恐怖行動又逐漸加溫之下，全國同意書運動人士感覺自己已不再受到重視。接著，他們對往後示威策略的意見又出現分歧：社會黨人與部分基民黨人鼓吹長期抗爭，保守人士則因擔心失去中產階級的支持而倡議走溫和路線。後來又出現了一個新組織，名為公民議會，由卡車司機、零售商、專業人士，以及其它各方人士所組成。在阿葉德時期，同樣性質的聯合組織曾經造成嚴重後果；智利人民知道卡車司機罷工會造成商業停滯，零售商能夠凍結經濟活動，專業人士則可造成醫院、大學、法庭等機構停止運作。公民議會策畫了一系列的全國抗議日，始於七月二日。反對陣營里的部分人士畏縮不前，因為他們知道中產階級必定會留在家裡，而左派激進份子必然會出來作亂。結果，小有成果的罷工活動便在新出現的可怕暴行之下黯然失色。

七月二日，十九歲的羅哈斯在諾加里斯貧民區為一份雜誌從事攝影工作，但他並沒有記者身分。羅哈斯出生於美國，他的智利母親在政變之後先後遭到刑求與流放。他在前往一處路障預定設置地點的途中遇到兩名年輕人，兩人身上攜帶了廢棄輪胎、一罐汽油（也可能是煤油），以及一些準備用於製造汽油彈的瓶子。羅哈斯向他們拿了幾個瓶子。不久之後，四名準備參加抗議行動的智利青年以及琴塔娜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琴塔娜是位十八歲的女學生，因冀盼擺脫貧窮而一心上進。她幾天前在她擔任義工的施粥處曾與羅哈斯有過一面之緣。

突然間，一輛軍車開進街道，車上滿載著全副武裝、臉塗夜間迷彩的士兵。這群士兵涌下車來，羅哈斯一伙人隨即四散奔逃，結果兩人被抓。巡邏部隊把所擒二人──就是羅哈斯與琴塔娜──帶到一條老舊的小巷裡展開訊問，間以槍托毆打他們。問完之後，士兵在兩人身上澆灑汽油然後放火點燃。桑胡札當時躲在電線杆後，目睹事件整個經過，心中驚怖萬分，卻也無能為力。他說道：「那兩名青年想撲滅身上的火，但那名女孩嘴上遭到一名士兵用槍枝擊打，男孩也被士兵用槍打得不省人事。過了一會兒，那些士兵用棉被裹住兩名青年，把他們像包裹一樣丟在卡車後面。」

這輛軍車轉往機場的方向開去，最後在那條見證多起血案的靜僻道路上停了下來──就是希門內茲以及三名割喉死者遭棄屍之地──而把車上那兩個駭人的包裹丟在路旁。琴塔娜與羅哈斯都還沒死，但頭臉及全身都受到三級燒傷。他們爬出路邊的水溝，沿著道路蹣跚而行，直到有一個人停車下來搭救他們。四天後，羅哈斯在一個缺乏燒傷治療設備的醫院裡傷重而死。五千名哀悼群眾跟著他的靈柩前往墓園，其中包括美國大使伯恩斯。戒備森嚴的警方雖然偶爾發射催淚彈，送葬群眾卻毫不理睬。琴塔娜被轉送到設備較完善的勞工醫院，幾個月後又轉到蒙特利的「上帝醫院」。

就在琴塔娜奮力求生之際，智利政府卻開始著手扭曲事實經過。當局聲稱羅哈斯與琴塔娜是在調製硫酸汽油彈時意外燒傷自己的。美國參議員赫姆斯在一次非正式過境智利之時，指稱羅、琴兩人為「共產主義恐怖份子」，並且批評美國媒體對皮諾契特的政權懷有偏見。唯一的目擊者桑胡札則遭到綁架，對方以死要脅他更改證言內容；他和家人先到教堂避難，後來在澳洲取得政治庇護。雖然如此，政府仍然無法抹除該起暴行的事實，一如當時那兩名青年男女無法撥熄身上的火焰；調查過程中有三名軍官、五名士官，以及十七名徵召士兵遭到拘留。政府呈現出來的面貌也再次改變了--但這次不是皮諾契特的臉，而是琴塔娜傷痕纍纍的面容。

這起事件原本應足以激怒全國人民。但人民若是各自為政，或者心中另有所系，憤怒之情就不會自然產生。就在政府仁慈的假面具相繼破裂之際，智利的經濟情勢也正在好轉。其國內生產毛額已大致恢復水準，失業及通貨膨脹率也獲得控制。此外，智利不但全年貿易出超逼近十億美元大關，而且儘管拉丁美洲其它國家都打算拖欠債務以減輕財政壓力，智利的財政狀況卻頗為穩健。政府當局雖然犯了一記失誤，大多數智利人民以及大多數國外貿易夥伴卻都不希望經濟泡沫因此破滅；畢竟，該起虐殺事件雖然悲慘，到底不是世界末日。

燒殺事件之後不到半年，在那個時代里陰魂不散的冷戰便又再次插手干預。美國中情局從間謀衛星對智利拍攝的照片上辨識出疑似一批批隱匿的武器，而把這項情報傳遞給智利的情報單位。搜查結果對反共人士猶如美夢成真。智利政府在十個藏匿地點──三處在聖地亞哥市附近，七處在北方沙漠里──起出三千多把M──十六步槍、數百支火箭筒、上千公斤的炸藥、手榴彈及彈藥。政府訴諸智利人民對共黨暴亂的潛在恐懼，反對陣營也為此戰慄不已；左派激進份子再度延長了皮諾契特的政治生命。

九月四日星期四，全民民主陣線發起了另一次全國罷工運動。然而，除了常見的水柱和催淚彈、幾起縱火事件、搶劫事件，還有兩人喪生之外，卻幾乎完全沒有其它成果。民主陣線領導人坦承道：「皮諾契特能夠穩坐其位，與其說是因為他勢力龐大，不如說是因為反對陣營軟弱無力。」再過不久，皮諾契特的歷久不衰更如有神助。一個星期日傍晚，智利總統的車隊在安地斯山的夕照下蜿蜓行進于山道之上，兩部警用機車在前開道，後方跟著五部轎車。這列車隊剛離開桃樹莊園，正在開往聖地亞哥市的途中。車隊行至科羅拉多河上的一座橋樑附近，兩面均是高聳的懸崖峭壁，卻見一輛拉著拖車的旅行車打橫停在路上，猶如在迴轉中途暫時停歇下來，車隊於是不得不減緩速度。突然間，道路兩旁槍聲大作，車隊最前方的歐寶轎車遭到火箭彈擊中而化成一團火球，接著第二部淡棕色福特轎車也被火箭彈擊毀。第三部防彈賓士轎車在槍彈與火箭彈的掃射之下終告不保；炮火隨後又轉而攻擊第四與第五部車，這時車隊後方早已有另一輛旅行車擋住退路。

就在路旁槍炮不斷掃射這列被困的車隊之際，第五部車的司機突然把他的防彈轎車倒退衝出，然後掉頭開往十英里外的桃樹莊園避難。這輛車的車身彈痕累累，車窗碎裂，防漏氣的米其林輪胎也被打得幾乎脫落了下來。攻擊者四散進入鄉間；有些報導指稱他們喬裝為中央情資局幹員，才能夠通過實時設立的路障。至於那部逃脫車輛上的乘客命運如何，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里完全沒有人知道。除了司機以外，那部車上還有一名助理、一位名叫羅德里哥的十歲男孩，以及這名男孩的祖父皮諾契特。

那天晚上，皮諾契特現身於電視上，向人民出示他經過包紮的左臂，以及他滿布彈痕的賓士轎車。這位獨裁者說道，他第一個反應是跳車，但想到他的孫兒稚弱無助，當即在車內金屬碎片與玻璃碎片齊飛之時以自己的身體護住孫兒。不論別人對這位七十歲的祖父有何看法，至少沒有人可以說他膽小懦弱。

智利於是再度實施了戒嚴與宵禁，而政府的爪牙也在夜裡進入了聖地亞哥市。九月八日清晨，一群身穿便服的幹員闖入民宅，抓走了一名共產黨員以及兩名與革左組織有所聯繫的人士。第二天晚上又有另外一人被抓。不久之後，他們彈痕累累的屍體分別在市內不同地區被人發現。包括拉格斯在內的八名反對領袖遭到拘留，數名外國牧師被驅逐出境，異議報刊也遭到關閉。在皮諾契特令人匪夷所思的死裡逃生事件之後，一場原本訂於九月九日舉行的校閱活動更是喜氣洋洋，皮諾契特對著踢正步行進的受閱部隊欣然揮手。

伏擊事件既是共黨游擊份子所為──愛國陣線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場記者會中講述這起二十五人的伏擊事件，並誓言往後仍將策畫這類行動──便等於是證實了皮諾契特的冷戰論調。更糟的是，這起事件給了他一種打不倒的形象，而且反對陣營俱可看到透過協商重返民主的機會在炮火聲中灰飛煙滅。突然之間，他們似乎面臨了兩難的局面：他們的民主之夢要不就粉碎在旺盛的軍事統治下，要不就在重現阿葉德時代的動亂當中付之一炬。

不過，伏擊事件對各方都造成了幻覺。皮諾契特死裡逃生之後，對命運之說更加深信不疑，並且因此確信自己在憲法授權的一九八九年公投中必然穩贏不輸。非暴力反對人士對這場公投雖然深覺反感，並且認為己方必將落敗，但伏擊事件卻迫使他們除了參與公投之外別無選擇。而左派游擊份子既然只差一點就暗殺得手，自然認為肅清叛黨的內戰即將展開。這些都只是幻象。所有人都料錯了。

遵照遊戲規則

從功敗垂成的暗殺事件之後，以致預定於一九八九年舉行的公投（後來改在一九八八年十月舉行）之前，智利政府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這場即將來臨的公投，同時對於投票結果也志在必得。由於人民只能對執政團推出的執政人選表達支持與否，皮諾契特因而勝算極大。而即使他出乎意外地輸去這場公投，仍可繼續在位十七個月，直到舉行全面改選為止。如果他又落選，他在接下來的八年之內仍可擔任陸軍總司令，任滿之後又可轉任終身參議員。

皮諾契特新生的自信以令人驚異的形式展現了出來。八月發布的戒嚴令與宵禁在元旦結束，遭流放的政治犯也獲准返國。保守黨人在造幣所接受宴請而與政府把酒釋嫌，教皇若望保祿二世的四月來訪更是大好的宣傳機會，儘管他對當時已返回智利的琴塔娜深表關懷也無妨。政府不但以大筆經費捐注貧民窟──南非政府也約莫於同時間採用這項政策削弱反對陣營的聲勢──而且上自最高層，下至鄉鎮地區首長及駐軍指揮官的全體政府官員，無不全力鼓吹人民在公投中投下贊成票。

向來以嚴厲著稱的皮諾契特似乎也變得較為和藹；那個容貌嚴肅、身著全套軍裝的熟悉身影，已轉為一個身穿套裝的和善老者。選民看到他頭戴礦工的安全帽、懷抱嬰孩，甚至面露微笑。主要仍為政府掌控的電視台則向觀眾大力播送繁榮穩定的影像。在皮諾契特以自己可能成為執政團推舉的人選試探政治人物意向的同時，投贊成票的宣傳活動也就毫不間斷地展開了。

面對政府的龐大勢力，反對陣營簡直手忙腳亂。隨著保守派人士改變立場，而反對黨人又被迫承認抗議活動永遠不可能打倒政府，由全國同意書所形成的陣線也就產生了裂痕。除此之外，左派激進份子又一再斷斷續續地在聖地亞哥市以及鄉間從事恐怖活動，以致強化了一般人認為除了接受軍事統治之外，就必須面對殺戮與共產統治的印象。反對領袖雖然深深覺得一九八九年的公投應該改為選舉，卻對透過協商所能獲致的成果大表質疑。

雖然舉行全面選舉之前必須先修改一九八○年的憲法，但把公投改為選舉之議原本看起來也不是不可行。甚至執政團里的空軍與海軍代表也表示願意接受這項改變。為了達成目的，莫里納於一九八六年底發起「自由公平選舉催生活動」，並敦請參與「天主教和平委員會」長達十年之久的希門內茲擔任領導人。不久之後，希門內茲即在美國國務院贊助下獲邀訪問美國。美國人不但建議他們策畫運動，同時也讓她觀摩依賴民眾參與的運動範例，諸如女性選民聯盟以及勞工工會。

由此應運而起的運動稱為「公民參與運動」──後來簡稱為「參運」──並且立即吸引了七千名志工到處去登記選民。智利有一千兩百萬人口，其中四分之三強居住於都市裡。八百萬人符合投票資格，但辦理登記的選民只有三百萬人。希門內茲說明道：「我們以一場完全公開的活動作為開端，所有人都是我們的目標。然後............再把心力集中在最棘手的族群身上。我們贊助搖滾音樂會，讓樂團在其中演出被禁的音樂。入場不需要門票，但必須出示選民登記證。這個方法讓年輕人紛紛辦理了選民登記。」

結果，貧民窟的民眾最難動員。希門內茲回憶道：「原因是這些地區的居民對共產黨與社會黨的認同特彆強烈，而且所受到的壓迫也嚴重得多......當時謠言紛飛，說每個人投的票都會被隱藏的機器記錄下來，所以叫人別去投票。」貧民之所以不熱中登記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登記為選民必須先取得身分證，而貧民大都沒有多餘的時間和金錢去辦理身分證。「因此我們便協助他們克服這些困難。」在期限到達之前──選民登記作業在公投兩個月前截止──參運人士的努力使得選民人數增加了四百萬人。

不過，登記選民數雖然大增，舉行公開投票的機會卻漸趨渺茫，到了年中更是徹底消失。修改一九八○年憲法的目的畢竟無法達成，因此公投也就無可避免。精心策畫的參運耗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現在要贏得公投卻面臨了極大的阻礙。反對陣營必須讓人民相信他們能夠循著皮諾契特的遊戲規則而獲勝，也必須讓人民相信選舉能夠公正公平地進行。此外，他們也必須獲得上電視宣傳的機會。

反對陣營私底下探知了人民對政府的真正感受，這是他們先前未能達到的成果。反對領袖之一的阿瑞亞加達說道：「我們舉行了許多次民意調查。認為皮諾契特政權表現很好的人......只佔了總人口的二到三成。認為皮氏政權表現不佳的則有七到八成。不過......民調結果也顯示有八成的人民認為皮諾契特是無法打倒的。]反對陣營已經取得民心，但還必須證明自己有能力打敗政府。

為了集中目標，反對陣營於是成立了「否決委員會」，成員涵蓋十六個政黨，由阿瑞亞加達擔任領導人。否決委員會雖然經費來源有限，卻有一群經驗老到的政治活動份子。他們螫伏了十五年，現在又重新讓荒廢多年的聯繫網路恢復運作──這套網路等於是智利人民力量的循環系統。不久之後，他們的會歌──「智利，幸福即將來臨」──即四處可聞，而他們的標誌正是一道彩虹上面寫著一個「No」字，也逐漸深入民眾心中。同時間，如社會黨領袖拉格斯這般的顯赫人物也開始走入選民之中。他們所傳達的訊息是：只要人民願意投下手中的一票，否決派就能夠獲勝；把智利導回民主之路的力量，就握在人民手中。接替法爾德斯出任基民黨主席的艾爾雯則成為代表選票上「反對」一欄的虛擬候選人。由於各反對黨都明白一旦贊成票數過半便是全盤皆輸，因此終於止息了相互之間的爭執。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成果。即使是激進的社會黨人也捨棄暴力，全心支持否決運動。最後甚至連共產黨人也加入了否決派的行列。

電視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六月的一場談話節目里，拉格斯兩眼直視攝影機，手指指著前方，以直接對皮諾契特說話的語氣說道：「你將為國家再帶來八年的刑求、暗殺，以及人權侵害行為。一個智利人竟敢在野心驅使之下肆無忌憚地抓權長達二十五年，在我看來是不可接受的。」而在其它來賓試圖阻止他說話之後，拉格斯又說道：「你可要原諒我。我這番話已經隱忍了十五年。」這場節目使他成了全國知名人物。後來他說他不知道電視有這麼大的能耐。透過電視號召民眾支持的效果，是甘地作夢也想不到的。

執政團於八月間訂定公投日期──一九八八年十月五日──有些人也勉強相信執政團認同由皮諾契特出任公投贊成票代表的執政人選。在智利人民的記憶當中，這是第一場正反分明的選舉：一方是皮諾契特，另一方則是團結一致的反對勢力。截至此時，政府媒體言論的語氣已和皮諾契特如出一轍，嚴厲而恐慌，一再以聳動言詞警告說若不支持政府就會帶來動亂。這種聲色俱厲的宣傳言詞與反對陣營簡潔而人性化的訊息恰成強烈對比──反對陣營只是單純地彰顯出不分工商、不論老少皆團結一致的形象。

計票公正性的確保對否決派也是一大助力。一九八八年的公投比諸一九八○年的選舉，本質上就較為透明化，因此也較不可能在其中動手腳。此外，監督公投的憲法委員會又出人意料地忠於職守，而在每個投票所都派駐有監察員--投票程序也因此取得公信力。反對陣營並且另設同步計票處，使得防弊措施更加穩當。由於智利的投票所皆設於露天場地，因此反對陣營便能夠在總數兩萬多個投票所當中挑選百分之十派駐監督人員，負責向設置於聖地亞哥市的計算機中心回報消息。然後再以模型推算出與實際結果近似的票數。

皮諾契特仍然自信能夠獲勝，因此也希望投票結果能夠不受質疑。雖然他的手下大可騷擾反對陣營，並在各處設立路障，但他顯然無意重蹈馬可仕的覆轍。馬可仕就是因為選舉舞弊而導致被流放海外的命運。不過，即使如此，仍有人認為皮諾契特會操縱選舉以確保自己獲勝。

為了預防這一著，反對陣營於是向外國勢力尋求協助。在公投前一個月，希門內茲夥同一名同志拜會聖地牙哥市的警察首長，以求政府批准一支國際團前來選舉過程。這位警官說，警方已聽到謠言指稱屆時可能發生動亂，因此也準備面對最糟的狀況。希門內茲回憶道：「他的意思就是說他們打算在街頭上部署大批人馬，隨時準備找個借口祭出武力，用作弊的手段贏得選舉。」一名政治領袖建議她直接去見美國大使。當時雖已凌晨兩點，她卻還是照去不誤。柏恩斯起床聽完希門內茲述說事件經過之後，隨即拍發電報給美國國務院--國務院則在第二天早上向智利外交部發送一道訊息。希門內茲轉述訊息內容道：如果前述猜測成真，美國將不承認公投結果。

否決過去

星期三早晨，清風吹走了經常籠罩在智利首都上空的淡紫色煙塵，於是南半球春天的曙光如閃電一般乍現於山脈東方，然後穿過溫暖清朗的空氣，照亮了聖地亞哥市。這天是一九八八年十月五日，智利的清算日。

瑟加利斯回憶道：「我出外巡視了－番，發現所有人都排著隊，身上穿戴整齊......安靜而秩序井然地等待投票。早上大排長龍，到下午就幾乎不見人蹤了，因為大家都很擔心公投會突然間被取消或者遭到搗亂破壞。」軍車及國家警察的黑色巡邏車遍布市內各地，旁邊還跟著身著戰鬥服的精銳部隊。皮諾契特自己讓記者知道他手下已有兩萬五千人部署妥當。傳聞說聖地亞哥市內潛伏有頭戴滑雪面罩的可疑人員。

隨著時問慢慢過去，莫里納不斷把負責傳遞訊息的學生回報的數據輸入計算機。到了當晚九點，計算機推算結果顯示，否決票數遙遙領先，但政府卻一直聲稱讚成派可望獲勝。馬泰將軍與海軍上將梅里諾這兩位執政團成員不斷看著計票過程，不久之後便看出否決派幾已穩勝無疑。總統府要求國家警察放鬆管制市中心的集會活動，並伺機製造動亂以便中止公投──國家警察卻拒絕從命。阿瑞亞加達不斷公布同步計票結果，但效果不大。電視台仍然指稱讚成票數高於否決票，然後便轉而播放卡通及美國喜劇節目，不再播報公投結果。到了半夜，眼看不再有新的計票結果公布，哈爾帕與艾爾雯這兩個死對頭即共同現身於天主教大學頻道上，宣稱否決票數似已取得領先。

不久之後，皮諾契特召集內閣閣員，告知他們說自己已在公投中落敗，並要求他們立即提出總辭。驚愕不已的閣員離開之後，皮諾契特又下令召見三名執政團軍官，他們於是隨即從國防部穿越廣場前來總統府。他們走進總統府時，馬泰將軍特別停步向記者坦承否決派已經獲勝。他的談話傳開之後，反對陣營隨即明了他們終於克服萬難獲得了勝利。等著三名軍官前來會見的皮諾契特為此盛怒不已，拍桌大罵他們叛徒。

他們開始討論正事之後，皮諾契特說，他指望自己的同志能夠支持他，言下之意就是要他們派出軍隊實施戒嚴。不過，這三名身懷傲骨的資深職業軍官卻都婉拒從命。忿恨之餘，皮諾契特說道：「好吧，陸軍會獨力執行這項任務。我們不需要你們幫忙。」隨後要求他們簽署一份協議。他們齊聲問道：「什麼協議？」皮諾契特的助理於是拿來幾份文件供三名軍官參閱。協議內容指稱執政團成員同意把權力轉移給皮諾契特。一名將軍當場把協議書撕碎丟在地上。現在，連皮諾契特的同志也成了他的敵人，情勢自是無可挽回。

「否決委員會」的勝利代表了智利史上最艱苦時期的結束，但不表示全面民主就此展開，而智利與皮諾契特之間糾結痛苦的關係也未就此告終。一年多以後，艾爾雯在近六百萬票的總投票數當中獲得超過五成五的選票，以幾近一倍的票數之差勝過政府推出的候選人而當選總統。但他雖然執掌國家大權，卻無法掌控軍隊。皮諾契特仍然像兀鷹一樣盤旋在新政府上空。執政團里其它領袖只要願意，也可以留任原職到一九九七年為止。

不過，在甫獲勝利之餘，智利人民對於總算得以告別政治壓迫而大肆慶祝，自然是可以理解的。投票日當晚，聖地亞哥市內的街道上擠滿了揮舞著國旗與寫有「NO」字布條的民眾。國家警察謹守職責地站在一旁，示威民眾則大按喇叭，一如五年前五月間的那天夜晚。但他們這次已能夠大喊「皮諾契特再見」而毋須擔心被捕，因為他們心中明白自己已然獲勝。

在公投之後的幾年內，以及後續舉行的選舉活動之中，左右兩派都不時發動恐怖行動；而智利在逐漸走出皮諾契特時代累積的怨恨之時，重返民主的路途也並不順遂。至於皮諾契特本身，他在一九九○年代自軍中退役轉任參議員。到了二十世紀末，他又再次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不過卻不是他希望的方式。西班牙一名法官以酷刑迫害及種族屠殺的罪名，試圖向英國引渡皮諾契特（他因病到英國接受治療）。此時皮氏在大多數人眼中已不是穩定智利局勢的舵手，而是一名年老的逃犯，在執意懲戒人權侵害行為的新興世界秩序之下苟延殘喘。他晚年在法律與惡名交迫之下的命運，雖不像智利人民回歸政治自由的路途那般崎嶇難行，但他在歷史上得不到好評，卻早在他未能保有人民認同之時就已種下了遠因。

智利人民於一九八三年打破十年來的沉默，同時證明他們能夠表達反對意見並且堅持立場之後，人民對皮諾契特的認同便已不再穩固。不過，從抗議行動展開到獨裁者下台，多半是段緩慢多艱的過程。此外，智利的反對陣營也未能像薩爾瓦多一九四四年的市民罷工那樣發展出一套對抗統治者的統一策略。激進左派在整個一九八0年代中期不曾放棄過武裝暴動手段，而這種手段不但毫無成功機會，而且還讓皮諾契特善於運用的暴力行為得以加強。

決心恢復舊有力量的勞工、親友曾遭政府刑求殺害的人士，以及智利政治圈中為數眾多的中間派──這三股勢力一同拋棄了恐懼，為恢復民主而不遺餘力地奮鬥。這個發展不足但堅韌有餘的反對陣營，一面持續在一定限度之下推動群眾抗議活動，一面避免採用足以激化政府壓迫的暴力行為，同時又援引外國團體及政府的協助，終於成為推翻獨裁者的關鍵力量。皮諾契特雖然消滅了他崇尚暴力的對手，但對他帶頭行使的暴力加以拒絕的反對陣營，卻導致了他的垮台。

要打倒暴君，有一個非常簡單卻又不可或缺的條件，而反對皮諾契特的智利人民和阿根廷五月廣場上的母親都做到了這一點：他們拒絕讓政府假裝自己擁有人民的支持。他們藉由一次又一次的抵制活動，讓國內外人士對政府的掌控能力產生懷疑。而政府的自大一旦讓反對陣營抓到足以透過選舉獲勝的機會，他們便利用獨裁者自己訂下的遊戲規則剝奪他所掌握的權力。如此一來，皮諾契特的政權也隨之崩解，致使他和馬丁尼茲及馬可仕一樣陷入遭人唾棄的歷史評價。槍炮只給了他點皮肉傷痕，選票卻把他給掃地出門。

★3－8、美國南方--民權運動★
我們在實力落差如此之大的情況下依然矢志抗爭,必然狀似喪失理智。但若檢視敵我雙方各自擁有的資源,則可知荒謬的不是我們抗爭的意願,而是我們所欲抗爭的對象會繼續存在。他們擁有無數的金錢以及無數的部眾。,我們只有一樣東西,但卻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東西──真理。－－托爾斯泰

「無形力量」

一九三六年三月，非裔美籍牧師索曼博士（HowardThurman）前往印度拜訪甘地，向他請教有關於非暴力運動的問題，以及美國的種族歧視如何能夠透過非暴力運動而改善。美國主要的黑人期刊及報紙對於甘地在一九二○至三○年代期間的反抗運動曾有詳盡的報導，而諸如葛維和督柏等黑人在政治與知識界的領袖，也把印度的運動視為非裔美國人的榜樣。因此，索曼博士的探訪大抵帶有朝聖的意味。

索曼問甘地是否認為「非暴力」是「一種直接行動」，甘地以堅決的語氣回答道：「非暴力是世界上最強大也最活躍的力量。」他並將其比擬為聖保羅的「愛」的概念──這就是甘地為何能夠獲得眾多美國黑人的景仰，因為他們向來習於從宗教信仰中尋求忍受屈辱的力量。黑人記者漢考克於一九三二年在《諾福剋期刊暨導覽》里寫道：「甘地的力量，是對那位出身低賤的拿撒勒人（譯註：即耶穌基督）一生事迹與教誨的禮讚。這項教誨就是：專心致志遠比權力或蠻力更能克敵制勝。」

不過，有些黑人家對於甘地的運動所獲致的實際經驗也同樣印象深刻。在印度一九二一至二二年間的非暴力運動正熱烈展開之際，地方報《芝加哥守護者》預見了美國將出現以抵制公共運輸工具為手段抗議種族隔離的景況：「我們相信，一旦我們有一天寧可走路而不願讓我們的妻兒遭受侮辱與傷害，南方城市的電車大亨將會為空蕩蕩的......班車而傷腦筋。」在甘地與索曼會談經過一年之後，甘地又接見另外兩位著名的非裔美國人士，托比亞斯博士與梅斯博士，並告訴他們說，非暴力運動「沒有辦法空口鼓吹，必須身體力行」──而且不只是個人的道德抉擇，「可以大規模實行」。

至於抵禦暴力手段方面，甘地承認，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斯大林都展現了「暴力的立即效果」。不過，他也自信滿滿地預言道：「他們的暴力會和成吉思汗的殺戮一樣短暫。」成吉思汗這位古代的蒙古軍頭所建立的帝國，早在久遠以前就已灰飛煙滅了。甘地確信，非暴力運動雖然只是「無形力量靜默而有效的運作」，但終有一天會讓「全世界」瞠目結舌而稱之為奇蹟。就在他說這些話的同時，在美國可見的卻不是奇蹟，而是在往後三十年間依舊公然實施的殘酷惡行：亦即徹底甚而殘暴地剝奪一整個種族的權利。不過，甘地所說的那股力量將會改變這一切──而且是廣泛的改變。

真理之力傳到南方：不甘現狀的學生

一九五九年秋，一位來自芝加哥南部的非裔美國婦女黛安□奈許抵達田納西州首府，到黑人為主的費斯克大學註冊入學。她上大學是為了要「征服世界」，但她卻發現她在納士維的社會環境里，便有如被隔離在一面隱形牆壁後方。她每次進城，就必須面對白人視她為次等人種的現實。這種情況首次發生在她與人相約共赴田納西州慶典之時。當時，她發現自己必須使用與白人分開的「有色人種」洗手間──這種情形在美國北方絕不會出現。她每次到市中心購物，都找不到一個能夠坐下來吃午餐的地方，即使在伍爾沃斯（譯註：美國大型零售商場）這樣的大型連鎖店亦然──「黑鬼不能在店裡用餐。」店員如此對她說道。她如果想吃三明治，就必須拿到店門外的路邊吃，而她也注意到其它黑人都是這麼做。「那種作法對人是極大的羞辱。我因此開始厭惡種族隔離措施。」

奈許向校內其它學生詢問是否有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人士或團禮。大家都對她說：「別激動。你不可能造成任何改變，只會給自己惹上麻煩。你何不平日乖乖去上課，周末去參加派對就好了？」後來她總算問到費斯克大學內一位名叫拉普拉德的白人學生。他說他知道有一位牧師在招募學生參加非暴力運動研習班。奈許決定去嘗試看看。

研習班於每星期二晚上在衛理公會的一座小教堂內舉行□出席學員大多是當地黑人大學的學生，不過也有少數幾名白人學生。他們在研習班裡學到甘地的事迹及真理之力運動--並且了解到人民反抗壓迫而受的痛苦，是一種足以對壓迫者的心性思想造成變化的真理。他們透過角色扮演的方式練習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工夫，同時也學習如何在遭受攻擊時保護自己的身體。雖然外人對這個小團體沒有投以太多注意，這群學生卻打算對所謂的「吉姆□克羅」──即美國南方的種族階級制度──發動正面攻擊（譯註：吉姆□克羅原系一舞台角色的名字。一八二八年，美國演員「爹地」萊斯以「吉姆□克羅」這個刻板黑人形象的角色演出滑稽歌舞劇而大受歡迎，於是「吉姆□克羅」便成為對黑人的歧視性稱呼。不過，到了十九世紀末，「吉姆□克羅」已不再用於稱呼黑人，而轉用於統稱壓迫黑人的法令與制度）。

他們的指導人是衛理公會牧師暨范德比爾神學院的研究生勞森。這位戴眼鏡、心思縝密的非裔美國青年於一九五八年來到納士維時，雖然已是而立之年，但他對暴力的厭憎以及在種族歧視面前所展現出來的尊嚴，卻可回溯到他在俄亥俄州的童年歲月。他的母親溫柔慈祥，父親卻是一位隨身帶槍的牧師。在他成長的過程里，父母雙方的不同性格形塑了他的世界觀，其中融合有基督教博愛寬恕的教義以及對種族壓迫的激進批判。勞森在黑人報紙上遍讀有關甘地的報導，而對甘地在印度的事迹深感著迷，於是更為加強了他初萌發的非暴力激進傾向。

勞森首次認真研讀甘地的思想，是在俄亥俄州一所名為鮑華學院的衛理公會學校里就學的時候。和解聯誼會（一個致力於和平與正義的跨信仰團體）的蒙斯特，在一次校園訪問中結識勞森，並且向他介紹了甘地的作品及非暴力運動史，其中包括二戰期間丹麥人民抵抗德軍的事迹。蒙斯特也引介勞森與其它黑人領袖接觸，諸如當時正在實驗甘地式反抗方法的魯斯汀和法瑪爾。勞森不但訂閱和聯會的刊物，也對一九三六年與甘地會面的索曼牧師的事迹有所知悉。

勞森在更早之前即曾試驗過他後來教給納士維學生的直接行動技巧。他在高中的時候，曾和一名朋友到一家規定黑人顧客只能外帶的快餐店，向店員要求在店內用餐。他在大學期間前往美國中西部各地參加青年會議之時，也持續以一己之力對抗種族歧視。不過，他最激烈的一次違抗行為所抗議的目標，卻是戰爭而非種族歧視。美軍參與韓戰期間──勞森認為美軍參戰是不義之舉──他選擇直接拒絕與徵兵委員會合作，而不願以神職因素申請緩徵，也不肯以宗教理由申請免服兵役。他拒絕合作的結果便是在聯邦監獄裡待了一年多。

在鮑華學院取得學位之後，勞森隨即前往印度，在納格浦（Nagpur）一所學院里擔任傳教士。他的工作雖是教導他人，但他到印度的目的卻是學習。他在當地花了三年時間深入研究甘地，並會見了這位聖雄的幾名弟子──從而相信甘地的教誨與生平皆體現了耶穌基督的精神，這與其它許多對甘地了解有限的非裔美國人所持有的信念相同。從此以後，對勞森而言，甘地信徒與基督徒幾可說是同義詞了。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勞森人雖在印度，卻在《納格浦時報》上得知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的黑人市民對實施種族隔離措施的市公車發起抵制運動──同時也首次聽聞一位與他年齡差不多的牧師，名叫金恩。勞森遠赴印度之前，曾經想過要運用甘地的構想來對抗美國南方的種族隔離。現在既然有了蒙市事件，看來一般黑人民眾可能已經具備參與這種運動的條件了。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印度一樣，在美國南方推動非暴力解放運動的時機顯然已經成熟。

勞森於一九五六年返回美國，到俄亥俄州的歐柏林學院攻讀碩士學位。他希望取得神學博士學位，然後再投身於追求種族平等。不過，金恩一九五七年的歐柏林學院訪問之行，卻促使勞森改變了他生涯規畫的先後次序。金恩當時已是著名的領袖人物，到歐柏林學院除了演講之外，也謄出時間和教職員生進行一場小型午餐會。勞森到場時發現金恩獨自坐著，於是在他對面坐了下來。他向金恩述說自己入獄的經驗、在印度的時光，以及他與部分曾任金恩策士的活動人士來往的情形──還有他打算在畢業之後南下的計畫。金恩敦促他不要再等待：民權運動迫切需要他──其它黑人領袖對非暴力運動所需的要素都不了解。勞森深受金恩的懇求所打動，於是同意搬到南方去。

勞森向來與和聯會保持聯絡，不久之後即聽說他們想在南方派駐一名外勤人員。由於這個工作剛好適合他的需求，他便決定以納士維為駐居地，以便同時在范德比爾神學院念書（當時這所學校才剛開始收黑人研究生）。一九五八年初，他搭乘巴士從家鄉俄亥俄州馬夕隆出發，從此踏上以非暴力運動進攻美國種族歧視重鎮的征途。

「奮力抵抗」

勞森抵達納士維之時，南方的民權運動可謂百廢待舉。種族隔離措施以及黑人不得擁有完整公民權的規定──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即已定型的南方生活型態──雖然受到各方的猛烈抨擊，但截至一九五○年代末期為止，南方社會的整體結構仍舊屹立不搖。民權運動人士對於帶有種族歧視的法令與習俗的抗爭方式也互有不同意見。非暴力反抗在民權運動應扮演何種角色也還並不明確。

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數十年來一直是最為傑出的民權組織。該協進會的領導人物為專業人士與知識份子，他們皆把南北戰爭後通過的第十四、十五條憲法修正案奉為圭臬。這兩條憲法修正案雖然放寬了法律平等保障以及投票權的適用對象，但在南方卻一再遭到忽視。協進會試圖透過遊說以及打官司的手段促使聯邦政府落實這些保障──這項策略也獲得了若干成果。杜魯門總統下令軍中不得實施種族隔離，協進會裡優秀的律師群也在一場最高法院審判中獲得勝利（一九五四年的布朗控告教育局案），判決書指陳公共教育機構里的種族隔離措施違反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一時之間，協進會打算激起聯邦政府各層級對種族隔離現象展開打擊的目的，似乎即將達成。

不過，布朗案卻造成南方白人的反彈，而引發了「強力抵抗」。捍衛種族隔離措施的人士雖然常託辭保護「州權」免受聯邦許可權侵害，但他們主要的反擊目標卻是伸張個人權利的黑人。為了在聯邦法院對學校實施種族隔離措施提起訴訟，而參與連署訴狀的黑人父母，紛紛遭到解僱或人身攻擊的恐嚇。州政府也訂定一連串意在阻擾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措施；阿拉巴馬州更於一九五七年強制解散州內的協進會的分會。一九五○年代末期，協進會在南方折損了數百個地方分會，也損失了約五萬名會員。

協進會的律師群在法院里力抗「分隔但平等」的教育體制之同時，南方各城市的黑人百姓也以經濟手段對公共運輸系統的種族隔離措施發動抗爭。在種族隔離措施之下，黑人乘客搭乘市公車只能坐在車廂後方的指定座位，這些座位一旦坐滿，即使前方的白人座位仍有空位，黑人乘客也不能去坐。這種措施對黑人乘客是一大羞辱，但也不堪一擊，原因是黑人乘客的車資佔了市公車營運收入的大宗。三個城市的黑人市民群起抵制市公車──路易斯安那州的紅杖市、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市，以及佛羅里達州的塔拉哈西市。黑人牧師透過教會傳達指示，在群眾聚會上鼓舞士氣，募集資金，並且協調抗爭民眾合夥開車上下班，因而成為抗爭民眾的領袖。這三個城市的抵制運動都在達成協議後才告落幕。

蒙哥馬利市的公車抵制運動雖非首宗，卻最令人振奮。這場抵制運動展開之時，金恩才三十六歲，在蒙哥馬利也只居住了兩年。抵制運動不是他的主意，也非由他所發動──主要的發起人是蘿莎□帕克斯、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蒙市分會秘書、勞工運動策畫人E□D□尼克森，以及阿拉巴馬州立學院教師安，羅賓遜。帕克斯因在公車上坐白人座位被捕之後，尼克森與羅賓遜便著手策畫抵制運動，並透過傳單及各種管道廣為招募人員。不過，他們知道牧師最能夠動員黑人民眾。由於年歲較大也較有地位的牧師不願出面，金恩便因能力優秀而出任運動領導人。

這位年輕的牧師不久便展現出他異於常人的特質，他日後也正是由於這些特質而成為民權運動中的顯赫人物。金恩果敢過人，即使面臨死亡威脅，甚至有人揚言以炸彈攻擊他家，他仍然不為所動；他同時也是優秀的組織家及深具感召力的演說家。在他的號召之下，他的聽眾全都充滿了鬥志，爭取目標不僅限於公車上的座位，更包括正義的理念。他長相英俊、口齒伶俐、學歷良好，而且是基督徒──在那個電視剛剛問世的年代，這些特質使他成為向美國白人傳達黑人抗爭運動之意義的理想人選。到了一九五六年，眼見這場抵制運動依然絲毫沒有緩和的跡象，全美與全球各地的記者也紛紛來到蒙哥馬利進行採訪，並因此使金恩成為知名人物。

金恩另有一名來自格林威治村的中年黑人訪客，名叫魯斯汀，是個放蕩不羈、性情開朗的前共產黨員，於一九五六年二月來到南方。魯斯汀活動策畫經驗豐富，與勞工及民權組織合作多年，也曾遭受毆打以及牢獄之災──而且還是非暴力運動的忠實信徒。正因如此，他才會在聽聞蒙市的抵制運動之後隨即趕到當地，而向金恩及其同志講述非暴力運動的建構與運作方式。魯斯汀聽說他的激進色彩可能會對抵制運動的聲譽帶來影響，便隨即離開納士維，但在離開之前也先找來了和聯會的斯麥利前來延續他未完成的工作。

金恩和國內其它許多日益偏好採行非暴力手段的人士一樣，也在基督教的教義當中為揚棄暴力找到了有力的宗教依據。不過，他另外也研讀神學家尼布爾的作品，書中為非暴力運動的必要性提供了實用而非道德上的論據。大多數非裔美國人並不認為藉由非暴力運動能夠贏得平等──他們如果嘗試採行非暴力運動，南方各地的地方當局便可能會採取嚴厲的鎮壓行動，而聯邦政府也不太可能出面干預。魯斯汀與斯麥利除了提供實用的建議以及訓練之外，也在衝突以及暴力的替代手段等議題上提供民眾更寬闊的思考空間。勞森在鮑華學院就讀期間即曾深蒙其益。在魯、斯二人的努力之下，再加上金恩自己參與抵制運動的經驗，金恩於是得以把民權運動的指導原則從原本的排斥暴力轉變成為對非暴力行為的明確信守。不久之後，他也取得了民權運動的主導權。

蒙哥馬利抵制運動雖然受到新聞媒體的大量報導，卻和紅杖市以及塔拉哈西的運動一樣，都沒有獲得明確的勝利。這三個城市的抗爭人士原本的目標就不是要終止市公車的種族隔離措施，而只是要加以修改，讓黑人乘客在車廂前方有空位的時候不必站立。紅杖市的市府官員在抵制運動展開後，即同意實施先到先坐的措施──黑人乘客從後排開始坐起，白人乘客則從前排開始──於是在一個星期內就化解了抗爭活動。蒙哥馬利市的抵制運動人士也願意接受這樣的協議，但該市的白人官員卻堅不退讓，致使抵制運動延續了一年多。這起事件最後由訴訟解決，市公車實施種族隔離措施所依據的授權法令被最高法院宣告無效。塔拉哈西的抵制運動迫使市公車暫停營運，最後也是在法院宣判後才告結束。

公車抵制運動雖然證明了非暴力運動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卻未能在南方掀起大規模的運動。部分南方城市聯手整合彼此的公車系統以因應抵制運動及法律訴訟，而在亞特蘭大、孟菲斯、紐奧良等保守意識強烈的城市之中，法院要求廢止種族隔離措施的命令不但受到小型抗議活動的抗爭，也遭到提訴要求撒銷。此外，在黑人人口僅居少數且整體購買力不高的地區，或者抗爭對象的企業對黑人顧客依賴有限的時候，抵制運動的成效也不大。而由於抵制運動必須有當地人士的全面參與才能產生效果，因此一個地區若是缺乏成員廣泛的強大組織，抵制運動就不適用於當地。非暴力運動若要在南方蔚為氣候，就必須尋求新的抗爭方式。

一九五七年，金恩和其它年輕黑人牧師聯手創立了南方基督教領袖協會，以在美國南方發揮彙集地方領袖、統合黑人社群的作用。由於有金恩擔任領導人，魯斯汀這類北方策略家擔任顧問，南基會於是宣稱將發起一場追求民權的非暴力運動。不過，由於南基會不願動員群眾進行激烈抗爭，因而以推動選民登記運動為主，結果也只獲得有限的成效。與此同時，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領導人物則持續採行司法訴訟的手段，但南方有許多會員也已對這種菁英式的漸進策略漸感焦躁不耐。

非暴力運動在一九五○年代末期雖然稱不上是蓬勃發展，卻也絕非停滯不前。南基會的牧師在亞特蘭大、伯明翰、納士維等城市紛紛成立組織；來自北方的活動人士不但協助提供非暴力運動的訓練課程，也引進了一種新式的直接行動：在百貨公司內實施種族隔離的餐廳靜坐。這樣的活動在南方邊緣地帶的十幾個城市陸續舉行，其中包括邁阿密、堪薩斯市、聖路易斯、路易斯維爾，以及俄克拉荷馬市。在這些地區奔波發動靜坐活動的人士中，有一位就是來自俄亥俄州的年輕牧師勞森。

納士維靜坐活動：美國南方的雅典

勞森在一九五七年決定南下之時，原本有意前往亞特蘭大，亦即美國南方成長最快的都會。不過，斯麥利卻說服了他轉往納士維。這個位於田納西州中部的城市雖然比較小，也比較缺乏活力，卻有一群思想異常進步的黑人菁英，樂於聽取勞森的意見。這群人物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凱利□史密斯，他是位天資聰穎的年輕浸信會牧師，曾參與創立南基會及其地方分會納士維基督教領導聯合會（簡稱納基會）。此外，納士維還有一大群潛在的活動份子，也就是市內四所以黑人為主的大學──聲譽卓著的費斯克大學與梅哈利醫學院，以及較不知名的田納西農工學院及美國浸信會神學院--當中的數千名學生。

納士維的種族歧視狀況也比較不像位於南方腹地的喬治亞。阿拉巴馬，以及密西西比等州那般嚴重。納市的白人居民喜歡以文明前瞻自許，而納市也自稱為美國南方的雅典。這裡的黑人沒有被排除於政治體系之外：南方地區傳統上對黑人投票構成極大障礙的人頭稅，在納士維的幾次市級選舉中曾經被取消，甚至也有黑人選上市議員。市長魏斯特在種族議題上采溫和立場，而納士維大報《納市田納西人報》在種族議題上也極開明──該報曾大力推動取消人頭稅，也常大幅報導民權運動的消息。

不過，在這一切文明表象之下，納士維的種族隔離程度比起最為保守的南方城市卻也好不到哪裡去。大部分的餐廳都不許黑人在店內用餐。黑人必須走小巷從專屬的入口進入電影院，而且還只能坐樓座。黑人不能使用游泳池及高爾夫球場，火車站也設有專屬的候車室。銀行、百貨公司及餐廳的黑人員工，只能擔任工友或洗碗工這類不會直接接觸到顧客的工作。

一九五七年，聯邦法院命令納士維在學校里實施種族融合之後，市政官員隨即想出一套日後其它南方城市紛紛仿效的方法──在遵從法院裁定的範圍內從事最小程度的改革。市政府決定每年對一個年級實施種族融合，首先從一年級開始。由於有匿名的恐嚇電話（「我們會打死你的小女孩，再把她倒吊起來」），還有丟擲石塊、揮舞棍棒的群眾，大多數黑人父母都寧可不讓兒女參與那第一年的種族融合措施：結果只有十九名黑人一年級生（市內的黑人一年級生總數約一千四百人）進入原為白人學校的小學就讀。這般種族融合上的進步，卻是大多數南方白人所無法忍受的。

在勞森抵達南方的時候，納士維原本存有一套實質上的種族隔離制度，其中對於不同種族居住、用餐、玩耍的地點，所能夠擔任的工作，以及在街上或商店裡相遇時的互動方式都有所規範。不過，城裡有些黑人領袖亟欲挑戰這套制度，而有些白人領袖對這種規範也不是全心支持。種族歧視制度在納士維仍然根深柢固，但勞森已準備要將其連根拔除。

非暴力學院

勞森搬到田納西州之後，即為和聯會走訪南方各城市，針對以非暴力手段對抗種族隔離提供訓練以及相關意見，同時也在納士維舉辦非暴力運動研習班。一九五九年，勞森認為在納士維發動民權運動的時刻已經成熟，於是請求凱利□史密斯以及其它黑人牧師透過教會放出消息，讓當地民眾知道他需要學生參與。

他所得到的響應並不熱烈。當地的黑人大學對民權抗爭沒有展現出太大的熱情；學生皆有必須遵循規範的壓力，因為社會提供給他們的工作機會是上一代的黑人所難以想像的。家裡愈窮的學生受到的壓力恐怕也愈大。反抗種族隔離的結果可能會把父母為送他們上大學而做的犧牲徹底虛擲掉。

一九五九年秋天，前往克拉克紀念聯合衛理公會教堂參加勞森的研習班的學生，都是無法調適現狀的人。其中有些是對南方制度的墮落深感厭惡的南方人，奈許即是其中之一。其它學生則是年輕的南方人，由於種種因素決定不再像自己的父執輩那樣保持沉默。巴端是費斯克大學研究生，他先前就讀於孟菲斯市的列莫因學院之時，曾對一名學院董事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發言感到不滿而加以譴責，結果差點遭到退學。研習班裡最投入的兩名學生來自於美國浸信會神學院，亦即納市最窮也最沒有名聲的學校。拉法葉生於南方，在來到納士維之前曾隨家人遷居北方。他會參加研習班、是受到他在浸信會神學院的同學路易斯大力勸說的結果。路易斯是個靦腆的年輕人，出身於阿拉巴馬州棉花產地的一個佃農家庭，他在一年前即已開始參加研習班的課程。研習班裡也有少數幾名懷有理想的白人學生，例如拉普拉德。

勞森對這些學生講授非暴力運動的歷史及哲學基礎──諸如黑奴廢止運動、爭取種族平等大會於一九四○年代在芝加哥策畫的靜坐活動、蒙哥馬利市的公車抵制運動，以及甘地在南非與印度所領導的抗爭運動。他授課內容里的兩個主要人物是甘地和耶穌基督。勞森希望學生了解「真理之力」──他稱之為「靈魂的力量」──對抗不公的方式：遭受欺壓的民眾沒有打敗壓迫者，而是藉由讓壓迫者看到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苦難，而喚醒其心中的人性。對勞森而言，非暴力運動不只是社會運動的一種技巧，而且是發掘權力根源的手段。

他年輕的追隨者對他冷靜理智的態度頗感意外──他以老師而非領導者自居。路易斯與奈許等少數幾名學生很快就被他說服，其它人則對勞森的說法難以接受。他們總是說：「你必須要能夠站起來承受打擊，然後反擊回去．」勞森向他們說明他的方式其實與他們從小到大所信仰的教義相符，才稍微消減了他們的疑慮。另外有些人之所以繼續留下來，則是因為勞森有採取行動的計畫。奈許回憶道：「我當時認為非暴力運動不會有用，但有一個原因讓我繼續留在研習班裡......因為那是唯一有搞頭的地方。」

勞森從一開始就打算髮起一場運動以終結納士維市中心購物區的種族隔離措施。由於大多數學生都和勞森一樣是外地人，因此他們挑選的目標必須要足以引起當地黑人市民對運動的支持。否則種族隔離主義人士就能夠輕易地孤立他們，並把他們貼上外來搗亂份子的卷標。史密斯牧師的教會裡有幾位婦女出席了一場研習班課程，而向其它學生說明她們最難以忍受的就是市中心商場內白人專用的用餐吧。在一九七○年代大型百貨公司轉往郊區發展以及快餐店興起之前，這種市中心的大型百貨商場以及裡面的用餐吧是大多數城市的標準特色。在南方，黑人女教徒雖然可以在這些商場內逛上好幾個小時，卻不能在裡面的用餐吧坐下來歇歇腳，也不能使用商場里的洗手間。她們身邊如果帶著活蹦亂跳、飢腸轆轆的小孩，情況自然更加糟糕。研習班的學生如果決定對這些用餐吧發動抗爭，他們大可確定這些婦女會加以支持。

時序從秋天進入冬天之後，勞森也開始把課程重點從理論轉往訓練學生為即將面臨的實際狀況做準備。路易斯說道，他們會「排演小小的社會劇，所有人輪流扮演示威人士及反示威人士。我們當中的一部分人先坐在一排摺疊椅上，扮演靜坐人士；其它人則扮演服務生或者憤怒的旁觀者，叫我們黑鬼，當面辱罵我們，並且把我們推倒在地上。勞森總是在場監看，對我們又是催促，又是激勵，又是教導，又是勸誘。」他們學會如何在遭受攻擊時自我保護：如何蜷曲身體保護重要器官，以及如何在其它抗議人士遭到毆打時伸出援手，讓毆打的對象擴及數人，而不要只集中在一人身上。勞森教他們隨時都要與攻擊者保持目光相接──根據過去的經驗顯示，這麼做能夠降低攻擊者的怒意。此外，他們也學會如何忍辱負重，以免一氣之下展開反擊。

勞森的研習班裡的學生所接受的是非暴力直接行動的訓練，這在當時還不是民權運動中的主流。靜坐活動比公車抵制運動更具爭議性：一群黑人在白人專用的用餐吧坐下來要求用餐，等於是直接侵犯了美國南方的法律與社會秩序；他們必須冒被打及被關的風險。這就是為什麼勞森一再強調「必須要有嚴格的紀律與訓練、縝密的策略與規畫，還要廣泛召集人馬，並且做好一切舉行運動所需的準備。這一切要素不會自動形成，而必須按部就班地去做。」準備稍有不足，整個運動就可能會在敵對勢力的壓迫下瓦解。

為了熟悉抗爭目標的用餐吧以及商場職員，他們於是連續兩個星期六前往現場探查。他們每次皆由一群打扮整齊、僅著黑白兩色服裝的研習班學生走進商場里，買點東西之後，便在用餐吧坐下來等待服務生前來點餐。他們一如預期地遭到服務生拒絕服務之後，便客氣地求見商場經理，然後聽他說明店內的營業政策。聽完之後他們就離開，回到教堂去和勞森討論整個經過。

他們在回家過聖誕節之前，即已決定於一九六○年二月展開靜坐活動。等到他們在一月回到納士維之後，便發現他們的計畫早已傳遍了當地的黑人大學，而出席研習班的人數也大為增加。他們於是改為每周在克拉克教堂聚會兩次；同時也在此時給自己取了「納士維學生運動」的名稱。投入最深的學生組成了中央委員會，會中採取共識決定，主席職位也由各人輪流擔任，以免過於依賴某一個人。在研習班的密集訓練下，再加上勞森讓他們相信自己即將創造歷史，他們於是成為一個緊密結合的群體。美國浸信會神學院學生拉法葉日後稱此研習班為「一所非暴力學院，與西點軍校相當」。而這群學生即將從這個學院畢業了。

二月三日，路易斯在宿舍里讀到一份《納市田納西人報》，得知北卡羅萊納農工州立大學有四名新生於兩天前在格林斯波羅一家「伍爾沃斯」的用餐吧坐了下來，而且在店家拒絕讓他們用餐之後仍不肯起身離開。勞森一位北卡羅萊納州的牧師朋友穆爾當天打電話告訴他說，當地的靜坐活動逐漸增加。穆爾正打算在自己的州里策畫類似的抗議活動，因此也請求勞森向南方各地的牧師當中的活動份子散播消息──並且在納士維加緊行動以維持運動的氣勢於不墜。

當天晚上，數百名學生湧入費斯克大學的禮堂，勞森當場宣布靜坐活動將於二月十三日在納士維的百貨公司展開，有意參加者應主動報名。一個星期後，隨著靜坐活動在北卡以及鄰近各州蔓延開來，勞森與研習班的資深學生也開始每日開課教導新進學員該做些什麼。路易斯日後回憶道：「沒錯，我們的確加快了進度，但我們仍然決意要按部就班地來。在這數百名衝動熱心的大學生熟悉忍耐之道以前，我們不會讓他們上場抗爭。」他們一再向新進學員強調，無論如何絕對不得有報復行為。他們必須打扮整齊，談吐溫和，在用餐吧耐心等待個把小時，並且甘心坐牢。

自前一年秋天就開始按時參加研習班的學生，現在已成為大團禮中的核心人物。擬訂最後的計畫之後，他們還必須為有人可能會違反非暴力原則而做因應準備。有些人對於可能付出的代價過大而躊躇不前：有些體育系學生不願損失獎學金，有些醫學生知道前科記錄會毀掉自己未來的事業，有些人則只是純粹害怕遭到毆打或是被關進牢里。只有清楚知道自己能夠控制反擊衝動、並且已經準備好為理念犧牲的人，才能夠參與用餐吧的靜坐活動。

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工作需要其它人來做。實際參與靜坐的學生必須有後勤系統的支持。司機要把靜坐人員從校園接到第一浸信會教堂這個策畫區暨控制中心。教堂里必須有人隨時掌握每個人的行蹤及市中心的活動進展情形，市中心的街頭上也必須有監控人員和傳訊人員，負責把信息帶回教堂，並把指令傳給商場里的抗爭人員。除此之外，還要有人負責應付媒體。

納士維的學生打算公開要求讓黑人獲得平等待遇──一如聖彼得堡工人在五十五年前的冬宮遊行中採取的作為。納市學生和聖彼得堡工人都一樣從宗教信仰中獲得動力，也一樣由一名不尋常的牧師帶領。而且都揚棄以暴力贏取社會正義的手段。但兩者的相似之處也僅止於此。俄國工人在準備的時候充滿狂熱，一心相信沙皇會聽取他們的請求而做出根本性的變革──而且對自己即將面臨的狀況一無所知。納士維的學生雖然也一定深感興奮，但他們對自己的情緒善加節制，以冷靜而且有條不紊的態度各司其職。他們的課程對非暴力運動已有詳盡的講解，而他們對可能面臨的狀況也瞭然於胸。就某個程度上而言，這項對比也反映出了加彭與勞森兩人的不同。加彭生性衝動，領導方式也是煽動性的。勞森則冷靜而理智，並且避免刺激學生的情緒。他要他們思考自己的所作所為，評估自己面臨的風險。此外，勞森還有一項加彭無法具備的條件：他知道過去數十年來非暴力運動在世界各地的運作及發展過程──並且把他所知的一切徹底運用在實務上。他雖然和加彭一樣是虔誠的教徒，卻以純粹理性的態度進行非暴力運動。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在靜坐預定日期的三天前，史密斯牧師的第一浸信會教堂里舉行了一場大型會議。史密斯和納基會其他成員要求靜坐活動延期，以便募集更多基金，俾於學生被捕之後予以保釋之用（當時已募得的金額還不到美金一百元）。不過，勞森的學員不願再等，尤其是格林斯波羅等其它城市的學生都早已展開了行動。關鍵的時刻已然到來，不論風險多大都一樣。

二月十三日星期六，學生早晨醒來發現街道上已堆積了半尺深的新雪。他們紛紛出門等待接送車輛，然後在第一浸信會教堂下車。男學生身著大衣、領帶，女學生足蹬高跟鞋。總數一百多人集合完畢之後，便各自分為二十五人上下的小組，每組至少有一名中央委員會成員。他們隨即兩人並肩列隊，在路人不解的瞪視下邁步走向納士維市中心。經過幾條街後，他們抵達了納市主要的購物街第五大街，然後每組人員各自走進一家商場。

路易斯的小組走進伍爾沃斯商場。小組裡的每個人都買了點東西，以證明自己是正當花錢購物的顧客，然後便到二樓的用餐吧坐了下來。吧台里的女服務生露出詫異的神情。路易斯要求點餐之後，服務生告訴他「黑鬼」不得在此用餐。一群購物民眾瞪大眼睛呆望著他們──有人說他們驚奇瞪視的模樣，彷佛靜坐學生是來自外層空間的巨型蚱蜢。幾名白人青年走上樓來對他們大聲辱罵，但不得響應後便迅速離開。其它顧客紛紛離去之後，雖然服務生匆忙寫了一個「用餐吧關閉」的標示，靜坐學生依舊坐著不走。即使商家關掉電燈，而服務生也都離開之後，靜坐學生仍然不為所動，藉著屋外的光線看書寫作業。六點左右，傳訊人員傳下指令說該是離開的時候了。所有人回到教堂的時候都歡欣不已。「像除夕夜一樣──大家不斷歡呼、大笑、互相擁抱、高聲唱歌。」

