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洛凡·德热拉斯 著
陈逸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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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编 子实一
虽然在西欧近代工业发展以前，现代共产主义还处于潜伏未动状态，但推溯其根源，却由来已久。共产主义的两个基本观念为“物质的第一性”和“变化的实在性”，这两个观念借自现代共产主义萌芽前不久的思想家们。但随着共产主义的日渐得势，这两种基本观念却反而愈来愈不占重要地位。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共产主义已经得势，现在要想按照它自己的观念来改造世界，而且渐渐不想改变它自己了。
辩证法与唯物论，即世界的演变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是古典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基础。然而这些基本观念，却并非创自共产主义理论家，如马克思、恩格斯等。他们不过利用这些观念编织成为一个整体，于是无意中就成了新世界观的基础。
“物质的第一性”这一观念乃借自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早期的思想家，包括古希腊的德模克利特在内，曾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这一观念。至于由矛盾对立面的斗争而引起的“变化的实在性”这一观念，即所谓辩证观，则系由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而来，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曾以不同的方式表示过这种观念。
马克思思想与在它以前的同类理论家之间的不同，我不想，在此详加论述。我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黑格尔提出“变化的实在性”时，他仍然保留一个不变的最高规律，即“绝对观念”。分析到最后，如黑格尔所示，在人类意志之外，仍有些不变的规律在主宰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本身。
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尽管重视“变化的实在性”，但仍然认为客观或物质世界的规律是不变的，而且与人类无关。马克思断定他能发现主宰生活和社会的基本规律，正如达尔文发现主宰生物的规律一样。无论如何，马克思确信阐明一些社会规律，尤其是关于这些规律如何在工业资本主义初期发生作用的问题。
这一事实纵然确实无误，我们也不能只凭这一点就认为现代共产主义者所扬言的马克思发现了所有的社会规律之说是正确的。并且，更不能像以法国的拉马克和英国的达尔文的发现为根据来繁殖家畜那样，认为根据他们的意图来改造社会的办法是正确的。人类社会到底与动物或无生物不能相提并论。人类社会是由不断作有意识活动的个人与团体合成的，它是一直在生长与变化着的。
在当代共产主义的自吹自擂中是含有专制主义种子的。当代的共产主义者虽未把共产主义视为唯一而绝对的科学，但至少被认为是基于辩证唯物论的最高科学。这种自负的根源，我们可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找到，虽然马克思自己并未料到。
诚然，当代的共产主义并不否定客观或不变的规律的存在。但一经得势，它对于人类社会及个人的行动，却完全不是这回事，它所用以建立权力的方法，与其理论所指示者不同。
共产主义者从只有他们知道主宰社会的规律的大前提开始，推得一个过于简单而不科学的结论，即这一所谓的知识使他们有权力和专权来改变社会并管制其活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错误。
黑格尔曾就普鲁士的君主专制是他的 “绝对”观念的化身。同样，共产党人则以为他们代表了客观的社舍要求。但共产党人与黑格尔却另有不同之处，这也正是共产党人与君主专制的不同。专制君主自视之高并不及共产党人，其自观之绝对也不如共产党人。二
黑格尔大概曾为从他的发现所可能得出的结论而成到不安。举例说，如果一 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那末他自己的思想以及他所要求保存的社会又将怎样呢？因为他是一个由皇室任命的教授，自然不敢公开主张应该根据他的哲学来改造社会了。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情形不同。在年青的时候，他曾积极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他从黑格尔的思想所引出的结论走向极端。整个欧洲为了到达新的、更高的阶段，不是在作流血的阶级斗争吗？根据马克思的解释，这不但表示黑格尔理论的正确，并且因为科学已迅速发现客观的规律，包括可实施于社会的规律在内，所以哲学的体系就失去其意义，无所用之了。
当时在科学上，哲学家康德的实证主义，曾作为研究方法而取得优势，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如斯密、李嘉图等，也正大行其道，而在自然科学方面，划时代的规律日有发现，近代工业正依据科学技术开辟共出路。这时候，资本主义年青时期的伤痕，一方面显示其本身的苦难，另一方面也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开始。显然，这是科学统治的开始，甚至支配到社会，同时，这也是要求消灭资本主义所有权观念的开始，因为，它已被视为人类幸福与自由的最后阻碍。
得出一个伟大结论的时机已经成熟。马克思的勇气和知识都足以表这出这个结论，但是他却没有可以凭依的社会力量。
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和思想家。就科学家而言，他确有重要的发现，尤其是对于社会学。就思想家而言，他使现代史上最初发生于欧洲、现在传布于亚洲的最巨大和最重要的政治运动有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但是，正由于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他并没有想到建造一个包含一切的哲学或意识形态的体系，有一次，他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伟大的科学天才，使他比前辈的社会学家如英国的欧文和法国的傅立叶要优越得多。而且因他并不主张有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或自己的哲学体系，所以使他显得比他的后继者优越。这些后继人物大多都是理论家，科学家的成分极少，如普列汉诺夫、拉布留拉(Labriola)、列宁、考茨基和斯大林。他们主要的愿望便是想根据马克思的观念建立一种体系，尤其是那些缺乏哲学素养而更没有哲学的天才的人更作如此想法。后来，这些马克思的后继者便有以马克思的学说作为固定而包含一切的世界观的趋势，并自以为对马克思的全部工作的继续应负厥责，而且认为马克思的全部工作实际上已经是完整的了。科学逐渐让位于宣传，结果则宣传逐渐以科学的姿态出现。
