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洛凡·德热拉斯 著
陈逸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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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编 子实一
历史告诉我们，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其他政党也都不满现状，最显著的例子是俄国，除共产党外，使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还有其他政党。
然而，只有共产党是既反对现状而又坚决一贯地支持工业化运动。实际上，这是从根本上摧毁既有的所有权关系。在这一方面，其他的政党没有如此激烈。没有一个政党“热心工业”到那种程度的。
为什么这些政党在它们的纲领中一定要具有社会主义的内容呢？其原因不那么明显。在帝俄的落后环境中，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不只显得不足以迅速完成工业化，而且事实上在阻挠工业化。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在一个极端强有力的封建关系依然存在的领域中发展起来的，同时这个原料丰富、市场广大的国家一直是在其他比它先进的国家的控制之下。
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工业革命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不得不姗姗来迟。在欧洲国家中，俄国是唯一没有经过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国家。它同欧洲中世纪时的城市国家没有一处相似。落后，半封建，君主专制，政府集权，有些地方的无产者人数激增，俄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卷入近代资本主义漩涡，而成为世界各国大银行中心攫取其经济利益的目标。
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说，俄国大银行的资本有四分之三是外国资本家的。托洛茨基也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强调这一点。他指出，外国资本家握有俄国工业资金的40%，在某些重要工业上的百分比甚至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就南斯拉夫来说，在南斯拉夫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中，外国人有决定性的势力。这些事实的本身并不说明甚么。但是，它们表明，外国资本家用他们的权力来阻止这些国家的进步，他们把这些地区当作他们所需要的原料和廉价劳力的供应地，结果使这些国家不会进步，甚至还开始衰落。
在这些国家中，凡是负有要发动革命这一历史任务的政党在对内政策上不得不反对资本主义，在对外政策上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
再就内部的情况说，本国资本是软弱无力的，并且大部分是外国资本的工具或附属物，因而，对工业革命真正有兴趣的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从日益贫困的农村中走出来的无产阶级。就像消除残酷的剥削是那些已经成为无产者的人们的生死大事一样，工业化运动是那些即将成为无产者的人们的生死大事。代表这两类人的运动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那就是说，在观念上、口号上和诺言上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除非革命的政党能控制国内一切资源，特别是那些因实行严厉的剥削和使用不人道的方法而遭群众痛恨的本国资本家的资源，否则，革命党就不能认真地计划实行工业革命。同时，革命党还得对国外资本家采取同样的对策。
其他政党不能采用类似的政纲。它们不是想恢复从前的旧制度，就是想保持既得利益，或者最多也不过是谋求逐步地和平发展。甚至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如俄国的社会革命党，都想把社会拉回到古时农人的田园生活。甚至像俄国的孟什维克这类社会主义的政党，也只不过是想用激烈的手段推倒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孟什维克党人的观点是，为了这到日后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先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然而，事实上，问题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这些国家中，复古或者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行不通。在特定的国内外条件限制下，两者都不能解决这些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问题，即工业革命问题。
只有既主张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又主张迅速推行工业化运动的政党才有成功的希望。此外，很明显，这个党必须确信社会主义。不过,由于这个政党必须在既有的一般条件下，以及在工人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中活动，所以在意识形态上，这样的一个政党必须凭借两点，即近代工业必定会产生而且是有用的，以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信条。这种观念已经存在，只须稍加修改就行了。这种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它的革命的一面。于是，它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或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后来，随着革命的发展以及工业先进国家在组织上的变动，这个党又必须与欧洲社会主义的改良派分手。
革命和迅速的工业化的不可避免，曾造成巨大的牺牲和采用暴力手段，这就不只需要诺言，而且对人间天国到来的可能性要有信心。革命和工业化运动的信徒和其他人的行动一样，循着阻力最少的路线前进，他们常常离弃已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条而另辟途径。可是，他们并不能完全摒弃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是适当的、而且在特定的时间内也是不可避免的形式与技术，社会可以通过它们表达其需要和愿望，以谋求生产改进与扩大。在英国，在十九世纪的前五十年中，资本主义使生产有了改进和扩大。正像英国的工业家为了扩大生产而不得不摧毁农民的利益一样，俄国的工业家或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成为工业革命的牺牲品。参与人和形式井不相同，但规律却完全一样。