納士維的白人市民對於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毫無概念。由於他們非常自我封閉，因此大多數白人根本沒有注意到前一兩個星期舉行的大型公眾集會，也沒有注意到格林斯波羅的靜坐活動所引起的騷動。市中心各個商場的員工和主管都困惑不已：他們不能讓靜坐學生在店內用餐，否則就會打破長久以來的慣例，甚至商場明定的政策。但是靜坐學生又不願離開，因此他們唯一想得到的方法就是關閉用餐吧，對靜坐學生不予理會。

那天沒有暴力行為發生，但是店家也絲毫無意考慮在用餐吧實施種族融合措施。有些人根本認為種族隔離是正確且合宜的作法，斯隆即為其中之一。至於不贊同種族隔離的人，卻也顧忌斯隆和史達曼施加的壓力。史達曼是位影響力強大的報社編輯，他所屬的報紙是堅決主張種族隔離的《納士維頭條報》。商家也擔心讓黑人在用餐吧用餐會造成白人顧客流失。顯而易見，一場靜坐並不足以損及種族歧視制度的效力。

接下來的兩場靜坐活動舉行於第二個星期的星期四與星期六，整體情況雖然大致與第一次靜坐相同，但人數已有增加。有些乖戾的白人成群結隊向靜坐學生挑釁，但在警察的監看下也有所節制。靜坐學生在兩次活動中都沒有遭遇嚴重的暴力行為，但是也沒辦法在用餐吧用餐。市內的店家也顯然還不知道該怎麼對付這群抗爭人士。

下一場靜坐活動預定於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六舉行。納市的黑人領袖在前一兩天得到消息說當天的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思想開明的白人牧師坎貝爾與勞森及史密斯頗為友好，他向兩人告知說他聽聞史達曼和其它支持種族隔離的商人不斷對魏斯特市長施加壓力。學生在星期六展開靜坐活動之後，警方將會撒離市區而任由白人流氓欺凌抗爭人士。之後警方會再回來逮捕堅決不離開的靜坐學生。

納士維的種族隔離人士終於找到了因應的策略──人身威脅。對奈許、路易斯，以及其它眾多學生而言，坐牢遠比被人毆打來得可怕得多。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都聽過南方監獄裡黑人囚犯的駭人遭遇，長輩也常以囚犯家人所感到的恥辱告誡他們。不過，勞森依然確保他們從一開始就明白即將面臨的狀況可能充滿危險。現在，這些風險已近在眼前。

星期六早上，志願人員在第一浸信會教堂集合的時候，勞森和中央委員會成員已在地下室開會。他們必須想辦法讓種族隔離人士以及市政官員明白拳頭嚇不倒他們。警察每抓走一名靜坐人員，馬上會有另外一名遞補上去。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有良好的協調與通訊，這樣候補人員才能夠到有需要的地方去。而最重要的是，他們需要眾多的人員：領導群只能希望原本有意參與的人士，不會被校園裡盛傳的暴力以及逮捕行動的傳言嚇跑。領導群回到樓上之後,發現到場的人員竟然超過三百人。如此一來，確保靜坐人員保持冷靜也就變得極度重要，尤其不能讓缺乏經驗者出手反擊，以免讓鎮壓行動找到合理化的借口。勞森與拉法葉在前一晚從美國浸信會神學院偷拿了幾張複寫紙，寫下許多張發給新進人員的行為準則：

禁止事項：一切勿出手反擊，遭到辱罵也不可還口。二、不可嬉笑。三、不可與顧客招待人員談話。四、除非組長下令，否則不可離開座位。五、不可阻擋商場入口或者走道。

遵循事項：一、隨時展現出和善有禮的態度。二、坐姿端正，隨時面對吧台。三、向組長回報所有重大事件。四、如有人要求告知任何訊息，應禮貌地將其引導去見組長五、謹記耶穌基督、聖雄甘地，以及金恩的教誨。愛與非暴力才是正途。願神祝福各位。

領導群徹底要求所有人把身上的銼刀或小刀交出，另外也從這個新團體中剔除了幾個人，然後他們便往市中心出發。光是在前往第五大街的路上，抗爭學生也看得出來情況將會有不同。白人青年不但和先前一樣大聲叫罵，而且還出手推撞，但警察卻視而不見。學生在用餐吧坐下來之後，真正的麻煩就開始了。由於沒有警察在場，白人暴徒便走了進來，開始斥罵學生，把他們拉下椅子，並對跌在地上的學生拳打腳踢。路易斯還看到一個人在一名學生的背上按熄香煙。其它學生不是遭到吐口水，就是被潑了滿頭滿身的芥末醬和西紅柿醬。一架電視攝影機拍到拉普拉德被打倒在地後又遭受一群白人男女攻擊的畫面。沒有學生出手反擊。

警察不久後到場，並開始逮捕靜坐學生，卻不逮捕攻擊他們的人士。這時候，當天清晨所擬訂的計畫開始發生作用，監控人員密切掌握逮捕行動的發生地區，而迅速派遣候補人員前去遞補。遭到逮捕的學生列隊走出商場，昂首通過歡呼的人群之後坐上警車。警方對此深感困惑：這些衣著大方、彬彬有禮的黑人青年──這樣的人原本應該會和任何可能害他們坐牢的事物保持距離──居然自己討著要被抓。奈許記得那些警察面面相覷，彷佛是說：「你看看。我們現在該怎麼辦？」警方帶走約八十名學生之後，即要求店家關門，以免需要再逮捕更多人。對大多數學生而言，被捕並沒有留下痛苦難忘的經驗；他們為自己所學到的東西深感鼓舞。拉法葉回憶道：「我們感到自己所掌握的力量，比全體警力......以及他們所有的警犭、警棍，或者監獄加總起來，都還要強而有力。」

勞森和參與學生後來稱為「大周六」的這一天是關鍵的轉折點。市政官員與警方顯然希望一個下午的混亂足以遏止這場胡鬧，然後大家便可鬆一口氣，回歸正常生活。白人官員及商界領袖自然對勞森的研習班裡數個月來的課程毫無所悉，也不知道這些學生所做的準備有多麼徹底。抗爭人士面對毆打與逮捕卻毫不驚慌的情形令他們深感詫異，也因此明了他們只有兩種選擇：或者加重鎮壓力道敉平亂象，或者以若干讓步換取學生停止抗爭。

魏斯特市長與幾名商界領袖選擇了較為溫和的策略。星期六被捕的學生，只要五元即可保釋出獄──但學生拒絕繳納這筆錢。於是，他們當夜稍晚就在沒有繳交保釋金的情況下獲得釋放。被捕學生於幾天後受審，遭法官判處每人五十元的罰金。他們又拒絕繳納，結果被處以三十天感化教育。不過，他們在兩天後即獲得魏斯特下令釋放。自全國各地湧入的抗議電報──抗議人士包括著名歌手貝拉方提及前第一夫人羅斯福夫人等知名人士──讓魏斯特了解到，學生被關之後對納市所造成的傷害，遠比在市中心進行的抗爭來得嚴重。

魏斯特隨即祭出了王牌。他宣布成立一個跨種族委員會──成員包括費斯克大學和田納西農工學院的校長──負責對用餐吧的種族隔離措施進行調查並提出建議。他同時要求學生暫停靜坐活動，等委員會提出報告之後再說。學生雖然十之八九可以確定這是拖延戰術，卻還是接受了魏斯特的提議。委員會從三月五日開始進行商議之後，學生也連續三周周六暫停靜坐活動。不過，他們一聽說委員會將建議把用餐吧分為兩區──一區白人專用，另一區混合使用──便在接下來的星期六再度回到用餐吧進行靜坐。

與此同時，種族隔離大將史達曼卻也在往另一個方向努力。他和魏斯特及部分商場經營者不同，他深信種族隔離是南方生活的基本原則，因此無意僅為恢復商業區安寧就在此原則上有所容讓。此外，這位反動的報社編輯對自己面臨的對手也不了解──這一點從他和手下人員攜帶武器以防受到抗爭學生的暴力攻擊，就可看得出來。史達曼堅信要遏止靜坐活動，就必須擒住勞森這個掀起波濤的「外來煽動者」。史達曼在范德比爾大學頗有影響力，而勞森主見強烈的個性早就在校內得罪了不少教職員。在強大的壓力之下，范德比爾大學神學院終於在三月三日開除勞森：兩天後，他便遭到警方逮捕。

抵制活動，爆炸案件，遊行示威

就在白人領袖到處想辦法阻撓靜坐活動的同時，問題的本質卻也產生了改變。這也是大周六造成的結果之一。幾個世代以來，納士維的黑白兩方居民對白人專用的用餐吧及其它種族隔離措施向來都照單全收。不過，在過去的十年內，維繫這套制度於不墜的南方社會環境已開始漸趨崩解：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法律訴訟、市公車抵制活動，以及取消種族隔離的法院命令都對種族歧視制度的未來投下了陰影。靜坐活動及其引發的毆打與逮捕行動，則讓白人對於舊秩序能否保存下去更加充滿疑慮。學過非暴力運動策略的黑人領袖相信，發生在納士維的這種令人困惑而又引人入勝的公眾事件，將會改變種族隔離人士自己對種族隔離的觀感，進而削弱種族隔離的存在基礎。

白人的想法有何變化雖然還不明確，但納市黑人居民所受到的衝擊卻極為巨大。在《納市田納西人報》以及當地電視台的報導之下，納士維全市居民都知道了二月二十七日發生的事件。勞森的學生在同學眼中原是不知退縮的怪人，現在則都被當成了英雄。如此一來，招募志願者參與抗爭活動就變得容易許多。成人所受到的影響也一樣強烈。大周六過後的那個星期，第一浸信會教堂擠滿了前來表達支持的民眾。

黑人領袖隨後便號召納士維的全體黑人市民抵制市區的商場，直到店家同意取消種族隔離措施為止。自從蒙哥馬利事件之後，抵制運動就成了對抗種族隔離的著名武器。於是牧師在講壇上談論抵制運動、納士維的黑人電台大力宣傳、婦女──她們是主要的購物者，因此也成為抵制運動的要角--也透過電話廣為傳播運動的消息。史密斯與納基會舉行的大型集會則維持民眾的熱情於不墜。市區街道都設有監控人員，負責勸誡所有從商場里走出來的黑人顧客不要再到該處消費。

抵制運動對零售商的衝擊甚為重大（因為這個行業的利潤完全視銷售量而定）。由於納士維的白人居民多已移居市郊，因此商場對黑人顧客的依賴便愈來愈大。更糟的是，許多原本仍在市區購物的白人顧客也因為抗議活動而紛紛走避。拉法葉回憶道：「市中心猶如鬼城，有時候，在那裡唯一看得到的人......就只有示威人士而已。」

在靜坐活動展開後的前幾周里，雖然不是所有店家都衷心支持種族隔離，但他們卻毫無協商意願。哈維百貨公司經理匹茲不但以恭敬有禮的態度對待靜坐學生，而且從一開始就告訴他們說，他個人並不反對取消用餐吧的種族隔離措施。由於他的顧客當中有三分之一是黑人，因此他們既然能在店內購物，自然沒有理由不能在店內用餐。只是他也不打算違抗存在已久的制度。不過，抵制運動造成利潤下跌之後，店家便開始改變態度。他們終於明了，這不再只是「學生的玩意兒」，而是納士維全體黑人市民的運動。靜坐活動造成的輿論嘩然，加上抵制運動的經濟壓力，終使現狀產生了動搖。店家想要脫離現狀，但沒有人願意踏出第一步。在《納市田納西人報》四月初的報導中，一名老闆說他們不想「擔負決定社會制度的苦差事，尤其是一項足以對當地習俗造成激烈改變的制度......這麼重大的改變，卻要一小群商家充任領導角色，是極度不切實際的作法」。改變的動力必須源自他處，而結果竟是來自種族隔離制度的守護者之一。

四月十九日星期一清晨五點半左右，奈許正在宿舍里著裝打扮，卻聽到外面傳來一聲巨大的爆炸聲。等她到場參加六點鐘的中央委員會會議時，她和其它學生都已聽說路比的住宅遭到炸彈攻擊。路比是納士維黑人市民中的傑出人物，身兼律師及市議員。導致納市的學校取消種族隔離制度的訴訟即是由他所提起，他很早就開始支持學生的抗爭活動，也在法庭里為他們辯護。身為一位昂然挺立、在政治事務上直言不諱的非裔美國人，他自然也就成為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攻擊目標。攻擊他家的炸彈威力極大──不但造成路比的住宅全毀，鄰近一幢建築物的上百面玻璃也為之破碎──但屋內的人卻毫髮無傷□

奈許和一眾學生都深感驚恐，但也從中看出了一個機會。爆炸案是納士維的種族歧視份子在暴力手段上的大幅提升，遠比在用餐吧的拳打腳踢嚴重得多。此外，爆炸攻擊的目標也不是來自外地的大學生，而是黑人上流人士的代表人物。學生認為，許多黑人社會人士經過此一事件之後，當會加緊對抗納市的社會體制，而白人領袖也會對爆炸案感到震驚。升高抗爭強度的時機已然來臨：學生決定於當天稍晚舉行示威遊行。

他們隨即分頭去散播消息。拉法葉前往田納西農工學院使用廣播系統，宣布抗議爆炸事件的遊行隊伍將於中午從校園出發。然後他又到聽不見廣播的教室，闖入課堂內催促學生參加遊行。到了中午，校園裡已聚集一千人準備出發。他們沿著納市黑人社區的主動脈傑佛遜街靜默而行，途中陸續有人加入遊行隊伍，包括費斯克大學與梅哈利醫學院的學生，以及許多社會人士。他們抵達目的地的法院之後，遊行人數已達四千人之譜。納士維從未發生過規模如此盛大的民權示威活動；實際上，南方沒有一個城市發生過這種景況。

遊行人士一面站在法院廣場上齊聲歌唱，魏斯特市長則在階梯上和一群學生代表進行協商。脾氣火爆的年輕黑人牧師魏維安也參與過靜坐活動，他當面指斥市長未能譴責暴力，同時指控他的警力沒有維護法治。魏斯特深感不悅，而與魏維安激烈爭辯，並向抗議人士述說自己施政作為中種種對黑人有利的措施。這時候，奈許開口說話了。她沒有攻擊魏斯特，而是訴諸於他公正的判斷力（他自認為這是他的優點之一）。奈許問他是否認為「單純以一個人的種族或膚色而加以歧視，其實是錯誤的行為」。魏斯特後來說道，他當時試圖「誠實坦率地回答那個問題......商家一面賣商品給他們，卻又拒絕提供他們服務，我沒辦法同意說這種行為在道德上具有正當性。」奈許隨後又問他是否認為用餐吧應該取消種族隔離措施。他先是支吾其詞，但奈許不打算讓他含混過去，而追問道：「市長，那麼你是否贊同用餐吧取消種族隔離措施？」魏斯特終於回答：「是。」群眾轟然鼓掌，然後魏斯特便與抗議人士相互擁抱。所有站在市政府前的群眾都目睹了這一幕，而《納市田納西人報》則在第二天早晨把消息傳到了全市每一個角落。報紙頭條以斗大的字體寫著：「用餐吧實施種族融合──市長指示。」現在，市區的商家終於有了政治上的理由可以取消種族隔離。在接下來的三個星期里，抗議人士代表──包括奈許和史密斯在內──和商家及市政官員舉行了數次會談，並且悄悄擬訂計畫，準備在六家原為主要抗議對象的商場內實施種族融合措施，同時訂定五月十日為起始日。學生雖已勝券在握，卻也知道他們必須保護商家免於受到種族隔離份子由失望而生的憤怒。因此，他們同意剛開始只有少數黑人會要求在店內用餐，而且這項新政策也將在實施一個星期之後才對外公布。如此一來，即使有人反彈，種族融合也早就成為既成事實了。

勞森和手下的學生把注意力集中在兩方面上：一是商場老闆，一是納市白人市民的觀感。前者有能力改變用餐吧的使用情形，後者則足以形塑商場的營業環境。勞森堅持認為學生為理想犧牲的行為會改變白人的想法，而且喚醒所有人心中固有的正義感。靜坐活動的原始目的，就是要打破種族歧視份子緊抱不放的黑人刻板形象：靜坐學生全都彬彬有禮，衣著整齊，而且堅決不訴諸暴力手段──除了膚色較黑之外，他們呈現出來的正是納市白人居民對自己子女所期許的模樣。他們遭人欺凌，又被拖入警車載走的畫面令人怵目驚心；路比住宅的爆炸案更是駭人聽聞。四月十九日，魏斯特在法院大樓階梯上聆聽奈許的話語，並且同意展開改革的表現，顯然是上述種種事件對白人觀感一再衝擊之後而浮現的結果。不論魏斯特的動機何在，這畢竟是甘地式的真理之力原欲達成的轉化效果。

不過，這項勝利除了帶來可資借鏡的非暴力運動成果之外，也還有其它值得探討的啟示。靜坐活動之所以能夠改變納士維市內的白人重要人物，並不只是單純地訴諸他們高尚的道德情操。靜坐活動對商業活動的影響極大，不但為市區街頭帶來混亂，而且商家也因而被迫暫停營業。此外，持續不斷的毆打行為及逮捕行動把學生無私無畏的精神呈現在黑人市民面前，而他們正是靜坐學生自我犧牲的受益者。不合作運動不只是為了擊垮對手，也必須喚起潛在支持者，一如印度抗議人士在一九三○年代期間利用真理之力運動激發人民的活力。在接下來的幾年內，納士維又陸續出現了快餐店和自助餐廳里的靜坐活動，電影院內的站立抗議活動，以及旅館大廳里的躺卧抗議活動。在僱用員工上帶有種族歧視的商家也紛紛受到抵制。在這種種活動當中，手無寸鐵的抗議人士遭到毆打與逮捕的情形有增無減。一九六○年的靜坐活動雖然未能一舉掃除納士維的種族歧視現象，卻給了黑人學生及活動人士順勢而為的行動趨力，而他們在爭取平等權利的過程中，也一再援用其運動模式。就在納市各方人士持續為消除種族隔離現象而努力的同時，在一九六0年間受過勞森訓練的男男女女已開始為南方其它地區策畫非暴力運動了。

全國性危機

奈許記得她在一九六○年春季期間曾不時感到脆弱無助。她當時年僅二十二，仍在就學，但卻必須「面對州長、法官、政治人物、生意人」。唯有在電台上聽到南方各城市的學生舉行靜坐活動的消息，才足以提振她的士氣。全民非暴力運動的理想，在南方大多數地區已然實現。截至四月底為止，已有七十八個城市裡出現過靜坐活動，而且都是由學生打前鋒。一九六○年間，約有七萬名學生參與過抗議活動，因而入獄的也超過三千人。地方上的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或南基會活動人士雖都涉入甚深，但學生並不願讓既定的組織主導抗爭活動。四月，南方各地的學生領袖齊集於北卡羅萊納州羅利市，成立了屬於他們自己的組織──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簡稱學委會）。勞森與納士維的學生從一開始就參與其中，巴瑞（後來的華盛頓特區市長）獲選為主席。

靜坐活動之所以蔓延迅速，是因為其成效良好，至少在南方邊緣地帶的田納西州、北卡羅萊納州、德州等地是如此。由於學生活動人士提出的平等待遇要求內容大膽，能見度又高，因此黑人社群便在他們的啟發下發起更廣泛的抗議活動。他們也利用製造街頭混亂及偶爾掀起消費者抵制運動的手段，而對商人造成經濟壓力。此外，藉由激起狂熱種族隔離份子的攻擊行為，他們也得以打破至少部分白人民眾自命清高的心態。結果，到了一九六一年底，近一百個南方城鎮里的商家都實施了種族融合措施。

不過，南方腹地就沒有那麼多的靜坐活動，而且成效也有限。在喬治亞、阿拉巴馬、密西西比，以及路易斯安那等州，大多數的白人社群皆堅決維護種族隔離制度，而且這些州里的報紙也大多不像《納市田納西人報》那樣提供公平報導。這些地區的報復行動大都激烈且迅速：除了大規模的逮捕行動之外，三K黨也在當局的放任之下大肆對示威人士恐嚇毆打，此外更有數千名參與抗爭的學生遭到退學。在這種充滿威脅的氛圍之下，黑人成人支持抗爭運動的意願也就不高。

納士維那套製造地方危機並且對白人社群見縫插針的策略，對南方腹地的各個城市不太有效。實際上，在一九六○年下半年，民權運動在南方各地的氣勢皆已漸趨消頹。因此，民權運動人士已打算嘗試新的策略，與先前的策略有一點重要的不同之處是：抗爭運動雖仍多為地方所發起，活動人士卻著意造成足以引起全國迴響的危機。納士維的學生雖然不是這項策略的創始人，卻是最理想的執行人選。

一九六一年春季期間，路易斯在學委會會刊上看到一則號召志願人士參與「自由之行」的公告。刊登這則廣告的爭取種族平等大會是個以白人為主的北方組織，同時也是個歷久不衰的民權組織。他們的提議是由各色人種的活動人士組成一支隊伍，搭乘公車前往南方各地，以驗證最高法院於不久前判決州際公車與車站皆須取消種族隔離的命令是否得到落實。五月四日，路易斯連同十二名志願人士在華盛頓特區搭上兩輛公車。他們的計畫是要搭車穿越南方的七個州，然後在五月十七日抵達目的地紐奧良。

在靜坐活動早已收效的北卡羅萊納和維吉尼亞兩州，自由之行成員都沒有遭遇到什麼困難。不過，他們抵達南卡羅萊納州的第一站岩丘時，情況就不同了。路易斯一踏進車站的「白種人」候車室，隨即就遭到兩名白人的攻擊──他先是頭部遭到毆打，倒地之後又遭到踹踢。另外兩名成員也遭人動粗。路易斯隨後轉往費城接受訪問，其它成員則繼續往喬治亞州前進。他們於五月十四日進入阿拉巴馬州境內之後，一輛公車的輪胎便遭人劃破，被迫開到路邊停靠，然後又遭人以汽油彈炸毀。另一輛公車上的成員則先後在安尼斯頓車站及伯明翰遭人以棍棒毆打。這些白人暴徒的行為明顯獲得當地警方的默許。

受傷慘重的自由之行成員決定縮短行程──他們已經證明最高法院的判決並未落實──而由伯明翰搭機飛往紐奧良。不過，岩丘事件已引起全國各地的報紙爭相報導自由之行活動，而公車在安尼斯頓城外著火燃燒的照片更是登上了頭版。全國各地的記者紛紛趕赴伯明翰──號稱南方最公然擁護種族歧視思想的城市。此外，這些事件也引起了司法部里聯邦官員的注意。

阿拉巴馬州的暴力事件使得甘乃迪政權陷入兩難。甘乃迪和其它戰後時期的總統一樣信奉公民權利，但由於國會裡的南方議員佔有若干關鍵委員會的主席席位，而握有阻擋法案的力量，因此他也不願意得罪他們。自從實行新政之後，民主黨內就有一種默契：只要黨對南方的種族關係睜隻眼閉隻眼，南方黨員就願意支持自由派的北方人士競選總統。不過，經過布朗案以及衝突不斷的學校取消種族隔離措施之後，這項默契早已疲態畢露。等到全國媒體把焦點集中在抗議人士受到的無情對待，以及伯明翰警察首長「蠻牛」康納這類殘暴人物身上，自由之行活動終於迫使白宮必須在理想與南方白人選票之間做出抉擇。

對美國司法部長勞勃□甘乃迪而言，經過五月十四日的事件之後，主要目標就是要協助慘遭圍困的自由之行成員離開伯明翰，而在不另生事端的情況下結束這項活動。因此，他和司法部其它官員終於在五月十五日晚間把活動成員安全送上飛往紐奧良的飛機之後，不禁都大大鬆了一口氣。情勢看似將逐漸冷卻下來，如此他們立即決斷的壓力便可減輕不少。不過，他們在幾小時後卻又驚訝地得知，有一群納士維的年輕人打算到伯明翰去接續自由之行的未竟旅程──而且說什麼都無法打消他們的念頭。

五月二十日，二十名來到伯明翰的學生搭上一輛開往蒙哥馬利的公車。所幸在勞勃□甘乃迪的助理塞根沙勒（他在進入政府工作之前，曾在《納市田納西人報》擔任編輯）的協調下，州警派遣了警力護送這群學生，直到他們抵達蒙哥馬利市界為止。在那之後，原應由市警局接手，但他們的人員卻沒有出現。不僅如此，迎接這輛公車的竟是一群記者以及一夥白人至上主義份子，他們一看到學生下車就立刻上前攻擊。包括路易斯在內，又有三名學生在媒體記者眾目睽睽之下遭到嚴重毆打。塞根沙勒也在出手搭救其中兩名學生時被人用鉛管擊昏。

勞勃□甘乃迪對於當地警方默許一群暴徒毆打他的代表深覺難以忍受──但這一連串的事件也必然喚起了他的歷史意識。他派遣聯邦執法官前往蒙哥馬利，以確保在學生停留期間不會再有暴力事件發生。同時，聯邦官員也和密西西比州政府敲定協議，以確保阿拉巴馬州的攻擊事件不會在當地重演。州政府官員遵守了諾言，於是這群納士維的學生就在更多志願人士搭機前來蒙市聲援的情況下，平安搭車到了傑克遜市。他們在那裡遭到逮捕，並被控以觸犯州法令及市內法規的罪名，而被判處六十日徒刑。

這些自由之行成員在帕胥曼農場度過了他們大部分的刑期。這個地方在黑人之間惡名昭彰，是公認最為嚴酷的監獄。不過，在媒體報導之下，他們不但為自己和自由之行活動取得了極高的知名度，也讓全國人民看到了種族歧視制度的猙獰面貌。五月底，司法部長請求州際商務委員會下令取消所有州際公車站的種族隔離措施，委員會則在九月達成這項要求。最高法院的判決至此終於有了實際的執行力。到了一九六一年底，車站的種族融合措施已大致落實，即使在南方腹地亦然。

藉由把勞森的教誨以及在靜坐活動中所學得的經驗付諸實行，奈許、拉法葉、路易斯（後來當選為國會議員），以及他們的同儕聯手改變了美國的歷史。對放任種族隔離現象存在的人，他們展示了實施種族隔離對社區名譽所造成的損害；另外，他們也迫使支持種族隔離的人付出具體代價。他們在納士維的實際作為，就是雖然明知會被打、被關，卻還是到用餐吧坐了下來；次年在阿拉巴馬州，他們更是冒了生命危險。自從甘地在印度領導抗英運動之後三十年來，此明確的彰顯。納市學生和自由之行成員為美國製造了一項危機，並且藉由這項危機對剝奪他們權力的體製造成了雖不完全但極為迅速的改變。

一九六○年四月十九日，就在遊行群眾抵達法院大樓之時，一位名為卡拉萬的白人青年拿著吉他開始自彈自唱起來。他曾在高地人平民學校──位於田納西山區的一所訓練中心，專門訓練工運及民權運動的策畫人士--和勞森及其學生見過面。卡拉萬非常熱中於搜集民歌，而他在遊行當天便刻意選唱路易斯與拉扶葉在高地人學校學到的一首歌：「我們終將克服萬難」。這首歌原為黑人教會的聖歌，在前些年被南卡羅萊納州的黑人罷工婦女拿來當成抗議歌曲。遊行群眾大都沒聽過這首歌，但由於歌詞易於琅琅上口，因此所有人也就跟著哼唱。

「我們終將克服萬難」後來成為全球抗議人士的共通歌曲。開普敦、布拉格，以及雅加達等地的和平示威群眾都唱過這首歌──由此可見，非裔美國人著力研究過印度民族主義運動並從中學習之後，自己也成了其它民族採行非暴力運動爭取人權與正義的模範。不過，在世人眼中，美國民權運動不是只有造就了一首歌曲而已。在天時地利的配合之下，美國南方這場反種族隔離運動成了有史以來第一場受到現代大眾傳媒全程記錄的群眾非暴力運動。媒體的在場為非暴力運動創造了更多樣化的策略運用方式，尤其增加了拉進第三方勢力的機會。這些第三者雖與運動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卻足可左右情勢的發展。自從一九六○年代以來，在科技發展與商業活動的引領之下，電子媒體與通訊的觸角便逐漸延伸到世界各地。順應此一潮流，人權與民主活動人士也開始注意自己的運動對華府以及其它重要國家首都的決策人士，還有這些國家的人民所造成的觀感。運用媒體的策略也有其危險之處，通常是因為抗爭人士會產生假象，認為外力的干預足以取代循序漸進的內部組織或者衝突策略的妥善抉擇。不過，許多運動都因受到全世界的注目而士氣大振，而且媒體報導也的確為站在前線的人士帶來了許多來自遠方的具體支持。

一九六○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人士，對非暴力運動在二十世紀最後三十年間展現出來的力量，還有另外一項貢獻。由於他們知道非暴力抵制活動在過去成果良好，而且也認為這種手段在抵抗壓迫上有其先天的優勢，因此他們的成功也就為非暴力運動添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道。大眾傳播媒體不僅宣揚了民權運動人士在美國南方的成就──而且也形塑了一般人認為非暴力運動具有強大力量的印象。

在美國，這股力量改變了全國的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發展方向。在納士維以及其它南方社區，靜坐活動使得白人領袖分為兩派：一派堅決支持種族隔離制度，另一派則不置可否。,於是，舊秩序當中態度最為曖昧及最頑固不屈的兩派人士也就區分開來。自由之行成員則躍上了一個更大的舞台──他們設法引起美國政府採取行動對抗種族隔離的制度與慣例，藉此打破該制度賴以維繫的利益平衡。民權運動人士要在南方腹地獲得進展，最快的方法就是製造足以引起聯邦政府干預的危機，把抗爭活動變成全國性的事件。金恩曾於一九六○年代初期說過：「一切事情的關鍵，就在於聯邦政府是否投入。」

而這個目的能夠達成，自然又是導因於電視在美國社會中日益吃重的角色：數百萬人猶如親臨其境地體驗了街頭上的騷動。如此一來，即使不一定有人會即刻採取行動，至少也再度引起了大眾的關注。自由之行活動與一九六三年春的伯明翰示威活動（以及兩年後從塞爾馬到蒙哥馬利的示威遊行）皆留下了地方當局與非暴力抗議人士之間令人難忘的衝突畫面，而把正當性及大眾的同情從一方轉到另一方──同時也改變了國家領導人物周邊的政治環境。

民權運動遵循了一道簡單的邏輯：動員黑人民眾支持足以迫使全國改變的非暴力抵制運動。一九六三年的華府大遊行──美國在戰後最龐大的非暴力示威活動──即在金恩於林肯紀念館階梯上發表的種族平等之夢演說中達到高潮。甘乃迪總統於同年遭到刺殺之後，林登□強生（LyndonJohnson)這位南方白人隨即入主白宮，而於一九六四年與一九六五年分別把《民權法案》及《投票權法案》寫入了人類解放史──金恩博士及其追隨者則將這兩項法案的精神推廣到世界各地。

一九三六年，非裔美國人領袖索曼到印度拜訪甘地之時，同行的索曼夫人為這名偉大的印度聖哲唱了兩首黑人靈歌。索曼博士隨後說明道，許多靈歌當中「引人注目的特色」令他想起了甘地告訴過他們的話語，以及美國黑人必須利用他的解決方式幫助自己的同胞。甘地回答道：「此事若得以實現，那麼非暴力純正而未遭扭曲的訊息即可能透過黑人民眾傳達給世人。」

★3－9、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
索菲亞城

一九五五年一個星期三清晨，數千名警力以及一列軍車車隊開進索菲亞城塵土飛揚的街道上。索菲亞城是一個距離約翰尼斯堡市中心不到七公里遠的黑人聚居地。武裝人員大步闖進民宅的庭院里，高聲命令屋內的百姓出來屋外，並且收拾家當裝上軍車。然後，所有人便帶著自己的鍋碗瓢盆、床墊傢具，被載到八英里外的新建市鎮麥道蘭。短短的幾年內，索菲亞城的居民即已全數遷出，所有房舍也都遭到拆除。

非洲人進駐索菲亞城最早始於二十世紀初，當時，這裡離約翰尼斯堡的住民聚居中心仍有一段距離。這是南非白人以外的人種能夠擁有不動產的少數地區之一，也因此成為非洲黑人、印地安人，以及稱為「有色人種」的混血人種大量聚集的地方──法律明文禁止這些人種居住在白人區。索菲亞城於是發展成為一個喧鬧多元的社區，充滿形形色色的人士，包括作家、爵士樂手、醫生、律師、教士、行事招搖的幫派份子、工廠勞工，以及家庭幫傭。不過，到了二十世紀中期，這裡雖仍參雜了豐富的亞、非文化，卻也因人口過剩而深受犯罪與貧窮所苦──並因而成為政治動亂的溫床。非洲民族議會這類政治反對組織便在這裡獲得強烈支持。

在這段時期里，約翰尼斯堡的白人人口大量成長，居住地區也擴張到索菲亞城周圍。於是，這個充滿活力之地便因地點優越而惹來厄運。要求把索菲亞城及約翰尼斯堡北方周邊城鎮的黑人和有色人種遷走的呼聲一起，南非政府便在西南方的冷門地段開始興建新市鎮，以供即將遭到遷移的民眾居住。到了一九五○年代末期，因遭到強制遷移而無家可歸的民眾，都已在這些西南市鎮（後來以簡稱「蘇威托」聞名）安置下來，他們的老家則在經過拆除重建之後，成了白人居住的市郊，同時也改名「翠昂夫」（Triomf)，在南非荷蘭語中意指「勝利」。

這個名字取得極為恰當，因為當時大多數的南非人民，不論白人或黑人，都認為白人統治黑人與有色人種的情形將永無竟日。出生於索菲亞城遷城事件之後的反政府活動人士卡夏里亞回憶道：「我們許多人都深信自己追求的目標符合正義。」但他「從不曾認為我們能夠獲勝」。不過，不久之後，卡夏里亞及其它懷有同樣理想的人士就會把南非攪得天翻地覆。知識分子與宗教領袖將會不分膚色地一致譴責種族歧視制度背後的意識形態。礦工與工廠工人將利用經濟上的影響力迫使政府改革。基地設在鄰國的游擊隊也將展開武裝突擊行動。不過，這種種活動當中影響最大的，卻是一般百姓在自己家園裡對國家提出挑戰的行為，以及他們在以非暴力抵抗運動改變了自己的城鎮之後，所採行的追求國家權力的新策略。

白人至上主義與黑人反對活動：種族隔離重鎮

索菲亞城的拆除以及翠昂夫的興建，只是南非崎嶇的種族路上眾多地標的其中兩個罷了。自從荷蘭殖民開拓者在十七世紀登上非洲南端而奪取了當地原住民的土地後，白人統治者對白人至上主義的信念就不曾動搖過。南非雖在十九至二十世紀之間發展成為現代國家，掌權的少數族群在種族議題上的態度卻沒有隨之進步。非洲人和有色人種，連同原以契約工人身分引進的印度人，都無法任職高薪工作，也大都無法參與政治。一九二○年代期間，政府採行了一項明確的種族隔離政策，而在南非國民黨於一九四八年贏得政權之後，該項政策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這項新政策稱為「分隔制度」──南非荷蘭語稱為「apartheid」。

在這項政策之下，種族歧視於是成為南非社會的組織原則。國家把每個人都劃入特定的種族分類里──歐洲人、印度人、有色人種，或是非洲人──然後設法讓每個「種族」儘可能地分隔開來。政府設立了八個（後來增為十個）稱為「班圖園區」的保留地，讓非洲的各個「民族」發展自己的社會，最後再取得獨立地位。至於南非其它百分之八十的國土--包括所有主要城市、港口、工業區，以及肥沃的耕地──則成為僅占人口總數百分之二十的歐洲人的家園。

這項社會分類的主要規畫者，是在荷蘭出生而在南非長大的維沃爾德（HendrikVerwoerd）。他進入德國大學就讀之後，和許多南非荷蘭青年一起大量吸收了納粹思想中的種族歧視概念，因而認為必須以「分隔發展」的方式避免南非的不同族群發生衝突。他後來歷任教師、報紙編輯，以及政府的原住民事務部部長──並於一九五八年出任總理。這位身材高大、個性跋扈的總理說道：「我們的信念就是在我們的人民與國家中，永久維持白人至上，即使必須動用武力也在所不惜。」他後來於一九六六年在國會遭人刺死；而他先前曾經說過，他從來不曾「絲毫懷疑過我是否有錯」。

不過，維沃爾德的確是錯了。他和他的接班人雖然對種族隔離懷有諸般幻想，但居於多數的非白人族群卻不可能被排除在南非的經濟活動之外。南非的礦業與製造業需要黑人勞工、白人商人依賴黑人的消費，而白人的住家也有賴於黑人仆佣的整理。白人雖然不想和黑人生活在一起，但他們沒有黑人卻活不下去。而貧瘠的班圖園區在毫無工業投資與交通設施的情況下，也不可能讓落居於當地的數十萬人覓得工作或求得溫飽。黑人皆往城市移動，因為那裡有人需要他們，因為他們在那裡才能找到工作。

因此，政府就必須想辦法治理這個多種族的社會。他們想出來的辦怯是一套管制非歐洲人行蹤的嚴密制度：非洲人必須取得地方當局核准才能在城市裡居住，而且必須隨身攜帶通行證。此外，非洲人（有色人種與印度人亦然）也不能任意選擇住所；他們只能住在劃分有種族區塊的市鎮，通常距離市區有數英里之遙，以確保白人居住區的純凈。由於未獲核准的人必須住在班圖園區里，因此園區很快就只剩下了婦女與兒童，他們的丈夫與父親盡數成為遷徙勞工。

種族隔離制度有著各式各樣的約束方式。國家不但禁止不同種族的人士發生性關係或者通婚，也要求所有的公共場所及交通工具都必須實施種族隔離，不論是教堂還是電影院、計程車還是靈車。非洲學生只能上專屬的學校就讀。依照一名官員所言，這些學校就是要教他們「了解他們不配與歐洲人獲得平等待遇」。而且，政府在白人學生身上投注的經費也是非洲學生的十倍。由於有色人種及非洲人選民都不具有參政權，因此政治也就成了白人專屬的領域。由此而生的體制自然毋庸置疑的是白人全權在握。

為了維持白人至上主義，政府訂立了一大套法令規章賦予自己統馭人民的絕對權力。警察逮捕人犯後，可不經審判而無限期地加以單獨監禁。非洲人只要有所抗議或是加入反對組織，就可能會喪失在特定市鎮里居住的資格，即使是他出生長大的故鄉也一樣。媒體檢查制度也極為嚴苛，電台與電視尤然。

不過，這個堡壘般的國家並無法自給自足。白人治下的南非和大部分的現代國家一樣，其財富的累積與武力的建構，都有賴於與世界上其它國家保持良好關係。南非的軍備分別來自於歐洲、北美、以色列及台灣等地。其經濟則需要外來的資金、科技及石油，而礦產更必須出口到國際市場上。南非的經濟能否繁榮、其白人掌權者能否發達，端賴於其主要貿易夥伴是否願意與一個堅守種族歧視待遇的國家從事商業活動。除此之外，種族隔離制度還有另一個弱點。白人政權的穩固全賴於眾多黑人的合作。班圖園區的控制需要由順從的非洲領袖為之。行政機關和警方都僱用了許多黑人擔任輔助性質的幕僚工作，而政府對黑人市鎮的控制也必須依賴黑人線民提供信息。軍隊的徵集兵員以及後備部隊雖然都是白人，但黑人在常備軍里卻也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少數勢力。提供南非白人舒適物質生活的礦坑、工廠及農場，也是在數以百萬計的黑人擔任繁重的勞力工作之下才得以正常運作。黑人只要在這體制中的部分層面或是所有層面拒絕繼續配合，就能夠挑戰白人政權──有些人在數十年前就已發現了這一點。

初期抵抗

南非的歐洲統治者在二十世紀初期便曾遭遇過非洲人、有色人種，以及印度人的反抗，起因在於他們對強制遷移、登記法規、以及生活條件低落深感不滿。黑人民眾發起請願運動以及抵制活動、舉行遊行與示威、罷工、成立遊民聚落，並加入「監督協會」表達內心的不滿。不過，最有系統的運動卻是甘地領導印度人所發起的。自一九○七年起，數千名印度人即對種族歧視現象展開長達七年的抗議運動，手段包括罷工、焚燒登記證，以及大規模的非法越界行動，直到政府撒銷若干法令為止。雖然只是短暫的勝利，但非暴力運動畢竟是戰勝了不公義的種族制度。

在往後的數十年間，非洲人、有色人種，以及印度人中的顯赫人物，都紛紛成立全國性組織為他們的利益代言，非洲民族議會即是其中之一。這些組織和甘地返回印度之前的印度國大黨一樣，成員都是教育程度良好的專業人士，而與一般百姓的苦難有所脫節。他們宣稱對國家效忠，而且也採用合法正當的手段進行抗議，但白人至上主義的長牆卻是愈砌愈高。

種族主義意識強烈的國民黨贏得一九四八年的大選之後，就沒人敢再盼望能夠透過溫和的規勸方式減輕黑人背上的重擔了。一群激進的年輕人在曼德拉、席蘇魯（WalterSisulu)，以及譚波（OliverTambo）的領導下，一面把非洲民族議會帶往群眾動員路線，同時也以甘地的非暴力抗議運動為模範，對剛制定的種族隔離法案發起一場違抗運動。數千人因違反宵禁、種族隔離等種種規定被捕下獄。不過，這場運動的聲勢只有在少數幾個地區比較浩大，而且也未能贏得白人的支持。一九五三年初爆發一場猛烈的暴動之後，國會隨即通過高壓法令，授權政府採取各種反制措施，包括對抗議人士處以鞭刑，而非洲民族議會也因此取消了這場運動。

在接下來的幾年內，國民議會不再採取違法的抗議手段，但仍發動對學校及商店的抵制活動，而且也涉入若干地方上的抗議活動，包括反對拆除索菲亞城，以及抗議租金和公車票價過高。同時間，自一九五五年起，南非各地的婦女也開始舉行示威、集會、遊行等活動以譴責規定她們應隨身攜帶通行證的法令。主導這些運動的南非婦女同盟違抗種族隔離規範的方式很簡單，就是召集黑人與白人雙方的婦女領袖一同策畫推行抗議活動。

一九五九年，非洲民族議會裡的異議份子因反對該組織不分種族的意識形態以及聯合友善白人的目標，而另行成立了泛非議會。一九六○年初，泛非議會號召非洲人不帶通行證前往警察局，任由警方逮捕。三月二十一日，五千人聚集於德蘭士瓦省的工業城沙佩維爾的警察局門前，等著接受警方拘捕。警方先是不動聲色，過了幾個小時之後，才終於對群眾開槍，射殺近七十人。沙佩維爾屠殺事件在全國各地引發了長達數星期的大型抗議活動，其中包括罷工及暴動行為。政府也強力反擊。一萬多人遭到逮捕，幾乎全是非洲人，而泛非議會與非洲民族議會也遭到禁止。

反對陣營被迫轉入地下之後，非洲人領袖便展開論戰，探討應如何對抗一個以子彈響應非暴力抗議活動的政權。曼德拉從一九五○年代中期開始就對非暴力策略持疑，現在更是力倡武裝抗爭。一九六一年六月，在非洲民族議會工作委員會的一場會議上，他引述了一句諺語：「空手難擋野獸攻擊。」曼德拉成功說服了與會人士；非洲民族議會於是成立－支武裝分會：「民族之矛」，而對政府機構、鐵路、電廠等設施進行炸彈攻擊。不過，政府也立即出手逮捕這些武裝鬥士。到了一九六四年底，曼德拉與非洲民族議會其它的領袖人物都已被捕下獄。逃過一劫的人士則走避國外，過著流亡的生活。比起一九五○年代的非暴力運動，武裝抗爭也沒有讓黑人獲得更多解放。

「南非荷蘭人去死」

莫勒菲目睹警察把他的家人趕上軍車，然後把他們從索菲亞城載到蘇威托，那時，他年僅三歲；沙佩維爾屠殺事件發生的時候他也才七歲大。到了反政府的平民抗議活動蟄伏不興的一九六○年代，他已長大成人。不過，他這一代的黑人青年，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一次又一次令人羞辱的教訓之後，已逐漸蘊生了採取行動的動機。由於莫勒菲的父母無力撫養八個小孩，於是他便由擔任寄宿女傭的阿姨撫養長大。莫勒菲曾在火車站以及足球賽中兜售蘋果，也在約翰尼斯堡的高球場上當過杆弟。他十歲才開始上學；有時候赤腳走到學校，有時候整天挨餓。他雖然資質聰穎，卻到了二十四歲才從高中畢業。這對出身於黑人市鎮的人士而言頗不尋常。

莫勒菲在學業的路途上緩步前進之際，又有更多離家找工作的非洲人湧進了蘇威托，但當地卻沒有足夠的住屋及公共設施能夠因應他們的到來。到了一九七○年代中期，一般的四房住宅必須住上十七個人左右，許多人更是只能在空地上搭建簡陋的小木屋聊以安身。大多數的房子都沒有自來水。莫勒菲到高球場上班，或是到阿姨的僱主家探望她的時候，便發現約翰尼斯堡白人居住區與黑人居住區的不同。白人居住區有鋪平的道路、寬大的房屋，而且家家戶戶都有電力。莫勒菲也發現自己在白人居住區頗受排擠。有一天，他遭到一名約與他同年的白人男孩挑釁，不但罵他「黑鬼」，還出手掌摑他。莫勒菲也還手打他。「有一名白人婦女從另一邊走過來。她威脅說要為我對這名白人男孩所做的行為而攻擊我。我滿腔憤怒，又深感不安與害怕。」

莫勒菲後來發現法律和警察不但反覆無常，而且充滿侵略性。稱為「黑傑克」的警察不時會在夜間闖入蘇威托的民宅，把所有人叫醒，然後要求他們出示通行證以證明自己有資格住在市鎮里。莫勒菲有一次站在屋外，就碰到一名警察上前要求他出示通行證。他說通行證放在屋內，並表示願意拿出來給他檢查。這名警員一口回絕，用手銬銬住他後便押著他走。走了幾公里後，莫勒菲突然又獲得釋放，只得自己走回家。他和其他南非黑人一樣學會了一點：他在某個時候是否能夠身在某個地方，完全取決於當局的許可與否。

一九七○年代初期，莫勒菲開始傾心於非洲社會裡一股新興勢力：黑人自覺運動。最著名的提倡者畢可（SteveBiko）指稱白人政權不但分化南非各個遭壓迫的民族，而且對他們灌輸服從心理。畢可提議有色人種、印度人，以及非洲人應共同以「黑色」民族的身分對外組成統一陣線。他和甘地一樣認為，要達成解放的目的，必須從個人的心智做起。學校、歷史書籍，以及白人媒體一再強調他們的生活與習俗比較沒有價值，他們對於這種訊息必須加以揚棄。他們必須自我解放，而不能夠等待白人幫忙。

漸漸地，莫勒菲開始相信黑人的「能力毫不遜於任何其它人種」──而這種自信遲早要和種族隔離制度無所不在的藩□產生衝撞。對於黑人青年而言，由於他們成長於擁擠髒亂的市鎮中，學校又極力教導他們服從白人僱主，因此黑人自覺運動所傳播的訊息在他們聽來就都成了起身反抗的呼聲。

一九七六年五月，莫勒菲與某個黑人自覺運動組織的若干成員，對於政府要求蘇威托的學校以南非荷蘭語──黑人壓迫者的語言──教導部分科目的新政策甚感不滿，而決定發動抗議。六月的一天早晨、身穿學校制服的學生朝著市中心展開遊行，一面齊聲唱歌，一面高舉寫有「南非荷蘭人去死」之類字樣的標語。他們在遊行途中，遇到一支警力擋住去路，並且向他們發射催淚彈。遊行學生堅不退卻，有些人還向警方丟擲石塊。警方於是開槍，而射殺了一名十三歲男孩。成群結隊的年輕人大肆砸碎玻璃，又對市府車輛、學校，以及政府機關加以縱火。警方則只要看到學生就開槍射擊。暴動情形與警方的武力鎮壓在蘇威托持續了三天之久。事件落幕之後，共有六十多名非洲人喪生，而暴動群眾也殺害了兩名白人。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抗爭活動蔓延到了南非各地的非洲人及有色人種市鎮。在各地的抗爭活動中，學生都是核心人物──他們上街遊行、和警方發生衝突、暴動，並且承受大量傷亡。暴力衝突歷經十個月而平靜下來之後，死亡人數已達一千一百四十九人，其中只有五人是白人。

在街頭上與警察相鬥雖然堪稱兇猛，對於抵抗白人政權而言卻是徒勞無功。學生只有石頭和若干簡陋的武器──一味累積傷亡人數可不是發展運動的方法。學到教訓之後，他們便開始實驗其它抗爭手段。他們成立「蘇威托學生代表委員會」以協調新的抗議行動，包括拒絕上學、發起為期數天的「迥避」工作運動，另外也呼籲市鎮居民抵制飲酒並停止耶誕採購，以悼念在抗爭中喪生的人士。不過，他們號召其它人參與的成效有限；而到了次年，學生組織也因政府當局的屠殺、大量逮捕，以及眾多領袖的逃亡而人數大減。一九七七年九月，畢可慘遭警方虐待而死的事件是最大的一項打擊。南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種族隔離制度運動至此已告一段落。

在這同時，黑人自覺運動也已準備功成身退。自覺運動的首要目標就是把黑人從自卑感中解放出來，而這個目標已經廣泛地達成了。不過，自覺運動卻未曾計畫對政府發起廣大的抗爭運動，也不曾擬訂突破白人政治控制力量的策略。從提高自覺到積極反抗的學生必須自己見機行事。他們雖然遭到鎮壓行動的牽制，有些人卻也開始利用他們所獲得的經驗發展新的運動。就在這個時候，波蘭的勞工與知識分子正設法在他們的運作中排除政府的影響，而不再到街頭上與保安部隊發生衝突。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反對者也已開始往同樣的方向移動。

市民運動：房租、公車票價，以及電費

一九七七年六月，蘇威托居民當中一群重要人士--分屬黑人自覺運動、基督教女青年會、基督教青年會，以及黑人父母協會等各種組織的成員──齊聚一堂討論未來的發展。他們推選出「十人委員會」，由一名活躍於早期非洲民族議會運動中的醫生擔任主席，然後為蘇威托草擬了一份「藍圖」，其中包括公共服務的改善以及民主自治。不過，十人委員會的代表性略嫌不足，而警方也把他們全數關進了牢里。又過了兩年之後，才出現真正的草根性團體「蘇威托市民協會」，而對一般人民提供處理日常問題的方法。蘇威托市民協會為了反對租金上漲，提起－場訴訟，又舉行一場迴避工作運動以及一場租金抵制活動──因而把上漲措施推遲了一年。

蘇威托這項組織行為，反映了全國各地方上黑人活動人士的盼望，亦即一方面開發一九七六年展露的戰鬥能量，一方面又要讓運動更具包容性也更有紀律。有些人努力閱讀外國革命或政治理論家的作品，包括托洛斯基的一九○五年俄國革命史，以從歷史中習取經驗。其中影響最大的，則是菲律賓活動人士撰寫於一九七四年的一本手冊，後來由一家日本機構發行英文版，標題為《組織人民爭取權力》。黑人自覺運動雖然堅稱獨立思考是變革的先決條件，菲律賓活動人士卻指出，成功來自於協助人民在生活中爭取微小但實際的改善。共同決策以及為實質的利益而努力不但能夠帶來自我肯定，也會為新的運動帶來所需的工具與抵制方式。

活動人士對此說法深覺有理。自從一九七七年的鎮壓行動之後，許多非洲人都深怕牽扯上政治團體，唯恐因此被捕下獄。策畫人士希望以撇清顛覆意圖而著力於住屋及衛生等民生問題的方式，而建構起較為堅實的運動。後來於一九八二年加入蘇威托市民協會的莫勒菲就抱有這種想法。他寫道，反對團體應把精力放在市鎮里「基本、實際、重要」的議題上，而讓人民「建立自信，知道他們能夠透過團結一致的行動而插手改變自己的生活，不論改變的幅度多麼微小」。

南非的勞工運動中有一項先例可循。非洲工人曾於一九七○年代發動罷工以爭取組織工會的權利──工會後來成立之後，便盡量避免舉行政治性的抗議活動，以免引來鎮壓而危及改善工廠與礦場工作條件的機會。政府官員也在他們的說服之下，而認為與其把工人逼入革命陣營里，還不如讓他們組織工會。工會雖然沒有攻擊種族隔離制度，卻給了非洲人在工作場所培養權力的機會。

號召整個社區的民眾共同解決實際問題的策略，與市鎮所面臨的新情勢剛好吻合。政府的目標已出現相互矛盾的狀況：政府願意改善若干公共服務以維持政治穩定，卻又希望由市鎮支付所需的代價。南非黑人在種族隔離制度的沉重負擔之下，還必須自己出資重建他們破敗的居住環境。由於擔心會有動亂髮生，政府於是把執行委員會（市鎮的監督單位）的許可權轉移給地方選民選出的議會，以求置身事外。如此一來，黑人議會就必須肩負起驅逐遊民、收取租金（市鎮里的房屋幾乎全為地方政府所有），以及提高公共服務資費的工作。政府於是在無意間給了地方活動人士一個近在眼前的抗爭對象，而讓他們得以藉此動員民眾。

在德蘭士瓦省各地的市鎮里，租金上漲與遊民聚落的拆除激起了民眾集結抵抗的意志。到處都有示威活動、租金抵制運動，以及對社區議會的包圍行動。度都札市（Duduza）的議會宣布，為了因應鋪設下水道的支出，租金與公共服務資費將在往後三年內提高一倍。婦女於是帶著裝滿排泄物的「夜壺」到市鎮的行政廳前，讓裡頭的長官「感受一下那種味道」。

在東開普省的汽車製造中心伊麗莎白港市，政府新採行的強硬管理方式也不免為人民帶來更多的苦難。不但議會要調高租金與公共服務資費，政府也宣布瓦墨這個小市鎮里的所有居民都必須遷移他處，以便拓展「瓦墨莊園」這個白人住宅區周邊的「緩衝」地帶。瓦墨居民驚慌之餘，有六千人於一九七九年十月舉行集會，而決定成立「伊麗莎白港市黑人市民組織」，以代表市內所有黑人市鎮。

伊港黑人市民組織成功促使議會取消租金上漲，也為一個市鎮阻擋了水費的徵收。另外，對於因欠繳租金而被趕到街上的人士，該組織也協助他們破壞門鎖，搬回原來住處。伊港黑人市民組織接著又針對政府夷平瓦墨的計畫，威脅要對公車及白人商家發起抵制活動，而讓瓦墨得以暫時逃過一劫。伊港黑人市民組織的主席遭到工作單位解僱之後，組織便在伊麗莎白港市若干工廠協調發動一場長達兩個月的罷工潮，要求改善市鎮環境以及工作條件。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伊港黑人市民組織不但團結了伊麗莎白港市的黑人民眾，也迫使地方當局做出退讓。不過，其所獲致的成功卻僅是曇花一現。其領導人物在一九八○年一月紛紛被捕之後，組織就陷入了混亂。新的領導群偏離了日常議題，而捲入了較為重大的政治事端。年紀較長也較為謹慎的人士在聚會上聽到了煽動性的演說與歌曲。一名策畫人士坦承道，組織成員對他們表示「伊港黑人市民組織要來解放他們」，而把他們給嚇跑了。

另一場成果豐碩的運動發生於印度洋港市德班周邊的黑人市鎮。印度人居住區的居民對市政府發起一場婦女遊行，以抗議公共服務資費調漲。在非洲人市鎮拉蒙維爾，德班線公車──大多數人上班唯一能搭的交通工具──的獨佔經營公司因為調漲票價，而引發了長達十八個月的公車抵制運動。當地居民組成一支迷你巴士車隊載送上班人員，最後終於迫使公車公司讓步。各個市鎮的居民陸續發起紀律嚴謹的非暴力運動對地方議會施壓。蓮花河──青草公園協會（西開普省）於一九八二年發行的一份通訊報導道：「在持續不斷的壓力下，地方議會終於被喚醒了。地方上開闢了更多的道路，設置了更多的路燈，鋪設了更多的下水道管線，也有一座市民禮堂即將開工興建。」消極接受或激烈暴動顯然不是黑人僅有的兩個選擇。

黑人自覺運動雖然未能喚起年長保守的非洲人，各市鎮的市民運動卻證明了他們也能夠接受動員--只要運動目標是地方事務就可以。由於市民運動並不具有政治上的威脅，因此也就沒有引來強烈的鎮壓，而不至於像一九六○年代初期的非洲民族議會以及一九七○年代晚期的黑人自覺運動那般慘遭打擊。對於平和理性、且以經濟或社區議題為訴求的運動，普利托利亞當局決定以較為開明的態度因應，希望藉此讓運動人士忘卻他們對政治事務的無能為力，也讓他們新增的黑人成員不至於轉趨激進。正如黑人工會於一九七○年代晚期獲得國家承認一樣，現在國家似乎也願意容忍市民組織的存在了。

南非一九八○年代初期的市鎮組織行為所達成的成果，和波蘭異議人士於一九七○年代獲致的成果一樣。對一個自以為是且不惜打壓異己的政權，他們並不直接加以違抗，而是在國家的屋檐下開啟獨立行動的空間，藉以組織民眾進行自助。就這方面而言,市民運動是「自我設限」的--在挑戰現存的政治結構之前，先設法為廣泛的反對運動建立基礎。

不過，市民運動領袖所著眼的仍是那較高的目標。對莫勒菲這類活動人士--歷經黑人自覺運動與一九七六年抗議運動洗禮，而身披濃厚政治色彩的反對陣營老兵──來說，降低租金及改善下水道並不是重點。開普敦活動人士羅德斯指出：「爭取調降租金難道只是為了讓我們微薄的薪資能夠撐久一點嗎？我們必須認清，租金、公車票價，以及電費的調漲只是癥狀而已。我們必須把努力目標放在去除造成這些癥狀的病因上。」所謂的病因，當然就是種族隔離制度。

「我們要我們所有的權利」

如何把抗爭議題聚焦在地方民生問題上以維持戰術上的優勢，又要不偏離政治改革的目標，正是市民運動人士此時面臨的難題。他們的解決方式是：市民組織應持續鎖定地方議題進行抗爭，新成立的「次級」團體則負責把草根活力導入對抗白人霸權的廣泛戰役。莫勒菲寫道：「在初級草根團體的基礎上，我們即可建構遠比前者更具鮮明政治型態的組織──這項進程最終將形成全國性的民主抗爭運動......]