在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认为不需要有什么哲学。他的最亲密的朋友恩格斯曾说，由于科学的发展，哲学已经死亡。马克思的论文并不都是具有独创性。所谓科学的哲学已成了当时的一般风尚，在康德实证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出现以后，尤其如此。
所以对于马克思之不需要有什么哲学并且不认为有建立一种哲学的可能，我们是不难理解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倒是，为什么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却要把他的思想造成无所不包的体系，成为一种独特的新哲学。他们虽然不承认有任何哲学的需要，但在实际上他们造出自己的教条，以此为“最科学的”或“唯一科学的”体系。在举世热心于科学，并因科学而使日常生活和工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他们不得不是唯物论者，并自以为是“唯一”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的“唯一”代表，在他们代表了一个社会阶层之后更是如此，但事实上这一社会阶层是与当代一切被接受的思想相冲突的。
马克思的思想是受到当时的科学气氛。他个人对科学的倾向，以及他要使工人运动多少具有一个科学基础的革命愿望的影响的。马克思的门徒所受到的是另一种环境和另一种动机的影响，于是马克思的意见便变成了教条。
倘若欧洲工人运动的政治需要不要求有完整的新的意识形态，那末，尽管马克思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两方面的研究都具有极高的科学和学术地位，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论，就将被遗忘，就将被当作不是特别深刻而有创造性的学说而被舍弃。
马克思哲学的力量，不在于他的科学要素，而在于它与群众运动的联系，尤其是它的着重于社会变化的客观性。马克思学说一再地说，现存世界之所以会发生变化，只是因为它不得不变化，因为它本身含有与它自己相矛盾和使它本身毁灭的种子，而且工人阶级需要这种变化，也有力量影响其发生。由于这个哲学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扩大了，于是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就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这个哲学是万能的，至少在方法上如此。在并无同样情形存在的国家中，如英国和美国，其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虽然颇有势力，但这一哲学的影响与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
作为一种科学来说，马克思的哲学并不重要，因为它主要是根据黑格尔的哲学和唯物思想。但作为新的、被压迫的阶段的思想，尤其是作为政治运动的思想而论，它有划时代的作用，最初在欧洲，以后在俄国和亚洲，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三
马克思认为，通过两个基本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可以取资本主义社会而代之。他之所以认为有此可能，显然是因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贫富的悬殊日甚，形成社会上相互对立的两极，而这个社会又常常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分析到最后，可见马克思学说的产生是由于工业革命，或工业无产阶级要求改善其生活的斗争。伴同工业革命而来的群众的极端贫苦与凄惨对于马克思的影响极大，这不是偶然的。他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许多重要而动人的记述。作为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特征的连续发生的经济危机，以及当时的贫困现象与人口的迅速增加，显然使马克思相信只有革命是唯一的解决方法。不过他并不认为所有各国必将发生革命，尤其是在民主制度已成为礼会生活的传统的那些国家。他在一次谈话中曾列举荷兰、英国和美国作为例证。但就整个马克思的思想来说，却使人觉得他的基本信念乃是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相信革命，宣传革命，他是一个革命家。
马克思的革命思想本是有条件的，并不是适用于全世界的，但到了列宁手中，却被说成为绝对而普遍的原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可能是他最独断的著作）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原则，而且与马克思所认为的关于在有些国家可以避免革命的意见显然不同。列宁说，英国已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可以避免革命的国家，因为在第一次大战时，英国已成为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因此英国的工人阶级除了革命以外，已无可选择。列宁的错误，不但是在于他不知道“英国的军国主义”只是一种暂时的、战时的发展现象，并且他更没有预见到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他也不了解英国工会运动的性质。列宁过分重视他自己的或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的科学思想，而对于比较高度工业化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潜能及其客观的社会作用却极少注意。列宁虽然表面上否认，但实际上他却自以为他的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是可以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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