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 来源：《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6期
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三十八年中，波兰曾爆发过三次最有影响的大规模罢工风潮和 多次社会骚乱。从1980年?月开始的那次罢工风潮尤其是波兰历史上空前的。此次罢工不仅 震撼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导致波兰党政领导人的再次更迭，而且使由来已久的宗 教问题也明显地上升为波兰国内严重的政治问题。本文试图就战后波兰的宗教问题及其对波 兰社会的影响，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一、梵蒂冈与波兰的关系及其对波兰的影响
为了解波兰的宗教问题，首先必须看一下梵蒂冈与波兰的关系及其对波兰社会的影响。 梵蒂冈教廷是全世界天主教会的领导中心，统治着7亿3千2百万天主教徒。由于历史 原因及波兰宗教徒的当前狂热宗教情绪，形成了梵蒂冈与波兰的特殊关系。因此，梵蒂冈教 廷对波兰的社会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梵蒂冈与波兰教会的关系
早在10世纪末，基督教就成为波兰封建制度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精神思想上 为巩固封建统治效劳，从而使教会本身成了波兰最大的封建主，同时也成为国家最有权势的 统治者。从13世纪末起，波兰的主教便开始由罗马任命。因而，梵蒂冈教廷与波兰的教会有 着传统的密切关系。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后，尤其是从18世纪末波兰被瓜分以后，波兰天主教 会与梵蒂冈教廷那种传统的密切关系，更有所加强。
特别是1978年10月6日波兰克拉科夫教区红衣主教沃伊蒂瓦被选为罗马新教皇和他1979 年6月回到波兰访问，这在波兰建国一千余年的历史中是空前的。这一远远超出宗教和教会 范围的事件，不仅巩固了教会在教民心中的地位，同时在非教徒的心中也占有了一定的地位， 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教会势力的发展，使七十年代末期的波兰教会的影响明显扩大。 当波兰处于大动乱的时刻，占波兰人口90％的信教者对国家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由于教会势力在波兰社会占有显著的地位，因此梵蒂冈教廷与波兰教会的往来就更加频繁了。 波兰实行军事管制后，教皇约翰一保罗二世经常与波兰一些主教讨论波兰政治局势，并始终 密切注视波兰形势的发展。
1982年2月、 3月，波兰格莱姆普红衣大主教曾几次赴梵蒂冈同教皇就波兰局势进行磋 商。同时，梵蒂冈也派波季大主教到波兰活动。力求实现1982年约翰一保罗二世再度访波计划。 为此，格莱姆普红衣大主教于7月5日再次赴梵蒂冈讨论教皇访问波兰的问题。由此可见， 梵蒂冈方面有力地操纵着波兰天主教会，并力图对波兰政局的发展施加影响。
(二)梵蒂冈与波兰政府的关系
波兰政府与教会的关系问题，历来是矛盾重重，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波 兰人民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徒，而且这些天主教徒依附教会颇深，而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又是东 欧国家中所特有的，它一直在社会中保持着一种优越的地位。1970年盖莱克接替哥穆尔卡上 任执政后，为了清除政教间的紧张气氛，加强了与梵蒂冈教廷的接触。
1971年4月，波兰政府代表、前副外长斯卡任斯基在罗马首次与梵蒂冈的代表卡萨洛里 夫大主教进行了对话。对此，梵蒂冈方面也相应作了反应。同年11月，卡萨洛里夫又代表梵 蒂冈教廷正式访问了波兰，双方并举行了会谈。1972年波兰政府与梵蒂冈方面达成了一项重 要协议：波兰向罗马派出常驻代表，负责与教廷联系，而梵蒂冈代表则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前 来波兰，逗留时间亦可自定。在波兰政府与梵蒂冈关系“正常化”的推动下，波兰前外长奥 尔绍夫斯基1于1973年11月正式访问梵蒂冈，并受到教皇保罗六世的接见。这是战后波兰史 上，高级政府代表对梵蒂冈的首次访问。1977年盖莱克亲自访问了梵蒂冈，并与教皇保罗六 世会晤，从而促进了波兰国内政教关系的正常化。