建構更為堅實有力的運動，在南非政府一九八二年的修憲措施之後，即變得更加急迫。總理博塔(P。W。Botha）領導下的政府提議修改國會組織，劃分為三個議院，分別由白人、有色人種，以及印度人議員組成。議會裡沒有非洲人的空間，但非洲人市鎮可擁有完全自治權。由於改革的目的在於改善政府的對外形象，同時強化其在國內的合法地位，因此僅對種族隔離制度的表象有所調整，而未觸及白人掌權的基本結構。非洲人對市鎮的掌控權雖然提高，但仍然無法自由選擇居住與工作的地點。

這些改革對反對陣營具有危險性，因為印度人與有色人種獲得非洲人所沒有的部分權利之後，政府即可分化他們的共同利益，進而破壞運動的團結，一如沙皇一九○五年的《十月宣言》原欲對俄國反對陣營造成的效果。不過，這次憲改也是一項契機，因為修憲條文的批准以及選舉程序都提供了政治辯論的機會，尤其在有色人種與印度人之間──而此一辯論過程也可能為反對運動增加新的層面。

抗拒改革措施也可以是市民運動人士藉以結合其它團體，一同對抗政府的共同目標。荷蘭歸正會一名有色人種牧師博薩克，於一九八三年一月就提出了這麼一項提議。博薩克在約翰尼斯堡一場會議上指出：「教會、市民協會、工會、學生團體，以及體育組織，沒有理由不在這個議題上團結一致。」當晚他們便開始認真籌畫成立新的全國性反對組織，其任務為呼籲選民抵制新國會及市議會選舉。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日，五百多個不同組織的成員齊集於開普敦市郊的有色人種市鎮米契爾平原一座社區中心裡，共同成立「聯合民主陣線」。由於會場人數爆滿，因此有些人便弔掛在屋橡上；有些人聚集在鄰近搭設的帳篷下聆聽會議內容；另外還有更多人則坐在外面淋著細雨。會中代表──包括白人、有色人種、非洲人，以及印度人等各種族──不但有一九五○年代非洲民族議會運動的前輩，也有一九七六年在蘇威托街頭上目賭自己同學遭到警察射殺的年輕人。市民組織、教會、婦女、學生，以及工會都有代表席次。這個新組織的結構採取分權模式，但目標卻只有一個。博薩克毫無顧忌地說明他們目標何在：「我們要我們所有的權利，而且我們此時此地就要。」

這個新成立的多種族組織必須揚棄黑人獨自爭取解放的想法。對於成為聯民陣線全國幹事的莫勒菲而言（他為此職位而放棄在柯達擔任機器操作員的工作），譴責種族歧視的人士若以種族因素排除任何一個團體，自然是「道德上無可辯護」的行為--不過，反對這種行為也有策略上的益處。若把願意貢獻才智與金錢的白人排除在外，運動就無從獲得額外的力量。套用莫勒菲的話：「聯合最大多數有心追求和平正義的南非人民」是反對運動的基石。

運動中最顯著的人物是一群牧師，其中黑人白人皆有。他們四處抨擊白人至上主義的道德缺陷。種族隔離制度的建構者聲稱上帝既然創造出不同種族，她的原意必然是要他們彼此分隔開來。不過，英國聖公會的圖圖大主教指出，巴別塔故事的教訓，就是切割人類族群是一大罪惡；而耶穌基督既然到世上來洗滌罪惡，種族隔離制度自然就是錯的。神職人員也以實際的方式加入抗爭運動：南非教會議會（在外國資金的資助下）不但為政治犯辯護，也對其家人提供援助；而在其它會場都遭到封閉的時候，教堂也就成為聚會場所。牧師身兼社區動員人士及公共演說者，而這種角色的表現在喪禮上尤其鮮明。圖圖大主教更是極度活躍。他口才便給，和藹可親，在許多南非白人眼中是位平易近人的人物。他在一九八四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政府就再也碰他不得了。

南非白人民眾當中也有世俗人士加入聯民陣線。主要由白人組成的南非學生全國聯盟在聯民陣線的成立大會上派有代表出席；而聯民陣線的「贊助者」也包括了在一九五○年代策畫婦女抗議活動反對通行法規的喬瑟夫，以及信奉共產主義的－九六○年代非洲民族議會武裝運動老兵古德堡。聯民陣線的白人成員雖然有限，卻已足以讓其追求種族融合的承諾令人信服。

在此承諾之下，聯民陣線聲稱自己與非洲民族議會一脈相承，因為後者於一九五五年通過的《自由憲章》曾呼籲建立種族融合的民主南非。這點極為重要，因為南非黑人對非洲民族議會的熱忱正日漸增長──只不過，其原因多是由於非洲民族議會的民族之矛（昵稱為MK）所發起的激烈攻擊行動。然而，這些攻擊行動雖讓非洲人頗感振奮，卻對南非政府無所損害。一九八○年代在東開普省擔任警察情報首長的杜普萊西說明道：「武裝抗爭對我們從來不曾構成真正的威脅......武裝抗爭的效果一點也不好。我也看過......非洲民族議會流出的檔案......他們在其中也承認MK完全受到〔政府的〕壓制。」

不過，在羅賓島上的監獄裡服刑的非洲民族議會領袖，其偶像地位以及對年輕的反種族隔離制度人士的影響，卻無可壓制。島上的「第一代」囚犯，如曼德拉等人，皆是堅忍的象徵；至於曾在一九七○年代中期服過短期刑期的「第二代」囚犯，則有參與地方反對運動的經驗。根據曾在島上服刑的柴格所言，羅賓島簡直成了「政治人物的收容所」。「不論吃喝拉撒睡，你所接觸的儘是政治，然後又有人教你全球各地的政治情勢。」年輕的反對人士和「才智非凡的長輩」關在一起，而獲得他們傳授「情報、紀律，以及技巧」。年輕的活動人士聆聽他們的教導之後，「逐漸了解到重要的不是膚色──而是......如何團結一致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這些年輕人出獄時已變了個人。「這群青年菁英即將對南非宣稱：我們已經準備就緒。」

為反對國會採行種族隔離制度而號召民眾對即將舉行的選舉進行抵制，就是檢視聯民陣線是否真已準備就緒的一次驗證機會。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與十二月間舉行的市鎮首長選舉中，投票率僅達二成一，比幾年前一場選舉的投票率下降了近三分之一。聯民陣線並且聲稱在蘇威托只有二十分之一的選民出外投票。在次年為印度人及有色人種議院舉行的選舉中，這兩個族群的投票率都不及二成。聯民陣線呼籲採取「拒絕式政治手段」的呼聲已然獲得了響應。

「自發性的暴力風潮」

自從一九七○年代晚期以來，南非政府在普利托利亞為抑制反對陣營所採取的策略，就是緩和種族隔離制度中最為強烈的面向，期盼藉此降低黑人的憤怒。像一九七六年那樣以武力鎮壓反對運動，不但花錢，還會引來世界各國的敵視。如果把制度鋒利的邊緣磨鈍能撫平抗爭的衝動，推行改革──開放黑人組織工會、釋出更多政治權利給有色人種與印度人，以及放寬黑人對市鎮的控制權──就成了權宜手段。白人政權只要能夠在其它族群中至少贏得部分民眾的支持，其當家地位即可更穩固。不過，聯民陣線的選舉抵制活動為這項策略增添了變數，而拒絕投票的民眾也拒絕了這種裹著糖衣的種族隔離制度。市民運動以另一種模式達成改革目標之後，也讓市鎮居民認知到，藉由他們自己有組織的非暴力行動，他們也可以迫使政府讓步。然而，到了一九八四年，漸進改革的理念卻逐漸不再受到歡迎。經濟走下坡使得生活更加艱難，年輕人又回頭抵制學校，而為抗爭運動添加了不安定的因素。向來被視為白人政權鷹犬的黑人議員，由於投票迥避運動而喪失正當性，因此市鎮里的政治情勢也就趨向極端發展。愈來愈多市民組織的領導人也不再以對地方當局施壓為足，而以決裂對立為志。在這種情勢發展之下，臨界點已逐漸逼近。

南非重工業中心之一，位於約翰尼斯堡南方的瓦爾三角區，是最早達到臨界點的地區。這裡建有許多供工廠勞工居住的非洲人市鎮，其中之一為沙佩維爾，即一九六○年屠殺事件的發生地。長久以來，南非政府一直沒有為沙佩維爾提供足夠的住屋或是公共設施。不過，民眾依舊不斷前來此處找尋工作，以致人口過度擁擠。近年來，政府對沙佩維爾從事了若干改善措施：鋪設下水道，以及設立體育場式的大型燈柱為街道提供夜間照明。不過，一切支出都轉嫁到當地居民身上。沙佩維爾每月的租金及公共服務費都高居全國第一名。

由於一九八二年的改革措施把沙佩維爾的管理權交給了勒寇瓦鎮議會，因此鎮議會也就成了所有深覺壓榨之苦的民眾的怪罪對象。公共服務的提供以及費用的徵收都由議員負責，而大多數人都認為他們濫用許可權。你若是住在棚屋裡，而想把全家人搬進正常的住宅里，只要送紅包給沙佩維爾議員德拉米尼，他就會趕走原有的住戶，達成你的要求。他和他的妻子開著一輛豐田轎車穿梭於沙佩維爾的街道上──「他們以為自己像神一樣。」一名居民回憶道。德拉米尼知道自己深受鄙視，因此也隨身攜帶武器自衛。

德拉米尼於一九八四年八月宣布一項費率調漲方案。九月三日，數百人手舉「傀儡議員下台」的標語牌，而集體遊行到行政大樓去繳交費用。遊行隊伍行經德拉米尼的住宅時，由於有人丟擲石塊，警察便隨即出現以催淚彈和橡皮子彈驅散群眾。不過，警方離開之後，屋外又重新聚集了一群人，而且也開始再度丟擲石塊。德拉米尼從窗口開了一槍，打中一人。他的房子隨即遭人縱火，而他從後門跑出屋外的時候，石塊更是如驟雨般擲來。他被打昏之後，即被人拖到街上，潑上汽油放火焚燒。等到警方回到現場，德拉米尼早已氣絕身亡。

同一天，在瓦爾三角區其它地區的遊行活動，也都因警方開火而轉為暴動。年輕人不但堆置路障封鎖市鎮，還劫掠商店、縱火焚燒建築物。議員成了主要攻擊目標：一名議員遭人亂刀砍死，其它議員則在住宅遭到毀壞後紛紛逃命。另一方面，警方也大開殺戒。市鎮議員陸續辭去職務，地方政府也隨之瓦解之後，軍隊便立即進駐以維持秩序，先是擔任代理警察的角色，後來則轉為佔領部隊。十月間，七千名士兵封鎖市鎮，逐戶搜查，逮捕了數百人。活動人士於是召集工會聯盟，而於十一月初發動為期兩天的抗議性罷工，要求撒離軍隊、改革學校，以及凍結租金與公共服務費用的徵收。罷工活動雖然未能影響南非政府的決策，但民眾參與的熱烈程度卻預示了一般勞工參與政治運動的未來發展。

一九八四年九月在瓦爾三角區爆發的動亂，無可阻擋地蔓延到了全國各地。在一個個市鎮里，地方議題所造成的衝突紛紛超出市民組織及其它反對團體的控制，而轉趨暴力的方向發展。暴動、縱火、警察屠殺行為等事件層出不窮，雙方殘酷殺人的案件也不下數百起。反抗政府當局的主導權似乎已從非暴力組織轉移到了非洲青年緊握的拳頭上──這些青年稱為「阿馬布托」，或謂「同志」。他們「每天的活動就是和警車比膽量」。至於警察──多為「血氣方剛的白人青年」──則挑選黑人加以毆打「當作生活中的日常運動」。

不過，在這一片混亂與鎮壓的表象之下，仍有一場政治抗爭運動正在進行當中，目的在於挑戰市鎮里的文官政府以及推翻舊秩序。這點在下一個即將爆發衝突的地點東開普省便清晰可見。事件的開端起於一九八四年十月的一場學校抵制活動。在往後的幾個月里，丟擲石塊與縱火行為在伊麗莎白港市附近的市鎮成了家常便飯。搭乘裝甲車巡邏市鎮的軍警聯合巡邏部隊備受民眾僧惡。一名士兵談到當時的情形，他的巡邏隊一抓到年輕人，就把他們塞到裝甲車後面的鐵箱里，然後拖著他們到處跑。同時間，與警方合作的守望隊員，則到處以汽油彈攻擊學生活動人士及工會領袖的住家。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正值沙佩維爾屠殺事件的二十五周年紀念日──一列遊行隊伍走在蘭加鎮的街頭上。蘭加是位於伊麗莎白港市附近的白人城市威頓海格市郊的一個黑人市鎮。遊行隊伍在途中遇上兩部裝甲車，車上滿是手持散彈槍及步槍的警員；車上警員猜想這群民眾是準備前往威頓海格大肆破壞的阿馬布托。實際上，他們卻是準備前往市鎮另一端參加喪禮的一哀悼群眾。遊行群眾一面走一面唱著柯薩語歌曲，而車上的白人警員聽不懂柯薩語。群眾走近之後，車上警員百槍齊放，射殺了二十個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背後中彈。

一名當時在場的記者說道：「蘭加槍擊事件成了引發動亂的導火線。民眾無法接受這樣的事情。他們於是攻擊了......每個線民的住宅。」其中一個攻擊目標，是廣受眾人怨恨的議員克尼可尼--一般咸信他全家人都曾協助警方指認及捉拿阿馬布托。蘭加槍擊事件過後兩天，一群人放火燒了克尼可尼的房子，並且出手攻擊他和他的兒子，以及他兩名外甥。有人刺了克尼可尼一刀，然後群眾便把輪胎套在他的肩膀和頭上，點火引燃，眼睜睜地看他燒死在輪胎里。

一九八○年代中期，黑人民眾的憤怒導致市鎮里充滿暴力事件。有人幸災樂禍地將前述的燒輪胎酷刑稱為「項鏈」，而克尼可尼正是這種酷刑的第一位受害者。在往後的十八個月里，數百名黑人議員、警察，以及被人懷疑是線民的人士，都遭受了同樣的酷刑。由於種族隔離制度的鷹犬所遭受到的暴力懲罰極為可怕，以致有些市鎮的議員和警察一同逃到設有警衛且圍有鐵絲網的建築物里避難。到了一九八五年中期，東開普省若干市鎮的部分地區已被劃為「危險地帶」，警察非搭乘裝甲車不得進入。

到了五月，已有兩百五十七名議員辭職，而市鎮的行政當局也都徹底瓦解。到了同年底，在一九八二年改革中設立的三十八個黑人地方當局，只剩四個還在運作。由於行政單位與警察系統都已陷入混亂，軍方也就益發需要肩負起維持秩序的責任。軍方指揮官把市鎮里的軍事行動稱為「第四前線」，是他們外國遠征行動之外的另一戰場。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普利托利亞政府在動亂最為嚴重的地區發布戒嚴令。國家安全委員會於是把實施戒嚴的權力授權給了警方與軍方。南非政府以順服的黑人治理黑人市鎮的策略已告失敗。除了拋棄白人至上主義之外，唯一的選項就只剩下赤裸裸的鎮壓行動了。南非政府為此付出了極大代價，但人民付出的代價更高。殺害議員及驅走警察等行為並未帶來解放，而是把住宅區變成了戰場，又是宵禁，又是路障，又是逐戶搜查，數千名士兵隨時搭著裝甲車穿梭在市區里。即使是受人敬重的中產階級黑人民眾也不免受到士兵的騷擾。活動人士付出的代價最為慘重。戒嚴令發布之後八個月內，至少有八千人未經審判即遭到拘禁，其中大多數皆是聯民陣線及其地方分會的領導人物。

市鎮暴動當中的暴力行徑為反對陣營造成一項難題。聯民陣線若是支持暴力行為，就可能會喪失合法組織的地位。一名聯民陣線領袖警告他的同志不要「混淆了用武力『對抗』社區的脅迫手段，以及社區集體形成的人民力量」──兩者的本質是不同的。圖圖大主教呼應甘地的教誨，而堅持抗爭的手段必須與其目標保持一致，如此才能禁得起「歷史嚴格的檢驗」。他和博薩克都親自出面干預，以保護民眾免於群眾暴力。即使是非洲民族議會的領導人物，也對市鎮里的種種事件感到憂心；此外，也有「紅色高棉」勢力介入的傳言。

不過，反對陣營對非暴力行為的堅持並非絕對。一九八五年的《開路者宣言》（由一百五十名宗教領袖共同簽署）指出，把高壓政權的暴力行為和「抵抗及自衛行為」畫上等號是錯誤的。有些人甚至堅稱暴力有其效果，因為項鏈酷刑及縱火等手段就把許多政府走狗和警察嚇得逃出了市鎮。對部分活動人士而言，要維持自己在街頭上的影響力，就必須把對同志的疑慮放在心中不說出來--在他們眼中，控制暴力的重要性不及於控制使用暴力的人。

即使暴力行為看來有戰術上的用途，所有人仍可清楚看出，市鎮里的無政府狀態只會導致更多的鎮壓行動，而不會帶來種族隔離制度的廢止。遭法律禁止的非洲民族議會於一九八五年一月發表一項聲明，號召市鎮居民「讓南非陷入無可治理的狀態」。聯民陣線雖然呼應了這項號召，其領袖後來卻了解到，他們「無法對全國各地自發性的暴力風潮做出有效響應」──聯民陣線於同年五月提出的一份秘密報告如此坦承道。「明確可見的一點是，動員過程早已遠遠超越了組織過程。」於是便出現了一句新口號：「從動員到組織。」而莫勒菲在聯民陣線一場會議上發表演說的時候，也呼籲市鎮里的活動人士開始建立「替代結構」。

「人民的力量」

新的組織模式早已在東開普省的市鎮里紮下根基。包括幾名羅賓島囚友在內的一小群活動人士，已再度開始實驗非暴力反對方式。這種實驗--以及充滿危險的生活──在當地的市鎮持續了三年，而一九八四年則是第一年。

同年三月，在名為大台地的乾旱高原上，位於東開普省克萊道克市外圍的林格利何市鎮里，學生群起罷課以抗議格尼威遭到解僱。格尼威是一所學校的校長，也是當地市民組織「克萊多拉」的領袖。不到一個星期，警方與學生已在街上發生衝突；不到兩個星期，格尼威及其它市民組織領袖都已被捕下獄，而所有公眾集會也都已遭禁。一九八四年間，由於民眾攻擊議員以及政府反擊克萊多拉活動人士的行為循環不已，以致林格利何鎮少有寧日。截至此時為止，林格利何鎮的情勢發展和其它市鎮的狀況並無不同。

後來，格尼威於十月獲釋，而返回林格利何鎮。他身上極為特殊地結合了政治顛覆份子與傳統道德人士的特質，先前曾因參與馬克思讀書小組而坐了四年牢，也曾在克萊多拉里為遭禁的非洲民族議會擔任聯絡人。不過，他後來成為市民領袖及學校校長之後，則轉而提倡守貞、拒吸大麻，以及敬老等運動。他不但規定學生穿制服，也對遲到或課業不良的學生嚴加處罰。他過去的激進行為使他深得同志信任，而他嚴格要求紀律的形象又令他頗受老一輩的欣賞。在社區遭到暴力淹沒的情況下，他顯然是重建社區團結的理想人選。

格尼威的構想是讓市民組織藉由民主化而重振活力。克萊多拉的活動人士於是紛紛走進市鎮，鼓吹每條街道上的居民組織委員會。街道委員會推選代表參與區域委員會，而區域委員會再推選策畫主委參與克萊多拉的運作。老一輩的人可藉由這些委員會伸張權威，同時把市鎮導向新的發展方向。直接涉入衝突造成了原先議會的瓦解，而委員會也指派街道巡邏隊員遏止流氓肆虐以及公眾飲酒行為。克萊多拉除了重建群眾基礎之外，對公共服務工作也是一把抓，不但監督退休金的發放，也開設成人識字課程。

當然，這種理想狀況持續不了多久。一九八五年初，格尼威走訪大台地各區，而把街道委員會制度推廣到若干市鎮上。他的名聲因此傳遍南非各地，在聯民陣線的圈子裡尤然。其它人也因此注意到他的所作所為。六月七日，東開普省的保安警察請求普利托利亞當局許可他們把格尼威「從社會上永久去除」。三個星期後，格尼威與三名同事在伊麗莎白港市參加聯民陣線的一場會議之後，於回家路上遭到劫持，結果身受槍擊刀刺而死，並且還被肢解與焚屍。這起事件立即在林格利何引發街頭暴動。不過，格尼威在這偏遠市鎮里的成就，至此已為南非各地的市民領袖所知，而他們在不久之後也都紛紛開創出類似的路途。

伊麗莎白港市

賈克出生於一座農場上，離伊麗莎白港市約有七十公里遠。他從平凡的出身，到後來在反種族隔離制度的群眾運動臻於巔峰時參與其中，這段路途完全憑藉著他自己的決心而得以開創。限制黑人遷徙自由的通行法規讓他無法進學校念書。等他搬到城市去尋求教育機會之後，他在完全不曾聽過「政治」一詞的情況下，即帶領示威活動要求城市學校接受鄉村兒童就讀，並組成「伊麗莎白港市青年議會」──因而成功地為自己爭取到了教育機會。

由於受到黑人自覺運動的影響，賈克原本認為他同胞所面臨的問題「就在白人身上」。不過，他在校內一場辯論會上倡言這個觀點的時候，卻聽到了布朗□費雪的故事。費雪是一名家世顯赫的白人律師，卻因反對種族隔離制度而遭終身監禁，最後死於獄中。聽到這個故事之後，賈克終於明白「不能以膚色評斷一個人」。一名地方記者寫道：賈克是個「天生的領導者。就一點而言，他不會狂妄自大。他會聽取別人的觀點，但也會說服別人接受他的觀點」。不過，他所採取的方式不只有言語勸說。警察情報首長杜普萊西說道：「他是個極端的麻煩製造者，是如假包換的活動人士。」

在先前的反抗活動當中，賈克發現只有小型組織能夠激發民眾的熱情。自發性的抗爭活動在平息之後，並不會留下足以維繫反政府運動的組織結構。他於是明白，在下一階段的抗爭運動里，他和其它活動人士必須透過許多幹部建立一個明確可見的組織。隨著組織擴張，「保安部隊就很難加以瓦解，」因為「社區里龐大的抵抗中心」已然建立。

這位昵稱為「庫斯塔」的年輕煽動人士--他年僅二十七歲就已受到全國矚目──決意要讓下一場抗爭運動的非暴力性質保持不變。他後來坦承道：「我不適合......帶槍。」非暴力行為對於建構運動也有一個好處：「所有人不論年紀大小、身體是否有殘疾，都沒有借口」不參與其中。不過，採行非暴力運動的主要原因，是要「在社區里贏得有利的地位......贏得大多數年長民眾的支持」。阿馬布托「信奉直接行動里的暴力策略」，而他們所造成的動亂，則導致上班族、婦女，以及一般市民皆選擇與他們保持距離。但對抗政府的群眾運動卻需要這些人的參與，才能夠持久而贏得勝利。

警民衝突把街道變成自由射擊區之後，賈克與身邊的同志便都因而明了，抗爭運動若是一直局限在黑人市鎮里，就難逃遭到鎮壓的命運，而且也永遠無法與容許種族隔離制度存在的白人社群正面相對。於是他們互相說道：「讓我們把黑人市鎮里的這些衝突直接搬到他們家門前。」這就是抵制運動的由來。

一九八五年五月，若干名中年婦女向伊港黑人市民組織提出在伊麓莎白港市抵制白人企業的構想。賈克於是成為抵制委員會的發言人。在第－回合里，他們的要求頗為保守，其中包括把公共設施開放給各種族的民眾使用、撒離黑人市鎮里的軍隊，以及遏止工作場所里的種族歧視現象。七月間，在抵制運動展開前兩天，賈克在一場喪禮上（這是政府唯一容許的公眾集會）對一大群民眾發表演說。他大聲疾呼道：「我們星期一不在城裡購物!我們星期一連一盒火柴也不買!]到了星期一，平常總是擠滿了黑人購物民眾的伊麗莎白港市北區購物區，竟然空無一人。

抵制運動雖有立即的效果，但普利托利亞當局五天後就在若干行政區發布了戒嚴令，其中並以伊麗莎白港市為首。宵禁與行動限制措施隨之生效，而街上的士兵也被授予進行強制搜索與逮捕的許可權。賈克為避免被抓，而找地方躲了起來。於是，抵制委員會又增加了要求項目：唯有撒銷戒嚴令，並且釋放政治犯──包括曼德拉在內──之後，抵制運動才會結束。伊麗莎白港市裡的白人商店的銷售額平均下跌三成。經濟壓力使得商家與政府的步調出現不一致的情形。商家的電報如洪水般湧入政府當局，要求官員接受抵制人士的要求。國會一名白人議員稱抵制運動為「長時間以來，黑人所找到......最有效的武器」，同時也指出他因為這起事件而接到的選民來電是有史以來最多的。抵制運動也無法以鎮壓行動加以遏止。杜普萊西回憶道：「他們不想買東西算什麼罪？那是群眾運動，你能怎麼辦？你不能把這些人全部槍斃，也沒辦法把他們全部關起來。」

不過，政府仍舊找了幾個目標下手。八月二日，賈克與其它若干名抵制運動領導人物即遭到逮捕。拉瑪尼回憶道：「警方抓到我們很高興。」他們對他說，消費者抵制運動將會在三個星期內結束，「而你們這些領導人就得要在牢里慢慢熬了。]不過，抵制運動所紮下的根基遠比政府想像的要深，而像紮緊的止血帶一樣無所動搖──同時也像止血帶一樣，一旦產生的效果弊多於利，也就適時予以鬆綁。抵制運動使得經商為生的白人家庭無以為繼。他們向一名黑人領袖懇求道：「求你行行好，我們又不是政府。」賈克記得自己當時向抵制委員會說道：「我們不能像這個政府一樣壞......我們就不要趕盡殺絕吧。」他們於十一月達成協議：只要白人商人設法讓黑人領袖獲釋，抵制運動就將暫停到三月份為止。由於即將來臨的聖誕購物季也不免影響黑人民眾奉行抵制運動的決心，因此這時候加以暫停也有助於維繫運動的團結一致。

經常與賈克乘車穿梭於伊麗莎白港市各地的政治學家史維凌說明道：為了讓民眾明了群眾運動優異的效果，「也為了示範採取協商與提出要求等方式的優點，賈克特地為獲釋人士策畫了一場深具象徵意味的回歸市鎮儀式。」南非商家從抵制運動中所學到的教訓也一樣深刻。莫勒菲回憶道：「我們以行動告訴商家：你們也是這個國家的一部分。如果南非的大多數人口不能得到人所應有的待遇，〔如果〕他們的人權不能受到尊重，國家就不可能安定，而你們的生意自然也不可能在動亂中興隆。」

政府因禁不起誘惑而再度採取鎮壓行動，以致動亂情形更為惡化。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一日，普利托利亞對賈克及另一位市民領袖頒布禁制令（禁制令形同軟禁）。這項措施所引起的抗議聲浪甚至遠及華府，助理國務卿柯洛克對國會委員會指稱，美國「以最嚴正的態度譴責」對伊麗莎白港市兩名活動人士加以禁制的措施。

十一天後，南非最高法院一名法官解除了賈克的禁制令，而賈克則在九天後一場動員民眾恢復抵制運動的大型集會上撕毀了他的禁制令。第二次的抵制運動比一九八五年更有紀律。抵制委員會制發一份價格清單，以免黑人商家趁機敲竹杠；另外也對街頭小販發放執照，允許他們向白人批發商批購商品以供兜售。街道委員會和區域委員會所組成的網路不但協助活動人士與市民溝通，也促成權責下放，以免運動因高層領袖被捕而無以為繼。

這些委員會同時也協助民眾因應地方政府瓦解之後的社會狀況，一面規畫街道清掃工作，一面也對亂丟垃圾的人士加以處罰。他們甚至還幫忙排解家庭糾紛：據說庫瓦札克利在各種委員會成立之後，毆妻案件的數量即隨之減少。抵制運動進行九周之後，南非總統在無預警的情況下再度宣布戒嚴，意圖藉此預防蘇威托暴動事件十周年紀念日可能出現的騷亂。他指控黑人「革命份子」滿心「只想以暴力奪取權力」。但實際上，像伊麗莎白港市這類地區的非暴力運動卻讓政府困惑不已。羅賓島囚友廣受傳布的謀略、聯民陣線的民眾組織行動，以及像賈克這樣堅忍不拔的鬥士，共同號召了熱情的黑人青年與冷靜的中高齡民眾，使他們得以為共同的理念奮鬥。「人民的許可以及極大規模的積极參与」是該項理念背後的力量。這股力量遲早會迫使政府本身發生改變，而鎮壓行動頂多只能延緩那一天的到來。

亞歷山卓

位於約翰尼斯堡北部市郊，骯髒落後的亞歷山卓區，是富裕的白人社區當中一個貧窮的黑人孤島。這裡原本和索菲亞城一樣是預定拆除區，但由於長年的抗議運動而得以逃過一劫--然後便遭到政府的漠視。在一片一英里見方的貧瘠土地上，二十萬人擠在一萬間用錫片與夾板搭建的小屋裡，民生用水則必須在公共水龍頭取用。亞歷山卓有如是個一觸即發的火藥庫。

一九八六年二月，警方攻擊一列送葬隊伍的行動形成了導火線。在接下來的六天里，亞歷山卓四處皆有激烈的街頭衝突；保安部隊殺害了十七個人，而阿馬布托也對黑人議員展開攻擊。在這一連串的暴力衝突當中，馬耶克索有一天遇見－群準備對一名黑人警察施以項鏈酷刑的同志。馬耶克索剛到亞歷山卓，但對這種情景並不陌生。他要求這群同志聽他的話。他說：「種族隔離制度以及失業的壓力迫使有些人當上警察。」應該摧毀的是不良的制度，而不是受制度壓迫的人，因此他們應該讓那名警察辭職並交出他的裝備。他們表示同意，於是讓那名備受驚嚇的獵物自行逃跑，而放火燒了他的制服。

動亂結束之後，馬耶克索居住的房子成了亞歷山卓行動委員會的總部。這個委員會試圖把暴動行徑轉為非暴力運動。行動委員會為動亂中喪生的人士協助策畫了一場大型喪禮，典禮上的演說者懇求年輕人另尋反抗種族隔離制度的方式。早在二月初，行動委員會就有意模仿東開普省的作法，開始組織家宅、街道，以及街區委員會。

隨著各級委員會陸續成立，行動委員會也逐漸茁壯之後，各種地方組織──從商會到亞歷山卓婦女組織等應有盡有──的一百多名代表齊聚一堂，而擬訂了一項打擊地方議會的策略。先前的一場租金抗議活動已使議會的部分經費來源因而枯竭：每月租金收入從十五萬六千元斐鍰下跌到四萬四千元。現在，行動委員會又加上了一場選擇性的消費者抵制運動，以議員及其它政府走狗所經營的商店為目標。店家與計程車皆拒絕為議員提供服務，擔任警察的男子甚至遭到女友拋棄。在市長擔任牧師的教區內，教民也都拒絕聽他講道。在這樣的強大壓力下，所有議員終於集體辭去職務。

行動委員會因此成為最高領導當局，而讓底下的各級委員會推選掌理市鎮事務的行政單位；不久之後，這些委員會又陸續建立了自己的法院以及刑事訴訟制度。普利托利亞白人政府無力管理的亞歷山卓，結果被其本身的居民從政府手中奪了過來。當年在沙皇的高壓統治下自行建立共和國的古利亞農民，必然能夠了解亞歷山卓的居民為何這麼做。蘇威托

一九八六年六月的某一天，瑪蒂安妮看到窗外有若干名青年朝著她家走來，感到一陣緊張。她在蘇威托當了八年記者，曾多次目睹青年黨伙恫嚇民眾的情形──有一次，她必須把女兒藏在櫥櫃里，以免被他們（當成戰利品）帶去參加一場喪禮。她不但厭惡他們欺凌弱者的行為，也深信他們這種抗爭方式必將失敗。他們雖有石塊及汽油彈當武器，卻全然不是強大的南非國防部隊的對手。此外，他們一面在街上挨槍的同時，一面也對學校進行抵制，以致那品質不良的市鎮教育僅有的一點點作用也被他們破壞殆盡。

不過，瑪蒂安妮那天開門之後，那群青年卻很客氣地邀請她到一位鄰居的家裡參加一場聚會。他們在蘇威托市民協會的贊助下，打算在她居住的這條街道上組織委員會。第二天晚上，她和街上鄰居等了一會兒，才看到三名年齡皆未滿十八歲的男孩走進屋裡。屋內所有人都以冷冷的眼色瞧著這三名青年──沒有一個大人有興趣聽從這些青年黨伙的指導。不過，這三名青年卻大出所料地表示希望與大人合作，以便約束一般的流氓。他們保證不會再強迫小女孩去參加喪禮，也不會再劫持車輛。屋裡的大人們於是體認到，他們可藉由成立委員會而稍微恢復社會秩序。他們共同選出一個行政單位，由一名五十多歲的男子擔任主席。他接任這項職務有一個條件--不得有人命令他對人施以項鏈酷刑或者縱火焚燒別人的房子。「我現在先說明白，如果有人要我這麼做，我就立刻放棄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委員會成立之後，瑪蒂安妮發現她居住的街道立刻產生了變化：街上居民皆以鄰居的態度相待。此後再有青年到她家要求帶她女兒去參加守夜活動，她就叫他們先取得街道委員會的許可。對瑪蒂安妮這樣的民眾而言，這是一種管理自己社區的新方法。民眾透過蘇威托的各種委員會，而把空地轉變為公園，對街道進行巡邏，也對歹徒施以處罰──從而緩和了管理中樞消失後所帶來的負面效果。

市民組織刻意模仿格尼威在克萊道克與賈克及其同志在伊麗莎白港市的作法，在南非各地建構地方委員會的網路。東開普省與德蘭士瓦省，以及西開普省和納塔爾省部分地區，是這些委員會基礎最為穩固的地方。這些委員會不但是阻擋暴動行為的堡壘，也使反對運動在面對國家暴力的時候更具韌性。他們藉由推行消費者及租金抵制等這類活動，在不與保安部隊發生衝突的情況下，把一般人民帶進了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運動。如同印度的不合作運動，這些委員會把個人無足輕重的行動結合而成大規模的集體非暴力運動。

早在一九八五年底，聯民陣線領袖即把這些委員會稱為「人民力量」的機關。被捕的非洲民族議會領袖瓦特□席蘇魯之子祖拉克□席蘇魯於一九八六年三月說明道：「民眾把市鎮攪得難以治理，就打破了政府直接統治的箝制。」不過，當時民眾還未能「控制及引導情勢」，而導致「權力真空」的產生。藉由民主的組織方式，市鎮居民於是填補了這段真空。席蘇魯認知到，黑人不必徹底打倒白人才能獲得權力；而是「在抗爭的過程中，在實際獲得解放之前，當下就可以開創人民的力量」。人民已經「逐漸開始掌控自己的生活……開始自治自立，儘管他們仍然受到奉行種族主義的政權統治」。

市鎮活動人士也抱持同樣的看法。蘭加一名街道委員會主席說道：「我們已經取得了控制權。這不是吹噓，而是事實。社區議會已經瓦解，警察也被迫撒離......政治權力已經轉移到人民自己的組織手上，而我們也可以開始構思成立我們人民自己的政府了。」在位於伊麗莎白港市外圍的庫瓦札克利，一名地方活動人士自豪地說道：「我們已經建立了我們自己的民主政府。」

「我們真的無能為力」

消費者抵制運動以及街道委員會的發展擾亂了普利托利亞的秩序。這些活動不論是非暴力組織行為的媒介，抑或是初生型態的自治，總之是對普利托利亞政府的權力構成了挑戰。由於政府總是習於以冷戰時期的邪惡勢力為種族歧視的暴政提供合理化的借口，因此也在這些組織行為的背後發現了布爾什維克黨人操控的痕迹。檢察官神情凝重地說道：「黨伙人士以亞歷山卓的民宅為基地，藉著反對犯罪的運動篡奪警方的職能；又重新命名街道與學校，並成立非常態的自治機關，以篡奪地方當局的權力；此外還設置『人民民主法庭』以篡奪司法機關的功能。」

政府採取的響應方式是更為強烈的鎮壓行動。博塔總統於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度發布戒嚴之後，當年內未經審派即遭逮補拘禁的人數高達兩萬五千人以上。媒體在檢查法規的限制之下，只能登載官方發布的公告，而不準報導國內的「動亂」。對於反對人士於前些年採用過的非暴力抵制行為，包括工作迥避運動，以及消費者、租金，或者學校抵制運動，政府全部予以禁止。這些行為現在都可以顛覆罪名加以處罰，街道委員會亦然。一九八八年，政府又頒布了更多法令，以徹底禁止聯民陣線及其地方分會採取任何行動。

在軍方等同於軍事佔領的保護下，市鎮議員帶著更強大的警力回到市鎮里，重拾他們先前放棄的權力。政府以秘密行動對付反對領袖，手段包括闖入住宅、炸彈攻擊，以及暗殺。受到軍警支持的治安維持會，對據信為聯民陣線根據地的住宅區大肆進行破壞。此外，政府還印製假傳單，並且派遣卧底人員製造紛爭，意圖挑起黑人組織之間的緊張。在政府的猛烈攻勢下，市民組織隨之萎縮一九八五年的戒嚴把著名人士都關進了牢里，這次的拘禁行動則又更為深入。伊麗莎白港市地區即因遭到拘禁的人數過多，而必須興建新牢房以容納犯人。街道委員會紛紛凋零，消費者抵制運動也喪失了動力。政府在東開普省各地強力出擊，拔除「人民力量」的根基。

蘇威托是「人民力量」根基最為穩固的地方。在這些錯綜雜布的市鎮里，保安部隊很難追捕活動人士。蘇威托議會不準繳付部分款項的措施，無意間對租金抵制運動形成了助力，因為欠款一旦愈積愈多，清償欠費而與其它抵制人士決裂的意願也就愈趨薄弱。議會雖然對未付費人士的住宅實施斷水斷電，聯民陣線一個分支工會裡面的工人卻私下恢復水電的供應。軍警驅逐居民，市民委員會則發起工作迴避運動以示抗議。直到南非於一九九○年產生國家層級的重大變化之後，蘇威托的抵制運動才告結束。

南非政府「消滅敵人」的作為，只是一項多面向的反叛亂策略當中的一部分而已。政府當局雖然拘禁數萬人，而且緊縮了反對陣營所能夠運作的空間，卻也一面試圖平撫黑人的憤怒情緒。在極度貧窮的市鎮當中，公共服務與公共設施都獲得改善。以亞歷山卓為例，政府不但興建新的房屋、公寓住宅區，以及學校大樓，同時也鋪設道路及下水道。這麼做的目的是要讓恢復運作的議會能夠重拾合法性。市民活動人士雖然都已被關進牢里，但先前連最基本的現代生活設施都不願提供給黑人社區的南非政府，卻試圖要安撫人民的情緒。

不過，儘管手段溫和，鎮壓行動依舊具有壓迫性──而且其施行方式頗為笨拙。杜普萊西回憶道：「我們用鐵絲網隔離黑人區，」但是「沒有效果，因為每天早上都必須讓民眾出外上班；有些人回來得晚，有些人回來得早......所以根本沒有用......我們真的無能為力。」以軍事手段對付不順從政府的民眾，絕對爭取不到他們的合作。杜普萊西說道，政府當局「檢視了幾個造成人民不滿的原因，然後嘗試加以解決。不過，那根本不是問題所在......問題是人民已經不要種族隔離制度了。歸根究柢就是這樣。他們已經不打算再繼續接受壓迫了。」

從僵局走向民主

市鎮里的僵局反映出南非全國在一九八○年代晚期所面臨的對峙局面。群眾動員行為無法推翻種族隔離制度，但普利托利亞的鎮壓行動卻又把反對運動導入新的方向。一九八六年以後，反對運動的核心即轉移至黑人勞工運動，尤其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成立的工會聯盟「科薩圖」。一九七○年代期間成立的非洲人工會，在一般會員中的激進人士推動下，皆與市民組織及學生建立合作關係。一九八○年代中期，工會負責協調發動抗議性罷工，工會領袖也活躍於市鎮組織活動中。隨著士兵開始巡邏市鎮街道，反對組織也在政府的鎮壓下而停止運作之後，工廠與工會會所於是成為反對陣營的主要聚會場所，罷工活動也成為人民反對運動的主要手段。

政府在無法徹底壓制所有反對力量的情況下，對武裝攻擊行動的反制也進展有限。隨著一年一年過去，非洲民族議會也一再加緊進行游擊戰。一九八九年，據報有兩百八十一起攻擊行動。在十年前，一年也不過才發生十三起攻擊事件而已。此外，游擊份子也比先前更傾向於攻擊「軟性」目標（平民）。不過，圍堵這些攻擊行動雖對白人政權造成極大負擔，黑人的暴力行為卻未能真正打倒政府的武裝部隊。

維護種族隔離制度也必須付出間接代價，其中尤以國際孤立的後果最為沉重。武器禁運以及聯合國贊助的體育文化抵制措施雖已實施了一段時間，早先許多西方國家的政府與企業卻不願對南非採取嚴厲的經濟制裁。一九八○年代初期──在市鎮暴動、警察屠殺行為，以及實施戒嚴等事件都尚未發生之前──嚴厲制裁措施的威脅似乎極為遙遠。華府與倫敦的保守政權把普利托利亞當成南非的反共重鎮，並且天真地認為他們能夠說服執政的國民黨透過「建設性交往」改革種族隔離制度。

現在，一切都改變了。南非警察毆打抗議人士以及裝甲運兵車穿越市鎮的畫面在西方新聞報導中早已見怪不怪（直到南非政府於一九八六年全面禁止媒體報導動亂消息為止）。對反對陣營而言，這些負面報導提供了他們請求外國政府升高制裁措施的理由。圖圖大主教宣稱道：「我們在這塊土地上面臨一大災難，唯有國際社會採取施壓的行動才能拯救我們。」

在美國華府，民權運動領袖與當紅藝人因為在南非使館外遊行抗議而遭到逮捕。在校園抗議活動的鼓吹下，大學校方決定重新檢討投資於股市裡的捐款，對於在南非從事商業活動的企業一律拋售持股。市政府與州政府的退休基金也隨之跟進。這場運動發展到後來規模極為龐大，以致里根總統──他曾經提醒民眾，南非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是美國的盟友──也不得不於一九八五年發布行政命令，對南非實施有限的制裁。國會於次年制定了一項更為嚴厲的法律（國會否決總統的複議之後才獲得通過），禁止對南非進行新的投資或提供新的貸款，也禁止部分南非產品進口，同時對違反武器禁運令的國家斷絕軍事援助。歐洲共同體於同年自行採取制裁措施，數十家美國公司撒離南非，銀行也拒絕對南非企業主提供短期貸款。

國際制裁行動的效果有其爭議性，而普利托利亞及南非企業的確也有各種方式能夠迴避制裁。不過，制裁措施的政治效果並不只是其經濟後果的簡單函數。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南非早已經歷了近十年的成長遲滯及高度通貨膨脹，一般民眾對於政府扭轉情勢的能力也多感悲觀。制裁措施則更加深了這種疑慮。

在這種低迷的氣氛下，愈來愈多具有影響力的南非白人推斷認為，既然種族隔離制度需要鎮壓才能維持，而鎮壓措施又會造成難以接受的經濟傷害，因此種族隔離制度遲早得要放棄。包括國內、羅賓島上，以及流亡海外的著名反對領袖也都明白，不論是武裝攻擊行動或是群眾暴動，各種暴力行為都不可能在不造成國家嚴重傷害的情況下推翻白人政權。政府與反對陣營雙方都有所認知，激烈對決的結果勢必不堪想像──他們必須找出政治解決方式。

他們早自一九八五年就已開始互相溝通；一群白人企業家搭機到尚比亞[Zambia]與遭流放的非洲民族議會高層人士會面。往後數年內，白人神職人員、知識分子，以及記者等各種人士也與非洲民族議會舉行多次會談，政府並與當時仍然囚禁於羅賓島上的曼德拉舉行秘密會談。曼德拉對原則堅不退讓，但在某些事物上也極具彈性：他堅持南非黑人只願意接受多數統治，但白人統治的結束並不代表黑人至上，白人在民主的南非也能夠擁有穩固的地位。這些接觸行為顯示有些白人領袖能夠接受取消種族隔離制度，也有些黑人領袖致力於消除種族偏見。長年以來的對立僵持並沒有抹除雙方的智能。

一九八○年代末期，世界其它地區發生的事件又進一步促成了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一九八九年，東歐各國人民紛紛湧上街頭，而東歐的共產政權也在非暴力運動的衝撞下陸續瓦解。長久以來，許多自命為革命團體的組織，皆仰賴蘇聯資助而得以維持。現在，戈爾巴喬夫也開始削減這方面的支出。不過一眨眼的工夫，冷戰即告終結，而「共產威脅」的概念也髓之消失。南非政府再也不能把非洲民族議會誣指為莫斯科操控下的叛亂組織，同時也不可能再自稱為這項共產陰謀的最後防線。

一九八九年二月成為國民黨黨魁，後於同年八月當上總統的戴克拉克（FrederickWilhelmdeKlerk）就有如下的認知：只要種族隔離制度繼續存在，情況就不會真正出現改變，而政府的立場也就不可能隨著時間改善。此外，相較於年輕一代的反對人士，曼德拉及其它老一輩的非洲民族議會領袖似乎比較有和解的意願，因此戴克拉克也必須把握和他們打交道的機會。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政府當局開始給予反對陣營喘息的空間，不再打壓非暴力抗議活動。十月，包括瓦特□席蘇魯在內的七名非洲民族議會領袖獲釋。十二月十三日，戴克拉克更與曼德拉會面。

兩個月後，這位新總統在南非國會開議典禮上聲言道：「協商的時代已經來臨。」政府將對非洲民族議會以及聯民陣線等主要反對組織徹銷禁令；也將釋放政治犯，並允許流亡人士返國；更將解除戒嚴以及對媒體的限制。政府承認種族隔離法令為獲致和平協議的「障礙」。曼德拉於二月十一日步出監獄，終於在歷經二十七年的牢獄歲月後重獲自由。

不久之後，南非政府廢止了主要的種族隔離法令，非洲民族議會也在南非內部正式開始活動，並且從地下組織轉型為群眾政黨。討論南非未來發展的正式協商於一九九一年底展開，但各政黨卻花了兩年時間才達成協議。民主選舉預定於一九九四年四月舉行，屆時，種族平等的新國會將負責草擬新憲法。在新憲法獲得批准以前，暫時適用的過渡憲法規定各園區必須併入國土內，個人自由必須獲得保障，而中央內閣也必須保留少數政黨的席位。所幸有這項協議，居於少數的白人才不至於在多數統治展開之後被完全排除於權力之外。

昔日的敵人相互妥協而獲致這項出色的協議，正說明了不仰賴暴力手段所能達到的成果。不過，如同南非其它許多令人痛惜的反諷狀況，在這項協議敲定的過程中，南非各地卻上演著各種野蠻行徑──惡徒主要是那些估計自己會在民主轉型中喪失既得利益的人士。右翼白人不但實施炸彈攻擊，也對反對領袖進行暗殺行動。布瑟勒吉酋長與他領導的印卡塔自由黨決心抗拒誇祖魯園區（KwaZuluhomeland）併入南非，而在納塔爾省及金山（Witwatersrand）與非洲民族議會的忠心成員進行激烈鬥爭。數千人因此喪生。就好象暴力不肯輕易讓位給民主一樣。

戴克拉克與曼德拉沒有讓這一切阻礙他們的進展。在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舉行的選舉當中，非洲民族議會贏得了超過六成的選票，但國民黨與印卡塔自由黨（該黨在最後一分鐘才同意參與選舉）獲得的票數也都足以讓他們在政府中佔有一席之地。國會選舉曼德拉為南非總統，他在五月十日就職時宣誓道：「這片美麗的土地永永遠遠不會再有人與人之間互相壓迫的情形發生。」種族歧視的最後一個國家重鎮終於從地球上消失了。為南非帶來實質民主的政治和解並不是黑人反對陣營單方勝利的成果，而是來自於反對領袖與政府領導人雙方對於武力不可能獲致勝果的認知。反對陣營逐漸明了，以其所能夠採行的暴力手段，絕對無法打倒政府；而經過多年來在市鎮里的各個街角上與抗議人士、市民組織份子，以及各種委員會對抗之後，政府也了解到自己不可能消滅反對陣營。

在終結舊秩序的一連串事件當中，非暴力制裁行動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迴避、罷工，以及抵制運動不但對白人企業主與員工造成壓力，也削弱了白人維持現狀的意願。地方議會的經費因租金抵制運動而流失，功能又遭到街道委員會強行取代。面對這種多樣化的挑戰，政府於是公然以武力響應。鎮壓行動雖然壓制了市民組織與各種委員會，卻也使得政府無可化解國際社會的經濟制裁。非暴力運動的力量沒有直接終結白人統治，而是瓦解政府的權威，並使政府維護種族隔離制度的策略施展不開。

曼德拉入獄之前，曾在一九六四年四月接受審判之時指陳道，南非黑人五十年來的非暴力行動不但未能使其權利獲得保障，而且顯然還造成鎮壓情形的惡化。他說他的追隨者已逐漸對非暴力策略喪失信心，而在困惑中轉向恐怖活動。既然政府行使暴行毫不手軟，他於是推斷道：「暴力在這個國家裡既然不可避免，而政府又以武力響應我們平和的要求，那麼非洲人領袖一再倡導和平與非暴力，就是不實際而且錯誤的行為。」

曼德拉說得沒錯：倡導和平不是能夠在衝突中獲勝的策略。不過，他如果認為非暴力行動代表沒有力量，那他的認知就不正確──非暴力行動實際上是另一種形式的力量。對非暴力手段原則性的偏好並不會自動使這些手段產生力量，而為了避免使用暴力而採取非暴力行動也不保證會獲致成功。真正有效的方法，是發起一場讓獨裁統治者無法掌控人民日常生活的運動，同時也使統治者無法獲得其所需要的國內外支持；在曼德拉對前半世紀的抗爭行為發表告別宣言之後過了二十年，這種方法才終於在南非產生效果。本身是非洲民族議會地下成員的珍娜□雀里說道：「非洲民族議會雖然大肆宣揚武裝抗爭的成果，但真正對南非帶來改變的，其實是聯民陣線藉由組織民眾而採行的各種活動。」

非暴力運動在二十世紀里所遺留下來的典範雖然散見於許多國家的歷史中，但許多核心的概念及策略都來自於南非，起源於一名印度律師的思想與行動中。甘地在世紀交替之際即深感偏見箝制之苦，而不得不採取行動。因此，甘地還沒返國為印度奮鬥之前在南非所展開的抗爭，終於在二十世紀結束前夕為當地所有有色人種贏得勝利，可說是再恰當也不過了──而且，贏得這場勝利的手段當中，也包括了他曾倡導過的罷工及抵制等各種抗爭方式。

圖圖大主教歸結道：「我想一般人會認為，武力是獨裁者及暴君最需要感到害怕的東西。不過，實際上並非如此──人民想要自由的決心才是對獨裁者最可怕的威脅。人民一旦對此下定決心，就沒有任何事物能夠阻止得了他們。」

★3－10、菲律賓重返民主★
「尼諾伊，你並不孤單！」

貴賓室里擠滿了他的親友──他七十三歲的母親、他的兄弟姊妹、他的親家和幾名好友──另外還有兩萬名菲律賓人在馬尼拉機場外等候著。近一千兩百名武裝士兵與國家警察也團團圍在機場內，等著貝尼諾（尼諾伊）□艾奎諾所搭乘的客機降落。那是一九八三年八月的一個星期日早晨。菲律賓獨裁政府的頭號反對者在流亡美國三年之後，終於在這一天返抵國門。

他旅途中的最後一段路程是從台北到馬尼拉的一小時航程。他在登機前打了一通電話給在美國麻州的太太柯拉蓉。柯拉蓉□艾奎諾已經聽聞她丈夫的死對頭--菲律賓陸軍參謀長維爾少將--將會設法阻止艾奎諾入境，並強迫航空公司將他載回台灣。馬可仕總統的政權厭憎艾奎諾其來有自。早在馬可仕於一九七三年實施戒嚴以前，艾奎諾在參議員任內就已是反對陣營的領導人物。在七年的牢獄之災以及後來因健康因素而送往美國就醫的這段期間，艾奎諾已成為菲律賓人追求公平正義的象徵人物。至於馬可仕，他對公平正義的議題則向來光說不練。

就在飛機即將降落於馬尼拉之前，艾奎諾起身到機上的洗手間里，在他的白襯衫內穿上了一件防彈背心，外面再套上一件獵裝夾克。他先前已收到警告說他此行恐遭不測，而他在出發前一晚的告別晚會上對來賓表示：「根據甘地所言，無辜人士的自願犧牲，是對殘酷暴政最有力的響應。」更讓人覺得他似乎有意以身殉道。他過境洛杉磯時順道往訪國賓飯店，並向一名友人說他可能遭人射殺，就像勞勃□甘乃迪在該飯店的廚房裡遭到暗殺一樣。

一架客機在入境門前停下之後，士兵立即跳下一輛飛航安全車而圍繞在飛機周圍，手上的強力步槍皆已上膛。三名警員登上飛機，押著艾奎諾走出機門。他們踏上出口甬道之後，一名警員隨即擋住門口，阻止一名電視攝影人員及其它新聞記者進入。警察帶著艾奎諾經過一道側門，然後走下階梯，抵達機場跑道。幾秒後便傳出一聲槍響，接著又是一連串的槍聲。其它乘客終於下機之時，艾奎諾已身受致命槍傷，張臂俯卧在水泥人行道上。在他身旁不遠處，另有一具滿布彈孔的屍體，後經指認為高爾曼，據稱為射殺艾奎諾的凶手。

這起刺殺事件的新聞傳遍全球，但在菲律賓卻遭到封鎖。馬可仕控制之下的報紙、電台、電視都絲毫未加報導。只有一家地方性的羅馬天主教電台「真理電台」沉重地報導了艾奎諾慘遭謀害的新聞。這則新聞經過多次重複播報之後，不但引發民眾排山倒海而來的悲痛情緒，也導致自發性的示威活動。哀悼民眾絡繹不絕，一個個排隊進入大馬尼拉奎松市的艾奎諾住宅客廳向死者致哀，盛況持續兩天之久。在艾奎諾母親的要求之下，他的遺體殯殮時完全未經化妝，而且仍穿著遇刺當天沾滿血跡的衣服。

一天早晨，艾奎諾的母親於天亮前醒來，而發現有幾個人在客廳里的棺木旁緩慢走動。「我走上前去向那些人說：『你們這麼早就來了。』他們回答說他們是計程車司機。他們早上六點就要上班，所以只能在這個時間前來致哀。不久之後，又有帶著大籃子的婦女進來──她們是魚販.......下午則看到佐伯斯一家人〔當地望族〕以及馬卡地（譯註：馬尼拉商業中心區）的企業家......所有人不分貧富，全都來看尼諾伊。」一名國會議員看到哀悼民眾在時報街上大排長龍之後，說道：「一切的封鎖措施──雖然世界各地的媒體都滿是刺殺事件的報導，國內電台卻隻字不提──在我看來，就是馬尼拉市民爭相前來致哀的原因......他們得不到消息，所以就自己到現場來看看......他們感到真正的憤慨、激怨與盛怒。」

大主教辛海綿（JaimeSin）於聖多明哥教堂主持一場莊嚴的喪禮彌撒，頌揚艾奎諾為追求民主而犧牲的英勇行為。典禮結束之後，抬棺人把棺材架放在平台卡車上。在數千名民眾的圍觀下，卡車開上了馬尼拉最寬最長的埃德羅桑大街。送葬隊伍緩緩向十八公里外的紀念公園墓地前進。路旁民眾陸續增加至近兩百萬人，其中許多人枯等數小時，只為看一眼送葬隊伍。街上同時也掛滿了各種標語：「還給所有政治高壓及軍事恐怖主義的受害者一個公道!」、「反抗政治高壓！」。

規模最大的一場示威活動舉行於一座俯瞰馬尼拉灣的公園裡。這座公園是十九世紀菲律賓獨立鬥士，西班牙人黎剎紀念雕像的所在地。艾奎諾曾說過：「他們如果刺殺我，就會把我變成英雄。西班牙人如果沒有把黎剎抓回去槍斃，他哪會名留青史？不過就像我一樣是個終生流亡海外的人物罷了。」

現在，數十萬名馬尼拉市民站在雨中，齊集於黎剎的雕像與艾奎諾的棺木前，高舉手掌，以拇指和食指比出「L」字形，代表艾奎諾的政黨「戰鬥黨」（Laban）。部分哀悼民眾以菲律賓語喊道：「尼諾伊，你並不孤單！」當地電視台對這一切完全沒有報導，只有真相電台加以報導。所有的報紙也都保持靜默，只有一家報紙註銷一名哀悼人士在送葬遊行中遭閃電擊斃的照片。僅此而已。

「法老、君主、皇帝、國王、領袖」

在俄國一九○五年的聖彼得堡冬宮遊行後兩年，菲律賓人就獲得了首次在選舉中投票的機會，當時也大約是甘地在南非對印度人進行組織的時候。菲律賓於一九八九年美西戰爭之後歸美國所有，而這些選舉也就在美國的監督下進行。菲律賓人雖然獲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權，卻沒有完全的民主；全體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投票資格。首任民選總統直到一九三五年菲律賓獲得聯邦地位之後才正式就任。等到一九四七年二戰結束後，菲律賓才取得完全獨立地位，選民資格也才大幅放寬。

兩年後，父親曾任議員的馬可仕展開了政治生涯。他雖年僅三十，卻因涉嫌謀害乃父的政治對手而遭到起訴，又獲判無罪，以致早就成了家喻戶曉的新聞人物。他在一九五○年代期間迅速竄升為全國性人物，一方面是因為他在戰時率領反抗軍的英勇事迹，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對菲律賓典型的金權及朋黨政治極為擅長的緣故。

馬可仕贏得改革者的美譽之後，即於一九六五年當選為總統，誓言打擊充斥於公眾領域中的腐敗風氣，並且推行土地改革以縮短懸殊的貧富差距。不過，他卻把大部分的精力及國家資源投注於修建道路、橋樑及港口，以致造成政府龐大的財政赤字。他雖於一九六九年獲選連任──菲律賓史上首位連任成功的總統──卻是花費巨額公款買票的結果。與選舉有關的殺人案件也大幅增加。馬可仕當選連任之後，《菲律賓自由報》宣稱：「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有關選舉舞弊與恐怖活動的質疑聲浪，從來不曾像這次選舉這般高張。」

基於對選舉弊端以及馬可仕鼎力支持美國介入越戰的強烈不滿，學生於是在馬尼拉的街頭上舉行大規模示威活動，有時甚至演變為激烈的暴力衝突。同時間，內地的共黨暴動又更增添了不穩定的感覺。此外，馬可仕也是溫和反對人士猛烈抨擊的目標。但他的響應方式不是出言反駁，而是迫使他們閉上嘴巴。馬可仕於一九七二年九月實施戒嚴，此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南半球另一個前西班牙殖民地的民主政府也遭到皮諾契特推翻。馬可仕以法令凍結憲法中限制總統連任一次的規定，取消副總統職位，關閉報社，攫取商業電台及電視台的控制權，取消公共集會權，暫停人身保護令制度，並且開始以捏造的煽惑罪名逮捕政治對手。依據憲法選出的總統，就這麼把自己變成了獨裁者。