不论是在英国或俄国，社会主义总是不可避免地被用作口号和誓言，被当作一种信念和高尚的理想，并且在事实上被作为一种特别的政府形式和所有权形式，这种形式将便利工业革命并且使生产作可能的改进与扩大。二
所有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在新的经济或社会关系已开始抬头、而旧有的政治制度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障碍时才发生的。
所有这些革命者是要摧毁旧有的政治形式，并为旧社会中早已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和关系开路。在某些革命中，革命者甚至要求得多点，例如，雅各宾党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中曾试图以武力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但是他们不得不失败并且很快被消灭。
在从前所有的革命中，武力与暴力主要是作为后果、作为新的但早已得势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与关系的工具而出现。即使在进行革命时，武力与暴力超出了适当的限度，然而最后，革命的力量总不得不被导向一个积极的并且可以达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恐怖与专制也许在所难免，但只是暂时的现象。
一切所谓资产阶级革命，不论是由于下层的支持而取得成功，例如由群众参加的法国革命，或是像德固俾士麦时代的来自上层的政变，都必然以政治民主告终。那是可以了解的事。那些革命者的任务主要是摧毁旧的专制政体，建立一种将能适合现有经济及其他需要的政治关系，特别是适合商品自由生产的需要。
当代共产主义革命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革命。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新的或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中早已存在，或者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过度发展”。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发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能力使自己工业化。
在法国，在革命开始以前，资本主义早已存在于法国的经济领域内，社会关系上，甚至公众的良知中。这很难和俄国、中国或南斯拉夫等国的社会主义相比。
俄国革命的领袖们是明白这一事实的。当革命还在进行时，列宁曾于1918年3月7日在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
“……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它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它所应做的一切：它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却处在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中。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越落后，它由旧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越困难。……
“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包括一小部分工业上层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展的资本主义形式。”【见《列宁全集》第27卷，人层出版社1961年版，第77-78页。——译者】
我引述了列宁的话，但我还可以引录任何一个共产主义革命领袖及其他许多作者的话来证实一项事实，即新社会中并无既定的关系存在，不过总有人必须来建立这种关系，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由“苏维埃政权”来建立。如果新的“社会主义”关系已在共产主义革命趋向胜利的国家里有最充分的发展，那就无须环绕“建设社会主义”而作那么多的保证、论证和努力了。
这一事实导致我们发现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矛盾。如果一个新社会所需要的条件还未充分具备，那末，是谁要革命的呢？再则，革命又怎么可能呢？新的社会关系既然在旧社会中尚未成形，革命又如何能维持下去呢？
过去从未有任何革命或政党把建立社会关系或新社会作为自己的任务。然而，这正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
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们虽不比其他的革命领袖更熟知支配社会的规律，他们却发现，在有可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实行工业化也是可能的，特别是当他们使社会的改选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上的假设进行时，更有此可能。革命在“不利的”条件下取得成功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建设”也证实了这一点。这就加强了他们的幻觉，以致他们自以为深知社会发展的规律。事实上，他们是先为一个新社会设计一幅蓝图，然后动手去建造，不对的地方就加以修改或废弃，务求一切尽量合乎他们的计划。
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工业化作为一种不可避免而合理的社会需要，便和共产主义的完成工业化的方式结合起来了。
革命与工业化虽在平行的轨道上齐头并进，然而，不论是前者或后者都不能在一夜间完成。在革命成功后，必须有人肩负工业化的责任。在西方国家中，这一任务是由从专制的政治锁链中解放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担当的，但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并无类似的经济力量存在，所以只得由革命机构本身来担当，也即由新政权，由革命政党来担当。
在以前的革命中，在旧秩序被推翻后，革命的武力和暴力便成为经济上的一种障碍。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武力和暴力却是进一步发展甚至进步的一个条件。在以前的革命者看来，武力和暴力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弊害和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可是，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武力和暴力竟被提高到偶像和最后目标的崇高地位。在过去，构成一个新社会的阶级和力量早在革命发生前就已存在。而共产主义革命却是第一个不得不创造新社会和新的社会力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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