七十年代，在梵蒂冈教廷已经开始致力于恢复同东欧某些国家的正常关系的情况下，波 兰议会于1971年6月23日，通过有关法令，确认了罗马天主教会有权在波兰西部和北部地区 使用国家的不动产，最终解决了教会的财产问题。2在此之后，1972年6月28日梵蒂冈方面 宣布了保罗六世关于最终调整波兰西部和北部各省的教会组织机构的决定。内容是在波兰的 西部和北部地区建立新的教区，并将这些教区纳入波兰的教会组织范围。这就意味着梵蒂冈 正式承认了波兰西部世界，为缓和波兰的政教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七十年代以来，是战后 波兰政府与梵蒂冈教廷接触最广泛的时期，也是梵蒂冈教廷以宗教形式向波兰社会渗入以及 对波外交政策突破的重要时期。
(三)梵蒂冈对波兰社会的影响
鉴于梵蒂冈教廷与波兰的特殊关系以及波兰的宗教特点，波兰天主教会拼命扩大自己的宗教影响。
梵蒂冈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作为克拉科夫教区的红衣大主教——沃伊蒂瓦，长期被西方宗教界认为是波兰的宗教自由 的坚强捍卫者。因而，沃伊蒂瓦当选为新教皇被梵蒂冈教廷认为是宗教对波兰以及其它东欧国 家渗透的最适当人选，为梵蒂冈开辟了一条通往波兰的“道路”，以适于梵蒂冈对波兰政权施加 压力和进行宗教、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需要。这也是梵蒂冈的某种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选择。 1979年6月，约翰一保罗二世出任罗马教皇不久就急忙应波兰主教团的邀请，在波兰进 行了九天所谓“宗教性”的访问。访问期间教民们欢迎教皇约翰一保罗二世的狂热情绪是波 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教皇在访问华沙、格涅兹诺、琴斯托霍瓦、克拉科夫等地时，进行了 多次布道演说和主持弥撒。此事轰动了整个波兰，并为全世界所瞩目。这些公开的大规模的 宗教活动是东欧国家中仅有的，对波兰国内形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人们开始把波兰的希望 寄托在宗教上。也就是说，波兰党的威信严重削弱，教会威望提高了，从而扩大了教会对社 会问题的发言权。
二、宗教势力在波兰的发展
战后，波兰天主教会在国内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深入社会，使宗教在这段历史时期发展很 快，并加强了它在社会上的地位。大量事实表明，波兰的宗教问题是战后波兰几次政治事件 中最敏感的问题。
历史上，波兰的天主教会势力本来就很大。七十年代，教会势力已蔓延到整个波兰社会。 波兰宗教势力为什么发展如此之快?这一方面与波兰的民族历史有关，但更主要的则是以下 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教会的威望和地位日益提高
由于波兰教会大力提倡“民族团结”、“爱国主义”、“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等口号， 使其在波兰人民心目中已成为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的维护者。从而，更激发了波兰人民对当 局屈从和依附于苏联的不满情绪。
波兰建国已有一千年的历史。自从被沙皇俄国、普鲁土、奥地利三国宰割以来，经历了 一百多年的英勇反抗斗争，为了维护民族独立、争取国家主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长期以来， 波兰人民逐渐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反对外国势力干涉的民族独立感。特别是由于苏联 对波兰长期维护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实行霸权控制，致使波兰的政治、经济危机接踵而来。 建立自主的政治与经济秩序是维护民族独立的根本，而在政治、经济上依附于外国，势必影 响民族的自主地位。因此，波兰人民早已对政府依附苏联的政策感到不满，近年来进一步加 深了反苏情绪。教会把握了这一点，就利用波兰人民的民族意识，对波兰党采取了一系列攻 势，并从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尤其是战后波苏关系中有一些历史问题，如“波兰的东部领土 问题”3、“卡廷森林事件”4、“1939年9月17日苏联出兵占领波兰东部领土”5，使波兰人民 的民族尊严受到了严重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波兰社会各阶层在教会的煽动下对政府在这些 问题上未采取明确立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因而教会乘机扩大自己在人民中间的政治影响， 提高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威望。