一小群經由選舉選出的政治人物，雖有心捍衛民主，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馬可仕把兩院制的國會置換成一個單院制的傀儡國民大會，完全受其政黨「新社會運動黨」的支配。對於數十年來在學校里學習美國式民主的菲律賓人民而言，這些發展－點都不令人振奮，而馬可仕運作權力的方式也造成許多人與他漸行漸遠。總統夫人伊美黛曾是選美皇后，一九七五年被馬可仕任命為大馬尼拉地區總督，後來又升任內閣閣員。在他們夫婦眼中，獨佔政治權力只是手段，為的是要達成更進一步的目的：成為讓裴隆夫婦相形失色的世界級權力夫妻檔，即使略顯庸俗也在所不惜。馬可仕堅持對菲律賓境內所有大型商業交易抽取利潤，以致他們夫婦的私人財產膨脹到五十億美元以上。伊美黛僱人在總統府內繪製一幅他們兩人的巨型壁畫，把他們描繪成馬來版的亞當與夏娃。此外，她也把時間和精力耗費在爭取大型競賽到馬尼拉舉行，諸如拳王阿里與弗雷澤的冠軍賽，以及環球小姐選拔賽。馬可仕命人設置一尊他的大型胸像，正好俯瞰著一座高球場以及一條高速公路，而這兩者又都以他的名字為名。自吹自捧於是成為馬可仕的施政重點。

戒嚴令發布當時，艾奎諾是菲律賓參議院里言行率直的自由黨領袖，不久後即遭到逮捕，罪名是在一場集會裡引爆一顆造成數人喪生的炸彈。艾奎諾雖擁有不在場證明──他當時正在參加他教女的婚前宴會──卻仍被控以謀殺罪名，而且未經審判即遭單獨拘禁數月之久。他在波尼法喬古堡的牢房裡寫信宣稱政府重新帶來了「有史以來最古老的社會型態──一人專制獨裁的社會，這個人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稱呼，不論是法老、君主、皇帝、國王、領袖、首腦、元首、主席、還是總統，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反對馬可仕的民間運動雖然持續不斷，但新聞焦點卻總是集中在採取激烈手段的政府敵人身上。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農民暴動，戰後又發動反地主運動的共黨人士，在一九六○年代晚期又重新展開了反政府的游擊戰。他們的「新人民軍」在戒嚴之後勢力大幅成長，並且一度據信控制了菲律賓近四分之三的鄉下省份。除此以外，政府在南部也面臨回教分離主義份子的武裝挑戰。在阿拉伯產油國的壓力下，馬可仕雖曾同意讓當地擁有自治權以化解衝突，卻從未兌現承諾，因此也就無法平息叛亂活動。

在共黨與回教激進份子的暴動下，美國那群滿腦子冷戰思維的決策者也就理直氣壯地任由馬可仕箝制民主。此外，由於呂宋島西部蘇比克灣內龐大的美國海軍基地，以及駐在馬尼拉北方約一小時車程處的克拉克空軍基地里的大批轟炸機群，俱為美國軍力在太平洋地區的支柱，因此華府也就更需要菲律賓保持穩定。馬可仕於一九七○年代初期刻意渲染共黨奪權的威脅，因而贏得尼克森總統對他實施戒嚴的全力支持；在往後的四年間，美國對菲律賓的軍援不只倍增。

美國企業界也把馬可仕視為朋友。菲律賓吸引了大量的美國資金，美國商會也對馬可仕推翻一項危及外商產權的最高法院決議而大表稱許。由於菲律賓地處南中國海，正當印尼等產油國的油輪航向日本的要衝，因此其戰略位置極受重視--外資也源源不絕而來。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貸款所導致的債務，加上美國銀行可觀的資金挹注，在戒嚴期間從一九七二年的二十七億美元擴張至一九七七年的一百零七億美元。

這時候，一大群菲國異議人士卻身陷圍圄。根據國際特赦組織一九七七年的報告，在一九七二年九月至一九七七年二月這段期間，被捕的政治犯共計六萬人次，嫌疑犯遭到刑求的情形更是常見。卡特入主白宮之後，馬可仕曾－度釋放三千名人犯。不過，最著名的人犯艾奎諾卻依舊不得自由。

「一股培養不合作運動的勢力」

－九七八年，馬可仕為了維持民主的表象而舉行一項選舉，艾奎諾於是從獄中遙控成立了戰鬥黨，並且缺席參選國民大會席位。戰鬥黨人明白政府會操控選舉，使其對新社會運動黨有利，於是散發連環信號召民眾於選舉前夕發動噪音抗議活動。一到指定的時間，馬尼拉居民紛紛鳴按喇叭、敲打鍋盆、大聲喊叫，喧鬧狀態直到深夜才結束──一如五年後智利人民在首次全國抗議日上向皮諾契特政權表達反對的作法。不過，開票結果卻顯示馬可仕擁有控制選舉過程的能力。全國十三個省份當中，有七個省份皆由新社會運動黨贏得全部席次。只有中維沙亞由反對陣營贏得多數席次。在戰鬥黨勢力最強大的大馬尼拉地區，反對陣營的總得票率僅達三成一，新社會運動黨則獲得六成九的選票。

共黨以外的反對陣營挫折之餘，便轉而採取對立手段。企業家歐拉奎爾在流亡反對人士的協助之下成立了「公共正義計畫」，以作為「一股培養不合作運動的勢力，一股動搖獨裁統治的勢力，同時也是一股組織人民以爭取自由的勢力」──表面上看來似乎支持非暴力運動策略。不過，這個組織在一九七八年噪音抗議活動的鼓舞之下，認為當天敲打鍋碗瓢盆的民眾應可被說服加入叛亂活動。這個組織鼓動的縱火行為共燒毀一楝政府大樓、數家旅館，以及馬尼拉灣內一艘供海上賭場用的輪船（所有賭場都受政府控制，馬可仕以賭場所得當作資助政客及賄賂的資金來源）。不過，縱火行為並未能在馬可仕控制的新聞媒體上獲得報導，而且這個「培養不合作運動的勢力」中的成員也因此遭到逮捕。

艾奎諾歷經七年的拘禁之後，終於被馬可仕指派的特別法庭以謀殺罪名判處死刑。不過，他在一九八○年檢驗出心臟疾病之後，美國國務院隨即出面干預。馬可仕暫緩執行死刑，並且准許他出國前往德州休斯頓接受手術治療。艾奎諾痊癒之後仍與家人滯留美國，並獲得哈佛大學及麻省理工學院的獎學金。

艾奎諾在國外與激進的「四月六日解放運動組織」展開合作。這個組織以馬尼拉為根據地，並以噪音抗議活動當天的日期為名。艾奎諾在紐約的亞洲協會發表演說時透露道：「我獲知他們已擬訂大規模的城市游擊戰計畫，屆時將有建築物遭到炸毀，貪腐的總統親信及內閣閣員也將遭到刺殺。」這場演說後不到三個星期，馬尼拉即發生九起爆炸案，造成輕度財物損失以及兩人受傷。

四六解放組織的行動不只如此。幾個月後，他們於十月間向準備參加在馬尼拉召開的美國旅行社協會大會的馬尼拉代表寄發警告信件，指出「菲人革命已經展開」，外國人「恐將遭受池魚之殃」。由於馬可仕承諾加強安全措施，協會便按照原訂計畫在馬尼拉的大會堂舉行會議。馬可仕親臨致詞歡迎各方代表，同時保證他們的安全。不過，一名潛入觀光部的四六解放組織活動人士早在現場埋設炸彈，於馬可仕結束致詞數分鐘後便即引爆。馬可仕沒有受傷，但十一名代表、一名菲律賓歌星，以及其它六名人士都因而受傷。

這起爆炸事件雖未能引起大規模的群眾抗暴運動，卻也促成馬可仕以其夫人為中間人與艾奎諾展開對話。一九八○年底，艾奎諾在紐約與伊美黛一場四小時的會談中，提出解除戒嚴以及舉行乾淨選舉的要求。馬可仕於一九八一年一月解嚴並排定總統競選時程，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他接受了這些要求。不過，實際上的措施卻不是那麼一回事。解嚴只是形式，總統的行政權並未受到限縮；而總統候選人的年齡下限訂在五十歲，也把四十八歲的艾奎諾排除在外。一群反對組織確信一九八－年六月的選舉必然會受到人為操縱，於是決定對這場馬可仕宣稱將以八成八得票率勝選的選舉發起抵制。

艾奎諾雖然持續發言反對馬可仕，但看過艾登堡執導的《甘地傳》一片後，他也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策略（他早在獄中就已熟讀甘地的著作）。他在離開波士頓返回菲律賓之前，曾對一名記者說過，他回國是為了要「加入奮鬥行列，以非暴力運動爭取恢復我們的權利與自由。」艾奎諾甚至表現出與馬可仕議和的意願，只要能夠恢復民主就好。他說他希望能夠說動總統「善的一面」，打動這位一度是兄弟會成員的總統，並提議成立一個看守政府以監督「自由公平的選舉」。不過，艾奎諾堅持馬可仕必須先辭職下台。

若干名友人告誡艾奎諾留在美國以免遭受危險，但國防部長恩里列警告他可能遭到暗殺之後，他卻只把行程延後兩個星期。前參議員羅德里格回憶道，到了一九八三年夏季，已有人把艾奎諾稱為「牛排突擊隊員」，指他在同胞受苦時自己卻在美國享樂。羅德里格說道：「我們需要他提振民主運動，」因為倡議民主的反對陣營似乎勢力漸衰。「民眾都半途而廢，並且紛紛轉趨激進。馬可仕要把我們逼上激進路線，如此一來他就可以對美國人說：『你們不喜歡我嗎?那你們有什麼其它選擇？共產主義。我也許是個混蛋，但我可是你們唯一能夠依靠的混蛋。』另一方面，共黨份子要的也是一樣的狀況。他們知道人民對馬可仕深感憤怒。他們要讓人覺得好象只有新人民軍能夠趕走馬可仕。我們想要給人民另一項可行的選擇......我覺得尼諾伊必須回國。」

首都里的審判

艾奎諾的機場謀殺事件引起民眾激憤，鼓動反對陣營，也動搖了馬可仕和華府的關係。艾奎諾的喪禮代表了人民對獨裁統治進行長期不合作抗爭的起點，其中難以計數的示威活動都舉行於大馬尼拉地區。一九八三年秋冬兩季，位於菲律賓現代金融中心馬卡地中央地帶的阿亞拉街，其兩側的辦公大樓每周都有人從窗戶灑下黃色紙片（菲律賓人民以黃色象徵艾奎諾的理念）。

商業界嗅到了不確定的氣息，企業及有錢人士於是從主要銀行提出據估約五億美元的存款，而分別存入美國、瑞士及香港。資金外流造成菲律賓披索貶值以及外債的進一步上升，光在一九八三年十月一個月就增加六十億美元。於一九八○年離開政府的情報部長指出：「政府埋怨遊行活動以及紙片拋灑行為是造成資金外流的禍首，而且也嚇跑了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以及菲律賓的各個債權銀行。商業活動已呈現停滯現象.......」

原本滿足於現狀的企業領袖，現在也開始要求對艾奎諾謀殺案展開迅速而公正的調查、清楚規定總統遞補方式、舉行乾淨公平的選舉、改革選舉委員會，以及開放媒體自由。馬可仕於是採取下列因應措施：恢復副總統職位，把正副總統候選人年齡下限從五十歲降為四十歲，對政府控制的選舉委員會指派新委員，以及授權成立「全國公民爭取自由選舉運動組織」（簡稱自由選舉組織）。

暗殺事件發生後舉行的示威活動當中，有許多皆由前參議員迪奧可諾發起。他曾於一九七二年與艾奎諾一同遭到逮捕，在兩年刑期內的大多數時間皆受到單獨監禁。現在，迪奧可諾創立了「為艾奎諾爭取正義，為人人爭取正義」組織（簡稱正義組織），同時延請身為演員的艾奎諾胞弟阿加比托以及多名富商資助。大多數的群眾示威活動過程都理性平和，但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戒嚴十一周年當天的一場示威，卻引發了大規模暴動。柯拉蓉於馬拉坎南宮（一座四周設有圍牆的農場式建築群，一百多年來向為菲國政府在馬尼拉的所在地）附近展開集會，卻有一萬五千名群眾脫隊遊行至橫跨帕西河的門蒂歐拉橋，而在那裡遇上一群嚴陣以待的陸戰隊員、鎮暴警察，以及消防人員。突然間，軍警行列里一陣爆炸炸死了兩名消防人員，陸戰隊員於是展開攻擊，對示威群眾開槍。後續的暴動造成十一人死亡，數百人受傷，同時在大馬尼拉區各地引發一連串的衝突及劫掠事件。

幾個月後，反對陣營設法強化了非暴力運動的紀律□一九八四年七月，阿加比托與一名資深自由黨領袖集結兩萬名示威群眾霸佔門蒂歐拉橋的一半。兩個月後，在「全國哀悼日」上，數千人再次遊行至這座橋，但此時橋樑已用刺絲網圍住。約三千名示威群眾當場展開燭光守夜活動而在當地度過一夜。第二天早晨，他們依舊拒絕離開，結果遭到警方以催淚彈及強力水柱驅離。

為了平息抗議浪潮，馬可仕於是指派退休最高法院法官阿格拉瓦與一個藍綬帶公民小組（譯註：指為審理重大案件而挑選具有特殊條件的公民所組成的審理小組）。對艾奎諾遭刺案件進行正式調查。調查過程耗時近一年，結果調查人士一致同意艾奎諾是在走下樓梯的時候遭人從背後射殺，不過凶手不是後來被發現為軍方反共恐怖小組成員的高爾曼。調查人士指出，高爾曼被殺只是障眼法。

一九八四年底，阿格拉瓦向馬可仕報告說，刺殺行動是由前航空安全指揮部長與六名手下共同策畫的。不過，其它調查小組成員於隔天提出的多數意見報告卻指出，陸軍參謀長維爾少將連同數名將軍、上校、上尉，以及低階軍官共謀刺殺艾奎諾，並且在射殺行為前後安排了掩飾措施。維爾原本就已遭撒除職務（由於華府不滿軍方對付共黨暴動的方法而施加壓力的結果），現在馬可仕又把他與二十四名軍官以及一名平民送交審判。

除了促使殺害艾奎諾的凶手伏法之外，反對陣營也把一九八四年的國民大會選舉視為削弱政府的機會。由一百五十名政治人物、企業界領袖、神職人員，以及共黨人士所組成的「菲律賓人民大會」開會商定一項共同策略。共黨的新人民軍利用其較高明的組織技巧及為數較多的代表強力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在政府釋放所有政治犯、賦予國民大會全部權力、承諾舉行自由公開的選舉、並撒銷授權政府任意長期監禁人民的《預防拘禁法》之前，所有反對黨必須一致抵制選舉。

沒有人認為馬可仕會接受這些條件，也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放棄在選舉中與政府對決的機會。任何人皆有理由相信馬可仕會採取他一貫的威嚇、買票，以及作票手段。不過，反對陣營卻又有強烈的理由不能放棄參選。抵制行動只會白白便宜了馬可仕，讓他不必大量作票即可獲得大勝。如果他的對手能夠發起強烈攻勢，至少能夠迫使他露出真面目，令他不得不採取足以更加削弱自己合法性的手段。後來拖垮馬可仕的正是這項策略。

結合數個溫和政黨的「聯合民主行動組織」，由領導人勞羅出面宣布他們將不抵制選舉，柯拉蓉與胞弟聯手成立的政黨PDP──戰鬥黨也隨之跟進。反對陣營於是加入了這場戰役，而其中最關鍵的參與者大概得算是自由選舉組織。馬可仕當初為了妝點選舉程序而核准成立的組織，卻在反對陣營的運用下把選舉變成足以挑戰其統治權的手段。

自由選舉組織本為美國中情局於一九五一年為了促成公正選舉而贊助成立的組織。一九八三年，－群企業界人士、宗教領袖、家庭主婦，以及專業人士，在一名與辛主教關係緊密的磨坊主人領導下，又重新提振了這個組織。他們認定馬可仕絕對不會自動下台，同時也擔心他在位愈久會讓共黨的新人民軍吸引愈多的支持者，導致暴力革命取代非暴力運動而獲得主導地位。唯有重建選舉的公平性，非暴力運動人士才能夠提供人民一個不同於武裝革命的選擇──現在，馬可仕正給了他們這樣一個機會。

自由選舉組織的二十萬名志工，其中包括許多修女在內（她們後來被昵稱為「自由選舉組織特戰隊員」），將負責監督投票過程。各選區的計票結果將分別送給自由選舉組織和選舉委員會，再由這兩個組織個別進行統計作業。這場選舉雖然受到共產黨、正義組織，以及另一個政黨的一個派系以缺席抵制，投票率卻高達九成。投票結果，新社會運動黨贏得七成以上的席次。不過，在自由選舉組織部署有監督人員的比考爾省（Bicol)，反對陣營卻贏得六成五以上的席次；在南他加祿省（SouthTagalog)也有六成以上。在自由選舉組織沒有部署監督人員或者人員不足的省份，新社會運動黨皆贏得所有席次，這對反對陣營是一項重要的教訓。不過，反對陣營在一九八四年的這場選舉中，依舊取得了實質收穫：選舉前，新社會運動黨在國民大會中握有約九成的席次；選後則下滑至七成。

「聖女貞德」

下一次的總統大選原應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舉行，但馬可仕在察覺美國對他的支持逐漸滑落之下，便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美國上電視參加布爾克利（DavidBrinkley）每周談論公共事務的節目之時，利用機會宣布提前舉行選舉的計畫。由於他自信能夠順利勝選，並藉此向心存懷疑的美方人士證明自己是貨真價實地奉行民主政治，因此將投票日期訂於短短的三個月後。馬可仕也知道反對陣營本身處於分裂狀態，因此可能推出不只一名候選人，而造成選票分散的結果。即使如此，這項宣布依然令反對陣營備感振奮。柯拉蓉表示，只要能夠取得一百萬人連署，她就同意代表反對陣營的聯合陣線參選。結果，全國各地的志願人士立刻彙集了一百二十萬人的連署簽名。不過，整合反對陣營就是另一回事了。

聯合民主行動組織領導人勞羅曾於五個月前表達參選意願。隨著十二月十一日的登記截止日期逐漸逼近，辛主教於是出面干預。他向柯拉蓉說道：「我認為你會贏。首先，你是女性，因此馬可仕敗在你手下將是一大恥辱。不過，這就是神的行事之道──挫敗強者。你是聖女貞德。」辛主教於隔天往訪勞羅，對他坦率說道：「呃，你不太有魅力。柯拉蓉比你更具魅力，你參選一定會落敗。你的首要之務是要展現團結精神。」最後，勞羅終於點頭同意，而柯拉蓉與勞羅便於截止時間屆滿前幾小時登記搭檔參選正副總統，並經由此舉而結合了柯拉蓉的街頭支持者以及勞羅的傳統政治組織人士與政黨活動人士。

反對陣營把競選焦點放在柯拉蓉偶爾靦腆、信仰又極度虔誠的寡婦形象上，同時強調她吸引人的兩大特質：高度的魅力與誠懇的個性。不過，柯拉蓉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像是個單純、未涉政治的家庭主婦，實際上卻非如此□她生於菲國數一數二的地主家庭，曾在馬尼拉及美國的天主教學校接受教育。她與艾奎諾的婚姻鞏固了菲律賓兩大最具影響力之家族的聯盟關係，也因此為艾奎諾的政治事業打穩了基礎。艾奎諾於一九七三年被捕之後，柯拉蓉即在娘家的房地產與金融帝國中擔負起財務主管的角色。她在自己的競選活動中刻意迴避經濟困境及土地改革之類的政策議題，而把重點放在個人的感受與經驗，諸如她希望把馬拉坎南宮（總統官邸）對大眾開放，以及艾奎諾坐牢期間還有後來遭到殘暴刺殺對她所造成的影響。聽眾全神貫注地聆聽她的演說，許多人更不禁落淚。不久之後，眾人便把柯拉蓉稱為「菲律賓政界的諾拉□奧娜爾」──奧娜爾是菲國最受歡迎的電影明星。

在此同時，經過七個月備受爭議的審理過程之後，艾奎諾遭刺案當中的二十五名被告，包括維爾將軍在內，全都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日獲釋，距離即將舉行的大選只有兩個月。馬可仕隨即恢復維爾陸軍參謀長的職位。此舉立刻在馬尼拉街頭上引爆各種示威活動。這一次，全面罷工也隨之爆發，主要在於鄉下省份。民眾對政府的憤怒倍增，因此也就助長了反對陣營的氣勢。

艾奎諾與勞羅的競選活動由一名經驗豐富的前參議員主持。他手下狂熱的競選委員會──成員包括阿加比托以及曾是艾奎諾友人和支持者的反對人士；在全國各地策畫許多龐大而熱烈的集會，柯拉蓉也四處奔波出席，搭乘的交通工具則是由一名顯赫的企業家所捐贈的私人飛機。一九八六年一月，正值選戰中期，法國通訊社估計在二十四個省份與城市裡所舉行的集會，共吸引了三十五萬五千名群眾。反對陣營的競選活動於投票日前三天的二月四日達到高峰，活動地點在馬尼拉的倫內達公園。當時現場的一百萬名男女老幼，一同為柯拉蓉要求改變的呼籲齊聲歡呼。

相較之下，馬可仕的競選活動就顯得散漫無力。他先是挑選一名年紀比他大而且缺乏活力的政治人物擔任副總統候選人。他在華府的盟友原本認為他會挑選一名強勢的接班人，結果卻完全相反。馬可仕在競選過程中也顯得疲累而孱弱，只在八個省份舉辦造勢活動，參加的群眾總共也只有八萬八千多人。然後，在投票日幾周前，不受菲國新聞箝製法規限制的外國媒體報導了數則與總統有關的內幕消息，而兩家菲律賓報紙也加以刊登。《華爾街日報》報導一名流亡企業家指稱自己和其它人士曾為馬可仕在若干筆數百萬元的交易中「充當人頭」。另外，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對於馬可仕自稱曾在呂宋島上率領訓練精良的游擊隊抵抗日軍一事，美國陸軍斥為「無稽之談」。而《華盛頓郵報》更進一步報導說馬可仕當年曾與日軍合作。不過，真正動搖了馬可仕權力基礎的，不是對他參戰記錄造假的指控，而是他自己在選舉中的舞弊行為。

總統大選

菲律賓史上影響最深遠的一場總統大選於一九八六年二月七日星期五進行投票。菲國總數兩千六百萬名登記選民當中，絕大多數都於當天分別前往全國各地的八萬五千九百三十八處投票所投票。政府在還沒投票之前就已開始對選舉過程上下其手。一名反對領袖指稱丹轆省的競選活動是「有史以來最骯髒的。買票充斥......執政黨打手大肆恐嚇市鎮居民.......他們對柯拉蓉的支持者說，他們對他們的住處、小孩上學的地點，以及幾點出門都瞭若指掌。一個人雖然可能願意為追求民主而死，但他卻不可能犧牲自己小孩的生命。」

投票開始之後，馬上就有許多問題出現。每十位選民中就有一人指稱自己的姓名沒有登記在選民名冊上，同時名冊里卻增加了其它姓名：一名記者發現一份名冊上登記有兩百名選民，住址全都在同一楝小房子里。大馬尼拉地區的自由選舉組織主席估計當地約有一成五選民的投票權遭到剝奪。自由選舉組織志工里耶薩〈BenjaminRieza）奉派前往一所小學監督三個地區的計票過程。

開票結果柯拉蓉在三區全都獲得領先。里耶薩說道：「不久之後，便有槍聲傳出。我立刻找地方掩蔽。到處都有人驚慌逃竄。我看到武裝人員拿槍指著一名自由選舉組織志工，命令所有人到外面去......隨後有一個戴著面具的人走了進來，手中握著一枚手榴彈。我趁此機會逃了出去。」選舉過後兩天，選舉委員會裡的一名技師得知計票板上的數字和計算機列印出來的結果不符之後，全體三十一名技師便集體離開馬尼拉的選舉委員會總部。他們在一所教堂獲得庇護之後，隨即發表聲明強調自己不是政府的幫凶，而且「一察覺有可疑的情況」就立刻決定離開。

由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盧格率領的美國代表團前往選舉委員會進行，菲國官員帶他們參觀的全是沒動過手腳的投票處，因此他們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問題。盧格心存懷疑，而在返回華府後向里根總統報告說他認為馬可仕「捏造選舉結果」。另一名員參議員凱利，指稱計票作業「徹底瓦解而且遲延」。不過，里根卻在記者會上表示，他認為「雙方」可能都存在舞弊與暴力情形，而除了「一般性的跡象之外」，盧格率領的團並未取得舞弊的確切證據。柯拉蓉告誡里根切勿對馬可仕的勝選表示支持。她說道：「一個民主友國若是選擇與馬可仕先生共謀詐奪菲律賓人的自由解放，我必然會質疑其動機所在。」

為了因應又一次選舉舞弊的危機，天主教堂也出面加以干預。宿霧島主教維鐸召開菲律賓天主教主教大會之時，便要求每位主教述說自己在選舉過程中的見聞，以及從牧師和一般民眾身上得來的通報消息。維鐸指出：「這些報告大致相似。我們在其中皆可看見同樣的舞弊模式。」全體主教隨後發表一份震撼人心的聲明：「我們深思明辨之後認為，這場選舉的舞弊情形空前嚴重。」他們同聲譴責「對選舉結果的刻意操縱」，並且反對政府採取威嚇、侵擾、恐怖行為，以及謀殺等手段，「以致恐懼成為選民未投票的主要原因.......這一切異常情形，皆顯示政府濫用權力阻撓人民表達其自主意願。」

這群主教隨之呼籲菲律賓人民以非暴力運動進行抗議。「這意指以和平的手段積極對抗邪惡作為......現在正是補救惡果的時機。這項惡果是精心造成的，因此修正措施也必須如此。不過，正如這場選舉一樣，修正措施也必須完全視人民的意願而定.......不過我們堅持一定要有所行動。我們的行為隨時都必須遵循基督的福音，也就是必須平和而且不帶暴力。」然而，就在這群主教發言反對暴力之際，菲律賓卻又再次因一起冷血謀殺而舉國震動。這次的受害者是艾奎諾熱情支持者暨前省長哈維爾，凶手則是馬可仕手下的一名軍閥所僱用的六名蒙面殺手。與選舉有關的謀殺案件，在他遇害之後總數達到兩百六十四件。

儘管選舉結果引起公憤，國民大會依然於二月十五日完成官方計票作業，聲稱馬可仕獲得一千零八十萬七千一百九十七票，柯拉蓉則獲得九百二十九萬二千七百六十一票。國民大會的反對黨議員在少數黨發言人的率領下，於午夜集體退席。該位發言人表示：「院會的多數黨顯然不惜強硬通過馬可仕當選總統的宣告。」反對議員集體退席之後沒幾分鐘，新社會運動黨的忠心議員隨即宣布馬可仕連任總統，任期六年。

為了響應執政黨的舉動，自由選舉組織於是在《馬尼拉時報》上刊登一則聲明，公布柯拉蓉與勞羅的勝選結果。根據自由選舉組織從七成選區取得的計票結果，柯拉蓉共獲得七百八十三萬五千零七十票，馬可仕則獲得七百零五萬三千零六十八票。在其餘三成的選區里，自由選舉組織的志工不是無法集結，就是在進行監督時遭到阻撓。聲明的結論指出：「自由選舉組織相信這份表格與實際上的投票結果比較接近。」

華府一名大學教授的研究結果，讓選舉舞弊的指控更具基礎。盧格代表團顧問魏恩史坦教授指自己的調查結果證實菲國政府的確有舞弊及其它濫權行為。自由選舉組織主席鞏瑟雄對魏恩史坦：「人民的警覺性之高，以及政府操縱選舉的手段之露骨，都是我國有史以來僅見的。」

「非暴力運動之道」

柯拉蓉與勞羅的支持者並未因政府宣告馬可仕勝選而感到氣餒，隔天即有約一百五十萬名群眾聚集於馬尼拉的倫內達公園參加「人民勝利」集會活動。柯拉蓉對群眾說道：「我覺得自己就像是準備面對巨人歌利亞的小男孩大衛。巨人如果不肯退讓，我們就升高抗爭行為。我要求的不是暴力革命。現在不是進行暴力革命的時候。我向來主張現在應以非暴力運動之道爭取正義。這意指以和平的手段積極對抗邪惡。」

柯拉蓉升高抗爭行為的方法，是對全國的銀行、報社、飲料商，以及電影院展開抵制。她呼籲民眾到和馬可仕關係緊密的大銀行提出存款。全國各地的學校應該關閉；閱讀大眾應抵制馬可仕掌控的媒體；消費者應停止購買廣受歡迎的生力啤酒及可口可樂；觀眾應拒絕買票觀看由支持馬可仕的演員主演的影片。她也呼籲人民延遲繳納各項公共服務帳單，等到電力公司和電話公司揚言切斷供應的時候再繳費。柯拉蓉的呼籲獲得廣大迴響。成群的存戶紛紛把存款從與馬可仕有關係的銀行當中提走。抵制運動展開之後不到一個星期，生力啤酒的銷售量已暴跌三成，生力啤酒公司在馬尼拉股市裡的股價也滑落一成八以上。

為了緩和美方對菲國的看法，馬可仕於是辭退維爾將軍，而代之以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的職業軍人菲德爾□羅慕斯中將。馬可仕宣稱超過退休年齡的軍官可以辦理退休，卻又在第二天就擢升了其中一人。這一切的變革都是為了要塑造出一個「新馬可仕」的形象，顯示他願意讓柯拉蓉進入新成立的國家議會。馬可仕的一名助理預測他從此以後會一心以改革為念。

然而，這些作為規模太小，時間也太晚了。馬拉坎南宮裡立刻就爆發了對馬可仕不利的事件。總統的生產力委員會的七名委員集體辭職。在柯拉蓉與勞羅的勝選集會過後的星期一，菲律賓中央銀行宣布把國庫債券的利率由百分之十九調高至百分之三十，目的在於收回政府在選戰中買票花掉的數十億元披索。菲律賓工商協會前理事長斷言道：「現在，絕大多數的菲律賓人民都對馬可仕是否擁有人民的授權感到懷疑。」

反對陣營對於推翻馬可仕的可能性雖仍不敢樂觀，尤其是華府依舊有意容忍他，但柯拉蓉卻願意發起長期的非暴力抗戰。不過，里根對這位菲律賓總統長年以來的忠心耿耿頗為讚賞，因此也就不願輕易放棄他。只要里根與馬可仕持續互相支持，菲國人民就必須採取比抵制活動更強烈的手段。結果，反對陣營的關鍵支持力量卻來自於意想不到的地方：馬可仕手下分裂的軍方。

實施戒嚴之後，馬可仕在擢升高階軍官的考量中，對他個人的忠誠度便超越了軍事專業能力，而維爾將軍也在重要的職位上廣為安插自己的兒子以及年邁的親信。具有改革思想的軍官，對於部隊在反制游擊隊的戰事中缺乏補給以及訓練的狀況曾經有所怨言。軍隊里的改革運動因這些情形而獲得助長。等到一九八三年艾奎諾遭刺之後，與國仿部長恩里列有關係的低階軍官，即因心懷不滿而發起一項秘密反對運動，稱為「改革菲律賓武裝部隊運動」。畢業於哈佛法學院、並曾任聯合椰農銀行總裁的恩里列，在馬可仕身邊擔任政治官員多年，負責為新社會運動黨製造選票以示其忠心。不過，實施戒嚴之後，馬可仕卻冷落了國防部長，而把權力集中在維爾身上。因此，恩里列便暗中募集對自己忠心的部隊，僱用外國傭兵加以訓練。一九八四年起，他也開始把尋找盟友的觸角伸到軍隊以外。

一九八五年初，「改革菲律賓武裝部隊」開始策畫一場軍事政變，預定於次年十二月發動。不過，這項計畫卻因馬可仕宣布將於十一月舉行總統大選而暫時取消；原因是他們認為馬可仕可能會敗選。該部隊成員一面呼籲軍中同僚在選舉中保持中立，一面也找上菲律賓軍事學院里的七百四十七名學員，說服他們每人向地方官員寄發十封要求選舉公正的信件。投票日當天，他們也在若干選區里協助預防做票。

在柯拉蓉與勞羅的勝選集會活動隔天，恩里列向他的法律合伙人卡耶塔諾透露，自己和其它改革菲律賓武裝部隊成員曾是政府的暗殺對象，而且馬可仕與維爾也曾計畫逮捕部分反對領袖。恩里列表示自己打算辭職。「我已經對他效忠二十年了。現在我必須效忠我的國家。」隔周五，他對卡耶塔諾說自己恐將在不久之後遭到逮捕。他不是杞人憂天：馬可仕與維爾不但從鄉下省份召來忠心的部隊加強馬拉坎南宮的兵力，同時也逮捕了四名改革菲律賓武裝部隊軍官，並且逼迫他們供出政變計畫。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六，兩名改革菲律賓武裝部隊領袖前往恩里列家中，警告他隨時可能遭到逮捕。他們對於恩里列手下的人馬應該解散還是加強統合經過一番爭論之後，恩里列隨即命令他的四百名部隊到大馬尼拉地區的國防部總部阿奎那度營區集結。他隨後與羅慕斯將軍聯絡，並立即獲得了他的支持。羅慕斯說，他會率領兩營兵力駐守在克拉梅營區，亦即隔著埃德羅桑大街與阿奎那度軍營對望的國家警察總部。

到了傍晚，這兩處營區已滿是叛亂陣營的士兵與警員，同時也有當地及國際媒體的記者。加多爾上校一聽說恩里列名列逮捕黑名單上，便徵用一輛巴士把自己的手下送往阿奎那度營區，同時運來他們的武器。加多爾說道：「我們再也不能假裝以為馬可仕擁有人民的授權了。我寧可為自己的信念而戰，也不願服從一個我已不再信賴的政府。」

恩里列與羅慕斯在阿奎那度營區的禮堂共同舉行了一場記者會。恩里列宣稱道：「從現在起，我已無法再昧著良心承認總統為三軍統帥了。我相信目前的政府並不擁有人民的授權……我捫心自問，結果覺得自己不能夠對一個不代表人民自主意願的政府效忠。」恩里列懇求「內閣里正直的閣員、政府里正直的人員、正直的菲律賓人，以及......正直的士兵與軍官......」能夠給予他們支持。羅慕斯隨後說道，他正在勸導自己手下的部隊，以及其它「為保衛人民而投身軍旅」的人員，希望他們能夠加入他與恩里列的行列。羅慕斯透露道：「我們全心支持柯拉蓉。我深深認為她才是真正的菲律賓總統。」

恩里列與羅慕斯必然知道這些言語對馬可仕而言等於是桃釁，而他們也明白自己絕對禁不起政府部隊的正面攻擊。不過，他們現在已感到可能可以採用另一種不同的力量。恩里列與羅慕斯各自打電話向辛主教請求援助，辛主教回答道：「好的，菲德爾，稍等一會兒。十五分鐘後，你那裡就會擠滿人群。」他隨後在真理電台上聲稱自己要「呼籲我們的人民到營區去支持我們的兩位好朋友。到阿奎那度營區去展現你們和他們在這關鍵時刻的團結一致......我希望能夠因此而避免流血。」

阿加比托是第一位加入叛軍陣營的平民。他抵達營區之後，隨即與心神不寧的恩里列見面。恩里列身穿防彈背心，而且不斷冒汗。阿加比托在真理電台上宣稱道：「我現在人在阿奎那度營區。我剛和恩里列部長談過話。他和他的手下正在準備因應可能出現的攻擊行動．我們來這裡是為了要避免流血事件發生......我在此呼籲所有關切事件發展的民眾.......到奎堡的伊瑟檀〔一家百貨公司〕和我會面。」到了午夜，阿加比托已集結了數千名群眾，準備列隊前往阿奎那度營區。

馬尼拉這個熱帶都市在夜裡總是生氣蓬勃，埃德羅桑大街與其它主要街道通常到凌晨兩點依舊充滿人潮。因此，軍方叛變的消息以及辛主教的呼籲，便有如野火一般在街道上與住宅區內傳播開來。最早抵達現場的人群當中，包括有一群身穿白色服裝、手持國旗與十字架的神學院學生。他們抵達之後，就開始在克拉梅營區周圍形成人牆。另外，倫內達公園也聚集了一群民眾。

馬尼拉前副市長亞斯托加在真理電台上聽到呼籲，請求大家協助把倫內達公園的群眾開車載到兩個營區去。他立刻轉頭向太太說：「我們走吧。」他們到達倫內達公園之後，「看到如此龐大的群眾，不禁目瞪口呆。」亞斯托加一面打電話回家要求派遣其它車輛，一面也有人上前來自願提供自己的車輛。結果，除了這些車輛之外，另外還有一部大卡車以及若干部小貨車，全都載滿人開往阿奎那度營區。亞斯托加在路上看到三部計程車，「我就請司機搭載其它人，車資我付。我問他們要多少錢，結果他們的答案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們說：『你不必付錢。儘管把人帶上車，我們免費把大家載到埃德羅桑大街。』

為了防範遭受攻擊，埃德羅桑大街上的平民於是在若干關鍵地點設置路障。在其中一個地方，他們把六部空巴士橫列在多線道的大街上。在其它民眾陸續到達的同時，有許多年輕人爬上車頂揮舞國旗並大聲喊著：「柯拉蓉，柯拉蓉！」有些人則運送食物及咖啡到阿奎那度營區供叛軍士兵食用。這些平凡的菲律賓人都沉浸在一股歡樂卻又緊張的情緒當中，整夜護衛著叛軍士兵。

儘管丈夫要求她留在家裡，家庭主婦泰瑞莎依然到了埃德羅桑大街現場。她後來說道：「我是為了孩子們才甘冒生命危險──好讓他們的未來能夠有希望......我不能舒舒服服地待在家裡，眼睜睜看著貧窮地區數以千計的民眾竭盡一己之力為我奮鬥。我帶著用來緩和催淚瓦斯效果的毛巾和檸檬汁，隻身迎向清晨的曙光，走出房子，邁上街頭......邁向自主與自由。」

後來，一則新聞報導估計在現場呼口號、跳舞、吹號角的群眾約有五萬人。恩里列說：「有趣的是，我們這些國防與軍事體系的人員本來應該要保護人民，卻反而受到他們的保護。」

「我沒看到有人屈服於恐懼」

從星期六晚上到星期日早晨，叛軍不斷在電視與電台上和馬可仕互相恫嚇及下達最後通牒。恩里列與羅慕斯宣布柯拉蓉為總統當選人，並且一再要求馬可仕辭職。在一場電視轉播的記者會上，馬可仕命令叛軍「停止這場愚行並且投降」。他帶著一群忠心將官一同現身，而在言語中暗示可能向叛軍發動炮擊，同時也指出涉嫌策畫政變的軍官姓名。恩里列則決定統合叛軍軍力，而率領自己的部隊跨過埃德羅桑大街抵達克拉梅營區。星期日午後，政府派遣兩營全副武裝的陸戰隊向兩處營區移動。部分行進中的士兵看到由修女領頭的民眾上前迎接，便停下腳步接受他們的擁抱，並與他們分享食物及香煙。他們在士兵的槍枝上綁上黃色絲帶，有些民眾並且跪下祈禱。有一度，正當一群喜劇演員在埃德羅桑大街中央的一座平台上表演餘興節目供這群為數龐大的群眾觀賞之時，有人宣布政府軍的坦克車正向著兩處營區駛來。這個人對群眾指出：「必須要有一大群民眾前去攔截這些坦克車，以使其動彈不得。」一名耶穌會教士後來記述道，他抵達坦克車前方的防衛線之後，便看到「埃德羅桑大街上橫著一道用沙包堆成的矮牆。」矮牆上站著「等待開創大好人生的一二十歲青年......一名懷裡抱著嬰兒，同時也還有身孕的年輕媽媽，另外還有幼童、國小學童、青少年......我在那裡看到一名七十多歲的老醫生......我沒看到有人離開。我沒看到有人屈服於恐懼。」

是人妻也是人母的卡絲塔聶旦當時和女兒莉亞一同在現場。她回憶道：「有人要我們互相勾住手臂。我看了看四周人的臉，尤其是我右邊那位緊勾著我手臂的男子。我當時一心想著，我就要和這名男子共赴黃泉，而我卻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想問他的名字，但又不想讓他覺得我很隨便。結果我還是沒有問他的名字。我們雖然完全陌生，卻共同面對了接近死亡的經驗。」

在劇作家拉奎斯塔（AmadoLacuesta）的眼中，政府派出的陸戰隊看起來「強悍而且致命」。這兩營陸戰隊由阿提米歐□塔迪亞准將率領。他雖然身材矮胖，卻和他的手下一樣看起來極不好惹。塔迪亞要求群眾讓裝甲運兵車開進阿奎那度堡壘的後門。他用擴音器吼道：「我有我的命令。」阿加比托於此時現身，爬上裝甲車，抓起一具擴音器要求群眾堅守防線，聲稱「這就是人民的力量」。士兵把阿加比托推下裝甲車然後發動引擎，而揚起了一陣黑煙。拉奎斯塔高舉雙手喊道：「來吧，殺死我們啊！」群眾對士兵發出噓聲；四周也紛紛響起相機快門的聲音。裝甲車隨後開始前進。「大膽而緊張的叫喊聲」此起彼落，祈禱的聲音也愈來愈大。裝甲車再度顛簸前進一接著引擎便熄火了。在片刻的靜默之後，「群眾齊聲歡呼鼓掌。塔迪亞將軍看著我們，然後轉過身去搖了搖頭。」不過，威脅並未就此結束。一名存心尋釁的陸戰隊員站在裝甲車上，示意駕駛員再次前進。這次車子猛衝向一排正在祈禱中的修女。「他們不知道要壓死多少人之後才會明白我們真的決意不走。」拉奎斯塔回憶自己當時心裡如此想著。「從我們四周一直到另一條街的十字路口處，所有群眾都開始憤怒地高呼著：『柯拉蓉！柯拉蓉！』好象光靠這個名字以及象徵戰鬥黨的L手勢就可以擋住倨傲的陸戰隊員和裝甲車。我料想必定要聽到慘叫聲的時候，奇蹟發生了──裝甲車停了下來，引擎也逐漸停止運轉。群眾又爆出歡呼及鼓掌聲。我們再次獲得了勝利。車上的士兵對我們怒目而視。現場的數千名群眾於是又開始高呼柯拉蓉的名字。」

在整個事件始末，真理電台一直是反對陣營的通訊中心。星期日一早，手持武器的暴徒搗毀了真理電台的器材設備。不過，到了凌晨三點，主播凱絲莉的聲音即又出現在收音機上。她說她身在一個稱為「海盜電台」的秘密播音站。真理電台一度播出一則對塔迪亞將軍的私人求告。電台上的聲音說道：「阿提米歐，我是你叔叔弗列德。你嬸嬸佛羅倫絲和我，以及你的堂兄弟們都在克拉梅營區這裡。孩子，請你聽我說.......」

在鄰接馬尼拉南邊的加美地省，擔任攻擊直升機群指揮官的索德洛上校也是真理電台的聽眾。他說：凱絲莉在星期一大清早就「詳細描述了整個事件的發展狀況。我聽了很覺傷心。」索德洛遵照命令而開始進行攻打叛軍的準備行動。一面下令機組人員展開戒備，一面叫人裝載額外的槍枝與彈藥。不過，他和手下十六名飛行員並沒有依照命令飛往波尼法喬古堡，而是飛到克拉梅營區上空。索德洛回憶道：「我們在克拉梅營區上空盤旋了一周，然後我的飛行員便放下輪子，減緩速度，準備降落。這時現場完全失控。螺旋槳雖然還未停止旋轉，群眾卻全部湧上我們四周。他們不斷歡呼、跳躍、相互擁抱。記者紛紛把麥克風塞到我面前。我只想說我們秉持了良心的指引。我這輩子沒做過什麼大事。至少這一次，我想為我的國家做一個決定。」

索德洛投誠讓叛軍取得了保衛兩處營區所需的火力。星期一，直升機群整天都不得空閑。先是對馬拉坎南宮四周開火以示警告，接著在維亞莫爾空軍基地擊毀三架總統乘用的直升機，然後又為佔領官方電視台第四台的叛軍部隊提供空中掩護。另一組叛軍人員則佔領官方經營的第九台，而切斷了馬可仕從官邸里發出的廣播。若干連政府軍的搜索突擊隊試圖從後門接近電視台，卻被一名身穿白袍的牧師所帶領的祈禱群眾擋住去路。人群中有一名學校老師趨前與士兵握手，其它人則拿出甜甜圈、柳橙汁及漢堡與他們分享。

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下午，柯拉蓉從宿霧返回馬尼拉後，不理會安全人員的反對而決定到埃德羅桑大街去探視示威群眾。她對安全人員說道：「聽好，這是我的決定。你們如果不帶我去，我就自己走。」她在現場看到的，即是她號召人民投身非暴力運動的成果。她後來說道：「埃德羅桑大街上那群民眾令我深感驚訝。那和一般集會或政治會議完全不同。他們是以生命作賭注。」

「他的氣數已盡」

里根政權採取曖昧不明的態度靜觀事件發展。美國早已派遣備受尊崇的外交官哈畢前往菲律賓探尋事實真相，以評估馬可仕政府的壽命。哈畢完成任務返國之後，心裡雖然認定馬可仕已經完蛋，卻也對國務卿舒茲及國防部長溫伯格說道，如果美國示意馬可仕緊握政權，「他仍會撐下去。」他們認為馬可仕一旦被逼到牆角，便可能對叛軍發起攻擊，而引起流血衝突。同時他們也擔心叛軍會尋求暴力反擊。在這種情勢下，要預知馬可仕華府會支持什麼樣的行動，端視總統里根的決策而定。里根及其夫人南西與馬可仕夫婦首次見面，是里根擔任州長期間到菲律賓的一趟訪問之行上。里根一方面受到盛大招待，另一方面又對馬可仕堅定反共的態度深有好感，因而與馬可仕關係甚為友好。馬可仕應會聽從里根的意見。

星期日在白宮一場由總統主持的關鍵會議上，參謀長里根力挺馬可仕，聲稱柯拉蓉擔任總統「會為共產主義敞開大門」。哈畢不以為然。他指出：「馬可仕的時代已經結束。」舒茲則說得更為露骨：「沒有人認為馬可仕能夠繼續掌權。他的氣數已盡。」白宮於是發表一份聲明警告馬可仕避免流血衝突，否則所有外援將遭到斷絕。美國國務院私下透過駐馬尼拉大使與菲國總統府展開會談，示意馬可仕「時間到了」，同時也保證讓他平安離開菲律賓。南西□里根在電話上向伊美黛保證他們夫婦倆會在美國受到歡迎。

不過，冥頑不靈的馬可仕卻排拒了這一切提議，而在電視上公開亮相，駁斥他逃亡海外的傳言，同時堅稱政府仍然在他掌控之下。馬可仕聲言道：「我會奮鬥到最後一口氣。」不過，他話還沒說完，第九台就停播了。馬可仕隨後以電話聯絡恩里列，提議成立一個把柯拉蓉排除在外的聯合政府，但恩里列予以拒絕。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一，里根總統發布一份公開聲明敦促馬可仕下台：「試圖以暴力手段延續現任政權是無效的。」不過，直到當天午夜，馬可仕與里根親信參議員拉梭特通過電話確認該份聲明的真實性之後，他才真正相信自己已經喪失了美國的支持。拉索特對馬可仕說：「我認為你應該當機立斷，而且要斷得一乾二凈。我認為時間已經到了。」

同一天，反對陣營的諸位領袖懷著必勝的信心──即使進行街頭運動也在所不惜──齊聚於菲律賓俱樂部，決議廢止先前國民大會宣告馬可仕當選總統的文告。新通過的文件《人民決議》正式宣告柯拉蓉與勞羅勝選。這份文件共由一百五十名公民簽署，其中包括國民大會裡的八名反對黨議員，以及羅慕斯將軍。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二，柯拉蓉一手放在由艾奎諾母親所持的聖經上，宣誓就職成為菲律賓總統。她提名恩里列為國防部長，羅慕斯為軍事參謀長。一小時後，馬可仕依照原定計畫於馬拉坎南宮舉行就職典禮，而在數千名手持國旗的支持者面前自行宣誓就職。他的支持者齊聲高呼「戒嚴，戒嚴」，猶似鎮壓行動依然可行。這場由官方電視台現場轉播的典禮，在馬可仕念誦誓詞之時，轉播即遭到切斷。他權力的最後一點亮光，唯一的一道電視訊號，也就此熄滅了。

結局來得極為迅速。柯拉蓉拒絕馬可仕留在國內避居呂宋島北部的要求。當天晚上，這位大權盡失的獨裁者在妻子。家人及親信的陪同下，由美國直升機載送到克拉克空軍基地。第二天一早，馬可仕登上一架美軍運輸機，飛往夏威夷，展開流放生涯。八年後，新任美國總統柯林頓在羅慕斯總統的邀請下來到馬拉坎南宮，並推崇菲律賓人「領導了民主復興的世界潮流」。柯林頓指出，這股潮流始於羅慕斯及其它人士「為了爭取民主而自暴於危險之中......最後在柯拉蓉總統非凡的人民力量運動中獲得成功」。兩年後，年慶當天，一萬名菲律賓民眾在馬尼拉市中心舉行遊行，並且聚集於艾奎諾的雕像下以示慶祝。三天後，四百名「馬可仕死忠份子」在馬尼拉灣的一片空地上聆聽伊美黛演說。她請求上天讓瑞士的銀行家開竅，好讓她拿回存在那裡的四億七千五百萬美元。解放的日子長存於大多數人的記憶之中，獨裁者的不義之財則不會有人記得。

菲律賓人民三年來反對腐敗統治者的抗爭運動，在一九八六年二月的那十八天中達到了高潮。民眾不但佔領了首都的公共中心，而且不發一槍一彈就降服了政府的部隊。他們直接採用的反擊力量，純粹就是一般民眾的勇氣與靈活反應，而名副其實地贏得「人民力量」的稱號。

二十世紀里大多數推翻專制政府的群眾運動，都曾經獲得合法競逐權力的機會，但不是每個運動中的反對陣營都懂得善用這項機會。以菲律賓而言，馬可仕掌權十八年後，終於在一九八三年因謀權過極而招致失敗；導火線則是因為他或他的手下謀害了他主要的政治對手。此舉不但未能消除潛在的威脅，反而製造了一位激起人民抗爭決心的烈士。殺害艾奎諾的舉動，造成天主教會、馬尼拉企業界，以及自由派、溫和派、左派等各種不同立場的政治人物都一同對政府感到失望，致使反對陣營迅速團結。若沒有這起事件的催化，反對陣營必然需要更長的時間進行集結。

接著，在企業領袖以及華府要求選舉公正的壓力下，馬可仕又矯枉過正地准許成立一個投票監督機構，以致後來政府難以操縱選舉結果。在接下來的競選活動中，反對黨候選人的言詞與形象--遇害領袖的遺孀──塑造出一種對比強烈的選擇：謀殺民主還是復興民主，侵害人民的暴力還是人民的勝利。政府採用的策略於是變成了恥辱。反馬可仕的運動是繼美國民權運動及波蘭團結工聯興起以來，二十世紀里受到國際傳播媒體全程報導的第三大非暴力運動，而且媒體也把菲律賓人民對政府的疏離感傳播給了世界各地的閱聽大眾。不過，媒體的影響力在菲律賓國內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馬可仕和賈魯塞斯基以及皮諾契特不同，他向來都利用電視精心塑造自己的形象。因此，在雙方激烈爭鬥之際，他－旦失去對政治影像的獨佔權，他的權威也就立即衰減了。有兩個備受敬重的機構能夠把權威轉移到反對馬可仕的人士身上。在一個八成人民皆為天主教徒的國家裡，教會明確支持反對運動的非暴力策略，並且鼓勵人民走上街頭。菲國武裝部隊及國防部長的適時叛變，不但是二十世紀里士兵背棄獨裁者而投向群眾運動最鮮明的例子，也粉碎了馬可仕使用暴力的能力。不久之後，他就只剩下華府的朋友，而且他們也不反對菲國人民要他走的呼聲。

一九八六年發生在馬尼拉的事件，與四十二年前在聖薩爾瓦多發生的事件頗為相似：一九四四年間與馬丁尼茲作對，並且藉由全面罷工掌控公共生活的學生、醫生，以及商界人士，以行動向軍方及政府官員證明馬丁尼茲已經沒有穩定與管理國家的能力。至於和馬可仕作對，並且拒絕接受造假之選舉結果的家庭主婦、牧師、工人，以及商界人士，則向軍方及馬可仕的外國支持者證明他已不再擁有掌控事件發展的能力。一國的統治者不論是軍事強人還是腐敗政客，只要喪失了鎮壓力量以及人民的認同，就不可能繼續保有權位。

菲律賓的事件發展和薩國還有另外一個相似之處：在最後一刻之前，大多數菲國人民及外國家依然認為叛亂運動不可能推翻馬可仕。專制統治者面對非暴力反抗運動的特殊弱點，在不懂得其運作方式及個中影響力的人士眼中，向來隱而不見。那股力量一旦獲勝之後，原本認為該位統治者無可匹敵的人士通常會轉而採取另一個同樣謬誤的看法：認為他其實不堪一擊，以致連非暴力運動都能夠推翻他。非暴力制裁的力量也許不如否決的力量，卻已足以把馬可仕逐出歷史的舞台。

從俄國民眾一九○五年的冬宮遊行，到甘地一九三一年的海濱遊行，到波蘭民眾在華沙勝利廣場的集會活動，再到一九八六年馬尼拉的人民力量，可以清楚看出反對運動策略的演變。不過，菲律賓人民擁有一項抗爭上的優勢，是俄國人、印度人，以及波蘭人等其它非暴力抗爭運動者所缺乏的：他們擁有對於過往民主的記憶。在二十世紀初期，反抗暴政或外來統治，是尋求自決的群眾運動的主要動機。不過，到了二十世紀晚期，成千上萬的民眾之所以湧上街頭，已不再只是為了終結邪惡的政權──而是為了取得或捍衛民主。菲律賓人早就有了公民社會。他們只不過是加以運用罷了。他們早就知道孰對孰錯。他們只不過是付諸行動罷了。

★3－11、抗暴行動爭取家園運動★
「擺脫」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的一天早晨，阿盧莉和一群巴勒斯坦學生在冷冽的濃霧中齊集於比爾宰特大學的校園裡。由於周邊的約旦河西岸以色列佔領區的居民不斷加入，聚集群眾便由十而百、由百而千地迅速增加。到了中午，整個校園和鄰近的比爾宰特村街道上都已擠滿示威群眾。這場抗議活動是在倉卒之間召集而成的，原因是加薩走廊--位於地中海岸上較小的以色列佔領區--據報有四名巴勒斯坦人開車經過一處軍事檢查哨時，遭到一輛以色列卡車撞擊，導致車上四人全部喪生。據傳這起事件並非意外，而是為了報復不久前一名以人遭到巴人殺害的事件。

對於有這麼多人──大多數皆為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在這樣一個陰沉沉的日子裡前來參加示威，阿盧莉並不覺得奇怪；奇怪的是，負責維持西岸治安的以色列防衛隊（簡稱以衛隊）竟然還沒來驅散他們。因為不但阿盧莉居住的拉瑪拉以及鄰近的比爾宰特向來都是以衛隊士兵的活動地區，而且在巴人居多的以色列佔領區內，管理單位「民政局」所訂定的法規也認定這類集會為非法行為。阿盧莉與現場的同志在潮濕而感覺虛幻的平靜氣氛中默默等待，心中皆有衝突即將發生的預感。

天黑之後不久，大約五、六點左右，成群的部隊便由縱橫交錯的巷道潛入比爾宰特。這些士兵身穿綠色突擊隊制服，足蹬黑色沙漠靴，手持加利利自動步槍，一到群眾聚集地就開始射擊橡膠彈（外層包有橡膠的金屬子彈，僅用於擊傷目標，但近距離射擊亦可致命）驅散民眾。過去的示威活動向來都遭到迅速而強大的武力所壓制。在以色列佔領的二十年間，示威的巴勒斯坦民眾最後總是不得不選擇退讓。

抗議群眾散開之後，士兵隨即封鎖住比爾宰特的聯外道路。數十名巴人遭到圍捕，但仍有更多的巴人群眾堅守陣地並丟擲石塊。衝突事件不斷發生，直到剩餘的示威群眾於十一點左右逃進山區才告結束，他們後來也都各自回家。阿盧莉雖未遭到逮捕，也沒有受傷，但那天卻深深烙印在她的記憶里。這一類事件在不久後就演變成了「抗暴行動」（intifada)，其阿拉伯語的原意為「擺脫」──而這也是佔領區內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巴人反抗行動。

在比爾宰特東南方四十八公里處，較為貧窮落後的加薩走廊里，當地的巴人對發生於軍事檢查哨的悲劇也有所反應。難民營及村莊均爆發暴動，並且迅即擴散到約旦河西岸。在沒有知名領袖的引導下，巴人青年男女便自行在街頭上對抗以衛隊士兵。有些年紀較小的孩子根本也不曾在先前的示威活動中丟過石塊，當然更不可能了解抗爭運動的意義。不過，他們丟出去的每一塊石頭，都代表了巴人長久以來對於以色列佔領所感到的挫折感。

巴人青少年與極度精良的以色列部隊在街頭上起衝突，自然是全球各地的電視新聞不能遺漏的畫面。這場衝突事件被稱為「牧羊人戰爭」。。一方是現代化部隊，另一方則是只能用隨手可得的物品--石塊、輪胎、挑釁的言詞──當作武器的平民。外國新聞媒體蜂擁至耶路撒冷及特拉維夫。在抗暴行動爆發之後的三個月里，美國三大夜間新聞節目報導這項事件的秒數全都比其它新聞要多，包括里根與戈爾巴喬夫舉行高峰會議的新聞也屈居下風。

這些報導大多把焦點放在抗爭期間各種暴力行為的聳動畫面。至於因以色列佔領而深感羞辱的巴勒斯坦人在抗爭運動中出現的心態轉變，則較少受到報導。除了常見的軍民之間石塊與催淚彈齊飛的畫面之外，在動亂的表象之下，也有巴勒斯坦人以不採用暴力的方式穩步對抗佔領行為。他們採取的作法就是盡量減少巴人對以色列的依賴。抗暴行動是巴勒斯坦人追求自主過程中的一個關鍵點，而對於企圖在運動中摒除暴力的人士而言，暴力卻經常不請自來。不過，抗暴行動對事件發展所造成的衝擊，大多均來自於不曾動過拳頭的巴勒斯坦民眾。

阿盧莉在那個雨天的經歷，後來隨著巴勒斯坦民眾拒絕接受他們認為不具合法性的以色列佔領行為，也就發展成為自力組織及不合作運動，另外也包括激進的反抗運動。一方面，血氣方剛的青少年在街頭上大肆製造動亂，又燒輪胎，又堆路障；另一方面，其它的巴人民眾則利用日常生活的工作及工具為抗爭運動開創新方向。他們設法突破佔領軍的圍堵，以主動的作為形成一股源源不絕的力量，而藉此擺脫過去的僵局。

一片土地，兩個國家

甘地在南非展開律師生涯的時候，巴勒斯坦原本住有五十萬名阿拉伯回教徒、一小群基督徒，以及約五萬名猶太人。其中猶太人大多居住於耶路撒冷城裡或鄰近地區。在宗主國奧圖曼帝國的安排之下，這塊土地以農耕為主，而且完全與西方隔絕。不過，在加彭神父發起冬宮遊行的八年前，於瑞士巴塞爾舉行的首屆猶太復國主義者大會，卻宣稱巴勒斯坦有朝一日將成為猶太人的家園，讓流散各地的猶太人得以重聚於這塊土地上，就此揮別千年來所遭受的迫害。

在往後的二十年間，歐洲的猶太人領袖為復國運動大力募款，隨後猶太人民眾便陸續向巴勒斯坦移民。不久之後，猶太移民與當地的阿拉伯人就開始發生衝突，其中部分阿拉伯人也知悉猶太人立國的目標。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奧圖曼帝國解體，英國隨即於一九一七年接管巴勒斯坦，同時發表〈貝爾福宣言〉，鼓勵猶太人定居巴勒斯坦，並且支持猶太人建國的終極目標──儘管英國先前為了尋求麥加的守護者海珊協助對付奧圖曼帝國，曾經許諾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阿拉伯國家。

在往後的三十年間，猶太人移民依舊持續不斷。而希特勒於一九三○年代在中歐竄起之後，猶太人更是大舉移民到巴勒斯坦。到了一九三七年，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口已成長至四十萬，巴勒斯坦人的人數優勢也隨之消失。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猶太人大屠殺的慘劇揭露於世，因此也就促成世界各國對猶太人建國的支持。一九四七年，英國結束對巴勒斯坦的控制，新成立的聯合國於是提議將其劃分為兩個國家──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各自成立一個國家。猶太人領袖接受了這項提議，但巴人卻予以拒絕。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當地的猶太人宣布以色列正式成立，而使猶太人建國運動達於高峰--不過，鄰近的阿拉伯國家立即聯手支持巴人權益，而與以色列爆發戰事。以色列戰勝之後，取得的土地遠大於聯合國計畫中的安排。約十二萬名巴勒斯坦人留在以色列佔領區內，其它人則分別逃往各阿拉伯國家的難民營及村鎮，包括埃及、敘利亞、黎巴嫩，以及新成立的約旦。如此一來，以色列不但受到敵國環伺，本身內部也存在一群為數不小的巴人少數人口。

在接下來的二十年內，以色列一舉一動皆以自身安全為最高考量。一九六七年，鄰近的阿拉伯國家秘密準備對以色列開戰。以國於是發動先發制人的閃電攻擊，擊敗了所有的對手──以色列這場勝利的收穫包括敘利亞的戈蘭高地、約旦的約旦河西岸、埃及的加薩走廊，以及數十萬名巴人。這些巴勒斯坦人當中雖然有少數人移居鄰近國家，大多數卻都待在原地，自信滿滿地認為這塊現在稱為佔領區的地區應歸他們所有。以色列是他們建國之路上的唯一障礙，一個龐大而難以跨越的障礙。

在這種挫折之下，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義運動隨之勃然發展。另外，阿拉伯國家為了推廣並掌控巴人建國運動，於一九六四年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巴解），在佔領區內的影響力也日漸上升。一九六九年，頭髮灰白、身材矮小的阿拉法特出人意表地成為巴解領袖。他先前曾經是游擊戰組織「法塔」的領導人。在阿拉法特的領導之下，巴解以巴勒斯坦流亡政府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巴解旗下共有兩萬三千名活動人士、教師、醫師等各種人員，一方面必須募款維持運作，另一方面也必須爭取民眾支持以保有影響力。不過，與巴解相關的各種派系卻也選定以方目標發動軍事攻擊，另外也從事或支持恐怖攻擊行動。阿拉法特雖然持續處於流亡狀態，而且外形也不討喜，他卻成功博取了世人對巴人建國運動的關注。

「奇恥大辱」

一九六七年之後，巴人的命運與以色列這個猶太國家又更加緊密相連。到了一九八○年代，儘管巴解拒絕承認以色列有存在的權利，有些巴勒斯坦人卻甚至還領取以國的退休金。西岸及加薩走廊每天都有約十五萬名巴人民眾在天亮之前出門，然後跨越分隔以巴城鎮的「綠線」。巴人民眾大多通曉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他們在以色列工作納稅，回到綠線範圍內又必須接受民政局的管轄。佔領區內每天皆有約一千兩百名以衛隊士兵在此維護和平。他們駐守於綠線沿線為數眾多的檢查哨，負責查驗巴人民眾的證明文件。

以色列人口隨著移民湧入而大幅成長，因此，以人便把開發新市鎮的主意動到佔領區上，反正這塊土地在他們心目中原本也是屬於他們祖先所有。於是，政府便強制徵收約旦河西岸的建物以及地下水供猶太移民使用。就經濟面而言，佔領區的管理花費不多，只需要一小支部隊負責控制，而且投資報酬率極佳。同時，巴人勞工以及一般民眾順服的態度，也是維繫該報酬率於不墜的必要因素──但抗暴行動卻會危及這項條件。西岸與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散居在數百個難民營里，以及眾多村鎮和少數較大的城市裡，諸如加薩市以及納布勒斯（Nablus）。另外還有一大群巴勒斯坦人聚居於耶路撒冷東城的穆斯林區。這個地區數十萬名民眾的生活，因道路設施及耕地的缺乏而頗為困苦。失業情形嚴重，教育程度高的巴人尤然。巴人大學畢業生中，只有八分之一能夠學以致用。加薩的情況更是艱苦。。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一千七百三十人，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抗暴行動會從加薩爆發再擴散到西岸各地，顯然不是巧合。

除了物質生活上的困苦之外，巴勒斯坦民眾又因生活情況難以改變而備感精神上的壓力。在每天早晨進入以色列工作的數千名巴人里，有幾百人於天亮之前就得抵達耶路撒冷舊城區，在某一名記者稱為「人力市場」的地方排隊。需要工人的以色列包商會開車到隊伍旁，對排隊的勞工說明工作內容──通常都是砌磚、掘地，或者鋪柏油──然後再提出時薪。如果這些勞工覺得條件合理，就會前往工地，而工地通常是猶太屯墾區。一名巴勒斯坦勞工對一名記者透露道：「你以為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在幫他們建設他們的國家嗎？這真是奇恥大辱。雖然這麼做會讓自己兩面不是人，而且你也知道這是違背自己同胞的行為，但你還是得填飽肚子。」

實際上，巴勒斯坦人雖然認為以色列的佔領是造成他們經濟弱勢以及法律地位低落的根源，許多巴人的所作所為卻是在資助佔領行為。巴人的薪資總體而言均較以人為低，繳納的稅率卻較高。他們尤其痛恨以國政府對佔領區內各項商品及服務所課徵的百分之十五加值稅。不過，商品雖然昂貴，貨物流動至少還頗為自由。,人口移動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舉例而言，加薩走廊北端的艾里茲（Erez)檢查哨就是讓巴人備感頭痛的地方。他們每天都必須在這裡大排長龍接受搜車，並且繳交身分證。他們常說：「我們受到的待遇像動物一樣。」

佔領區內的公共生活與民間生活也都備受限制。貓捉老鼠的遊戲對巴人青年是家常便飯。他們到處懸掛黑、綠、紅三色的巴勒斯坦旗幟，或在牆壁噴上政治性的塗鴉，好讓以衛隊派人四處拆旗，並且強迫居民為牆壁重新上漆。巴人若是遭到逮捕，可在未經正式起訴的情況下拘留六個月。根據一九○七年在海牙以及一九四四年在第四屆日內瓦會議制定的國際法，放逐人民以及毀損財產都是受到禁止的行為。雖然佔領區的狀況已經違反上述規定，但以色列對這項國際法標準卻沒有一貫地加以遵守。

一九七七年以前，許多巴勒斯坦人及以色列勞工黨的成員都認為以國的佔領只是暫時性的。然而，比金（MenachemBegin）的利庫黨於該年在以色列國會贏得多數席次之後，以國政府即示意佔領行為有可能長久持續下去。不是所有以國人民都支持這麼做，而且和平組織也開始抗議以衛隊在佔領區內的行為。不過，以國政治早已陷入僵局。拉賓及裴瑞茲等勞工黨領袖對於領土上的妥協方案雖持開放態度，夏米爾及夏隆等利庫黨領袖卻堅決反對。一九八四年大選，由於雙方都沒能贏得明顯多數，兩黨便被迫組成聯合政府。以土地換取和平的和談提議也因此遭到無限期擱置。

一九八○年代初期，巴人心中的怨氣導致零星的衝突事件。巴人民眾多以石塊丟擲以衛隊士兵，偶爾也投擲汽油彈。國防部長夏隆以實施宵禁、拆除房屋，以及剷除樹木等強制措施處罰作亂的社區。一九八五年，新任國防部長拉賓重申這項「鐵腕」政策，並且授權軍方單位設置路障，從事搜索、逮捕、放逐，並可拒絕核發家庭團聚許可證。以色列屯墾區則加緊開發，尤其在約旦河西岸。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以色列人已取得佔領區幾近半數的房地產。這種□食鯨吞式的實質兼并行為令巴人深感痛恨。與此同時，總部設於貝魯特的巴解一方面持續強烈抨擊以色列，另一方面也開始展現其民兵軍事力量。一九八二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同時對貝魯特進行圍攻，以剷除同樣立基於該處的真主黨及回教聖戰組織。巴解被迫完全撒出，而遷至離佔領區四千公里遠的突尼西亞。諷刺的是，巴解流亡至遠處反倒促成了一種新型的反對運動。

有些巴勒斯坦人夢想能夠不用軍事手段，而以平民的力量迫使以方承認巴人的權利。曾經加入法塔而在以色列監獄服刑期間學會希伯來語的胡塞尼，從一九六八年開始在以國境內開設講座，堅持非暴力手段才是達成中東和平的唯一方法。十三年後，他在佔領區的組織活動導致「反鐵腕政策委員會」的成立。這個委員會與同情巴人處境的以色列人士合作，共同為遭到監禁的巴勒斯坦人爭取協助──一如波蘭的勞護會，其目的也是在於對遭到波蘭政府起訴或監禁的勞工之家庭提供協助。

一九八三年，巴裔美籍心理醫師阿瓦德創立「巴勒斯坦非暴力研習中心」，然後花了三年時間騎著機車在西岸各地巡迴往返，教導有心人士以非暴力手段反抗佔領行為。阿瓦德研究過阿布都□克汗的生平。克汗是生長在印度西北邊境的回教帕坦人（Pathan)，他不但積極奉行甘地用以反抗英殖民政府的不合作運動，也把探討非暴力運動理論的主要作品翻譯成阿拉伯文。阿瓦德知道，在恐怖活動盛行期間，恐怖份子雖然聲稱自己是為巴人而戰，巴人卻是其中的輸家。暴力只會帶來失敗。

不過，揚棄暴力也不代表就只能選擇屈從。阿瓦德指出：「我強烈認為，巴勒斯坦人之所以會遭到佔領，原因是我們自願接受佔領。如果我們不願受到佔領，我們就必須反抗。」不過，至少就剛開始而言，外在的反抗行為，還不如心理層面的反抗意識來得重要。反抗意識必須要每個人自己做出決定。阿瓦德回憶道：「我們試著告訴他們，如果他們真的想要解放自己......就必須解放自己的內心。一旦他們有渴望自由的意識，一切就會迎刃而解。」

佔領區的情勢日益嚴峻。到了一九八七年底，緊張態勢已經升高，各種事件也不斷把巴勒斯坦人逼向臨界點。在一場為期三天的阿拉伯高峰會議上，約旦國王胡笙刻意冷落阿拉法特，不但拒絕到機場為他接機，而且把巴勒斯坦議題完全排除在議程外。里根與戈爾巴喬夫於同一個月舉行的高峰會，議程中也不見巴勒斯坦議題的蹤影。然後，時任以色列住房部長的夏隆又在耶路撒冷的回教城區租下一間公寓。此舉被視為是以國殖民即將在耶路撒冷傳統的回教城區進一步擴張的前兆。巴勒斯坦人的順服也因此告終。

強弱懸殊

二十年後，加薩走廊與約旦河西岸的巴人社區人口已激增至近一百七十萬人，東耶路撒冷又另有十三萬六千人。除了少數中、上階級的商人及專業人士之外，巴勒斯坦人大多數均為勞工階級，而且年紀都不大。一九八八年，加薩走廊五成九人口的年齡皆在十九歲以下，七成七在二十九歲以下。這個世代的巴勒斯坦人大都不曾經歷過受以國佔領前的生活，因此也都單純地把以色列人視為霸主。阿拉法特曾經誇口巴人婦女肚子里的「人口炸彈」將會在不久之後讓巴勒斯坦人口大幅超越以色列人口。不過，眼前倒是有一項頗具爆炸性的情況。。一群煩躁不安、且無力感日深的民眾。

許多人都認為，即使檢查哨的車禍事件沒有發生，遲早也會有其它事件引發暴動。該起車禍發生於雅巴利亞難民營附近。一名以色列記者曾說，這個位於加薩走廊北端的難民營「極度貧窮、過度擁擠，而且遍地髒亂」。受害者喪禮上的氣氛頗為緊繃，而群眾回到案發現場之後，即對當地軍營丟擲石塊。由於以衛隊未能恢復秩序，暴動於是爆發，並持續至夜間十一點之後。第二天一早，暴動行為又再次展開。以衛隊吉普車開進現場，隨即成為汽油彈及石塊的攻擊目標。暴動消息傳遍佔領區，而在各地引發抗議活動，比爾宰特亦然。

最感意外的可能是巴解，因為他們從不認為發自佔領區內部的運動有可能推展巴人的建國目標。巴解堅持以武裝抗爭為衝突策略的作法，在加薩走廊及西岸地區的作用不大，原因是以衛隊的訓練與裝備絕對足以壓制暴力叛亂行動。此外，巴解的領導集團──組成分子主要為中年政治人物、宗教狂熱份子，以及基本教義派人士──對於街頭運動也一竅不通。多年來，他們灌輸給自己同胞有關抗爭的概念與印象，都是突襲、炸彈，以及流血。

因此，抗暴行動的開端如果毫無暴力行為，也就不免令人意外。的確，暴動青年強烈的憤怒是抗暴行動最初的標誌，而極端行為總是會引來渴望受人注意之人士的模仿。阿瓦德的非暴力研習中心及以色列的「把握和平」等組織雖然試圖指出製造動亂的危險，在街頭上進行自發性抗爭的青年，卻還未能明白這些組織所明了的道理。抗暴行動初期只是一連串見機而起的抗爭行為，由一群胸無定見的領導人物散漫無章地加以引導。

不過，對於讀過歷史或有心的人士來說，有許多先例或徵兆皆顯示。。非暴力運動可能會比較有效。一九三六年，巴勒斯坦人曾為反抗英國統治而發起為期七個月的全面罷工，以致政府、交通、商業活動皆完全停擺。一九八○年代，學生曾經聯手阻擋以色列將大學課程及教授任免納入民政局的管轄之下。此外，自從一九六七年以來，大多數巴勒斯坦人皆持有堅定不移的態度。只要有這種態度，參與抗爭運動的民眾就能夠在承受壓力時依然堅守運動紀律。而非暴力運動既然要求人民拒絕與政府合作，壓力自然不缺。。巴人哲學家努塞貝估計後認為，以色列佔領行為的各項目標中，以武力達成的只有百分之五，其它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因為巴勒斯坦人服從軍事統治機關的命令使然。

抗暴行動不但打破了巴人的堅定態度，也改變了他們一味服從的習性。抗暴行動展開之後，他們刻意選用了[intifada]這個詞（而不用阿拉伯語中意為起義的詞語「thawra」），其中就隱含有擺脫惰性的意義。從一開始，這場運動就顯然不會只是一晃即過的突發衝突──不過，如果要對佔領行為發起長期抗戰，一開始就全力出擊不免過於魯莽。阿瓦德提倡非暴力運動的呼聲在過去並不引人注意，但巴勒斯坦人逐漸開始了解採取非暴力手段的益處之後，能夠接受他言論的人也隨之增多。

幾乎從巴人群眾丟出第一顆石頭開始，抗爭人士之間就流傳著一套不成文的規定。他們的默契是攻擊以色列部隊的暴力行為僅能限於丟擲石塊及汽油彈，只是抗議群眾有時候也會把以衛隊發射的催淚彈丟回去，同時伴隨著管子以及瓶罐。抗暴行動中初露頭角的領導人之所以設下這些限制，有其策略上的考量：由於巴人當中極少有人擁有槍枝等致命武器，因此武裝抗爭必然會限縮民眾的參與；而且，使用火器也只會讓以衛隊獲得動用坦克等重武器的借口。此外，非暴力運動也可能扭轉國際輿論，使其不利於以色列，同時吸引世人的眼光，注視以色列殘暴的反擊行為。如此便可呈現出巴勒斯坦人手無寸鐵的弱者形象──一群矢志對抗猶太巨人的大衛。

在這同時，大多數人卻也不願意禁絕暴力。巴人活動份子使用暴力已超過四十年之久，而且他們和其它許多人都認為，暴力是抵抗壓迫的必要條件。在後殖民時代的發展中國家裡，解放者向來以穿著戰鬥服裝的形象出現，許多巴勒斯坦民眾並且認為非暴力運動的概念過於西化（有些人不信任阿瓦德，因為他不但是基督徒，而且又持有美國護照）。在許多人心目中，不使用暴力就是對武裝部隊屈服，而佔領區外的激進巴人也一心信奉軍事行動。「他們試圖把抗暴行動軍事化。」從初期即為抗暴行動領導人之一的阿洛里說道。

反抗行動展開後六個月，非暴力運動理論家暨實行者夏普指出，「在以色列嚴厲的壓迫行為，包括毆打、槍擊、殺人、拆毀房屋、剷除樹木、放逐、長期監禁，以及未經審判的拘留等手段的威嚇之下」，巴勒斯坦人並未達到奉行非暴力運動的最佳準備狀態。儘管如此，他認為即使是有限的暴力行動也會造成反效果。。如此將減緩以色列人民對佔領行為支持度的下降速度，同時也會讓美國得以不必譴責以色列。他這番話極具先見之明。

在十二月九日之後的首波暴動結束以後，沒有人能夠確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巴解和以色列都對巴人人民運動的速度及強度大感意外，因此雙方也都不知該如何應對。唯一明白的是，原本的佔領狀態已告結束。這不是以衛隊能夠迅速敉平的短暫動亂。巴人運動策畫人士阿布──薩雅指出：「那不是一場叛亂，而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傳單與領袖

在初期的學生抗議活動結束之後，阿盧莉由於希望更進一步參與抗爭行動，於是自願加入散發傳單的工作。當時，散發傳單已成為西岸地區協調抗爭運動的關鍵行為。阿盧莉經常不理會家人的責罵，在凌晨三點鐘偷偷溜出家門，到預定會合地點去向一位透過中間人傳遞指示的陌生人領取傳單。她必須妥善保管這些傳單，然後在她覺得恰當的時機小心發散給鄰居。她雖然害怕遭到逮捕，心中的恐懼卻因對自己能夠參與抗爭運動感到的驕傲而得以平撫。

在新年的第一個星期，由「巴勒斯坦部隊」署名的首張傳單已在佔領區內秘密流傳。幾天之後，另一份頂端印有「2」字樣的傳單于一月十日出現；這份傳單上署名的組織名稱為「強化佔領區反抗運動全國聯合指揮中心」。抗暴行動的群眾組織終於有了名字。

一月十八日，第三號傳單又出現在街頭上，由全國聯合指揮中心（聯指中心）與巴解共同署名。這份傳單呼籲巴勒斯坦「大眾」及「勞工階級」聯手中止以色列「工業之輪」的轉動。巴解原本完全無意參與非暴力運動；他們多年來的奮鬥就是要讓巴勒斯坦能夠被承認為合法的政治實體，因此他們也絕不願意把這場反對運動定位為經濟抗爭。不過，在大眾熱烈支持的情況之下，巴解即被迫面臨加入其中或與之保持距離的選擇。－名以色列記者評論道，青少年的抗議活動與組織行動為巴人建國運動所獲致的成果，在短短几個星期的時間裡，就已經比巴解在三十年間所達成的要多。

巴解雖然在傳單上署名，卻不曾成為抗暴行動的主要推動力。聯指中心的幹部皆為巴人青年，其中大多數人的年齡都不滿三十歲。許多人認為，佔領區的狀況雖然不斷惡化，老一輩的巴人「名士」卻已逐漸滿足於現狀。聯指中心的成員來源極為豐富：佔領區里至少有十萬名具有政治意識的高中及大專學生，另外還有三萬多名曾因反抗以色列而遭受牢獄之災的出獄囚犯。聯指中心的成員對自己的身分都嚴格保密，以免遭到逮捕。,而領導人既然從這群不知名的巴人民眾中拔擢而出，就表示他們一旦遭到逮捕均可隨時替換。因此，抗暴行動中不會有名聲顯赫的偶像。

聯指中心也不代表特定的主流意識型態觀點，而是結合了各具不同政治及宗教組織關係的年輕人。這些組織都曾在巴解的保護傘下發展，包括法塔、馬克思民主陣線、人民陣線，以及共黨。伊斯蘭聖戰組織以及哈瑪斯當中的穆斯林兄弟會這兩個宗教團體也參與其中（哈瑪斯甚至也自行印發傳單，不過其發動宗教聖戰的主張與主流的世俗思想並不一致）。

聯指中心傳單的內容雖帶有左派色彩，其中的思想主要還是民族主義取向：如同二十世紀許多的人民運動，抗暴行動也以民族自決為其中心原則。巴人的抗爭運動並不標榜對社會結構的激進改變。實際上，這段期間最顯著的特色不是激進的政治活動，而是巴人傳統習俗的復興。不論是懸掛旗幟，還是對巴人戲劇、詩詞，以及服裝重拾喜好，總之文化象徵是一股強大的號召力，對年輕人尤其如此。

據阿洛里所言，抗暴行動的領導人士極度重視「從事長期性策略思考的必要性，以及如何讓抗暴行動可長可久，並確保......勝利的達成」。他們在聚會上討論各種反抗方法，其中包括反制以色列鎮壓措施的手段。,「儘可能讓巴勒斯坦民眾的日常生活維持在合理狀況內」。,如何在整個佔領區內從事例如罷工這樣的大規模人民運動；以及如何維繫抗爭運動與全球媒體的關係──以便把巴人建國運動塑造成爭取自由的運動。

聯指中心的傳單經過不斷的發散之後，已逐漸成為一般民眾的一種指南。傳單每隔七至十天發行一次，然後流傳約三年之久。以色列情報機構「國家安全總局」雖然極力想要打破傳單的印製及發散系統，卻徒勞無功。由於印製政治性傳單在佔領區內屬違法行為，因此為了讓傳單能夠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送到街頭上，聯指中心的領導人士便利用東耶路撒冷一所位於猶太居住區對面的大型印刷廠。有時達三、四萬份的傳單在這裡印好之後，隨即循著一條迂迴轉折的傳遞路線，先用車載，再用手送，最後交到像阿盧莉這樣的志願者手上。

傳單內容偶爾也會反映出聯指中心各派系之間的意見衝突以及相互矛盾。有時甚至會在數天內相繼發出指示內容互相抵觸的傳單。不過，儘管有前後不一的情形，阿洛里所稱這些傳單對巴勒斯坦民眾造成的「神奇影響」，依舊讓製作傳單的人士備感意外。阿洛里把傳單的影響力比擬為引用可蘭經的效果。,傳播及運用書寫文字的能力似乎天生就存在於中東民族的「心理結構」里。

在這樣的衝擊效果之下，聯指中心的傳單于是成為二十世紀非暴力運動中規模最龐大的民眾教育行動。最初的十七份傳單呼籲民眾懸掛旗幟、敲響教堂鐘聲、舉行象徵性的喪禮、示威活動、遊行，以及罷工。傳單內容號召民眾發起「白色革命」，同時提出二十七種不同的抗爭方式，其中二十六種皆不具暴力性質。耶路撒冷一所和平機構從事的內容分析研究發現，只有百分之五至十的傳單內容帶有暴力手段的指示（然而，《耶路撒冷郵報》里對於抗暴行動的報導，卻有一半以上都與暴力有關）。

不過，有些傳單的確要求採取「有限度的暴力」。前述和平機構的所長考夫曼指出，有限度的暴力──其定義為：「在不導致身體嚴重損傷的前提下，以威嚇、激怒、造成輕微傷害等目的而使用物品的行為」──雖然在最初的幾年間，使猶太人被殺的人數減少，但其造成的效果卻依舊適得其反。大多數以色列士兵都把石塊及汽油彈視為激烈武器；而阿瓦德也注意到，巴人青年丟擲石塊之後隨即會轉身逃跑──這種動作與有效的抵抗行動所需的心理狀態剛好相反。阿瓦德一再「努力要求這些孩子們不要逃跑，不要害怕以色列人」。此外，拒絕與民政局合作的行為，以及建構巴人自己的制度，才真正有助於對自治的追求；但「有限度」的暴力卻轉移了大眾對這些作為應有的注意。

備受尊崇的巴人知識分子暨耶城《黎明報》報紙編輯席尼歐拉於一月中旬舉行的兩場記者會上，提出了一套非暴力運動的完整計畫。這套由阿瓦德擬訂的計畫共有四個階段：首先以拒吸以色列香煙的象徵性舉動揭開序幕；兩個星期後，停止購買以色列的飲料。接著，巴人將對以色列當局拒繳各種稅捐；最後，巴人勞工將不再到以色列上工。這項計畫的目標包括釋放政治犯、阻止以色列鑽探水源及擴張屯墾區，以及終結以色列對佔領區的「鐵腕」統治。

這一切步驟的目的都在於強化反抗精神，並使以色列無法照常行事。阿瓦德說明道：「重點在於權力。這一切作為的重點就是我們要挑戰以色列的權力，而且......商店何時開門及關門，將由我們決定。」他記得有些巴勒斯坦人甚至試圖用不同於以色列官方的時間計時，藉此創造出有別於以國的時區。士兵如果看到有人採用這種計時方式，就會打破那個人的手錶。以國無法容忍有人挑戰他們的控制權。不過，這就是抗爭運動的本質。

席尼歐拉把抗暴行動和其它非暴力運動並陳，而希望抗暴行動能夠達成「甘地在印度的運動，以及黑人民權運動在美國所獲致的成果」。巴人聲稱他們和美國南方的黑人一樣，在自己的家園裡遭到打壓，而且未能獲得完整的政治權力。席尼歐拉與阿瓦德都知道，當初就是美國警方對待民權運動人士的殘暴行為，才導致大眾對不公的制度產生反感。，因此，他們希望以國民眾及世界輿論也能出現同樣的轉變。

聯指中心領袖於一月底會商協調抗暴行動的各項抗爭行為，阿瓦德也出席說明席尼歐拉的計畫與思想。他希望巴人能夠拒絕以國軍警查驗身分證的要求、不理會警方的傳訊、排擠協助以國政府的巴勒斯坦人士；簡而言之，就是讓以色列用以控制西岸及加薩走廊的基本體系無法發生效果。六個星期後，第十號傳單要求受民政局僱用的巴人警員全部辭職；結果，民政局雖然大幅加薪，巴人警員卻依然大量辭職。巴勒斯坦人終於採行了印度人對付英國殖民政府的作法，同時也是戰時歐洲反抗運動的計畫。。直接對他們認為政府用以壓迫他們的象徵及措施加以反抗。

委員會與乳牛

一九八八年上半年，成千上萬名參與抗爭運動的巴人民眾都把傳單當作行動指示。席尼歐拉的計畫在發表之時雖未得到重視，後來的傳單當中卻有許多指示都是仿照阿瓦德的構想--一面動搖佔領的基礎，一面積極發展巴人追求自治所需的制度與措施。

阿瓦德曾經提出巴人能夠用於削弱佔領軍的一百二十種非暴力手段，其中包括針對以方各種日常控制活動而設計，同時所有巴人民眾均可實行的不合作運動。抗暴行動起初是年輕人的抗議活動，是一場「兒童的抗爭」，但後來則發展成全體巴勒斯坦人的反抗運動。這場運動的骨幹是一群「民間委員會」所組成的網路──這些組織是在看到社會的需求之後，才針對該項需求而成立。民間委員會存在於每個村鎮及難民營里，各自為當地民眾的生存所需謀取食物並提供社會服務。不過，這些委員會卻因一項目標而結合起來：終止巴人對佔領者的依賴。

自從巴人遭到以色列佔領以來，就有民間委員會的存在，而且多少具有正式的性質。由於民政局實施的稅捐制度、許可證發放辦法，以及各種管理規定都極為複雜，以致巴勒斯坦人連做生意或從事農耕等尋常活動都經常受到阻礙。民間委員會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協助民眾處理這些問題，同時也對最偏遠貧窮的巴人社區提供協助。一九八八年，以衛隊為了限制貨品及服務的流動而對各村鎮展開封鎖，當時原本即已存在的委員會──例如婦女工作委員會聯盟──隨即提高警覺，同時也有數百個新委員會於此時成立，以因應這場危機。

五月，聯指中心發表〈不合作運動聲明〉，正式釐清委員會的功能，其中包括提供服務（諸如衛生、食物及教育等方面的服務）、從事直接行動（諸如關閉道路及舉行抗議遊行活動），以及提供支持。六月是民間委員會最輝煌的時期，當時發行的第十九號傳單指示所有民眾拒絕民政局，而把民間委員會視為人民的政府。

巴勒斯坦醫療救援委員會聯盟應該算是最成功的委員會組織。該組織成立於一九七九年，成員涵蓋巴人醫師、護士、藥師、實驗室技師，以及其它衛生工作人員。醫救聯盟曾經成立若干傳統診所，提供巴勒斯坦民眾成本價格的醫療服務；不過，流動診所才是其最為著稱的措施。流動診所是由五至十名醫護專業志工組成的醫療小組，負責前往鄉下地區及難民營為巴人民眾提供診療。截至一九八七年為止，運作中的流動診所數目已達好幾百。

對醫療救援委員會的需求在一九八八年大幅升高。當時以衛隊在暴動控制上已趨於熟練，並且在佔領區內增加了七倍的兵力。以色列國防部長拉賓想要迅速瓦解抗暴行動，卻又不願下令殺害抗議人士，於是決定增派兵力但減少開槍行為。在一次不列入紀錄的訪談當中，拉賓在攝影鏡頭前表示，為了降低抗議人士的氣焰，他建議以衛隊士兵開始「打斷他們的骨頭」。許多對原本的任務深感挫折的以衛隊士兵竟把這句話當真。巴人診所、醫院，以及私人療養院里於是湧入了數以百計慘遭毆傷的民眾。

不久之後，衝突的規模即已超出醫救會所能支應的範圍，許多傷患也因此未能接受治療。根據美聯社報導，在抗暴行動的第一年裡，除了喪生的人數之外，受傷的巴勒斯坦民眾即達約兩萬人；而在前三個月里，有五分之一的傷患為婦女及女孩（以方共有四百零二名平民以及七百三十名士兵受傷，幾乎全部都是遭石塊砸傷）。為了因應這項緊急狀況，醫療救援志工於是把流動診所開往遭受封鎖的村鎮里，並且經常不惜違抗以衛隊，有些醫療人員也因此遭到拘留。醫救會代表了一種自立行為，即使是最為守法的民眾也可藉此參與反對運動。巴人民眾因此而發展出來的團結精神，甚至使得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摩擦顯得不再重要。阿洛里回憶抗暴行動期間的爭端都極易平息──連交通紛爭都比往日要少，而且「所有鄰居都非常關心彼此」。十年前，波蘭人民以集禮行動支持教皇或團結工聯之後，隨即發現他們喝酒的情形及相互的紛爭都因而減少。現在，同樣的運動對巴人也是新穎的經驗，而他們也在其中發現了同樣的高貴情操。

有些委員會則選擇採取較為大膽的違抗行為。抗暴行動展開之後一個星期，加薩的商家都把窗板鎖上以抗議示威人士所受到的待遇。以國當局於是下令以衛隊敲斷鎖頭，並強迫店主站在店內。由巴人鎖匠組成的臨時委員會到各個商店去修復鎖頭之後，以衛隊士兵便又隨之加以破壞，希望商家能夠因擔心遭到劫掠而不得不留下來看顧店面。巴人的對策則是成立社區守望委員會護衛商家。以衛隊改變策略而把商店的門窗焊死之後，巴人鐵匠隨即自願幫商家開啟門窗。這樣你來我往四個月之後，以衛隊只好放棄懲罰罷工商家的企圖。

故意不遵守傳單指示、繼續開店以藉機獲利的巴人商家，通常都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光是在加薩市內，就有十四家巴人商店因未於規定時間內罷工而遭人縱火燒毀。這樣的暴力雖然可能讓若干配合程度不高的商家明白到團結的必要性，卻也無疑強化了部分外人對抗暴行動的看法──亦即抗暴行動充滿威脅性，而非平和理性地尋求改變。

巴人對付「通敵者」的方式更是殘暴。巴人領袖對接受以國僱用的巴人警員詳加調查，一心想要找出為國家安全總局及以衛隊擔任過線民的人士。在抗暴行動的前十六個月里，巴勒斯坦人共計謀害了一百九十多名通敵者，以致破壞了世人原本認為主要只有以衛隊才會採取不當行為的印象。在每十次非暴力運動當中，只要出現一件殘暴行為，巴人希冀向以國人民及世界各國博取的同情就會因而降低。

席尼歐拉於一九八八年一月提出以非暴力手段對抗佔領行為的呼籲雖未獲得嚴格遵循，阿瓦德的其中一個構想──抵制以色列製品，而以自耕自製的商品加以取代。卻獲得了採行。巴人婦女及年輕女子帶頭開創有別於一般商業活動的家庭經濟。許多婦女開始翻鬆閑置土地的泥土，準備種植蔬菜，而阿盧莉和她鄰居里的其它婦女也不例外。她們首次收成的西紅柿及小黃瓜數量頗豐，分送給當地的人家綽綽有餘。對阿盧莉而言，重要的不是收成量有多少，而是巴人婦女能夠從中獲得自力更生的滿足感。接著男人也隨之跟進。

在一次引人發噱的事件中，貝特沙胡若干名村民向以色列的合作農場購買了十八頭乳牛，然後在伯利恆開設一座制乳農場。以方得知這項消息之後，國家安全總局及民政局官員便陪同軍事總督前去視察這座農場。他們聲稱農場里的乳牛有危安之虞，而個別加以拍照存證，然後命令農場於二十四小時內關閉。巴人隨即把這群乳牛移往一個秘密處所。軍事總督於第二天早晨回到這座農場之後，對乳牛不翼而飛大感憤怒。當地教師昆席亞回憶道：「他看起來像是跟丟了十八名恐怖份子一樣。」以方出動直升機及數百名士兵到處搜尋，結果發現是由一名肉販負責看管。這名肉販表示他將會宰殺這群乳牛，而這樣的結果也令總督感到滿意。不過，以方於一個星期後派人回來檢查的時候，卻發現乳牛數目增加為二十三頭，原因是其中有五頭生了小牛。以方怪罪肉販行事不力，於是巴人又設法把這群牛移往他處。而這一次，以方就再也沒能找到這群牛了。牛奶並非唯一受到巴人賦予政治意涵的飲品。可口可樂因經銷商設於以色列而遭到巴人抵制，以致銷售量一落千丈；設廠於西岸的皇冠可樂於是趁機接收客源。對以國商品及服務減少依賴的運動也擴展至教育上。由於以色列把巴人學校視為產生異議份子的溫床，而在二月之前關閉九百所學校，強迫三十萬名學生離校返家。面對以國這項舉動，巴人的各個委員會隨即開設臨時教室，以免學齡兒童在街頭上遊盪。

在抗暴行動的前幾個月里，巴勒斯坦人民證明了他們擁有優秀的示威及組織能力，同時也善於保護他們的社區，使其不必為他們拒與以國合作的行為付出代價。不過，抗暴行動若要真正對佔領行為造成打擊，就必須推動遠比目前規模更大的不合作運動。在往後幾個月里，傳單一再呼籲全體巴人加入一場更大規模的抗爭運動，內容包括商家罷市、抵制活動、拒繳稅捐，以及向所有與佔領行為有關的機構辭職。在這種精神的號召下，許多巴人於是拒絕以方軍警查驗身分證的要求，商人也刻意無視於許可法規的規定。第五號傳單要求巴勒斯坦人拒絕到以色列人經營的農場或工廠里工作。到了六月，傳單上的指示更進一步要求巴人切斷與以色列民政局的一切關係。

不過，與佔領者完全斷絕關係是幾近不可能的事。巴勒斯坦人民與民政局及以色列之間有許多無法輕易斬斷的關係。以色列與佔領區在道路、水管，以及電線的交織下形成一個錯綜複雜的體系。二十年的經濟與社會聯繫不可能在一夕之間就完全解除。儘管如此，大多數巴勒斯坦人仍然希望抗爭運動所造成的動蕩能夠迫使以國展開政治對話，討論巴人自治的問題。

宵禁與危機

自力組織以及不合作運動受到巴人普遍實行之後，以色列也跟著加緊瓦解抗暴行動的腳步。二月間，國家安全總局刻意展現實力，逮捕了一名負責運送三萬五千份第六號傳單的遞送人員。巴人領袖隨即找了另一家印刷廠，匆匆建立新的傳單發送網路。然而，這些領袖卻也立刻遭到逮捕，僅有一人得以倖免。所幸聯指中心未能襲仿巴解的層級式領導制度，因而能夠由其它人接替遭捕的領導人士。這群新任的領袖發行五份公報之後，在三月也遭到逮捕。第三批領袖雖也只撐到四月，傳單卻未曾中斷。然而，拉賓的鎮壓措施已開始對雙方造成不良後果。到了二月，巴人抗議人士遭警棍毆打已是晚間新聞上常見的畫面，以衛隊並且利用直升機向學校及商店附近的公共區域投擲催淚彈以及氯乙?苯氣體（梅斯催淚毒氣）。瑪加塞德醫院一名發言人指出，該院在抗暴行動展開後的前十一個月里，共治療過四千五百名因抗暴行動而造成的傷患，其中一千八百名即是以衛隊施放毒氣的受害者。以國士兵痛毆巴人示威人士或者剷平其家園的畫面，每天晚上都出現在西方國家的電視屏幕上，而這些國家正是以色列亟需尋求支持的對象。「把握和平」以及新成立的「二十一年」等組織也紛紛出面反對武力。

必須執行鎮壓任務的以衛隊士兵心中原有的自豪與堅毅也逐漸消退。名為耶胥葛渥的以國特種部隊，甚至拒絕到佔領區內執勤。一九八八年夏，一群在佔領區服勤過的士兵代表集體向以國總統荷索表達他們士氣的低落。以衛隊的達甘將軍認為，政府讓他的手下陷入了一個雙輸的處境，致使以巴雙方都變得殘暴無情，同時不斷提高雙方對暴力的忍受度。他把這種情形比擬為一個人雖然明知會受傷，卻還是一再往沒有水的游泳池裡跳。他表示，佔領區內的鎮壓行動使他對阿拉伯人心生僧恨，但不是因為他對阿拉伯人有私怨，而是恨意似乎隨著暴力而生。

這種在以色列國內普遍存在的反應並非偶然，而是非暴力運動人士刻意促成的結果。阿瓦德記得自己曾「帶過許多以色列人到醫院去看......以國士兵對孩童所造成的傷害」。這些以色列人看到手腳傷殘的兒童之後，不禁「發抖」，心中自問：「我們難道和傷害我們的惡棍......變成一樣的人了嗎？」阿瓦德目睹抗暴行動造成佔領者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滋生疑慮，另一方面也提高反抗者的毅力。對運動目標是否具備信心，攸關一方在衝突中是否能夠做出良好的選擇──二戰期間的丹麥人民從來不曾動搖，而納胥維爾的學生也是一樣。

巴人若能減少暴力行為，而展現出他們不為武力屈服的爭取自治決心--一如印度人民在達拉沙納面對英殖民政府暴力相向之時的表現──以衛隊內部對以國政策的質疑可能就會更加強烈。抗暴行動領袖原本就希望能夠造成以國軍方與政府在處理抗爭運動的政策上出現歧異，因此，以衛隊指揮官沙蘭於四月向以國政治領袖指出武力無法解決危機的時候，這項目標似乎眼見即將達成。不過，這段言論雖如聯指中心所望發自一名以國重要人士之口，以國內閣卻充耳不聞。

阿瓦德提倡的非暴力運動策略認定以色列會被迫採取嚴厲的鎮壓行動而受到國際譴責，然後巴人即可從中獲利。聯指中心的領袖也希望以國會在盟國的批判之下而不得不重新評估佔領行為的得失。不過，動亂的責任並無法單獨歸罪於以色列；此外，美國國務院對以國行為的間接譴責，雖是自一九八二年以國入侵黎巴嫩以來用語最強烈的一次，言詞之中卻也沒有對抗暴行動表達任何同情之意。聯合國兩次表決對以色列譴責案，雖然美國都自動棄權，而且西歐也發出更為強烈的責難，但以國政府仍不為所動。

以國除了必須面臨政治上的後果之外，經濟上的傷害則是更嚴重的問題。在抗暴行動的第一年裡，以國在稅賦收入、低價巴人勞工，以及佔領區內的商品銷售等方面上的損失，就高達約十億美元。而派駐兵力從一萬兩千人增加到八萬人，也使國防支出提高約六億美元。另一方面，拒絕為以色列人工作的巴人也必須付出代價，因此號召更多民眾辭職而犧牲其生計並不算是實際的作法。不過，諸如罷市及拒繳稅捐等其它抵制行為若是成功獲得推廣，以色列的經濟損失必然會更大。

不論整體代價為何，以色列人畢竟沒有崩潰。相反的，他們還採行了一項對民間委員會特別嚴苛的[集體懲罰]策略。其中最有效的措施是在村鎮及難民營實施的宵禁；任何人只要違反宵禁就可能遭到逮捕。第一個月即有約二十萬名巴勒斯坦人受到宵禁措施的影響，而以國在第一年裡就實施了一千六百多次宵禁，有時甚至限制各種活動長達數星期之久。抗爭運動起始地點的雅巴利亞難民營，就斷斷續續地受到宵禁管制長達一百二十多天。到了第二年底，已有一百萬名巴人受到宵禁管制。就某方面而言，宵禁反倒助長了反對運動，因為所有人既然都在家，傳單也就更容易送到民眾手上。不過，許多委員會卻因為人員無法活動，而導致工作推展嚴重受阻。

自從佔領行為開始以來，坐牢的威脅向來是制裁巴人鬧事份子的有效手段。阿瓦德記得在抗暴行動開始之前，巴人心中一直有一個以色列「超人」的陰影：這個「超人」曾在戰爭中打敗所有阿拉伯人，也可以隨時把你抓進牢里──你到牢里之後就是孤伶伶的一個人，而且家人也沒人資助。這種恐懼致使巴人違抗以國威權的意願極為低落。不過，抗暴行動改變了這種情形，，巴人在抗暴行動中發現，以色列人並非不可反抗，而以色列人也不是超人。在抗暴行動期間，家人坐牢成了值得驕傲的事情，因為這表示他的確有採取抗爭行為。一旦有人被捕，社區居民就會集體向他母親致賀，這種心態和甘地秘書的兒子一樣，當年他父親被警方帶走的時候，他興高采烈地跟在警車後面奔跑，大聲叫道他希望爸爸能夠至少被關兩年。

不過，以國卻也毫不吝惜地給予巴人這種榮譽。參加民間委員會最高可處十年徒刑。在抗暴行動的第一年裡，遭到監禁的巴人即超過兩萬九千人，另外還有八千人遭到起訴。依法上訴的權利也被取消。法庭與監獄皆人滿為患。不過，抗爭運動在牢里也不曾中斷。阿瓦德記得自己坐牢的時候，曾夥同囚友和獄方協商延長戶外活動時間。後來，他們得知紅十字會即將前來參訪，阿瓦德於是要求獄方立即增加他們的戶外活動時間，否則所有囚犯將在紅十字會來訪的時候脫光衣服，一絲不掛。「他們隨即說道，好吧，你們要多久？」

鎮壓行動的規模擴大之後，以色列國內的異議份子也逐漸增加。最公開的異議活動來自於一個名為「黑衣婦女」的組織聯盟。十幾名身穿黑衣的婦女，每周固定有一天會出現在以國若干城市的主要路口，其中包括耶路撒冷、特拉維夫，以及海法。她們靜靜站著，路過的行人及司機則咒罵她們為反以份子、外國間謀，或者異教徒。以國官員無視於各種抗議活動，而持續推行集體懲罰策略。宵禁同時也配合斷話及斷電措施，以懲罰巴人不繳稅款及租金的行為。數百幢房屋也慘遭拆除。

在一次極為嚴重的事件里，以衛隊大舉圍攻阿爾布勒難民營，以報復當地議會總辭的事件。其時不但電力遭到切斷，當地一萬八千名居民的食物供給也遭到限制。除非持有特殊通行證以及繳稅證明，否則任何人皆不得離開包圍地區。此外，高中學生一旦被發現參加示威活動，就不準參加畢業考。儘管如此，難民營里的抗議活動依舊幾乎天天舉行，參與者晚上都到鄉間過夜以避免遭到逮捕。

民政局於一九八八年夏季開始下令把涉嫌擔任抗暴行動領袖及煽動份子的人士集體驅逐出境，形成抗暴行動的一大危機。以色列不顧美國反對徑行把阿瓦德驅逐出境，聲稱他是國家安全的一大威脅。以衛隊不但把橡膠子彈換成塑料子彈，同時也開始大量逮捕民間委員會成員。許多抗暴行動領袖陸續入獄之後，街頭上的巴勒斯坦民眾也就不再有足以維繫非暴力運動進行的策略。於是，老式的巴人領導人物便又再度回到領導位子上。巴勒斯坦人雖然一度有機會能夠透過協議獲致成果，巴人激進份子──他們並不完全了解他們的籌碼其實來自於制度的建立以及非暴力制裁運動的威脅──卻認為協商無異於投降。因此，獲致不同結果的機會也就隨之流逝。又過了四年之後，仔細估量過巴人決心的拉賓，才在奧斯陸與巴解展開秘密會談。

回顧自己家園一連串的動蕩，阿盧莉認為，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之後連續幾個月的混亂情況，是「一種獨特的革命運動」。巴人反抗人士並未在地上活動中獲得實體上的勝利；而且大多數人也都明了，由於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存在相互依存的關係，因此唯有雙方都了解武力無法獲致勝利，巴人才有可能達成自治；南非得以揚棄種族分隔制度，就是由於擁有這樣的理解。不過，阿盧莉說得沒錯，抗暴行動的確是個轉折點。從此以後，世界上再也沒有人會懷疑擁有自己的家園是巴人唯一的目標。

一九八九年三月，阿瓦德帶領一群擁護非暴力運動的西方人士（包括夏普在內）與巴解流亡領袖在突尼西亞會面。「那個星期成果極為豐碩，」他回憶道。巴解內部的軍事領袖比政治領袖更了解非暴力運動──因為他們目睹了非暴力運動的成果。阿瓦德指出，巴解人士的用語在不久之後就出現了改變；「武裝抗爭」不再是爭取自治的唯一方式。巴人已經了解到，通往解放之路不一定要由憤怒中丟出的石塊鋪成。

抗暴行動和二十世紀其它的權利爭取運動一樣，重點都在於爭取控制權：巴人比以前更加積極徹底地對西岸及加薩的以國管理機構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同時也極力提升自己的自治能力。以國當局試圖壓制抗爭運動之餘，也面臨了同期間的南非白人政權在黑人市鎮里所面臨的抉擇：面對一群已不再懼怕威嚇的人民，政府當局除非能夠繼續壓抑他們的要求，否則就只能想辦法讓這些人對自己的命運擁有較大的決定權。

印度人民先前曾以自制食鹽而拒繳鹽稅，以及自織布匹的方式對英殖民政府展現他們不合作的決心，現在巴勒斯坦人也以拒繳稅捐、規費，以及拒絕出示身分證的方式減少對佔領區以國當局的配合。猶如追隨甘地的印度人民，巴人也在許多方面斷絕他們對以國的順從，致使以國政府對四處浮現的壓力應接不暇，而無法在所有地區維持控制。各種抗議行動、罷工運動，以及家庭經濟活動，只要有助於深耕巴人本身社會的基礎，社會各階層的巴人民眾就都樂於參與。

不過，暴力與非暴力抗爭手段的交雜混合，雖是在街頭上的狂熱氛圍下所無可避免的情形，卻大大削弱了巴人的力量。以國士兵既然遭到攻擊，自然認為反擊是合情合理的舉動。,正如六十多年前魯爾地區的法軍，在面臨德國民族主義份子的破壞行動之下，也以升高鎮壓行為作為響應。套用夏普的話，巴人以暴力攻擊以衛隊，即是掉入了「以對手所挑選的武器進行鬥爭的陷阱」。這樣的鬥爭，巴人是不可能會贏的。而且，西方國家對巴人的同情--原本可以轉化為對以色列的壓力──也因為雙方都使用暴力而大為降低。

抗暴行動雖然未能把以國勢力逐出佔領區，卻已成功打破了造成中東地區一個世代以來遲滯不前的僵局。自此之後，巴人建國運動背後的動力便從激進人士與游擊戰份子轉變為人民本身，而建國運動也因此獲致了原本所沒有的合法性與迫切性。此外，抗暴行動也讓多數以色列人民體認到，用軍事力量強制約束巴人並無法解決問題，唯有會同巴人一起達成的政治協議，才真正有可能對這塊雙方共同居住的神聖土地帶來長治久安的希望。

★3－12、中國大陸、東歐、蒙古民主浪潮★
中國大陸──受壓制的民主

登高一呼

一九八九年春季，就在巴勒斯坦人拒絕屈服於以色列佔領而發起抗暴行動之後不到四個月，北京的學生也擺脫了長年以來對現狀的滿足，挺身要求中國民主化，而在一夕之間攫取了全世界的目光。

事情起於四月十七日，當天北京各大學的學生齊集於首都中心的天安門廣場，紛紛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放置花圈，以悼念剛去世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由於他在擔任總書記期間對學生異議份子多所容忍，因此在他的葬禮前一連五天，北京出現了許多要求實施民主及終結政府貪瀆的示威人士與大字報。在這段短暫的期間里，一項哀悼的舉動竟變為挑戰國家權力的行為。

對於滿腦子抗議思想的青年學生來說，天安門廣場自有其難以抗拒的吸引力，因為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革命博物館，以及毛澤東的陵墓都位於此地。一個月後，上萬名學生及其它民眾在仲春時節又再度遊行回到天安門廣場。他們通過警察與拒馬，然後圍繞著極具魅力的二十一歲學生領袖吾爾開希。他在群眾面前倡言要求政府加速政治改革、承諾保障人權、開放媒體自由、終結貪污腐敗，以及實行真正的民主。接下來的七個星期，就在東歐各國與蒙古陸續擺脫共產統治的前夕，中國各地民眾紛紛加入了學生的行列，共同舉行一連串遊行示威活動，最後在民眾佔領天安門廣場的行動中達到高潮。不過，這場生氣蓬勃且出人意表的新興運動，卻隨即遭到強力的軍事鎮壓，於是在廣場上高聲要求民主的人士也就都被送進了牢里。其它國家面對這場民主風潮的反應是爭相奮起跟進，但中國卻不肯領導潮流。

學生與統治者

中國人民對民主的渴望起源於文化大革命之後。這場由毛澤東發動，堪稱二十世紀共產主義最嚴重的恣意破壞行為，摧毀了中國社會從大學以至集體農莊的一切體制。文革終於在一九七六年結束之後，中共政權為了重建經濟，開始對外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如此一來，至少就表面上而言，阻絕中國人民追求自由的高牆也就出現了一小道裂縫。不久之後，在位於天安門廣場西邊的一面牆上，年輕的異議份子開始張貼海報及標語要求更多自由。一九七九年，魏京生在「民主牆」上張貼了幾篇文章，批評共產黨以及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

中共當局對此無可忍受，因而將他逮捕，處以十五年徒刑。然而，異議言論仍然在地下沸騰不休，要求改革的文章也廣為流傳。不過，文章內容只要太過火，作者就會即刻遭到噤聲。－九八六及一九八七年間，名醫方勵之與著名記者劉賓雁皆因對中國的未來發展發表「資產階級言論」，而遭到中共開除黨籍。

首先出面違抗政府的會是知識分子與學生，這點並不令人意外。學生採取政治行動，在中國歷史上有其悠久的傳統：公元九世紀，學生群起反抗唐朝；十九世紀，學生也參與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讀書人雖在中國傳統上備受尊崇，文革之後學生的處境卻極為艱困。大學經費縮減，教室及研究室均破舊不堪，宿舍也人滿為患。學生對這些情形的不滿，在發現官員圖謀私利及私相授受的行為之後，更是大為提升。一首諷刺官僚的順口溜說得極為露骨：「日本的轎車無比昂貴，裡頭的狗官又痴又肥，人民的血汗一去不回。」不過，學生對政府箝制基本人權的行為更感憤怒。不僅異議言論受到限制，政府也經常干預學生居住及工作的地點──個人問題因此帶有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學生知道波蘭的勞工透過團結工聯迫使政府改革的行為，也非常清楚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放鬆控制的措施。因此，胡耀邦一旦去世之後──他可算是近年來最具改革意識的中共官員──學生感到的疏離感也就隨時準備爆發了。

連續五天的示威以及隨後在天安門廣場放置花圈活動結束之後，政府隨即面臨北京市內各大學自四月二十四日起陸續展開罷課的可能性，共黨領袖也為動蕩情勢可能擴散而深以為憂。批判中共政權的傳單在街頭上大肆流傳，要求中共總理李鵬與反對人士進行對話。政府當局於是開始有受到圍困之感，深恐一九六○年代末期的混亂情形再度重現。由於中共認為共黨本身是社會上唯一能夠推行政治行動的部門，官方報紙《人民日報》於是在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里把示威活動貼上「動亂」及「有計畫的陰謀」等卷標。

此舉對學生心中的不滿直如火上加油，他們也隨即於第二天發動迄至當時為止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十萬多名學生連同四十萬名民眾遊行至天安門進行抗議。在這次活動的鼓舞下，許多學生於是以為他們真能帶來改變。他們知道政府內部對於因應方式意見分歧，而且真心認為反對貪瀆及倡議自由的訴求能夠為政府內部的改革人士提供助力。的確，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本身就支持改革，而且不久之後就表現出他對學生的同情。

在這期間，有四名學生成了民運的領導人物：在官員面前常顯狂妄自大的吾爾開希、情感豐富的二十三歲心理系研究生柴玲、二十四歲的歷史系研究生王丹，以及來自內地，在部分人士眼中頗具投機性格的李錄。他們在背地裡相互攻訐的情形似乎是一大問題。在示威民眾佔領天安門廣場期間的一個關鍵時刻，柴玲在一場錄像訪談中表示她「一直看不慣吾爾開希；他不只一次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和地位而造成極大的傷害。」他們對政府提出的要求之所以經常改變，彼此的不合顯然是原因之一。

不過，學生的演說極具煽動性。屬於維吾爾族的吾爾開希表現得最為搶眼。他在天安門廣場上的首次演說中發表「新五四宣言」──而把這場學運和一九一九年五月譴責日本吞併中國部分領土的著名示威運動巧妙地連結在一起。反對運動一旦能夠取得比政府更高、更古老的正當性──一如波蘭團結工聯結合教宗的作法，以及丹麥人民在德國佔領期間重申效忠丹麥國王的舉動──便能夠取得其對手所得不到的人民支持。

學生領袖在自身言語的激勵之下，齊力發動了一連串的抗議活動。他們於五月十日帶領一萬名民眾騎乘腳踏車進入天安門廣場，要求與總理會面，並且以命令手下的姿態對最高層的官員發表宣言。他們得知戈爾巴喬夫將於五月十五日伴同大群外國記者訪問北京之後，便又提高了賭注。五月十三日，約三千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展開絕食抗議，再度要求會見李鵬，同時提出一份民主改革的項目清單。不久之後，上海、哈爾濱，以及天津等各城市的學生也都陸續加入抗爭行列，北京自主工人聯盟也揚言展開全面休工。五月十七與十八日兩天，天安門廣場上共有一百萬名民眾與絕食抗議人士站在一起。

表面上，中共對於事件發展似乎頗為鎮定。天安門廣場既遭佔領，中共領導階層只好在機場正式接待戈巴契夫；雖然難堪，中共卻也容忍了下來。五月十八日，政治局常委前往醫院探視因體力不支而被送入醫院的絕食抗議人士。第二天，李鵬與學生舉行會談，全程均進行全國電視轉播。中共認為自己已經對學生做出了讓步。

但在學生的眼中，中共所做的卻還遠遠不夠。在這場受到電視轉播的會談里，吾爾開希當場打斷李鵬的話，並且指責他以訓話而非對談的方式對待學生，結果激怒了李鵬。這項舉動是個可怕的錯誤。李鵬隨即於第二天宣布實施戒嚴。學生領袖群起抗議，力指他們沒有訴諸暴力，同時要求《人民日報》收回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較為激進的學生甚至要求李鵬下台。這種種行為，對於已然放棄協商的中共而言，委實無可容忍。檯面下，趙紫陽因同情學生而遭致嚴厲批判，不久即遭撒換，而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接替其位。強硬派已準備讓這場事件落幕。

民運人士響應的態度並不明確。五月二十七日，吾爾開希與王丹由於擔心中共展開鎮壓，而呼籲學生撒離天安門廣場。自任為「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總指揮的柴玲起初同意──不過，受到激進人士抗議之後，她便與其它人決裂，而支持留下來繼續抗議。後來，她在一次情緒激動的訪談中，可能因為不知道有人錄像，而坦承說他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

一旦無可回頭之後，雙方也就開始為最後的對決而準備。中共借口暴民攻擊軍隊，造成數名士兵受傷及一人死亡，而於六月三日派遣三萬名沒有武裝的士兵前往天安門。不過，民眾卻圍成一圈圈的人牆阻擋他們進入。六月四日清晨，一支更為強大的部隊發動攻擊，坦克車及士兵以實彈突破阻擋而開入廣場（這支部隊里的士兵多為偏遠省份的農民，因此較不會對多為城市居民的抗議人士產生同情）。軍隊抵達廣場後，隨即命令學生撒離。大多數人皆遵從指示，而坦克車隨後就開了進來，輾毀帳棚以及抗議群眾搭建的其它遮蔽物。

由於有許多學生落單，中共於是宣稱天安門廣場上只有一人喪生。不過,有許多人卻在抵擋軍隊進入的過程中慘遭非命。後來，中共的官方報告指出死亡人數共計三百人，機構提出的估計為二千六百人；其它來源的數據甚至有高達一萬人者。於是隨著他們的鮮血流入北京的溝渠里，一去不返了。