第二，政府对宗教的宽容政策
波兰宗教的狂热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宽容政策造成的。1970年底盖莱克上任后， 在教会势力的影响下，政府被迫对教会做了一系列重大让步，甚至可以说是妥协。在七十年 代中，政府大量地增加了用于修建教堂的经费。1971年至1974年间，政府批准修建了150座教 堂和祈祷所，使教会拥有的各种教堂和祈祷所数目达13，643座，仅1979年在华沙就开始兴建 教堂14座。与此同时，政府增加了神学院的招生名额，这就为教会造就神学人材创造了条件。 在政府放宽宗教政策的同时，教会利用了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加紧对人民的思想渗透， 并扩张其势力范围。例如，1973年教会强烈反对改革教育制度，反对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大 力宣扬“基督精神”。1978年9月，波兰天主教在致教友的公开信中又提出了其主张，并要求 波兰党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以便教会更自由地利用宣传工具。这显然是企图在教育、宣传和 出版方面扩大宗教的影响。1976年，教会同知识界联合起来抵制宪法修改工作，公开反对在 宪法中写进波兰党对波兰人民的领导作用的条款。由此可见，教会已深入有力地干预了国内 政治生活。
第三，宗教对青年一代的侵蚀
尤为严重的是，教会对青年一代的宗教侵蚀日益加剧。教会与波兰党争夺青少年，是试图 取代党在年轻一代中的地位。在教会的宣传鼓动下，波兰青年中教徒日益增多。由于政府各级 领导部门放弃对青少年进行必要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不向他们灌输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世 界观，使青少年往往感到思想空虚，不谈理想、前途，不讲共产主义道德，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 机。在这种情形下，教会乘虚而入，给青少年灌输“一切求助于上帝”的宗教意识。1968年，由 华沙大学首先发起的大规模带有宗教色彩的示威游行，也表明了波兰青年一代的宗教情绪。
第四，西方通过宗教对波兰社会的渗透
宗教是西方对波兰社会进行渗透的重要渠道。西方一贯利用宗教传播西方的议会民主思 想和鼓吹资本主义制度。如“天主教知识分子俱乐部”就为此积极开展活动，主张实行社会 的政治、经济改革，推行国家的“民主化”，这在波兰人民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而，波兰的 宗教热不仅在形式上有所发展，而且还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色彩。特别是波兰人当选为 罗马教皇一事轰动了西方国家，密切了波兰教会与西方宗教界的关系，从而也密切了波兰与 整个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关系。美国前总统卡特在沃伊蒂瓦当选时就一语道破了这种关 系，他说沃伊蒂瓦的当选“使教会和全世界充满了新的希望”。所谓“新的希望”，就是为西方 对东欧国家的渗透开辟了新的途径。