中共對一九八九年的民運之所以大肆進行武力鎮壓，極有可能是因為他們在天安門事件里看到了反對運動潛藏的力量：反對運動只要有任何足以運作的空間，政府就無法確定反對運動是否會死灰復燃。統治中國長達半世紀的老人政治，經過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之後，已經不復存在。中共領導人皆聽過父執輩講述辛亥革命以及軍閥混戰時期的歷史。回顧這樣的一個世紀，他們自然渴望穩定。任何對反對勢力的妥協，都是極大的威脅。

不過，政府用暴力手段把學生運動打入地下或驅出國外，並不完全是運動失敗的原因，因為二十世紀也有許多其它非暴力運動在鎮壓行動之下依舊能夠固守陣地。領導人士的反覆不定與分裂猜忌，再加上短視眼前的權力，而沒有眼光在正確的時刻運用權力，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原因。過度自信使得學生領袖無心於必要的組織策畫工作。他們若能明了爭取社會其它部門支持的重要性──交通與通訊部門裡的員工、公務人員，以及最重要的警方與軍方──他們便有可能固守成果，然後發展出更為廣大的抗爭運動，而不是局限於天安門廣場上，以致政府鎮壓起來毫不費力。未能事前預估鎮壓的可能性或是預做準備雖是一大失誤，卻也讓學生能夠自由採取他們想要採行的挑釁行動。在毛澤東陵墓對面矗立仿造美國自由女神像的「民主女神像」，這類極具煽動性的舉動必然深深激怒中共，但卻沒有改變任何事實。簡言之，民運學生雖然熟知最引人注目的非暴力運動手段──諸如佔領公共空間、舉行絕食抗議，以及訴諸國際媒體──但他們採取這些制裁行動的決策行為卻沒有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策略性思考......」。

危機時刻的策略失誤所造成的影響，在事件結束後依舊一再回蕩不已。中共的鎮壓手段導致許多人對於權利與民主的追求方式產生錯誤觀念。一九九九年，一名民運人士因為遭到解僱而又無法另外取得工作，於是自稱為「六四受害者」；他認為「中國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謹慎漸進的自由化。」

即使是個性衝動的吾爾開希，在他逃離中國抵達加州，靠在加油站打工及在餐廳當服務生維生之後，也降低了他的期望。他希望世界各國不要逼迫北京承認其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暴行，原因是這麼做可能會扼殺漸進的改革。同時，他也希望能夠回到故鄉。「我想，如果一切順利，我五年內就可以回家。如果有狀況發生，如果有示威活動以及又一次的鎮壓，就可能得拖更久。」

不過，這種看法卻等於是認同了中共的歷史詮釋方式。。亦即非暴力運動有引起暴動的危險性，而且追求人權與民主的群眾運動，會對語焉不詳的漸進改革造成阻撓。印度的甘地抱有不同的想法；若非如此，他的追隨者就永遠不可能學會如何動搖英國的統治基礎。在非暴力運動的革命力量看似已無可指望之際，總還是會有少數決心堅定的人士不會因遭到鎮壓而放棄──長期而言，要重燃改革的動力與手段，也就只需要這少數幾個人。

到了二十世紀末，一位名叫丁子霖的教授在北京孤軍奮戰，要求國家檢察官調查李鵬在六四事件里所犯下的罪行。一九八九年六月，她曾懇求她兒子不要參與示威。六月四日，他就遭到了政府部隊射殺。丁子霖於一九九九年宣稱道：「政府對於天安門事件的看法極度缺乏人性。他們侵犯了這些人的生命權，卻直到今天都還不斷地侮辱他們。」她和五月廣場母親會的成員一樣拒絕保持沉默。從二十世紀的非暴力反抗史看來，企圖封住人民之口的政權下場都不怎麼好。

東歐──爭取而得的民主

赤潮消退

在中國學生要求民主而遭到中共悍然拒絕的一個月後，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於法國史特拉斯堡向歐洲議會表示：「任何企圖限制國家主權的舉動--不論來自於友邦、盟國、還是其它人--都是不可接受的。」藉此說明在波蘭的共產政權與反對人士協議放棄專制統治的時候，莫斯科為何沒有出面干預。布里茲涅夫主義--亦即蘇聯絕不允許東歐各國改變共產政體──至此已宣告死亡。才七個月以前，抵達紐約的戈爾巴喬夫不但在街頭上獲得民眾呼喊其昵稱「戈比!」以示歡迎，他隨後並且在聯合國宣布蘇聯即將自華沙公約各國撒軍，此舉震驚了在場的所有聽眾。儘管亞洲沒有這樣的發展，至少歐洲共產政權的基礎已開始動搖。

數十年來，蘇聯入侵的威脅──曾於一九五六及一九六八年分別在匈牙利和捷克實現──一直是東歐民主發展的阻礙。反對運動向來透過罷工、地下出版品、搖滾樂演唱會、藝術展覽，或者環保抗爭等方式表現出來；政治異議活動極為少見。即使是波蘭的團結工聯，初期也刻意迥避爭取政治權力。反諷的是，東歐國家對莫斯科的唯命是從，在克里姆林宮改變思惟之後，反倒成為削弱東歐共產勢力的主要因素。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展開改革之後──於一九八○年代晚期逐步開放媒體言論、放寬私人企業限制，以及容許政治競爭──他所採行的「開放」與「改革」政策隨即受到其它華沙公約國家的襲仿。

波蘭與匈牙利早就有了改變的基礎。團結工聯在共產統治之外開創了一個生機蓬勃的選擇。後來，賈魯塞斯基將軍邀請團結工聯協助他穩定國家，也沒有遭到莫斯科的反對。匈牙利政府則早在戈爾巴喬夫對異議份子展現寬容之前，就已逐步邁向市場經濟了。因此，反對陣營於一九八七及一九八八年向公共場域大舉進攻，帶領數千名抗議民眾走上街頭之時，匈牙利政府的反應也極為溫和。隨後在共黨內部取得主導權的改革人士，也無意打壓這種轉變，而選擇採取共同合作的方式加以引導。反對黨於一九八九年初次獲得合法化，共黨領袖也和反對人士於六月協商出舉行自由選舉的辦法。匈牙利透過民眾施壓、相互對話，以及彼此退讓等方式，得以不經暴力就達成了民主。

東歐其它各國的人民也都知道波蘭與匈牙利的共產政權已屈服於自由選舉的要求。如此一來，各國改革的唯一障礙就只剩下自己國內孤立無援的政權，而這些政權也的確只是障礙。

自從一九七一年以來即擔任東德共黨領袖的何內克，毫不隱瞞自己對戈氏政策的反對，同時也全面禁止有關「改革」的蘇聯書籍。保加利亞的吉甫科夫在位期間比何內克更久，他嘴裡雖然講改革，卻沒有實際行動。捷克斯洛伐克當時的統治集團，仍是一九六八年華沙公約入侵行動之後推行殘暴的社會「正常化」措施的那一群人。羅馬尼亞的西奧塞古則在政治警察的協助之下，緊抱著個人的獨裁統治不放。這些人不僅冥頑不靈，而且缺乏洞察力，一心以為自己即使沒有蘇聯當靠山，也能夠憑著過去的鎮壓手段抵擋時代潮流。

從他們對城市裡公共空間的嚴密控制，就可看出他們的頑固不通。這種作法阻礙了各種有意對人民展現變革可能性的政治運動。政府無法阻止人民在家中或教堂里聚會分享反對思想，也無法（羅馬尼亞可能除外）預防這類聚會發展成為人權組織或其它反對團體。不過，異議份子只要一走上街頭或公共廣場，就會立時遭到鎮壓。除了掌控大眾傳媒之外，控制實體空間也是共產政權採用的主要手段之一，目的在於把反對運動限制在知識分子及活動人士的小圈圈裡，造成其與大眾的隔閡。

萊比錫...「我們代表人民」

自從一九八○年代初期以來，數十名活動人士即固定在每周一晚上齊聚於東德萊比錫的聖尼可拉斯教堂，舉行「和平禱告」禮拜儀式。這項聚會活動由於隱匿於教堂里，而且又獲得謹慎的教會領袖加以掩護，因此並未引起東德共黨官員的注意。不過，要求出境權利的抗議人士於一九八八年開始參加這項禮拜，並於禮拜結束後靜默地走上街道，在這個殘破污穢的城市裡遊行。他們於一九八九年春打破沉默，一面遊行一面高呼：「我們要出去！」不久之後，這些「出境」抗議人士的願望就獲得了實現。九月十一日，匈牙利宣布開放鄰接奧地利的邊界，從而為封閉的共產集團開啟了一道出路。轉眼間，上萬名東德人民已不斷湧入西德。在布拉格等其它東歐城市裡，另有上千人爭相逃入西德大使館。不過，有些東德人民卻認為他們不只有屈服或逃亡兩種選擇而已。於是，聖尼可拉斯教堂的抗議活動便轉由反對組織主導，並且開始採取直接反抗政府的行動。在九月四日星期一到場的一千五百名抗議民眾中，一部分人開始高呼「我們要出去！」之後，其它人隨即回以「我們不走!」。兩個星期後的抗議活動上雖有一百多人遭到警方逮捕，反對陣營的人數卻不減反增。九月二十五日的抗議活動多達八千人，齊聲要求遷徙自由以及言論自由。

由於戈爾巴喬夫預定參加兩個星期後的東德建國四十周年國慶大典，東德當局於是決定不讓典禮上出現尷尬場面。典禮前幾天，兩萬五千名民眾手持□燭在萊比錫唱歌遊行，結果遭到警方放狗攻擊並出手毆打。十月七日，在萊比錫、東柏林、德勒斯登，以及波茨坦又有更多的攻擊和逮捕行動。政府若無法阻止人民外移，至少也要讓留下來的人明白街頭上誰是老大。就在萊比錫的下一場周一抗議活動即將來臨之際，卻有傳言指出該城已遭到坦克車包圍。示威活動如果不叫停，暴力事件就可能發生；人民擔心政府會採取「中國式解決方案」，意指中國政府數月前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屠殺行為。

萊比錫著名交響樂團的指揮馬舒也是心懷憂慮的人士之一。他和手下的樂手當時正在灌錄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他們每周一從音樂廳往下看，即可看到抗議群眾行經馬克思廣場。十月七日那天，他們看到當局排出成列的強力水柱等著遊行群眾前來。兩天之後，遊行活動即將展開的幾個小時前，馬舒設法邀請到城裡數名共黨領袖、一名酒館紅牌歌手，以及一名牧師到他的住處進行會商。他們擬出一份呼籲各方採取和平手段與對話的聲明，然後於當天下午在電台上以及聖尼可拉斯教堂的集會上宣讀。等到抗議民眾抵達教堂的時候，這份聯合聲明已經傳到了柏林。於是，就在示威活動展開之際，有人──究竟是誰並不清楚──及時下令部隊撒離。當天晚上，約五萬名群眾順利在市內遊行，同時一面高呼；「我們代表人民！」

在十月的第一個星期里，政府仍以往常的鎮壓手段因應，但這次民眾卻不再害怕。他們已從西德的電視上得知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措施、匈牙利與波蘭的變革，以及他們同胞逃往西方的情況。他們知道政府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無援狀態，因此也就大舉參與周一的抗議活動。這項運動於是獲得廣泛的基礎，非用龐大武力無以壓制。政府當局於最後一刻縮手，任由民眾進行十月九日的遊行活動。

這場遊行成了東德歷史上的轉折點。十月十六日，萊比錫的抗議群眾人數膨脹至十萬人，一個星期後更成長到三十萬。其它城市也有成千上萬的民眾走上街頭。共黨領袖或是不願鎮壓，或是無能鎮壓，因而顯得手足無措。何內克於十月中旬辭職，其它強硬派的政治局成員也在短短几個星期內被迫下台。新上任的共黨領袖雖然承諾進行改革，幅度卻仍不足以滿足人民日漸升高的要求。群眾集會更在十一月四日達到高峰：東柏林出現了五十多萬人，而國營電視台也首度進行現場報導。更大規模的街頭示威行動層出不窮，政府官員也不斷更替。

十一月九日晚上，政府發言人終於宣布東德人民出境不再需要持有特別通行證。幾個小時內，數十萬人齊集於柏林圍牆旁，然後在邊境守衛愕然的注視下蜂擁而入西柏林。此後，陸續又有更多的人口外移、更多的抗議活動、共黨內紛起的動蕩，以及新的改革措施，直到人民於一九九○年三月透過自由選舉把共黨政府趕下台為止。與西德統一隨之成為所有人的共同願望。於是，由馬列主義份子創建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就如托洛斯基所言那般地被丟進了歷史的垃圾桶。

索菲亞...拋棄專制權力

即使在吉甫科夫的高壓統治之下，保加利亞仍在一九八○年代開始出現騷動。俄國雖在一個世紀以前把保加利亞從所謂的「土耳其壓迫的伽鎖」之下解放出來，現在卻已無力繼續支持這個附庸國，而保加利亞的經濟也呈現欲振乏力的情況。也許是為了轉移人民的注意力，吉甫科夫於此時開始推行一項瘋狂的計畫：徹底同化住在保國境內的土耳其裔民眾。清真寺一律遭到關閉，而所有土裔人士也必須改用保加利亞人的姓名，否則就必須被留置在收容所內或是遣返土耳其。約有三十萬人選擇南下，導致保加利亞國內的勞工嚴重短缺--保國政府也因而受到國際社會的唾棄，以致外國投資全部中斷。

不同意見仍舊只在檯面下暗潮洶湧，而且也僅限於首都索菲亞的知識分子。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對自然環境深感興趣的年輕哲學家史丹契夫，從BBc及美國之音這兩個電台上得知了烏克蘭車諾比的核電廠意外。蘇聯集團企圖隱瞞該事件的行為令他大感驚駭。保加利亞在多瑙河上的柯茲洛德威也有類似的核子反應爐。不過，史丹契夫心裡明白，唯有在公開社會裡讓大眾自由討論問題並提議解決辦法，環境才有可能獲得保護。他和其它想法相同的保加利亞人士共同組成「生態透明組織」，同時開始在魯塞展開示威。魯塞由於和羅馬尼亞的工廠隔河相對，以致空氣皆受到氯氣污染。

一場國際自然環境會議預定於一九八九年十月在索菲亞召開，生態透明組織的策畫人士於是決定利用這個機會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訴求。示威人士每天都固定出現在索菲亞市中心的同樣地點，高舉標語牌譴責政府在環保方面的紀錄，同時也以要求開放公眾討論河流改道計畫的請願書尋求籤名支持。吉甫科夫第一個星期先按兵不動，然後於十月二十六日派出警察，在各國外交人員以及記者的眼前大肆毆打抗議人士，並有四十人遭到逮捕。

這種作法在過去也許足以制止反對活動，但生態透明組織卻不為所動。活動人士一直密切收看蘇聯的電視，因此知道莫斯科的改革情形遠勝於吉甫科夫的空談，同時也知曉震動東德的抗議活動。雖然大多數人都認為保加利亞政府極有可能自行鎮壓反對活動，這卻是測試政府能耐的絕佳機會。生態透明組織大舉捲土重來，而於十一月三日帶領五千人走上索菲亞的街頭。不過，就在全民反對運動一觸即發之際，共黨領導集團內的一個派系卻搶先採取了行動。吉甫科夫差錯連連的政策、內舉不避親的用人方式，以及同化土裔人民政策的重大挫敗──這點最為關鍵--已造成黨內許多同志的反感。公然毆打示威人士的行為對政府的形象又是一大打擊。政治局內的不滿人士至此已忍無可忍，而決定在人民對他們採取行動之前，自己先對吉甫科夫採取行動。十一月十日，吉甫科夫在強大壓力下黯然下台，而由外交部長米拉德諾夫接任共黨領導。四天後，反對組織紛紛集結於民主勢力聯盟之下，並且即刻動員大批群眾催促政府展開改革。共黨人士把黨名改為「保加利亞社會黨」，然後與反對陣營進行談判。他們先取消一黨專政的統治機制，接著於一九九○年六月舉行自由選舉。社會黨贏得多數之後，組成的政府掌權達一年多之久，因順應民主潮流而得以鞏固權力。保加利亞的共黨人士在被趕下台之前，就先拋棄了專制權力的寶座。

布拉格...眾怒彙集

在一九八九年夏秋兩季里，布拉格的居民皆可感受到鄰國的震蕩。許多捷克民眾曾經到過波蘭，而親自體驗到東歐第一個掙脫共產統治的國家的歡慶氣息。他們在布拉格也曾目睹東德民眾為了追求自由而不顧一切地湧入西德大使館。此外，他們的報紙雖然都會過濾戈爾巴喬夫的發言，而且對東歐變革情形的報導不是僅有隻字片語，就是只刊登負面消息，捷克人民卻仍然能夠從BBC、美國之音，以及其它國外管道獲得新聞來源。只不過，捷克政府在國內似乎依舊無可動搖。

在一九六八年的華沙公約入侵行動之後，反對陣營僅剩下一小群知識菁英。他們一方面譴責人權侵害情形，另－方面也試圖透過地下出版品、另類教育、戲劇及音樂等方式，塑造獨立自主的公民社會。他們於一九八八年獲得一大群學生加入，反對陣營也因此較為年輕化。這些學生由於沒有一九六八年後鎮壓行動的慘痛記憶，又受到東歐其它地區改革消息的鼓舞，所以勇敢地走上布拉格的街頭。

從一九八八年八月以來，布拉格至少出現過七次遊行活動。上千名學生與異議份子的公然違抗行動實為數十年來僅見，但除了一次例外，每次遊行都遭到水柱、催淚彈，以及成群的警察給驅散。這一次次警民衝突當中的主要爭奪目標是溫徹拉斯廣場，一條宏偉的古老大道，位於布拉格市中心，長達數個街區。這個地點極具重要性：活動人士在這裡能夠居高臨下對數萬以至數十萬人發表演說，同時這裡也是捷克國內象徵意義最為濃厚的地點。廣場一端是聖溫徹拉斯──公元第十世紀的吉卜賽國王暨殉道者，信奉把信仰付諸行動的原則──的雕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座雕像曾經是反對納粹佔領行為的抗議人士的首要集會地點；一九六九年一月，更有一名學生為了抗議布拉格之春的倒退，而在此自焚喪生。因此，若是任由抗議人士佔領溫徹拉斯廣場，他們便可能喚起這些民族反抗運動的鮮明記憶。

柏林圍牆倒塌一個星期之後，學生於十一月十七日又試圖再次佔領廣場。當天下午，約一萬五千人齊聚於大學校園，參加一場官方許可的集會活動，以紀念遭納粹殺害的學生。典禮在天黑之後結束，學生接著點起□燭，擎起要求成立新政府並舉行自由選舉的旗幟及標語，然後出發前往費雪拉德。中古世紀的王侯以及文化英雄，包括偉大的作曲家德弗札克在內，都埋葬於該處。他們在那裡唱完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國歌之後，便走下伏爾塔瓦河的河堤，大聲召喚旁觀的路人加入他們的行列。然後，他們又轉往幾個街口外的溫徹拉斯廣場。

他們在途中遭到一群全副武裝的鎮暴警察擋住去路，有些人於是大喊要所有人坐下。這時，一名攝影師爬上一座鋁製裝置開始拍照，隊伍前頭的學生則把國旗攤開在他們與鎮暴警察之間相隔幾公尺的地上，並在國旗周圍擺上□燭。接著，所有人開始齊聲要求警察撒離，讓他們前往廣場。大約兩個小時之後，警方以擴音器警告群眾立即回頭。不過，前面有幾千人卻已經受到另一群從後方進駐的警察截斷退路。他們在前後夾攻的情形之下無路可逃，只能任由兩端的警察步步進逼，不論男女老幼皆慘遭毆打踐踏。

舒瓦蒙特洛娃回憶道：「頭戴紅色貝雷帽的士兵逼我們靠在牆邊，以騰出空間讓他們毆打手無寸鐵的學生。」隨著警方不斷進逼，抗議群眾也就擠成一團。「我從來沒有過那麼強烈的恐懼感，因為只要有人跌倒，一定會被群眾踐踏而死。」後來，她終於發現一條逃生路線：一道通往另一條街的狹小走道。不過，兩旁仍然站滿了牽著德國牧羊犬的警察。她和其它人在路旁的警察不斷出手毆打下，一起穿越了這條走道。然而，走道另一端卻又部署有特種部隊。事件結束後，受傷人數共達兩百多人。

那天晚上，學生並未能夠進入溫徹拉斯廣場。不過，他們雖然受傷流血，卻沒有低頭認輸。警方殘暴的攻擊行動正好給了他們足以激起民眾反對政府的理由。不過，由於官方媒體仍舊受到嚴密控制，因此把消息散播出去就成了關鍵所在。學生於周末期間四處前往民宅、校園集會，以及戲院，向布拉格的居民訴說他們的遭遇。他們當場播放示威活動及警方暴行的錄像帶，也在牆上黏貼傳單譴責暴力並號召民眾罷工。西方的廣播電台也報導了事件經過。由於反對陣營在下一次的抗議活動中動員了更多民眾參與，以致提高了政府維持公共秩序的難度。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一，十萬多名群眾擠進了溫徹拉斯廣場。他們一同拿起鑰匙圈晃動出聲，齊聲高呼政府大限已到，並且揮舞標語要求政治自由──警方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制止他們。第二天，隨著更多人前來，這場集會的組織狀況也跟著提升。現場架起廣播系統之後，新興反對組織「公民論壇」的領導人──包括資深異議份子哈維爾在內──也就能夠對這群為數龐大的群眾提出訴求。抗議活動的規模隨著一天天過去愈趨龐大，並且擴散到其它城市。同時，要求改革的呼聲也愈來愈大。整個情勢就像是民眾自己召開了一場超大型露天全國大會，而且沒有遭到政府阻撓。害怕政府報復向來是嚇阻民眾參與反對活動的主要因素，但這種恐懼已經日漸消退──如此一來，共產統治原本可靠的控制機制也就不再有效。

先是報紙開始報導這些造成全國動蕩的集會活動，接著電視也隨後跟進。政府對公共空間及大眾傳媒的獨佔勢力已遭打破，共黨本身不久之後也跟著出現了裂痕。改革人士不但趕走強硬派份子、提出改革方案，同時也和反對陣營展開「對話」。不過，和東德一樣，這些改革措施都幅度過小且時間太遲。十一月二十七日，一場為時兩小時的全國罷工抗議活動，證明了反對運動不只是布拉格的學生與知識分子的小型運動。唯有由非共黨人士於十二月十日領導成立的聯合政府，才滿足了要求改革的呼聲。棄守溫徹拉斯廣場的共產政權，最後連治國大權也只得拱手讓人。

蒂米什瓦拉與布加勒斯特...流血與挫敗

截至一九八九年底，東歐各個前蘇聯盟國都已在民間運動或掌權的改革人士推動下而轉型，羅馬尼亞是唯一的例外。在貧窮落後的共產國家中，羅馬尼亞是最為野蠻的一國，原因是該國統治者西奧塞古為了製造個人崇拜，不惜犧牲一切文化傳承。他下令拆除大半的布加勒斯特古老市區，另行闢建一座以他為名的大廣場，以及供他親屬使用的宮殿；還有給一般民眾居住、醜陋不堪的水泥公寓大樓。他手下的秘密警察握有羅馬尼亞境內每一部打字機的打字樣本，以便追蹤任何非法印刷品的來源。他並強迫婦女不定期接受婦科檢驗，再用國家的力量強制懷孕婦女生下孩子，以期提高人口數目。他對重工業以及償還外債的偏執，更是造成了「電力短缺、糧食短缺......窮苦的人民、急遽攀升的嬰兒與產婦死亡率，以及整體衰敗」的副作用。有人於是稱羅馬尼亞為「歐洲的衣索匹亞」。

西奧塞古實行的新斯大林主義，在他巧妙利用美蘇敵對態勢的操作手腕下，得以免於受到國際制裁。他一方面迎合尼克森總統，另一方面平撫莫斯科的疑慮，同時也嚴厲壓制國內的抗議運動。波蘭於一九七○年爆發罷工運動之後，他隨即鼓勵勞工討論成立官方工會，遏阻羅馬尼亞的勞工抗爭活動。不過，一名石化工人卻因寫信提議成立獨立工會，而遭強制監禁於精神病院里。一九七七年，礦工發動罷工行動，並要求西奧塞古親自接見罷工代表。西奧塞古從善如流，同時當面答允他們所有的要求。一個月後，罷工領袖紛紛失蹤，協議也跟著撒銷。在接下來的九年內，又發生八次勞工抗爭事件。一九八六年，特蘭西瓦尼亞一場抗議麵包配給額縮減的罷工活動造成政府讓步，接著有二十五人失蹤，然後政府的讓步便又再度取消。一九八七年，兩萬多名工人在布拉索夫示威，並且搗毀地方黨部大樓；結果在軍隊進駐後才得以恢復秩序。

在西奧塞古的統治下，羅馬尼亞成了貧民窟，該國勞工也成為一股雖受壓抑但反抗意識高昂的不滿勢力。不過，羅馬尼亞直到一九八九年卻都還沒有真正具有實力的反對陣營──原因是任何能夠發展組織的空間都遭到徹底壓制。然而，西奧塞古雖然認為戈爾巴喬夫在鄰國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對羅馬尼亞不會造成影響，他的反覆無常及一意孤行卻造成軍方不滿，許多政府人士也因此視他為眼中釘。他們現在只需要有個發難的借口。

這個借口終於在十二月於蒂米什瓦拉出現。蒂米什瓦拉是位於羅馬尼亞西部邊境的一座城市，居民組成複雜，含有羅馬尼亞人、匈牙利人、德國人、吉卜賽人，以及塞爾維亞人等各種不同民族。當地的中心人物托克斯是改革宗教會──廣大匈牙利少數族裔的專屬教會──的牧師。他曾甘冒受懲罰之危險出言反對官員的濫權行為──他甚至曾上匈牙利電視台譴責政府拆除老舊村屋另建「合理」住宅的計畫。政府因此下令他在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五前離開蒂米什瓦拉。托克斯斷然拒絕，照常主持禮拜。

他在期限前的星期日向教區居民說道：「親愛的兄弟姊妹們，我接到了政府的驅離命令。我不會接受這項命令，因此他們會把我強制帶走......懇請各位下星期五共同來親眼目睹驅離情形。請大家一起來，保持心情平和，但請用你們的眼睛作證。」他並未預期會有太多人前來，但星期五下午卻出現了近一千人；其中有些是匈牙利人，其它則是把捍衛托克斯當作抗議手段的羅馬尼亞人。他們在教堂四周圍成人煉，從當晚守到隔天，共同阻擋軍警進入。

隨著群眾人數漸增，他們的要求於是逐漸出現政治色彩，而場面也轉趨混亂。有人大喊「打倒西奧塞古」，也有衝突行為出現。不過，衝突行為據信是政府卧底人員企圖引發暴力而刻意造成的。一群民眾闖入地方黨部；另外也有人以石塊丟擲士兵，士兵則以水柱、催淚彈，以及棍棒響應。軍隊於星期日佔領全市而擄獲托克斯，然後奉西奧塞古的命令向示威群眾開槍，造成近百人死亡。

和保加利亞、捷克、東德等國統治者不同的是，西奧塞古對流血鎮壓毫無顧忌。不過，蒂米什瓦拉的屠殺行為造成的後果卻適得其反。該市居民在接下來的幾天內依舊持續抗議，同時也開始進行全面罷工。情勢在屠殺事件之後的第三天出現改變：陸軍部隊開始公開與抗議民眾友善往來。到了周末，部隊已完全撒離，蒂米什瓦拉轉由反對人士組成的革命委員會接管。透過國外電台的報導，羅馬尼亞全國各地的民眾都聽聞了蒂米什瓦拉的消息。而在新聞報導對死亡人數的渲染之下，動亂也逐漸擴散到其它城市。

一群高階共產黨員在幾個月之前就已暗中組成了反對組織「救國委員會」，但抗議民眾對此卻一無所知。布加勒斯特受到示威民眾圍困之後，西奧塞古隨即要求國防部長下令對民眾開火。國防部長悍然拒絕，而後舉槍自戕。他的自殺行為促成軍方背離西奧塞古，於是敵對的部隊便在首都內相互開火。十二月二十二日，一群暴民闖入中央委員會總部，把西奧塞古趕了出去。聖誕節當天，西奧塞古夫婦在簡短的審判後隨即遭到槍決，電視並且播放出他們屍體的畫面。「救國陣線」這個新組織即刻接掌政府，但其領導人卻是資深共產黨員。如同菲律賓的情形，羅馬尼亞人民自發性的街頭運動是促成改變的動力，而軍方也證實無意保衛獨裁者。不過，由於沒有足以引導事件發展方向的民間運動，新的專制統治者也就趁機介入，並以紛亂四起的暴力衝突作為掩護，而一把抓取國家大權。蒂米什瓦拉的抗議群眾所引發的危機，雖然推翻了一名暴虐的統治者，但在一九八九年間，羅馬尼亞卻是東歐唯一在共產政權瓦解之後未能立即步入穩定民主的國家。

一九八九年間東歐大多數地區發生的反共革命運動，其轉折點都出現在和平示威的群眾企圖佔領城市街道及廣場而與軍警正面對抗的時刻。城市的街道與廣場是戰略要地，因為這些空間可以用來動員及煽動群眾，是反對運動出發的起點──這就是為什麼專制政權向來嚴禁異議人士佔用這些地區。不過，反對團體說服成千上萬名普通民眾加入抗爭行列之後，也就打破了政府打壓他們的企圖。政府暴力相向的行為不僅沒有導致民眾心生恐懼，反倒令他們因憤怒而產生不怕死的勇氣。國家暴力原本的目的是要壓制反對勢力，結果卻反而挑起了反抗意識。

抗議活動達到一定規模之後，就會引發公眾危機，此時政府即必須選擇進行大規模鎮壓或是讓步妥協。東德與捷克的政府發現群眾控制措施不再有效之後，就轉而進行協商。強硬派份子知道蘇聯不會為他們提供籌碼，而且也不太信任自己手下的軍隊。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共黨內部的派系則利用動亂打擊對手，並且趁著反對陣營還未成氣候之前攫取權力。不過，不論在哪個國家，公開採行非暴力制裁行動都賦予了私領域中個人追求改革的力量。

數十年來，世人一直認為東歐所有的「淪陷國」都在暴君或執政黨的緊緊箝制之下脫身不得。然而，它們卻在短短的幾個星期內，紛紛擺脫了它們的控制者。蘇聯部隊雖然不再會揮軍向西強迫共產盟國維持結盟身分，各國政權卻仍有其鎮壓能力。根據夏普所言：「所有專斷的菁英份子及統治者，其憑藉的權力都來自於他們統治下的人民與社會部門的合作。」東歐的共產統治者如果以為他們真正的權力來自於手下的軍警，他們必然會運用這股力量保住自己的權位。他們可沒那麼笨。民眾運動一旦奪走他們的合法性，並且征服了公共權力的領域之後，大多數統治者也就平和地下台，一如反對群眾平和的抗爭手段。

蒙古──政府首肯的民主

蒙古版的改革與開放

十二月的天空雪片輕飄，胡蘭一如往常地在東方學院的辦公室里工作，但卻聽到不遠處一場公開示威活動的聲音。這種情形從未發生過，因此她夥同妹妹明靜趕了過去，而興奮地發現約有兩百人聚集在一起，同時還有一群領導人物熱切地宣告展開一場新的民主運動。那天是一九八九年的國際人權日，而統治蒙古長達六十八年的專制政權也精心策畫了一場慶祝活動。不過，閱兵活動、共黨官員的冗長演講，以及傳統歌舞表演等種種節目，卻被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抗議活動給搶走了光彩。

烏蘭巴托和大多數建造於共產統治時期的國家首都一樣，規畫上都考量到舉行公開慶典的空間，因此市中心也就有一座以蘇赫巴托為名的大型廣場。人稱「蒙古的列寧」的蘇赫巴托，曾於一九二一年趕走白俄羅斯人，然後宣告蒙古獨立。這座空曠廣場的一端，就立著一尊蘇赫巴托的雕像，雕像一側是宏偉的政府大廈，亦即「大呼拉爾」（國會）的所在地；另一側則是文化宮，內有現代藝廊、國家歌劇院，以及芭蕾舞廳。在這個國土面積有法國三倍大、人口卻比巴拿馬還少的國家裡，所有交通線路都交會於烏蘭巴托，而廣場正是其心臟地帶。

那一天，共黨官員在政府大廈窗外看見抗議群眾高舉旗幟及標語，要求終結「官僚壓迫」以及承諾推行蒙古版的戈爾巴喬夫式「改革」與「開放」。這些群眾秩序良好，警衛也沒有出面干預。不過，共黨領導人卻可聽到群眾呼口號的聲音，以及由一個名為「鍾」的搖滾樂團所演奏的音樂。群眾在他們眼前高呼要求改革的口號，不禁使他們想起那一整年橫掃共產世界的抗議浪潮。當天傍晚，示威群眾安靜地依序離開廣場之後，政府大廈內的寒氣，並不是蒙古的冬季所帶來的。

喜鵲與外交官之女

政府高層如果知道那天早上的示威群眾中也有他們自己的子女在內的話，他們也許會略感安慰。這些約莫二、三十歲的菁英家庭後代，都受過良好教育，也出國見過世面，其中部分人士還曾到蘇聯留學，因而體驗過改革的氣氛。他們全都精通俄語，少數人另通英語及德語，因此他們比一般人更有機會接觸西方媒體及出版品。

後來以「民主的黃金喜鵲」之名著稱的祖利格，可謂這群菁英人士的典型人物。他出生於烏蘭巴托一個高官家庭，並擁有一項不尋常的特質：他的母親為俄矇混血，而他的祖父本為布里亞特牧人，後來可能是在蘇聯的命令之下而遭到「清除」。反諷的是，祖利格後來接觸到改革的春風，並且得以暫時擺脫令人窒息的共產教條，卻是在就讀莫斯科大學的期間。

祖利格發現莫斯科對蒙古的政治多元化興趣缺缺，於是在－九八六年於蒙古大學謀得講師職位之後，自行與學校師生討論他的想法。他和其它對高壓政權感到厭倦的年輕人結為朋友，並且也加入一個在市內各地偷偷張貼海報要求改革與民主的團體。頭戴眼鏡、個性溫和的祖利格學術地位日漸提升，於是他的住處也成為該團體活動的中心。他同時也是非暴力改革方式的堅定支持者。他在一九九八年接受蒙古電台訪問時表示：「問題的解決若是沒有事先經過實質討論或深入思辨，我就不免感到喪氣。草率的決定太常見了。」他從來就不是煽動者，更曾在十二月十日的抗議活動上協助冷卻群眾激昂的情緒。

當時在一旁觀看而滿懷興奮的胡蘭，也出身於菁英家庭。她是職業外交官之女，精通英語及俄語，從幼稚園以至大學都在蘇聯接受教育。她返回祖國之後，「對故鄉人民的無知與封閉大感驚訝」。她先在蒙古科學院任職，後來調職到東方學院，結識了其它有志於改革的歸國學人。到了一九八九年九月，胡蘭已經開始參與秘密會議，會議目的在於推動蒙古的改革進程（不過，她並未參與策畫十二月十日的抗議活動）。胡蘭與祖利格的成長背景，正是蒙古政權的青年反對者的共同模式。在後來所知為改革發難者的十三名蒙古人中，有十一人曾在蘇聯受過教育，而承接了「改革」與「開放」的精神──這點實為一大諷刺，因為許多蒙古知識分子都深深瞧不起蘇聯。改革運動的領導人物當中，不屬於蒙古主要族群的喀爾喀蒙古人的人數出奇地多；在運動初期，許多擔任領袖的「混血兒」也可能助長了改革人士較為衝動大膽的態度。

他們並沒有天真到以為一個在烏蘭巴托由知識分子組成的小團體，就能夠獨自發動民主革命。勞工、牧人，以及小鎮和鄉間民眾的支持都至關緊要。不過，他們所號召的群眾，竟然敢到與共產統治傳統深切相關的蘇赫巴托廣場上遊行示威，也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因素。在空間擁擠的首都里，廣場的控制權可謂關鍵所在。而由於蒙古極度分散的人口當中有四分之一聚居於首都，因此在首都取得優勢即可能帶來勝利。

不過，對於這種挑戰一黨專政的行為，政府大廈內卻沒有出現發動鎮壓的聲音--原因可能是政府還不清楚異議人士的數目到底有多少，也不確定發動鎮壓是否反而會提高他們的知名度。政府也可能是看準了蒙古人習於內鬨的特質。,畢竟，蒙古人在三百年前就曾把一個龐大的帝國拱手讓給中國人以及後來的滿州人。十二月十日的抗議人士必須打破這種印象，同時展現過人的團結精神，才能夠挑戰這個看來依舊巨大而頑固的政權。

{改變人民舊有的思考模式}

蒙古人民革命黨是在蘇聯扶植下而成立的。自從民革黨掌權以來，蒙古全國即籠罩在蘇聯的影響之下，政府政策也經常帶有莫斯科的影子。一九三○年代期間，蒙古牧人堅決抗拒政府推行的集體化牧場政策，一如蘇聯富農對斯大林的頑強抵抗──結果也遭到同樣嚴厲的懲罰。民革黨發動肅清行動毫不手軟，對象包括前任領導人、軍方，尤其是掌控國家大部分財產的喇嘛。共黨掌權以前原有的十萬名喇嘛，到了一九五○年代初期只剩下數百人，遇害比率至少達五分之一。

蘇赫巴托之後的繼任者是帶有斯大林式作風的丘博桑。他於一九五二年去世之後，政治體系的嚴苛程度雖然稍有下降，卻沒有出現基本上的改變。一黨專政的情形依然如昔，人權仍舊不受重視，肅清異己的行為也持續不斷--只不過是手段改成了監禁與流放。直到一九八○年代初期，共黨政權才開始失衡。共黨領袖澤登巴爾對當時克里姆林宮較有彈性的指令以及蘇聯對北京重新修好的行為皆置若罔聞，而他的經濟政策也與現實脫節。管理欠佳加上時機不利造成畜產減少，而能源、糧食，以及消費商品的短缺更是加深了人民的不滿。共黨高幹對定期的肅清行動也已不再熱中。

蘇聯告訴丘博桑說他患有疾病，然後強制帶他到俄羅斯接受治療之後，他的對手隨即推選巴孟赫接替他的職位。巴孟赫雖然出身舊政權，卻也只能設法採行新措施。他和手下團隊以降低集中計畫的方式因應經濟困境，蒙古國內的主要報紙也刊登戈爾巴喬夫在一九八六年蘇聯共黨大會上發表的演說，內容呼籲對國內企業放寬限制。一九八七年，巴孟赫表示「必須要付出許多努力......以改變人民舊有的思考模式」，同時也呼籲提高「透明度」。報紙則紛紛刊登讀者譴責政府官員專恣蠻橫的投書。巴孟赫對國家統治機器雖然沒有進行實質改革，他的言談卻使批評言論取得正當性，同時也開拓了公共對話的空間--異議人士不久後便開始積極運用這個空間。

蒙古政府不僅遭到自身領袖的批評，也感受到外來的壓力。蘇聯經濟在戈爾巴喬夫的努力下並沒有起死回生--不僅物資短缺，政府偶爾也拖欠薪資。由於蒙古的貿易活動有百分之九＋都以蘇聯集團為對象，而且國內生產毛額有百分之三十來自於蘇聯經援，同時蒙古經濟體系中的經理人、工程師，以及顧問等關鍵角色也盡由數千名俄國及東歐人士盤據，因此蘇聯的經濟困境就不免對蒙古造成影響。此外，莫斯科與中國的關係雖已改善，蘇聯在過去中蘇對抗期間駐守於蒙古境內的六萬人部隊卻沒有隨之撒離。

一九八七年四月，戈爾巴喬夫下令撤離一支機動步槍師，其人數佔蘇聯駐蒙古部隊的四分之一。蒙古察覺到蘇聯向中國示好的傾向之後，便隨之跟進，而於六月與中國就技術合作及劃界問題籤署協定。在戈爾巴喬夫與美國降低緊張關係的同時，蒙古也首次與美國建立正式關係。現在，蒙古政府已和外界全面接觸,而使得過去視為禁忌的思想觀念有了引進的機會。

一九八八年，具有影響力的人物開始散播蒙古境內前所未聞的觀點。一名政治局成員稱揚民主為對抗官僚制度缺點的唯一方法，有些學者及官員則譴責政府掩飾真相的行為造成國內經濟問題無法獲得誠實的評估。一名學者甚至大膽提議民革黨開放兩名以上候選人競選政府官職。一九八九年，在十二月十日示威活動之前的幾個月，政府與執政黨陸續發布了一項項令人驚訝的聲明。一個委員會首次對一九三○及四○年代的恐怖活動與肅清行動進行全面調查，結果指出至少有兩萬名遭到處決的人士應獲得平反。巴孟赫指控澤登巴爾刻意製造個人崇拜並恣意監禁無辜人民。

同時間，蘇聯又從蒙古撒離了八千名部隊，並且計畫在一九九○年以前把駐守蒙古的兵力減至原來的百分之二十五。蒙古外相主張與西方國家發展關係，而包括CNN與MTV台在內的西方電台及電視也都開始在蒙古播出。

到了一九八九年底，部分官員同情政治改革的傾向雖已顯而易見，卻仍然沒有實際的作為。民革黨仍是唯－的合法政黨，政府還是沒有保障基本人權，而命令式經濟制度也依舊沒變。秘密警察、保安人員，以及軍方──威權體制的禁衛軍──也仍然對異議言論多所壓制（張貼海報要求改革經濟制度以及一黨專政體制的人士也依舊遭到逮捕）。總而言之，蒙古政府對改革的態度依然模稜兩可。這種態度不僅煽起了年輕改革份子心中不耐的怒火，也使他們取得有利的形勢：政府若因內部的分裂而無法做出決策，反對運動便可獲得進展所需的時間與空間。

除舊布新

經過十二月十日的示威活動之後，新興的改革運動所面對的第一項挑戰，就是要打破一般民眾認為蒙古人難以團結的刻板印象。政府既已分裂，反對陣營就可以把團結本身當作武器。第一步則是要針對各人的改革建議提出能夠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主張，而他們在十二月十日當天揮舞的標語就反映了他們的共同目標：「多黨制度是必要的」、「人權重於一切」，以及「媒體自由」。在示威活動過後一個星期內，新成立的蒙古民主聯盟就敲定了一份計畫。接著，在舉行一場吸引了兩千人參加的集會活動之後，民主聯盟隨即向共黨高層遞交一份請願書概述他們的要求──這也是這類公民宣言的首例。

改革人士政治上的主要目標是要在一九九○年上半年舉行國會選舉，同時頒布新的選舉規則：民革黨以外的政黨應獲准推出候選人，選民應在不受脅迫的情況下自由投票，而選後組成的新國會也應不受政治局的掌控。新國會的運作過程必須透明公開，所做成的決定也應該成為國家的法律。他們同時要求經濟上的改革──採行自由市場制度，國營企業民營化，以及保障私有財產權。他們另外還要求政府肯承認人權，包括媒體自由、言論自由，以及遷徙自由，同時取消重要人士所享有的特權。最後，政府也必須坦承並公布丘博桑的恐怖統治期間加諸於一般民眾與喇嘛身上的罪行。此外，改革人士也堅持這些權利都必須在新修訂的憲法中載明。

依照原定時間在十二月十一日與十二日兩天舉行的黨大會上，民革黨官員重申了開放與改革的原則，同時也對改革的呼聲表示歡迎──至少理論上如此。他們知道強力鎮壓改革人士不會得到蘇聯的支持──戈爾巴喬夫對六個月前發生在中國的天安門事件即表示不以為然。此外，北京的強硬態度也令蒙古感到憂心□由於蒙古過去曾經受到中國的統治與剝削，因此向來很怕讓中國找到借口介入蒙古國內事務。為了避免出現動蕩，蒙古政府於是不與改革人士衝突，而採取妥協的行為。

政府不斷對多黨政治、自由選舉，以及民權保障等提議開出口頭承諾，但卻沒有顯示出任何急迫感--總理提議的漸進改革時程即長達五年。年輕改革人士對於政府內部的反改革人士在十二月十日的示威活動之後，紛紛遭到降調雖感肯定，也對自己成功打造出一份獲得所有人認同的計畫頗感自滿，卻無意長年等待有意義的結果出現。為了促使成果早日實現，他們首先必須把運動基礎擴展到知識分子的小圈圈以外。他們跨出烏蘭巴托的範圍，而鎖定額爾登特銅礦區的礦工及工程師。額爾登特的銅礦區是蘇聯與蒙古聯合投資的成果，礦區內雇有許多俄國工程師及勞工，而他們的薪資皆高於蒙古人。對這種不公平的狀況感到不滿的員工，早在十二月初就已經舉行過一場抗爭會議。現在，改革人士則協助把工人的敵意導向政府。十二月二十二日，民主聯盟指派科學家巴特烏爾前往當地與工人協商。他主張唯有透過爭取大規模改革的大型運動，工人的權益才能夠獲得保障；同時也指出新興的反對運動需要烏蘭巴托以外地區的支持，以引起政府的注意。巴特烏爾成功說服了當地的礦工。他回到首都之後，隨即鼓勵民主聯盟派遣人員到國內其它地區去爭取更多民眾的支持。

到了年底，改革人士除了有明確的計畫之外，也獲得了多方的支持。不過，他們還需要有整體一致的策略，以及一個不只能夠舉行臨時性示威活動的組織。由於民主聯盟組織過於龐大，難以從事決策行為，他們於是成立一個協調委員會，開始調整各項活動，以期獲得最大效果。此外，有鑒於大呼拉爾經常淪為執政黨決策的橡皮圖章，民主聯盟因此決定提供人民一個象徵性的不同選擇，而於一月號召一千人前往距蘇赫巴托廣場不到兩公里遠的列寧博物館舉行正式會議。

為了加速事情的進展，協調委員會於一月二十一日在廣場發起一場大型示威活動。十二月十日的抗議活動主要是自發性的，參與人士雖活力十足，人數卻不多。這次的示威活動則經過精心策畫，雖然當天天氣異常寒冷（全天溫度皆維持在攝氏零下三十度上下），卻仍吸引了數千名民眾參加。參與人士不僅有知識分子，還有從額爾登特和鄉下地區前來的民眾──而且他們的要求也比十二月十日的口號更為明確。這場示威活動的日期並非隨意挑選，而是特地選在列寧的忌日。一位著名演員幫忙帶領民眾合唱傳統民歌，其中有些歌曲的內容頌揚蒙古歷史上的偉大征服者成吉思汗──這項行為極為激進，因為蒙古政府為了對俄羅斯（曾遭成吉思汗入侵的國家之一）表示敬意，向來將他貶為野蠻的掠奪者。

為了持續向政府施壓，一月至二月間的每個周末都有示威活動。反對運動在街頭上如火如荼地展開之際，政府卻舉棋不定。自從第一場抗議活動以來，大呼拉爾就定期召開會議，同時也對事件的發展愈來愈感憂心。不過，國會與執政黨卻無法就因應措施取得共識。由於強硬派份子與妥協人士旗鼓相當，因此他們就採取拖延戰術，一面發表了無新意的聲明支持漸進改革，另一面也試圖散播改革領袖的謠言，指稱他們自私自利、貪污腐敗，或者嗜酒如命。這些毀謗言論由於和一般民眾對改革領袖的印象相差太遠，因此絲毫起不了作用。

改革團體在僅有流言騷擾、沒有槍口威脅下，漸漸有了真正反對勢力的架勢。在經濟學家甘博德的引導下，國家進步黨於二月十六日正式成立，倡議民主、企業民營化，以及重整銀行體系。二月十八日，巴特烏爾召集六百一十一名代表成立蒙古民主黨。規定一黨專政的蒙古憲法至此已兩度遭到藐視。就在這時，一群記者又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出版一份名為《新鏡報》的報紙。由於這是數十年來首次出現的非官方出版品，因此政府對此感到的驚愕程度可能不下於組黨事件。有了質疑政府專權的新方法之後，改革人士接著便開始爭取人民情感與理智雙方面的認同。部分人士決定以舊秩序當中可見的象徵物為目標。蒙古的城市裡雖然充斥著共產英雄的雕像及半身像，但改革人士卻謹慎地剋制住搗毀蘇赫巴托等蒙古人物塑像的衝動，而把目標鎖定於位在國家圖書館前方的斯大林巨型雕像。改革人士對於保存蒙古文化的聖地竟由這個野蠻的蘇聯獨裁者守護皆感驚駭，於是便號召民意支持他們拆除這座雕像。二月二十二日晚上，這座惹人嫌的雕像被一群不知名人士偷偷搬走，從此以後下落不明（雕像後來從未尋獲，警方也未能逮捕那群竊賊）。

兩天後，反對運動的焦點又從偶像轉回到觀念上。官方成立的蒙古青年聯盟，雖然內部有安全部門派駐的眼線，卻仍在蒙古大學聚會時熱烈支持民主聯盟的計畫，內容包括多黨政治體制、人權保障、企業獨立經營，以及工廠、銀行、和零售商店的私有化。由於有堅定的領導、勞工與學生的支持，以及在公共領域內煽動人心的表現，民主運動因而在蒙古國內首度開創了獨立政治勢力得以存在的空間。

罷工求勝

改革人士已來到政府門前，但政府卻還未修改憲法使新政黨取得合法地位，也仍未矢志捍衛言論、媒體、宗教等自由。成果只不過是政府的容忍改革人士遞交請願書、舉行示威活動，以及挑戰執政黨法統等行為，獲得的。因此，他們也就必須另覓制裁手段以取得進展。

結果，他們選擇了蒙古人不曾見過的絕食抗議方式。改革人士對甘地在印度以及愛爾蘭共和軍在英國所採行的絕食抗議活動可能僅有耳聞，但對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抗議活動則知之甚詳。一名改革人士說道：「那段期間我竭盡所能讀遍所有關於中國的報導，所以我知道中國的學生做了些什麼。」由此可知，他們也明白絕食抗議不一定有效。

三月七日星期三下午兩點，在攝氏零下十五度的氣溫下，十個人在蘇赫巴托廣場就位準備開始絕食，其中包括無役不與的巴特烏爾。他們身穿傳統蒙古袍，象徵自己與政府在價值觀上的決裂，因為政府一向極力貶抑過去的封建傳統。這群絕食人士的要求不僅止於民主改革及市場經濟，更對政府的正當性正面提出挑戰。他們向政治局當時正在舉行的大會遞交一份宣言，指稱政治局成員皆為指派而非民選產生，因此不具正當性。他們也質疑大呼拉爾的合法性，因為其議員皆在同額競選的情況下當選，因此實質上也等於指派產生。政治局對這些指控置之不理，堅稱大呼拉爾經由選舉產生，具有完全的主體性。這項響應讓絕食人士的決心更加堅定，民主聯盟也隨之要求政治局解散，並重新選出一個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國會。這項要求等於是叫共產政權自殺。

絕食抗議活動展開之後，吸引了不少好奇的民眾圍觀，但其中許多人也明白這是一項極為大膽的反對行為，有些人更因而繞行廣場以示支持。到了傍晚，現場已聚集數千人，也有一些人加入絕食行列。蒙古學生聯盟號召成員儘可能支持絕食人士。,甘丹寺──蒙古境內唯一沒有遭到關閉的寺廟--的喇嘛也前來提供支持。甘丹寺的住持後來雖然說「喇嘛不應涉入政治」，並且說他們賜福絕食人士的舉動只是一種人道的表示，但他們畢竟成功獲得了注意。

協調委員會對全國發出抗爭前呼籲，結果額爾登特有五百名工人隨即發起一場一小時的休工活動以示支持。這場活動的領導人事後說道：「我們讓礦場徹底停擺了一個小時。感覺上好象不是真的。」他堅稱這只不過是開始而已，而且工人都已經準備進行無限期罷工以支持民主聯盟。同時間，達爾汗和木倫等其它城鎮的工人也紛紛仿效發起休工活動。這在蒙古是前所未見的情形。

政治局持續開會，而其成員從政府大廈里皆可看到並聽到外面的騷動。他們的幹員在外面監看著絕食人士以及不斷增加的同情民眾，同時全國各地也一再傳來發生抗爭事件的消息。政治局的成員都知道他們正面臨有史以來最嚴峻的挑戰，而有些人由於早已經歷了四十年來的肅清行動，因此對發動鎮壓絲毫不覺有任何不妥。歷任若干高級職務的莫倫揚茨就是這樣一名強硬派，對動用武力毫不遲疑（他後來在一九九八年還曾拒絕貶抑澤登巴爾，聲稱這位前任領導並未獲得應有的評價）。政治局裡這樣的人還不少，因此政府也就不可能輕易對改革人士讓步。

雖然強硬派份子要求召來軍隊凈空廣場，其它人卻猶疑不定。原因可能是他們想到了天安門事件，而擔心這麼做會損及國家形象。因此，在絕食抗議首日，政治局就陷入了這樣的僵局。兩名政治局成員聲稱對絕食人士的健康感到擔憂，而在廣場上請求絕食人士停止抗爭行為，但卻遭到禮貌地拒絕；原本的十名絕食人士以及於當天加入的至少三名民眾，都決心要推翻他們心目中這個不合法的政府。

對峙情形僵持到了第二天，直到政府朝著和解的方向微微跨出一步才有所改變。部長委員會首任副主席拜巴蘇倫回憶道：「只要那群年輕人繼續採行不合作運動的策略，政治局裡部分年紀較大的成員就拒絕與他們展開對話。」拜巴蘇倫與巴特烏爾及另一名改革領袖有密切關係，他和其它溫和派人士聯手排除反對意見之後，便於下午四點左右離開政府大廈去和改革人士會面。雙方在這場會議上所提出的觀點均受到電視及電台的轉播，但這次對話並未獲致成果，因此絕食活動也就繼續進行。

三月八日的國際婦女節，在奉行社會主義的蒙古是一個重要節日，而這個假日也促使更多好奇的民眾前往蘇赫巴托廣場，包括鬧事份子在內。其中幾個人喝了酒之後便劫持計程車及公車，先是開往蘇聯大使館，接著又開至巴孟赫的官邸。他們鳴按喇叭，大肆吵鬧，並且高呼反蘇及反民革黨的口號。接下來兩天，廣場周遭及烏蘭巴托其它地區都爆發了衝突事件，造成約七十人受傷，一人遭刺殺身亡。事情發展已逐漸超出控制，而原本謹守非暴力原則的民主聯盟領袖也似乎漸漸失去掌握。他們本來希望能夠讓政府手足無措，卻沒有想到無賴流氓也會加入街頭運動──因此也沒有採取預防措施遏止暴力行為的發生。

結果，街頭的動亂以及示威活動的規模，都可能讓政治局三思而後行。群眾人數的估計從「上萬」到「九萬」不等，但無論數目多寡，總之政府已有所驚覺。證據顯示公共安全部長排除了動用軍隊弭平動亂的選項──由此可見軍隊可能不會聽從命令。此時，蘇聯也勸告蒙古領導人進行協商以避免危機升高。強硬派份子知道東歐的共產政權在激烈衝突中垮台的情形，因此也的確有意尋求挽回自身地位的方法。

強硬派人士在抗議群眾、政府內部的溫和派，以及莫斯科三方面不斷升高的壓力下，終於在三月九日下午做出退讓。共黨領導人知道己方在自由選舉中依然佔有優勢--他們在國內每個省與「蘇木」（譯註：蒙古地方單位名稱）里都擁有勢力，改革人士則還只是政治上的新手。退一步協商可能反而會更進一步贏得無可置疑的權力。巴孟赫大概就是懷著這種想法草擬了一份聲明，而於三月九日星期五傍晚宣布卸下政治局秘書職位，同時其它成員也一併辭職。絕食抗議隨之結束，民主聯盟領袖也敦請示威群眾回家。

星期一，來自蒙古各地的三百七十名代表齊聚一堂召開大呼拉爾會議，地點離絕食人士五天前靜坐的地方只有幾公尺遠。經過一場激烈辯論之後，賦予民革黨唯一合法地位的憲法第八十二條終於遭到撒銷。在接下來的幾天里，有關治國的各種意見自各方湧入，而提出這些意見的各個團體更是以前所難以想像的──蒙古綠黨、蒙古信徒聯盟、蒙古自由工會委員會等等。同時，共黨也開始自我轉型，推出較為認同改革的年輕領袖。最後，大呼拉爾終於通過新的選舉程序：以前由共黨候選人同額競選的方式不再適用，每個合法登記的政黨都可推出候選人。

政府雖然做了這些讓步，改革人士卻仍感戒慎恐懼。他們知道民革黨財力雄厚，而且媒體也依然受其掌控。為了反對這些特權，他們於是再次發起示威活動，而在四月下旬吸引了數以千計的民眾到蘇赫巴托廣場及其它地區進行抗議。反對領袖雖然呼籲民眾堅守非暴力原則，抗議活動卻還是經常失控。在一次眾所周知的事件里，身材矮小的r黃金喜鵲」祖利格爬上一名同情人士的肩膀向憤怒的群眾大聲疾呼，強調迴避暴力行為的重要性（不幸的是，這位非暴力行動的擁護者卻在八年後遭到謀殺，案子至今沒破）。

示威群眾與保安警察之間持續不斷的緊張狀況促使政府召來軍隊，而改革人士也回頭採行不合作運動。四月初，他們未經地方當局核准即在荷斯格省舉行會議，結果四人受到逮捕，並在牢里遭到刑求──以致引起十三名改革人士進行絕食抗議。不過，由於避免流血事件對雙方都有利，於是政府與絕食人士便於四月三十日進行會談，討論修憲及選制變更問題，以使各黨能夠公平競爭。五月七日，雙方同意人民可在不經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合法集會，於是絕食抗議活動也就隨之落幕。後來，由於大呼拉爾在五月十日通過於七月舉行公平自由的選舉，所有的示威活動也就都告一段落。現在，反對運動的焦點於是轉為在選票上決勝負。

有實無名的勝利

一場爭取民主的運動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就動搖了歷時五十年的蒙古政權，而且是透過非暴力行動的手段。不過，和二十世紀其它非暴力運動比較起來，這場運動堪稱順利，因此對主事者的要求也就沒那麼嚴苛，以致反對運動沒有足夠時間深耕群眾基礎。此外，由於政府沒有採取激烈的報復手段就放鬆了控制，因此也沒有引發更多民眾的敵意。事實上，共黨討好個別族群的動作極為迅速，包括調降國宅熱氣費率、提高工資，以及改善學生福利。選舉的結果不一定會像菲律賓或波蘭的狀況那般必然對反對陣營有利。

改革人士原本就屈居下風，偏偏又缺乏扭轉劣勢的能力。反對人士迫使政府在自由選舉及保障基本權利等兩方面做出重大讓步之後，反對運動也隨之分裂。巴特烏爾早就成立了蒙古民主黨，甘博德也創立國家進步黨。民主聯盟主席祖利格原以無黨籍身分參與選舉，卻也在次年成立共和黨。另外，蒙古社會民主黨雖也擁護民主，卻不像其它改革人士一樣鼓吹建立社會福利國家。