战后，波兰的宗教势力以及人民狂热的宗教情绪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七十年代中，教会 势力的影响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从宗教的普及程度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近年来， 波兰国内信教的人数增加很快，现已从占居民的60％上升到90％以上；甚至在军队各级都保 留了随军神甫，各地区还设有军人专用的教堂；在党的干部中信教也十分普遍。波兰教会和 宗教协会为了进行宗教宣传和培训神职人员，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神学教育机构。天主教就 有2所高等神学校，即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和华沙天主教神学院，44所高级宗教学校，11所初 级宗教学校， 8所普通中学，2所基础专业学校和1万2千多个教父问答点。可见波兰在东 欧各国中是迷信宗教最盛的国家。尤其是到了七十年代末，波兰的宗教狂热达到了高潮。1978 年，波兰人当选为罗马教皇，这一来更激发了波兰的宗教情绪和民族意识。1978年10月17日 晚，为庆祝历史上第一个波兰人当选为罗马教廷的教皇，数以百万计的波兰教民举行了大规 模的弥撒、祈祷和街头集会。具有传统民族主义情绪的波兰人认为这是一桩“具有历史意义 的伟大事件，是波兰民族的骄傲”，认为一个波兰人能够统治7亿3千2百万天主教徒是波兰 宗教史上的奇迹和波兰教会的光荣。为此，波兰教会借机要求政府批准天主教刊物《普世周 刊》增加1倍的发行量(即增加到8万份)，但被政府拒绝了。自这以后，波兰的宗教影响在 战后波兰历史中开始了一个重要时期。
三、宗教在波兰社会中的政治作用
战后，由于种种原因，教会在历次波兰动荡的政局中都起了重大的政治作用，并始终站 在波兰党的对立面上。自1976年波兰社会上公开出现持不同政见组织以来，教会则以各种方 式大力支持这些组织。例如，1976年成立的“保卫工人委员会”，1977年的“保卫人权和公民 权运动”组织，1978年的“大学生团结委员会”、“农民自卫委员会”，1979年的“波兰青年运 动”，“独立波兰联盟”等，尽管它们的政见不同，但都与教会在政治上有密切的关系。在 1979年6月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波兰这一事件中，无论是教徒还是非教徒均以各种方式表示 他们对教皇的崇拜，这一事件成了反对派的一次政治示威。显而易见，教会与反对派组织遥 相呼应，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潮流。由此看出波兰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更加明朗化了。
到了八十年代，宗教势力已成为波兰国内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1980年的工人罢工运 动，显然有宗教势力暗中参与。为“团结”工会出谋划策的顾问班子就是教会的神职人员和 反对派组织的成员组成，这是一个带有明显政治企图的“参谋部”，它为罢工推波助澜。实行 军事管制后，“团结”工会的公开活动遭到禁止，教会则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加抗议军管的行 动。如1982年波兰当局在组织“五·一”庆祝活动时，华沙教区大主教则在“五·一”上午 进行布道活动，以宗教仪式对抗当局。布道之后，数以万计的群众举行了历时两小时的示威 游行。这一活动显然有教会鼓动的政治背景。军管后，“团结”工会也没有因为当局宣布全国 进入“战时状态”和“暂时禁止“团结”工会的活动以及其领导人瓦文萨被捕而偃旗息鼓。 在教会的暗中帮助下，“团结”工会转入了地下活动。为了从多方面给予“团结”工会有效的 支援，格莱姆普大主教任命的主教团社会委员会，于1982年4月5日提出了社会妥协办法， 其中具体建议就有取消军管、恢复“团结”工会及其它组织的活动等，同时一再呼吁当局同 “团结”工会谈判和释放瓦文萨，力图把“团结”工会立即重新健全起来，发挥它的作用。 教会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从维护宗教地位考虑，教会一直未直接 介入反对派的活动，并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政府的工作，为平息波兰动荡局势起了一定的作 用。在1980年的工潮中，教会一面为“团结”工会出谋划策以指导罢工运动；但为缓和政府 与工会的冲突，它又在关键时刻为政府和工会穿针引线，为社会安定起了媒介作用，1·981年 12月19日，格莱姆晋大主教就波兰国内的局势发表声明，呼吁社会安定，避免内战，反对把 波兰驱入更大的灾难之中。尽管教会也指责波兰当局的军管行动，但基本态度是呼吁当局和 社会重新对话和妥协，力求稳定社会秩序。为此，教会方面还专门成立了解决危机问题的班 子一一主教团会议特别协商委员会，以便达成全国人民的妥协。这些事实表明了教会极大的 克制性和老练的政治斗争策略。可见，教会在波兰的政治舞台上已经成为一股很成熟的政治 势力，并始终与波兰的政局休戚相关。