這些政黨都沒有積極爭取占人口比例三成五至四成的牧人加入。在蒙古民主黨的第一屆黨員大會上，成員中有五成三為知識分子，四成為勞工，牧人則只佔了百分之七。由於改革人士皆為都市裡的知識分子及技術官僚，因此並不懂得如何爭取鄉下人的支持。此外，由於各省省長都是民革黨黨員，而牧人又習於對官員畢恭。畢敬，因此他們極可能會投票給省長所支持的人選。

改革人士中的要角都不是政治人物，而他們也無法招募到足額的候選人。在大呼拉爾應選的四百三十席議員中，民革黨足額推出了四百三十名候選人，但三個主要改革政黨總共卻只推出了三百四十六名候選人．在野黨雖然知道自己共通的弱點，卻沒有因此進行合作。而且，以智利的反皮諾契特運動為例，反對陣營雖也面臨頑強的對手，他們的競選活動卻不像蒙古的在野黨那樣索然無味。原因是蒙古的在野黨單純地認為大多數蒙古民眾都和他們一樣對民革黨懷有高度的不滿。

在野黨於七月的選舉中慘遭滑鐵盧。民革黨贏得三百五十七個席次，蒙古民主黨只當選十六席，國家進步黨六席，蒙古社會民主黨四席。但就票數觀之，差距其實沒那麼懸殊──雙方得票率為六成對四成。民主運動雖把蒙古推入一個嶄新的政治時代，蒙古史上首度的自由選舉卻鞏固了共產黨的政權。不過，執政黨內部許多強硬派領袖也都換成擁有改革思想的人士。一名溫和派人士即位為總統，而在絕食抗議活動期間曾與改革人士協商的拜巴蘇倫則升任總理。拜巴蘇倫在一個月內即以行動向改革人士示好，指派改革領袖之一的甘博德擔任內閣第二高位的首席副總理。這兩人於是攜手展開一場為期兩年的經濟改革，同時也進行民主轉型。改革人士雖然只能廁身在野，改革的精神與實質內容卻皆已獲得勝利。

改革政黨最後終於聯合為民主聯盟，而於一九九六年的選舉擊敗民革黨。民革黨在蘇聯解體之後頓失俄援，而轉向西方求助。不過，在隨後為了挽救經濟而實施的「震撼療法」之下，工業生產因而重挫，都市失業率攀升至百分之二十，並且約有四成人口跌落貧窮線以下。猶如俄國的情形一樣，貪污行徑因此猖獗，有些原來的改革人士則身陷利益交換及投機行為而無法自拔。對於蒙古以及其它二十世紀末的新興民主國家而言，建立健全的自由經濟制度以及穩定的政治秩序，都是仍在持續進行中的工作。

蒙古專制體系的淪亡是非暴力抗爭運動所造成的結果。菁英人士心懷異議思想的年輕子女，在短短几周的時問內就發展出一個群眾組織，並佔用公共空間開創政治機會，同時當面違抗舊政權。類似的情形以前也曾在薩爾瓦多及菲律賓等國上演過。不過，這次被推翻的不只是一個獨裁者──而是一整套體系，並且是蒙古唯一熟知的體系。

蒙古的改革人士所發起的運動，以及他們所採行的策略，具有成功的非暴力運動所共有的若干特徵：他們吸引了知識分子及專業人士階層以外的民眾加入，包括勞工、青年、宗教領袖等各種不同族群。，他們提出的目標簡單明確，三言兩語即可解釋清楚；他們採取一連串不斷改變的抗爭手段，而使毫無危機意識的政府大感意外。共產政權里的強硬派不僅得不到蘇聯支持他們的鎮壓主張，還受到黨內溫和派的施壓──而他們雙方也都擔心持續的動蕩會引來中國的干預、於是，改革人士便趁著政府猶豫不決的時候一舉把運動推向勝利。

一場非暴力運動若是決定要加速衝突情勢的發展並迫使政府退讓，所能採行的手段至少有兩種：採取不同的抗爭手段壓縮政府的運作空間；或者升高政治上的要求，而冒險引發鎮壓或是促成政府內部分裂。蒙古的民主運動由於察覺到政府不可能發動鎮壓，因而在一九九○年三月決定進行絕食抗議的時候，就把兩種手段全部給用上了。如同中國學生一年前在天安門廣場上的行為一樣，蒙古的民主運動也以同樣的抗爭手段激化了衝突。不過，中國的學生運動高估了形勢，蒙古的民主運動則腳踏實地。猶如東歐各國大舉佔領公共空間的人民運動一樣，蒙古的民主運動也扳倒了一個老舊而封閉的政權。

不過，在危機結束之後，太快獲得勝利的結果卻也促成反對運動的瓦解。波蘭人民在變革的時刻來臨之前，曾經花費好幾年的時間發展民間力量以因應變局；蒙古的改革人士則是在衝動之下發起革命，卻沒有相應的社會機制及體系建制來推動國家改變。南非人民推翻的是個遭受人民厭惡的政權，但蒙古的改革人士推翻的政權卻迥避採行暴力，並因此保住其政治地位。民主在未經暴力洗禮的情況下就降臨了蒙古。反對陣營雖然號召了眾多民眾合力打破社會的桎梏，卻由於缺乏艱苦的奮鬥經驗，而不懂得如何在成功之後繼續維繫民眾的向心力。

莫斯科對改革的態度從敵視轉為鼓勵之後，舊蘇聯集團內的各個共產政權也就在極短的時間內紛紛轉變為民主政權。不過，促成轉型的種種事件卻全然源自各國國內，而每箇舊政權也都面臨意圖催生變革的新興勢力挑戰。若沒有奉行非暴力抗爭的改革人士帶頭髮難，舊秩序便不可能改變，只會在世紀末悄悄地持續腐爛下去。若沒有一股更具威力的反抗力量加以撞擊，歷史的榔頭便無法敲開鐵幕。

★4－13、暴力的神話★
暴力手段,即使用於爭取正義,也難謂正當。－－卡萊爾(Thomas Carlyle)

只有明知自己得不到大眾支持的小團體，才會採取暴力手段，並愚蠢地認為自己能夠藉此達成目的。賈瓦哈羅□尼赫魯

聖彼得堡工人在冬宮的遊行活動，揭開了二十世紀非暴力反抗運動的序幕。這起事件發生十二年後，布爾什維克黨人在血腥革命當中雖然佔據了那幢數層樓高的皇宮，卻管不住看管酒窖的武裝守衛。這些守衛不但擅自偷喝一八四七年份的狄康堡貴腐酒（沙皇最鍾愛的美酒），還把一瓶瓶伏特加賣給外面的群眾，而群眾喝醉之後即在鄰近地區大肆破壞。最後，他們更把酒倒在街上，民眾則從水溝里撈起來喝。

俄國作家高爾基對這起[庶民暴力與復仇的無政府風潮]深感遺憾，並指出列寧及其政黨所引發的不是社會革命，而是「獸性」的暴力發泄。他寫信向妻子說道：「這裡不再是首都，而是糞坑。」連司法審判也遭到濫用：暴民在街頭上審判罪犯──一名小偷的臉被打爛，眼睛也被挖出之後，旁邊一群兒童卻歡呼叫好。高爾基寫道：「這是我們的小孩，我們社會未來的建構者。」一場釋放出這種暴力的革命，「不可能改變我們的生活，只會引來仇恨與邪惡」。

高爾基目睹了二十世紀當中許多人拒絕承認的現象。但在他的時代，歐洲國家在古老政權之下尋求解放，只能參考法國大革命的模式──由此而來的法國國歌則倡導「提高血腥的標準」。布爾什維克革命進一步把這個模式國際化，同時以焚燒異端式的暴力手段掃除舊秩序。即使蘇維埃體制沒有給予人民真正的權利或民主，至少總是帶來了政治變革。如此一來，便形成了一種雖然有害、卻極具說服力的信念：激烈的暴力手段是推翻壓迫者的一大助力。

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領導一群非正規的共黨軍隊打敗國民政府之後，這種暴力模式便又取得了更進一步的可信度。暴力革命既可在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建立起「人民共和國」，在其它地方又怎麼可能發揮不了效用呢？在一九五○與六○年代期間，隨著歐洲在亞非兩洲的殖民地逐漸擺脫帝國控制，加上蘇聯集團一再對叛亂人士提供革命的理論基礎以及武器，游擊戰於是大為盛行。暴力原本就已被視為是振奮人心的解放象徵，現在更是被當作達成解放目標的非凡策略。

許多激進思想家都大力傳播這項典範，法農（FrantzFanon）即是其中之一。他生於馬提尼克（Martinique)，身兼精神醫師與作家，曾在《世間凄慘的人》（TheWretchedoftheEarth）一書中指出：「去殖民地化赤裸裸的真相所喚起的記憶，就是其過程中灼熱的子彈以及染血的刀鋒。」唯有「經過一場殺氣騰騰而堅定不屈的抗爭之後」，才會獲得解放的成果。這種抗爭方式與犯罪無異──法農大聲疾呼：「暴徒會指引人民的方向。」法國哲學家沙特受這種論點的誤導極深，而在為法農作品作序時興高采烈地寫道：唯有透過「無可壓制的暴力」當中的「狂怒」，遭受壓迫的人民才能夠「成為男子漢」。於是，這種抗爭方式不但是奪取政治權力的方式，也成為有如普羅米修斯盜火般的英勇之舉。

而身著野戰服、在叢林或山陵之間出沒的反抗人士，儼然就是以前述方式奪權的合適人選。一九五九年，卡斯特羅在距美國僅九十英里之遙的古巴如此實行之後，游擊戰的迷思也就更加增添了可信度。後來，北越與越共抵禦美軍長達十年，最後並於一九七五年推翻美國支持的西貢政權之後，以武裝暴力贏取勝利──甚至足以戰勝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似乎也就成為無可避免的選擇了。儘管這些勝利者最後獲得的勝利不一定都是採取暴力的成果，半個世紀以來的革命宣傳以及暴力叛亂行動在現代媒體中呈現出來的振奮人心的形象，對許多近代的民族主義運動卻仍具有無可抗拒的吸引力。包括愛爾蘭共和軍、巴勒斯坦解放軍、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之虎，以及西班牙巴斯克的祖國與自由組織在內，各種民兵組織對暴力行為熱切奉行的情形，顯然不只將其當成衝突手段，還引以為奮鬥的職志。

不過，戰鼓喧囂卻使人無暇思考。二十世紀的武裝抗爭人士從未能像甘地和其它非暴力運動的領袖那樣，深入了解自己所採用的抗爭手段──不論是縱火、炸彈攻擊、街頭衝突，還是恐怖活動──如何能夠打倒舊威權，創造出自由的新契機。

相反的，他們卻建構出一套簡略但誘人的神話，用以包裝一般公認的暴力行為：有了幾次暴力反抗成功的著名案例之後,他們便宣稱暴力手段是推翻不肖統治者的必要手段。暴力一但成為不可或缺的要件，其帶來的慘痛代價也就可以忽略不計了。由於暴力已廣受公認為矯正不公義或暴政的方法，因此反對人士也就沒有動機去考慮採用破壞力較小──同時也較不足以煽惑人心──的奪權方式，儘管這類方式在過去的成效極為輝煌。二十世紀非暴力運動的成果包括印度獨立、非裔美國人及南非黑人獲得平等權利、波蘭民主化，以及菲律賓和智利等眾多國家推翻獨裁者。在每一場非暴力運動中，抗爭手段與所獲致的政治成果都是相關的。不過，二次戰後所有打著人民旗幟進行的軍事叛亂行動或暴力政變，都不曾為人民爭得自由。

許多暴力運動其實根本未能攫取權力。雖然這些敗筆在國際媒體上屢屢受到迷信暴力的觀念掩蓋，許多轉而採行非暴力抗爭手段的人民運動卻沒有因此遭到蒙蔽。波蘭的團結工聯目睹了先前暴力反叛行動的失敗，而堅定了他們排除極端手段的信念；南非市鎮里街頭衝突的一事無成，也讓聯合民主陣線及其它活動人士轉而採取抵制及罷工的方式反抗種族分隔制度。武裝攻擊白人政府也許能夠製造新聞，但黑人民眾的非暴力行動卻創造了歷史。

對於堅持以少數人的暴力行動取代大多數民眾參與的革命人士而言，歷史終究是個嚴酷的評審。在布爾什維克模式的革命當中，革命先鋒人士總是居於首要地位：人民的重要性僅在於其可為革命運動的象徵，而他們也可在革命成功之後大肆劫掠舊政權的宮殿。不過，他們不會是變革的推動者，也不會因而獲得權力。

暴力能夠影響事件發展不是迷思，真正的迷思是以為暴力能夠賦予人民權力。

斯里蘭卡...武裝行動所帶來的磨難

「獨尊僧伽羅語」

英國撒出印度一年之後，又於一九四八年撒離錫蘭（錫蘭從此以後更名為斯里蘭卡）。斯里蘭卡是位於印度東南沿海一個美麗的綠色島嶼，面積約與西維吉尼亞州相當。這兩個南亞國家至此皆已獲得獨立，但也共同面臨一項重大的政治問題：如何在爭議頻仍的多民族社會裡維繫多數統治並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同時履行讓全體人民享有民主的承諾。

斯里蘭卡的人口中以僧伽羅人占多數，而大多數僧伽羅人又都是佛教徒。不過，島上卻也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是泰米爾人，而大多數泰米爾人則為印度教徒（並且聚居於北部及東部沿岸，又以查夫納半島〔Jaffnapeninsula〕上人數最多）。在殖民時代初期，英國殖民政府把僧伽羅人與泰米爾人統合起來，而從雙方各募得一名受過英語教育的菁英份子。為了在殖民地治理事務上爭取更多發言權，僧伽羅人與泰米爾人當中的菁英份子因而於一九一九年成立錫蘭民族議會推行他們的理念。不過，他們的領導人在不久之後就轉變了志向。到了國家獲得獨立的時候，泰米爾人已陷入守勢：他們原本要求少數民族擁有國會半數席次的保障，但英國為錫蘭制定的憲法卻排除了這項要求，而採取區域代表制。如此一來，即等於是確保了僧伽羅人的優勢。

錫蘭獨立之後，國會通過的若干法令實質上剝奪了「印裔泰米爾人」──十九世紀期間從印度被帶到錫蘭的茶葉及橡膠農莊里工作的泰米爾勞工──後代的選舉權、，除此之外，政府還試圖把僧伽羅人遷入一個泰米爾人認為屬其所有的人口稀少地區。這兩項舉動都引起了兩個民族之間的緊張關係。至於一些具有象徵意義的議題，例如國旗圖案的設計（主要圖案為一隻獅子，正是錫蘭遭殖民前的僧伽羅王國的標誌），也只是更加深了泰米爾人擔心自己會在新成立的國家裡遭貶抑為次等國民的憂慮，即使是受過教育的泰米爾人士也憂心不已。

不過，最具爆炸性的議題則是語言。官方語言及學校教育顯然都不能夠再沿用英語，因為大多數的人口──包括泰米爾人和僧伽羅人在內──都不懂英語。泰米爾人領袖力陳錫蘭的兩大本土語言應取得平等地位。不過，來勢洶洶的「獨尊僧伽羅語」運動，卻在鄉下教師、貿易商，以及佛教僧侶等僧伽羅人團體的驅策下鋒頭日健。這些人士堅信斯里蘭卡應該是個由僧伽羅「種族」、僧伽羅語，以及佛教信仰所構成的國家。一九五六年，斯里蘭卡自由黨乘著這股民族主義的浪潮登上權力的寶座，並隨之頒行一道「獨尊僧伽羅語J的法律。由於泰米爾人已把英語能力及白領工作視為提升社會地位的助力，因此這道法律對他們不僅只是一大羞辱而已。如此一來，充滿雄心壯志的泰米爾青年就必須為了學習新語言而暫時放棄行政工作。

泰米爾人並沒有默默接受這種待遇。一九五○年代期間，雪瓦納雅康領導的聯邦黨成為泰米爾人的主要發言者，他主張以修憲解決問題。他力陳斯里蘭卡必須成為聯邦國家，並讓泰米爾人口居多的地區享有寬廣的自治空間。為了爭取泰米爾人的自主權及保障泰米爾人的權利，聯邦黨於是試圖插手國會運作。眼見未能達成目標之後，他們也就轉而採取非暴力直接行動。

意志所構成的武器

聯邦黨的首次非暴力抗爭活動出現於一九五六年。泰米爾人的國會議員和志願人士趁國會對獨尊僧伽羅語的法案進行辯論的時候，共同於首都科倫坡的一個公園裡舉行靜坐抗議。之後，更多的抗議活動也接續出現：諸如泰米爾人遊行至亭可馬里（Trincomalee)──該地被聯邦黨指定為一個未來自治省份的首府──的「朝聖」活動；以及一場瀝青塗抹運動，亦即對行經泰米爾語區的公車用瀝青塗蓋車身上的僧伽羅文字。這類行動不僅引來政府的強力鎮壓，也在泰米爾人口佔少數的地區引發血腥的反泰米爾人暴動。聯邦黨最龐大的一次動員行動始於一九六一年，志願民眾群集擋住政府單位的出入口，而泰米爾人的行政官員也拒絕用僧伽羅語辦公。聯邦黨不但成立自己的郵政服務，還擬議建立泰米爾人的警力。在橡膠及茶葉農莊上，「印裔」泰米爾人也藉由發動罷工的方式參與反對運動。

聯邦黨的非暴力行動策略和國會遊說活動的成果相當。聯邦黨雖有和執政黨達成保障泰米爾人權益的協議，每次卻都因政府內外的僧伽羅優越主義份子向當局施壓而導致協議結果遭到毀棄。事實上，一九六○至七○年代期間制定的新法以及修憲結果，都讓泰米爾人的地位更加不利。舉例而言，一九七○年代初期的教育改革，即為占多數的僧伽羅人口而在大學入學制度里採取一種反歧視措施。被泰米爾民眾稱為「穿著長褲的甘地」的雪瓦納雅康，從一開始就堅持泰米爾人可以利用「由意志力與正當的目標所構成的武器」而達成目標，並且向他的同胞指出「印度就是經由這股正義的力量而獲得自由」。不過，採用甘地式的手段若不能因時地制宜，單單把反對運動命名為「真理之力」是不夠的。泰米爾人面對的是一種不同的對手：斯里蘭卡的統治者不是外國強權的代理人，在民心思變的情況下勉力維繫其政權。他們是由占人口多數的僧伽羅人投票選出的，對僧伽羅民眾的要求也都有所響應。壓迫泰米爾人的是種族優越主義，而非威權政府。泰米爾人的非暴力運動若是更有想像力，也許就會向美國的民權運動尋求啟發。民權運動人士早就懂得如何讓暴虐的多數付出實質代價，並使其遭受國際社會的唾棄。

到了一九七○年代初期，雪瓦納雅康及其政黨的聲望都已逐漸下降。泰米爾青年在大量失業以及政府教育政策的壓迫下，已開始對非暴力運動的緩慢進展失去耐心。他們知道東巴基斯坦一九七一年的一場叛變行動獲得印度軍隊的支持，而成功獨立為孟加拉。部分泰米爾活動人士也曾在牢里結識一群左派叛亂行動的領導人，主要皆為僧伽羅人，因叛亂行動遭到斯里蘭卡政府擊潰而被捕下獄。當時游擊戰活動依舊極度令人嚮往，因此激進的泰米爾青年也就欣然模仿這個榜樣，召集了一支支的武裝隊伍，為建立獨立的泰米爾國家而戰。

泰米爾人的反抗行動開展的速度並不快。初期幾年間，一個繼承了聯邦黨職志的政黨不斷透過國會管道推展反對運動。不過，小型武裝團體隨後開始進行一連串的炸彈攻擊、銀行搶劫，以及人員暗殺，而開啟了暴力與反暴力行為的惡性循環。一九七七、一九八－及－九八三年間，都有反泰米爾人的暴動發生──其中最後一次的暴動至少造成一千人死亡，十萬人流離失所。同時間，政府也開始展現出威權的一面，把泰米爾人的暴力行為引為限制民權以及延期舉行選舉的合理化借口。由於憲政手段已無可寄望，反泰米爾人的暴力行為又逐漸升高，北部與東部的泰米爾民眾於是開始集結在極端份子的領導下。在一九八三年的屠殺事件之後不久，斯里蘭卡已然即將爆發全面內戰。

泰米爾鬥士當中一個名為「泰米爾伊斯蘭解放之虎」的組織──其領導人因謀殺一名市長而成名──不僅支持者眾，而且也以世界上最難對付的游擊隊著稱。其部眾人數高達一萬人，並數度差點贏得泰米爾主要地區的控制權。一九八七年之後，政府派出一支十萬人的印度部隊，以鎮壓叛亂行動並執行一項和平協議。政府雖在該項協議中同意賦予地方自主權，泰米爾之虎卻不肯接受除了獨立以外的任何條件，而繼續進行抗爭，並且全力阻擋一切試圖瓦解他們的行動。印軍於一九九○年撒離斯里蘭卡，但內戰卻持續延燒到二十世紀末。

截至一九九九年為止，斯里蘭卡的一千八百萬人口當中，可能已有五萬名泰米爾人及僧伽羅人因內戰而死亡，此外還有三萬多人「失蹤」。三分之一的國家預算投入軍費，專業人士紛紛逃往國外，國家北部的大部分地區也慘遭戰火蹂躪。暴力行動也造成了嚴重的人道問題。舉例而言，北部交戰地區因戰火而與父母離散的一萬五千名孩童，被送到可倫坡以及南部沿岸之後，即被迫在當地與外國旅客從事性交易。斯里蘭卡的社會平衡及政治穩定偕遭到破壞，泰米爾與僧伽羅雙方的極端份子是唯一的受益者，靠著爭鬥所引起的怨恨謀取私利。

斯里蘭卡的傾軋鬥爭必有結束的一天，結果可能會是雙方妥協，而讓泰米爾人獲得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權。屆時泰米爾之虎若有參與協議，必然會聲稱其長期堅持的武裝反抗手段終於獲致了勝利。不過，不論當初的非暴力抗爭策略是否真能為泰米爾人的目標打開一條不同的道路，隨之而來的暴力造成的整體代價──光就死亡人數與社會秩序的破壞而言──仍然極度龐大。作為實現泰米爾人獨立夢想的策略而言，游擊戰的典範可謂是－首充滿血腥的狂想曲。

巴斯克──徒勞無功的恐布行動

「拒為奴隸，不當暴君」

公元第五世紀，西哥特人（Visigoths)──日耳曼蠻族當中的一支兇猛部族--大舉穿越庇里牛斯山脈，征服了羅馬帝國的伊比利省份。公元七一○年，西哥特國王羅德里克（Roderick）因玷污休達（Ceuta）伯爵的女兒而鑄下大錯。休達是拜占庭帝國與伊比利半島南端對望的的邊城。該名伯爵於次年聽聞羅德里克人在北方而不在國內之時，隨即決定動員一萬八千名柏柏爾人（Berbers）及阿拉伯人向伊比利半島發動侵略。柏、阿雙方原本就有意對統治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取而代之。幾個星期之後，羅德里克在卡迪茲（Cadiz）東邊的一場戰役中喪生。當地的西哥特人勢力在摩爾人的挑戰下節節敗退──後來摩爾人在西班牙境內一待就是八百年。

不過，巴斯克人卻比他們待得更久。侵略者來來去去，巴斯克人則在自己的家園生生不息。至今他們依然居住在一大片土地上，位置正處於比斯開灣西南沿岸與法、西交界的庇里牛斯山脈之間。其中面積最大、人口也最多的四個省份──比斯開、阿拉瓦、吉普斯誇，以及納瓦拉──都位於西班牙境內，居民人數共計兩百五十萬。他們非常堅持自己的獨特性，這點從他們的語言即可看得出來：他們使用的歐斯卡拉語（Euskara）和歐洲其它語言都完全不同，是唯一自羅馬時代沿用至今的語言。巴斯克人雖是歐洲爭取自主權利歷史最悠久的民族，卻極少獲得完全實現──儘管西班牙帝國經常放任他們奉行他們的「中世紀律法」，讓他們選舉自己的領袖，也賦予他們地方自治權。不過，套用一句巴斯克人常用的格言，對於「拒為奴隸，不當暴君」的巴斯克民眾而言，他們從未能夠全然接受自己在馬德里的君王統治之下的生活。

包括比斯開省在內的部分西班牙地區於一百年前迅速展開工業化之後，南方的貧窮勞工便開始遷入北方城市，於是巴斯克人又開始擔心西班牙會吞併巴斯克地區。巴斯克民族黨的成立，部分原因就是為了保護巴斯克地區免受「劣等」移民的侵入。西班牙內戰於一九三六年展開之後，巴斯克人於是趁機成立獨立的共和國，但在佛朗哥（FranciscoFranco）掌控西班牙全國之後即隨告消失。由於巴斯克人皆堅決反對佛朗哥，因此也就遭到政府嚴苛的對待：巴斯克的語言遭宣告為非法，巴斯克的文化表現遭到禁止，政治上的中央集權更意圖讓巴斯克地區向馬德里俯首稱臣。

不過，佛朗哥霸佔權位的結果只有讓巴斯克人的決心更加堅定。一九五○年代出現一場分離主義運動，此時激進份子已決定尋求完全的獨立地位。他們於一九五九年成立「巴斯克祖國與自由組織」，簡稱「艾塔」，以對抗佛朗哥的壓迫為目標。他們完全沒提到要使用暴力。不過，《巴斯克》一書於一九六三年出版後，情況也就隨之改變。該書作者是一名德國企業家，他在居住巴斯克的期間受到說服而開始支持巴斯克人的運動。結果，這本主張以直接行動爭取解放的作品就成了巴斯克民族主義運動的聖經。他由於深受阿爾及利亞及古巴革命（還有法農及格瓦拉的言論）影響，所以在書中堅稱，唯有游擊戰才是通往解放之路。一九六八年六月，一名「艾塔」成員被西班牙民防隊員拖出車外並慘遭殺害。兩個月後，「艾塔」刺殺一名廣受怨恨的警察局長以為報復。此後，一連串的恐怖活動隨之而來，遇害的「艾塔」成員被奉為烈士，西班牙當局的鎮壓行動則又對巴斯克的分離主義火上加油。「艾塔」成員急速增加，許多巴斯克民眾也開始認為游擊隊員是捍衛他們古老權益的英雄。「艾塔」盼能引發全面的抗暴行為，進而導致內戰。不過，由於他們一心執著於暴力，以致未能認清以下的事實：政府的武力絕對比他們強大，而且只有極少數的巴斯克民眾會實際投入武裝抗爭。大多數人都認為佛朗哥在位時間不會太長，不久就會被比較和善的政府所取代。

「我們需要和平」

大多數人的期望終於因佛朗哥於一九七五年逝世而成真。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與新任總理同意在新憲法中給予巴斯克更寬廣的自治空間：巴斯克人不必繳納聯邦稅；可以擁有他們自己的國會，並由國會推選總統；學校、警察，以及法院也都由地方掌管。雖然憲法禁止投票分裂國土，但西班牙新建構的地方分權體系卻可望在未來帶來更多的自主權。民族黨在巴斯克人中取得政治優勢之後，也同意在憲法許可的範圍內運作。

不過，就在西班牙即將告別法西斯歷史的這個節骨眼上，「艾塔」卻拒絕放棄武裝抗爭手段，堅稱在西班牙治下獲得更多民主並無濟於事，唯有脫離西班牙而獨立才是正確目標。由於「艾塔」不肯單方面卸下武裝，又只懂得以威脅取人性命的策略從事運動，因此也就造成了暴力衝突的進一步升高。一九八○年代期間，「艾塔」與西班牙民兵部隊展開一場「骯髒戰爭」，造成三十多名巴斯克民族主義份子喪生。結果，除了攻擊西班牙官員及當地警察之外，「艾塔」成員也開始向巴斯克的富商索討「革命稅」。後來，「艾塔」更以炸彈攻擊商店及文化勝地，希望以打擊西班牙旅遊市場的方式迫使政府採取行動。這些亂行造成許多西班牙人對巴斯克人追求的目標心生厭惡，最後也造成巴斯克大多數地區與「艾塔」漸行漸遠。

一股希望採取不同手段的渴望情緒，經過長久的壓抑之後，終於在一九九二年形成一個拒絕武裝衝突的「獨立的社會性及多元性運動」：「我們反對各種形式的暴力，因為事情將因此陷入對立的僵局中，『獨立的社會性及多元性運動』試圖以對話與協商化解對立。」巴斯克幾乎每個城鎮都舉辦了會談及研討會，而這項計畫也獲得超過二十五萬人的簽名支持。

主張對話雖然無法遏止暴力事件，但廣受歡迎的執政黨議員布朗可於一九九七年七月遭到綁架殺害之後，大眾對二十年來斷斷續續的恐怖行動便再也無法忍受。五十萬名巴斯克民眾在畢爾包發起遊行抗議，另有六百萬人在西班牙各地走上街頭，高舉漆成白色的雙手，大聲高呼：「夠了！夠了！」。十月，一名巴斯克員警在西班牙國王造訪畢爾包的古根漢現代藝術館之際，為了阻止「艾塔」的手榴彈攻擊行動而遭到殺害。約三十萬人因此再度走上街頭，並在遊行隊伍前頭高舉「我們需要和平」的標語。巴斯克人與西班牙人對於自治程度的高低雖然意見不同，卻一致同意暴力行為必須終止。

一年後，「艾塔」單方面宣布停火，而其政治組織「巴達蘇納」里年輕一代的核心領導人，也開始把黨與過去的暴力傳統劃清界線。一個月後，出現在畢爾包機場上的不是別人，正是愛爾蘭共和軍的政治組織新芬黨黨魁亞當斯（GerryAdams）。在場聆聽他演說的巴斯克民族主義份子，紛紛揮舞著愛爾蘭及巴斯克旗幟。愛爾蘭共和軍同意以協商達成北愛和平之後沒幾個月，亞當斯就以非暴力信徒的身分來到巴斯克。他指出：「槍枝或炸彈或其它武器都不是重點。」同時也向巴斯克人「把握機會遠離衝突而邁向正義與和平」的行為致敬。

雖然二十世紀的非暴力運動經常是透過引發衝突而非尋求和平的方式獲得進展，但任何運動只要採取暴力行為便不免喪失信譽。反對運動需要大眾的支持，才能夠取得正當性並獲得外來協助。然而，若以恐怖活動當作武器，則不僅會令大眾感到害怕，最終也會導致他們產生敵意。恐怖活動也會模糊衝突行動的焦點，致使重點從原本所要追求的實質目標轉向所採取的手段。在巴斯克地區，為追求獨立而採行的暴力反而降低了獨立實現的可能性。

巴斯克的獨立運動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間也遭遇到另一項障礙。西班牙獨裁統治被民主政治取代，而新憲法又恢復了巴斯克傳統上原有的自治權之後，獨立運動也就隨之四分五裂：只有較為好鬥的民族主義份子完全拒絕與西班牙共謀妥協方案。自此以後，他們不再是一場光榮的運動當中的主角，反倒成為人民渴望追求正常社會的敵人。採用暴力的人終會因暴力而垮台。

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之虎以及巴斯克地區的「艾塔」選擇以暴力作為抗爭手段，結果反而嚴重損及他們所欲追求的目標。原因很簡單：他們的火力永遠不可能與政府相抗衡。誠如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Arendt）所言：「在暴力對抗暴力的競爭中，政府的優越地位向來是毋庸置疑的。」武裝力量本身並不可能帶來改變。卡斯特羅以槍炮打垮巴蒂斯塔（Batista）政權的時候，古巴人民對這箇舊政權早就充滿厭惡了。不過，愛爾蘭的愛爾蘭共和軍從來都不曾成功號召人民──不論是愛爾蘭北部還是南部的人民──支持他們的目標。再怎麼強烈的暴力，都不可能取代人民的支持。

即使是在暴力看似確定能夠帶來變革的時候，非暴力行動的效果也可能會與之相當或甚至更好。而且，非暴力運動在二十世紀多次的成功經驗，至少也該使之和暴力手段獲得同等的重視，尤其是考慮到得失的比較：一方面是獲得權力與達成正義的可能性有多高，另一方面則是人民的生命、財產，以及住所遭到損害的嚴重性有多少。非暴力反抗行動一旦失敗，即可能引來鎮壓的危險，這點和採取暴力手段是一樣的。，不過，記錄顯示非暴力行動對當代菁英所帶來的危害比較小，而且自由、人權、民主所賴以伸張的反對運動也比較不會因而中斷。

二十世紀的暴力行動所造成的損害，雖然在衝突當下難以辨明，事後回顧起來可就清晰可見。不過，在暴力手段上投入諸多心力及資源的領袖人物，必然會對他們當時的選擇尋求合理化的借口。他們的觀點盡皆受到新聞報導與當代歷史偏重暴力事件的傾向影響。。我們都記得成功的革命行動──我們都記得布爾什維克黨、毛澤東，以及卡斯特羅──但大多數人卻不會記得泰米爾之虎、巴斯克的「艾塔」，以及車臣的自由鬥士。車臣人民反抗俄國的歷史已有約兩百年之久；一名俄國小說家曾經如此描述過車臣人民：「他們的法則就是戰爭。J他們於一九九九年以這項「法則」向俄國爭取自治，換來的結果是滿目瘡痍的家園以及破敗崩毀的社會。眾人慣於選擇的道路不一定就充滿智能，而許多選擇以暴力爭取權力的人也並不了解，他們在衝突當中所選擇的每一項抗爭手段不只會帶來成果，也會產生代價。選擇一項策略若是沒有衡量其間的得失，就是盲目的選擇。

不過，理性評估向來不是暴力人士的長處。受到後來的革命人士爭相模仿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把原本僅有工具性的暴力提升到了神聖性的地位：革命的儀式必須暴烈，否則就不會有洗滌人心的效果。在列寧新成立的布爾什維克政府當中擔任司法人民委員的史坦伯格（I。N。Steinberg)，為了反對政府下達「就地」槍殺所有「投機份子、流氓，以及反革命份子]的命令，而語帶譏諷地質問列寧：[那我們幹麼要個『司法人民委員』？乾脆就坦白叫他做『滅種人民委員』算了！」列寧欣喜地回答道：「說得好，事實上就是這樣；可是我們不能說出來。」由此明白可見，恐怖活動不只是他的手段，也是他內心的動機。

如果為了取樂或者權力而殺人是把自我的主張強加於他人的終極手段，那麼許多冷酷的殺手在殺人時所感受到的興奮，就是因懼怕失敗──亦即懼怕死亡──而產生的一種變態補償心理。鄂蘭聽到法農稱揚暴力是把人連結在一起的「偉大有機體」，就認定那是一種自我陶醉的方式。在這種醺醺然的狀態下，人不僅不會害怕死亡，而且會將其視為一種神聖的典範而加以擁抱。不過，鄂蘭提到，死亡「大概是世界上最反政治的經驗」，因為其所象徵的是「一種極端孤獨與無力的狀態」。因此，「權力的下降就是對暴力的公然招引」。

一九四九年間，雪瓦納雅康採用甘地式的非暴力行動，同時自信滿滿地向他的泰米爾同胞保證如此必能達成獨立，於是引起了民眾極高的期望。結果，他在二十多年後依然拿不出成果，斯里蘭卡也就隨之向暴力打開大門。不要任意承諾無法確定能夠達到的成果，不僅是民主政府的重要原則，也是非暴力運動不可不遵守的道理。其後二十年的暴力活動一樣毫無成就，但造成的傷害卻大得多。

即使暴力反抗對於權位更替似乎有效，由此產生的暴力文化卻可能導致政治秩序無法達成穩定。南非反種族分隔制度的主要領導人席札尼（StoneSizani）指出：「非洲南部有許多國家用槍杆子獲得自由」，但他們趕走殖民者之後，卻「必須繼續對抗自己的同胞，因為有些人並不喜歡他們用以取代殖民制度的體制」。

暴力也許成功驅離了殖民主，但藉由軍事行動掌權，並不像透過和平運動那樣能夠發展出治理的能力。印度、波蘭，以及其它地區的非暴力運動，都可謂是孵化民主的過程。個人可從中學習到如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以及如何針對目標的要點和達成目標的過程做出各方同意的決定。暴力不是學習工具，軍事力量的本質也具有負面性質：這種力量雖能嚇阻或削弱對手，卻無法強迫人民支持其目標。一路打殺而登上權力寶座也許能夠摧毀舊秩序，但唯有在獲得人民同意的前提下，你才能夠解放他們。

★4－14、權力新世界★
緬甸──全球性運動

紐約與泰國

一九九七年夏，在紐約州北部綿延起伏的綠色丘陵帶上，康乃爾大學雄偉的校園建築附近，鄧翁高在他的公寓住宅里投入大量時間推行運動，反對一九八八年奪得緬甸政權的軍事執政團。他在「純粹緬甸學生聯盟」里的活動，導致他在不在場的情況下遭到政府判處死刑。不過，鄧翁高雖然離緬甸有半個地球之遠，他卻在一場以推翻緬甸軍事政權為目標的國際運動中擔任要角。這場運動的成員包括有學生抗議份子、異議人士、政治組織，甚至還有美國州議員。

鄧翁高精心挑選的武器是一部與網路連結的計算機。他每天早晨都會先瀏覽過數十封來自曼谷、洛杉磯、澳洲，以及世界其它地區的電子郵件，然後再登入他所創立的「緬甸公民社會組織」的網站。他說道：「我們在網路上舉行會議。我們有一個聊天室供我們討論策略。」在受到眾人圍繞的聊天室與團體會議中，流亡海外的孤獨感也就被持續進行的強烈群體感受所取代。鄧翁高經常在夜間上網數小時之後，早上醒來才驚覺自己身在紐約州綺色加。

利用網路對抗專制政權雖是一九九0年代晚期的創新方式，鄧翁高對抗緬甸的軍事將領卻已長達二十五年以上。他曾在首都仰光數度遭到逮捕及痛毆，後來才在服刑五年之後獲得特赦。不過，他雖隱居在靜謐的美國大學校區里，卻仍自認為是一名自由鬥士。他表示：「我從來沒有放棄政治的念頭。我最好的朋友遭判死刑後即被弔死在獄中。這是我欠他的。」

另一名緬甸異議人士也是因為同樣的動機，而身處泰國邊境附近一個蚊蠅叢生的叢林里，在一間以茅草與泥巴搭建而成的小屋裡，對著一部沾滿污垢、由發電機供電的計算機瘋狂地打字。「純粹緬甸學生民主陣線」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溫明經常與鄧翁高一同上網參加全球性的線上反抗策略研討會，參與者包括全球各地的緬甸領袖，以及在仰光對抗軍事政權的非緬甸籍活動人士。一名主要的緬甸活動人士指出：「緬甸的流亡人士以前都是各自孤立的。現在網路不僅讓我們能夠分享信息、向對方提出建議、協調行動，在心理上也是一大振奮。知道自己在為正義奮鬥的路上並不孤獨，實在是世界上最強烈的一種感受。」

「這是我們的任務！」

一九四七年四月，爭取緬甸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國家英雄翁山將軍，帶領他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獲得勝選，在新成立的國民議會裡贏得大多數的席次。他在即將掌權之際，卻連同六名部長遭到一名政治對手暗殺。他的同僚吳努隨即接掌政府，之後緬甸政權即在選舉中正常輪替，僅有一度遭到軍事政府掌權。

一九六二年，尼溫將軍率領十萬大軍對吳努發動政變，而廢止緬甸憲法，徹底抹除一切民主機制。他在掌權的二十六年間可謂是實質的獨裁者，不但以他的《勞動人民日報》取代獨立媒體，並以他的「緬甸的社會主義道路」取代自由市場制度。不過，軍方雖然極力建構國家安定的表象，原住民叛亂活動、農民流離失所，以及糧食暴動等事件，卻都一再戳破這種假象。一九七四年，在緬甸籍的前聯合國秘書長宇譚的喪禮上，仰光大學的學生抗議人士遭到機關槍掃射。不過，即使沒有鎮壓，反對運動也並不容易推行。緬甸至少有二十種不同的原住民族，使用的語言更多達一百種以上，而尼溫又極善於挑撥不同團體之間的敵意。

一九八○年代期間，緬甸政府不得不開放國家以吸引外國投資。到了一九八七年，反政府抗議人士已紛紛走上街頭，而僧侶、學生，以及勞工所組成的「人民委員會」也在檯面下積極運作。一九八八年，尼溫將軍突然宣布退休以及舉辦公民投票決定是否舉行多黨選舉，緬甸人民皆大為震驚。先前受到政府控制的報紙紛紛刊登重返街頭的異議人士所提出的要求。八月初，數千名示威民眾遭到逮捕，但此舉卻引起了更大的混亂。執政黨瀕臨瓦解，劫掠、暴動、警察暴力事件更是四處紛起。

不過，這一片混亂當中卻突然出現一名領袖，使缺乏組織的人民抗爭活動有了統一的領導中心。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翁山蘇姬出席了在仰光的雪達根寶塔舉行的一場爭取民主的集會。這位備受尊崇的緬甸獨立運動英雄翁山將軍之女，在滂沱大雨中，對著五十萬名站在泥□里的緬甸民眾發表了她首度的公開演說。在牛津留學並嫁給一名英國人之後，翁山蘇姬為了照顧遭病痛所苦的母親而回到緬甸。她對人民團結以及非暴力運動的熱切呼籲，讓學生、僧侶，以及其它曾經參與反政府運動的民眾著迷不已。

幾天之後，成千上萬名抗議人士即在仰光的街頭上遊行，高呼：「這是我們的任務!」抗議群眾頭系寫有標語的頭帶，臉上綁著手帕，並且手持倒掛的緬甸國旗。一度曾有五千名抗議人士在美國大使館外舉行示威活動；在另外一次活動上，則是由演員演出反政府的諷刺短劇。曼德勒的僧侶與教師在街頭上敲打鍋瓢，而僧侶更對軍人倒置手中的缽以拒絕捐獻，令軍人氣憤不已（拒絕捐獻是僧侶表達不滿的最強烈方式。根據傳統，這類捐獻有助於奉獻者死後靈魂的救贖）。

九月十日，緬甸國會在緊急會議上宣布終結二十六年來的一黨專政，並承諾舉行公開選舉。新任的文職總統發表了一篇措辭謙遜的演說，承認執政黨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引用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的名言說道：「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化。」在緬甸國會大廈對街，佛教僧侶及兒童一起露出胸膛，挑激士兵對他們開槍。在仰光的另一個地區，一支軍樂隊奏著固定節奏的進行曲，騎警則列隊緩慢行駛，引導著叛離政府、加入異議行列的一千名警察與數百名士兵踏步前進。由於公務人員也放下工作加入遊行，以致若干政府部門甚至完全停擺。

緬甸雖然充溢著興奮的情緒，但這種情形並不長久。經過數十年來的嚴格控制，有些將領直覺認定抗議活動就是危險的。九月十八日下午，電台一律播放軍樂，播音員則宣布：「鑒於國內情勢日漸敗壞，軍方已接掌政權。」不久之後，國會即遭到解散，所有政府官員遭到去職，全國也隨之實施宵禁。新的軍事政府解除總統職務，而政府的所有文官部門也都遭到關閉。國防部長自行即位為總統，同時成立「國家法制重建委員會」，這也就是軍事執政團的正式名稱。

在接下來的幾天里，軍方大肆追捕涉嫌反政府的異議人士，並且直接在街上予以槍斃。獨立報紙遭到禁印，學校遭到關閉，五人以上的集會一概不準，示威活動也完全禁止。據估計有一萬名學生選擇從事武裝抗爭而逃往泰緬邊境。緬甸政府在往後兩年問鎮壓造成的死亡人數，正符合這個數目。軍政府成立後幾個月內，翁山蘇姬採取與眾不同的因應方式，走遍緬甸各個角落，親身示範對甘地式非暴力反抗運動的堅持。舉例而言，她於次年四月和數名支持者共乘一部車，而在途中遭軍方部隊攔下之後，她隨即下車向對方走去。部隊雖然奉命舉槍，但她卻毫不停步。最後一刻，一名少校跑到部隊前方阻止他們開槍，也許是因為他明了射殺一名代表反對陣營的女性將會惹來極大的麻煩。

雖然暴力與非暴力抗爭活動不斷發生，國家法制重建委員會對自己政權的穩固卻頗感自信，不但變更國名（譯註：國名由[Burma]改為[Myanmar]，但中文仍稱之為緬甸），還宣佈於一九九○年五月舉行選舉。緬甸隨即出現九十三個政黨競逐選舉席次，其中最具潛力的政黨則是由一名前將軍及翁山蘇姬共同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翁山蘇姬在一場非法集會上對一萬名群眾發表演說之後兩個星期，政府即派遣部隊包圍她的住宅，然後將她軟禁──她也因而喪失競選資格。

民眾卻未因此感到害怕，成千上萬名選民皆在五月二十七日出門投下一票。而全國民主聯盟的候選人以六成得票率贏得八成席次的開票結果，更令國家法制重建委員會深覺震驚。民主運動的支持者在仰光的街道上四處奔跑，揮舞反對黨旗幟以示慶祝。不過，國家法制重建委員會並沒有就此善罷甘休。經過新一波的逮捕行動之後，政府即趕在當選人就職之前下令制定新憲法。即使在翁山蘇姬於一九九一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政府依然拒絕承認選舉結果，並且還把全國民主聯盟的成員幾乎全部逮捕到案。憲政大會終於在一九九三年召開以後，隨即賦予軍方在政府中的主導地位。翁山蘇姬雖然於一九九五年正式獲得釋放，她的住宅卻仍遭到警方的拒馬包圍，而且她也極少能夠獲准和支持者見面、發表演說，或者接受記者訪談。民主依舊未見落實。

叢林學校與全球制裁行動

一九九六年二月，提加法勞周遭的地面因傾盆大雨而變成泥沼。二十一日，一群美國學者與講師成員包括夏普及愛因斯坦學院的赫爾維──在早晨稍事拖延之後，即啟程在這個位於泰緬邊境上的泰國邊城裡，跋涉穿越泥□以及茂密的叢林。他們此行的目的是要為一群不尋常的學生舉行為期十天的課程。這些學生分別來自六、七個不同的緬甸團體以及非法政黨，而這些組織皆誓言以政治違抗手段──這是他們稱呼非暴力運動的說法──推翻國家法制重建委員會。雖然天候不佳，附近又有武裝鬥爭，卻仍有三、四十名學生順利到場「上學」。

夏普與赫爾維特別針對學生的需求和自身的經驗設計課程；初期的課程內容涵蓋了馬基維利和克勞塞維茨等政治及軍事作家的作品，然後再進一步講授非暴力運動的實行方式以及組織實務。結果，這場課程卻因泰國情報官員尋獲上課所在地而被迫提早四天結束。由於緬甸政府遲早會得知這場研習營，因此學員全部解散遁入叢林里。夏普與愛因斯坦學院的人士在一九九二至九八年間曾經開設了至少八場非暴力運動課程，一九九六年二月的露天課程只是其中一場而已。美國陸軍上校退役的赫爾維表示：「我做的只是向他們呈現非暴力抗爭的潛力，並且讓他們知道非暴力抗爭和其它各種戰爭手段一樣，都是可以經過計畫然後執行的。」一九九六年，緬甸政府審判十九名政治犯，在法庭上提出的其中一項證據就是被告持有夏普的作品。

在往後的三年里，翁山蘇姬和緬甸國內的非暴力抗爭人士雖然持續遭到騷擾、監禁，或是噤聲，鄧翁高這類流亡人士使用網路的能力卻也日益精進，而透過網路傳遞訊息、號召支持，並且促進國際制裁行動。不過，這項運動的推動者並不只有個人。一九九九年間，在曼哈頓一個滿是隔間、複印機，以及檔案櫃的辦公室里，計畫助理以及緬甸專家不斷忙著接聽電話、回複信函，以及出席「緬甸計畫」的會議。「緬甸計畫」是「開放社會協會」──一個以推廣世人支持緬甸民主化為目標的非政府組織──推行的一項計畫。每天，來自聊天室的電子郵件以及來自郵件伺服器的實時新聞，不斷地從世界各地湧入。緬甸計畫的網主在組織本身的網站貼上連至緬甸相關網頁的連結之後，這些網頁便可從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透過網路於十分鐘內連上。

全世界有數千名緬甸家──其中包括許多外國人在內──都利用「緬甸網」及「自由緬甸聯盟」等組織所架設的網站獲取信息。一九九四年，「緬甸網」的成員必須決定是否讓國家法制重建委員會的代表參加他們的線上社區。最後，由於他們評估認為太過明顯的官樣文章可能反而會造成反效果，因此也就同意開放張貼來自仰光的「官方」文章。支持民主運動的網路使用者也知道，錯誤信息和有益的信息一樣都可以透過網路快速傳播開來，而信息的提供者也都可受到監視。結果，緬甸政府決定設立自己的網站，宣揚緬甸這個「黃金之地」，同時也極力抹除過往的鎮壓行為所造成的負面印象。到了－九九七年，緬甸政府也開始提供自己的郵件伺服器，但張貼的文章皆經過嚴格管制，呈現出來的也只有與政府相同的觀點。

為了對抗緬甸軍政府，非政府組織於是首倡一種稱為「選擇性購買」的非暴力抗爭手段，同時也利用網路進行推廣。美國的市議員、州議員，以及國會議員全都受到遊說，希望他們支持立法禁止一切與緬甸政府的商業交易行為。南非黑人曾於一九八○年代以同樣方法反抗種族隔離制度，只不過當時名稱不同而已。馬薩諸塞州和洛杉磯市是採行這項制裁行動的先鋒；此外，紐約市、波特蘭、柏克萊，以及其它二十一個美國城市也都通過了相關法令。

在有些個案中，對於和緬甸有生意往來的公司所進行的抵制運動，主要的推動方式是透過大量寄發電子郵件。一九九五年，一群哈佛大學生集結起來，利用在線上對緬甸的討論為起點發起一場運動，反對學校與百事可樂公司簽訂餐飲服務合約的計畫，原因是百事可樂在國家法制重建委員會的同意下和緬甸有生意往來。這種草根性的網路運動擴展速度極快，最後終於說服學校拒絕與百事可樂簽約。一名學生領袖表示：「若沒有網路，絕不會有今天的成果。」

一九九七年一月，百事可樂公司宣布撒除緬甸境內的一切業務活動。數百名經由網路連結的活動人士兩年來的抗爭行動，至此於是宣告勝利。三個月後，柯林頓總統簽署一項聯邦法令，禁止美國公司在緬甸增加投資。這項法令並未能夠強制所有美國資金抽離緬甸，但在抵制運動、選擇性購買法令，以及商譽敗壞的壓力下，諸如迪士尼、艾蒂寶爾，以及麗詩加邦等公司仍然不得不放棄在緬甸投資。一項研究報告針對這場運動指出：「對於採行非暴力直接行動的人士而言，網路因其本質而成為一項極其有效的工具。」

在緬甸國內，無照使用網路或傳真機是違法行為，但該項執照卻只有一小群經過政府核准的軍事及商業人士能夠取得。違反科技相關的法令刑責極重。一名翁山蘇姬的支持者因無照使用傳真機而被判三年徒刑，卻在服刑期間於一九九六年死於獄中。一名全國民主聯盟領導人說道：「在這個國家裡，只有國家法制重建委員會擁有通訊權利。我們不能利用自己的機器進行印刷，也沒有傳真機或手機，電話又一再遭到斷線............。」曼德勒或仰光等大城市裡，雖有少數收費提供上網服務的「仲接商」，但平民使用網路，大都不是在國外就是在泰、緬邊界。

緬甸軍政府明白自己不可能一面自外於急速擴張的國際通訊網路，一面又能夠維持經濟的發展，因此便於一九九七年和一家泰國公司簽約建立數字連結。不過，由於全球網路標榜自由開放的文化，因此嚴格管制網路活動的想法未免天真──同時也不太可能讓投資者相信這樣一個國家能夠善用新科技以創造優勢。緬甸政府的經濟前景，必須依賴可輕易遭對手阻礙或影響的通訊網路。鄧翁高於一九九九年五月指出，每個專制政權都認為，引進市場經濟能夠有助於保有其政權。「但大都沒有成功。看看波蘭、匈牙利，還有捷克。」至於非暴力抗爭手段對於打擊專制政權的重要性，他則斷言道：「若沒有抗爭，我們就贏不了這場戰役。」

這種情況在緬甸似乎愈來愈明顯。「純粹緬甸學生民主陣線」的學生在叢林里過了多年髒亂而危險的生活，跟著叛軍士兵受訓，學習使用機關槍──同時也接受非暴力運動的訓練──最後卻於一九九七年中決定放棄武裝抗爭，而加入翁山蘇姬非暴力直接行動的行列。在緬甸國內，民主運動也開始嘗試新的策略：在部隊未及趕到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進行街頭抗議、靜坐示威，以及傳單散發等活動。一九九五年，亞洲自由電台向緬甸播送了一連串的訪談錄音，訪談對象包括前波蘭共黨領袖賈魯塞斯基，以及團結工聯領袖瓦文薩和米契尼克。所有的緬甸聽眾都可以聽到他們的共識：軍事統治者最終必須和反對陣營協商。

不過，和反對陣營對話通常是專制政權到最後才不得不採取的手段。政府面對危機的第一個反應大都是採取防衛性的態度。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造成緬甸外資下降一半。到了一九九九年，緬元的通貨膨脹高達百分之七十，民生及商業用電也必須每日限電半天。同時間，人權組織也大力譴責緬甸政府的新暴行──以行刑隊處決若干少數民族，以及陸軍特種部隊以強暴作為一種恐怖手段。經濟動蕩以及政治上的惡名昭彰已使緬甸政府焦頭爛額。

這種壓力無疑正是緬甸政府展開新一波鎮壓的原因，大舉拘捕一百五十名全國民主聯盟的資深成員，其中也包括翁山蘇姬在內。一九九九年四月，翁山蘇姬在一卷寄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錄像談話中指出，緬甸國內的鎮壓情形已「大幅惡化」。兩個月後，又有報導指出緬甸政府計畫暗殺流亡國外的異議人士。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裡，緬甸軍政府已身處全球舞台，世界各地皆可看見其一舉一動。爭取權利與民主的運動藉由科技而變得國際化，也因此為反抗暴力政權的非暴力運動開啟了新的空間。永遠掌權是每個獨裁者的夢想。不過，誠如鄧翁高於一九九九年談到緬甸政府時所說的：「他們的夢想已成雲煙。」

塞爾維亞，－九九六至－九九七年──信息的力量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南斯拉夫國內成千上萬名的塞爾維亞人、黑山人、波士尼亞人，以及阿爾巴尼亞人，皆出外投票選舉地方官員。在過去四十年來的共產統治下，人民都只能投票選舉共產黨的欽定人選。不過，這次終於開放其它政党參選。當天晚上開票的時候，一個名為「團結」的鬆散政治聯盟旗下的非共黨候選人，不斷在各地開出紅盤，而在十四個城市贏得勝選，其中包括首都貝爾格勒。

「團結」聯盟的勝利等於是對總統米洛塞維奇的否決，他同時也是塞爾維亞共和國──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內最大的共和國──的領導人。身為共產黨黨工的米洛塞維奇於一九八九年就任總統，而在南斯拉夫分裂的血腥過程當中，藉由褪去共產獨裁者的形象並換上塞爾維亞愛國者的模樣，順利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他並不打算讓地方選舉對他的權力造成挑戰，因此他的政權也就直截了當地以發生「異常因素」為由拒絕承認選舉結果。

接下來所發生的事在南斯拉夫是前所未見的。選舉過後兩天，連續三個月內，貝爾格勒及其它塞爾維亞城市的街道上都充滿了遊行抗議的民眾。猶如薩爾瓦多帶頭髮起一九四四年民運的醫學生及其它專業學生一樣，貝爾格勒大學工程系、計算機科學系，以及數學系的學生共同發起了第一波遊行活動，而所有教授及教職員工也都參與其中──所有人一同高唱頌揚教育守護神的〈聖薩瓦頌歌〉。其它地區的學生聽聞這場遊行的消息之後，也就跟著走上街頭，結果蔓延至三十個城鎮當中。

除了學生的遊行活動之外，「團結」聯盟的領導人物德拉斯科維奇、培斯奇，以及京蒂奇等人，也發動集會要求更多民主。學生利用吹哨子的方式象徵對政府的鄙視，集會活動上的民眾也一樣這麼做。一名兒子已是青少年的花販母親說道：「我們沒有槍，但有哨子。」一天，遊行群眾用成卷的廁紙丟滿了選舉人委員會大樓。後來，當局以蚊蟲問題延後國會召開時間，示威群眾便以殺蟲劑噴滿整個國會大廈。這種活動進行六個星期之後，一位名為帕夫洛維克的遊行民眾發現，抗議活動降低了一般人對政府的恐懼。他表示：「有史以來第一次，人民終於開始為自己著想了。」

塞爾維亞警方雖然一再挑釁，學生以及「團結」聯盟的遊行民眾卻大致上都能夠謹守非暴力的原則。策畫人士指派人員拍攝遊行現場，錄下暴力事件經過，以證明責任不在遊行群眾身上。初期丟擲石塊的行為，後來改成了較為懷舊的舉動。舉例而言，許多政府部門的牆壁與窗戶都被砸滿了雞蛋。一個名為「黑衣婦女」（以色列也有抗議團體使用這個名稱）的女性主義團體，向示威群眾散發傳單，內容為夏普對於採行非暴力行動所做的建議。他們的訊息簡單明了：「……我們相信，唯有一個由公民社會與非暴力抵抗組成的網路，才能夠改變戰爭的思惟並遏止戰爭的發動。這是個需要耐心的長期策略。」

[網路在哪裡？]

這些事件若是早十年發生，反對陣營的運作空間必然會因政府對通訊的掌控而大受限制。米洛塞維奇利用逮捕人員、威嚇，以及損毀物品的方式將反對媒體消音。不過，到了一九九六年，通訊器材的價格已大幅降低，而且也較易取得。傳真機成了重要工具，手機也開始用來指揮遊行活動。此外，米洛塞維奇也遭到三千名「迅波」──一家網路撥接服務公司──使用者的圍剿。政府宣告選舉無效之後不到幾個小時，反對人士便已透過電子郵件討論因應手段。最早提出舉行抗議遊行活動的呼籲就是透過「迅波」的政治討論區發出的。人民反抗政府的專恣行為竟是由一個支持民主的網站所發動，可能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南斯拉夫的計算機文化頗為開放，不像緬甸那樣受到嚴格控管，因此網路撥接公司的使用者以及能夠使用計算機科學系教員設備的學生，所擁有的網路知識可能超前於政府。學生領袖米科維契表示：「大多數官員甚至不知道電子郵件是什麼。我們的網頁在學生抗議活動期間非常熱門，結果警察闖進來說：『網路在哪裡？』一副好象他們能夠加以沒收的樣子。」

政府當局雖然關閉了獨立報社，也沒收了一些器材，卻沒注意到新科技已經加速了信息的傳播。博茲奇是「團結」聯盟旗下一個政黨的黨員，他說：「他們只知道計算機是計算工具，卻不知道它也是通訊工具。媒體是我們政治抗爭的主要議題。街頭上的群眾知道他們必須獲取西方媒體的注意。沒有CNN的報導，我們就不可能成功。媒體紛紛前來採訪是我們最大的成就之一。網路幫我們把他們吸引過來，也為我們爭取到了更多的注意。」網路也向南斯拉夫國內人民傳播外國媒體中帶有反對陣營觀點的報導（這些報導在報紙及電台上皆遭到禁止）。米洛塞維奇的鷹犬於十二月三日突襲獨立電台「B92」之後，編輯隨即轉而利用網路進行播報，於是全球各地擁有「RealAudio」播音軟體的人就都能夠聽到他們的廣播。塞爾維亞當局也無法阻止美國之音以及BBC電台截取網路上的廣播，然後再透過短波傳回塞爾維亞。

人民對政府暴力的反擊也因網路而更加強烈。十二月間，米洛塞維奇包車花錢請兩萬名「支持者」前來阻礙遊行活動。一名米氏的支持者開槍打傷一名抗議人士之後，衝突隨即爆發。學生於是透過網路向受傷抗議群眾的國外親友告知他們受傷的情形。一名美國記者因為有朋友參與該場遊行，於是向他通訊簿里的三千七百名親友散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告訴他們南斯拉夫發生的毆打事件，也敦促所有人幫忙傳播這項消息。在三十六個小時內，這項消息已經傳到了一萬五千人手上。

為了加深其它國家的憤慨之情，反對陣營特地抓住米洛塞維奇的一項弱點：南斯拉夫因在波士尼亞戰爭期間的暴行而引來的西方制裁行動，雖在米氏的設法之下獲得解除，但他卻仍需要靠國外貿易協助國家經濟復甦。反對團體知道他們只要維持高能見度，米洛塞維奇就會因顧忌西方制裁而不敢嚴厲鎮壓。此外，抗議人士也成功削弱了政府人員對米氏政權的支持；警方、軍方、政府職員，以及法官等人士都對遊行群眾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同情。

反對團體在群眾行動中選擇不增加他們的要求，而是專註於一個簡單的目標：要求政府承認選舉結果。到了冬季末期，米洛塞維奇已愈見孤立。結果，在貝爾格勒街頭上的憤怒群眾每天圍剿之下，他終於決定讓步，而在二月底讓所有當選人就職。歷經一百二十天之後，抗爭運動終於獲得勝利。

不過，自此以後，反對運動卻未能設定新目標及發動新一波的運動以乘勝追擊。當初各自發動遊行活動的學生以及「團結」聯盟，後來還是無法跨越彼此的歧見；學生要求更多的民主，但部份「團結」聯盟領袖卻和米洛塞維奇一樣只是投機的民族主義份子。許多新當選的地方官員和舊官員一樣腐敗，而米洛塞維奇的塞爾維亞總統任期屆滿之後，又繼任向為象徵地位的南斯拉夫總統，並保有他原來的權力。

不過，反對陣營於一九九七年二月反抗米洛塞維奇所取得的勝利，仍舊證明了一件事：非暴力運動與專制統治者之間的衝突一旦登上世界舞台，新科技以及國際壓力即可用來牽制當權者鎮壓反對陣營的能力。又過了兩年之後，西方才為了阻止米氏在科索沃（Kosovo）的「種族屠殺」行為而轟炸南斯拉夫。不過，一九九六至九七年的抗議活動，仍然證明了暴力不是唯一能夠迫使他屈服的力量。

科索沃，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年──無知的代價

「殺害無辜人民的借口」

米洛塞維奇崛起於社會主義強人狄托──南斯拉夫自一九四五年建國以至一九八○年間的統治者──死後的混亂狀態當中。米氏為共黨官員，野心大但能力並不傑出。他曾經跟隨一位名為史丹柏利奇的共黨同志，先後掌管多家國營天然氣及銀行事業。一九八六年，米洛塞維奇繼史丹柏利奇之後擔任塞爾維亞中央委員會主席，當時史氏則已是塞爾維亞總統。短短三年後，米氏即接替了史氏的職位，而他的畫像也在公共場合中取代了狄托的畫像。

後來科索沃的一場危機，更讓米洛塞維奇藉機從共黨黨工搖身一變而為塞爾維亞鬥士。一九八七年，由於科索沃省內的多數民族阿爾巴尼亞人及少數民族塞爾維亞人之間的衝突一觸即發，米氏於是親自往訪當地。他在科索沃灰岩盆地附近向數千名憤怒的塞爾維亞民眾發表了一場慷慨激昂的演說。科索沃灰岩盆地是一三八九年間，塞爾維亞人屠戮一名鄂圖曼帝國統治者的「黑鸝廣場」所在地。在這群曾與科索沃警方對抗衝突的塞爾維亞群眾面前，米洛塞維奇聲稱沒有人膽敢欺負他們。群眾熱烈的響應，使他明確感受到訴諸塞爾維亞民族情緒所能獲得的政治效果。

長久以來，科索沃的地位向為貝爾格勒的政客熱烈爭論的議題。手腕高明的狄托在維繫南斯拉夫五十年來的統一之餘，也曾同意給予科索沃更大的自治空間，並允許他們在南斯拉夫的三色旗下懸掛阿爾巴尼亞的黑鷹旗。一九八九年，米洛塞維奇收回他們的自治權，於是阿爾巴尼亞裔人民便再也不能用自己的語言教導自己的兒童。次年米氏又進一步解散他們的國會，因此科索沃人領袖便紛紛逃亡或轉入地下活動。

直到一九九五年以前，由於南斯拉夫忙於對尋求分離的克羅埃西亞及波士尼亞發動戰爭，因此米洛塞維奇也就暫時把科索沃問題擱置在一旁。波士尼亞人、塞爾維亞人，以及克羅埃西亞人的三方衝突造成約二十五萬人喪生，其中大多為波士尼亞裔回教徒。另外亦有約二十五萬人受傷，兩百三十萬人流離失所。歐洲各國對此深感驚駭。國際干預遏止了戰事之後，〈德頓協議〉在波士尼亞境內建立了一個塞爾維亞人的政治實體，於是米洛塞維奇也就隨即把注意力轉回科索沃。

科索沃的自治權雖已遭取消，許多科索沃人卻刻意無視於塞爾維亞官員的存在，而自行追求一種實質上的自由。對於應如何重拾自治地位或甚至獲取獨立，科索沃出現了兩種相互對立的意見。其中之一是由魯格瓦提出的。這位不修邊幅的文學教授曾在一九九二年五月的地下選舉中當選為「共和國總統」。由於他對甘地深為著迷，因此希望他的同胞能夠透過非暴力手段贏得自治。他和他的「科索沃民主聯盟」敦促科索沃人從內在開始建構他們自己的社會，然後進而獲取實質自治。這種作法曾獲得若干成功：據報有一萬八千名科索沃教師以阿爾巴尼亞語從事教學，並有九十二家診所向民眾提供基本醫護服務以及免費醫藥。

強調自賴的作法雖然和一九七○年代的波蘭異議人士一樣，忠實呼應了甘地的抗爭方式，魯格瓦卻沒有採取直接違抗塞裔霸權的行動。他極少出遊，經常待在他位於普利斯亭納市內的辦公室，看似和街頭及鄉村裡的生活脫節。由於他不肯用英文與人溝通，因此沒能為自己的運動爭取外來支持。又因為科索沃在塞爾維亞的歷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所以魯格瓦堅持科索沃獨立建國的想法必然不可能獲得塞爾維亞人的同意。此外，他也未能取得西方大國的支持，因為他們擔心一旦支持科索沃獨立，將會造成東歐及中東所有未能建國的民族──從魯塞尼亞人到庫德族人──產生虛妄的期待。而且，部分奉行非暴力路線的科索沃人領袖也願意與政府妥協。在獄中服刑二十八年而獲得「阿爾巴尼亞的曼德拉」稱號的德馬奇，即傾向於接受成為南斯拉夫內部的自治區，並且鼓吹以抗議手段ㄧ如學生及「團結」聯盟在貝爾格勒發動的遊行活動──取得這種自治地位。魯格瓦閉鎖於象牙塔內的作風、他毫不妥協的目標，以及他面對塞爾維亞鎮壓行為的消極態度，致使非暴力手段無法獲得科索沃人的信賴，因此也就難以獲取進展。以家族為組成單位的阿爾巴尼亞人社會發現〈德頓協議〉對科索沃無所助益之後，便逐漸傾向先前與阿爾巴尼亞共黨關係緊密的激進組織「科索沃人民運動組織」，以及「科索沃解放軍」。由於克羅埃西亞人及波士尼亞塞裔人民為了建立自己的國家皆不惜走上戰場，因此許多科索沃人也認為自己應當拿起武器。「科索沃公民自主行動組織」執行長亥沙指出：「科索沃人從這裡得到的訊息，就是唯有對南斯拉夫進行武裝抗爭才會有所進展。」一名反抗人士說道：「我們受夠了普利斯亭納這些阿爾巴尼亞裔知識分子、記者，以及外交人員。」．他們知道魯格瓦失敗了，但和緬甸反對陣營不同的是，他們並不知道二十世紀有許多其它非暴力運動是成功的。

自從一九九三年以來，科索沃解放軍就一直在鄉村裡招募成員。鄰近的阿爾巴尼亞在一九九七年瀕臨崩潰邊緣的時候，其軍械庫即有數千把槍枝及數百萬枚彈藥遭人劫掠併流入科索沃。到了一九九八年三月，塞裔警方已對阿爾巴尼亞裔反抗人士展開強力鎮壓，造成八十人死亡，其中包括婦女與兒童在內。魯格瓦早就預見了這種情形。。「這些武裝團體，或是使用暴力的個人，只會給塞爾維亞人製造殺害無辜人民的借口而已。塞裔政權就是想看到所有阿爾巴尼亞裔人民離開科索沃。在任何一種衝突里，被趕到國界外而成為難民的民眾已算是幸運的了。」

不過，這時已不再有人願意聆聽魯格瓦的話語。在國際社會為了遏止塞爾維亞人與科索沃解放軍之間的征伐，而於一九九九年二月在法國藍布耶（Rambouillet）舉行的和平會談當中，魯格瓦只是個小角色，而且科索沃人內部也嚴重分歧。外交人員雖然拼湊出一個由科索沃人民運動組織領袖領導的「過渡政府」，但科索沃的選擇卻只剩下內部暴力或者外來干預。米洛塞維奇拒絕簽署一項同意賦予科索沃自治地位的協議之後，北約於是決定以軍事行動威嚇他改變主意。但他堅決不改。

「造成那個禽獸繼續掌權」

米洛塞維奇的戰爭行為導致南斯拉夫國土大幅流失，只剩下塞爾維亞、黑山、科索沃，以及伏伊伏丁那省。他也將大把預算花在軍隊及特種警察部隊上，其中許多資深軍官後來都被判為戰犯。米氏政權成了一名記者所稱的「盜賊政府」，其高層官員多與組織犯罪有關係，而且也濫用自己的地位攫取財富。這對人民造成的影響就不用說了：自從一九八九年以來，失業率即達約五成，每人平均收入降幅也超過三分之二。由這一切因素共同催生的反對陣營儘管內部有所分裂，卻仍在－九九六至九七年間的抗議活動中展現出堅強的實力。許多人皆認為米洛塞維奇是窮凶極惡的獨裁者，貝爾格勒有此想法的人數並不下於布魯塞爾。

米洛塞維奇如果是二十世紀末期巴爾幹半島動蕩以及「種族屠殺」事件的禍首，則重點就在於該如何使他俯首就範。以暴力對付他剛好是投其所長。在北約的選擇窄化到只能進行轟炸或者任由他在科索沃從事種族屠殺之前，若能以一套完善計畫支持塞爾維亞內部的民主反對陣營而迫使他全心對付，必然會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作法。不過，這種作法向來不是美英兩國政府的優先選項。

相反的，企圖以外交手段維繫巴爾幹和平的作法，在〈德頓協議〉達到首次高峰之後，即壓倒了其他一切選項。條約一旦成為目標之後，米洛塞維奇的簽字就成了必要條件──如此一來，國際勢力就必須討好而非打擊這個造成區域動亂的罪魁禍首。美國「塞爾維亞團結大會」的尼可托維奇指出，美國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在簽署〈德頓協議〉之前拒絕與其它塞裔領袖打交道的舉動，就是西方「把米洛塞維奇捧上帝王地位」的具體例證。塞爾維亞反對領袖科維契對赫爾辛基委員會表示，米洛塞維奇後來的權力來源就是「國際社會賦予他的實質正當性」。貝爾格勒的獨立報紙《每日電訊報》的編輯克魯維亞也向該委員會指稱，由於美國政府「強化了米洛塞維奇的權力」，塞爾維瓦的「民主勢力也就隨之削弱」。

即使是親自促成〈德頓協議〉的郝爾布魯克，後來也對西方未能適時協助南斯拉夫的反對陣營深感惋惜。他在對〈德頓協議〉及其後續影響的回憶錄中指出：華府因為沒有表態支持一九九六至九七年的抗議運動，而「錯失了引導情勢走向的機會」。他說明道，柯林頓政府當時之所以沒有派遣資深官員前往貝爾格勒，是因為他們擔心米洛塞維奇會藉此妄稱自己擁有華府的支持。華府比較重視的是米洛塞維奇可能採取的作為，而不是其對手在條件許可下可能採取的行動。

「團結」組織雖於一九九七年因內部鬥爭而瓦解，促成反對勢力強大的因素卻仍然存在：米氏依舊不受歡迎，反對陣營的政治人物還未受到徹底壓制，國際人權組織在當地派駐有人員事件發展，流亡團體積極號召塞裔流亡人士的支持，而《每日電訊報》這類堅守獨立立場的媒體也不斷散播異議思想。此外，反對陣營若能自行策畫或者獲得他人提供一套以非暴力行動奪權的完善策略──如何遏止米洛塞維奇運用他的強制力量，以及如何不讓他獲得遂行統治所需的人民配合──便會有較為強烈的動機維繫自身團結。

不過，西方政府對塞裔民主人士的漠視已有一段時間。B92電台編輯馬蒂奇向赫爾辛基委員會指出：「一九九一、一九九二，以及一九九三年間有許多民主及反戰示威運動。這些運動和媒體都在西方極少或甚至毫無援助的情況下支撐了過來。」即使早在米洛塞維奇挑起波士尼亞屠殺行動的時候，反對陣營若得西方支持能夠對米洛塞維奇的權勢造成多大打擊，也就永遠不得而知了。

「改革同盟」於一九九八年中期成立之後，許多人皆企盼它會成為比較強大的反米勢力。「改革同盟」由廣受敬重的前塞爾維亞央行總裁亞弗拉莫維契領導，企圖重建反對運動的團結。不過，許多人皆擔心米洛塞維奇會利用科索沃的衝突轉移國際社會對塞爾維亞國內問題的注意力，因此時間也就備感急迫。對米洛塞維奇而言，科索沃人從來就不是重點，他自己才是。前總理潘尼契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敦促國際社會徹底終止與米洛塞維奇交涉，並對塞爾維亞實施制裁，直到米氏同意進行民主改革及開放媒體自由為止。不過，兩個月後，外交人員又在藍布耶再度和米氏舉行會談。結果，他在這次協議訂定的期限過後，仍然沒有履行協議內容，北約於是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兌現了以軍事行動對付塞爾維亞的威脅。

尼可托維奇在北約展開轟炸行動之後指出：「國際社會如果願意花幾顆美國炸彈的價錢協助塞爾維亞的民主陣營，今天的情況可能就會不同。我相信米洛塞維奇一定早就成了歷史。」非暴力反對運動也有許多可以運用的具體資源，包括國際支持者的可信度、協助罷工民眾維持生活的罷工基金，以及地下出版的設備等等。美國國務院指出美國已於一九九八年間提供塞爾維亞的獨立媒體一千五百萬美元援助。一九九九年春，美國國防部又給予塞爾維亞價值十億美元的巡弋飛彈及其它軍備。

對於成千上萬名厭惡米洛塞維奇的塞爾維亞民眾而言，北約的轟炸行動似乎只是更加鞏固了他的權位。空襲行動展開之後沒幾天，警方又再次突襲B92電台，並且逮捕了電台的編輯。空襲進行兩周之後，《每日電訊報》編輯庫魯維亞慘遭塞裔職業殺手刺殺，當時他正在貝爾格勒的公寓住家外頭陪妻子散步。政府也斷絕了三、四萬名學生與網路的連結，以限制有關戰事的獨立信息。曾遭警方追捕的記者科斯蒂奇說：「我知道塞國警方非常可怕，可是這不僅攸關阿爾巴尼亞人的人權，也關乎我自己的人權。米洛塞維奇已經開始對付獨立媒體和反對陣營。這場轟炸會造成那個禽獸繼續掌權一百年，而且也會摧毀反對陣營。」她的預言雖嫌誇張，但她對米氏的意圖卻說得一點沒錯。

對其他也可能有意參與反米洛塞維奇運動的塞爾維亞民眾而言，自己的國家竟遭到他們原本認為應當與之結盟的盟國所蹂躪，實可謂是一種背叛。年輕人公開談論的不是有朝一日要重振國威，而是要出國移民。其中一人表示：「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已經過了十年，早已深感厭倦了。他毀了我們的生命，我們生命中的黃金時光。我們再也無法忍受了。」

科索沃戰事對人命與經濟造成的代價激怒了廣大的塞國民眾，於是反對陣營不再顧忌鎮壓的危險，而在依然未獲西方協助的情況下，於－九九九年夏季展開反抗米洛塞維奇的行動。菲律賓一九八六年的人民力量運動並未獲得里根政府的具體支持，智利一九八八年反抗皮諾契特的運動也只取得些微的外來協助，但這兩項運動都成功推翻了獨裁者。不過，這兩名獨裁者並沒有戰爭能夠讓他們擎起愛國的大罟，而塞爾維亞的反對陣營也必須向人民證明他們的勢力的確足以推翻米洛塞維奇。若有西方的援助，他們也許早就足以成為決定性的力量。

既然連一九九○年代期間在泰國邊境上的學生都能夠學習如何以非暴力抗爭手段對付專制政權，必須設法與米洛塞維奇交涉的西方領袖自然也不乏了解非暴力手段的管道。因此，西方國家與這位塞國獨裁者的交涉過程中，始終未以非暴力手段彌補外交措施之不足，或以之取代戰爭手段，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們沒能明白非暴力手段可能具有的影響力。與軍頭協商通常徒勞無功，而對他們升高暴力行動則只會增加混亂程度，並且奪走無辜的生命。不過，獨裁者統治下的人民才是最想推翻獨裁者的人，而塞國反對陣營若能在一九九七至九八年間──早在一九九九年初的危機發生之前──獲得適時具體的協助，便可能讓米洛塞維奇無暇犯下科索沃的罪行，並因此免去大量的人命傷亡以及北約軍事干預行動造成的巨大代價。

二十一世紀的非暴力力量

本書所記述的每一場重大衝突事件當中，都有一個統治者或政權遭到運用非暴力抗爭手段的反對運動所挑戰，而這些統治者所擁有的軍事力量也都遠大於反對陣營。不過，這些自我中心的統治者，不論多麼陶醉於自己的權勢，仍不免因這些沒有權位也沒有武力的民眾而左支右絀。不論他們自己知不知道，這些反對人士其實採用了一種不同的行動典範，其憑藉的手段不是散播恐懼或殘害生命，而是討回他們未經同意即遭奪走的權力。

這些事件對新世紀的啟示依舊鮮明，因為我們仍未完全擺脫抗拒民主的統治者──例如一九九○年代期間緬甸的軍事將領以及南斯拉夫的總統。不過，比起沙皇尼古拉二世、厄文男爵，或甚至賈魯塞斯基掌權的時代，今天的獨裁者所面對的世界早已大不相同。貿易、通訊，以及交通已演變成單一的全球體系，可供意見、人才、金錢，以及資源的流動──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倫敦或洛杉磯做成的決定，以及紐約或新德里的市場，竟能夠約束世界各國政府的原因。為了跟上世界的腳步，嚴格控制下的社會就不得不開放，於是嚴酷的控制結構也就因此備受壓力。在專制政權被迫開放的社會空間、在政治流亡人士互相串聯而成的全球神經系統中，以及非暴力運動顧問與實行家交織而成的新跨國社區里，較為明智的奪權方式已有愈來愈多的擁護者。

對於一名企圖挑起衝突或戀棧權位的獨裁者而言，這些發展極其危險。政權的穩固與民間社會的活力是不可分開的，但以控制為念的政權卻懾於擁抱全球體系賴以發展的信息自由交流。阻絕自己的國家與世界接觸，其實是剝奪了自己的權益；北韓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專制政府對國家的控制愈全面，國家的孤立與貧窮程度就愈高。任何政治體制都不可能長久存在於自我隔離的情況下，而只要信息的閘門稍稍開啟，爭取政治改革的運動就會隨之而來。

在新的世紀里，涉入衝突當中的各方，依舊會有政治團體及種族或民族性團體，而他們追求的目標也仍然會是要推翻不受歡迎的統治者、達成自治，或是爭取各種權利──在這類衝突當中，非暴力抗爭手段已證明其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而二十世紀也已發展出這類衝突的完善模式。新的全球體系可能會為這種反對運動增添兩項優勢。首先，就國家而言，信息與經濟的影響範圍大為擴張之後，專制政權的控制體系就必須更加複雜，維繫成本相對提高，因此，實施非暴力反抗行動以及不合作運動的機會也就隨之增加。第二，由於非政府組織以及國際媒體號召世人支持人權與民主的行為已愈趨積極，又由於政府承擔不起喪失國際正當性及因而失卻經濟特權（借貸、賒帳、進出他國市場的權利）的後果，因此專制政權可能也就不會再那麼輕易對自己的人民採取鎮壓措施──只要世界輿論及民主大國有所響應，他們就會有所顧忌。

這些情形應可讓反抗政府的民間運動擁有更多的運作空間，一如一九九八年的印尼危機所示。印尼的幣值與股市雙雙崩潰之後，雅加達的街頭隨即變成示威人士的舞台。他們不僅要求改革，也要求總統蘇哈托下台。政府的貪腐已耗盡人民的耐心，國家的動蕩也令全球商業界無法再容忍。以前，民間動亂也許不足以迫使這樣一位統治者下台，但印尼的動蕩已成為全球性事件，於是蘇哈托手下的軍方便在國際譴責及國內動亂的雙重壓力下對他倒戈相向，形成致命的一擊。

在全球五大洲的人民運動陸續推翻獨裁者，而共黨警察國家也紛紛轉型成為新興民主國家之後，非暴力運動也開始被用以爭取不同的目標。尋求自身權利的弱勢團體仍然經常發現自己無力改變政府對既得利益者的偏重。政治腐敗──買票、徇私，以及對媒體的箝制──會限縮廣泛基礎的經濟機會所需要的自由。政治獨裁者受到推翻之後經常會遺留下來的這類「小暴政」，將愈來愈容易遭到人民以抵制或罷工這類非暴力抗爭手段加以反抗。建立自由社會的工作並不因政權易手而自然完成。新興民主國家評估如何防備外來威脅的時候，也可能為非暴力運動提供新的舞台。在蘇聯解體之前不久，戈爾巴喬夫為了維護蘇聯利益，而派遣更多部隊進駐波羅的海，以阻止當地各加盟共和國尋求獨立。武裝防衛在波羅的海有不良的先例：一九五○年代期間，一支名為森林兄弟軍的游擊隊，未能抵抗斯大林下令的強制驅離行動。在一九九一年的危機當中，波羅的海三小國為了因應蘇聯可能在此重新主張控制權，均認真考慮把民間動員力量以及平民抵抗組織納入國防體系里。

瑞典也研究過全民國防措施，斯洛維尼亞與馬其頓也表現出興趣。這些國家的人民都無意成為烈士，他們要的是維繫自由與獨立。由他們的政府願意考慮以非暴力方式保衛自己的權位可見，以暴力威脅或戕害對手而取得權力的想法，對於決心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獲致成功的人士已不再具有吸引力。

不過，世人雖總是期待民主大國化解激烈的衝突，這些大國卻未能明了以非暴力手段作為預防措施根絕暴虐政權的好處，只有等到這些政權的政治或人道罪行引發大規模戰爭的時候才出面收拾殘局。一九九八至九九年間的科索沃就是－顆隨時可能爆發激烈衝突的不定時炸彈，主導事件發展的則是米洛塞維奇──但西方對南斯拉夫國內有可能影響情勢走向的人士卻未加註重。

隨著非暴力行動愈形普及，其受到的研究也就更為廣泛。回顧二十世紀，政治學家與歷史學家皆發現，一個國家推翻專擅統治或外來政權的方式，和其建構公民社會及維繫民主的能力是有關的。民眾運動以非暴力行動成功獲取政治權力的同時，其成員在過程中培養出來的能力以及體現的精神，對於日後維繫民主制度極具關鍵性：激發個人採行公眾行動的能力、在共同目標之下建立共識，以及堅持法律與領袖必須獲得人民的認可。非暴力運動不只是促成改革的手段，更是社會核心價值的第一道防線。

民主國家內經常可見非暴力抗爭行動，不過其目的通常在於對民選的國會及總統施壓以達成自己的要求。一九九八年二月，經過成千上萬名英國民眾走上倫敦街頭反對一項禁獵法案之後，英國首相於是決定不把該法案提交下議院表決。在美國，任何足以挑起民眾情緒反應的全國性議題似乎總會導致一場「華府遊行」，以求吸引新聞媒體的注意。在二十世紀的後三十年間，先進民主國家內的非暴力群眾抗議活動，已演變成為一種公共機制。

因應過一九六○及七○年代的民權運動與反戰示威，以及其它透過群眾抗議遊行活動宣揚的社會理念之後，美國聯邦以至地方各層級的警察部門處理非暴力行動的技能都因而大為精進，而不會失控或淪為鎮壓。現在，大多數政府機構都透過「公共秩序管理體系」而與贊助抗議活動的組織密切合作。該體系廣受世界各國援用，包括廢止種族隔離制度之後的南非以及中國大陸。天安門事件當時，中共已有一套仿照美國模式的抗議活動許可制度；不同的是，抗議活動鼓吹的政治立場如果不為官方所容，中共依舊保有禁止抗議活動的權力。

不過，如同天安門事件所示，運動的規模以及強度並非達成重要政治變革的主要條件。肢體抗爭無法說服或甚至脅迫政府改變政策，更不可能令其放棄權力。反對運動必須挑戰法律或政權本身的正當性，並且藉由擾亂公眾生活以及動搖經濟的方式削弱政府用以維繫控制權的手段──另外也必須在時間與空間上適當安排各項行動，以增加鎮壓的困難度。納粹德國在佔領丹麥期間即因接二連三出現的罷工活動而應接不暇；六十年後，緬甸的軍事執政團更無法到世界各個角落去刺殺每個用計算機上網的異議份子。

每當群眾運動正面對抗政府，就不免引發一場鬥爭。非暴力行動並非消極被動；每次與當局交手都可能進一步激化衝突。引發反對運動的因素不太可能會因第三者的干預或協商而化解，不論他們遏止暴力的目標多麼值得稱許。事實上，非暴力運動的目的不在於避免暴力，除非暴力對運動本身造成影響；只是暴力通常都會對運動造成影響。非暴力運動的目的在於終結壓迫、抵禦侵略者、維護權利，或者建立民主。而殊值稱揚的是，這些也正是非暴力運動在二十世紀的成就。在新世紀的衝突里，非暴力運動必然會再度發揮作用──只是我們無法預見其採取的方式罷了。

★結語：勝利毋須暴力★
暴力永遠無法摧毀公眾輿論所認可的事物。反之，公眾輿論只要截然反對暴力，即可破除其一切行為。－－托爾斯泰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的一天午後，布拉格城裡的許多捷克演員、作家，以及劇院人士齊赴「寫實劇院」會面，原因是政府的保安部隊在前一天晚上向前往溫徹拉斯廣場的非暴力示威人士展開攻擊。戲劇學院的學生決定罷課以示抗議，並希望戲劇界的人士一同加入抗議行列。不過，「寫實劇院」里許多緊張不安的人士都拿不定主意是否應當罷工──他們可能會遭到政府的嚴厲懲罰，也可能得不到大眾的支持。

就在與會人士準備離去之際，一位名為戈弗蘭的劇場導演發言指出：「我們坐在這裡並沒有權力指引任何人。我們不能替無法前來此處的同事做決定......無可避免的事實是，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自己做決定。先大膽相信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如果沒有，那就認了吧，反正你是無法脫身的。」戈弗蘭表示他的劇團願意罷工─其它人於是紛紛跟進。結果，那天下午到劇院看戲的民眾，都只看到演員朗讀政治聲明。

後來擔任總統的捷克劇作家哈維爾，曾在十年前寫過一篇在地下廣為流傳、且對後世影響重大的論文，標題為〈無權力者的力量〉。哈維爾在文中指出，專制政權與反對陣營之間的對抗並非起於物質層面，而是始於存在主義的層面─在這個層面上，反對陣營的力量就是「一股隱藏在整個社會中的潛在力量」。要激發這股潛力，靠的不是「其本身的戰士」，而是「每個活在該謊言中的人民，他們隨時都可能......被真相喚醒」。

一九七○年代期間，軍事統治下的阿根廷國內情勢極為混亂，許多人士即在混亂中遭政府綁架。在哈維爾寫下那篇論文的兩年前，阿根廷這些失蹤人士的母親決心找出她們孩子失蹤的真相，於是開始每周在總統府前的廣場遊行。結果，她們喚起了一場運動，目的在於推翻那個造成數千人「失蹤」的政權。又五十年前，甘地曾經解釋過，在一個植基於「真理之力」─揭露惡勢力的真相─的群眾運動中，「沒有人需要期待其它人採取行動......每個人都是領袖，每個人也都是跟隨者」。

壓迫的真相一旦在民眾的心目中散播開來，就再也無法迴避；而一旦反對行動─先是個人為之，然後眾人集體合作，最後更成為策略性的行動─受到頻繁的採行，人民也就不再會一意屈從，因此也就不會再與壓迫者配合。英國利用北美當地的官員，在美洲人民的認可下統治北美殖民地達一百多年。,後來在印度也如法炮製。一旦當地人民不再認可，英國就只能以武力維繫控制權。

在二十世紀里，不論是為了尋求自決、驅逐侵略者，還是為了追求基本人權與民主，反對運動皆一再成功克服了政府的武力。這些運動都沒有軍事力量上的優勢，這也是他們採行非暴力手段的原因。這些運動的進展經常因對手使用暴力而有所延宕或轉趨複雜，但最後的結果並不因此而定。劇院里的一句話，或是工廠門口的幾個人，都可能有能力喚起民眾反抗不義；此外，他們採行的非暴力行動對於克服暴力也有戰略性價值，而暴力通常是暴虐政權的最後手段。

不過，非暴力運動至少在兩方面上和武裝鬥爭是類似的：兩者都不會自動成功，也都不是暗中運作─非暴力運動的運作方式，是找出對手的弱點，並剝奪其維持控制的能力。一個政權若是意圖無限期掌權，就必須和其治下的人民從事長期而廣泛的互動─而難題也就由此產生：政府的控制體系愈廣泛，就必須仰賴愈多人力以確保暴力手段能夠壓製得住反對人士，因此也就不免愈加脆弱。反對陣營－旦向其跟隨者揭示出這項弱點，政府所需的支持就會因而開始鬆動──包括稅收、外國投資者，甚至其手下的軍隊。不過，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有行動的策略，否則反對運動通常難以成功。勝利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努力得來的。

二十世紀的許多非暴力抗爭都徹底取得了這種勝利：一九八九年，東德與蒙古人民都在沒有採行暴力的情況下撤換了共產政權，菲律賓人民也以和平手段趕走了馬可仕，而非裔美國人則在一九五○與六0年代期間，不靠一槍一彈解除了南方各州公共與商業空間的種族隔離措施。其它的抗爭也獲致了局部的勝利，而非暴力抗爭一旦與暴力手段混合，反對運動即不免遭到削弱：丹麥反對組織以破壞手段延緩納粹對他們國家的壓榨之後，許多民眾隨即遭到強烈的報復；巴勒斯坦人在抗暴行動中對自治權的主張，也因部分人士用石塊及汽油彈攻擊以軍而致其正當性遭到減弱。有些抗爭運動則是未能持續對暴虐政權的違抗：一九二三年間英勇抵禦法國侵略軍的德國民眾，由於採行的反抗策略代價太高，再加上他們本身的暴力行為所助長的鎮壓行動，終於無力繼續抵抗；在一九三○至三一年間以不合作運動擊潰英國殖民政府的印度人民後來在談判桌上讓步，以致又等了十五年才獲得獨立；而塞爾維亞的反對陣營雖藉由抗議運動迫使米洛塞維奇承認一九九七年地方選舉的結果，卻因內部分裂及缺乏外援，而給了米氏繼續戕害塞國人民的機會。

另外還有些運動，則是利用非暴力行動為長期以來爭取權利或自由的奮鬥重振活力：智利一九八○年代期間的罷工與示威活動，為後來促成選舉而改變國家命運的廣泛反對陣營奠定了基礎；再就南非而言，若沒有紛起的抵制及罷工等各種非暴力抗爭活動，種族隔離制度就不可能在一九九一年瓦解。

二十世紀的非暴力運動沒有一個是獲取勝利的理想典範。不過，儘管時間、地點，以及政治環境等條件有所不同，它們卻都包含了一系列抉擇行動內容與時機的步驟，而做抉擇的技巧就直接影響及運動的結果。在二十世紀這一百年里，經常有人指稱奪權不可能不用暴力。而事實證明可能之後，他們便改口說這是必然的發展。不過，這兩者都不完全對，也不是所有抗爭運動都一體適用。用非暴力手段取得權力，必然是精明的領導者在人民團結而堅定的支持下，明智抉擇而獲致的成果─這也就是英雄主義的一般基礎。

致勝之道：形塑反對運動

自從民族國家出現以來，就有群眾運動對抗當權者的情形發生。在二十世紀間，非暴力抗爭手段的運用，為推翻不公的體制開闢了一條除了暴力反抗以外的道路。非暴力行動必須由個人採行，但其影響力卻是由一連串的抗爭活動累積而成─因此非暴力運動需要有組織：反對運動必須提出明確的目標，也必須向支持者傳達這項目標，此外也必須團結，並且得到其代言之人民的廣泛認同。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英屬印度各地的人民齊集於拉合爾參加印度國大黨的年度大會。國大黨曾於一年前要求大英帝國在一九二九年底之前讓印度在帝國內取得自治領地位。現在時限即將屆滿，國大黨領袖於是宣布以完全獨立為唯一追求目標─這個眾人的夢想因此首度被正式確立為反對運動的目標。在這項更為崇高的新使命之下，過去奉行不合作運動的抗爭方式而飽嘗艱辛的民眾於是再度產生了希望。

一九八○年八月，波蘭國內代表格但斯克地區勞工的廠際罷工委員會在列寧造船廠的一個房間里召開會議。討論過他們準備向政府協商代表提出的要求之後，與會人員一致同意以爭取獨立工會為首要目標。有些人希望要求更多：開放自由選舉以及禁止出版檢查。不過，大多數人決定不要在政治目標上過於好高騖遠，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值得工人犧牲、又不容易引發鎮壓的目標上。

設定遠大目標的運動─在一九○五年間要求民主共和國的俄國人民、一九二九年間要求完全獨立的印度人民，以及要求徹底驅離以色列人的佔領區民眾─可能會激發參與人士的高度熱忱。不過，若是固守崇高計畫而毫不讓步，也可能因而抹殺局部勝利的成果，並且造成對手更加堅定，以致提高鎮壓行動的可能性。另外有些運動則是自我設限─先設定與最終標的有段距離的目標，再為後來更進一步的成功鋪路。一九八○年間的波蘭就是採取這種作法。不論是遠大的目標還是有限的目標，都必須是經過實際考量之後而設定的結果，因為反對運動在創造歷史之前，必須先能夠有所進展。

一九四○年九月，哥本哈根的民眾在納粹佔領下紛紛湧上街頭慶祝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十世的生日。整個夏季期間，成千上萬名群眾熱烈參與歌曲節及其它慶典活動，大肆頌揚八十年前丹麥對抗德國的英勇事迹。就在丹麥遭到軍事侵略者佔領的同時，其人民也正沉浸於確立國家認同的高昂情緒中─若沒有這種團結一致的感受，援救丹麥猶太人及其它戰時抵抗行動就會更難成功。

一九八九年間，由學生與知識分子組成的蒙古民主聯盟，正在想辦法號召人民支持其追求民主改革的計畫。一名領袖前往銅礦產地額爾登特與礦工及工程師舉行會談，而使他們認同唯有透過上層的政治改革才能帶來經濟利益。次月，首都的抗議群眾也就增加了工人以及鄉間居民─藉此向政府證明反對運動除了學生領袖之外，也吸引了廣大民眾的支持。

大多數的群眾運動都始於一群核心的活動人士─印度國大黨、聖薩爾瓦多的大學生、格但斯克的自由工會團體皆是如此─他們先號召社會各階層的支持之後，再進一步為他們追求的目標爭取廣泛的認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先了解哪些人有可能支持，以及必須敉平哪些裂痕，才能夠打造一支凝聚力強又涵蓋廣泛的改革勢力。這就是反對運動最艱難的任務。十九世紀末在私人社群里發表優美演說的俄國律師與專業人士，以及二十年後領導印度國大黨的印度教政治人物，皆發現並非所有人都熱切想要追隨他們：俄國勞工一再聽從托洛斯基這類激進份子的話語，結果只是招致沙皇的鎮壓；印度的穆斯林與錫克教徒也大都自外於甘地的運動。不過，俄國在一九○五年間若是能夠克服政治上的差異，而整個印度半島在一九三○至三一年間也能夠一致支持不合作運動，則俄國的民主以及印度的獨立可能就不必花上好幾十年才能達成。

控制衝突活動的進展

群眾運動一旦走上街頭或擋在工廠門口，一旦開始阻礙商業活動及公眾生活─視衝突中的牽涉面向而定─如何施加壓力以及調節行動進展速度的決定，就會直接影響到運動的成效，因為即將來臨的是一場以技巧為基礎，而且結果難以預測的競賽。要讓衝突往目標邁進，非暴力運動就必須擴大抗爭手段的種類與範圍，以攻擊性的舉措襲擾政府，保護自己的支持群眾免於鎮壓，善用對方妥協的機會步步進逼，減損政府的正當性，並且削弱其維繫控制的手段。反對運動必須懲罰對手不應允其要求的舉動，同時必須把自己受到的報復降至最低。

南非政府在一九八四年間面臨市鎮的暴動之時，依舊錯把種族隔離制度的反對人士當成游擊份子，並自認自己從事的是反製革命的行為，因此也就選擇採行粗劣的鎮壓行動。不過，隨著市鎮活動人士策動租金抵制運動、工作迴避運動，以及消費者抵制運動，而非洲市鎮的議員與警察也因與政府合作而遭受譴責，再加上街道委員會又陸續接管環境衛生及罪犯審判等公共事務之後，由於反對運動的分布範圍太廣，參與的事務太多，因此南非政府「除掉」主要激進份子的策略也就無法奏效。

一九八八年，以色列防衛隊在西岸與加薩地區試圖粉碎抗暴行動，許多巴勒斯坦民眾卻沒有選擇肢體抗爭，而是不再與以色列當局配合：他們拒繳稅捐、無視警方傳喚、不到以色列工作、拒絕出示身分證件、抵制以國消費商品，並且勸誘巴人警員辭職。這種分散進行的反對模式，一定程度上減弱了以國因應措施的衝擊力；此外，由於抗暴行動有各種各樣的巴人民眾參與其中，因此以國也就不能夠隨意將其貶抑為激進份子的叛亂行動。

一九七八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首度以教宗身分返回祖國之時，波蘭人民紛紛自動自發參與他的訪問之行，於是波蘭的共產政權也就首次在重大事件中被冷落於一旁。突然間，新任的教宗成了傳統波蘭特色的象徵，同時也是國家認同的代表，於是反對陣營也就本能地向其靠攏。自此以後，團結工聯成員在遊行及罷工活動中，便經常帶著教宗的旗幟或者琴斯托霍瓦黑色聖母的聖像，以藉助其比共產主義更崇高也更古老的權威。

一九八六年二月，就在馬可仕因戀棧權位而準備再度操縱選舉之前，二十萬名監票志工卻另行計票，因而揭穿了馬可仕造假的開票結果─於是徹底剝除其作為政治領導人的正當性。波蘭與菲律賓的政權都早就遭到人民厭惡，而在反對陣營致力於推翻政府的過程中，政府正當性的瓦解也都是反對運動的轉折點。如此一來，國家就再也不能夠妄稱其獲有人民的授權；自此之後，政府就必須藉由武力威嚇遂行其意志。

在二十世紀多起重大衝突事件里,非暴力運動都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而這些衝突當中的舊秩序一旦權力遭到威脅，都毫不遲疑地以武力壓制對手。一九○五年冬宮的屠殺事件、一九一九年的阿姆利則慘劇、一九四四年聖薩爾瓦多的行刑隊、一九五○與六○年代美國南方黑人遭到的警方暴行、一九六○年的沙佩維爾屠殺事件、一九七○年格但斯克工人遭軍方開槍攻擊事件、一九七○年代阿根廷與智利的失蹤案件，以及一九八三年艾奎諾遇刺事件；二十世紀幾場成就非凡的非暴力運動所面對的暴虐統治者，從這些惡名昭彰的例子里即可看出其典型面貌。這些非暴力運動的領導人在選擇以抗爭手段促成改革之前，都早已知道他們極有可能面臨暴力攻擊，而他們的響應方式也就主導了衝突事件的結果。

一九四四年一個溫暖的春季夜晚，聖薩爾瓦多的學生活動人士一同聚會討論逼迫軍人總統下台的方法。不到一個月以前，馬丁尼茲將軍才剛瓦解一樁武裝叛亂行動並處決其領導人。醫學生卡斯迪佑堅稱以暴力對抗馬丁尼茲無疑是自殺行為─他只會二話不說命令手下開槍。於是，與會人員同意發起全面罷工，這樣民眾即可待在家裡，「因此也就不可能有鎮壓行動」。不到一個月後，馬丁尼茲就出局了。

一九○五年十月的一場全面罷工，徹底癱瘓了俄國的鐵路、公共服務，以及經濟活動，但沙皇的部隊卻找不到對象可以開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丹麥為德軍生產補給品的工廠工人紛紛離開工作崗位，以致產量銳減。印度與南非的租金抵制運動，則把不公的代價轉嫁給了默許不公情形存在的人士。在美國南方和以色列佔領區，反對人士皆以抵制商家的方式，迫使政府為歧視性的法律或習俗付出經濟代價。在這些衝突事件當中，人民都拒繳稅款、與政府合作的人士也被迫辭去其職務，支持政府的銀行更遭人拒絕存款。

這一切制裁行動，在一國境內廣泛而長期施行之後，即可讓政府感受到人民反抗的壓力，同時又不會讓人民暴露在暴力的威脅下。只要在時間與空間上擴展非暴力行動的範圍，政府便無力約束情勢的發展，鎮壓的效果也會因而受限。相反的，反抗專制政權的自發性或突發性暴動─例如一九八六年反抗馬可仕的人民力量運動，或者一九八九年間中國、東歐，以及蒙古政權所面臨的反對運動─通常都會達到一個單一的攤牌時刻。把人民直接擺上第一線面對可能發生的軍事行動，是高度冒險的策略：獲致的結果可能會是輝煌的勝利，一如菲律賓的情形；而一旦政府無法抵抗一舉消滅對手的誘惑，便可能導致慘痛的失敗，一如天安門事件。

另外還有一種反抗方式，也能夠讓反對人士不必完全暴露在政府殘暴的武力之下。這種方式可見於印度的達拉沙納與勒克瑙，以及納胥維爾的用餐吧靜坐活動當中。先訓練一群精心挑選的志願者，製造高能見度的抗議活動以吸引警方或軍方到場，再故意採取足以引起對方施展武力的行為，如此一來反對運動即可揭發並凸顯高壓政權的暴力思惟，進而斬除政府僅存的民間支持。同時，這種運動也可以用較不冒險的方式面對政府當局，以使其大多數的支持者都能夠參與行動，並且擴大要求改革的壓力。

一個政權一旦瀕臨垮台，便可能會放下強硬姿態而釋出善意─以一連串讓步為反對運動降溫，然後將其導向和解而非革命─因為這麼一來，政府就還有重拾控制權的機會。一九八二年，南非總理提議修憲賦予印度人及有色人種有限的選舉權，也讓非洲人對當地事務擁有更多發言權。不過，數百名反對活動人士為成立聯合民主陣線而於次年舉行聚會的時候，與會代表卻紛紛譴責政府的措施為一大騙局，然後齊聲高呼：「我們要我們所有的權利......而且我們現在就要得到!□」反對運動的領導人士皆感到人民反抗政府的意志不可能因這種敷衍的措施而滿足。可見協商的時機尚未成熟。

有時候，統治者本身採取的措施也可能導致自身的覆亡。一九八八年，智利總統皮諾契特舉行一項公投以決定次年的選舉是否應由他同額競選。他在暗殺行動中逃過一劫，並成功遏阻一場左派的叛亂行動之後，看上去似乎無可匹敵。不過，由於反對陣營不遺餘力地組織動員，再加上憲法委員會認真執行監票工作，於是皮諾契特便在公投中敗下陣來。反對陣營雖然分裂而目標不定，卻甘冒讓皮諾契特的措施取得可信度的危險，以爭取機會為將來的持續奮鬥累積本錢。破除人民與獨裁者的配合，是勝利的前提要件；而善用所獲得的額外運作空間，並不妨礙這項策略的實施。

政府的正當性一旦消失殆盡，其讓步又無法降低衝突或籠絡對手，而鎮壓行動也不再能夠瓦解非暴力反對勢力，政府的強制力也就會隨之消退。如此一來，原本僅由少數幾名討厭的異議份子所挑起的騷亂，就會演變成為關乎政權生死存亡的鬥爭。催促結果的到來

查維茲是一名菲律賓石匠，於一九八六年加入反抗馬可仕的人民力量運動。馬可仕逃亡海外的隔天晚上，查維茲即隨同人群闖入總統官邸馬拉坎南宮，然後在一個個裝有華麗吊燈的房間里遊盪。他走進圖書室的時候，發現桌上有一盆新鮮葡萄，可見宮裡的人不久前才剛匆促離開。他於是把葡萄一顆顆全部吃光。馬可仕不是按照自己的計畫從容離開，而是被趕下權力的寶座。

非暴力群眾運動可以用三種方式促成有利的結果：強迫統治者投降或離開；誘使政府和解或讓步；或是轉變政府對衝突事件的觀點，而令其自認不應再主導事件結果。反對運動所面對的對手弱點各自不同，因此也代表了不同的機會─所以，反對陣營即可在實體對抗中取得上風之前，先趁機掌握心理戰的主導權。人民對馬丁尼茲和馬可仕毫不留情，用非暴力制裁行動趕走他們，以終結他們對大眾生活的支配，並疏離軍事高層與外國勢力對他們的關鍵支持力量。

一九三一年間，甘地由於明了自己不可能期望他所有的追隨者無限期從事不合作運動，同時也認為他的運動可能早已讓總督對印度人民的要求有了更明智的體認，於是同意與厄文男爵協商以結束運動。不過，甘地接受的條件卻令許多人失望，反對陣營也因種族問題而產生分裂，於是他的支持者也就逐漸感到力不從心。此外，當時全球也還不是一個結合緊密的經濟與媒體社會：加爾各答鎮壓情形的照片，並未能讓英國煤炭的買主改變心意─如此一來，英殖民政府就比較不需要擔心犯錯。又過了數年之後，等到大英帝國的核心出現亂象，印度才終於成功脫離英國掌控而獨立。

不過，拒絕妥協也可能成為反對陣營追求權力的障礙。一九○五年，俄國十月間的全面罷工迫使沙皇發布宣言承諾成立國會及展開其它改革之後，激進反對人士卻拒絕接受政府的這項讓步。到了年底，街頭群眾受到煽動而群起叛亂之後，便隨即遭到沙皇的部隊徹底擊潰。在這場爭奪權力的長期奮鬥中，那些為人民奮鬥的人士若肯接受沙皇的提議，而用以強化反對勢力，他們就不會把主導權拱手還給沙皇及其手下。

保加利亞與蒙古的共黨人士看到首都的街道和廣場上充滿要求民主的人群，又看到蘇聯集團各國的政權如骨牌般一一倒下之後，便認為實施民主也無可厚非：他們於是轉而投身於改革進程，以免遭到改革浪潮所淹沒。一個專制政權不論多麼冷酷無情，其決策者仍有可能失心喪志，在選擇策略的時候，也不會置自己的生存於不顧。一九八八年，波蘭政府面臨新一波的經濟衰退與勞工抗爭之際，賈魯塞斯基為了恢復政治穩定，也就只好尋求團結工聯的協助。不過，隨後的圓桌會議帶來的選舉，卻導致了共產政權的瓦解。對於富有彈性的運動而言，即便不是以石破天驚的方式達成結果，仍無損其結果的光榮。

專制政權的崩潰不是單一行為的結果，但在二十世紀里，壓抑人民權利的統治者卻總是較常遭到改革的潮流衝垮。專恣統治者夾在國家難以治理的嚴酷事實，以及國際社會要求民主改革而施壓造成的艱苦環境中，不免面臨一個兩難的局面：鎮壓一旦成為唯一可用的手段，其壓制反對運動的效果也就隨之減弱。國內的混亂與國際社會的敵意交相作用之下，便足以讓專制政權無以為繼。南非印裔政治活動人士卡恰里亞指出，反對運動用來對抗種族分隔制度的力量很單純：「沒有我們，他們就無法遂行統治。」

由於非暴力反抗運動能夠奪走壓迫者的掌控能力，因此，非暴力運動的力量也就比壓迫者的權力更為強大。單純採行非暴力手段並不會自然產生這股力量。行動策略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同時這項策略也必須包含幾個條件：可及的目標、運動的團結，以及足以約束對手的強烈制裁行為。為了讓己方能夠在衝突中佔上風，非暴力運動就必須擴展其抗爭行動的範圍與種類、保護其支持群眾免受鎮壓、揭開對手的正當性假象，並充分利用對手的弱點與退讓。這些條件一旦齊備，高壓政權即無可避免地會喪失國內外的支持，然後便可化解其用以壓迫或恐嚇人民的手段。專制政權一旦明白自己無法主導事件發展結果，其權力基礎與維繫手段就不免隨之瓦解。如此一來，專制政權的垮台也就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

民主與權力

一九八○年八月，格但斯克的列寧造船廠發動罷工的第一天早上，時年二十二歲的波羅札克和其它罷工領導人，已說服若干工場內的工人放下工具停止工作。他們一度走向二號大門，群眾中有人高喊要大家效法十年前的罷工群眾走上市區街頭，並前往共黨黨部。波羅札克要求他們稍安勿躁，先為一九七○年間因走上市區街頭、遭到殺害的工人默哀片刻。他們唱完國歌之後，波羅札克隨即懇求他們不要重蹈覆轍，而應留下來幫忙佔領造船廠。儘管群眾中沒幾個人知道波羅札克是誰，但所有人卻都留了下來。

反對群眾不是軍隊，運動領袖也不是軍事將領，不可能隨口下達命令就期望手下的部眾依命遵行。群眾運動必須共同參與，而沒有階級之分──群眾運動中多的是自願參與的民眾，他們參與是因為他們認同運動的理念。波羅札克身不由己地站上事件的中心舞台之後，並不能強求民眾追隨他的領導。他只能想辦法說服他們採行他認為的最佳方式，然後仰賴他們逐漸萌發的意識，讓他們自己發覺他的指導確實良好可行。俄國與薩爾瓦多的民眾，分別於一九○五年十月和一九四四年五月展開大規模全面罷工之後，加速反對運動發展的力量不是遙遠的領袖發表的流利演說，而是成千上萬名一般民眾的普通言語和高度努力。

領導人物當然有其關鍵的地位。要是沒有甘地，印度就不可能出現不合作運動──但即使是甘地，也沒有受到人民毫無質疑的追隨。一九三○年三月，甘地便曾與帕德爾發生過爭論。由於這位古吉拉特的地方領袖說服民眾拒繳租金，而違背了甘地認為不合作運動應只限於違反食鹽法的要求。不過，帕德爾不為甘地所動，於是這場對抗國家徵稅人員的長期鬥爭也就持續進行，而且號召了數千人投身印度獨立運動。

反對運動若舍強制而就勸導的方式進行，雖然可能必須付出躁進的支持者擅自採取行動的代價，卻可達成所有參與者皆產生自主性的更大利益。反對運動若是希望參與民眾能夠甘冒採取非暴力行動所伴隨而來的個人風險，就只有一條路可走，亦即身體力行其對國家的要求；形式開放，功能民主。除了心懷強烈不滿以及迫不及待要透露真相的人士之外，人民在專制政權底下，皆會養成漠不關心的習慣。而真相一旦揭發出來，非暴力運動又把權威移轉到一般人民身上之後，反對運動所號召得到的忠誠度便遠勝於任何獨裁者或武裝少數團體。

一如自由經濟制度對創業者多所獎勵，非暴力運動隨心所欲的社群及其賴以存在的公民社會，也能夠開創出一個空間，讓創新多變的抗爭行動在對抗國家的過程里，獲致禁得起鎮壓的高度韌性。一九七○年代期間，米契尼克與庫隆明白自己無法對龐大的共產政權發動正面攻擊之後，即與波蘭其它反對人士共同採取漠視政府的方式遂行反抗──自行協助異議勞工以及出版地下報紙與書籍。這種行動也許歷經十年八年也還無法推翻政府，卻可在專制政權存在的溫室里播下自由的種子──在民主正式開張營運之前先行落實民主的理念。

有一派人士認為，欠缺民主經驗的國家在剛獲得解放之初，會難以堅持民主路線；因此，俄國在一九九○年代期間的政治動蕩便可能是由此而來。一個國家若曾有過民主政府──例如菲律賓──其推翻專制政權之後的善後工作也許會較為簡單。不過，波蘭在共黨垮台之後的政治穩定，卻可證明獨裁統治不一定會降低人民對於施行民主的準備程度。其它案例也顯示，如果邁向民主的旅程是由非暴力運動的領航員所引導，該國維繫民主的能力也會比較高。

印度獨立的醞釀期長達三十年，甘地卻從不曾考慮以暴力追求獨立。在捷克，一個世代的非暴力異議人士喚起民眾為爭取民主而起身抗爭。推翻智利軍事執政團的反對運動，採用的也是民主的手段。到了二十世紀末，這些國家都已是生氣盎然的民主國家了。在這些地方以及世界各地促成變革的非暴力運動，其中皆可清楚見到民主手段的運用：建構聯盟、以勸導而非命令的方式領導，以及無視國家同意與否而透過私自行動開創公民空間。公眾生活的掌控權一旦從當權者手上轉移到人民手上，國家的主權也就會隨之移轉。

在二十世紀里，要求拿回這項主權的人士，以及參與遊行、從事抵制、佔領工廠與街道的男男女女──透過世界五大洲上重大的非暴力衝突，對抗各種各樣的對手──對於漠視他們權利的統治者，都撤回了他們的認可。梭羅在他一八四八年寫就而廣受世人傳頌的〈論不合作運動〉一文里，嚴詞譴責美國人民竟與一個保護奴隸制度的政權合作。對於倒行逆施的政府，他強力支持人民「有權拒絕效忠，並可加以對抗」。他也指出，如果有一千人為了阻止國家採行暴力而拒絕繳稅，這便是「和平革命的真義」。

托爾斯泰於六十年後寫道，梭羅對他有「特別的影響」。又過了八年後，甘地以「全然陌生」的身分寫信請求托爾斯泰同意他重新出版他的一篇文章。甘地在再版前言中重申托爾斯泰的話語：「只要我們拒絕臣服於壓迫者的暴政，他的所作所為就毫無用處。」次年，甘地再度寫信給托爾斯泰，托氏在回信中指出，非暴力抵抗「是至關重要之事，不僅對印度而言，對全人類也是如此」。托爾斯泰於一九一○年九月最後一次寫信給甘地的時候，除了在信中表示自己「大去之日已近」，另外也指出甘地的言行也許能夠助他實現願望。他企盼人類能夠徹底捨棄暴力衝突，而這項願望在俄國雖然破滅，在他心中卻依然熱烈。他對甘地指出：「你在德蘭士瓦省的一切作為，雖然似乎遠在世界的邊陲角落，卻是對人類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工作，更是最為有力的實證，可供全世界效法。」

在二十世紀初始，全世界都對這項實證深信不疑；不過，到了二十世紀末，在國家與公眾社會的事務里，暴力無疑是揮之不去而又深具戲劇性的重大邪惡勢力，表現方式包括恐怖行動、種族滅絕、宗教鬥爭，以及不滿人士與極端份子的偶發行為。暴力雖然受到廣泛的採用，促成變革的紀錄卻是少之又少──由此可見，過去一項有關政權的假設已然過時。

鄂蘭在她精闢出眾的〈論暴力〉(OnViolence)一文中指出，暴力「根本無力」創造政權──暴力「無法宣揚理念，不論是歷史性還是革命性的理念，也不論其具有先進還是反動的特質」。她循此駁斥許多半吊子革命份子所偏好的謬論，即毛澤東所謂的「槍杆子出政權」如果說希特勒曾經說過類似話語，也一點不令人意外。不過，暴力叢生的二十世紀，卻也目睹了專制統治模式的瓦解。，絕對的暴力，或是以絕對暴力為後盾進行的恐嚇，並不會保證帶來絕對的權力。

鄂蘭指出，暴力是國家或武裝團體所使用的工具，在短期內能夠造成對手的恐懼、引來對手的屈服，或者毀損生命及財產；不過，暴力的使用者卻無法因此獲得維繫權勢所需的正當性以及人民認同。反之，在民主國家穩定而長久的政治制度中，鄂蘭看到了一種較為優越的權力模式，根源也頗為古老：「由古羅馬人稱其政府體系為『城邦』可知，他們當時的權力與法律概念，基礎就不是建構在命令與服從的關係上。」十八世紀政治大革命期間的改革人士，在建立共和國的過程中，又重新喚起了這項概念：「以人民的權力為基礎的法治制度，將會終結人治體系。」

二十世紀的人民權力不但沒有出自槍杆子，還推翻了許多認為暴力即是權力的統治者；採用的手段則是解除其權力的真正來源：亦即其治下人民的認可或順服。惡法一旦不再受到遵從，商業活動一旦因人民罷工而中斷，公共服務一旦無法繼續運作，而軍隊也不再受到懼怕，則政府所能使用的暴力手段也就不再重要──因為其迫使人民臣服的力量已然消失無蹤。

一百年前，全球盡由帝國與君主國家宰制。在二十一世紀的開端，世界五大洲卻已滿是實行共和政體的國家。據說羅馬皇帝克勞狄一世非常渴望恢復羅馬共和，但他知道他的對手絕對不會讓他這麼做。今天，古羅馬的「城邦」精神已經成為舉世一致的標準─而且，除了少數例外之外，其反對者也早已消失無蹤。不久之後，這些人對權力的概念也會隨之消逝。

責任編輯：鄭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