教会势力介入政治斗争的领域在波兰国内既有消极的作用，也有积极作用。它有维护民 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一面。特别是1976年春，盖莱克要在宪法修正草案中列入波苏同盟以及 波兰与“经互会”，华沙条约关系等条款，这种损害民族利益的举动遭到了教会的严厉指责， 因而提案在教会和波兰人民的压力下被否决了。
战后，波兰教会势力在国内的政治作用如此之大，根本原因在于波兰党在国家的政治、 经济以及外交政策方面失去了人民的信任。面对危机形势，又束手无策。这必然造成宗教的 政治势力在波兰的发展，并使之逐渐对国家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
四、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及波兰党对宗教的政策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波兰政府与教会积怨甚多，矛盾很深，因而形成了极为尖锐复杂的 对立关系。战后在波兰建国初期，波兰党对教会采取了强硬的限制措施。由于政府不顾历史 条件和实际的社会现状对教会采取了高压政策，因此发生了多次教会与官方的冲突。如波兰 党执政初期，政府囚禁了锥辛斯基红衣大主教，这一不明智的做法激起了教民的不满，唤起 了人民的反抗情绪，使政府受到很大社会压力。
1956年，在哥穆尔卡执政时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政府试图缓和与教会的关系，在某 些方面对教会作了让步。如哥穆尔卡与红衣大主教维辛斯基就波兰问题定期进行会晤，就是 为了缓和双方关系，虽然政府与教会的频繁接触似乎表面上缓和了关系，但由于双方无法调 解的矛盾仍旧日益加深，终于导致了1966年“建教千周年”纪念活动中的政教关系危机，发 生了流血冲突事件。这又进一步激化了政府与教会之间的矛盾。
1970年波兰事件后，盖莱克接替哥穆尔卡执政。为了稳定国内政局，他也首先采取了一 系列缓和政教关系的措施。如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放宽了教会的活 动范围。因而，七十年代可谓是战后波兰政教关系有史以来的“黄金时代”。但这种关系实际 上不过是貌合神离，依然潜在着无法避免的危机。政府为缓和政教关系，避免社会骚乱，采 取了对教会步步退让的政策。波兰党执政以来，政府向教会做了许多让步，但最大的让步是： 1980年底，在工人罢工浪潮的冲击下，波兰政府被迫同意教会通过电台转播星期日弥撒。这 是战后教会在与政府斗争中取得的最大“胜利”。
当前，波兰政府想持久地稳定国内政局，除了有效地解决好经济问题以外，处理好宗教 问题也是必要的前提。
1 奥尔绍夫斯基从1971—1976年担任过外长职务。在今年7月的波兰政府改组中，奥尔绍夫斯基再次被批准担任外长职务，并辞去了波兰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
2 1971年，波议会通过了第二次大战以后在北部和西部原德国领土上收归国有的教会财产归还天主教，并取销了原教会所欠的1亿1千1百万兹罗提的地租。
3 1921年3月18日在里加(现苏联拉脱维亚共和国首府)签订的波兰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条约，即里加条约。该条约第二条详细规定了波兰的东部边界。这条边界线在寇松线以东。根据这个条约划定的波兰领土比1772年第一次瓜分前少30万平方公里左右。
4 1943年4月13日，德国法西斯通过柏林电台宣布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发现葬有几十名被抢杀的波兰军官的尸体，说这是苏联人在1940年春天干的。15日．苏联政府发表公报，否认是苏联干的。为此，国际红十字会对此进行了调查，此案至今悬而未决。”卡廷森林事件”由此而得名。
5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侵占波兰。17日，波兰资产阶级政府出亡。同一天，苏联军队越过1921年里加条约划定的波苏边界，进驻波兰东部地区(即现在苏联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并将这些地方并入了苏联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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